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比网红更坏一些

网红说，理科590分不要报新闻，想报的话，直接把你的头敲晕。然后随便报一个啥都比新闻好。

他还说：那些教授根本不懂传播啊，粉丝都没有我多。

重庆大学一教授很不高兴。他的反驳意见有两点：新闻学其实是和媒体脱钩的，我的学生都去宣传部工作了呢；第二，我们比的不是粉丝或流量，比C刊发多少论文，你行吗？

我特别讨厌那个靠教人考研的网红。在中国，每一年研究生招生就那么多人，他的培训，无非就是让一些人胜出，谁给钱谁赢。‘

这和高考一样。衡水中学厉害，那些学生也可以理解，但是对教育整体上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教人考研更坏，因为18岁通过高考进大学，到了22岁，还要再来一次内卷，毁掉了人生最好的阶段。

相比之下，我认为新东方都要好很多。教人外语考出国，即便没法留在国外，毕竟也算体验了不同文化。真的学好外语，毕竟是一项技能。‍‍‍‍

高考很悲哀，而研究生考试“高考化”更悲哀，一些人进大学就想着考研，等于多上四年高中，就是悲哀中的悲哀。

教授的话充满一种体制内的得意。但是，他的意思其实和网红没有什么区别：学新闻，不等于干新闻（理解成“干掉”倒可以）；学传播可以不搞传播，写好论文评职称就行。

这其实也是内卷，更窄通道的内卷而已：一种新闻学研究者的自我复制。

中国海洋大学王天定教授观察，现在大学低年级的学生都开始写论文发C刊了，因为这样更容易保研；研究生更要发C刊，可以方便直博；博士当然要发更多，因为可以进大学……

进了大学，就像那位重庆大学教授那样，不但自己发C刊，还洋洋得意以为这就是传播学的真谛。

我感觉教授比网红更糟糕一些。网红搞考研培训大获成功，虽然本质上无意义，但毕竟在一种“市场”中拼杀出来。相比之下，教授的赛道更封闭，也就更以权力为中心，比如知名大博导，学生发论文就会更容易一些。

我2002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北师大还很不错。记得那时一些学校已经开始要求硕士要发一篇C刊才能毕业，北师大没有这样的规定，一位老师说：你们硕士能写出什么有价值的论文？不如自己随便看书吧。

这一轮关于新闻学的争论，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它至少让人明白：机构媒体做出的“新闻”确实死了，不但读者不买账，连传播学教授也看不起媒体了。

过去，人们一直期待所谓“业界”和“学界”能够融合，促进新闻学院更接地气更了解现实。这方面做得更好的可能是胡舒立女士参与创办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2016年我在那里驻校3个月，发现老师和学生都很好，新锐又爱钻研。那三个月，就有FT中文网总编张力奋和腾讯网总编王永治来和学生交流。

不过，我问几个读硕士的同学：你们毕业会去财新吗？他们都很崇拜舒立，但是答案却出奇的一致：不去，工资太低了。

那是2016，正是创业大潮，广州深圳有大把机会。

7年过去，局面完全不同了。现在业界和学界融合的进程，应该已经结束了。这个“终结”不是媒体（作为用人单位）抛弃学院（培养单位），而是相反，学院明确说，我们的学生不要学做新闻做传播。

这是讽刺，也是一种超级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