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上京随想
正统与异类
中国人历来讲究“正统”的地位，以区别于其他族类，表明自己才是文明的正源。而这个“正统”的概念，几乎等于“大汉民族”。古时候说，华夏是礼仪之邦，总是与外族胡人相对而言的。华夏民族，又以炎帝黄帝为共祖。因而，“华夏”这个称呼也几乎成为大汉民族的别称。
以血统为基准来划分，契丹人自然属于“异类”，而“非我族类”。当然，他们更不可能是炎黄子孙了。作为“蛮夷”，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觊觎我们的财富，侵扰我们的边境，因此，自古以来，在人们的历史意识中对他们充满怨恨。
当今，多数人对契丹的印象，都是来源于一些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乃至市井演义。我最初也是从刘兰芳女士的评书《杨家将》中知道有一个率军打仗的萧太后。刘兰芳的言辞轻慢戏侮，萧太后被演绎成了一个残暴诡谲的恶女人，她的大辽将军们自然就成了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契丹狼主。契丹帝国的历史口碑，史学家们是有责任的。我读史书发现，一些有名的史学家也不乏泄愤骂辞，读之让人咋舌不已。在史学家眼里，基于邦国族群仇恨而生出的相互攻讦，原因多在于契丹民族的野蛮。契丹人过惯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愚昧的生存方式。他们也实在看不惯契丹人没有纲常伦理的习俗。因此，在他们的史学著作中，契丹都是一个被刻意忽视和扭曲的政权。这种荒诞的史观，流布民间，形成了民众源远流长的恶口碑。悠悠岁月，众口铄金，契丹文明的万丈光焰也因此被遮蔽了。
侄儿带我参观赤峰市历史博物馆，我站在辽代历史的展板前，看着契丹帝国时代的文明遗产，心中满是愤懑和疑惑：千百年来，人们为什么总是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看待历史上内地和外族的关系，对契丹帝国创造的不朽文明刻意贬损、肆意涂抹、放肆亵渎？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所谓“正统”的偏狭历史观所致。在这样的史观下，主流价值法则就是，华夏中原地区是文明的发源地，大汉民族统治天经地义，外族异类乃是尚未开化的“蛮夷”，只有臣服、前来朝拜的份儿。
正因为如此，远在两千多年前，代表华夏文明的政权就在北方边疆上筑起了“万里长城”，把游牧人生存的大莽原隔在了门外。这片莽原，就是历史所说的“塞外”，契丹帝国就是身处塞外的落后的游牧民族。修筑长城，与其说是保护疆域，还不如说是一种标示性隔断，意欲昭显与北方“蛮族”的不同。年深日久，亦累积起了长城内外的敌对和仇恨。长城内的政权对付异族的办法，除了战争之外，还搞过“和亲”和“内徙”政策。不过，这些东西并不是站在民族间和爱亲善的立场上，以自己较高的文明来扶持这些落后民族共同进步。它们的初衷还是企图以此控制、瓦解外族，结果，常常引起更大的变乱。晋代的“五胡之乱”就是由此而起的。
外族异类要获得“正统”待遇，办法是证明自己血脉上的渊源关系，或者通过民族融合改变“基因”。建立唐王朝的李氏家族，其实有着明显的鲜卑血统。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更是正统的鲜卑人，但他们瞒天过海，最后竟以中华民族的“正统大支”自居，为的就是政治行为的道义性。一些史学家也曾极力证明契丹人是炎黄之后，同样是为了“正统”的目的。血统上证明不了自己，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民族融合。历史上一度十分强悍的异族，在不断地进行征战、迁居中，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居民的混杂、通婚，渐渐同化到汉民族的肌体之中，使自己脱胎换骨。那些不肯承认大汉民族“正统”地位的异类，只好兵戈铁马，相互敌对。这种碰撞和冲突有时是相当血腥的。
历史上，契丹帝国绝不是一个渺小而残暴的存在，它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而被尊为“正统”的北宋王朝，当时所控制的领土面积，还不及契丹的一半。可是，在以大汉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历史意识形态下，它仍然是一个“异类”，被无端地妖魔化了。翻开中国历史的编年史，元朝、清朝都是外族异类，他们统治中国数百年，但在历史学家的眼里，他们仍是侵略者的身份，从心理上否认外族统治的事实。这种正统与异类之间的不相容，使得契丹帝国文明几乎湮没在历史的深沉烟雾之中。
正统与异类之间难道不能兼容并蓄，让不同习俗的民族分支在同一文明体系下凝聚起来，最终形成一脉相承的统一文明吗？这个问题，在“正统”的帝王政权和史学家那里，似乎找不到答案。因为他们将中国版图人为地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系统：一种是游牧民族的草原文明，另一种是农耕民族的定居文明，并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文明冲突，必然是水火不容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然而，契丹帝国却找到了与大汉民族共存的方法，那就是“一国两制”，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模式。耶律阿保机作为契丹帝国的一代开国之君，本着“因俗而治，得其宜”的原则管辖着各民族，把汉民族当成与自己平等的民族。到了耶律德光时期，在得到后晋石敬塘拱手献出的“燕云十六州”之后，他建立了两套统治机构的“一国两制”管理模式。聪明的契丹人回避了民族的差异和分布地域的不同，使其统治区内的民族产生了对契丹帝国这个统一体的认同感。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认同感，才使燕云地区的汉族民众，在大金与北宋联合伐辽时，坚定地同契丹民族站在了一起。这一点，令“正统”的大宋政权都自愧弗如。
契丹帝国消解融汇外部流入的不同文明的做法，让我想到了“太极图”中那个头尾相抱的阴阳鱼。它们相互纠结，无前无后，无高无下。同时又相互包容、相互蕴含、相互激发，相互转化而又相互促生。这不就是“正统”与异类之间应该呈现出来的状态吗？我们今天凝神谛视这个小小的太极图时，不能不承认它包含了宇宙中蕴藏着的至理大道。
强势生存
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在历史上多有发生。这种现象似乎是一个历史悖论：历史进步总是向文明方向迈进，但一种文明有时却是无法与“野蛮”相抗衡的。以大汉民族主义的观点，契丹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低落的野蛮民族。而宋朝在历史上，被称为“文人的时代”，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文明成就。然而，在南北对抗中，契丹帝国的强势让大宋的文明光焰黯然失色。
事实上，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并非个例。唐朝后期，实际的统辖区域只在黄河以南，黄河以北都在“藩镇” 割据之下，每一个藩镇俨然是一小王国，相互征伐吞并，形成了分裂的“五代十国”局面。五代十国之后，直到元朝崩溃，东北、华北的主要区域都在异族统治下。宋朝继五代十国而兴，也曾统一南北，但却无力应付异族势力南下，终于被逼得退却长江流域，整个北中国都为女真族的金帝国所统治。而结束南北对立，却因蒙古人的铁骑席卷而来，整个国土全部为一个落后的异族所统治。异族的满清乘明政权崩溃之时入关，也统治中国近三百年之久。
这种情景频频出现，让我感到十分困惑。余秋雨先生在他的《山居笔记》中，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但他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朋友未免天真”，然而我就是那个“天真”的人。在好奇心支配下，我一直在孜孜寻求答案。
我冥思苦想之后，得到一个“天真”的断言：在烽烟四起、遍地兵燹的时代，邦国族群竞争中，武力强大是生存之本。因为那是一个“尚武”的时代，民族英雄也总是那些驰骋疆场的威武汉子。
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将们对皇位的威胁。终宋之世，将重文轻武进行到底，结果不可避免地丢了大宋江山。契丹帝国则不然。按契丹习俗，为可汗者必须有“德行功业”。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就是靠着对周边地区征讨的铁蹄，把他带上契丹可汗宝座的。阿保机死后，在耶律倍和耶律德光之间的皇位竞争中，两人一文一武，一刚一柔，各有所长。皇太后述律平，废掉皇太子耶律倍，而选择了她的二儿子耶律德光，也是看重他勇武善战。实践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正是耶律德光的强力征伐，才开创了契丹帝国的一个历史高峰。假若让文质彬彬的耶律倍当上皇帝，搞所谓的“仁政”治国这种迂阔不实之举，契丹帝国的命运真就难以预料了。显然，与庙堂官场充斥着权谋倾轧的极权帝制相比，契丹帝国孕育出的时代精神就是强力竞争，强势生存。
契丹人的强势某种程度上靠的是他们所掌握的武力资源和娴熟的战法。在冷兵器时代，马匹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草原民族，契丹人终身与马为伴。他们有最好的马匹、最棒的骑术和马上格斗的本领。我游走在契丹遗址上，有时也虚幻地遐想：在这片土地上，曾有几万甚至十几万铁骑整装待发，旌旗猎猎，金戈铁马，萧太后站在“点将台”上，听大军齐声高呼：“奋勇杀敌，保我大辽”，那该是怎样的一个大场面！在燕云大战时，远处狼烟四起，鼓角齐鸣，只见万马奔腾，铺天盖地而来，大宋的兵士看到这阵势，早就失魂落魄了吧！这种情形和现代战争中拥有先进战机、导弹和坦克一样，在双方角逐中有着上乘马匹和兵士的一方往往占据着绝对优势。有了这样的战力，加上各种残酷而巧妙的控制方法，落后民族统治天下就不足为奇了。
点将台
强势生存必然伴随着鲁莽灭裂的行为，邦国战争中也会弥漫着的血腥杀戮，这常为落后族类统治招来骂名。他们谴责文化低落的外族人没有“师出有名”的传统，在战争中的劫掠杀害行为又常表现得格外野蛮、残忍。司马迁的《史记》中首创“不以成败论英雄”理念。但现实中，胜者王侯，败者寇。不论先进还是落后文明，在面对生死存亡时，不可能像个绅士一样，温良恭俭让。当年的古罗马族群是落后文明无疑，古罗马征服希腊也是纯粹的武力吞并，并伴有大力杀伐。契丹是“镔铁”的意思，契丹帝国的创建和维系，靠的不是谲诈与阴谋，而是武力支撑起来的“坚韧”的强势。这倒并非是他们有着好杀的“天性”，其真正的原因是不愿在战争中招致整个民族的灭亡。
召庙桃石 摄影：孙永章
因此，万众景仰的先进文明，比如盛唐文明，也可能被一种落后文明所替代，就像一出有声有色的大戏突然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契丹帝国在历史上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用攻讦与谎言极力去否认这个史实，或许是堕入了史学的旧定式，因为历史并非总是按照人们预想的逻辑演进的。
女主沉浮
从耶律阿保机建国至天祚帝被女真建立起来的金帝国推翻，契丹帝国共传九世，雄踞北方长达200余年。按照史学家的说法，契丹帝国走了一条M型之路，亦即，整个民族发展史上有两座高峰，一个是阿保机到耶律德光，奠定了契丹帝国的基业；另一个是景宗到圣宗，历史上称之为“景宗中兴”。
很凑巧，整个契丹王朝兴衰成败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有杰出的女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历史上留下瑰丽的印记。从太祖开国创业到太宗时契丹的勃然兴起，辽太祖的妻子述律平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人物。述律平一路扶着丈夫阿保机走向帝位，在阿保机去世后，她又操纵了皇位继承人的选择。不过，我不喜欢这样的女人，因为她深谙权谋，心狠手辣，尽管她也有政治家的野心和眼光。述律平为保儿子的江山稳固，把曾反对立耶律德光为帝的官员杀掉，共一百多人。为此，她自己也付出了断腕殉夫的代价，但在朝野上下却得了个“断腕太后”的美誉，在上京节义寺还建起了一座“断腕楼”，以彰其节。一个出身低微的女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凌驾群臣，把那些出生入死的将军们视若无物，玩弄于股掌之上，甚至轻易剥夺他们的性命，这样的女强人真是可怕！
在契丹帝国历史上，最风光的女性，非承天太后萧绰莫属。太宗之后，中经世宗、穆宗，国运衰颓，每况愈下。到了景宗即位时，契丹帝国到了几近夭折的低谷。这时候，萧绰——汉人们熟知的萧太后——及时站了出来。萧绰是景宗之妻。景宗耶律贤颇有乃祖之风，也决心要做治世贤君，可惜天不遂人愿，上帝没给他一个好身体，而这恰恰为萧绰一展身手提供了机会。萧绰以她杰出女政治家的胆识与才干，罢黜奸佞，任用贤能，革除弊端，一步步把契丹帝国从崩溃的边缘引向复兴乃至鼎盛。
景宗命短，萧绰只辅佐了他13年，接着又帮助她的儿子圣宗“摄军国事”近27年。萧绰活了58岁，其中有40年掌握国家军政大权。中间历经契丹帝国最困难时期发生的两次“燕云大战”。作为总指挥与统帅的萧太后依靠大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耶律学古和韩德让，取得了战争的辉煌胜利。之后，又与宋议和订立“澶渊之盟”。从此，辽宋罢兵，开始了和睦相处达120多年的和平年代。
如今，我们在林东镇看到的辽代南北塔，都建造在萧太后辅政期间。北塔是当年为战胜以“杨家将”为核心的大宋军队而建造的。南塔比北塔更雄伟，据说它是萧太后与佘太君在辽宋边界会面，决定永结盟好而特意营建的。徘徊在熠熠生辉的南北塔下，让人对萧太后当年的丰功伟绩充满着深深的敬意，也对隐藏在南北塔背后的神奇故事充满了想象。
辽上京·南塔
在契丹帝国的命运中，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当耶律氏家族得到女人们的强力支持时，就基业牢固，兴旺昌盛；而当女人的地位衰微，沦为王权的附属品时，帝国大厦就开始动摇，甚至顷刻坍塌下来。萧太后辞世后，萧家的女人们一味沉迷于争宠斗法，完全失去了前辈的英武雄浑。而失去了女人支持的耶律家的男人们也好像丢了魂，进退失据。于是，雄霸百年的契丹帝国无情地滑向崩溃的深渊。
权欲与人性
中国有所谓“家齐而国治”的说法，但家最不能“齐”的莫过于皇家了。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朝代没有发展到流血冲突的。无论是皇族内部同姓骨肉的相争，还是母后外戚参与皇权的争夺，都是皇族内部的纠纷。契丹帝国也不例外。因为在君主专制政治下，皇族站在统治的金字塔顶端，一切统治阶层的矛盾常常集中在皇族里面，这就使得一些不尽人情的争斗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我读史书或者看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最初常从人性的角度看待这种宗室相残，觉得那些为了权力，完全不惜付出亲情上的代价，是丧失了人的本性。后来细想，单纯从道义的角度进行谴责，可能是过于天真了。
在极权帝制下，皇帝有最崇高的地位和特殊的尊荣，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有几个人能平静地平衡好权欲和人性的关系呢？因此，在历史上，权欲与人性交锋时，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情形，往往是权欲胜，人性败。在耶律阿保机时期，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在他与诸弟之间展开。契丹帝国初期的“诸弟之乱”一共有三次，在镇压兄弟们的叛乱中，阿保机判处参与叛乱的300多人死刑，为建国称帝扫清了障碍。
阿保机深谙“吊民伐罪”的道理，对叛乱者加之以兵，至少在道义上说得过去。然而，那些嗜杀成性的昏聩君主，杀人则是昧绝良心、泯灭了人性。穆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辽穆宗即位的十年间，没干别的，就是整天琢磨着怎么把有皇室血统、可能发动叛乱的人统统杀掉。经过十年打压，契丹帝国内部，能继承皇位的人所剩无几。侍候穆宗左右的人，都“人人虞祸”。
有时我也会变得“势利眼”。我甚至觉得无能的庸才被抛弃，昏聩的国君被杀戮，明君英主成为最受拥戴的英雄是一件好事。与其让昏君们祸害江山社稷，贻害大众百姓，莫不如让有才能的人取而代之。唐朝初年著名的“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以伏兵杀死自己的亲哥哥太子李建成，今天还有谁喋喋不休地责备李世民呢？还不是一味地赞颂他是“万世英主”，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成王败寇吧？
假若是一个好皇帝，在皇权得以稳固后，隐没的人性光辉也可能被重新唤起。辽太宗初即位时，怕哥哥在背后“做手脚”，也是处处设防。毕竟，哥哥耶律倍才是指定的太子，况且耶律倍还在渤海国做东丹王，位高权重。太宗不放心，对哥哥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这深深地伤了耶律倍的心。耶律倍害怕遭到迫害就去了后唐。耶律德光还是有兄弟情义的。耶律倍在后唐权力政变中被杀害之后，太宗又把哥哥的遗骨迁回来，葬在医巫闾山，并赐谥号“文武元皇王”。权力的欲望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本性。我猜想，太宗最终可能也觉对大哥有歉疚之心吧？
时至今日，文明的演进并没有改变权力和人性的游戏规则，尽管形式不同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我们仍然能看到，缺乏民主约束的绝对权力状态下良知的泯灭、人类美德的丧失，同时也越来越多地看到，追逐权力的人，在人性的异化与扭曲下，权力后面的真实嘴脸，以及权术、权谋的丑恶。怎样才能限制人的权力欲望，弘扬正常的人性光辉，的确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大问题。
信任·宠信
人治为主的社会，缺乏契约精神，信任就是国家统治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信任不同于宠信，信任是相信别人，彼此之间人格上是对等的；而宠信则是偏爱，是上对下的无分寸的感情依赖。二者虽一字之差，结果往往谬之千里。
我在《辽上京史话》里读到一则韩延徽探母的故事，让我感触颇多。幽州人氏韩延徽，曾经是后唐节度使的幕僚，奉命出使契丹求援兵，结果却被扣留。后来他归附了契丹，成了阿保机身边的得力高参。期间，不知何故，韩延徽弃辽投晋，不得志，在回家探望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母亲后，又返回契丹。
史话中有一段描写让人如临其境：太祖传令韩延徽觐见。见韩延徽进帐，阿保机突然大喝一声“斩！”，刀斧手蜂拥而上。但韩延徽却站在那里一付从容镇定的神态。太祖奇怪地问：“你不怕我杀你吗？”
韩延徽微笑回答：“不怕！”
“为什么？”
韩延徽道：“臣思母而去是孝，思君而归是忠。一代明君怎么会杀孝子忠臣呢？”
一席话说得阿保机哈哈大笑道：“知我者，延徽也。”
据说，“四郎探母”这出剧，就取材于韩延徽回家探母这件事。但我并非在读剧本，每次读到这段对话，我都仿佛身临现场一般，直想拍案诘问：韩延徽，你怎么有胆量回来，并断定不会丢了脑袋？阿保机，你怎么轻易就相信了韩延徽编的“孝子忠臣”的鬼话呢，而且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一直深信不疑？
考虑再三后，我给出的解释是：韩延徽多年在太祖身边做事，对他的为人和脾气秉性了如指掌，他敢回来，是因为他知道无性命之忧。表面上看，他是凭着感觉去赌，实际上心里是有底的。信任，是相信对方并敢于托付。否则，怎么称得上信任呢？对于太祖来说，他也不是不知道韩延徽心里的盘算和纠结，但韩延徽多年左右辅佐，帮助建都邑，正君臣，定名份，立法规，太祖深知他的诚实、正直的品行。一时迷茫，走了弯路，人生谁没犯过错误。因此，一笑了之，不予追究是明智之举。有时包容也是一种信任。不仅如此，辽太祖后来更加重用韩延徽。辽太宗时，封他为鲁国公，任政事令。辽世宗时，升任他为南府宰相。有了这样的信任，国家能不聚拢人才、繁荣兴盛吗？
说到信任，不得不提萧绰与韩德让的故事。韩德让是辽景宗时代的政治人物。他辅佐景宗，以勤奋谨慎著称，为景宗的政权巩固，百姓安居乐业出了很多好主意。景宗死后，面对皇子年幼、诸王宗室拥兵握政的严峻形势，韩德让挺身而出，帮助萧太后母子解除了宫廷政变的危险，度过了危机。此后，萧太后和皇帝对他信任有加，无论是内政还是外战，韩德让一路辅佐萧绰和皇帝，立下赫赫功绩，成了朝中权势最显赫的大臣和政治家。
一些史书中，津津乐道于萧绰与韩德让之间的爱情故事。其实，那大都是后人的演绎和虚构。萧绰对韩德让的信赖，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始终也没有超越君臣之间信任的边界。否则，韩德让也不会赢得朝野内外的尊敬。韩德让死后，圣宗下诏，为其举行与太后同样规格的国葬，出殡那天，皇帝亲自挂孝，扶着灵柩一路哭送。并在景宗与萧太后合葬的墓旁，安葬了这位把毕生精力都献给契丹帝国的功臣。
然而，信任一旦走向宠信，就一切都变了味儿，对治国安邦丝毫没有助益。唐朝的武则天宠幸薛怀义、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结果薛怀义被宠得飞扬跋扈，收罗一批流氓，整天横行霸道，甚至当众辱骂宰相。武则天宠爱的张氏俩兄弟，更有政治野心，他们不仅大收贿赂，买官鬻爵，最后甚至开始干预起朝政来。在契丹帝国里，发生在道宗年间的“乙辛之乱”也是这样的事例。由于乙辛这个人善于阿谀奉承，深受皇帝赏识，官职步步高升。皇帝甚至下诏书，称“四方有军情，乙辛可以便宜从事”。乙辛利用了皇帝的宠信，让皇帝错杀了契丹帝国中最有才情的皇后，错杀了太子，还有许多功臣以及千千万万的无辜。
宠信的问题，出在地位较高的人对所喜欢的人无原则的偏听偏信。道宗喜爱忠臣，可他高高在上，心中对臣下的好坏、忠奸分不太清。因“不明无断”，所以悲剧就发生了。“乙辛之乱”道宗是有责任的。今日社会，一些官僚阶层不深入基层，他们对下级的好恶全凭个人感觉，悲情的结局也不在少数吧？
汉文化的影响
契丹帝国自始至终都在是坚守草原本位，还是向汉文化靠拢之间进行斗争和抉择。契丹帝国建立之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自觉地把契丹列为中华民族之一员，而偏爱汉文化。他崇拜汉高祖刘邦，也推崇汉相萧何，因此规定皇族皆姓刘，后族皆姓萧。阿保机也非常崇拜孔子，把孔子的文化思想奉为国教，当做本民族的教义。他下诏在皇都建孔庙，并由皇太子负责春秋祭祀。
不仅如此，当初建皇都，也是请汉人建筑专家康默记主持建设的。辽太祖金簇一箭，一座工程浩大的皇都“百日而讫事”。后来辽太祖在征战渤海国途中病逝，康默记又奉命营建太祖陵墓。契丹国的政治中心和皇家陵墓都交给汉人专家去做，足见太祖心中深深的汉文化情结。阿保机身边有一批汉族知识分子辅佐，前面说到过的“幽州韩氏”和韩德让家族都是太祖重用的汉人，他们帮助契丹建立了各种政治制度，教他们汉学、兵法和生产技术，对契丹帝国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阿保机英年早逝，皇太后述律平成了掌舵人。但她却选择了草原本位主义。在皇位角逐中，作为坚定的汉文化笃信者的皇长子耶律倍丢了皇位继承权，与述律平有同样文化价值观的耶律德光上位执政。然而，太宗之后却是耶律倍的儿子耶律阮继位，汉文化再次在契丹帝国放射出炫目的光彩。这里有耶律倍的功劳。耶律倍一生酷爱汉文化，曾经“市书万卷”，收藏在医巫闾山绝顶的望海堂里。他也擅长书法、绘画，以画马称誉一时，他的“射骑图”、“射鹿图”两幅画至今还收藏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
到了圣宗亲政后的全盛帝国，汉文化的影响日盛。当时宋代儒学大起，生发出号为“理学”的新潮儒学。理学自然是以儒学的历史价值观为根基的，言必引孔孟为据。辽圣宗受母亲萧绰耳濡目染的影响，极为重视儒家文化，他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崇信佛教和道教。他曾以契丹文翻译了《白居易讽谏集》，作曲达百余首。他还十分推崇《贞观政要》，并认为唐太宗是“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
契丹帝国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因而在历史更替中它的文化逐渐变成了无数破碎的残片，始终未能建立一脉相承的原生文明。但这不影响契丹帝国引入先进的文化种子，培育自己的生命基因。我翻阅、浏览《走进千年辽上京》等史料发现，契丹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整合而形成的一种多元文化。至今别人问我：你的家乡是怎样的？我总是告诉他们：“亦耕亦牧”。这就是契丹帝国的遗风吧。如果你有机会走进那片神奇的土地，近距离地接触辽上京的山脉河流、古城遗址、建筑、墓葬及石碑，就会对这种多元文化有切身感受。
可见，文化的传播是没有国界的。当今许多地方被称之为“文化沙漠”，但他们往往却是文化融合的“绿洲”，香港即是一例。契丹帝国时代，恰逢唐朝之后，华夏陷入了近百年的分裂割据。五代十国，政变频频交错，政权反复更迭。邦国林立，各求自安。在这种情况下，契丹帝国仍能兼收并蓄，以汉文化与契丹文化结合的方式为聚合纽带，凝聚一个民族的向心力，真的让人感佩！由此，我也觉得汉文化如同生命基因一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了一个伟大帝国的生命轨迹。
寅畏天命乎？
《书·无逸》有：“严恭寅畏，天命自度”的说法。从宗教上看，契丹人对天命还是恭敬戒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契丹文化最多算是一种宗教和风俗文化。但我查阅《契丹史绩》发现，契丹原本是崇尚“萨满教”的，可另一方面，皇族上下又大力倡导佛教。这两种宗教信仰完全不同，契丹人是怎么摆布它们之间关系的呢？
萨满教，是以敬事鬼神、拜日射柳为主要内容的原始宗教，它的基本信仰是万物有灵，敬事范围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神仙崇拜诸多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祭天、祭山、拜日，史称契丹有“好鬼贵日”之俗。他们认为，天是世间万物的主宰者，太祖是“受命于天”，纪年有“天赞”、“天显”之谓，寺庙有“天雄寺”之名，以示天助雄威。不仅国有大事必先祭天，就是皇帝出猎也要祭天。整个民族对上天、大地和日月星辰都充满着与生俱来的敬畏。
依我看，说契丹人敬畏天命，其实更像是敬畏大自然。通过对天、山、日的祭拜，与“天父”、“地母”心灵沟通，获得万物生灵的精神抚慰，进而得到上帝的保佑。所以，契丹人称皇帝为“天”，皇后为“地”。以天地为大，对其不可控制的现象敬畏，最后觉得自己的命运也是由上帝安排的。
然而，寅畏天命却不见得尊重人的生命。从辽太祖到天祚帝手上都有血淋淋的人头债。有的皇帝杀人如麻，不只是为了诛灭异己，更多的是听了谗言，一怒之下取人性命。更有甚者，有的干脆是即兴杀人。穆宗好酒、好玩、好杀成瘾。他以各种方式杀人，以手刃刺之，斩、击、射、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碎齿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天祚帝在位期间，宠信佞臣，残害忠良，一味游猎，生活荒淫奢侈，不理国政。他轻信奸臣，无端杀害了劝谏的妻子和能干的儿子们。
辽中京双塔 摄影：马永丰
一怒多少人头落，问君何以度众生。敬畏天命的契丹人怎么笃信讲究因果报应、慈悲为怀的佛教呢？佛教的宗旨与杀人行为截然相背，用白居易的一首偈来概括，佛教讲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换言之，弃恶从善，才有好的人世轮回。难道契丹人放下屠刀，一心向善了吗？非也。那么，他们怎么在暴行与“众善”之间进行取舍呢？
有人解释说，契丹人只是把佛教用作对属民实行精神统治的有力工具。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契丹帝王绝大多数都有佛教信仰，而且一代胜过一代，至道宗达到极盛，其中不排除个别的将礼佛作为一项政治活动的帝王，但多数不是这样的。道宗崇奉佛教就是真心实意的。在他当朝时，全国建了大量寺院。今天成为旅游景点的“真寂之寺”，就是那时营建起来的。道宗对僧人也非常器重，曾对一些名僧加官进爵。他晚年时，更是用主要精力诵经拜佛，研究佛法，讲解佛经，朝夕虔诚地做礼拜。对佛事这样真心实意，哪是“工具”论能说通的。
真寂之寺
我的看法是，契丹人信佛，更多是心灵慰籍之需。契丹人在信天命的同时，也发现由于财力、智力、权力的限制，对于平日的家国困境，也没有能力去解决和克服。这时候特别需要有一种外在的依靠，帮助他们克服难关，那便是信仰的力量，这可能是信佛的原因之一。此外，佛教是教人离苦得乐，从凡间痛苦中解脱出来。契丹人也一定觉得敬畏天命，也要尊重人命。否则，会遭“天谴”。为了解脱杀人带来的心理焦虑和负担，以求来世升天得道，不堕入地狱，也得信佛礼佛。
这样说，萨满教与佛教就找到了契合点。佛教是个尊重包容的宗教，它弥补了萨满教的只畏天地神明的局限，把对人性的敬重放在了前面。契丹帝王们似乎也明白这一点吧，在敬畏天命、师法自然的同时，也开始修炼自身，想透过佛法的修行，使自己达到生命最圆满的状态。
劫毁
漫步在苍凉、凝重的契丹古城城墙遗址上，我仿佛看到了金人领袖完颜阿骨打纵马挥刀、驰骋疆场的英姿，耳畔也好像听到了金兵排山倒海般逼近的马蹄声。接着，我陷入了沉思：一个雄距中国北方二百余年的伟大帝国，怎能在一个比它弱小许多的民族面前轰然溃灭？劫难来自哪里？
历史上，无能的帝王总把祸乱的罪责归于女人，于是有“红颜祸水”的说法。但是，契丹帝国的沉沦，跟女人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么，是大金的铁蹄让契丹帝国骤然消逝于历史的天宇吗？其实也不是。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契丹帝国到了天祚帝时，人民起义风起云涌，这些起义尽管先后都被残酷镇压下去，但却动摇了大辽统治的根基，朝廷内部互相倾轧残害，腐蚀了帝国的内在机能，大金只是顺势灭了契丹帝国而已。
当然，所谓的“人民英雄”论，我也不认同。读中学时，历史课本上，凡讲到一个朝代的兴亡幻灭，总有“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说辞。我觉得这是一种唯心的历史观，留存于山川河海的勒石碑文与残存物件都可考证出，历史的更替可能存在着复杂的因果关系。
就契丹帝国而言，从根本上说，我觉得还是缺乏自己民族的原生文明以及由此构筑起来的制度约束。契丹帝国是铁马剑盾铸成的刚性社会，它的文明温和脆弱娇嫩，虽然多姿多彩，却缺乏一种强悍的张力与坚韧的抵抗力。它虽然深受汉文化影响，但却没有汲取大汉文明并融汇、改造自身，建立起丰厚渊深的文明体系。表面上看，它在大金军团的金戈铁马面前倏忽崩溃灭亡，事实上，它是在岁月侵蚀中无声无息地解体的。
大暴行具有骇人听闻的酷烈性，一座辉煌的都城被金兵付之一炬，整个城池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那么，契丹帝国的那些庞大民众的命运呢？难道也都死于大火之中，或者被屠杀殆尽？这让我颇感费解。《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了项羽集团对平民与降卒的6次大屠杀，全部都是战胜之后的屠城与杀降。项羽的屠戮劫掠与焚烧，也使大咸阳化作了废墟。上京城也遭此劫难了吗？《契丹帝国》一书中，讲了一位契丹贵族将领耶律大石，曾带领金国大军掏了自家皇帝的老巢后，又怀揣恢复故国的宏愿，带着200契丹兵，向西溃逃，并在中亚地区建立了所谓的“西辽帝国”。但是，在史册上这个神秘的契丹余脉却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载。他们无声地消融于中东的民族海洋中。就像是莽莽大河化成了淙淙小溪，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若有浑不知事的孩童突然一问：“契丹人的后代在哪儿呢？”我真不知怎样回答。因为武断地给出结论，我怕亵渎了这个伟大民族的历史智慧。我不是搞历史考据的，我知道读懂历史谈何容易，正所谓“一篇读罢头飞雪”。况且，我只是翻了翻史料，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是出于故乡之情，我对契丹帝国的兴亡历史恒常念之。写了上面的文字，想以此缅怀和告慰开创契丹帝国文明的先贤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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