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化的规范含义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从现代化的规范含义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在中国特色、国家个性上加以理解，也要在现代化的共性上、普遍性上予以定位。
从总体上讲，“中国式现代化”属于“现代化在中国”而非“中国的现代化”。
因此，必须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确立现代化的规范含义，以其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背景。
这既是不同于历史维度的一种理解进路，也是不同于价值维度的一种解释方式：
规范意义的现代化，超越了现代化是否值得、性质好坏、合否理想的长期争执，将现代化落实为各方共同承诺的那些社会变迁指标上；
同理，这样的认知，也超越了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先发国家施加给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痛楚、先发国家在原发现代化过程中的蛮性表现，都不构成颠覆现代化规范含义的理由。
换言之，现代化是中国必须完成的社会转变与国家任务，接受或拒斥的主观意愿都对之不构成阻隔。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一经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随即成为学术界的诠释热点。这是由中国现代化发展及其最新的谋篇布局所注定的事情。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在政治维度和学术维度同时展开：在政治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最新政治谋划，它将成为国家权力布局现代化的政策指引；在学术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与现代化规范之间的无缝对接。需要看到，在世界现代化史、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并不是那么轻易被人们接受的一种社会变迁形式与发展结果，无论是在价值上、制度上、发展中、结果上，均存在巨大争议。如何免于学术上的价值纷争，确定现代化转型的必然，确信“中国式现代化”的必须，是一个需要在规范意义上才能确证的事情。
一、现代化之两面
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目标。“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表述有几个需要重视的基本要素：一是在时间上的“从现在起”“第二个百年”；二是在领导力量上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三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主体上的“全国各族人民”；四是现代化的目标模式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五是现代化建设历史性指向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五个要素中，现代化是统合其他要素的核心辞藻，其他要素都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主要规定性的表述。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指在中国这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现代化样式。
因此，帮助人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双轴线凸显出来：一个轴线是中国的国家处境、历史脉络、现实处境、预期目标；另一个轴线是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以及既有现代化经验教训的总结归纳。对此，中共二十大报告进行了明确论述，就前者，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这一论述，涉及中国现代化的国家处境的两个面相：一是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艰苦卓绝的探索过程，已经崭露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希望之光；二是当下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处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处境中，需要把握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间点和战略机遇。就后者，报告也明确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不同于先发现代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宁唯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自觉作别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一条新路。“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对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两条轴线做整合观察，可以帮助人们发现，现代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发展过程。相反，无论是中国的现代化、还是整个世界的现代化发展，都是一条充满艰难曲折、起伏跌宕、布满荆棘、艰苦卓绝的进路。
确实，一部现代化史，从其肇始绵延至今，既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促进了人类精神的成长，提升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品质，但同时也带给人类以巨大灾难，造成人类的极大创痛。对此，还在资本主义早期成长时期，马克思就明确指出了资本生产方式在促成现代转变过程中所显现的这种尖锐矛盾性。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另一方面，以资本生产方式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也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冲击，“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再一方面，这个现代化进程不是限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些地区的社会结构性转变，而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生产方式强力推进的世界现代化进程所做的“辩证的”分析，已经构成人类认知与分析现代化利弊的知识传统的重要一支。
现代化的复杂性引发了连绵不绝的争议。一方面，在现代化的经济层面，人们看到了它带来巨大财富时所驱动的一个谋利性社会的贪婪，因此呼吁一个道德化的经济体系。在市场经济理论之父亚当·斯密撰写的《国富论》中体现出推动经济发展的意愿，而在《道德情操论》中则展现出后一期望。在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的财富分配与政府机制上，人们也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分配不公的极大关注，表现出对平衡市场追求效率与政府发挥调节作用的期待。如果说这些方面的争议一直到最近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出版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那里有了相当尖锐的呈现的话，那么可以说，以资本生产方式推动的现代化进程，一直是在接受这一现代社会结构的条件下竭力进行优化的一再尝试。另一方面，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化进程，从西方国家发源，迅速推向非西方国家或全球范围，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西方学者给定的现代化理论解释模式，到拒斥这种基于西方国家先发现代化经验与教训的“傲慢”解释，寻求超越单一现代化模式的演变过程。
诚如印度学者德赛指出的，“价值观念的偏见和意识形态的腔调成为现代西方学者使用现代化概念的基础。它产生了一些危险的后果，使人不能正确地理解人类社会在最近时期内正在发生的变化过程。这些学者带有这种特有的亲西方偏见，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观察和分析那些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变化过程的能力。这种偏见歪曲了各个国家已经进行的现代化和正在进行现代化时所经历的历史阶段。它也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方面产生了错误的幻象，并且往往提出一些实际行动、政策和措施方面的治疗方法，而实际上这些方法却阻碍了这些国家按照正确类型的过程来进行现代化”。这样，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也呈现出让人悲喜交集的两个面相：一者，世界现代化进程将全球所有国家卷入其中，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转变与社会进步，这是现代化世界进程所呈现的积极面相。二者，由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上领先于世界，因此西方国家对后发现代国家而言占尽国家间竞争优势，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既对非西方国家施加资源掠夺、利益侵占和政治霸凌，也对非西方国家的现代转变心怀轻蔑、居高临下、横加指点。这无疑强化了现代化的对峙性：一是国家内部的对峙性，二是国家间的对峙性。因此让现代化的国家进程与世界进程交叠呈现出双重的错位结构，在国内和国际上，现代化是促成国家与全球发展的必须选择，但同时，现代化又加剧了变迁与抗拒之间的矛盾，从而塑造了一种在抗拒中变迁的现代化定势。
对此，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指出，“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主要抗拒取向，是从现代化特有的总体结构的转变中形成的。这种取向的共同点是：首先，取向的目的在于改造新兴的政治和社会的中心、象征，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其次，它在社会的主要群体和阶层中更为扩展。就这些抗拒的主题而言，有的以社会秩序为中心，有的则专注于文化传统，而这两者又往往是密切相关的”。在他看来，西方国家内部、尤其是非西方国家对现代化的抗拒，在现代化的社会秩序上主要围绕四个主题展开：围绕权力、财富、身份等不同资源的分配，寻求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秩序；以新兴的市民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性质为中心，寻求社会群体所能获得的个人与集体的新象征；在现代化复杂的劳动分工中，寻求个人尊严与纯真人际关系；而在文化领域，传统主义取向与极端反传统主义的取向之间，展开了非常激烈和持续的争辩。在国际社会中，先发现代化国家、发达国家或富国与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欠发达国家或穷国之间的矛盾深重，让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世界主义之间的对立尖锐而复杂。
现代化所呈现的积极与消极两面性，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也有鲜明的体现。自晚明肇始、到晚清展开的中国现代化历史画卷，尽显这一历史变迁的惊心动魄和艰难曲折。经由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在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汇成中国现代化的滚滚洪流。确如中共二十大报告所言，中国现代化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但在现代化复杂面相的面前，中国仍然把握住了历史大势，不为现代化的艰难困苦所迷惑，不因此丧失现代化的明确目标，不至于陷入现代化的矛盾性之中而自己捆住寻求国家发展的手脚。这是中国迄今为止的现代化历史的深沉主调。
二、规范的凸显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断言的，现代化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必经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浩荡向前的现代化洪流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这是历史理性已经一再对全人类耳提面命的社会发展趋势。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穷国还是富国、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顺畅发展还是曲折进步的国家，抑或是已经迈入现代化门槛、尚且在艰难推进现代化、甚至是现代化仍然处在起步阶段的国家，都已经被或早或迟、或温和或激烈、或主动或被动地卷进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
在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任何国家都没有是否被卷入的区别，只有先卷入还是后卷入的差异。这是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区分出先发内生性现代国家与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的理由所在。先发内生性的现代国家，无疑确立起了现代化的基本标准，成为人们认识现代化的历史原型和理论源头。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以先发内生性现代国家为学习对象、甚至是将其作为国家典范，作为校正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确立自己国家的发展目标，检验自己国家是否置身现代国家行列的坐标。但不管是先发内生性现代国家，还是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其现代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而是既经历了可以共感的艰难历程，也经历了不足为外人道的特殊艰辛。从现代化的实证研究角度看这两种类型的国家，对前者而言，筚路蓝缕的先发内生性现代国家，在实现现代转变上，并不是无往不利、直取果实的。英国是比较全面意义上的第一个现代国家，但英国的现代建国进程，耗时漫长、充满血腥。简略复盘英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足以让人发出惊天浩叹：从1215年英国贵族与约翰王达成《大宪章》算起，到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终于建立起稳定的君主立宪政制为止，英国人耗费了470余年的时间，不少人付出了生命代价，才确立起现代化的国家政治机制；从15世纪改变土地财产权的“圈地运动”并促进毛纺业发展算起，到19世纪终于全面剥夺了农民土地并大大促进了纺织业的现代崛起为止，无数人付出了倾家荡产、重置产业的代价，才终于完成了工业化或现代经济体系的建构；从中世纪晚期开始，英国家庭就不论贫富，将小孩在八、九岁时就推向社会，或者像穷人家小孩那样去做佣工或劳工、或者像富人家小孩那样去做侍从，终于在16世纪左右锻造出分立的个人，为绅士文化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土壤。在社会极为缓慢的艰难发展与现代转变的渐进积累过程中，英国社会诸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家与社会关系在重塑、权力与官僚制度在重建，法治与人治在交替，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在演化，科技对手工劳动在升级，现代化的“英格兰道路”在呈现。不是沉浸到英国现代史之中，人们是很难理解现代英国兴起中所遭遇的无尽艰辛的。
从英国这个唯一的现代原型国家向外推，世界现代化逐渐呈现为一条从西欧、北美、中欧、东欧，再到亚、非、拉美诸国的线索。其间，有两个非常突兀的画面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是自现代转变以来，先发内生性国家内部一直未能根本消解的阶级对立机制，这也同时体现在后发外生性国家的现代转变进程中。如今先发内生性现代国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几乎包括了所有发达国家在内。其实，现代化的真正先发内生性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英格兰。除此以外所有的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但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相对先发与内外同驱的现代国家，或绝对后发且自外输入的发展中国家与欠发展国家两类。在前一类国家中，诸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等等国家，虽说属于后发现代国家，但因为在文化上与英国的类同性，也就是表现出所谓“西方性”，一旦遭遇英国发展的现代模式，便由外向内，产生驱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两种动力；在后一类国家，除开极少数国家如日本、韩国这些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较好地将现代政经体制与固有文化综合了起来，形成了驱动自己国家现代转变的强大力量而实现了现代化发展目标之外，其他接受现代化转变的大多数国家，因为面对现代转变的国内张力与国际紧张局面，既未能处理好国内因发展经济而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与利益冲突问题，也未能处置好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因此，大多数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都处在一个国内阶层撕裂、国际处境不利的现代化僵局中。以前者言，这些国家同发达国家一样，都在紧张应对富裕阶层与贫穷阶层的对抗问题，尝试以政府调节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以期保有社会公平的良性状态。这可能是现代化经济发展会一直面对的一个难题。恰如皮凯蒂所指出的，“不平等与再分配问题，历来是政治冲突的核心”。因此，现代国家与准现代国家都一方面在迅速积累财富，另一方面则都在与不平等和再分配难题作艰巨斗争。而这常常让人们深刻质疑，现代化是不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社会变迁目标。
二是富国穷国在现代处境、国家利益与相互认知上一直呈现出的对立状态，构成现代化世界进程中的一个令人格外瞩目的现象。富国与穷国的矛盾，首先出现在欧洲的先发内生性现代国家与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之间，法国与英国的长期敌视、德国与西欧国家（或他们所谓西方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东欧国家如俄罗斯对西欧国家的愤恨，以及由此导致的英法战争、英德对抗、俄罗斯怨恨，都早就载入史册，勿需赘言。至于这些国家诉诸大规模的战争，试图解决彼此间利益的冲突，就更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书写成一部现代化灾难史。当今一般意义上的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穷国对现代化的敌视、对发达国家的不信任与深刻疑惧，则是一个其次意义的穷富国家间的冲突。在富国一方看来，他们之所以得以聚富，成为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是因为他们相信“财富是美德的朋友，……经济增长和繁荣是国家安全、文明的社会生活、政治自由以及更重要的创造性实现个人才能的和使人类获得满足的其他合法源泉的根本保证”。为此，他们为自己的国家确立了财富增长、政治有序和社会安宁的制度机制，他们不是靠别人恩赐、或剥夺别人而致富的。在富国的眼里，穷国就应该发愤图强、制定有利于赶超富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与策略，它们也就会获得发展、甚至经济起飞的惊人结果。但在穷国看来，富国之所以富裕，就是因为他们以自己国家的先发为契机，大肆侵夺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的利益，并长期使后者处在一个依附性、外围化、边缘性发展的地位，以至于无法根本改变国家发展滞后的处境。埃及经济学家阿明曾经概括外围资本主义的四大共同特点：“（一）在国营部门中，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二）产生一个追随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三）具有当代外围地区所特有的特殊官僚主义发展的趋势；（四）无产阶级化的现象具有不完全的特点。”这四个方面的概括，除第一点主要是传统产业结构所致以外，后三个方面都与国家后发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外（国际）资本的控制，后发国家的经济命脉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也由于国际资本及其后发国家的代理者造成的政治后果即国家机器被国际资本俘获，不仅让后发国家的利益以及发展严重受损，还造成后发国家严重的失业问题与分配不公难题。
正是由于现代化发展的全球进程的非均衡性，让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对现代化产生明显的民族主义抗拒心理。这样的抗拒心理，投射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政策上，常常产生畸形决策，导致国家发展的不顺或夭折，甚至让一些现代化发展不顺的国家以抗拒西方现代化方案来塑造国家的民族主义秩序；投射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催生了以传统文化对现代变迁的贬斥与抵抗，甚至由此导致反现代化的社会心态与文化定势。这种反现代化心态，不仅体现为以传统抗拒现代，而且也体现为以现代摧毁传统。前者是对现代化的直接抗拒，后者是对现代化的间接抵抗——以其妨碍了健全的现代化心态而无法有力推进现代变迁，且阻碍了现代化的健康发展。于是，在现代化的实证研究上，人们会很容易发现抗拒、反对、另辟蹊径的种种现代化怪相。
那么，实证层面的现代化研究所展示的全球现代化推进与抗拒的对立现象，是不是意味着抗拒现代化本身的正当性，以至于可以让出现这类思潮与举动的国家置身现代化全球进程之外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在现代化的实证研究上展现出的现代化多种面相，并不能直接证明支持或反对现代化的不同主张。这是现代化的实证研究所无法确证的结论。全球所有国家无法置身现代化浪潮之外的结论，只能由现代化的规范研究引导出来。与现代化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刻画不同现代化面相不同，现代化的规范研究是要凸显现代化何以成为现代世界最广泛的共识，并提供给了人类无法拒绝的价值观念、制度机制与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规范研究，旨在凸显价值纷争之外的底线共识，着意的是现代化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民族国家共识，阐扬的是国家发展的可望后果而非容易引爆分歧的发展动机。在一般意义上，“规范是价值观的外化、普遍化和标准化，通过规范整合将社会规则内化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依此可以推知，现代化的规范研究凸显的是现代化可以被广泛认同的普遍化与标准化内涵，它不至于使现代化陷入聚讼不已、久决不下的争执之中，而促使人们将之付诸行动，落实为社会变迁的现实过程。这就免除了现代化是不是值得的截然对立看法，而将现代化视为社会变迁的一个必须面对的过程。
现代化的研究有没有揭示出它的规范内涵呢？经过现代化的长期持续研究，在种种曾经对峙的现代化主张之间折衷，深研现代化的学者已经揭示出现代化的规范含义。这就是德赛所说的现代化在总体特征上的世俗化、个体化、分工化、专门化特征，呈现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中的一些基本表现。一是现代化的政治所具有的四个主要特征：“1.国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不是来自超自然的神意而是来自世俗的人民的批准，是建立在对公民承担责任的基础上的。2.不断扩散‘政治权力至更广大的社会集团——最后扩及全体成年公民，将他们结进一个意见一致的道义体系’。3.‘地理范围逐渐扩大，尤其由于社会的中央权力的增强以及社会的法律、行政和政治结构职能的加强。’4.现代社会的统治者，无论他们是什么性质——极权的、官僚的、寡头的还是民主的，都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他们将自己的臣民作为制定政策的目标，受益者和授权者。’现代的民主和半民主政府形式的不同，在于它们‘允许对政治制度做法理学表达的程度’‘公众自由以及福利和文化政策’。”这显然是对不同现代政体条件下政治现代化一般特征的一个归纳，因此它具有认知现代化政治的规范意义。二是现代化的经济特点，这些特点表现为，非生物性动力取代人力作为生产与生活的基础，经济活动与传统环境相分离，机器和技术取代了手工工具，工商业与服务业（第二、三产业）在数量上超过天然生产业（第一产业），经济日益专业化并且自立地增长，最重要的是工业化长足进步，以及城市化不断前进。三是在文化领域中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文化的主要因素日益分化，教育普及、识字率提高、专门化知识与制度体系凸显；出现新的文化观，认同进步、强调快乐、重视能力、张扬情感、凸显个性、推崇效率；具有广泛的社会适应性：机动灵活、兴趣广泛、注重发展、看重尊严、责任感强、彼此信任、信奉科学、以贡献获利；社会有能力发展其一种制度并适应变化、加以优化。现代化的这些规范含义，与现代化原生地区的完备性呈现相关但不直接相连，因此得以免除现代化就是西化的争执：一方面，现代化不再是基督教世界社会中神人分离、政教分离的社会结构转变；另一方面，也不是自古希腊罗马、中世纪一线而下的独特历史演进的结果；再一方面，更不是西方国家为了打开全球市场而以战争手段推向全球的过程。换言之，犹如民国时期的学者所说，“现代化不是西化”。
三、规范之内外
现代化是不是已经获得了它的规范含义，是一个国家认同还是不认同现代化范式最为重要的标准。但一个国家即便认同前述的现代化规范内涵，也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会表现出强劲的现代化发展能力，就能径行直遂现代化梦想。一个国家何以会在现代化的主观意愿与客观结果之间出现巨大沟壑呢？原因就在于，尽管现代化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已经呈现出超脱价值争执的规范内涵，显现了现代化转变对一个国家及其民众所具有的积极面相，展示了它对于权力方面和公众方面共同呵护的乐观效用，但是，现代化的推进并不是一个天随人愿的自然发展过程。在一国之中，现代化在规范内外，会存在因一国国情、发展处境、价值争端、实际推进、现实收效、进退拉锯、国际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现代化迟滞、倒退与夭折的结果。故而，在现代化的规范之内，一国寻求实现现代化的转变，自然是这一个国家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前提条件；缺乏对现代化的认同，一个国家就会与现代化绝缘，即便是勉力推动现代转变，也会半途而废、无以竟功。至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度，常常溢出现代化的规范约束，竭力去尝试非规范的现代化发展途径或方案，那就更是导致这类国家难以、甚至无法成为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的悲壮结果。由此可以说，保持对现代化的规范认同、尽力维持合乎现代化的规范发展、全力保证现代化诸方面相互匹配的健全化发展，就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最令人期望的状态。
不过需要看到，即便是现代化呈现出规范的面目，让人们可以因此免于现代化究竟值不值得、好不好、积极不积极的争端，所有先发内生性与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也仍然无法避免在现代化社会变迁进程中免于争论。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在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争执中，其规范意义一直未能凸显，即便在20世纪上半叶凸显出规范含义以后，也不是所有国家都诚心诚意认同与专心致志认取的。一方面，现代化规范含义凸显得很晚，即便是在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那里，也是到了19世纪实现工业化以后，才算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综合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才显现出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的大致轮廓。非规范的现代化发展，造成人与人、阶层与阶层、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广泛、持续的矛盾与冲突，它给现代化的社会变迁涂抹上了一层悲剧色彩，让人们产生不快记忆、甚至是承受痛苦不堪的经历。另一方面，先发内生性现代化国家向外扩张的时候，既给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带去了现代化发展的国家模式，也对这些国家形成一种有意无意的强制。其间，跨国资本的扩张带有的利益侵夺目的、资本背后的国家力量带有的侵略扩展意图、在国际事务处置中形成的倚强凌弱的行为方式，以及引导国际社会走向的现代化领导型国家对他国事务的肆意干预，都让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在价值上去寻求现代化的替代价值，在制度上去发现不同于先发内生性现代国家的体系，在国际关系中去抗拒现代化领导型国家的国际霸权。这就让一部现代化的世界史充满了现代化规范以外的非规范竞争现象。或者说呈现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在国内走向规范化、在国际展现出无政府的背离现象。
可以说，规范的现代化状态大致是以主权国家统治范围为界的。从国际社会的范围来看，主权国家的规范现代化指标，尽管一直被视为是现代国际秩序建构的重要指引，但远没有成为国际秩序建构的刚性规范。在规范的现代化意义上，主权民族国家的立宪政制，将国家权力限定在宪法的框架内，并且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社会制约权力等等方式，让权力不再能像古代社会那样随意作为或胡作非为。一部限制或规范国家权力的政治现代化史，就是一部“控制国家”的历史。从英国“王在议会”“王在法下”的议会主权实践开始，到美国革命以制定宪法、实行依宪治国的三权分立制衡体制，再到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以保护人权为国家基本责任19訛，今日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成文宪法，都实行依宪治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即便依宪治国的法治程度、治理范围、治国绩效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将国家权力约束在宪法之下，几乎是制定了成文宪法的国家在政治制度建设上的趋同做法。因此可以说，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依宪治国”。对任何一个现代主权民族国家而言，明确声称不按照宪法治国的，完全就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此而言，依宪治国构成了规范意义的现代化的一个决定性指标。
但是依宪治国的主权国家建构原则，并没有成功延伸到国际政治领域。“各国居于恒久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因为没有任何中央权威对主权利益的追求施加限制。这一共同状态产生了种种不同后果。国家间关系表现为战争和协调、军备竞赛和军备控制、贸易战和关税休战、金融恐慌和金融援救、竞争性贬值和货币稳定化。中央集权的国际权威之缺乏时时排除共同目标之实现。因为作为国家，它们不能将对于自身行为的最终控制权让予一个超国家的主权者，它们不能保障它们会信守自己的承诺。背信的可能性能够阻碍合作，甚至在合作本将使所有各方都得益的场合。”这种状态，曾经在欧洲联盟的发展进程中有所改善。但最终英国的成功脱欧，表明主权国家转让权力给一个超主权国家的尝试暂时归于失败。因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的状态下，即便有国际法在不影响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发挥国际秩序供给的作用，但只要在主权上与某个重要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实力原则还是解决冲突的主要途径。即便这样的实力，已经不再是单纯由武力构成的硬实力（hard power）。软实力（soft power）与巧实力（smart power）概念的提出，表明国家实力的构成已经非常复杂化了。在这种实力思维中，即便是传统由武装力量表现的硬实力，本身也更多体现为国家的总体经济—政治—军事的综合性实力。但不管实力的具体内容如何丰富、阐释怎样精致，它终归是一种实力思维。换言之，在无政府状态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国际政治受国家实力强弱逻辑的支配，就仍然是国家间政治的常态；国际规则在大国、强国面前的软弱无力、甚至是彻底丧失制约能力，就不会令人意外；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国家规范，就很难延伸作用于国际领域。
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的错位运行，会在国家政治的范围内、以及国家间政治的运行中，引发关于现代化是否能够合乎规范运作的持续争执。其以两大主题诱发现代化溢出规范边界。一个主题是让现代化很难被规范起来的、关于现代化的价值争辩。现代化的价值争执核心，是它是不是值得的、好的、积极的或不值得的、坏的与消极的总体判断问题；现代化的规范诉求是将这些争执限制在最低状态，而承诺现代化的共同指标与标准。溢出现代化的规范理念，就是执着于现代化的价值争执，拒绝承认现代化可以有一个共同承诺的规范体系。在现代化描述与评价的理论框架中，就其总体结构与前现代化的差异而言，有一个“传统”（the Traditions）与“现代”（the Modern）的比较架构，人们长期认为，告别经济低度发展、专断政治与盲信文化的“传统”，进入经济高度发展、民主政治、理性的多元文化的“现代”，一定是进步的表现，肯定是有益于人类发展的，因此现代化也就肯定是好的。故而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人们也长期认为“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社会变化，相对于非现代化的社会局面而言，也就总是在趋向物的丰富、制度的改进与人的发展的一端。比之于物质匮乏、制度落后与人的尊严受到践踏的传统社会，那么现代化之值得期待就是一个自不待言的结论。但因为前述现代化的西方原创以及强加给世界的构成性特点，人们认为它既可能歪曲了现代化兴起的历史，抹杀了非西方国家对现代化兴起所做的杰出贡献，也淡化了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转变的伤害程度，故需要转变视角来审视现代化进程。于是，旨在反思现代化的“现代性”（modernity）命题便流行开来。在“现代性”命题中，现代化精神结构中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普遍主义、进步主义、人道主义、至善主义等等受到普遍质疑，而将之推向世界范围的启蒙运动则受到更为广泛的抨击。人们将现代性与割裂现代与传统紧密联系、肢解人与神的关联结构、虚幻承诺进步的社会发展后果、将利益计算打扮为虚伪德性、被持续发展的幻象所莫名鼓舞、陷入战争的泥淖而不知引发灾难的究竟关联起来。而且，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一些东方国家对现代性兴起所做的相关贡献，被完全抹杀，造成了现代性兴起的西方中心主义执念。于是，反现代性成为修正或颠覆现代性的一个反面结构。在这种广泛质疑的精神氛围中，“现代性不再是一个庆祝的原因，而成了一个怀疑的理由”。经由“现代性”命题，现代化被从它曾经占据的崇高位置上拉了下来，成为一个深刻质疑现代变迁的思想切入口。“现代性并不单一，它包括了许多相互竞争的部分。对现代性的不满——确切地说，现代性的异化——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除了对现代性表示不满，难道还有更好的手段表达现代性吗？”相比于人们对现代化怀抱单纯的赞美信念，这种以“现代性”的名义对现代化评价所做出的重大修正，表明现代化在长期的积极评价上所遭遇的明显逆转。这让前述的现代化规范标准遭遇到重大挑战。
另一个主题是在现代化的历史比较中，现代化先发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殖民与准殖民的事实，既在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之后的历史反思中表现出深深的自责，也在独立后的殖民地、准殖民地的现代化历史回溯中受到严厉的谴责。以前者论，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以后，随着历史反思的启动，他们对贩奴运动、经济侵略、利益侵夺、残暴殖民进行了自我检讨，让人们看到了现代化的世界历史的血腥暴力的一面。就后者论，非西方的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在回顾其现代化起源与初期发展历史时，对历史上所受到的西方国家的伤害记忆犹新、挥之不去。整个亚、非、拉美的现代化早期史上形成的悲愤的殖民记忆，不仅是他们对现代化世界史的深层怨恨记忆，也是他们启动自己国家现代化之后，对已经强盛起来的西方国家或是诱发、或是直接导致的本国现代化迟滞，也有充分的理由心怀不满。为此，他们甚至明确拒斥关于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叙事。“西方的发展概念就如西方的效率概念一样狭隘和丑恶。……建议贫穷社会按西方的样式增加产品，而不考虑必然会产生的社会上与文化上的副作用，其有害性就犹如治病时使用某种能治愈这个特定疾病的药物，但在同时又造成新的疾病。”如此一来，非西方国家似乎只有在接受与抗拒西方现代化方案之间游移不定，对现代化转变欲迎还拒了。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进退失据、左支右绌，难以收到自己预期的现代化发展效果。
上述两个主题，显现为现代化世界进程中后发外生性国家遭遇的两大难题：如何免于关于现代化的价值争端，以规范的现代化理念去推进自己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如何跳出历史上所遭遇的西方现代国家的侵夺与欺凌的记忆，以历史理性引导自己国家的现代进程。这两个问题，是涉及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如何顽强认取现代化的规范意义，如何竭尽全力推进自己国家的现代进程的大问题。
四、自主认证与规范检验
正是由于现代化进程是在先发内生性现代国家与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之间接力展开的一个长过程，也是从前者向后者扩展的一个空间增大的扩张性进程，因此，前者所占据的有利地位，以及在现代的国家间竞争中所采取的居高临下姿态，让后者对前者充满了不满、怀疑与对立情绪。从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来看，世界各国大都能理性认识到被卷入这一进程的某种势不可免性，但在实际被卷入这一过程以后，则迅即陷入进退失据的艰难境地，因此呈现出在抗拒中接受变迁的悖谬化现代转变特性。
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面对自己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与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关系的时候，大致处在理智与情感的正面、长期与深层的冲突之中。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分析梁启超的文化心理特点时指出，“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与本国的传统相联系”。这样的断论，不惟是对梁启超文化心理的个体特点的断言，它也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因为所有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对先发内生性现代国家的态度，几乎都如此地分裂：在泛指的西方国家中，18世纪法国人对英国的态度是如此，美国革命时期人们对英国的心态也是如此，19世纪的俄罗斯对西方国家是如此，19—20世纪中叶的德国对西欧国家的态度仍是如此。在东方国家中，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的态度是如此，印度的甘地对西方国家的矛盾态度更尖锐地呈现给世人。这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显得是如此自然，以至于理智地接受现代化时是如此清醒明白，完全是坚定不移的；而情感上的排斥是如此的自然流露，以至于人们会认为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对先发内生性现代国家的排斥，乃是前者侵夺后者利益、损害后者尊严、破坏后者固有文化的理所当然反应。
分析起来，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面对先发内生性现代国家提供的现代化规范，之所以心存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态度，并不完全是因为前者受传统与现代冲突逻辑的支配使然，还因为后者的现代化方案本就不是铁板一块，在现代化的第一个典范国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直相互伴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长期在思想市场竞争，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而较早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国家间的冲突，更是连绵不绝。因此，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中的不同人群，完全可以以一种各取所需的方式来接引不同的现代方案或现代主张。
将眼光聚焦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来看这一问题，其矛盾性、尖锐性比之于其他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与中国现代化的起始阶段所处的中西文化碰撞、中西之间的经济、政治与战争冲突状态紧密相关。加之中国现代化在清中后期第一波有声有色的现代化运动即“洋务运动”中，只限于学习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其后才被迫走上康有为所说的“全变图存”的制度现代化轨道，因此现代化的国家谋划是一个接一个的不完整谋划。故而人们对现代化的认知与现代化的推进，都存在明显的缺环。一方面，在中国，最初的现代化陷于了“现代”与“传统”的对峙性争论泥淖之中，长期不能认清楚现代来自于传统、传统发展出现代的历史事实。而且将源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误解为物质文明发达，而中国传统是精神文明远超于西方国家的文明形态，因此将现代文明肢解为不相关联的物质、制度与精神文明的块状结构。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进入纵深地带以后，如何择定现代化的样板，确立现代化的目标模式，又掉进了“西化”与“本土化”的自设陷阱，“全盘西化”固然不是今天人们妖魔化的那种身体发肤都要西化的说辞，但确实是主张全盘学习西方现代化方案的激进主张。陈序经指出，“全盘西化的必要，至少还有下面二个理由：（1）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2）西洋的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是现世的趋势”。以前者言，他认定欧洲现代文化的所有方面，诸如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都通通领先于中国；以后者论，他认为现代世界既然是西方所打造出来的，因此只要中国试图在这个“世界”中生存，就必须适应这个“世界”的要求。对陈序经此论，驳难者多，辩护者少。驳难者的理由不出中国之为中国的传统与国情理由，因此主张一种与“全盘西化”恰相反对的“中国本位文化论”，但这样的反驳，隐含着对现代化的排斥意味。赞同者可能也意识到“全盘西化”太刺激国人的神经，因此也主张把这个刺激性的命题修正为“充分世界化”，而且认为“全盘西化”既无必要，也无可能，由此来为现代化的立场寻求广泛支持。
中国现代化一直处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智与情感的紧张之中。直到改革开放持续4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终于取得了长足的经济总量增长业绩之后，种种长期困扰中国的现代化两难困局才崭露破局的希望。而“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则是中国将国情与现代化尝试内在、平衡地结合起来的一个标志性命名。在这一命题中，“中国式”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国情的凸显与强调，“现代化”则是对规范意义的现代模式的认取。统合起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对既具有现代化共性、又反映现代化国家处境的国情个性的一个对等式表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拒斥了“西化”方案、认取了“现代化”方案的标志，也可以进一步被理解为中国对规范的现代化模式的一个全面系统的接受。这从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目标的列举，可以得到印证。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之跟前述现代化的规范指标体系对照，便能够发现“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中设定的目标，与现代化的规范状态如出一辙。中共二十大报告不仅在现代化目标设计上与规范的现代化接榫，在推进现代化的关键时间段与重要事务上，也都与规范的现代化接轨：未来五年是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五年的主要目标任务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这三大方面，正是规范现代化的三大指向。在现实任务与未来目标一以贯之、稳定有序推进中，“中国式现代化”构成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因为中国是在古代曾经长期领先世界、现代早期落伍于世界现代化步伐情况下的再次崛起，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确实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一个刷新：它不仅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勾连起来，而且因为中华民族在实现现代化目标情况下的复兴，肯定有利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很显然，“中国式现代化”一定会是符合规范意义的现代化。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与否，不是一个在中国范围内、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关起门来单方面认定的事情。就此而言，中共二十大报告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提及的“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以及现代化的种种指标，都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规范含义的承诺。之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呈现“中国特色”因而富有国家个性的现代化，同时又是体现现代化共性即规范现代化特性的现代化形式，是因为中国现代化史的艰难困苦、曲折起伏提醒中国人，现代化不是中国人封闭自营的事情，而是国家开放、与现代世界并行的社会变迁过程。这既是对中国现代化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也是对西方先发现代国家早期的粗放型现代化的超越“（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更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特征再认知的结果“（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与世界开放性互动的产物，也是检验中国是否实现了现代化目标以及各国现代化共性基准的标尺。“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之融入世界，故而有中国式“现代化”的提法，这是中国自晚清以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自己国家发展道路的自主定位与自主检验；世界影响中国，故而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位，这是一个中国结合现代化规范内涵，接受现代化先发国家影响，依托于国情推进现代化事业而确立起的现代化规范模式。这是中国已经跳出现代化价值争端，超越现代化早期历史悲情记忆，直取规范现代化的根本体现。
作者简介：任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文章来源：《江汉论坛》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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