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语时，他是为数不多站出来的人
在北大，周其仁是曾被学生评选的“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课，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要靠放座号来维护选了课的学生的“权利”。
在中国经济学人圈，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他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
“理性，激情，雄辩，治学仍不忘忧国。”在回复记者的短信中，财经传媒集团总裁戴小京用12个字来概括这位80年代的老同事。
一个经验主义者的成长轨迹
1978年早春，在北大荒农场的一只高音喇叭下，28岁的下乡知青周其仁一边听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自己如何填写志愿。因为年龄偏大，他不得不放弃了北大，在第一志愿上填了历来招大龄学生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此时，他已在中俄边界下乡整整10年，其中在山中狩猎7年半。随后，周其仁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人——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
此时，这位“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假期到安徽农村调查“包产到户”的机会。
1981年夏天，二十多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拿着国家农委开的介绍信，坐着火车硬座到了1977年后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安徽滁县。
他们跑遍了定远、凤阳、嘉山等地农村，白天走访当地的干部和农民，晚上整理访问纪录，也看到了衣不遮体、一家人穷到只有一条裤子穿的可怕贫困。
每次从农村调查回来，头一件事就是向杜润生做汇报。“汇报之前，我们那群年轻人最当个事，整宿熬夜地准备材料，因为知道在杜老面前不容易过堂。”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认识层次上去了。
在农村的10年，基本奠定了周其仁的学术风格和“气味”——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研究路子，以及在各种现实得约束条件下寻找解决问题的路数。后来他写的《城乡中国》，成了解读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大趋势的必读书。
1990年，在风雨飘摇中，农研室被解散，两百来号员工听候发配。当时在英国访问的周其仁折道去了美国，随身只带了一套西服。他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经济史的博士学位。
在海外，牵动他的仍是中国问题。泡在大学图书馆的日子里，他读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读巴泽尔“关于主动资产”的分析，读阿尔钦的产权理论，心目要解释的现象，还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
大江东去，是挡不住的
在80年代的改革史上，发展组及后来的发展所可谓赫赫有名。
1984年9月，一帮中青年学者在莫干山召开了一次在中国改革思想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的会议。会上，除了著名的价格“双轨制”外，白南生、周其仁所在的农村经济小组讨论了如何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改变农村产业结构的可行性办法。
会后，各小组派代表下山，向正在浙江考察的张劲夫汇报。周其仁代表农村经济组参加了汇报。是年年底，国务院总理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宣布实行粮食合同订购政策，正式开启了改革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波冲击。
1985年，统购统销改革的第一年就出现了粮食减产的现象，产销区两头“摆不平”。加之货币超发引起的通货膨胀，粮价较大幅度上涨，市面上出现恐慌抢购，甚至发生了激烈的干群冲突。中央内部和社会各方诘难四起，令杜润生和方案小组都受到了压力。
最终，中国的粮食市场化走了“很漫长、很艰难”的二十多年，终于终结了统购统销体制。
“能说的，不如会听的”，离开“农村改革的参谋总部”后，周其仁如此理解“建言”，“听的人最难，他要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做选择，职位越高，受到的约束越多。而且，对这些约束条件，建言者往往并不知道。听者会听，才下得了决心决策。”
周其仁后来回忆道：“中国的改革怎么可能喊个口号就一路春风呢？都是一波三折的。改革的需要从来先在某些局部出现，与全局的普遍状况有不小的距离。局部先行的改革还不能与大部队脱得太远，更不能对立。”
周其仁说他很欣赏这么一句话：“天下的江河很少有直直的，都是拐来拐去的。为什么？水要跟大地妥协。当然最后水还是往东流了。那是挡不住的。”
缝出一幅“真实世界”的图景
一年中很多时间，周其仁喜欢跑在各地做实地调研，农村，企业，城市。凡是真实的现象，他似乎都有兴趣。
这是他的调研“军规”之一：“风口浪尖时，不能躲，要尽可能到现场去，这是获得真实知识绝好的机会。”
一下飞机，冲在队伍第一个的一定是他。他已经和接飞机的人聊上了，开始问问题了。途中，车在不同的地点之间奔波，二十多人的中巴上，大家都一个接着一个累得睡着了。耳朵里只听他的声音，他还在不断地聊，问问题，最后被他问的人也累得睡着了，他还在那里东张西望，看田野，在思考什么。
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他的精力太旺盛了。原因之一是问题本身会激发他无穷的精力，他只会关注激起他兴趣的，然后就抛开一切，抓住问题的本质。
学者汪丁丁对周其仁在社会调查方面的成就评价很高。他说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从其仁的感受中感受了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他总是比任何人都更贴近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
猎人的枪声
不温不火的周其仁也有擦枪走火的时候——那是10年前引发巨大舆论风暴的“顾郎之争”。
当时，媒体以“国内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之说法极力渲染、推动这场风波。
在《经济观察报》上，一向以“不爱赶热闹”婉拒媒体的周其仁以《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为题，用自己从1996年起对三十多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调查为经验依据，对郎质疑几家上市公司国有资产流失的研究方法、数据、逻辑等等漏洞进行了全面的批驳。
言辞之尖锐犀利，令许多熟悉他的风格的人大感意外。
一位接近主流经济学圈的人士告诉记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噤若寒蝉，因为“谁敢批郎咸平一句，不管你说什么，都会被网上的愤青们骂臭、骂死。张维迎素来是这样的脾气，周其仁火气这么大，倒有点意料之中的意外。”
周其仁后来几次反省，说自己那回写得太冲了，“没控制好”，“情商有问题。”一位熟悉他的北大学生说，看似温和的周老师“骨子里是一个很孤高的人”，对自己认定的理念相当坚持，其实从来不怕得罪人。
据一位亲历者回忆：90年代一次级别颇高的场合，周其仁提出的观点惹得当时一位领导不悦，传出来的讥讽说：你们无非就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罢了。周其仁知道了当即回应——“怎么着？我不相信这辈子还有比‘杜润生的徒子徒孙’更让自己感觉高傲的称号。”
此事在农研室的老同事圈中迅速传开，令一干亲历过政治动荡和世态炎凉的当事人颇引以为傲。一位农研室的旧人告诉记者，“虽然现在不常和其仁见面，但知道彼此是可以信任、价值观是相同的。”
在两种力量之间
2008年7月，98岁高龄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在芝加哥大学发起并主持了“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
尽管科斯的理论在1959年说，清楚界定的权利才是市场交易的关键前提。周其仁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农民和基层自发的产权界定，加上地方和中央给予的合法化承认，共同成就了产权的重新界定。”
“这个经验非常有意义，我甚至认为对整个人类都有意义，因为将来再走错也不怕，中国的改革已经预备下一贴可用的解药。”
历史的机遇，让周其仁这样一度在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们有幸参与了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决策。那么，如何看待80年代那场改革的缘起和发展呢？
这是周其仁所理解的“顶层设计”——国家机器对底层的、地方的自发改进、改革的做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国家制度。仅此而已。
在为“中国往何处去”忧思一片的中国思想界里，这也多少解释了周其仁对未来的乐观——一旦现有的游戏规则“摆不平”，底下自然会冒出来各种求生、求变、求发展的办法和创新。
“我们能做什么事？生活天天在冒新东西，无非做点甄别——哪些冒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性，再给它加点减点什么，它可能就起来了。在调查研究当中，做选择、梳理，使得杂乱无章的现象变得比较有条理，让信息传输的成本降低。”
对知识分子们设计改革蓝图的热情，他至始至终抱有怀疑。“我们写文章、做调查、做呼吁、进行学术辩论有用。但是，你要搞清楚一点：我们只是起辅助的功能，敲敲边鼓的。”
亲身见证过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星火燎原之势，让周其仁坚信一条规律：“中国的事情很厉害，如果这个事是符合方向的、是底下有根基的，你上层只要开个口子，从NO说成一个有条件的YES，底下就不断地拱出来，欲罢不能。这个力量远远超出学者的力量。”
“就像两种化学元素相遇，我们的力量加上这个力量，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改革开放，是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命运最重大的事件。从改革史上标志性的莫干山会议开始，周其仁教授就密切参与中国改革的每一步。
可见，周其仁老师是一位注重实践，又思想深刻的学者。他密切参与中国改革的每一个重要步骤，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洞察可谓深入骨髓，尽管他有很多真知灼见，既不盲从主流，也不迎合民意，但近年来鲜有作品公诸于世。
为此我们诚荐“周其仁作品集”：《城乡中国》《改革的逻辑》《货币的教训》和《产权与中国变革》。
这套书揭示了中国经济未来之走向，探索中国经济前行之方向与路径。可以帮助读者看懂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货币政策，以及农地改革、国企改革、医疗改革、城乡关系、货币制度等领域，是关于中国经济研究必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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