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学生抗议行动告一段落。对我来说，持续观察这一事件是难得的体验。一位朋友说：张丰从想追求客观变成了“他们的传声筒”，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他支持以色列，认为我在支持巴勒斯坦。而一位支持巴勒斯坦的朋友也在指责我，因为我的文章还“还不够”。我自我检讨。去年10月7日，我为哈马斯的恐怖罪行而震惊，但是到哥大之后，我开始注意以色列清算哈马斯造成的后果，开始看到加沙遇难的妇女儿童。慢慢的，我不再喜欢以色列的战争技能。这种变化是困难的。考虑到我公众号的读者，大部分都是支持以色列（当然，放眼全国，这又是极少数），我同情巴勒斯坦，冒着得罪读者的风险。不过，看到不少读者留言谩骂，我又觉得我的冒犯是有价值的。人们的认知确实存在极化的现象，一旦形成一个印象，就很难改变。但是，我也看到有些读者开始像我一样，看到战争的另一个层面。如果有“信息茧房”的话，我自己的公众号就是一个“茧房”，但是它也有从内部瓦解或者更新的可能。重庆“胖猫”事件也是如此。警方公布胖猫和谭某的经济往来之后，尽管仍有一部分不信，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改变了看法，不再认为谭某是骗子，也有人为曾经指控她为“捞女”而道歉。这说明，所谓的“信息茧房”，或许只是一个虚拟的靶子。其实，在传播学上这个词的诞生就很有趣，它是一个悖论。信息茧房（Information

​广东一条高速路基垮塌，深夜中很多车辆跌入深渊，目前已经造成36人死亡。财新报道，有一家5口失踪，不知道在不在这36人之中。这条高速公路通车还不到10年，运营方陷多项合同纠纷。这当然不等于运营方就一定有问题。有些网友质疑工程质量，也有人质疑维护，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但是最近一两年，体育场垮塌、天燃气管道爆炸、大桥垮塌，和“工程”有关的事故已经发生多起。这是普通人要面临的“新风险”。20年前报纸上经常报道灾祸是煤矿事故，这可以理解为“传统风险”的代表：只要你不在挖煤就没事。新的风险则是不可预测的，对个人来说也是不可控的，一切都有赖于概率。但是很多和工程有关的事故其实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大基建之后的维护，对一个社会的安全来说至关重要。事实上，“维护”才是城市化最重要的部分。在曼哈顿看到的纽约，很多房子都几十上百年历史了。哥大学生占领的汉密尔顿大楼，前些年就花了上千万美元维护翻新。都市的形成，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大拆大建很容易，但是只有经得住岁月的考验，才能和人性融合。中国的城市和道路都还年轻。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已经进入“维护时代”。和维护有关的工作，不要有社会能见度，也很难形成“政绩”。它需要新的社会规范，不光是法律和责任感，甚至呼唤一种新的文化。有时候到中央公园跑步，我会惊叹于它是如何“长成”的，它第一次对公众开放，还是1858年，大清咸丰年间。这是几代人的接力，最终形成强大的传统，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非常强大。很可惜，就最基本的钱和责任感来说，也是我们所缺乏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风险。

早上有朋友转给我哥大校长的公开信，给人一点乐观的印象：尽管学校不会从以色列撤资，但是承诺帮助巴勒斯坦的卫生和教育。呼吁学生主动撤离营地，配合接下来的毕业典礼，接下来会支持学生抗议的权利。11点的时候，我正在参与一个播客节目的录制，朋友突然发给我一张图：学校发了最后通谍，要求下午2点必须离开营地，否则将可能面临学校的处分。搞得我午饭都没吃，紧急赶到学校。这个“最后通谍”非常诡异，甚至怀疑是学生“炮制”出来的，因为抗议行动面临着衰竭的可能，昨天（周日）警察撤走了校外百老汇大街上的所有路障和栏杆，哥大的周末市集正常举办，而校内也相当平静。华尔街日报报道，抗议学生开始在营地做瑜伽，这样有助于保持注意力。这说明，学生已经有点“军心涣散”了，因为抗议需要“敌人”，需要新的刺激和情景。这个“最后通谍”起的就是这样的作用。即便从学校的角度看，这样的“通谍”和威胁无疑是愚蠢的，因为重新点燃了学生的怒火。一点半开始，同学们在营地集会，进行新的动员。一点五十，开始围绕营地游行，因为人越来越多，这个“围成的圈”越来越大，最终包括劳纪念图书馆和巴特勒图书馆中间的大片广场区域。可以说，这是去年10月以来哥大参加人数最多的游行，不仅有巴勒斯坦面孔，有“美国白人”，甚至有很多黑人和亚裔，看起来，出现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真正惹怒同学们的，可能是“最后通谍”中的一句话：学校已经“识别”出了一些参加营地的同学，不撤出的话就给处分。因为没有人脸识别，也没有摄像头，要想“识别”并不容易。但是，这个“识别”很有“权力”意味。今天现场有很多志愿者在发放口罩，也是对“识别”的抗议。今天天气很热，最高温度接近30度，很多志愿者在游行的路边送水，有人发送补充能量的维生素糖，也有人在给大家喷水降温。每隔几十米，会有人在那里领着队伍喊口号，这些站在“外围”的，其实是最积极的分子。这样就形成一种局面：大量学生围绕营地，构建了一道“人墙”。如果警察来“清场”，此时将面对无法应对的局面：营地内只有帐篷，而所有人都在营地之外，很多新加入的老师和同学，估计有上千人。很难说这些人都支持“同情巴勒斯坦”的主张，更多人是在反对校方的态度。营地的地面上，写着“哥伦比亚大学可耻”的字眼。围观的老师们，面露赞许的微笑。今天还有一些教职员工也参加进来，他们穿着橘红色的马甲，准备为学生提供帮助。当游行队伍走到面前的时候，老师们也跟着喊起了口号——这给学校出了新的难题。这次警察根本没有来（据说学校也承诺不再喊警察）。但是，因为这个“最后通谍”已经被发到社交媒体上，今天校园内来了很多记者。本来要凭校园ID才能进学校，但是记者们也都各显神通，“混入”了校园，公开进行采访。带着那么大的摄像机，保安都没有制止，很明显不够“严谨”。今天游行开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一位中国人突然情绪崩溃，冲进营地大喊大叫。他时而痛哭，时而呐喊，夹杂着中英文，“中国给你们那么多钱，竟然这样？”“我的家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新冠肺炎是美国政府搞出来的（这句是中文）”……同学们和治愈者帮他平静下来，用伞挡住围观者，构建了一个保护隐私的空间。校医也赶来了，准备带他去医院看病。这是温馨的一幕：即便是在这种紧张的场合，人们仍然能够注意保护隐私、保护他人。所以，大家对抗议本身也不用太担心。它足够丰富、足够包容，反对而不是鼓励暴力。他成为现场唯一失声痛哭的人。后来了解到，他本来是支持抗议行动的。这说明，激烈的情绪对人的冲击非常大，这样的抗议行动，能保持和平、温和，着实不易。谁能想到，“崩溃”的不是巴勒斯人，也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中国人？

爱德华·萨义德和汉娜·阿伦特，都是我读硕士时候喜欢的思想家，一个是巴勒斯坦裔，一个是经历了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他们几乎奠定了我认知巴勒斯坦问题的知识框架，他们取得成就，都是在美国。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对犹太人的恐怖袭击，那时候我还在成都，正在准备访学的签证申请。我当然痛恨哈马斯，和很多朋友一样，我也支持以色列发动对哈马斯的战争。第一天到哥大，我还没来得及办手续，就看到了抗议现场。在Low图书馆前，声援巴勒斯坦的同学在集会。我在后面看着，觉得新奇，却没有太大感觉。去学校外逛了一圈，等我想重新回到校园的时候，发现需要刷卡才能进。在大门外，支持以色列的人在集会。这就是我第一天看到的，两边的声音，都得到表达，也看到了某种“紧张”。后来在学校看到很多次集会。每次都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人更多，但是举着以色列和美国国旗的同学，也会在旁边站着。这就像我当年做新闻编辑的时候，在版面上要尽量平衡各种声音。我心中更偏向支持以色列的同学，因为在抗议现场他们是少数派。这种局面在最近被打破了。这是因为学校当局感受到来自国会的强大压力，要求制止学生集会。学生不能在标志性的Low图书馆前活动，只有在学校四处游走。最终，他们“占领”了大草坪。到现在，我也很难说就改变了对中东问题的认知。追溯历史，这是相当复杂的事情，两面都有指责对方的理由。但是很多次近距离观察集会，对我还是有很大冲击。我开始看到去年10月7日的恐怖袭击之后的事情，开始去了解战争对巴勒斯坦妇女儿童的伤害。那些不再是冰冷的数字，而变成了新闻——已经发生的事实。支持以色列的朋友，可以坚持这样认为：战争总会波及无辜，这难道不是哈马斯造成的吗？（你无法反驳）哈马斯把妇女儿童当作肉盾，巴勒斯坦人要自由，首先应该反抗哈马斯；那些伤亡数字都是巴勒斯坦当局公布的，不可信……坦白说，我以前也是这样看问题的。我必须忽视10月7日之后发生的事情，不然会给自己造成痛苦。实际上，这是一种偷懒或者胆怯。因为如果去注视和思考战争中具体的苦难，就会损害自己的已有认知，会动摇“自己的世界”。在这样的习惯中，巴勒斯坦的事情被概念化、抽象化和非人化。我们把它变成历史知识，变成地缘政治，变成策略——中国人是多么善于宏观思考人类和民族的命运。但是，近距离接触那些学生，来自中东的面孔，年轻的美国白人，以及热忱的中国留学生，我至少改变了自己的目光：这个世界还有另一种声音。一个哥大学生给我留言说，萨义德的书是人类学必读，但是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那不是理论，而是“活的巴勒斯坦”。他的评论让我惭愧，因为我也从来没有真正关注过巴勒斯坦，那非常遥远，也和我无关，我一直关注的是“理念”。最近写了几篇哥大学生抗议行动的观察，大部分都发在这个公号上，没有留言功能，但是仍有很多人发私信过来。可以看出，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撕裂程度，一点都不亚于美国。朋友们的留言很激烈，有时候我都不敢细看。固化的、越来越极化、立场先行的，这就是当今的世界。区别只是美国社会充分呈现出来，而中国则是潜流而已。不要说“改变认知”，甚至尝试倾听不同意见，都变得困难。下去去见Andrew

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等待他的是强烈的嘘声。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谈话。因为没有打开麦克风，后面根本听不见。他也迟疑了，学生喊道：We

​“小学生秦朗巴黎丢作业”，曾经为微博贡献了好几个热搜。现在警方搞清楚了，这个视频是按照剧本演的，主创（一位女网红）按照警方的要求道歉了。机构媒体纷纷发表评论，为这个处罚叫好，“编造假新闻”太可恶了，必须受到惩罚。但是我认真看了一下女网红道歉视频后面的评论，发现80%以上的留言都是表态支持她。“不会取关的，这个真假其实不重要”，是更有代表性、更主流的声音。过去一段时间，警方处理了不少类似事件。比如，山东的婆媳矛盾，媳妇儿怀孕的时候婆婆不照顾，现在婆婆生病，媳妇儿只给她吃方便面……此事也是反响极大，很多媒体去求证，最终证明是“摆拍”。机构媒体的恼怒是双重的：一方面，这种假的、摆拍的东西，流量要比机构媒体的作品大得多，拥有更多读者和观众；另一方面，自己也不得不跟着这些摆拍的东西走，把它当成是“新闻线索”去核实。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状，被假的东西耍得团团转。像我这样在媒体工作多年的人，认为“真实”是最重要的。我们对真实有一套“标准”，比如，双信源原则，交叉证据等等。一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可能是首要的，也是是否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但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当今的时代，“真实”本身似乎并不重要。不要不承认。比如，在滤镜和PS时代，有几位女性朋友发朋友圈的时候，会发自己的“素颜”照片？如果是和女性朋友一起合影，我都不会擅自发布那些照片，因为这可能让人不快。微博热搜，几乎每天都有几条看上去像是新闻的，但是点进去却只是一张截图，上面的内容根本没有所谓的“5个W”，很多都是段子，或者改编的。相比之下，那些自编自导、摆拍的视频，其实更容易鉴别一些，因为那种小团队的、素人的演技，毕竟有限。这是新技术时代的根本逻辑。人们正在混淆虚拟和现实的界限，而且在把这当作“科技创新”，当作风口。所谓的VR，就是让假的更像真的；而媒体的转型，进行更多“非虚构写作”，其实是强调写作，写出更好的文本，让“真的”更像假的。机构媒体在批判网红，他们假装不知道，自己也在背离传统的“真实至上”原则。看一下机构媒体官方账号的标题，“突发！日本地震”，诸如此类的“标题党”，即便是顶级的、严肃的媒体，都迷恋于此。结果点进去看，不过是一个五级地震，但是编辑知道很多读者在渴望日本大地震——这种迎合，其实比“秦朗丢作业”可恶多了。我小时候，父母教育我一定要诚实。我唯一一次挨打，就是偷了父亲的扑克牌到学校玩，被老师没收（其实那扑克牌也是我爸没收学生的）后，死活不承认说自己拿了。我爸踹了我一脚：记住，打你不是因为你偷拿扑克，是说谎。当时有好几位老师围观。我那时很幼稚，没有反问他们一句：你们平常讲的都是真的吗？要到很多年之后，我进了媒体工作，才明白这一点。“求真”未必有什么收益，而且就是痛苦的旅程。求真是一种社会责任吗？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没确立这一点。但是我个人愿意更真实一点。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没什么创造力，没有什么大的贡献，很多人干脆认为已经是垃圾时间，保全自己最重要。如果能更真实、坦诚地呈现自己的想法，也算是给历史留一点证据。

耶伦访华比想象中有意思的多。在广州，她去吃了陶陶居，点了一桌子菜。据说，美方专门要求不要包间，也把屏风撤掉，让耶伦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差不多同一天，我的朋友余少镭也在广州用餐，吃得比耶伦还好，而且有包间。上一次耶伦访华在北京吃了云南菜，她还邀请几位杰出女性一起用餐，后来有一个大合影。那几位“杰出女性”很是紧张，没有一个人接受采访谈一下这次饭局。这次大不一样了，几家媒体跟拍，而且陶陶居也通过自己的服务号来一波推送，对企业是很好的宣传。网友都聚焦于这位老太太的穿着打扮，她的帆布包估计会走红。作为官员，耶伦的经费有限（据说出差每天可以报销几百美元），但是她本人其实并不缺钱。她出生在布鲁克林，大学是布朗大学，在耶鲁读硕士博士，后来是有名的经济学家，也出任过一家银行的高管，当过美联储主席。买点奢侈品包包肯定是没问题的。人们围观耶伦，就像第一次看到美国官员一样——这种反应，甚至比这次访问本身更有意思。不管是在意识还是在生活中，“外国人”对中国人来说重新变得陌生。去年年初，在成都和朋友吃饭遇到一位英国人，他2002年就到成都工作，比我还早三年。他说，疫情前四川和重庆，大概有2800名英国人，而疫情后，这个数字是200多。三年疫情，当然不止是疾病本身，而是一种疫情时期建立的“新文化”，让中国和“世界”隔离开来。这种隔阂是全方位的，不仅是外国人和外资撤离，也包括各种误解的加深。中国人认为外国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在很多外国人眼中，中国也重新遥远起来。有一次吃饭碰到好几位学者，有华人，也有汉学家。有一位老师说他马上要到中国去，其他人的反应是瞬间睁大眼睛，然后是一连串形容词。作为一种“镜像”，就和中国媒体看耶伦吃中餐、用筷子一样：本来是多么平常的事物，但是却变得新奇，变得陌生，并且“意义重大”。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耶伦访华的反应，多少有点夸张，但是这种“夸张”的背后，则是某种真正的期望：让中国重新“回归”世界。耶伦在访华前谈到了她这次的工作任务，那些目标都并不容易。但是可能她自己都没认识到，这访问本身却意义非凡。她受到的民间关注，相当于“一个国家元首的破冰之旅”。不知为何，我这两天老是想起历史学家王笛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的往事。他在川大读书的时候，在阶梯教室上大课，课间休息的时候，收音机传来邓小平即将访问美国的消息，“教室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40多年前的“掌声”，已经久远，但是今天却又异常清晰。

这本来是直播间正常的一幕，算是播主和粉丝有趣的互动。但是，这事却莫名其妙上了热搜，话题叫“董宇辉三拒讲解内衣内裤。”最后把董宇辉气坏了，宣布“天然讨厌微博，明天就去把微博注销。”

​六盘水水城区拖欠施工企业工程款，又反过来抓企业家、律师，会成为一个标志事件。这些工程本来都是教育、公共设施一类，是国家拨款。政府靠这个申请补助，但是又把钱挪作他用，施工企业往往只能吞下苦果。女企业家不愿意“忍了”。她一直坚持讨债，请了律师，最终政府把企业家和律师都抓了。悲剧本来到此就会结束。相信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事，多半是到第一个环节就结束。企业家只能忍着，等政府大发慈悲。一位朋友说，媒体关于六盘水的报道，他朋友圈的企业家没有一个敢转发的。因为这种转发，就可能被曲解成你想表达不满。但是这位可敬的女企业家不愿意认命。她找了律师，律师也被抓了。这时候有更多律师加入进来，中国经营报记者郝成拿到线索和证据，报社决定刊发报道。可以说，把这些材料发给100家媒体的记者，都不一定有人敢报道。经济观察报记者李微敖说，他邮箱里有很多线索都是关于经济案件的，一年都做不完。那些线索也会发给其他媒体，结果都是石沉大海。中国经营报是一个老派报纸，在国内媒体生态中也属于边缘（比如澎湃、新京报、南周、红星新闻……更主流和沉默），但是幸运的是他们还想试一下。北京的“中字头”报纸，面对六盘水的水城区而已——就不能监督一下吗？实际上你真的发了报道，也不会怎么样。最坏的结果是记者也被抓，和几个律师一起，这对个人绝对是一笔财富。包括前记者褚朝新在内，更多人参与声援。最终六盘水水城区在深夜进行了回应，他们指控媒体报道不实，但是媒体马上公布了所有证据——明眼人会看出是政府在撒谎。实际上，六盘水决定在深夜回应，就已经说明他们“输了”。他们不是真的想“反击”，而是企图蒙混过关。我对这个事本身比较乐观：律师和企业家会被释放，欠款没那么容易赔付——因为区上真没钱了。但是这种个案乐观背后又是更深的悲哀：企业家、律师、记者，几乎都是孤独的个人抵抗，大多时候都看不到希望。最近几个月，看到挺多“个人的抵抗”。比如张庆方律师，比如记者刘虎，还有零散的几起企业家按下红色手印的控告。你的感受是什么？一定是“他们危险了”，而不是正义将获得胜利。这样想，社会就真的危险了，而每一个人都是危险的。为什么不尝试站在证据、正义、善良一边？尤其是媒体业，很多记者编辑根本不敢转发这样的维权报道，因为珍惜自己的“身份”，其实，行业、机构、个人，因为距离公义越来越远，价值几乎贬值到零。那些企业家也一样，乖乖听话，也就乖乖失去。反过来说，像刘虎、李微敖、郝成这些记者，又会失去什么呢？

梅西录视频道歉了。他重复了一个事实，自己确实是内收肌有点发炎，不敢冒险上场，而不是什么政治原因（不是看不起中国人）。这个“道歉”算是给各方一个交代。连胡锡进都说，梅西的道歉看着挺真诚的，这事就这样算了吧。攻击梅西的人，和胡锡进都是一个嘴脸。其实，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呢，掌握了别人的命运？在我看来，梅西其实是重申了一个合同中的事实：如果球员没有伤，应该上场踢比赛；有伤的话，就不用出场。在梅西道歉之前，主办方也改口了。比赛结束的时候，他们说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才知道梅西不能上场，现在改口成“比赛前15分钟就知道梅西不能上场了。”人们希望赛事主办方能够公布合同，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但是，随着这次双方的表态，基本事实已经比较清晰了。合同中并没有约定梅西必须出场比赛，也没有和领导握手的环节。他们认为，受领导接见，不但是自然而然的事，而且是一种荣誉和福利，可惜梅西不懂，他只会踢球。你唯一能指责的就是，为什么三天后他可以在日本能够上场？这样想的人，可能都不怎么看真正的比赛。不管是欧洲联赛还是NBA，对伤病的管理都是科学而严格的。NBA球员，经常因为“臀部不适”，就缺席一场。这一场比赛不打，而下一场打，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为了“人民”的面子必须踢比赛，那是政治，不是足球。一个例子就是姚明，他也因为必须参加国家队一些无关紧要的比赛来回奔波，过早告别了NBA赛场。梅西是当今足坛的“球王”，拿过8次金球奖。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到了世界最佳，这一点没有疑问。他不是一个精明的人，足球场外，甚至不是一个强势的人。这一点从他和巴塞罗那的关系就能看出，他始终是被动的一方。这一次也一样，他遇到了比巴萨更复杂更险恶的环境。其实，梅西不上场没有关系，他只要赛前说几句赞美香港的话，就万事大吉。但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根本不在他的人生经验之中。事实就是这么回事：一个专业人士，因为“不懂政治”，“不懂人情世故”，被人利用和攻击，最终自己还不得不道歉。他的遭遇，本质上和北上广的年轻人回山东、河南农村老家过年差不多，只要迎合权力（长辈），说几句讨喜的话，就算过关了。目前来看，在这片土地上，吃香的是胡锡进，而不是梅西这样的人。香港有领导很争气地说：我们不稀罕梅西，以后香港要多投入，培养很多像梅西那样高水平的球员。这就是“胡锡进风”，也是民族主义宣言，它和足球本身相距十万八千里。唯一庆幸的是，足球这项运动不是他们说了算。那是另一个世界。一个身体有缺陷，但是只要有天分和努力，仍然可以成为球王的世界。

​初八，大家复工快乐。落后的美国，现在才初七晚上。所以我还在新年“假期"中。我是在北京时间大年初一被删文章并封号一周。因为写梅西的文章被大量举报。按我老家的观点，在大年初一举报他人的，会受一些报应的。祝你们好运。本来想在假期多更新几篇文章，小黑屋一关、我也就灰心丧气，不怎么想写文章了。这几天主要是读书。​读的就是这本《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

​对梅西的攻击如此之多之大，还是让人吃惊。他有三大“罪”：不上场比赛；不和特首握手；三天后在日本又可以比赛了。这被很多人理解为看不起中国球迷。对他的恨如此之多，但是分布很怪异：真正花钱买票看他比赛的，恨他的比例，低于没花钱、没去现场的香港人。香港人恨他的比例，低于内地；球迷恨他的比例，低于从来就不看球的。这种多余的恨，最终通过胡锡进这样的人物表达了出来。他说，梅西在香港不上车说有伤，但是三天后在日本又可以比赛，这难以接受。从运动医学来看，一个人有伤不能上场，三天后可以恢复，其实完全没有问题。看一下欧洲联赛和NBA的伤病管理就知道了。但是没人严肃讨论生病和医学，而是变成一种意气之争。真正的情绪其实无非就是这一点：梅西不尊重、看不起中国球迷。这个“看不起”的陈述当然是不成立的。过去梅西帮助过中国小球迷，世界杯夺冠后也曾到北京比赛踢满90分钟。梅西不是怪诞之人，也不是“问题球星”。他不但球技出众，人也一贯谦逊，过去人们甚至认为因为他太过温顺，永远比不上马拉多纳。因此，对他铺天盖地的攻击才显得极不寻常，超出了一场商业比赛本身。迈阿密国际和梅西，都不懂香港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认为这只是普通商业比赛，缺席尽管是一个错误，也没什么大不了——体育之外的民情，他们几乎一无所知。梅西还是那个梅西，而香港不再是过去那个香港。一个“新香港”，更需要尊重的、更敏感的。对他的“恨”，在相当程度上是“多余的”。这种“多余”，就是新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恨”本质上并不是梅西引发的，它浩浩荡荡，横冲直闯，一直在寻找目标。梅西就是最新的目标。

​每一个与李文亮有关的日子都会被记起。在微博上，李文亮那一条微博后面有中国史上最多的网友留言，而且每天都在增加。人们不仅纪念他，也把他当成倾诉的对象，一种精神寄托。中国文化中一直没有这个存在物，现在有了。这是无穷无尽的懊悔：每一次回看过去的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人们都会发现“自己的不堪”，因为有李文亮之死作为参照。这是非常非常柔弱的表达，低到尘埃，假装只有自己在偷偷哭泣，在自己与李文亮之间构建神秘的连接。但是这柔弱中又有着真正的坚韧：谁又能真正让他从大家心中消失？很多人今天转发《普通人李文亮》那篇旧文，这样的行为恰恰说明他的不普通——或者说，他是普通人，但已经成为圣徒。在今天，必须承认，李文亮就是一种应该守护的信仰。但这是怎么样的信仰呢？在成为牺牲者之前，李文亮确实是普通人。他第一个行为是在同学群告诉大家真相，在训诫后他也感染了，接受采访时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鲁迅弃医从文成为启蒙者。但是李文亮的命运恰恰告诉我们，“启蒙者”在中国已经彻底失败。真相、自由、权利……这些启蒙话语，在微博上受到长期攻击。所以最终轮到“照顾身体”的医生群体来说话和表达。医生的语言，不是“启蒙语言”，不是“公知”，因为这种语言直接关乎生命。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社会最后的底线。即便是官员和警察，也会尊重医生，因为权力者知道自己也会生病。但是“能”“明白”这样的训诫问答，表明这个“最后的底线”也面临着考验。这是三年大疫告诉中国人的事。在这个意义上，李文亮成为了一个圣徒：一个绝对的无辜者，代替所有人受难；承载着整个社会的委屈和忧伤。他成为过去几年中国“新文化”的一个内核。追忆和追悔，本身也是一种创造。人们在悲哀哭泣的时候，必须勇敢去迎接希望。他会一直在那里，直到新生真正降临。

要感谢山东省电视台台长吕芃这样的人。因为山东这些年的口碑极速坠落，比我老家河南的舆论形象还要差很多，很大程度上都是吕芃这样的人的功劳。前几天现场观看纽约“女子主意”开放麦，一个女生一开口大家就都笑了：我是纯正的山东人……她的主题非常精彩。一个女生在山东会遭遇什么？一个同性恋女孩在山东会遭遇什么？她还能考公务员吗？笑完之后，我还是觉得悲哀。我的身份证是370201开头，因为1997年我第一次办身份证就是在海洋大学，青岛市市南区。我在那里待了四五年，非常快乐的时光。那时的青岛和山东都很有希望。记得当时青岛的媒体报道市领导去浙江、江苏考察宁波、苏州、无锡这些地方，回来都是说青岛太保守，和江浙差距很大；那时的典型故事，是海尔张瑞敏砸掉落后的冰箱生产线……实际上青岛那时在全国排在前10左右，比很多城市都好很多。我在天津的同学，就很羡慕青岛：“天津的体坛周报都要比青岛晚一天上市”，实际上，能更快买到报纸，其实意味着很多，可不是小事。这种“反思”文化，一点都不影响大家对青岛的喜爱。对比一下现在的青岛和山东，就会发现这种胸怀已经没了。山东人惹不起，可以举报到让你封号；但是，山东最好的城市青岛，在全国已经排名很靠后了。不光是GDP，还包括城市影响力。吕芃台长在全国电视台领导的会议上说，自己家的闪电新闻用户一个多亿……这就很山东。因为全国电视台的APP没有一个行的。湖南卫视那么厉害，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陷入困境。不信你去长沙湖南台附近看一看，过去很多依附于它的产业，现在都凋零了。中国各家新闻APP的“官方数字”都很亮眼，但是实际数字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知道一家比闪电更有名的APP，员工写的稿件，点击量到100才给稿费——很多人抱怨这个计酬方式，因为有很多稿件根本没这个点击量，大家经常在一个群里转稿件，互相点一下。当然，如果吕芃只是说自己台的数字多么亮眼，也不会有人关注，因为“泯然众人矣”，大家都作假。他引起争议的说法是：我们山东台从来不报各兄弟省份的负面新闻，从来不搞“异地监督”……你能够想到那画风，一个人站起来举起酒杯：我干了，兄弟们随意。不要以为在座的其他台的领导，都热衷于“异地监督”，很有可能大家都想的差不多，只不过没说出来罢了。说到底，还是山东人耿直。吕台长的发言，领导一定喜欢。因为如果山东率先承诺不使用媒体的“核武器”（异地监督），其他省怎么说也得给点面子。山东不报你的负面，你怎么好意思报道山东的负面？这本来是各地一直想要的默契，只不过始终没人好意思说出来。总有一些“害群之马”，不敢报道本地负面，又知道观众喜欢看“舆论监督”，于是就跑到“异地”去搞舆论监督。现在，看看人家山东台。如果其他台都给面子，山东就会成为中国首个没有“负面新闻”的省份。不过，其他省也不用嫉妒，大家稍微努力就行。实际上，现在“异地监督”本来就少得可怜。我老家河南某县警方，前不久就到东莞，抓捕了一个喜欢“爆老家负面”的博主。或许河南还是比山东领先一步？

​前几天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不少学生。有大陆的，也有台湾的。台湾学生说，明天就回去啦。“是寒假吗？”“是回去投票啦。”台湾学生和大陆学生的区别非常明显。口音是一方面，整体状态是另一方面。他们更松弛，也更开心，更爱笑，不怎么谈深奥话题。旁边有人聊天，他们都很配合地发出一惊一乍的声音，就像娱乐节目的氛围组。“啊——”“哦？”……2003年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宿舍的哥们儿经常用电脑播放台湾的综艺节目，就是这样的声音。那时很不喜欢看这样的节目，太幼稚了，有什么好惊叹的。我们是硕士研究生，都正在读高深的书籍，书架上都是福柯、萨义德。但是现在看到这些学生，真是发自内心的羡慕。他们单纯，有时候甚至表现得有点幼稚，这是因为有了真正的制度保障。有民生方面的保障。2017年在大理，一个台湾大姐在那里大理客栈。她工资不高但是很开心，“我们是全民健保，看病不花钱。”所以她在退休后到处跑，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也有更重要的权利的保障。我读书的时候，那边还是陈水扁，现在看来是很久远的事了，后面是马英九和蔡英文。不同的政党，口号差别很大，但是有些共同的东西留存下来了。在纽约见到的研究生，应该是00后，差不多正好出生在我读书时候。完全是“新青年”。以前经常感叹的“没有被欺负的脸”，也长在了华人头上了，一副副完全没有负担的表情。很多大陆人一定不会懂得，明明经常是“战争阴云”，怎么会一脸轻松？那里似乎没有那么多战略家和大棋论，也就没有“棋子”、有的是独立的、鲜明的个体。他们很少使用“我们”，因为知道同桌的三个人可能都是不同的。他们的口头禅是“还好啦”“也不一定”，不专断，因为知道有“他者”。这让他们显得很谦和，没有攻击性。其实，这就是正常社会该有的样子，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安全感，有了这个安全感，对人就会有真正的信任和善意。相比之下大陆学生就要深沉得多了。有些讲过去三年自己的变化，也有人强调，“今天的谈话绝对不会公开。”一种沉重的成熟。祝福大家都有美好前程。

​纽约今日暴雨，曼哈顿天色阴沉。看新闻得到消息，高耀洁医生在曼哈顿的寓所去世，享年96岁。前段时间拜托此地朋友，下一次去看望高医生的时候要带上我。我想以一个河南人的家乡人身份向她表示感谢，没想到竟然没有来得及。1996年，已经从河南省中医院退休的高耀洁医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有来省城就医的乡村妇女，患有艾滋病。那时官方认定的艾滋病传播渠道是性传播和吸毒，而这位乡村妇女和这两项都没有关系。高医生开始走访农村，发现患艾滋病的大有人在，那个可怕的猜测最终被证实：人们是在血站卖血的时候感染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事了，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我也是几年后媒体大规模报道才发现这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悲剧。后来媒体报道的“艾滋病村”驻马店颍上县文楼村，其实距离我老家只有一百多公里。整体上看，我长大的村子和文楼村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人去血站卖血，是因为要给孩子交学费。而我和弟弟读大学的时候，有两年完全交不起学费，如果不是高医生的奔走呼告让“血站”成为历史，说不定我爸也会走上卖血的道路。我说这个的意思是，至少每个河南人都应该记住高医生，因为她的努力，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苦难的发生，而这苦难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这不是修辞，而是一个事实表达。艾滋病在河南的血液传播，是所谓“三年自然灾难”后本地最大的灾难，河南应该在郑州为她老人家树一个铜像，永远纪念她，同时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曾经阻挠和迫害她的人。我不知那些人是谁。但是如果你搜索一下，即便是现在的新媒体上，都有人骂她“众叛亲离”，无非是因为她把发生在河南的黑暗告诉了全世界。高耀洁得过很多奖，有一颗小行星以她的名字命名。最初，她的奖来自国内，甚至教育部都因为她抚养、救助艾滋孤儿而给她颁了一个“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但是，当“外国”也开始注意她的贡献的时候，就变了味道。河南的打算是，自己解决好艾滋病传播这个丑闻，同时不想让世界知道，因为这个丑闻所展现的是一种“综合性黑暗”和地方当局的无能。可以想见，所谓“众叛亲离”背后，有多少地方故事。现在高医生去世了，不再说话，有些人终于大松一口气。二十多年前的事，已经“过去”，但是如果有人老是提起，它就不是历史，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我愿意以一个河南人个人的名义，感谢高医生的付出。她的晚年充满战斗的光芒，可能未必能够照亮豫东平原，但是至少照亮了我这个个体。

​佳木斯体育馆坍塌事故，造成三个进去打篮球的中学生死亡，无论如何这都是让人悲伤的事件。事故的责任还有待追究。相信黑龙江有关方面会很痛心也很懊恼，因为夏天齐齐哈尔才发生了类似事故。各种举一反三、检查之下，悲剧第二次发生，或许就不能再简单用偶然来形容。这一次很多人不相信“下雪压塌房顶”的说法，其实就是一种无声的追问：当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雨不是雪，而是人的问题。一位遇难孩子的母亲在网上发出控诉，说自己给孩子计划好了未来，从来没有计划葬礼。她另一个说法更让人寒心：自己准备和丈夫离婚，和孩子的舅舅断绝关系——谁也别想用这个来施压。​“拿工作压我没用”，愤怒的母亲必然也是勇敢的。但是这位悲伤的妈妈其实也讲出了事实：当地正在用“单位的工作”来威胁他。她的老公也就是孩子的父亲以及她的兄弟，都是当地用来威胁的筹码。这没有脱离我们的经验和认知：当地正在用一种维稳思维来处理这样的事，用一个人最亲近的人的前途来施压，肯定最有效果。一个人的“存在”和“本质”，就在于他的社会关系。体育场悲剧，其实已经剥夺了这位女士最重要的身份——她失去了儿子，从此不再是一个“母亲”。现在她做好了进一步“失去”的准备，离婚，失去丈夫；和兄弟“断绝关系”，失去亲人。或许从此之后她就是孤零零一个人——这也意味着她成了某种“非人”。这可能是她不听话、准备讨说法的代价，其实也是大多数普通人面临的处境。一种“体制化生存”，其实就内涵了这种被剥夺的可能性。佳木斯当地这种逼迫，冒犯了作为中国人的“普遍情感”：你们怎么能这么冷酷地对待一个母亲？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我们或许会得到了那个答案：为什么体育场会坍塌？因为人心出了问题，因为他们的重点并不在关注真正的事物。

10月3日，看到有朋友在南阳迷笛音乐节现场发的图片，他们在泥地里摇滚。作为一个在河南长大的人，我的第一反应是：下着雨在外面不冷吗？对都市里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在泥地里蹦跳是一种“解放”。但是，我却想起了小时候艰难的时光，穿着胶鞋走在泥地里，非常黏，很费劲，有时候脚迈出去了，脚鞋还在泥地里。放学回家的一小段路，有时候都让人想哭。偷拿东西，当然也不算什么。夏天在村里，有人推着车来卖菜。大人拿起一个青椒或者一根黄瓜讨价还价，一不注意菜就到了小孩子手里拿走了。我还记得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不以为意，而且表现出一种愉快。我看到这些，感到羞愧。我爸是一个老师。他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你永远不要拿。后来，我就考到外地去读书了。高考填报志愿，我叔叔告诉我：能走多远走多远，最少也得走出河南。这两天又看到揶揄河南的段子。上世纪末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本书叫《河南人惹谁了》。那时门户网站都还没完全开始，但是仍然有很多“地域黑”的段子流传。这本书名义上是驳斥这些段子，但是却也有一种“收集”和“再传播”的作用。有不少段子都是围绕铁路的。因为京广线和陇海线在郑州交汇，很多人都乘坐火车路过河南。那些段子让人讨厌，但是现实却也没有好多少。每一次从外地回到郑州，我和弟弟都会启动应急反应：忘掉普通话，讲方言；小心翼翼，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这种局面在这些年得到很大改观。有一次从徐州乘坐高铁到郑州，路过商丘的时候我意识到，那个我万分恐惧的商丘站（我曾在附近被人抢劫过5元钱），已经成为历史了。高铁就像一个新系统，带来了新的“文明”。南阳市的领导在高铁站迎接来参加音乐节的人，让他们受宠若惊。不管是迷笛官方还是很多乐迷，在谈到南阳之行时，都会谈到“书记市长亲自迎接”带来的感动。在我看来，这很不摇滚，或许也为后面的事故埋下了伏笔。在音乐节之前，我有两次注意到南阳。第一次是春节，因为河南全省禁止燃放烟花，很多南阳人跑到襄樊华侨城去观看烟花表演。第二次是四月，淄博烧烤爆红，南阳有关部门人士举行一个研讨会，讨论如何向淄博学习。这样的照片有一些怪异。学习淄博，可以看出是一种努力，但是不管是横幅还是端坐的人们，看起来都有点怪，他们还拘束在文件和形式主义中。可能这就是南阳的状态：一方面想摆脱不堪的局面，展现出新的面貌，而另一方面，又处在某种结构性的桎梏之中。如果你忘了自己还在泥地里，就容易栽跟头。我要说，在河南南阳算不错的了，至少比我老家周口各方面都要好一些。一些人认为南阳人穷，所以才赶出那些事来。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帖子，分析各省“人均收入倒数第一名”，河南的倒数是周口，安徽则是阜阳，而我是在周口和阜阳的交界处长大——南阳甚至是我小时候向往的地方。有一个有意思的看法是这样的：南阳“音乐劫”，是“本土”和旅行者的观念冲突。像云南，因为早就开发旅游，对“外地人”就不敏感，所以大理、丽江搞那么多音乐节，都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不是很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河南的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大部分都是平原，铁路时代，不管是去广州、深圳还是上海，都不困难，它在地理上并不“闭塞”；但是，在文化和心理上，河南似乎又真的有某种高墙，非常闭塞，甚至比云贵川都要落后。音乐节上的偷抢事件让人泄气。它是真实的，无法辩解的；它甚至无法解释，因为当地人也没穷到非要偷一个露营椅，拿电脑对他们来说更没有用处。它让我想起音乐节上的泥地。在高铁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或者房地产即将萧条的钢筋混凝土世界，河南的“泥泞”并没有消失，它再次裸露出来。那些“地域黑”言论让人感到讨厌，但是更可怕的是现实和段子的互动：现实总是证明段子有道理，甚至比段子还精彩。而你的否认和辩解，又容易造成新的愤慨和狭隘，变成新的高墙——新的现实。这可能就是河南人的宿命。或许只有一种办法：承认黑暗，并且尽可能反思黑暗，才能在内部瓦解黑暗。

我是支持预制菜的。作为凤凰网风声栏目的特约编辑，我还编发了刘远举老师肯定预制菜的文章，导致他被几千上万人攻击。和做餐饮的朋友聊天，他们反对预制菜，但是也承认，预制菜来势汹汹，因为“更便宜”，会对餐饮行业造成很大冲击。以后，或许到餐厅吃厨师做的菜会更贵。这就是预制菜在“逻辑”或者“理论”上的趋势：大规模、可复制、可监管，餐饮逐渐迈向“食品工业”。但是现实是另外一回事。今天早上看到新闻，过去几年靠做核酸赚了大钱的一个公司，已经“提前布局”，5月注册了新公司，转型做预制菜了。这就是“中国预制菜”的问题所在。如果盒马、山姆、711、麦当劳这样的企业搞预制菜，我可以连续直播一个月吃预制菜。2019年在日本访学的时候，我平均每天有一顿是在711或者全家解决的。但是在中国为学校提供预制菜的企业，极大概率不是这些品牌，而是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企业，直到有一天他们出了大事，你才会想起来去查询一下，这家企业到底是干什么的。一个过去搞核酸检测的机构，为什么会转型做预制菜？他们的优势在哪里？是行业的沉淀和积累，还是为孩子做饭的责任心？原因只有两个：这是一个有前景的行业，不仅是机构预测的“万亿赛道”，还可能和国家政策支持有关；第二，他们有信心在教育部门的“竞标”中中标，这方面他们要比711或者麦当劳厉害得多，后者只专注于自己的业务。其实不只是预制菜，各行各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过去几年，人们发现，经济领域中最大的“甲方”是政府或各领域、各部门下面的“国企”，在这些甲方周围，生存着一些特别的“乙方”。这些企业，并不会真正扎根于某个行业深耕很多年，而是专注研究政策和关系，及时调整“赛道”，他们总是能发现机会，及时获得“资质”，并且顺利拿下各种“竞标”。很多时候，他们拿下的业务不得不转包出去，因为真正做事并不是他们擅长的。这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和地方政府各部门的权力打交道，有时候成为权力的延伸或者“一部分”。核酸和预制菜这两个行业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反弹，这是因为“权力”已经侵入人的身体，反对这样的侵入，是身体的本能反应。其他各行各业的类似行为，人们早已习惯，因为这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多朋友平常愤世嫉俗，但是仔细思考，发现自己也在做“转包”的业务。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现在回头看，过去三年大家做了多少无谓的核酸啊，伸着脖子，张开嘴，发出“啊”的声音，这是一种屈辱的回忆。这可能也是这次预制菜进校园引起反弹的一个原因：人们可以自己忍受这种屈辱，但是不想再让孩子受害。保护下一代，是中国人几个核心共识之一。食堂不一定保险；妈妈做的菜也会有头发掉进去，但是人们知道，“妈妈的菜”是安全感的来源；食堂远了一点，但是仍然是“人”在做。而做核酸的转型做预制菜，则有一套复杂的程序设置，让他们逃脱责任。

我说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正案的第34条。既然还在征求意见，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表达意见。这一条修订，新增应处罚的事项，包括了“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感情、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处罚方式包括拘留和罚款。有关法律角度的讨论，参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在澎湃新闻的的文章《法治的细节|关于的几个问题》。我完全赞同这篇文章的意见。如果一个人在前两天穿和服，大概率已经“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了。如果这个法律在去年修改，苏州警方就不为拉扯一个穿和服的女孩上门道歉了。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只要自己不穿和服，就不会有事。但是，如果和服被全国各地禁止，下一个攻击对象，可能是西装——看这名字就伤害了中国人感情。实际上，80年代我还很小的时候，确实痛恨穿西装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普遍的衣服是中山装。后来我了解了一点历史，知道“中山装”也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服装。如果完全正确，或许是该穿汉服？这种逻辑延伸有一点无聊。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它不是完全荒谬的。中国历史上对服装、发型非常在意的时候，往往都是“历史的坏时刻”。这条修改意见的出台，也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味道。就在前两天，一个读高中的小朋友告诉我，学校要求他们剪短头发。在微博上搜索一下，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有的学校有“标准发型”推荐，男生是平头，女生也是短发——如果是长发，就伤害了老师的感情？很多人都害怕这一条的前半部分，我个人却对后半句感到恐慌，因为散布“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言论”的，也算违法了。我想起就在前几天，我还写了一篇《我还是想吃日料》。我是在成都吃的日料，服务员都是成都人，材料也大部分是成都产的，餐厅的税收，也交给了成都，可以说，这种消费是热爱成都的表现。我认为那篇文章没有伤害谁，但是后台确实有不少人攻击我是“汉奸”，伤害了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感情。如果派出所也有一些人这么认为，我很可能就要进去几天。如赵宏老师文章所说，这个条款的要害在于，“伤害民族感情”这个“后果”，不仅是抽象的，也是主观的，完全取决于谁在解释，谁来评判。我现在写文章反对，不是跟风，而是一种“自私”行为：或许反对不起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今后的生活，主要由“倒退”构成，我的抵抗和反对，本身就是意义所在。我不能为一条可以禁锢自己的法条唱赞歌。现在反对，至少保持了自我的内在一致性。等到将来真的因为一篇文章伤害了谁的感情被关进去，多少心安理得一点。我是在为自己辩护，在当下为未来辩护。

很多人假装不知道，全世界的海洋其实是相通的，如果日本的海水有毒，早晚会影响到中国海域。实际上，如果你恨日本、美国，应该感到高兴才是：日本的排放，先毒的是日本人，然后是美国，再然后洋流才会到欧洲。你不应该偷着乐吗？但是，那些人却并不感到开心，而是比日本、美国人还生气。在抢盐之余，开始抵制日本海鲜、日本料理，甚至日本的一切。有人担心这样下去会伤害到中国渔业，其实，这大可不必。或许用不了几天，就开始有人宣传，中国的日料可以放心吃，因为那些海鲜根本不是日本产的，而是从其他地方进口，或者干脆就是国产的。我知道，在成都吃到的日本料理，其实和日本没有多大关系。店员都是中国人，原料也大部分是国产的。但是，日料店和川菜馆仍然有很大的不同。人气最旺的川菜馆，往往是“苍蝇馆子”，基本上没有像样的服务，但是任何一家日料店，都必须有良好的服务。从本质上讲，任何一家日料店，都是一种“学习”，人们学习的是某种标准。尽管只是模仿，你也能从中感受到“什么是日本”。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别的地方感受到，比如足球。看一下日本足球，中国女足在世界上被淘汰后，头号球星王霜说，别想那么远，就学日本吧，看看她们是怎么踢球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你会如何看待日本的排放？我不懂核科学，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个“现实的段子”。3·11地震后，某媒体派记者去日本采访，距离所谓的福岛核心区已经相当近了。他买了一个测量仪，时刻监控辐射浓度。等到回到办公室，大家都对那个仪器感到好奇，打开一看，数字比在福岛时还要大。大概从那时开始，办公室的孕妈妈们开始穿一种防护服。特别说一下，那个防护服还是有效的，能够让数字降低。当然，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种科学精神：数字仍然在安全区间内，不管是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还是中国的标准，报社的办公室都是安全的。而且我也相信，同样的数字，在日本、中国和任何地方，都应该有着同样的意义。这是现代世界的基础。说这个不是什么洗地，而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生活的环境，其实和日本差距挺大。不信去查一下空气指数就知道了。如果要愤怒要改进，我们每天会有大量的事要做。但是，我看很多人没这个意愿，他们甚至赞成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我比很多人都爱国。2019年在日本青森，我在一个小店点了一份牛肉饭，端上来一看，有一颗红辣椒，于是我就开始思念成都——这是不是很爱国？即使是在异国他乡，我仍然不忘记“家乡”的味道。这样说其实是一种欺骗，因为有很多朋友知道，我是在河南长大。那么我再讲一个爱国故事：我在东京街头吃过一碗捞面，那无限接近我小时候在老家吃的“妈妈的味道”。这让我怀疑，东京和河南开封也许有某种关联。上面两段都是胡说。其实我想说的是，别把吃什么和爱国联系起来。今天看网上都在说拒绝海鲜，我愿意祝福他们全家永远健康长寿。至于我自己，并不抵制海鲜，也不会抵制日料，我想抵制的是贫穷和愚蠢——比如抢盐，虽然可以理解，但是仍然愚蠢。

我对涿州这个地名无比熟悉。当初在北京读研的时候，我有很多次是从鹤壁买一张到安阳的火车票，然后到涿州的时候，再买一张从涿州到北京西站的，这样就可以省一点钱。尽管买过很多次从涿州“上车”的车票，我却从来没有在涿州下过车，也没有到过涿州。它是一个熟悉的地名，一种特殊的存在：距离北京非常近，但是永远都不是北京的一部分，这给了这座小城希望，也决定了它的悲剧命运。去年三月我的《成都的细节》出版的时候，要在屋顶上的樱园做新书分享会，时间早就定下，出版方突然说，涿州封控了，书出不来了。如果在网站下单，可以想办法人工从库房里把书搬出来，然后发货过去。那里有很多图书仓库。我能想象他们艰难地从库房把书搬出来的情景。这一次暴雨非常惨，多家仓库进水，水深一米多。我想辨认出那些图片中漂在水中的书籍。想看清书名，看清作者署名，感觉那不仅仅是一件件商品，也是某种命运。它们面目模糊，就像是被泡涨了的尸体。南方周末的报道说，来自山西、山东的多家救援队，到了涿州附近无法救援，因为需要“邀请函”。这个时候，能够发邀请函的机构，通讯可能都不正常了，是否能够找到公章也成问题。“邀请函”让很多人感到愤怒。实际上，救援需要邀请函，很多别的事也需要。它意味着我们的生活需要复杂的审批，就像河南南阳下雨，联合收割机驾驶员因为不能提供足够的手续，无法下高速一样——创建这些复杂程序，就是很多人的本职工作。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把这视为理所当然，只不过洪水的到来，让它显现出来。一个在日本生活的涿州人，记录了他老家村民微信群里洪水不断上涨的消息。人们开始不以为意，还在拍照记录水位线，但是水慢慢涨上来。村长通知大家撤离，但是却始终没有说“泄洪”的具体时间。涿州的雨很大，又要承接上游房山的泄洪压力后来水上来，村民们的手机信号开始中断，微信群里发言的，都是像他一样生活在外地，却又关心涿州的人，大家焦急地打探消息，但是又无能为力。不知道会不会有网友批评这位涿州人是“海外势力”——事实上，虽然不能像他一样生活在海外，我认为很多人和他的处境差不多：灾难和自己相关，却又没有什么办法。面对生活中可能的“洪水”，或许逃离到远方是最安全的？涿州看起来很像是一个隐喻：作为灾难它让人悲伤、愤怒，但它又像一个泥潭：从哪里开始改变？除了到远方或者更高的地方，个人又能做什么？大量图书被淹毁，似乎又象征着暴雨能够造成“文化损伤”，救援队需要等待的邀请函，则意味着有时候希望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连大家都热心转发的救援信息和协作文档，也让人感到痛心：武汉疫情、郑州暴雨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文档；无数人热心转发，但是我们知道问题不在于信息传播，也不知道那些信息是否真的起到了什么作用，只不过转发让我们感到略微心安，以为自己已经“奉献”。然后是下一次？

​以官方信息为准，上个月的青年失业率是21%。创下2018年有这项调查以来的最高值。财新发了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估计可能超过40%。​一位河南老家朋友告诉我，当地县城的青年失业率可能超过60%。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县城除了公务员，没有多少新增工作岗位。现在河南县城年轻人绝大部分都可以到外地读大学，只不过学校好坏不同而已。他们毕业后无法在大学所在城市工作，除了送外卖暂住，只有回老家先待着。在老家县城，当然也没什么工作机会。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有大量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是事实。网上传的“在咸鱼上卖东西”也算就业，很可能是假的。但是，注册一个自媒体搞直播，现在一定会被统计到就业中。我认为，年轻人就业问题，主要是大学生群体。春节回农村老家，见到一些24岁以下年轻人。他们过完年就回到城市谋生，不在乎做什么工作，也不在乎社保，坦白说他们其实活在“统计之外”。他们当然也会遇到找不到工作的问题，但是很少返回乡村，因为无老可啃，也没法种地。老家的耕地，现在是由“种田大户”承包。这些人不管多难都会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真正的底层，彻底的底层——既不在统计中，也不在媒体的视野中。这种“看不见”当然意味着某种危险。过去几个月，有三起集体自杀的新闻，就很能说明问题。现在人们谈到的“青年失业者”其实比上述的“农村青年”处境要好。他们要么是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农村考上大学找不到工作的一定会去送外卖），要么是“不急于就业”，他们住在家里，和父母住在一起。事实上，他们重塑了和父母的关系。按照前些年的观念，他们应该从家里搬出去，“成为自己”，独立生活，在父母帮助下买房。现在他们要和父母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单位”。他们的父母可能是60后、70后，是社会的中坚，在城市立足，现在可以养着这些年轻人。这也算是一种“再分配”，大家一起消耗过去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中国社会最特别的地方。按照美国、欧洲的理解，青年失业率到了10%就得有社会动荡，但是中国的青年却很有一种神奇的安静。这种新的家庭状态，其实意味着我们的“现代进程”到了一个阶段后又退回去了。现代社会的一个进程，就是社会主体从“家庭”到“个体”的转变。在中国，这个进程就是房地产的内在逻辑，也是过去20年城市化的动力。现在它开始退潮，人们重新以家庭为单位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共同抵抗风险。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和耶伦吃饭的据说是几位女性经济学家，看照片我一个都不认识。现在耶伦已经走了，但是这个饭局的“余温”仍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它成为一个“事件”。实际上，菜品和谈话，可能都很平常，而公众的反应，或许更为重要——它可以看作是最后一道菜。朋友圈看到一个人说：看到郝景芳参加耶伦的饭局，太失望了，后悔以前关注她的育儿公号了。这可能代表很多人的想法。中国人和耶伦坐在一起吃饭，不管如何都是一个污点。在微博上，持这样看法的人很多，他们大多认为，这些人吃了耶伦的饭，以后可能就要为美国人办事。我不懂经济也不懂中美关系，但是坦白说，我看到那张饭局的照片，不气愤也不难过：这些“中国女性经济学家”的状态看上去很不错，能够代表当前中国女性的进步。她们英语流利，有着很好的国际视野，也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和世界交往的结晶。据说，耶伦吃饭的时候，问她们的一个问题是：作为女性，对经济学家这个职业有什么影响或者阻碍？这就是一个性别视角。这和中美关系无关，而是一种全球女性都面临的处境。耶伦还问到中国房地产的情况（这符合她的身份），据说大家的回答是“可控”，这显示出她们的谨慎。她们知道，关于中国经济，虽然自己可能有看法，在这个场合也不能随便说。这样的宴会，参加者名单有关部门早已掌握，耶伦想从她们那里听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不太现实。但是，她仍然能从参与者反应和状态中，感受到一些“真实”。很多网友在辨认照片中的人，从微博上看，这些发言都不友善。等待她们的，不会是什么好消息：不会有哪个大学认为自己的教授和耶伦吃过饭，就给予什么照顾。这一点参加者心知肚明，目前还没看到她们中有人利用这个热度“炒作”。实际上，大家都明白，在这个时刻和耶伦吃饭，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正是这一点，让这些女性显得可敬。耶伦是拜登政府中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人，财长的身份也很重要。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相当重要的访问，但是非常遗憾，不管是从耶伦的谈话还是中国财政部的通稿中，我们都没看到什么具体的、专业的讨论。在2023年，围观耶伦吃了什么，而不知道她到底谈了什么，这是相当诡异的事。耶伦的第一餐吃云南菜，有一道菌子点了四遍，这被很多人解读为“先君子后小人”——人们只能使用谐音梗。这当然是玩笑，但是很多人也当真，因为这就是他们熟悉的“国际关系”理论。这让人想起1840年代那些奉命和英国人接触的清朝大臣。他们的根本问题，在于一种语言的隔阂，无法和世界对话。那时，最重要的其实不是鸦片，甚至也不是战争，而是双方都根本听不懂对方到底在说什么。最近在看《天朝的崩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英国人和大清来回谈判，其中有一个要实现的目标是，让清政府允许英国商人、办事员出席公共场合携带家眷，男女通行，这一点清朝大臣死活不同意。相比于各地赔款，这个对他们的冲击更大，因为涉及到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不管如何，现在都比1840年进步多了。看到一群女性坐在一起吃饭聊天，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好，尽管这种美好已经十分脆弱。

川大女生的处罚通报终于按照胡锡进的要求，“在本周内”出来了。留校察看，留党察看。一个朋友赞道：真是“双一留”大学。过去一个月，四川大学多次上热搜。有时候甚至啥都没有干，就上热搜了，比如某一天被无数网友催促快给回复——过去一个多月，它的传播指数一定远远超过北大清华。但是川大习惯沉默，发布的微博大部分都关闭评论，因为不管发的是多么岁月静好的内容，网友都会在下面留言表达不敬，那就干脆关闭评论吧。这次发通报，第一时间也是关闭评论的，但是可能很快意识到不妥，于是改变了策略：看一下，都是赞美学校的。当然，这都是精选。比如，同样是官方发布的消息，新华社微博下面的评论是这样的：不是说哪个更正确，但是很明显，新华社下面的网友评论更真实。现在，建议四川大学组织一些学生去新华社微博下面留言，大家多点一下赞。写这篇文章不是要论证，到底应不应该开除张同学。坦白说，我觉得现在的处理并不算轻，不要小看留校察看、留党查看，也不要小看此事后续对那位同学的影响，她肯定会付出应有的代价。但是，在整个事情中，川大的处理显得挺搞笑的。据说，四川大学内部围绕此事也有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就是学生错了，也有人认为是网友揪着不放很无聊，女生没有什么严重错误。据说，甚至有教传播学的老师认为，女生的错误是没有在视频中给那位大叔打码。这种认识，可能正是那位女生犯错的根源。因为我们的教育，没有教给她真正的尊重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获得流量，打码就是规避法律风险的前提下可以获得流量——我们的传播学，教的是“如何成功”。就像这次官方通报的措辞，对这起事件的简称是“地铁偷拍事件”，其实也是在偷换一种概念：如果说女生确实犯了错误，这个错应该是“诬陷”。因为“诬陷”是事实，而“偷拍”只是误会——最起码，也应该简称为“偷拍误会事件”。2009年，我曾在川大校园租房住了半年，非常喜欢这所学校。我认识很多川大毕业生，尤其是那些八九十年代毕业的前辈，有着非常开阔的视野，很多人也都让人敬佩。以前工作的单位，有相当多是川大毕业的，他们戏称自己的母校是“九眼桥大学”，这很有幽默感，就如同北师大学生称自己的母校是“乌鸦师大”一样。有幽默感的大学，不会太坏。但是现在看起来，川大似乎正在失去幽默和从容。比如，现在它还处在“疫情防控”中，外人无法进入校园。而在一个月前，复旦就宣布社会人员只要登记，就可以进校。有时候参加一些文化活动，会碰到西南民大、交大乃至电子科大的学生，但很少碰到川大学生。科华北路上的库闻书店，也几乎看不到学生的身影。成都的文化活动很多，但是印象中只有哲学系梁中与历史系的周鼎老师——川大和社会越来越疏远。有一天从川大南门转到西门（科华北路），又转到一环路的北门，不由感叹，川大保护得多好啊。进出的学生很少，更谈不上社会不良风气的侵入。但是这种自我防备，总不免让人失望，因为这不太像成都这个城市的风格。不过，既然通报已经发出，相关人员总会松一口气——接下来是端午节快乐，三天长假有利于人们忘记不开心的事。

网红说，理科590分不要报新闻，想报的话，直接把你的头敲晕。然后随便报一个啥都比新闻好。他还说：那些教授根本不懂传播啊，粉丝都没有我多。重庆大学一教授很不高兴。他的反驳意见有两点：新闻学其实是和媒体脱钩的，我的学生都去宣传部工作了呢；第二，我们比的不是粉丝或流量，比C刊发多少论文，你行吗？我特别讨厌那个靠教人考研的网红。在中国，每一年研究生招生就那么多人，他的培训，无非就是让一些人胜出，谁给钱谁赢。‘这和高考一样。衡水中学厉害，那些学生也可以理解，但是对教育整体上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教人考研更坏，因为18岁通过高考进大学，到了22岁，还要再来一次内卷，毁掉了人生最好的阶段。相比之下，我认为新东方都要好很多。教人外语考出国，即便没法留在国外，毕竟也算体验了不同文化。真的学好外语，毕竟是一项技能。高考很悲哀，而研究生考试“高考化”更悲哀，一些人进大学就想着考研，等于多上四年高中，就是悲哀中的悲哀。教授的话充满一种体制内的得意。但是，他的意思其实和网红没有什么区别：学新闻，不等于干新闻（理解成“干掉”倒可以）；学传播可以不搞传播，写好论文评职称就行。这其实也是内卷，更窄通道的内卷而已：一种新闻学研究者的自我复制。中国海洋大学王天定教授观察，现在大学低年级的学生都开始写论文发C刊了，因为这样更容易保研；研究生更要发C刊，可以方便直博；博士当然要发更多，因为可以进大学……进了大学，就像那位重庆大学教授那样，不但自己发C刊，还洋洋得意以为这就是传播学的真谛。我感觉教授比网红更糟糕一些。网红搞考研培训大获成功，虽然本质上无意义，但毕竟在一种“市场”中拼杀出来。相比之下，教授的赛道更封闭，也就更以权力为中心，比如知名大博导，学生发论文就会更容易一些。我2002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北师大还很不错。记得那时一些学校已经开始要求硕士要发一篇C刊才能毕业，北师大没有这样的规定，一位老师说：你们硕士能写出什么有价值的论文？不如自己随便看书吧。这一轮关于新闻学的争论，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它至少让人明白：机构媒体做出的“新闻”确实死了，不但读者不买账，连传播学教授也看不起媒体了。过去，人们一直期待所谓“业界”和“学界”能够融合，促进新闻学院更接地气更了解现实。这方面做得更好的可能是胡舒立女士参与创办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2016年我在那里驻校3个月，发现老师和学生都很好，新锐又爱钻研。那三个月，就有FT中文网总编张力奋和腾讯网总编王永治来和学生交流。不过，我问几个读硕士的同学：你们毕业会去财新吗？他们都很崇拜舒立，但是答案却出奇的一致：不去，工资太低了。那是2016，正是创业大潮，广州深圳有大把机会。7年过去，局面完全不同了。现在业界和学界融合的进程，应该已经结束了。这个“终结”不是媒体（作为用人单位）抛弃学院（培养单位），而是相反，学院明确说，我们的学生不要学做新闻做传播。这是讽刺，也是一种超级现实。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鼠头鸭脖”事件，在江西省联合调查组介入调查后证明，学生当初吃到的，就是鼠头。其实当事学生最初把视频发在网上的时候，普通人就能一眼认出，那是老鼠头，而不是什么鸭脖子。现在江西找权威动物专家来验证，它是鼠头，这多少显得有点可悲。更可悲的是，这样的事实必须经省级联合调查组来权威认证，它才成为鼠头。换句话说，调查组介入的时候，可能就有了“拨乱反正”或者“恢复真相”的决心，那时结果就已经注定：必须处理几个人，给公众一个交代，从而挽回江西的尊严。此事的荒唐，一方面是因为事情非常小。另一方面，则在于公权力竟然动员如此多的资源，以至于要省级联合调查组出面，才让事情出现转机。最初只要食堂承认错误道歉，就可以安抚学生。但是食堂负责人出于一种本能，进行了否认。事情上网后，就不再是学生和食堂的矛盾，而是“围观群众”和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对抗”，也是真相和权力的对抗。学校方面很轻松就取得了“进展”：学生本人承认是自己眼花、疑神疑鬼，原来那就是鸭脖；学校组织的网络志愿者和水军也行动起来，来“引导舆论”。正是水军暴露出一个大破绽：他们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在引导舆论，就如同当年的“八点二十分发”一样。这也是这几年同类事件的一个标配：最初因为事情并不大，人们也不太关注，但是因为“网评员”或者“舆情管控”犯下的“低级错误”，才把事情推向热搜。这种关注的内在动力，就是“群嘲”，也是对舆情管控的反噬，是一种内部的崩塌。“鼠头鸭脖”是这一类事件的极致形态，它让人想起“指鹿为马”这个词——可谓触痛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值得思考的是，为何网评员或者舆情管控总是会翻车？网评员或者网络志愿者，人数庞大，但是发一次帖收入微薄，人们嘲笑他们是“五毛”，据说后来又降价了。而大学校园内的网评员，甚至都没有收入，而是在一种“好好表现”的情感号召下工作。这就注定他们会像机器一样复制粘贴，发帖没有自己思考，往往还会保持队形；虽然组织者会准备几个句子或发言模版供选择，但是认真辨认还是容易看出猫腻；如果工作粗心，他们甚至会把不该发的括号内的部分一起发出。这在本质上是因为他们都没有主体人格，而是面目模糊的工具。只有不具备主体人格，他们才能做这样的工作（昧着良心发帖），而丧失主体人格后，就注定“阴谋”早晚会暴露出来——这就是所谓“舆论引导”的悖论。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类似鼠头还是鸭脖这种小事，往往会有极强的喜剧效果，也最容易让网评员“显出原形”。第一个把“鼠头”说成“鸭脖”的，可能只是食堂负责人，但是这种习惯性否认，往往可以启动整个说谎流程。这个进程一旦开始，就很难终止，因为要说出真相，最需要的是“个人性格”和“责任心”，而这是系统中稀缺的——没有人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事。这件事或许可以告诉我们更多地方政治的现实。

​今天的看到的消息，青年人失业率，结婚率，出生率……还有看不到的去年第四季度的火化人数，没有一条是让人开心的。餐饮业还有开书店的朋友都说，不知道五月为什么这么差——突然就不行了，也许很多人演了几个月的希望，突然厌倦了吧。这种氛围下，太古里那对男女都让人感到开心。他们好歹有一种末日的不管不顾。十多年前有个人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当时觉得他讲话的样子很装。后来才知道信心或者希望，真的是很珍贵的东西。我感到很多人的心正变得萧索，对什么都不太感兴趣。厌倦，躺平，或者别的什么词，其实讲的都是内心的荒芜。但是今天在北京，有一个小伙子都奔跑让我们震动。他从高高的台阶上跳下，跑进场内，拥抱了梅西。两个保安过来追他。漂亮的摆脱，一个安保人员直接摔倒了。小伙子继续向前，两个保安气喘吁吁在后面追赶。这两个保安就是我们：墨守陈规，又把这当作自己的职责，但是日常的劳累让他们疲惫不堪。我们不就是这样的吗？而那个小伙子则是我们的对立面，是我们的梦想也是我们害怕的东西——自由。小伙子把他们远远甩在身后，他跑过去和阿根廷门将大马丁击掌，然后继续奔跑。保安迫近，小伙子又是一个假动作，然后折返回来，奔跑。他又跑到梅西这一侧。更多保安加入追赶的队伍，但是小伙子就像一匹骏马一样，比所有人跑得都快。后来或许是因为太累了，他自己摔倒在地上——否则他会把整个时代都远远抛在后面。几个保安过来，把他抬走。高清照片显示，他“被捕”的时候笑得一脸灿烂。他心愿达成，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奔跑者，在这种肆意的奔跑中发现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其实就是生命本身。我只有过一次这样奔跑的经历。2020年的一个夏天的下午，我在街边跑步。我跑在自行车道上，一个交警和一个秩序员大声呵斥，让我跑到人行道上。我从他们身边跑过，吐舌头，还为自己加油。我感觉自己是呼啸而过，或者像博尔特一样快，实际上速度不过是每小时10公里。今天我从小伙子身上看到了我最满意的自己。要不是他，我就忘了自己也曾这样奔跑过。希望他是真正的“新一代”，像风一样，没有负担。

本文独家发布于百度百家号“张丰观察”，未经同意不得转载。毕节织金县，有两位小学老师在河道里捡鹅卵石，上游水闸突然放水，他们被冲走、溺亡，家属说，学校要迎接上面检查，为了美化校园，让老师们捡鹅卵石。学校对此进行了否认。暗示老师捡鹅卵石和学校无关，是自己的事。极目新闻记者去织金县采访，就是为了还原这一事件。我估计，记者调查的重点，就是弄清楚到底学校是不是为了迎接上级检查，让老师们去河里捡石头；同时，水电厂放水，是不是完全遵守了程序。结果，5月30日，记者被打了。下午2点，先是一个开奥迪的男子拦住记者不让走，说记者是骗子，男子还报警，民警赶到后，记者表明了身份，民警放行。下午4点，记者到一个村子采访，在水电站附近，记者被一辆面包车跟踪、拦住，三个人下来辱骂、殴打记者，持续一分多钟。其中有一人用石头将记者的眼镜、手机砸毁。最让我震惊的就是这个细节。砸毁记者的眼镜，他就不能再看清东西了——也就看不清真相了。砸毁他的手机，就是想毁掉记者已经拍的照片和证明，也是想掩盖一些什么。这种做法，其实恰恰证明，在织金县两位老师被水冲走这一事件中，真的存在着猫腻：这是一个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有人应该承担责任。当地放出声来，说打人者是遇难教师的亲属，当事记者已经否认。他记得，其中一个打人者就是先前开奥迪的，后来又到了面包车上。稍微用脑子想一想就会知道，打人者一定不是教师亲属，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动机。记者的报道，无论是什么方向，都不会损害两位教师的利益，而只能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水电站放水，有没有按照程序进行通知，或者教育部门的检查，是不是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问题？这是两个可能的方向。当然，就打人一事来说，明显还存在着第三方：当地派出所是什么角色？派出所民警和奥迪男，大概率认识。一个镇上开奥迪的人，不可能是无名之辈。打人事件发生后，警方先是说“三个人已经跑了”，在舆情发酵后，又很快把三个人抓住，目前案件已经移交给毕节市公安局办理。水电站、教育部门和派出所，是三个可能的“关联方”——也很可能是一体的，这个“一体”，指的就是小县城的那种独特氛围和文化，所谓“基层势力”。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讲述中小学教师普遍存在辛苦：防疫打疫苗，老师是责任人，如果没打疫苗，孩子不准上学，这样老师就负责监看家长们上传的疫苗证据——每个部门，都可以通过老师-学生-家长这个“结构”，来推行自己的业务，教师苦不堪言。到河里捡鹅卵石，只是老师的一个新任务而已。老师们承担了“所有”，在小县城这种局面就更严重。记者的调查，很可能就通过老师的遭遇，讲述一个县城的权力生态，现在他挨打了，其实也是这个“权力生态”发挥了作用。记者是外来者，戴着眼镜、拿着手机，他必须被清除出去。他们想掩盖和扼杀真相，但是这种“掩盖”恰恰让真相呈现了出来。记者的伤口，就是一个作品。

有人在微博上举报兰州大学历史课有老师“歪曲朝鲜战争”，在脱口秀演员引起的一波舆情中，真让人为这位老师捏一把汗。有些朋友认为，这位老师可能会倒霉了。最后的结果让人稍微安心。兰州大学及时回应了，老师列举的那些“歪曲”本来就是作为错误认识进行展示的，后面还有义正严辞的批驳呢。这个声明出来，在网上想发动舆论战进行举报的网友不得不删帖。很多朋友为兰州大学点赞，至少这一次他们“捍卫了大学的尊严”。这种说法有点乐观了，我看兰州大学的回应，更多是感到悲哀。尤其是倒数第二段，学校承诺“将继续强化对教师的培训，切实提升教学水平，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这话给人的感觉是，老师的水平似乎真的有问题。即便是礼貌性表示要改进，仍然让人感到悲哀：在网上举报的人算老几？一个堂堂985大学，为何要向他们低头？这给人的感觉是，兰州大学只是幸免于难，还好这次举报者搞的材料不完整，不然学校就真的错完了。实际上，学校应该搞清楚的是，这位举报者的材料是哪里来的？很明显，它来自于课堂，那么，是不是有人故意剪裁？如果是学生故意剪裁、喂料，想因此而打击自己的老师，这个学生应该立马开除。过去几年，大学里类似的事情有很多。有一部分是老师所讲的内容，是真的“有问题”，也有很多只是提供一种新知识、新观点，只是与学生的中学教材不一致，在被人举报后，大概率都是老师受到严厉处罚。这造成一种后果：老师（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们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严格按照教材讲，不多讲一句。这是自保，也是一种“报复”，既然你们这么爱举报，那就老老实实按教材来吧。我常有一种感觉，如果我当年硕士毕业没到媒体，而是继续读个博士去高校，应该早就被开除了（比现在还惨）。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厌恶教材，讨厌和看不起那些照本宣科的老师，如果我自己当老师，肯定也想讲一些冲击学生脑容量的内容。我理解的高等教育，就是不断制造这种冲击，引发思考和探索的热情。如果只是讲教材，就会陷入一种知识的递减之中，一代不如一代。作为老师，这毫无疑问是没有尊严的事。我敬佩那些现在仍然很敢讲的老师，他们对得起自己的职业。他们仍然在探索而不是重复，并且把探索精神传递给那些交了学费真想读书的孩子，让那些学费没有白花。这并不是指责那些战战兢兢照本宣科的老师。这些老师已经退化，只把教育看成是挣一份工资的普通工作，把学生当成产品。他们不再付出感情，因为他们害怕受到伤害。在举报的阴影下，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出现颠倒，是学生主宰着老师的命运。这些老师可悲可怜，但是却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读到博士进一个高校并不容易，如果被开除了一辈子就没有希望了——谁能忍心指责他们？有些朋友说，可恨的也不是举报者，而是“举报有用”。在一个大学，掌握这种裁决权的当然是领导。如果学校能够更好地保护老师，举报就会减少。但是，学校也可以为自己辩解，因为学校也处在一种更大的文化和结构中——他们似乎也别无选择。这就是气氛，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找到辩解的理由。但是实际上，看待这样的事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老师们应该更诚实（如果不是更勇敢的话），把真知识尽量讲出来；学校应该爱护自己的老师，而真想学习的同学，也必须爱护课堂，对那些举报者说不。昨天和朋友一起吃饭。有一位80年代读大学的朋友说：我对自己的认知，最起码应该是“精英”，不能再低了。这样的坦白让我感动。承认自己是精英，不是自夸，而是意味着责任，也意味着痛苦。如果自认是蝼蚁，就可以由着自己坏下去——反正应该承担责任的又不是我。

15年足够长了。地震后几天出生的婴儿，现在已经15岁了。他们不会有地震的记忆。等再过5年，他们就是20岁的大人，那时“地震”就更加遥远了。有的孩子则永远停留在那里。有一个段子说，地震时遇难孩子的家长，有时候看到那些活下来的孩子同伴，会感叹：“原来长这么大了。”——如果自己的孩子还活着，也是这样大。如果。武汉钢琴艺术家彭海涛，开车1200公里，把钢琴拉到北川的地震废墟前，在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开始弹奏，弹了一会儿，有关部门的人过来制止了他，让他停止演奏，并且钢琴拉走。这是个行为艺术，如果没有制止，就不完整了。但是，和我们预计的一样，制止一定是会发生的。它真的发生了。15年前地震发生的时候，彭海涛还是一个学生。现在，他是“街头钢琴艺术家”，经常开着面包车在武汉街头闲逛，在合适的地方就演奏，直播。几天前，有一位朋友问他，5·12的时候会不会到汶川演奏？他才想起来地震。他都快忘记512地震这回事儿了。他从武汉开车出发，先是到了彭州。5月11日他到了汶川，本来想在映秀的地震纪念馆那里演奏，发现人太多了，不适合直播。5月12日这里会有一场马拉松——现在是5月14日了，我没看到太多这场震中马拉松的消息，如果这是一个旅游策划，想必不是太成功。彭海涛离开汶川，开车200公里来到北川。这是地震的重灾区，也有地震纪念馆。5月12这天，他在纪念馆周边转悠，太阳太大，最后在一个工厂废墟边上，摆放好钢琴，在2点28分准时开始了演奏直播——没能持续太久。网上有一些人攻击他，认为这是没事找事，或者炒作——还好没定性为海外反华势力。钢琴经过长途颠簸，音不太准，但是我看了视频，他弹得不坏。尤其是在废墟前，琴声响起，画面是装严肃穆的，这是一个好的纪念形式。重要的是，这是属于他个人的纪念，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的形式来纪念。这样的行为，不是“自然而然的记忆”，而是一种主动的构建，是一种行动，或许争议和取缔本身，也都是预料到的行动的一部分。5月12日这天，我陪同朋友、作家李西闽老师去了彭州银厂沟。15年前，李西闽在距离银厂沟2公里的九峰村银海山庄，想在那里写出自己的新长篇。银海山庄是一个新度假村，正在筹备开业。李西闽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客人。他被埋了76小时。那时，我是成都商报文化版编辑。记忆中，我所在的版面报道了“恐怖大王李西闽被埋银厂沟”和此后他获救的新闻——我没有去查当时的版面，而我的记忆也未必可靠。李西闽被救出后，在武警医院外面的帐篷医院抢救治疗了一周，回到上海又住院一个月。他用自己还能活动的左手，写出了记实作品《幸存者》。后来，他又出版了《救赎》和《我们为什么要呼救》这两篇地震主题的小说，这几天，这三本书以合集的形式再版，书名是《地震三书》。从2009年开始，每一年的5月12日，李西闽都会来到彭州银厂沟，到自己被埋的地方祭奠。银海山庄有几位工作人员被埋，没能活过来。而在附近一个村庄，正在举行婚宴的村民，几乎全部遇难。他把5月15日这天自己获救的日子定为自己的“生日”——重生之日。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而他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了两次，这第二次因为获救更有意义。这不是父母给的，而是运气和救援的人给他的。重生是新的开始，而对李西闽来说，这个“新”并不等同于“好”。事实上，他一直生活在地震的阴影之中，某种程度上仍然活在“废墟之下”。后来的玉树地震，他去那里抗震救灾，用自己的版税和募捐来的钱，建了一所小学——这样的“救赎”，并没有让他轻松，回到老家福建，他患上了抑郁症。对他来说，每年512“重返废墟”意义重大。这不但是确认自己的“蒙难之地”，也确认自己还活着，确认自己活着的意义。疫情三年，他没法来成都，今年是中断三年之后的再次重返。车过了小鱼洞大桥，他开始变得兴奋。不断给我们指两边的建筑，那些地方地震前是什么样子，当时又发生了什么。过了龙门山镇，路变得更窄了。李西闽不断给我们讲解，“那里是一个矿泉水厂，那时很多水散落出来，救援的人可以喝。”他对这里熟悉的程度让我吃惊。在成都，即便是走在玉林，我都没有这么熟悉的感觉。很明显，他每次来到这里，都在仔细辨认，加强记忆。到了九峰村，他让开车的朋友驶向一条陡峭的小路。以两分钟后，在一个拐弯的地方，他犹豫了一下，“到了……不像，再超前开开看”，又开了一两百米，他说：“不对，应该是刚才的地方。”我们掉头下来。从原来的岔路口拐进来，朝前开了几十米。他又迷惑了：“不是这里……”他开始变得不安，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当地的老人。李西闽下车问他：“银海山庄是不是在这里……以前的银海山庄，地震的时候没了。”老人说：“你就是那个作家吧？”原来，我们刚才看到的那片空地就是。只不过3年前这里修了一些小木屋，现在全部拆除了，这次导致李西闽没有认出来。我们站在那里聊了一会儿，响起《地震三书》里所写的景色，山峰，水声，蝴蝶。这里风景优美。现在植被已经恢复，根本看不出任何地震的痕迹。垮塌的银海山庄，没剩下一砖一瓦，没有任何痕迹——实际上，时间的威力是如此可怕，三年前李西闽所看到的那些小木屋，也没有任何痕迹了。这个时候，我理解了李西闽不断重返现场的意义所在：这是负隅顽抗，也是一种不忘记，不屈服。人的生命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渺小，几万人死了也就死了。但是，生命本身又是有力量的，只要我们不忘记，地震就一直存在。李西闽是这样，那位“等待”他的老人也是这样。15年过去，媒体上没有一个字，而对个体来讲，“记忆”不仅是一种责任，也应该是一种行动。毕竟，别的我们也没有什么了。

世卫组织昨晚宣布新冠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昨晚11点多，所乘坐的飞机刚刚降落到首都机场，张文宏医生就发了一条微博，表达了他的心情。这种反应速度，或许会让人以为张文宏经常发微博。其实相反，距离他上一次发微博，已经一年多了。张文宏上次发微博，是去年3月24日。他谈的主题是“新冠不可怕，但是仗很难打。”那是上海封城的前夕，很明显，那之后他感受到极大的压力，受到很多攻击，后面就没再发微博了。这次看到世卫的声明，张文宏第一时间发声，不会是表达的冲动，而是深思熟虑之举。他已经想过很多次，在适当的时候给过去的三年做一个“自己的总结”。而世卫的消息和他在首都机场看到的景象（没有核酸等防疫手段），只是触发他发言的情景而已。但是，我也怀疑，这很可能是张文宏发的最后一条微博了。因为在这个重要时刻，他所发的这条微博，关闭了评论功能——他只是想向社会有所交代，不想再和公众交流，也不想再看大家的声音了——这就是张文宏的新冠后遗症因为在过去三年尤其是最后一年，对他的攻击实在太多，已经足够让一个热心为公共问题发声的人感到寒心。前几天有媒体采访“失业记者送外卖”，用“口罩”这个词来代替疫情，“失业后遇到口罩……”

张家界天门山景区4人集体自杀案，是一件所有人都应思考的大事。目前媒体采访到的信息大概是这样：四人三男一女，分别来自于福建、河北、河南、四川。年龄最大的33岁，很可能是出生于1990年，也就是90后，最小的23岁。三人当场跳下去死亡，一人被阻拦，送往医院，因为事先服毒，也不治身亡。四人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在跳崖前服了剧毒。四个人都是打工者，家庭比较贫困。媒体还采访到了部分死者的朋友、亲人，估计还会有更多信息披露出来。警方会解锁他们的手机，查清自杀的具体原因。最大的疑问，目前还没有答案：四个人相约自杀，此前他们就是现实中的朋友吗？或者，他们属于一个共同的网络小组，而这个小组存在的目的，就是讨论如何终结自己的生命？或者像一位死者家属所说的：“是谁在组织？”张家界天门山景区风景优美，通常情况下，一个心情不佳的人在这里会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内心变得晴朗起来。但是，他们四人显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他们带着毒药（或者在景区前就已经服毒），下定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不跳崖也会死，就像被拦住的那个一样。这样，跳崖就不仅是“自杀”，还是表达：在景区跳崖，就是给人看的，要以“有能见度的死亡”，发出最后的声音。在他们的生命经验中，张家界可能是“美的象征”，是他们所知道的最美好的地方。他们想在最美好的地方结束自己，也制造一种轰动效应，让世界看到自己。这是理性的行为。尤其是考虑到有四个人一起，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和准备，这样的死是成熟的决定，而不是偶然或者一时冲动。他们都留有遗书，警方根据遗书排除了他杀的可能。很可惜，我们没有看到遗书的全部内容。我们只能根据常理猜测，选择自杀，是因为活得没有希望，死是最大的解脱——但是，还想把这绝望告诉世界，这就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他们都是年轻人（20-30岁），都处于社会的底层，有着相似的社会经历（在农村长大，打工为生）。除非他们是被邪恶组织所控制（目前看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否则，这种声音就代表着某种社会普遍性。他们当然是贫穷的，但是坦白说，他们比20年前的我要有钱一点，至少还可以去张家界，我那时连吃饭都困难——他们真正的问题，是感受不到希望，也感受不到社会对自己的关注，所以才会想做这个最终的表达。昨天还看到一位杭州骑手因为劳累突发心脏病倒在地上的新闻，医护人员及时赶到，他恢复了心跳，但是还没有苏醒过来，在ICU里已经躺了5天。他的父亲也是打工者，从外地赶来，他发现儿子过得特别艰难：租的房子只有4平米，衣服要晾在自己头顶。面对记者，这位父亲说，自己来到杭州，感到“举目无亲，很陌生，很孤独”——这位朴实的父亲其实准确地表达了底层打工人的心理状况，陌生，孤独，缺乏联结和希望。小伙子在ICU躺了5天，可能会花掉四年送外卖攒下的钱。医生说，他什么时候苏醒，“取决于他的意志力”（据澎湃新闻报道）。一个处在昏迷中的人，意志力如何发挥作用？但是我也觉得，医生说到了关键点上。其实，不只是这个倒下的外卖小伙，很多人活着都要靠意志力。那四位相约去张家界的人，他们是失去了意志力了，还是彻底厌倦了人间？不管如何，社会必须倾听和研究他们发出的“最后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