闻见 | 明恩溥：中国乡村学堂

文/明恩溥

明恩溥所著《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的插图

并不是每个中国乡村都有自己的学堂，不过，确实每个乡村都想有一个学堂，因为到处都对“教育”非常尊敬。没有学堂的原因多半是因为这个乡村太穷或太小，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在中国，每个有学问的人都是潜在的学堂教师，这些人中大多数也都能够在学堂里寻求到这样的机会。正如俗话所说：肥沃的土地上不会有坏庄稼。这表明教书是一种比任何其他职业都更有坚实基础的职业。当然，这只不过是理论而已。事实上，中国的教师经常难以保持灵魂和肉体的统一，而且常常不得不借别人的衣服穿，以便体面地出现在他的资助人面前。他的学问可能使他适合于教书，也可能不适合。但这种学问却使他完全不适合于做其他任何事情。因此，当学堂的请柬尚未发出之前，未来的教书匠将急切地等待着。

土地荒芜谷场光，教书先生心里慌。

这是一句谚语，另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家有几斗粮，不做孩子王。

学堂教师大量过剩，其原因是这种职业在声誉很高的同时报酬很低。真正有能力的教师，或者那些能够通过其他方式取得高名望的教师，可以要求适当比例的薪水。但那些只能在小区域内竞争位置的乡村教师，常常只有一点点微薄的收入。这种收入不过是：仅够吃饭的谷物，一些作燃料的干柴禾，一小笔钱，一般一年不超过十元钱。有时，那些只有一两个学生的教师，除了供饭，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报酬。自然有人会问，这样收入微薄的事情还值得去做吗？这个阶层的一位教师回答说，总比呆在家里什么都没有吃要好。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富人不去教书，穷人上不起学。当然，事实上不完全如此。奇怪的是，有些教师除了“四书”之外什么也没有学过，因此他们对“五经”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比较而言，如果是在西方，这种教师就只懂简单的分数运算了！

要求办一所学堂的主张，主要来自孩子们的父母，这时教师可以招到足够多的学生，所有学生的名字被列在一张红纸单上面。一般要在冬至（12月22日）之前做好上述准备工作，有时，事情被耽搁到年底，大约六个星期之后。另一方面，在某些地区，习惯在8月15之前作好学堂表格，有的在八九月都行。就像中国其他事情一样，教师的选择是很随意的。通常一个有学问的人都不在本村教书，当然，有时也出现例外。一般的原因是学生不便于太靠近以前的老师，这种老师可能会在以后对他们提出各种要求。有时，同样一个教师被连续聘请许多年，而其他的地方可能是一年变换一次。

一旦学生的名字被正式列入学堂的名单上，他就要交付已经认可的学费，不管他过去是否上学，也不管他是否在哪个季度缺席。

《中国乡村生活》，明恩溥著，中华书局，2006年

倘若教师由于严重的疾病而根本不能履行他的职责，那么契约将被取消；倘若学生已被列入学堂的名单，而不能来上学，那么，他的学费得照付不误，就好像契约已经完成了。

学堂资助人的愿望是让教师尽量多工作而少付钱给他，教师则想努力多拿到酬金而少干活。这样，教师总是欢迎在学生名单填好之后还有新的名字加入，因为这可以增加他的收入。资助人通常反对这种做法，因为他们认为如此这般他们自己的小孩教育就大打折扣了。他们也不喜欢教师带上一个儿子或侄子跟在身边，以免多占去一份伙食费用。遇上这种情况，教师可能于年终前就放弃这个学堂，不过，这些教师也难以在来年找到其他的学堂教书。

学堂的教室可能是私人房屋里的一间空屋子，也可能设在祖先祠堂、一般寺庙或其他任何租借到的地方。学堂的租金就不太清楚了。一般教师自己做饭吃，或者有一个学生作助手，可能就是教师自己的儿子，因为教师经常带着他，尽管前面已经提到，权威的经书上是反对父亲教自己儿子读书的。

每个学生需要的学习用具由其父母提供，不过是一张桌子和一个凳子，以及“文房四宝”：砚台（其上面有个研墨的小砚池）、墨块、毛笔、纸。

中国学堂的学年与农历年一致，不过，学堂通常要到1月中旬之后，有时到2月份才开学。在6月份收麦的时候有一个假期，另一个较长的假期是在九十月份秋收的时候。新年来临之际，学堂再放假10到20天。

如果当年的教师没有被续聘，他就很可能在当年最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不上什么课，因为他要更多地为自己的将来作打算，而不是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学生出席上课的情况也不规则，经常任意变化，恰如俗话所说：

借着十二月的光，老师给小孩放羊。

中国的教育是以古人的智慧为基础的，而这些古人中孔子自当首屈一指。因此，在学堂开学的时候，这个伟大的圣人自然要得到特殊的崇敬了，他被认为是学问的庇护人。在中国，这种崇敬的习俗各地差异很大，难以进行准确地概括。有些地方在开学之初还有祭坛、香火、蜡烛，以及正式的祷文等，但在孔子家乡所在的山东省，这种仪式则非常简单。在东家欢迎教师的筵席上，学生们被介绍给教师，并且要行两个大礼，一个是给孔子，另一个给当前的教书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既没有圣人的画像，也没有给他的祷文。而且，即使这样简朴的仪式，也不是很普遍。一位已有二三十年教书经历的教师明确地说，他只遇上一次这样的场合。

清末在广州田间劳作的青年男性

中国学堂的学生一般都要提前一个小时到场，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就吵吵嚷嚷地走开了。他们回到家里，吃完早饭，再来学堂。到中午，他们放学吃午饭，然后又来上学。在炎热的夏天，尽管所有其他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小孩，都可以尽情地睡午觉，但这些读书人仍要照常呆在学堂里，当然，下午他们可能要在课桌上打瞌睡了。学堂可能对此要给予一定的责罚，也可能索性对这种可怜的人放一马。不过，教书先生担心，如果让这些学生在家里正常地午睡，他在当天就可能再也见不着他们了。

如果说这些学生在三伏天气的状况是可怜的，那么，他们在寒冬腊月的状况则更是如此。学堂或者不生火，或者只是在地上烧一堆干草柴禾之类的东西，这只能暂时提高一下温度，而代价则是屋子里长时间地充满了呛人的烟味。即使屋子里有一小盆炭火也无济于事，况且这主要是为老师取暖用的。有些家境好的学生则包裹着一条长长的头巾，整天像半冻僵似的坐着不动。

通常，学生要到天黑得已经分辨不清人影的光景才离开学堂。最终放学了，接下来，既不意味着一次有益健康的散步，更不是一段嬉闹的时光，而是像那些成年的老夫子那样，以四平八稳的步调走回家。有些学堂要求学生晚上返回来完成作业，就好像漫长的疲惫的白天还不够似的。当然，这种情况主要是在那种开始学习写作的学堂里才比较普遍。

按照中国的理论，教书是最崇高的职业。孔子和孟子这些古代伟大的圣人，也不过是教师而已。教师被聘请，就好比一个将军被皇帝授予最高的权力。这个理论必然导致中国人对学问极度地尊敬，教师的控制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如按俗话说就是，师生若父子。不过，将军的比喻可能是教师权力更准确地表述。他能够宣布一种类似的军事管制，对学生进行严厉的责罚。

《三字经》前面几句就提出：“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小孩在学堂被处罚之后，通常会逃走，有时逃得很远。有个中年人告诉作者，他在小的时候曾被一个同姓的老师打过，其原因是这个老师自己小的时候被这个学生的爷爷打过，怨恨就这样被传承到了第三代！戒尺总是摆在教师的桌子上，同时也作为计数的符木用。一个读书人无论什么时候出去，都要带上这种戒尺，上面铭文的一面是“虔诚地走出去”，另一面是“尊敬地走进来”。一般是不允许两个学生同时走出去的。

学生所犯的最臭名昭著的过错，莫过于总是不能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他的功课。由于这种错误，他总是要受到惩罚，经常挨上几百板子。通常，坏学生或笨学生几乎每天都可能受惩罚，有时满身都是挨打的伤痕，这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想起逃奴而不是读书人。当学生躲闪挨打的时候，甚至头上还要挨上几下子。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被打昏过去了，这种例子绝不少见。遇上这种情况，通常父母除了去看看老师，了解一下事情的原由，并不作进一步的理会。他们着急的是小孩将怎么办，当然，生活成功的唯一道路毫无疑问是要完成学业。而要完成学业，唯一的方式是要依靠老师的教导，因此，无论父亲或儿子的感受如何，反正老师定下的规矩是绝对要遵守的。

作者知道这样一件事。有一位父亲决定让他的儿子接受足够的教育，以便将来能够掌管一桩小业务，于是，他聘请了一位老师来实施这个计划。可他的儿子却想回到他的粑子和粪篮子的事情上去。开学了，这个小孩死活不去上学。对此，就像大多数中国的父母一样，这个小孩的父亲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强迫他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唯一可行的措施是，将小孩的手和脚捆绑起来，装在一个篮子里，吊在扁担上，由两个人像抬一头猪一样抬到学堂里。在学堂里，这个小孩被拴在椅子上，不准离开屋子。一开始，照例让他学习《三字经》，可是，尽管老师一有时间就打他，他还是一点也学不进去。这个小孩不仅不学，而且对自己的不幸使出全身力气大声哭喊。这种态势持续了若干天，最后，就连孩子的父亲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格言：“死狗扶不上墙。”从此，这位少年开始干他唯一适合的农活去了。

不同课程的老师在处罚的运用上是不同的，但无论严厉的性质是什么，真正的儒家教师只会加重处罚，而不是减轻处罚。在他看来，他所使用的方法是唯一能达到目标的途径。学习的课程，学习的方法，以及学生的能力，都是固定的量，唯一可变的是学生可被劝说或督促的勤奋程度。因此，典型的中国教师有时是个完完全全的文化暴君。

当七八岁的小学生第一次坐在学堂里的时候，他一个汉字都不认识，既不知道如何发音，也不知道它的意思。老师照着书本一行一行地念，小孩子一行一行地跟着重复，通过不断地改正发音，直到能正确地念出来为止。就这样，他学会了将某个特殊的声音与某个形状的汉字联系起来。然后，每个学生被指定读书上的一两行，他的“学习”就是尽可能高声地朗读。每个中国人都认为这种高声朗读是小孩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如果他不高声朗读，老师怎么能确定他是在学习呢？由于学习和高声朗读是一回事，因此，如果他在高声朗读，就再没有其他什么可要求的了。而且，老师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随时掌握学生的发音，在萌芽状态就发现并改正其中的错误。当学生能够一字不差地重述被指定的几行文字时，他的课就“学”完了。然后，他要站起来，背对着老师（以免他看到书本），飞快地将这几行文字背诵下来。

每个教育家都知道，要防止小孩子带着一种不自然的音调念英语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要防止这种坏习惯的形成，就像不让杂草生长一样困难，而一旦这种习惯已经形成，要想消除它，则常常是不大可能的。在中国学生念中文的情况中，这种恶习更是几乎不可避免。学生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两件事上：一是以书本上的前后顺序重述所有的文字；二是尽量以最快的速度背诵下来。然而，意义和表达则完全被忽视了，因为中国的学生没有在心中理解这些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他唯一关心的就是背诵。一旦他真正熟悉了要背诵的一段文字，立刻高声地哼起来，就像陀螺或圆锯发出的嗡嗡声。不管听者对这段文字多么熟悉，要想从这种嗡嗡声中抽取出人的言语声，都是极为困难的，可以说，几乎不可能。

但是，如果学生背诵段落时不流畅，如由于忘记了某些字而出现停顿，他也不会停下来集中他的思想，因为他没有什么思想可集中，也就是说，事实上他没有什么思想可以说出来。他有的东西，只是关于某些声音的模糊的回忆。为了回忆那些已经忘记的东西，他要重复前面紧挨着的词或词组或句子甚至页码，直到将遗忘的链环再连接上。然后，他又能像前面那样背诵下去。

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假定要背诵的文字是下面《论语》上有关教师习惯的一段话：“沾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对这段文字不太熟悉的年轻学生是这样背诵的：“沽酒——沽酒——酒——酒——酒——酒——市脯，市脯——市脯——不食。不食——不食——不撤——不撤——不撤——不撤——姜食，姜食——姜食——不——不——不——不——多食。”

这就是所有中国人教学的方法。对于一个不了解情况的外国人来说，读书人这么大的吼叫声，使得学堂就像一个疯人院似的。西方的小孩没有这样学习的，西方的教师也没有这样教学的，在这样一种喧哗声中，教师不可能知道学生是否正在重复他教给他们的读音。这种不自然、不合理的持续尖叫声常常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大多数中国的读书人声音沙哑，不能大声地说话。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 

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

读书人手头上的第一本小书可能就是《三字经》（前面已经提到），之所以叫这个名称，主要是因为其文字都以三个字一条的方式进行安排，全文一千多字。它是八百五十年前由一位教师为他的私立学堂所编写的。世界上可能很少有什么作品能像《三字经》这样彻底地根植于数百万人的记忆之中。然而，虽然不计其数的人学过这本书，可人们对它的作者，写作的年代却所知甚少。威廉姆斯（Williams）博士已经引起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显著的事实：中国教育中的这本启蒙读本最开头的几句就包含了一个在这个古代异教徒世界很有争议的信条：“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在两句显示教育的改变效果和专心的重要性之后，该书举了孟子母亲教子的实例。作者接下来提醒读书人：“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俱名扬。”

然后，这位作者转向他的主题，有力地强调了对青年人进行教育的必要性：“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在引用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有关正当礼仪的奇妙例子之后，行文接着是六十多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常识。譬如，循序渐进的数字特性；天体的标示；君臣、父子、夫妻的三种关系；四个方位；五行元素；五种基本德性；六种谷物；六种家畜；七种情感；八种乐器；九族亲戚关系；五种伦理关系。

在强记下这个可怕的分类表之后，读书人要了解经书的概要，这些经书是他将来进一步学习提高的读本。《三字经》中列举了所有这些经书的名称、作者、梗概。然后，要特别注意的是历史的脉络，这包括各个朝代的名称、国号，以及一些重要的朝代奠基人，一直到1644年当朝的第一个皇帝为止。如果哪个学生想知道后面清朝皇帝的名号，只有等到清朝被推翻从而成为合适的历史研究对象之后了。学生被要求对这些历史记录沉思默想，直到理解这些古代和现代的事情，好像它们就在眼前一样，同时在早上和晚上的功课中进行背诵。

《三字经》结尾部分比起前面来对人表示了更多的兴趣。这部分告诉我们：伟大的孔子曾经向一个小孩学习；古代的读书人没有书，就以蒲草和竹片为纸抄录课本；他们为了驱除疲劳，用自己的头发系在屋梁上将自己悬挂起来，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有个人买不起油灯，借助萤火虫发出的光看书；另一个人在为别人放牧时，将书挂在牛角上苦读。在勤奋的奇特人物中，还有两位女子，“彼女子，且聪敏”。最后几条试图激发初学者的雄心壮志，不仅有古代的故事，还有狗守夜的忠诚，以及丝蚕和蜜蜂的勤奋。“人不学，不如物”。但是，“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如果中国哪位少年最终没有成为学问上的奇才，那一定不是这本著名小册子的作者的过错，《三字经》难以估量的影响已经证明它具有永久的魅力。

另一本中国学生早期的读物是《百家姓》，总共四百多字，都需要死记硬背。这本书上的汉字按四字韵文的方式编排，当一个中国人告诉另一个人他的姓，他常常复述四个排在一起的姓，于是，听者就可能回忆起他听说过的那个姓。在这个帝国的某些地方，《千字文》紧接着《三字经》，而另一些地方对它的用处似乎不清楚。正如书名所表明的那样，它包括一千个字，没有一个重复。这上面的汉字常常被用来代替数序标识考场上的座位，这样，读书人就有必要熟悉这本书了。

读书人掌握这几本小读物之后，就要开始学习“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虽然学习这些书的先后顺序各个地方有差别，但我们发现，其学习方法几乎是不变的。书，一本一本地存进读书人的肚子里（假定为知识材料吸收之处），如果有人给他提供半句线索，他能随时从记忆库中抽取出与之相对应的部分。

读完“四书”，接着是可能顺序不同的《诗经》《尚书》《易经》，以及孔子的历史著作，即众所周知的《春秋》。要记下所有这些书卷，无论如何需要好多年的辛苦。尽管各地惯例不同，但不管哪个地方，读书人在听到进一步的讲解之前，即使是关于初学的《三字经》的讲解，都要将“四书”全部死记硬背下来，或许还有《诗经》和《尚书》。在这些年头里，学生一直处于茫然状态，汉字“蒙”就表示了这种状态，这个字的结构表明了一头猪处于草丛之中。读书人的学习入门被称作“启蒙”，教初学者叫做“发蒙”。这种表达对应着确定的现实。在那些已经背下了这些读本的学生当中，某些最聪明的学生无疑会偶尔获得其中的某些思想。

有头脑的教师熟悉他们学生的能力，他们估计最聪明的学生也不可能理解所记忆的材料的百分之一。而大多数学生则好像赤着脚，蒙着眼睛在密雾中跨越山区，而且，大部分时间头上还响着长长的牛鞭子。确实许多学生一点也没有抓住真正的意义，甚至在教师认为已经作了充分的讲解之后亦是如此。这一点在教师给学生的作文考试中得到证明。这种考试的结果常常有许多错别字，这表明不仅教师的讲解没有被理解，而且多次细读的课文本身只不过是作为一串串声音进人到学生的耳朵里，根本没有进人他们的内心。

明 戴进《达摩至慧能六代祖师图》（局部）

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中国教师所采用的解释方法通常是不合理的。孔子说：“教师所说的话应当是可理解的，这也就够了。”不过，儒家的教师却常常没有充分领会到“可理解”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没有确认他的学生是否已经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他一般以一种庄重、正规的方式进行讲解，更多地是注意自己展露知识的技巧，而不是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据说，有一位很有名望的教师，在开口讲解经书时说：“每个句子都适合做一篇考试的作文。”这被认为是对该教师最高的褒奖。可是，那些适合于考试作文组成部分的句子，并不特别适合于年幼学生的理解，这些学生不知道什么考试作文，它的式样或类型完全超出了他们能力范围。

经书的注解由朱熹于12世纪完成，这已经成为仅次于经书本身的权威经典。在中国学堂，没有一位教师会引导他的学生对这种解释的准确性和适当性提出质疑。教师的全部工作，就是使学生适合于在考试中竞争，准备作文，争取赢得主考官的赞赏，由此通向学位的阶梯。这种结果，当然只有那种接受关于经书正统解释的读书人才可能获得，因此，这也就确保了中国学堂不可能成为异端思想的苗圃。教师与学生讨论的内容，或者是“四书”本身，或者是《四书集注》，除此之外，再不可能有其他的什么东西进到中国教师的心中。即使他想，也不能如此；即使他能，也不会去想。

学习写中国汉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尤其是与任何欧洲语言的书写相比较而言，后者不过是一种消遣而已。而且，汉字笔画的正确性与对其识别的正确性同样重要，因为某些考试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文章样式，还取决于毛笔书法。

奇怪的是，教师给学生选择书法练习的汉字，一般与他们正在学习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汉字可能首先来自那些小本子的韵文书，其中的汉字既简单又普通。

下一步书法练习的字是唐诗上的字。通常对这种唐诗的理解，需要熟悉音调和韵律，可这个时候的小孩对此一窍不通。学生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这些现在要练习书写的汉字，而且，这些汉字对他其他的学习也毫无用处。他们唯一要注意的是，这些汉字的构造是好还是坏。这儿没有什么可复习的东西。

选择唐诗而不是当前课文中的汉字或句子作为书法课，其原因就是习惯用诗文，而不习惯用其他的材料，如果是后者，将使教师显得可笑。此外，诗文本身有着完整的意义（如果能够理解它的话），而相互隔离的汉字则做不到这一点。这种教学方法的结果是，成千上万的学生离开学堂就不认识什么字，大多数说出来的字都是错的。起初，我们对于普通的中国人很少能够准确地识字这种现象感到无法解释，现在看来，上述教学的方法至少是部分的原因。在这样的教学体制下，对于一个已经呆在学堂里若干年的人来说，要写那些指称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的汉字，不可避免地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字，无论是印刷的形式还是书法的形式。这样，如果列举一份家务用品的清单，能写对的字达不到十分之一，因为这些字既不在经书中也不在唐诗中出现。不仅如此，一个乡村学堂的一般毕业生写一封普通的信，或者随便在一张纸上写一些字，不可能不写上一些错别字。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道光年间徽州地区民间合同

如果教书先生是个有名望的人，他有许多熟人，过去的学生，等等，这些人都可能去他住的学堂拜访他。按照中国的规矩，主人是要对来访者给予一定关照的，但学堂的正常秩序却不应当被不必要的干扰所破坏。事实上，在大多数学堂，这种干扰相当严重，对此，教师常常不予以接待。

当然，上面所说的情况得有一个前提，就是假定教师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对学生的教学上，不允许缺勤。可是，很少有人能保证自己不得病，能不与外界发生任何关系，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呆在学堂里，不受任何干扰。

事实上，教师自己可能就是那种试图获取学位的科举考试大军中的一分子。遇上这种情况，学堂的正常秩序常常要受到严重的干扰。尽管这对学堂很不利，但学堂的资助人认为，如果教师在本学堂教书期间能获取学位，那么他给学堂带来的荣耀似乎可以补偿这种不利。除了节日和收获季节等常规的假期，教师肯定还会由于一些紧急情况而不时地回家，这种紧急情况或者来自他家里，或者来自他的村庄，或者来自他众多的朋友。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方便，教师会找人暂时替代。这种替代的人物，绰号叫“师叔”，他很可能得不到学生的多少尊敬。如果教师一整天不来，而又没有放学，他可能口头上说一下让某位年岁大一点的学生暂时负责。其结果必然是，在这段时间内学堂的工作不仅仅是降到零点而是降到零下40℃。学生们将前门堵上，用教师的戒尺作球拍，用《三字经》或《论语》等书作球，玩得不亦乐乎。这种无法无天的混乱，显然对学堂的效率有着极大的损害。

如果说教师的出勤不规则的话，那么，学生逃学的情况则更为普遍了。家务的压力经常是那些家境较贫困的学生逃学的主要借口。譬如，今天要拾柴禾，下个星期又要赶牲口拉犁播种，而下个月还要花一两天走访亲戚等等。不久，本村或邻村又可能要举办戏剧演出，最好整个学堂放假，大家都去高兴高兴。正如我们在描述乡村戏剧时所说的那样，如果学堂不放假，学生将擅自作主去观看演出。除了这些干扰之外，还有春天和夏天的收获季节，这时学堂放学2个月，或许3个月，而新年的假期，则从12月中旬持续到1月下旬。然而，尽管学习中断这么长的时间，三伏天却不在其中，可怜的学生要在学堂里沉闷地度过整个炎热的夏天。

由于中国的小孩没有星期六，没有星期天，没有休息，没有学习上的变化，没有升级，也没有转学，因此，他能充分地接受现有的这种教育。由于每个学生自身就是一个“班”，所以，某个学生的逃学不会干扰其他学生的学习。即使两个学生刚好在同一个地方背诵，他们之间的联系也不会比其他任何两个学生的联系更多。教师从来没有听说过分班级这回事，至于学生可能逃学，他只能告诉你，尽量避免，尽管这不大可能。由于听取学生的背诵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因此，普通的学堂只能容纳8到10个学生，20个学生则是远远超过了教师的能力。

普通中国小孩的早期教育很少有什么智育的成分。通常，教师并不关心如何帮助小孩在通过一门课程后进一步深化理解，或者至少是试图这样做。小孩的父母同样不关心，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做父亲的自己能看书，他会记起他自己也是走过了漫长的荆棘之路才学会看书的，因此，他认为他的儿子也应当同样跨过这段历程。如果做父亲的自己不能看书，他至少会确认这样的事实，他对此是外行，这不关他的事。已经聘请教师进行教育，让他教好了。至于去学堂看看他的儿子已经取得什么进步，他从来没有听说还有这等事情，即使听说了，他也不会去，因为教书先生会说：“这儿有你什么事情？”

中国的读书人之所以花费他所有的时间呆在学堂里，主要是由于家里各种令人分心的事情会使他根本无法学习。即使是成年的读书人也几乎不可能。学生在家里没有任何带有精神刺激的东西，没有书，没有杂志，没有报纸，即使有，凭他从学堂获得的那点贫乏的学问还不足以理解这些读物。

中国教育的目的，就是从古代人那里吸取智慧，将其灌输到现代人的心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论以什么代价都必须保持这种智慧的流转持续不断，否则，早先的工作就全白费了。按照中国的理论或实践，如果一个学堂一年只上课6个月，那将是非常荒谬的。如果一个小孩没有上学，他就会成为一个“野”孩子。

要跨越的地带是这样的宽广，它需要读书人勤奋，再勤奋，即使在以后高层次的学习中，亦是如此。俗话说：“十年一个秀才，仍然微不足道。”即使到更高的举人，亦不过如此。

由于读书人的注意力必须完全集中在学习上，因此，小孩的父母对于是否让自己的一个还是几个孩子接受教育要作出抉择。被选中的小孩，穿着家里能提供的最好的衣服，小发辫上整洁地系着一根红头绳，另外装备有《百家姓》和《三字经》等书籍。这个年幼的儒家弟子就是成年读书人的雏形。而他那未被选中到这种上等行当的同胞兄弟，则整个夏天都穿着伊甸园式的衣服在村庄上晃荡，收集柴禾，或是在泥塘里游泳，要忙的时候就非常忙，能闲的时候就非常闲。相对上学的孩子来说，无疑他对家庭更有用，但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他只是一个“野”孩子。

晚期私塾放学后的场景

如果某个学生聪明、敏捷，显现了将来可能有杰出的前景时，他极有可能被一些毫无意义的称赞所宠坏。“那个孩子，”一位旁观者对一位陌生人说（在那个孩子能听到的范围内），“才13岁，却已看完了‘四书’和《诗》等经书，到他20岁，肯定是个秀才”。当小孩被问到将来的目标时，他的回答完全不像西方小孩那样冒失和激进，而是按照多年所受的教育，表现为一种羞怯和谦逊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能立即受到陌生人的好评。其实，他的这种方式并不是人们所期望的，但事实上，他成了所有奉承中最危险的牺牲品，他要彻头彻尾地贬低自己。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他必须将最旺盛的精力放在他的书本上。他的兄弟整天在地里干活，或是学习某门手艺，或是帮助某人经营业务等等，但他，除了读书却什么事情都不做，而且是绝对不做。

由于学生从很小的时候就受到这么多限制，所以，他体质上的缺陷必然会显现出来。他的兄弟可以在整个酷热的七月光着头锄地，但如果他这样暴露在太阳底下，很快就会头痛；他的兄弟可以整天精力充沛地工作，但如果他被强迫干同样的工作，他很快就会吐血。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身体无论如何没有过去强壮了。他很少有机会学习其他的实际事务，更少处理什么事务。事实上，一个学生没有在普通事务上花时间，主要不是由于他不晓得做，而是做普通事务有失他的身份。在四个阶层的人中，士人排在第一，接下来才是农、工、商，商与士差了好大一截距离。

一个学生在中国学堂肯定要学会的两件事，就是服从老师和专心念书。尽管这不能叫做教育，对他却是很有价值的收获。

自然，每个学生一旦花上所有的时间来学习，就都急于进入士人的阶层。事实上，不管他是不是真正的士人，反正他不属于其他的阶层。《论语》上说：“君子不器。”《集注》上解释说：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有时这种说法被取笑地引用，似乎中国的士人什么都不会，即他不是一个“器皿”。读书人，即使乡村的读书人，不仅不耕地割谷，也不以任何方式帮助那些真正干活的人。他不套牲口，不给牲口喂饲料，不赶马车，不生火，不运水……总之，所有的体力活，他都不干。“君子不器”，他似乎整天在思考，并且在他生活中的每一天都不停歇。直到有人希望他有时是个“器皿”，他可能才会有点用处。他甚至不搬动一条凳子，不作任何看起来像劳动的动作。唯一的例外是我们几乎料想不到的事情，这就是许多士人晓得怎么做饭，因为他经常到自己家庭所在村庄之外的地方去教书，在那儿他一般独自生活在学堂里，所以，不得不亲自动手做饭。

我们已经提到过学堂教师大量过剩的情形。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缺乏适应环境的能力，而长期生活在吃不饱饭的边沿。“贫困总是与傲慢行影相随”这句格言，在一个贫困的中国士人身上得到有力的说明。他什么都没有，也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大多数情形下是他不愿意做任何事情。简而言之，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他不值一文钱。

作者知道这个阶层中一个人，他一直干着一份由某位慈善的外国人提供的模塑煤球的工作，尽管对他和旁观者来说，这种工作都无疑像是拴在一起的囚犯干的活，然而令雇主奇怪的是，他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而不是去挨饿。还有一位士人非常贫困，他不得不将妻子送回娘家以免挨饿。另一位士人的妻子是个熟练的缝纫女工，被一个外国人家庭以高薪雇佣，当她丈夫听说后大为愤怒，倒不是因为他不乐意她与外国人有什么关系，可以说，这个外国人是很受人们尊敬的，而是因为这不适合于她的身份，一个士人的妻子竟然受人雇佣！这位妻子不无道理，而且很有气概地说，如果这就是他的态度，那么最好他能给家里提供吃的东西，而这位士人对此的回应是给予倔强的妻子以非常独特的狂怒，即一记响亮的耳光！

当某个穷困潦倒的士人拜访一位外国人时，他很可能一开始胡乱引用一通经书上的学问，以展示他的高才。他告诉你，在君臣、夫妻、父子、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中，他与你的关系属于最后这种类型。如果他不让你知道他现在的迫切需求，那就很不符合他与你之间的朋友关系了。他给你看他的薄裤子和他那长袍里面的其他衣服，并坦率地提出，如果你看在相互之间友谊的份上给予一些捐献，无论多少，他都是非常乐意接受的。

乡村学子生活的条件不仅在他谋求生计上很不顺利，就是在他自己的智力发展上也好不到哪去。如果不排除他精神食粮的源泉，那么，中国经书一直是他生活的首要条件。这些经书在许多方面都是人类思想卓越的产物。它们最大的负面特点是没有对道德败坏提供对策。这些经书所产生的非常广泛而又持久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们定下的极高的道德标准。无疑，这种影响强有力地维持了这个帝国的生存。除了它们对世代以来无数中国人所施加的无法估量的影响之外，它们自身的价值也是非常显著的。

然而从总体上看，最友善的评论家也不得不认为，这些经书作为这个伟大民族唯一的读本有着致命的缺陷。它们太杂乱、太局限于自己的范畴了。警句式的道德箴言、自传片段、政治经济的小结、历史碎片、仪礼规则，以及大量其他各种各样的主题，都被无计划、无规则、无进展地混合在一起。许多主题非常琐碎，涉及的范围有限，处理的方式不恰当。如果将中国的经书与西方的经典相比较，我们不可能不对中国的经书在中国应用的成功程度感到惊奇。

其实，尽管这些经书有缺陷，但就它们在中国已经产生的影响而言，它们必然会受到中国人的顶礼膜拜，人类的历史很少是平行的。对于我们来说，要理解范围狭窄的学习在心智上产生的效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的经验没有提供能够与中国人的这种情况相比较的范例。让我们暂时想象一下，如果一个西方的读书人除了数学再没有接受任何其他的教育，那会怎么样呢？无疑，所有的人都将认为他心智不平衡。不过，这种狭隘的教育所产生的大多数不良效果将得到抵消。数学的确定性是绝对可靠的，数学能导致天文学，而彻底地熟悉天文学，其本身就是一种文科教育。除此之外，西方没有人不与其他的心智活动进行重要接触的。而且，还有一种歌德（Goethe）称为的“Zeit-geist”，即“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必然对他施予强有力的影响。但在中国，一个接受狭隘教育的人很可能一直保持狭隘，而且没有“中国的时代精神”，或者即使有，也像其他的魂灵一样，很少干预人的事务。

一般中国学子很不利的一个条件是缺乏学习的工具。在西方，一个即使勉强可以叫做学者的人，都能在短时间内准确地回答广泛的问题。他能做到这一点，主要不是因为他自己掌握了各种各样的知识，而是可以借用他的参考书。譬如，各种关于伊甸园所在地的理论、埃及金字塔的尺寸、《耶稣之信》一书的原作者、地极勘察的最高纬度、参加帕罗泊尼（Peloponnesian）战争的将军的名字，等等，成千上万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查阅有关词典、手册、传记、百科全书而立刻得到解释。对于普通的中国士子来说，就完全缺乏这样的帮助了。他只有很少量的书，因为在这个发明了印刷的国度里，书是富人的奢侈品。

1751年版《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的扉页

中国标准的字典，是两个世纪之前康熙年代编辑的，据说包括了44449个汉字，但其中有大量的字已经过时，只能将学生弄糊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由于中国与其邻国的接触，汉语已经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发展。现在，所有的现代科学都加强了自身的作用，但中国的士人却没有兴趣将这些新内容增补到他们的语言中去，对他们来说，《康熙字典》足够了。

在中国，要写好文章，必须掌握每个汉字的确切意义，而要达到这一点，似乎有必要随时查阅标准字典。然而，尽管这个字典很宝贵，但一半的读书人都没有。它的位置一般被一种小册子（或者叫袖珍手册）所替代，在这种小册子里，汉字按照发音的方式编排，而不是像《康熙字典》那样按字的部首编排。

学生很少学到214个部首，许多在学堂里呆了若干年的人，即使给他《康熙字典》，他都不知道如何使用。在一个8到10个村庄的圈子里，可能只有一本这样的字典。如果有必要获取比袖珍字典更准确的资料，查询者只有到那个有《康熙字典》的村庄去“借光”。

但是，这种极端的情况通常被认为没有必要。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经书，读书人已经自然而然地熟悉了有关的汉字。这些汉字足够他写文章的了。至于那些杂七杂八的汉字，也就是经书上没有的字，他为什么还要管它们呢？一本好版本的《康熙字典》，字样清楚，无错别字，如果是新的话，大概要值一个乡村教师全年的工作酬金。

据说，对于举人以下的科举考试，历史知识也不是必要的，就像不需要掌握字典-一样。可以说，10个考生中就有9个考生不懂中国历史，当然，要除去他们已经从《三字经》或偶尔从其他的经书中学到的一点点历史知识。阅读有关历史的小册子，只不过是空闲时的事情，而一旦要忙于准备写文章，也就没有空闲了。

你偶尔也会碰到一个对历史有研究的教书先生，但这样的人非常罕见。有些有关历史的暗喻常常漂浮在中国学子的心头，比如诗文的片断，但其源起和联系则很少有人知晓。许多懂得“窃取”和“盗用”这种历史知识的学子，能够很有技巧地将它们编织到作文考试中去，并因此而获得成功。不过，一旦询问到他们所引用事件的历史联系，他们将目瞪口呆。但是，只要运用得巧妙，就不会被查询，自然，也就能达到期望的目标。俗话说：“抓到老鼠的猫就是好猫。”即使猫是瞎猫，老鼠是死老鼠！

官报上偶尔登有这样一些官员的备忘材料，即要求拨款维修某些中心城市的图书馆，以帮助可怜的学子更好地学习。如果每个县城都有大规模的图书馆，那一定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帮助的。可惜，至今它们几乎不存在。

中国人编写的历史非常琐碎、庞杂，标准的历史书籍不仅在规模上需要专门的书库，而且价格昂贵。据说某个县总共就只有一套这样的书，归属于一个富人家所有，谁要想借出来非常困难，甚至比借出他们家的墓地还困难。其实，即使能借出来，恐怕也要让你读得茫然不知所在。的确，格言就是这样说的：“欲知古今之事，必得学富五车。”

但即便如此辛苦，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学子学习的范围还是很不适当的。按照中国的观念，当朝的历史不是认识的对象，历史一般到大约250年前明朝的终结为止。如果有什么人好奇地想知道自那以后发生的事情，他只有等上几十年或几世纪才可能得到满足，因为到那时，可能已经改朝换代，大清王朝的记录可以公正地载入史册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倘若按照这种逻辑，英国的历史恐怕只能停留在汉诺威宫（the House of Hanover）！

上述各种原因与教育体制中的严重缺陷结合起来，就导致了大部分中国士人几乎不懂得什么历史，对此，我们以为确实是很不光彩的无知。一位年老的教师带着可爱的朴素的神情对作者说，他从来不懂得《三字经》（这代表着中国人学习的门槛）上的历史暗喻，直到60岁了，他才有机会读到一本由传教士提供的《世界史》，正是从这儿，他才开始接触到中国历史。

虽然百科全书和参考书之类的东西，中国人已经搜集了不少，然而，对一般的士人来说，这些东西就像埃及的象形符号一样没有什么用处。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浓缩在像《读者手册》这种小册子中的知识，不可能对一般的学子有吸引力。这种学子按自己的方式获取知识，记住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东西，其中大部分来自那种廉价的小本子，这种小本子印刷质量差，错别字连篇，没有编排计划，也没有明确的主题。

中国的书籍一般比较昂贵，实际上那些穷教师很少能买得起，有时他们不得不抄书，就像中世纪的修道士那样。作者了解到一个学堂教师，他就花了几年的业余时间抄写一本八开本的书，总共有五万到十万个汉字。为此，他的健康和视力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中国人的整个学习方案，从一开始就扼杀了小孩智能的发展。乡村的士人，尽管能够将经书挂在嘴上，也经常接受科举考试，但他很可能分辨不了事实与虚构、历史与神话之间的区别。他也可能确定不了某个特定的历史人物是生活在汉朝还是明朝，尽管这两个朝代相隔一千到一千两百年。他还可能确定不了某个名字究竞是真实的人名还仅仅是某个戏剧中的角色。

全国十八个省，他可能说不出其中三个省的地方官的名字，也不知道其中三分之一首府的名字。对他来说，只要能说出中国某个特定的地方“在南边”就够了。他没有学过古代或现代的地理，也没有看到过中国古代地图或现代的地图，事实上，都没有听说过。

作者认识这么一个人，他是教会学堂的一个学生。有一次，他被请去看一本用官话编写的《世界地理》翻印本，目的是为了看看是否有错误之处。可是，费了很长时间，他什么也弄不明白。于是，请来两个朋友帮忙，其中一个还是秀才。三个人都对这本书中的地图和文字迷惑不解。三天之后，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个不解之谜，只好等待本书的外国捐献者回来解释这个谜！

《明代东西洋航海图》，是明朝万历年间（1610-1620年）绘制的一幅描绘东西洋的彩色航海地图。因为此图原为英国律师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1584-1654）的私人收藏，1659年捐给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所以又被称为“塞尔登地图”（Selden Map）。

这种智能迟钝的特性在中国士人身上绝不罕见，这是他们所受教育的模式和过程的自然结果。尽管中国学子的教育差不多全部在于获取作文的技能，这种作文也只不过是多种多样作文中的一种，即考试作文。甚至在中国，这种作文技能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一个只有这种特长的人在其他事情上显然处于很不利的位置。可以说，如果不让“之、乎、者、也、矣、焉、哉”这七个虚字充斥他的笔下，他简直就不会写信。他写信的时候总是用上各种固定的格式，壁如，“来信已收之，贸然拆开之前敬而陶醉矣（一个非常夸张的例子）”。但他很可能忽略告诉你的是，他究竞从什么地方给你写信，并且，如果他正给你讲一件诉讼案子的话，他可能忽略几个至关重要的事项，以至你根本就无法正确地理解这件事情。大多数情况下，他可能贫困不堪，不仅现在找不到什么工作，前景也不太妙。如果他认识一个外国人的话，那么他在第三次拜访你之前，就会要求你给他找一份事做。你问他能干什么，他会以一种令人同情的朴实口吻让你相信，他能做一些事情，他确实不是一个没用的人。的确，他能抄写，也能听写，如果你一直用眼晴看着他以防错别字的话。但是，如果雇主最终发现他无论做什么事情，或者做不好或者做不完，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有几点关于一般中国学堂教师的批评，是一般西方人肯定要指出来的。他总是缺乏主动性，如果没有明确的说明，他很少干什么事情。在事情的定局上他也很有欠缺，尤其是关于他自己事务的陈述，经常花上一个小时在某一点上绕圈子，其实不过是三分钟就可以说清楚的事。当然，这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说了。不过，他无疑是有一定智能水平的，不时地能够作出一些敏锐和公正的评论和称赞。但他的心智一直是只在某一个界限内得到训练。大家知道，中国人的心智活动既不作自然的分析也不进行综合。他们可能假定自己非常清楚地知道应当如何进行陈述，但教师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事情的概括常常要花上几天的辛苦，而且，结果不能令他们自己满意，对西方人来说，当然更是如此。西方人难以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就不能在两个小时内完成。当他们试图努力消化不熟悉的作品（不包括地理书）时，也出现同样的现象。如果邀请某人来阅读这样的一个作品并进行概括，他一般会拒绝，说他不知道如何概括。

中华民族天生的保守性在一般文人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无论他的学问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要他改变做事的习惯方式，简直就是要他的智能受到扭曲，好像是生理上的髋骨错位一样。中国人的书写是竖列的方式，水平方向则是从右到左，与英语正好相反。让一个脑子僵化的中国人在一本西洋常规的空白本子上写上几句，那实在是太难为他了。如果一定要按照本子上的格式方向来写，他可能将本子转上九十度，然后仍然以他习惯的竖列格式来写！唯其如此，才不至于扭曲他们古老的思维符号的排列方式。这样，一个人的心智就像是一辆过时的高身自行车，如果你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就很棒，否则相当不安全。类似的是，你一般不能指望那些已有一定程度学问成就的中国人用上他们的智能，除非恰好要求他们这样。经常听到中国人这样说，他已经从家里出来很长时间，他之所以不能看你给他的东西，是因为他将眼镜放在家里了，原来没有想到出来会用上它。这是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一个更大的智能差别，对此，我们不容易给它命名。

差不多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汉字书写的形式似乎比它本身的意思还要重要。那些正在学习阅读或只能凑合着阅读的人，一般都将精力完全放在汉字的读音上，他们几乎不注意字的本身意思，他们认为这种关注即使不算是干扰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不过，士人和初学者通常都有这样一种才能，即他们差不多总能将自己从环境中完全隔离出来，而不考虑其他所有可能使他分心的事情。这种宝贵的能力，以及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非凡的语言记忆力，或许是我们正在描述的这种教育过程中最值得称羡的结果。不过，语言记忆力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判断力相形见绌。譬如，作者曾在一个诊所候诊室请一位乡村学堂教师（一个秀才）谈谈历史上纣王与比干的功过。纣王是一个暴君，他的罪行导致古代商朝的覆灭。比干是当时一个相关的贤人，纣王命令挖出他的内脏，仅仅是要蛮横地看看一个贤人的心脏里是否真正有多个孔窍。这位教师能够很完美地讲述这个历史事件，而且还能引经据典，但他拒绝对其中人物的功过作出判断，因为他忘记了“小字”（即集注）是如何说的！

《四书章句集注》书影

我们已经提到关于中国学堂惯例的一些主要缺陷，不过还有一点是不应该忽略的。中国人，无论是男人或是女人还是小孩，通常要花大量的时间与数量不等的铜币打交道。能够计算，即使不快也得正确，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麻烦，毕竟，钱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学堂竟然没有对这种最有必要的技能提供任何教育。加、减、乘、除，以及小数的运用，这都是每个中国人每天必须做的事情，但这些事情没有人教。这些事情，如同西方50年前关于簿记的技能，只能通过在店铺和交易场所的实践经验才能学到。乡村学堂教师不仅不教打算盘，他自己也未必就会打算盘。难以想象，英国或美国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学生上学的学堂不教给他任何算术的法则，如果他想获得这种知识，只有从某个人那里学点加法之类的简单规则，至于数的复合运算，他很可能要从另一个较远村庄上的某人那里去学了，而土地的测量，他不得不向第三个人学习，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提供他需要的所有帮助。

中国的算盘无疑是一个有助于计算的巧妙发明，不过，它同时也有其非常笨拙的一面。它致命的缺陷是不能保存计算的过程，这样，一旦出现错误，就得从头来过，再错，再重复，直到认为答案正确为止。中国这么多商人在进行所有复杂的计算时，都只得依赖算盘这个工具，确实是个很奇特的现象。一个计算高手可以非常迅速地算出答案，但那些只熟悉普通计算的人则对于超过普通规则范围的问题感到困惑。如果一个大人每10天收到一磅谷子，一个小孩则是大人的一半，那么，227个大人和143个小孩一个半月共收到多少谷子？即使像这样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发现一群中国人，其中一些自称有经书学问，竟然斟酌了半个小时之久，而且，最后没有两个人的答案是一样的。确实，在中国，一个人的学问愈大，他在环境中谋求生存的数学能力就愈弱。

教师的目的就是强迫他的学生背书，再背书，永无休止地背书。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每一位读书人理论上都是县区考试的候选人，他将在考试中写一篇作文，作文的主题来自于大量不同书籍中的某一本书。因此，他平时得为考试时能够临场回忆作准备，回忆的内容不仅有读本的章节本身，还有它的前后联系，以及《集注》中的解释，这是写好一篇作文的必备前提。

在科举考试的条件下，中国的学堂教育体制必然是像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这样，或者至少是产生类似的结果。没有全方位的改革，只是某一方面的改革是不可能实行的。有人以学堂培育了许多杰出的士人为由，来说明现有的教育体制的优越性。可是，另一方面，绝对有必要考虑到的是，不计其数的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从他们的学堂教育中受益。我们常常遇上这样的人，尽管他们已经在学堂呆过1年到10年不等的时间，但是，当问到能否看书时，确确实实的回答是，他们认得的汉字都“搁到一边了”。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原来学过的知识，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盲”。

最有意义的是，中国人自己也认识到他们的教育体制容易使人的精神麻木不仁，教师成了机器，学生成了应声虫。假定所有的学子将继续他们的学习，而且，最终为获取某个学位而考试，那么，要想提出任何新的教育体制来取代现有的这种强调高容量记忆作为成功主要条件的体制，将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在乡村学堂，我们保守地估计，不到百分之五甚至不到百分之三的读书人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成功。因此，实际的结果是，其他百分之九十七的学子也不得不按照一定的惯例行事，仅仅是因为这种惯例是唯一知道的有可能获得成功的方法，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其他百分之三的学子获取了某个学位。换句话说，20个学生中有19个学生也不得不戴上铁枷锁，以陪伴着那第20个学生。这个学生正在努力适应这套铁枷锁，以之作为获取将来名望的阶梯！如果向教师或资助人指出这种不公平，如果向他们提出采用一种减少学习记忆、扩大学习范围的教育体制，那么他们将非常诚实地回答，至今为止，就他们所知还没有什么其他的教育体制。而且，即使资助人愿意这样尝试（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将找不到这样做的教师；即使教师想实行这种改革（从来没有发生过），他可能找不到资助人聘请他做教师。

1910年第二批庚款留学生合影。明恩溥曾在1906年前往白宫晋见老罗斯福总统，建议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来开办和津贴中国学校。

接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经常发现自己要免于挨饿非常困难，于是乎出现了一类叫做“游方书生”的人，这种人在农村漫游兜售纸、画、平板画、笔和墨。游方书生不同于一般的巡回小贩，尽管小贩也经营这些物品，但他们不自称有学问，而且，一般用手推车装运他们的货物，而游方书生经营的东西从不超过一个包裹。

当一个游方书生到达一所学堂，他走进去，放下他的包裹，并向教书先生深深地鞠一躬，而教书先生（尽管对他的出现很不乐意）也得还一个礼。如果有较多的学生，游方书生也向他们鞠躬，并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弟弟们来打招呼。然后教书先生问一问他的名字和籍贯之类的情况。如果他是个冒牌的士人，而没有什么真正的学问，那么教书先生就会中断谈话，很可能离开教室。这是一个无声的信号，要求年龄大点的学生来摆脱来访者。他们放几枚硬币在桌子上，可能不超过5个，甚至3个，游方书生则收起硬币，鞠个躬，然后离开。如果他卖点东西，其价格是最公道的，可能一支笔3个硬币，一块墨2个硬币。考虑到这一类要求，大点的学生总是强求小一点的学生捐献硬币，以便有钱打发游方书生。

然而，如果游方书生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士人，有较深的造诣，教书先生得给予相当的礼遇。有些游方书生对历史佚事有专门的研究，而且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知识，而教书先生通常仅限于经书上的常规知识，因此，在他们之间一般的交谈中，教书先生常常处于下风。在这种情况下，村庄上其他的士人也被邀请来与他交谈，而他很可能被要求在一对卷轴上题字，并与教书先生一起用餐，在离开时还能得到一小笔钱作为赠礼。

据说，有一位游方书生来到学堂时，教书先生正在讲解经书，后来，他故意脱下鞋子和袜子在学堂到处走动。教书先生责备他无礼，他却回答说他的脏袜子与教书先生对经书的解释有着一样的好“味道”。教书先生自然要提出挑战，他让游方书生来解释以下经书，以便大家向他学习学习。这个游方书生确实有真学问，他正好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显露的机会，于是，他开始解释经书，风度美妙之极，他说：“每个句子都可以是一篇考试作文。”教书先生听后，既惊奇又羞愧，并慷慨大方地款待了这位陌生人。如果一位教书先生对学问上明显超过他的人失礼，他也将被人失礼地对待，而且，还可能在他自己的学生面前丢面子，这当然是他无论如何要急于避免的。

中国的师生关系远比西方的师生关系要亲密得多。每个人都对曾经给他发蒙的老师负有巨大的义务，这位老师无论需要什么帮助，学生都得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来。这种观念显然对教师有长远的利益，有许多精力已经衰弱的教师就是依靠他们以前的学生不稳定的慷慨帮助而过着漫游的生活。█

明 吴彬《孔子杏坛讲学图》

本文选自《中国乡村生活》，明恩溥著，中华书局，2006年，第50-80页。

编辑 丨陈　立

校对 丨许方毅

审核 丨杨勇、李昊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