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惊呆了，殖人竟是外务大臣？！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我们来讲第一次伊藤博文内阁。
在此之前呢我们回顾一下第一次伊藤博文内阁组阁前的历史背景。1873年大日本帝国内部爆发了明治六年政变，在这场夺权政变中来自土佐藩的板垣退助被迫下野。随后板垣退助为反抗以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核心的萨长藩阀政府发起了自由民权运动。起初，没人在乎这场运动，这不过是一次抗议，直到萨长藩阀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自由民权运动的规模终于是逐渐膨胀到了一个再也不能忽视的程度，很正常，老百姓会揭竿而起表达不满的最大前提就是老百姓他真的过的苦。1881年爆发明治十四年政变，大日本帝国内部的一起了不得的贪腐大案被曝光。
萨长藩阀政府竟将日本人民挥洒血与汗才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北海道国营资产，以2.6%的极低价格无利息分30年结清卖给了受裙带关系庇护的来自萨摩藩的豪商。日本人民群情激愤举行抗议，萨长藩阀政府无奈做出保证，将在1890年设立民选国会，并允许了民间建立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政党。1882年伊藤博文前往欧洲，调查研究该如何制定一部有利于萨长藩阀政府的宪法。最终伊藤博文深受德国式高君权宪法的启发，回到日本后便迅速着手开始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起草工作。并于1885年12月内部废除了太政官制，建立内阁制。
既然说到了建立内阁制，那就不得不说一下内阁制之前的大日本帝国政治制度了。1871年大日本帝国进行了废藩置县改革，全面消除了地方的自治性、独立性，开启了中央集权。随之对以往的政治制度『太政官制』也进行相应的改革。
把原先的二官六省制合并拆分为了执掌立法的左院，执掌行政的右院，以及核心执行机关正院，正院设有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以及数位参议。请注意，虽然名字叫左大臣、右大臣，但左大臣、右大臣隶属于正院，并非是左院右院的最高长官。正院下辖所有省厅级机关。别看左院右院在理论上和正院是平级的，事实上左院右院一点儿权力都没有，根本没人听他们的。什么立法工作、审查工作，就正院一句话的事。还有一点是太政官是一个机构的名字，功能上类似于国务院，并不是一个叫做太政官的官职。太政大臣则是太政官的最高长官，有什么事儿了就向天皇报告，与左大臣、右大臣共同对天皇负有直接的政治责任。
1875年大日本帝国政府借明治天皇的名义发布了渐次立宪政体树立之诏。诏书中除了对设立国会作出承诺以外，还对彼时的三院制1.0进行了改革。废除一点用都没有的左院和右院，将原本名义上负责立法顾问工作的左院改为元老院，以及把负责秘书审议工作的右院改为负责司法审判的大审院。这里作为立法机关的元老院和我们待会要讲的元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不要搞混了。正院则是机构本身不变，但增设了几个下辖的省厅。
然后眼尖的观众可能要问了，这不是三权分立吗？太天真了，这只是名义上的三权分立，只是做样子给西洋人看的而已，给欧美列强一种大日本帝国好像要宪政了的错觉，国际观瞻是很重要的，远远比给本国人带来幸福要重要的多。在整个大日本帝国政权里，作为行政机关的司法省可以肆意修改裁判所规则，还对法官检察官拥有人事权，在实践中司法大臣，亦或者是其他高层领导竟可以公然的以谈话等形式干涉司法判决。别以为只有立法、司法被行政架空了，行政甚至也被自己给架空了。正院的权力在名义上归属于太政大臣、左大臣和右大臣，但实际上正院的政治权力迅速被原本仅担任书记秘书工作的参议们所掌握。于是伊藤博文在1885年改太政官制为内阁制的时候，干脆直接废除了左院、右院、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
这张图依然是我画的一张第一次伊藤博文内阁成立伊始各省国务大臣的表格，不包括改组的。可以看到有八位国务大臣来自萨摩藩、长州藩。也就是说整个大日本帝国的政治完全被建国功勋组织所主导。
第一次伊藤博文内阁中存在感比较高的就是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本人，外务大臣井上馨以及大藏大臣松方正义。三人分别代表了起草钦定宪法、欧化政策、松方财政。
欧化政策指的是以外务大臣井上馨为中心，为了修改日本在江户幕府时期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开启的移风易俗政策，正好借着起草宪法的契机，向欧美列强展示大日本帝国的近代化成果，以此希望欧美列强愿意承认大日本帝国是一个近代文明国家被进而将大日本帝国纳入到国际法的适用对象之中。对彼时的大日本帝国而言不平等条约主要有丧失关税自主权、承认欧美列强在大日本帝国的治外法权、大日本帝国对欧美列强的单向最惠国待遇。
井上馨借鉴了前任外务卿寺岛宗则在与欧美列强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时的教训。放弃一次性修改与所有欧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而是分三步，先是欧化政策，再是不平等条约的一部分修改，最后才是不平等条约的全部修改。虽然我把欧化政策归到了1885年的第一次伊藤博文内阁里，但实际上欧化政策是自1879年井上馨接任寺岛宗则后便开启了的政策。
1883年，大日本帝国的著名欧洲文艺复兴式建筑，位于东京府的鹿鸣馆建成。外务大臣井上馨随即开展了作为欧化政策的重要一环，广义上被称为井上外交，狭义义上被称为鹿鸣馆外交的社交往来活动。鹿鸣一词取自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寓意欢迎来宾。大日本帝国开始纷纷向欧美驻日使节发出邀请来参加鹿鸣馆举办的歌舞会。鹿鸣馆内的装饰，饮食，设备全部参照欧美风格。与此同时，真是应了那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农民被超级通缩折磨的生不如死，各地都出现了反抗，大日本帝国那也是毫不手软血腥镇压。
鹿鸣馆内夜夜笙歌，乡村田外哀嚎遍野。不在乎，无所谓，别问，问就是必要牺牲，发展阵痛，无奈选择，艰苦探索，时代局限，暂时困难，曲折前进，欧美封锁。可惜哪怕是彼时的大日本帝国政府高层和他们的夫人对欧美舞会、欧美饮食、欧美着装都知之甚少。闹出了不少笑话，最终井上馨的所谓欧化政策也不过是流于表面，在诸如三权分立、宪政民主等触及内核的方面大日本帝国那都是地地道道的大和味儿，完全没有改变欧美人对大日本帝国的看法，故欧化政策在整体上都是比较失败的。所谓的欧化政策在民间也被批评是上层的贵族欧化主义。
由于彼时大日本帝国的最大贸易国英国完全反对井上馨所提出的不平等条约改正案，进而就连不平等条约的部分改正都遭遇失败。眼见欧化政策收效甚微，井上馨逐渐失去理智，欧化政策逐渐从手段变成了目的。1886年井上馨在与欧美驻日使节商谈撤销治外法权的预备会议上放出豪言，只要能撤销治外法权，大日本帝国将对在场的欧美诸国完全开放，允许对外国人发放内地杂居许可，持有内地杂居许可外国人可以自由的在大日本帝国境内旅行、居住、经商、创业。
承诺聘用欧美籍法律顾问来修改大日本帝国的各种法律，甚至还保证会在大日本帝国的裁判所里设置外国人法官、检察官，并且遇到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则该审判庭中法官、检察官的比例一定过半数，欧美列强的外交官们对井上馨提出的诸多让步颇为意外。
同年爆发了诺曼顿号事件。1886年10月24日，英国籍货船诺曼顿号从神户港出发，船内共载有25名日本籍船员以及共26名英国籍德国籍船员。在航行至四国岛高知县纪州冲海域时触礁沉没。包括船长在内的26名白人船员全部乘救生艇逃生成功，被沿岸渔村的村民们救下。而25名日本籍船员则是都被抛弃在海面上最终无一幸免全部遇难。事件发生后引发了大量日本人的愤慨，纷纷指责诺曼顿号上的白人船员是故意对日本籍船员见死不救的。这个时候舆论里突然出现了非常冷血的声音，他们不去指责见死不救的行为，而是痛骂了那些救助了白人船员的村民们是国贼，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同年11月，在英国驻神户领事馆内的管船法衙开始审理此案。获救白人船员辩称在海难发生时就已经传达给日本籍船员赶快去乘坐救生艇的通知了，但日本籍船员不懂英语，都害怕得龟缩在船舱里，再加上诺曼顿号只是一艘货船并没有配有日语翻译，所以白人船员自称已经尽力了。随后拥有领事裁判权的英国籍法官宣布所有获救白人船员无罪。这一纸判决书直接点燃大海，大日本帝国境内多地爆发了痛斥英国野蛮行径的抗议。大日本帝国官方喉舌媒体东京日日新闻也发布社论，大概意思就是哪怕日本人再无知，也不可能白痴疯癫到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连呼救都不会。此外诺曼顿号事件还间接影响到了大同团结运动。
1887年，外务大臣井上馨向欧美列强所提出的条约改正妥协案被曝光，日本人民都都惊呆了，殖人竟是外务大臣。大日本帝国政府内部也是傻眼了，内大臣三条实美，宫内大臣土方久元，元老院副议长东久世通禧，农商务大臣谷干城，司法大臣山田显义，大日本帝国钦定宪法起草人井上毅都表达了猛烈反对。
谷干城甚至被气的实在是受不了辞去了农商务大臣的职务。御聘法国籍国籍法顾问博瓦索纳德评价道，井上馨的提案危险至极，如果不加以阻止恐怕会出大问题。就连一向主张内阁团结的伊藤博文都面露难色，就这样第一次伊藤博文内阁同时受到了政府和民间的强烈批判，史称明治二十年危机。这也是伊藤博文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以来的第一次危机，事件危机最终是以外务大臣井上馨辞职，不平等条约改正谈判中止而结束。
时间拨回1885年前后，视角来到大日本帝国钦定宪法的起草上。相信很多观众已经感觉有点不对劲了。一般来说不都是先制定宪法，然后再依据宪法组建内阁吗？确实，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但可以看到大日本帝国在设立国会的过程中表现的那叫一个千不该万不愿。
对于萨长藩阀而言，既然开设国会已经不可避免，那么抢在民间政党之前先行制定有利于萨长藩阀政府的宪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大日本帝国钦定宪法起草工作是以伊藤博文为最高负责人，井上毅、金子坚太郎、伊东巳代治为核心班底组成的，除了大日本帝国钦定宪法以外还负责了例如皇室典范等法律的制定。时间紧任务重，制宪的核心目标就是一个，限制民间势力，加强萨长藩阀的权限，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先组阁，然后再以类似政治寡头共和的形式去制定一部有利于大日本帝国萨长藩阀永世的宪法。.
照理来说，萨长藩阀想要一直掌握大日本帝国政权是非常困难的，由于欧美列强对东亚地区的渗透，还有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以及在技术上根本做不到阻绝信息传播渠道，当时的日本人民充分拥有了解学习民主宪政理念的环境。伊藤博文的选择是创造一个无害的，绝对正确的神像，也就是被神格化了的天皇。必须在宪法里明确天皇的至尊地位，以天皇的名义立法，以天皇的名义行政，以天皇的名义审判。
给予天皇统治国家的权力，也即所谓的天皇大权。可现实呢却是大日本帝国宪法里写着天皇拥有很大的权力，总揽统治权直接统治国家，但实际上就是个摆设，绝对神圣，绝对正确，绝对无害罢了。很明显，君主的绝对权力和立宪君主政体本身就是完全矛盾的，对伊藤博文影响深远的德国式宪法对立宪君主的定义有两条。其一是君主作为国家的象征，仅发挥维护国家统一的效果而存在，其二是君主的权力受宪法限制，君主与行政机构的关系应当是 “没有大臣的承诺则君主不可为” ，也就是阻绝君主干涉政治的可能性。理论是这样，但在具体该如何制定符合大日本帝国国情还又具备君主立宪作用的宪法上，伊藤博文犯了难。这时长期驻在欧洲的外交官柳原前光给伊藤博文献策，提出了皇室制度论。
柳原前光提出的皇室制度论的核心主张有两条，一是赋予皇室自律性，二是强化皇室对国民统合的作用。柳原前光认为应当剥离皇室和政府之间的直接关系，内阁乃至整个政府的变动，亦或者是国会势力的交替更易都不能对皇室的运营产生影响。耽误之急是把皇室财政从国家财政中独立出来，取消由大藏省从国库拨款给皇室，而是直接在宫内省新设内藏寮来专掌皇室财权。可以把政府持有的部分股权、部分公用土地转移给皇室供其经营。且盈余出来的皇室财产不必交还给国库，同时制定帝室会计法和皇室会计法来规范限制天皇还有皇族对皇室财产的处分，因此一直以来被归纳到行政管辖下的宫内省也必须从行政中独立出去。
然后是扩大天皇的统治基础，精准施以皇恩。不要把华族的范围仅仅限制在公家、大名等古日本以来就是贵族的人身上，要把那些有功于国家的人都纳入进华族系统内并授予其爵位。至于什么是有功于国家的人的定义，不光是维新元勋、地方基层的大地主、高级知识分子、财阀老板那都是有功于国家的。当这些人被纳入到华族体系之后，什么大地主想要的土地兼并、知识分子想要的政治制度改革、财阀想要的法人税所得税减税，就都成政府内部问题啦，都是好商量的，矛盾再大也不会撕破脸。一番攀谈交心之后伊藤博文大受震撼，拍手叫好点头称是。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宫中府中之别以及华族令的诞生。这就是日本智慧吗？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么多人都在赢赢赢，那么到底是谁在输输输呢。
1884年7月伊藤博文制定华族令。将华族分为了公侯伯子男五等，以公家、大名为首的原本意义上的华族基本上都位列公侯。其余的所谓有功于国家的人基本上都是伯子男，在此统称为新华族。华族令制定后的一个星期就有509人被授予爵位，并且新华族全部都是永世华族，是真的代代传。1885年12月大日本帝国政府发出了太政官达第69号令，也就是有关临时设立内阁职权的敕谕。以法令的形式废除了太政官制，但这个时候还并没有一个明确写了大日本帝国要搞内阁制的、公开的法律，象征着内阁制在事实上建立。
1886年2月发出了宫内省达第一号令。宫内省、宫内大臣、内大臣、侍从长等作为天皇近侍的机构、职位正式从内阁中独立出来。此后内阁与皇室之间在政治上再无法律意义上的直接关系。理论上阻绝了府中对宫中的政治利用和宫中对府中的政治干涉。话虽如此，伊藤博文固然是为钦定宪法铺垫了这么多改革，可依旧没有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该如何面对自由民权运动本身。
第一次伊藤博文内阁基本上确立了后来的元老制。元老制并非明确的公职，无论是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上还是在其他法律法规上都找不到任何有关元老的明文规定。谁拥有元老资格基本上是看天皇在敕谕中对某个人是否用了【匡辅】、【辅业】、【赞襄】等词语。不过也不绝对，例如大隈重信在1916年收到的天皇敕谕中就有匡辅一词，但大隈重信却并没有被认为是元老的一员。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元老政治其实就是黑幕政治。
虚假的国会：帝国议会
真正的国会：元老会议
事实上大日本帝国要是真出了什么事，看似国会里装模做样的讨论的很激烈，其实幕后就这么几个人开个会，接下来做什么，下一任内阁总理大臣是谁，国家走什么路线直接就决定好了。国会就是个摆设，拿来给日本人民还有西方国家看的。最起码在建国功勋组织萨长藩阀倒台之前一直都是这样的。元老最大的权力就是对下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奏荐权。一点不夸张，没有元老的奏荐，哪怕是众议院绝对多数党的党首都没资格成为内阁总理大臣。因为内阁总理大臣是必须由天皇任命的，而天皇究竟任命谁是内阁总理大臣又必须先“下问”元老们的意见才行。大日本帝国的整个藩阀时代，政治都是这些个元老来操作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把元老视作一种政治寡头，他们对大日本帝国历史走向的影响非同小可。
最后我们把视角转移到自由民权运动。由于从1882年的福岛事件开始自由民权运动开始进入暴力化阶段，大日本帝国境内烽烟四起，到处都能看到民权派对官僚警察的暗杀行动以及警察甚至是军队对农民抗议的镇压，社会秩序几近崩溃。在这一期间自由党解散，立宪改进党停止运作。然而开设国会的日子并不会因此延后，这样下去不仅是宪法，就连国会都会被萨长藩阀彻底控制。
1886年，前自由党党员星亨和后藤象二郎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站了出来，呼吁所有民权派暂时放下彼此之间的成见，团结一致对抗萨长藩阀，不要让萨长藩阀的卫星党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史称大同团结运动。还记得1886年发生了什么吗？没错，1886年正好就是井上外交、诺曼顿事件爆发的那一年。民权派纷纷集合至东京举行抗议示威，一同谴责了萨长藩阀政府的各种外交活动和谈判是屈辱式外交。
1887年10月，民权派大人物，前自由党党员片冈健吉、后藤象二郎向作为立法机关的元老院提出了三大事件建白书，三大事件分别指的是确立言论自由，地租减轻，实现对等的外交条约改正。以尾崎行雄、星亨为首的其他民权派闻言群起响应汇聚到了首都东京一起对萨长藩阀进行抗议谴责批判。同年12月，大日本帝国颁布保安条例，又是一次酣畅淋漓的光速立法。直接有罪推定主要民权派有内乱阴谋、教唆暴动的可能，命令这些人离开东京并且不得踏入以皇居为圆心的12公里以内。
由于保安条例颁布出来的当天就正式生效，许多民权派来不及离开东京从而被逮捕。东京一时间陷入了巨大的混乱，萨长藩阀紧急部署两个近卫炮兵大队在皇居以及政府高层的宅邸周边戒严。并且萨长藩阀随后对保安条例做了扩大解释，将民间对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各种意见建议视为是意图引起内乱、教唆暴动的行为而被严令禁止。对应钦定宪法一词的私拟宪法，也就是非官方的、由民间社会组织或个人发表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草案全部作废，大日本帝国政府将完全不对任何私拟宪法做任何形式的讨论。在这一时期，萨长藩阀还以明治天皇的名义赐予了前自由党党首板垣退助、立宪改进党前党首大隈重信伯爵爵位，二人没得选择，作为维新元勋的板垣退助、大隈重信胆敢拒绝，那么他们在下野前获得的所有政治权力都会失去合法性，也适逢前外务大臣井上馨因外交失策辞职，于是伊藤博文便拉来了大隈重信成为新一届的外务大臣，前农商务大臣谷干城辞职后则是由北海道官有物贱卖事件的主角，来自萨摩藩的黑田清隆接任，自由民权运动再次陷入低潮。
1888年大日本帝国发布了第22号敕令，即全称为《枢密院官制及枢密院事务规程》的法令，事实上设立了枢密院。伊藤博文把枢密院定义为和内阁一同是宪法上的最高辅翼而存在，是天皇的最高询问机构。同时具备辅弼机关、皇室机关、裁判机关三重身份，对大日本帝国政治的影响非常大。
1889年，在正式开设国会的前一年，伊藤博文辞去了内阁总理大臣的职位，把自己安排到了枢密院，成为了初代枢密院议长。井上毅、金子坚太郎、伊东巳代治跟随伊藤博文辞去了政府内的职务来到了枢密院担任书记官。开始全心全意的进行制定大日本帝国钦定宪法的最后工作。黑田清隆接替伊藤博文成为了第二任内阁总理大臣。自由民权运动的最后阶段将会在黑田清隆内阁时期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