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国家的方向感不明确，什么改革、转型，根本都谈不上
作者：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几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让人困惑的一段时间。
过去的三十多年我们有时候也有困惑，但那时候的困惑好比是：我们在一条很明确的路上走，但是中间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障碍，尽管如此，路是明确的。
但是这次有点不一样，那哪条最后可能就走得通，可能就是一条路，哪条可能走不通，它根本就不是路呢？现在我们都有点弄不清楚。
最现实、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么？我想从最虚的层面来说，就是三方面：第一个是国家的方向感，第二个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第三个是老百姓的希望感。我觉得这三方面现在如果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答案，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框架，别的改革根本就无从谈起。
一、最关键的是国家的方向感
在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有过顺利的时候，有过不顺利的时候，但是无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不顺利的时候，哪怕是受到挫折的时候，国家的方向感，即国家朝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从来没有模糊过。朝着什么方向走？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走，经济上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走，政治和社会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走。
但在最近的一段时间，这个方向感却有些模糊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国家的方向感觉模糊了。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虚的问题，单就对经济的影响来说，都是很明显的。
这个方向感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国现在国家的方向感不明确，什么改革，什么转型，我觉得根本都谈不上。所以，首先要解决方向感的问题。
而解决方向感问题，按照道理来说其实没什么可难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曾经开过两个很好的会，出了两个很好的文件，一个是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当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地方，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另一个是四中全会，法治，依法治国。问题是要真正朝着这个方向走。
二、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
在法律的意义上，在人格的意义上，人人都是平等的。这当然没错。但同时我们得承认，不同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好的社会总得让最能干的这些人脱颖而出，当然同时要规范他们，使他们的行为更有利于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之前比，一个重要的变化就在这里。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你可以找出种种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最能干的人有了机会，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在最近的几年中，与国家的方向感模糊相伴随的，是相当一批精英在跑路，资金在外流。现在跑路最明显的，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有知识的人。甚至一些很温和的人，对体制很认同的人，都在开始跑路。没跑的，也是人心惶惶。这背后，就是精英的安全感问题。
因此，现在经济要走出困境，精英上层的安全感非常重要。而安全感最基本的保障，是法治。临时性的政策倾斜，甚至一些重视民营企业的举措，都已经不能解决问题。
三、 老百姓的希望感不能破灭
应当说，在18大前后，老百姓应该是充满着希望的。在那之前多少年不作为，问题已经积累的越来越多，有的已经积重难返。人们期待有一届新的班子，能够有魄力，有能力来面对这个问题。18大之后，打老虎、反腐败，更进一步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但要看到，在最近一两年中，社会的心态，老百姓的心态，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甚至对反腐败，也是什么样的说法都有了。
这个情况又与经济周期碰到了一起。我走访过一些地方，包括农村。据我所见，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农民的收入是减少的。按照有关报道，仅粮价这一项，农民减少的现金收入就有一千多个亿。而按照目前整个经济形势，农民打工的收入也不可能有很大增加。
城市呢？去产能，涉及到几百万人的转岗甚至失业下岗问题。客观地说，涉及到的人比90年代中后期那次要少，政府准备的条件比那次要好，但毕竟涉及到几百万人的生计问题。
现在社会要进入一个新的三十年。这个新的三十年应该建立在过去那两个三十年认真反思的基础上，从而提出具有一种超越性理念。这个理念，应当体现出对过去两个三十年的继承与超越，应当体现出14亿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应当体现出人类进步的共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