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凝：怀着敬意生活——伊莎贝尔的婚姻抉择 |“大时代中的‘微’世界”专题（四）

策划人/王利平

The Portrait of a Lady 剧照

如果说《一位女士的画像》（后文简称《画像》）是关于主人公伊莎贝尔的一部女性成长小说，那么婚姻在她的成长历程中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画像》中不乏不完美的乃至不幸的婚姻：伊莎贝尔的姨妈和姨夫杜歇夫妇因生活不谐而常年分居；奥斯蒙德的姐姐和姐夫吉米奈伯爵夫妇的婚姻更是荒诞不经如同闹剧；伊莎贝尔和奥斯蒙德则在丧失了对彼此的尊重与爱之后勉强维持表演着和睦与光鲜。在19世纪末的欧洲社会，婚姻还维系着它牢不可破的形式，其实质的内容却已千差万别。那么对伊莎贝尔这样一个天真聪慧的少女而言，不幸的婚姻意味着什么？她如何在这样的婚姻中展开日常生活的抉择？透过伊莎贝尔在婚姻中的心理与行动，詹姆斯寓言了一种现代社会之中个人伦理生活的可能性。

作者，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

伊莎贝尔曾经那样崇敬她的爱人——一位在潦倒中把持品味的艺术家。她曾对奥斯蒙德怀抱着热忱的爱，而他也如此青睐自己。她以为他们是最心心相印、心意相通的伴侣。然而生活的真相一寸寸揭开，她不曾想到自己一度那样渴望和珍爱的婚姻，会变成日常的角斗场，日复一日地上演着政治的戏码。

婚姻本该是属于两个人的亲密无间，可伊莎贝尔与奥斯蒙德之间缺乏信任的状态弥漫在日常的点滴中，令她同过去的天真直率渐行渐远。我们还记得那个晚上，当伊莎贝尔同丈夫谈起沃伯顿的拜访和继女潘茜的婚事时，她的言辞行动间流露出的谨小慎微。她不断暗中观察丈夫的表情与反应，猜测和了解他的所思所想，预先对他的反应有所判断，从而能够在交谈中有所准备。出于自卫的本能，面对奥斯蒙德的试探和挑战，伊莎贝尔一一小心应对，不让自己落入会受指责的处境。这段关系显然已不存在亲密和舒展，处处充满紧张与不安。

The Wedding Register, Edmund Blair Leighton,1920

猜疑，是伊莎贝尔与奥斯蒙德之间的一道鸿沟，“两人隔沟相望，四目相对，里面尽是所受的欺骗。这种诡异的对立伊莎贝尔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双方互相瞧不起”（419）。这段婚姻的裂隙产生于两人都发现对方并不如自己一开始所了解和想象的那样，伊莎贝尔无法被轻易地改变和控制，奥斯蒙德也不如从前那般人格高尚。伊莎贝尔甚至反思自己，是否在一开始“有意地隐藏了自己，让自己显得渺小，装得比实际上微不足道”（419），以至于“欺骗”了奥斯蒙德。当奥斯蒙德发现伊莎贝尔不可能事事应和他、依附他，也并不像她最初表现得那样易受影响时，他对伊莎贝尔萌生和流露出憎恨的情感。夫妻间一旦出现了憎恨与猜疑，生活便不可避免地向日常的政治滑落下去。“他第一次显示出憎恨的神情，伊莎贝尔现在还历历在目，那就像是大幕将启的铃声，昭示着他们真正的戏剧化生活的开始。”（421）

尽管伊莎贝尔不久就感到这桩婚姻仿佛一座暗无天日的房子，但她难以令奥斯蒙德满意的那个部分，恰恰引她走入婚姻政治中日常的斗争。一开始，她通过开玩笑、说反话等微妙的方式，抵制奥斯蒙德所营造的窒息环境。逐渐地，情形越发严峻，她的抵制愈加急切和激烈。面对奥斯蒙德那些充斥着卑鄙与庸俗的见解，那种将一切事物都化约为形式来观赏与把玩的态度，伊莎贝尔没有缴械投降。“她为自由辩护，为选择的行为辩护，为不要在意生活中那些表面和名义上的东西辩护，总之是为不同的天性、渴望、理想辩护。”（424）而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奥斯蒙德对她所说的话、她的思想和她所坚持的诸种信念都报以不屑和鄙夷，乃至以她为耻。虽受此羞辱，伊莎贝尔却会将同样的不屑投向奥斯蒙德，这触及到他可笑的自负痛点，令他憎恨起伊莎贝尔来。

反观伊莎贝尔，尽管她坚持独立的见解，为纯朴的道德与高尚的追求而辩护，但她承受了他的憎恨，她不仅没有对奥斯蒙德产生憎恨的情感，反而还“每时每刻都强烈渴望能给他一个惊喜”（426）。伊莎贝尔对奥斯蒙德的矛盾情感时时将我们带入迷雾，令人捉摸不透。但很显然，这种矛盾情感弥漫在《画像》的整个后半部分，也就是伊莎贝尔的整个婚姻生活中。我们还记得关于潘茜的婚事，她一开始也试图通过撮合沃伯顿勋爵和潘茜来取悦丈夫，来获得他的认可。她戴好面具，不仅试图在众人面前维系婚姻和睦的假象，也事实上努力想在同奥斯蒙德的关系里维持一种平和的秩序。这些矛盾既是伊莎贝尔困窘状态的体现，也是理解伊莎贝尔对婚姻的体认的难点。如果说她在婚姻政治里实践着日常的斗争与交锋，那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她的软弱与妥协？如果婚姻已经沦为不堪的政治，为何她仍要坚持滞留在其中？

虽然伊莎贝尔已经陷入与奥斯蒙德时时刻刻的交锋，但是她总是试图避免公开的冲突与决裂。“只要他们两个当面承认双方的需求水火不相容，那就等于认定他们的所有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在他们之间，不存在宽容、妥协，也不存在轻易的忘却或形式上的再适应。”（457）伊莎贝尔的这些假设表明，无论她和奥斯蒙德之间的分歧多么严峻，她仍然将自己的婚姻视为处于“可调适”的状态。在她看来这份婚姻还没有完全到仅剩一副躯壳的程度，所以她不仅试图避免公开冲突，甚至还有部分想要取悦丈夫的冲动，以及自然的同情。

《一位女士的画像》电影剧照，左为伊莎贝尔，右为奥斯蒙德

当沃伯顿勋爵已决定放弃向潘茜求婚，来到黑岩宫向奥斯蒙德夫妇告别时，伊莎贝尔明白，奥斯蒙德对于失去这份体面的亲事内心该有多不甘和痛苦，而他却只能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将这一场面应付下来。詹姆斯写道：“她很清楚奥斯蒙德的感受，几乎都要同情他了”（470-471）。这份同情出现的十分突兀，却又道破伊莎贝尔对丈夫的某种情感。她很了解丈夫是出于何种庸俗的欲望而渴望攀得这门亲事，她甚至轻蔑奥斯蒙德的这一欲望，但她此刻却无法完全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哪怕是在内心嘲讽奥斯蒙德的可怜与可笑，她流露出的是即使在不幸的婚姻中也没有完全消逝的柔情，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同情共感。

所以尽管她明白奥斯蒙德恨她，她也早已不再欣赏他，但她却还尚未能把他完全当作一个异己的对象来对待。这不是因为她个性软弱，而是因为他们已不再是两个无甚关联的个体，意见相左、性情不合就可以相互敬而远之。他们因婚姻而捆绑在一起，拥有了丈夫与妻子的角色。如果说在奥斯蒙德眼里妻子该事事遵从丈夫，和丈夫保持一致，从而成为“一体”，那么在伊莎贝尔看来，夫妇的一体当为尽可能体贴对方心思、不使对方失望的伦理要求。这其间的差别在于，伊莎贝尔并不放弃自身的独立见解，并不简单地顺从丈夫的诉求。但当她了解丈夫所希望的事物，而这一事物又并不同她的判断相悖的话，她是愿意去竭力促成这样一个丈夫乐见的结果的。

这便是伊莎贝尔最初想要撮合沃伯顿勋爵与潘茜的动机。那时她尚不知潘茜的心有所属那样笃定，更不知沃伯顿勋爵对潘茜的兴趣掺杂着对自己的暧昧，而人品高贵且条件优越的沃伯顿显然比浪子罗切尔更似女孩的良配。在这种情形下，她自然而然地想到，若促成这一婚事必会令丈夫大为惊喜，而自己也可算得上一位好妻子。这种情感背后是她仍然想努力修补婚姻的期望，也是她没有完全放弃过好婚姻生活的表现。这也意味着她对奥斯蒙德的情感不可能只有厌恶与厌倦，也意味着不幸的婚姻带给她的不只是与一个性情相左的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痛苦。那么，令伊莎贝尔痛苦的究竟是什么？

当奥斯蒙德气急败坏地指责这段体面的婚事告吹是由于伊莎贝尔从中作梗时，伊莎贝尔气愤和悲痛的不是被误解和被羞辱。“她说过，他羞辱了她，可突然之间她觉得这已不再使她感到伤痛。奥斯蒙德的形象在下坠，下坠，这让她头晕目眩，成了她唯一的伤痛。”（475）伊莎贝尔的痛楚来自于奥斯蒙德更加赤裸地暴露出卑劣的本性。虽然她早已意识到许多他与初识时的形象并不相符的地方，可奥斯蒙德对她的这番猜忌和侮辱，更加表明他正如拉尔夫所评价的那样狭隘不堪。为什么他的卑劣与狭隘而非直接的攻击，更令伊莎贝尔痛苦呢？因为她再一次被迫回到了故事的原点——奥斯蒙德越是糟糕，就越是印证了伊莎贝尔自己的错误，因为这段婚姻完全是她自由地选择的。

当她选择嫁给奥斯蒙德的时候，就选择了把自我交付给婚姻。她曾对自己的判断那样笃定，对拉尔夫、莉迪亚姨妈等人的劝告无动于衷。所以这段婚姻本身，她选择的丈夫其人，无疑都不是外在于她的存在，而是她自我的体现。她曾无形中把自我的高尚投射在奥斯蒙德身上而陷入无法自拔的爱恋，而今奥斯蒙德则将自己的卑劣与狭隘投射到伊莎贝尔身上，带她一起坠入深渊。因此她的痛苦中充斥着自我背弃的苦恼，这也是她一定要维系自尊，戴上面具示人，不愿意让他人发现她的不幸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她体会到婚姻本身的伦理要求愈加受到冲击的痛楚。当她听到拉尔夫在花园山庄奄奄一息的消息决计前往英国时，面对奥斯蒙德的反对和阻拦，她又害怕了。“不过她怕的并不是她的丈夫——包括他的不满，仇恨和报复；甚至也不是她日后对自己行为的评判——这种前思后想常常叫她举步不前。她怕的只是由于奥斯蒙德希望自己留下来，而自己要离开，一场冲突恐怕会产生。他们之间已经裂开一道鸿沟；但不管怎样，他仍旧希望自己留下来。她要是离开了，奥斯蒙德会痛恨不已。”（534-535）

伊莎贝尔惧怕的不是奥斯蒙德其人，或是他可能会有的种种言语和行动上的攻击，她最怕的东西在于婚姻本身，她惧怕她的婚姻出现更加难以收场的冲突和难以弥合的裂痕，是这种惧怕使她止步不前。“实在是因为只要有条路，不至于推翻她生命中最最慎之又慎的行动，也是唯一一件神圣的事情，都会更受她的青睐。推翻先前的决定会让今后的生活变得暗无天日，因为和奥斯蒙德只要公开闹翻一次，就等于永远如此。”（457）

奥斯蒙德深知夫妻的不和，厌恶伊莎贝尔的不可改造，他也并不想将自己婚姻的不幸暴露于公众面前。可是相比于伊莎贝尔的纠结，奥斯蒙德有更多寡廉鲜耻的虚伪。他在要求伊莎贝尔不要前往英国时，摆出了夫妻同心的样子自欺欺人，虽然那些关于婚姻的神圣崇高的话语触动了伊莎贝尔，但其背后的自私和虚伪也更令伊莎贝尔难以忍受。于是她戳破了两人一直以来默默维系的假象：“你怎么可以说我们的结合牢不可破——你怎么可以说自己很满意？你指责我虚伪的时候，我们的结合在哪里？你心中充斥着可怕的怀疑时，你的满意哪里去了？”（532）当奥斯蒙德回应她这些不足在他们体面的共同生活里是存在的，她甚至大声地说：“我们并没有体面的共同生活！”（532）

这段没能抑制的争吵，使伊莎贝尔发出了更纯粹的呼喊，既是冲着奥斯蒙德，也是冲着伊莎贝尔自己的内心。不过她还是妥协了，“婚姻就意味着一位女性应该和同自己一起站在神坛前、许下万般诺言的男人不离不弃”（535），这样的伦理要求萦绕在伊莎贝尔的耳边，她几乎要放弃去英国的计划。此时，奥斯蒙德的姐姐向她揭露了那个最黑暗的秘密——她的婚姻完全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奥斯蒙德也早已不仅仅在心里背弃他们的婚姻，而是从来就没有忠诚过。她珍视的婚姻，她试图维系的一切，早已崩塌。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罗马。

伊莎贝尔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冷僻幽静的花园山庄，与奄奄一息的拉尔夫做了人世最后的诀别。拉尔夫离开的那个早晨，她感到一个幽灵在房间里徘徊，朦胧间看到拉尔夫的面庞。她曾在来到花园山庄的第一个晚上希望拉尔夫带她见见鬼魂。拉尔夫告诉她：“像你这样快乐天真的年轻女孩是永远不会看到的。你必须要先受苦，遭受巨大的苦难，了解人生苦难的知识，然后你的眼睛才会打开，才会看到它。”（42）他希望伊莎贝尔永远也见不到鬼魂，可她终于还是看到了，在受尽婚姻的苦难之后。

古老而庄严的英国花园山庄

那个初至英国的伊莎贝尔，从未目睹过人世的罪恶，对世界充满好奇，怀有丰沛的想象力，并珍爱自由。她在婚前始终处于一种漫游的状态——获取知识、了解文明、观察人世，读者也跟随伊莎贝尔的脚步，见识了美国、英国和欧陆文明在人的个性、建筑、风物上的特点。这是为什么《画像》的前半部分颇像一部风土人情志，呈现了不同民族的性格各异的人物的交往和交锋。不只是读者，连伊莎贝尔自己也如同一个旁观者。直至伊莎贝尔进入婚姻，文明的体认变成洒进她的生活世界的稀疏光影，她才真正意义上踏入了生活——从观看到体验，从想象到亲历。

不过从一开始，她对人生的渴求就不在于活的安定、体面、幸福，这正是她拒绝沃伯顿勋爵求婚的缘由。的确，她不希望进入沃伯顿勋爵所代表的那个“体系”，因为她重视自由。可这种自由并不仅仅在于不受社会制度与角色的羁绊。在沃伯顿勋爵反复的追问下，伊莎贝尔曾道出她内心最深的感触——她不能逃避不幸。一旦同沃伯顿勋爵这样一位享有名望、权势与财富的善良正直之人结合，就意味着她将远离生活，同最普遍和平凡的机会与危险，统统隔绝开来，这不是她渴望实现幸福的方式。

这正是伊莎贝尔的独特与迷人之处。对那时的她来说，幸福就意味着这样的景象：“乘着一辆轻快的马车，驾着四匹快马，行驶在暗沉沉的夜色中；你看不到路，只听到马车嘎达嘎达前行的声音。”她曾对生活及其可能的不幸附加了浪漫的想象，当她畅想未来的人生，有时甚至会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置身于困苦的境地，那样她就能英勇地面对困难，并从中获得快乐。”（45）她时而沉浸在这种英雄主义的想象体验之中，而且竟是在这个意义上，她与沃伯顿勋爵形成了巧妙的对照。如果说沃伯顿是属于政治社会的革命家，为了社会进步的目标渴望铲除包括自己的身份在内的旧制度，那么伊莎贝尔则如同一个私人生活里的革命者，拒绝对大多数女性而言最稳妥和理想的未来。并且，两人都被裹挟在自己浪漫的想象中，就像杜歇先生直指沃伯顿激进的革命理想是一种属于贵族的“奢侈的消遣”，一个享有安宁和幸福的女孩对苦难产生兴趣又何尝不是同样的“奢侈的消遣”呢？但这种追求恰恰使得他们身上折射出与现代性相映生辉的高贵。当伊莎贝尔热烈地选择自由时，她便选择了远离平庸与放弃安全。但这一切仿佛是一个巧妙的预言，她选择了不去逃避不幸，继而她选择的生活真的将她带往不幸。

其实，婚姻之于伊莎贝尔的“成长”之义，不在于让她获得更多的知识，或者经历更丰富的体验，而就在于将她抛入生活这件事情本身。如果说伊莎贝尔最初的英雄主义是浪漫想象的产物，那么踏入伦理生活后的伊莎贝尔之所以令我们钦佩，正是因为她没有背弃自己，而依旧实践了日常生活里的英雄主义。在伊莎贝尔得知自己的婚姻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之前，尽管她已身处不幸，她却始终无法违背庄严的誓言，因为誓言并不是献给神明的，而是献给自己的。所以，她在行动上尽量遵循着婚姻的规范，她尽可能避免把自己的不幸归结于他人——特别是那位牵线搭桥的梅尔夫人，如果非要找一个可怪罪的对象，她宁愿选择命运。但是她没有变成一个逢人便诉说不幸的女人，她不可能像吉米奈伯爵夫人那样把自己的婚姻当成一场闹剧来对待，因为她始终对自己、对婚姻、对人生怀着忠诚和敬意。

可当她发现这段婚姻的的确确是一个圈套，伊莎贝尔究竟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婚姻？她滞留于花园山庄，一日日推迟做决定的时间。这时，古德伍德再一次疾风骤雨般地求爱，给了她一个唾手可得的逃离的机会。在古德伍德的催逼下，她做出了抉择，但并非私奔离开不幸的婚姻——她选择回到罗马。伊莎贝尔为什么要回到罗马？这个结局引起了太多遐想和讨论，评论家们普遍认同潘茜是促使伊莎贝尔回到罗马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伊莎贝尔行前同她的约定，还是伊莎贝尔在同奥斯蒙德的婚姻中间接获得的身为人母的角色与责任，都是她的伦理生活的一部分。返回罗马，意味着伊莎贝尔可能选择了在同奥斯蒙德的婚姻政治中为潘茜的福祉而战。

这些缘由是关键的，但支持伊莎贝尔做出这样一个勇敢决定的，无疑还有她对人生、苦难与幸福的体认。她想过逃离，“但很明显，她没这个特权。在很长的时间里，生活将成为她应对的主要内容，这是她内心深处的感觉，这种感觉比任何放弃的愿望都要深刻。不时的，在她的信念里也会出现些鼓舞人心的事情，有时几乎是催人振作；这是活力的证明，说明有朝一日她还会快乐起来。”（556）她安慰自己，她活着不是为了受罪的，她还有价值、能力尚可，不至于永远陷在不幸的泥淖之中。然而紧接着她又想到，价值并非幸福的保证，“遍览历史，难道不是价值连城的往往遭受毁灭吗？假如一个人才华出众，他就更有可能受尽苦难。”（557）这些纷乱的感受和想法，在逃离和坚守之间的犹疑，既深刻地反映了她身处的伦理困境，同时也表明她不会轻飘飘地处置自己的人生。

其实，我们在伊莎贝尔对待婚姻的所有表现中体会到的就是这种庄重感。无论是婚姻政治中坚持自我的道德而与奥斯蒙德进行微妙的抗争，还是难以完全剥离对丈夫的某种同情共感和对婚姻这种伦理形式的期许，都意味着伊莎贝尔在认真而严肃地投入生活。她会有许多犹疑、矛盾、纠结，这个过程可能也会令她感到不堪重负，但这一切源自于她对生活所怀有的敬意和潜藏其间的崇高感。对伊莎贝尔这样一个漂浮在大时代里的个体来说，这种崇高感是牵绊，也是力量；是束缚，也是自由。

生活由接连不断的选择与行动构成，对伊莎贝尔来说，在结婚这个重大抉择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无数个或大或小的日常抉择，也即无数个不可预见的人生小径的分岔口。其实《画像》的结局之处，也不过是诸多分岔口其中之一。或许伊莎贝尔最终仍然会离开奥斯蒙德，只不过并非在那个时刻，更重要的是，不是通过私奔的方式获得解脱。对她而言，人生不可能永远躲避苦难，但人也不是生来就为了受苦。也许文章的最后我们终于能够理解伊莎贝尔的选择：当她开始亲历生活，当苦难的浪漫糖衣褪去，她仍能保有一份对生活的敬意，坚持那种能够在自由、不幸、责任、希望之间周旋的道德力量，她才真正品味了人生。█

编辑 丨戴玲娟

校对 丨周求霈

审核 丨 李昊玮、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