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逻辑”的驾驭超越
摘要：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
实现了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超越。
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于资本的认识，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资本，以此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要求。
习近平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判断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新发展，为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发展，在
党的全面领导、价值目标导向、经济制度设计、全面协调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开创了驾驭与超越资本逻辑的实践路径。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资本逻辑；驾驭资本；资本特性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22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当代中国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妥善对待和处理资本，在驾驭与超越资本逻辑的历史进程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所谓资本逻辑，是资本以其本质特性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所展现的行为规律与逻辑运动。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构建社会关系、经济基础与制度安排，成功运用资本及其逻辑运动规律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由此，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逻辑的关系，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在新发展阶段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历史进程：对资本性质的认识与发展资本
世界现代化浪潮中，中国在追求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中经历了“效法欧美”到“以俄为师”，再到“以苏为鉴”以及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历程。在此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于资本性质的认识与把握，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资本，以此推动现代化发展进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现代化探索，形成了对资本种类和性质的初步认识。中国近代历史上，各类资产阶级代表，希冀通过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经济、政治、文化成果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历史已经证明，选择以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道路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与此相对，中国共产党展开对资本问题的主动探索。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以马克思对资本的整体看法为依据，提出了没收资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明确提出要“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2]1。在1923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制约，指出外国资本的输入断绝了中国大工业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使得国内“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等小生产者渐渐失掉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失地的农民，他们人数之众多和失业失地之迅速”[2]252-253。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于资本的认识，根据不同性质将资本划分为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等类型，依据资本类型在不同革命时期提出了差异化的革命策略。同时，党在领导地区经济建设与现代化发展时，逐渐认识到民族资本等个别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并通过鼓励和限制并举的手段加强对资本的利用。毛泽东指出要限制私人资本的发展，但是对于那些“有益于国民生计”[3]1058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不在限制之内。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渐深化对于资本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可以通过发展资本推动经济。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现代化探索，实现了对资本性质的改造。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对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采取了不同政策，推动了没收官僚资本与改造民族资本的并行。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我国经济的主要成分主要由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构成。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现代化经济基础时，提出必须逐步地、有计划地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改造成具有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成分。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4]695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始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绝对地位。
难能可贵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引发了有关与资本、资本主义关系的讨论。针对“三大改造”完成后出现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场”等非社会主义经济现象，毛泽东认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5]170。毛泽东提出的“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主张意味着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初步消灭了资本主义后，展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之间关系的探索，即思考完成对资本的改造后如何利用资本的问题。然而，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有关资本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陷入停滞，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也陷入了曲折发展。简言之，在此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将资本与资本主义画上了等号，在改造资本主义成分时消解了资本的存在，使得资本几乎从历史舞台中退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现代化探索，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引进与运用资本。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是一个既缺资金、又缺外汇的典型“双缺口”经济体。为加速经济建设与现代化发展，邓小平强调可以通过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国外的资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明确指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6]581不可否认的是，利用国外贷款、引入外国资金显著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步伐，同时也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更进一步，邓小平推动了社会主义本质观的与时俱进，作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6]581的重要论断。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引进外资并非一帆风顺的。20世纪90年代一度产生了把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潮。针对这些错误思潮，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7]1342在引进与运用资本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邓小平以“三个有利于”标准，通过综合社会、国家、人民三方面的利益为各项改革措施提供判断标准，消解了当时困扰社会的“姓‘资’姓‘社’”的思想桎梏。可以说，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区分了“资本”与“资本主义道路”，以新的评判标准衡量资本的运用，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认识与把握，而且为中国式现代化驾驭与超越资本逻辑奠定了宝贵实践基础。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同时充分发挥资本对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五大则肯定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地位，在党代会报告中使用了资本、公有资本、劳动者资本等概念，强调要“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指出“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8]20“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8]22，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通过运用股份制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发挥资本的活力与作用。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如何更好地学习借鉴的战略和路径。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明确指出，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强调“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9]161，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认真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9]167。
回顾近代以来发展历程，中国经历了从被动卷入资本逻辑所主导的历史进程，到主动改造资本性质，再到运用资本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中不断深化对于资本的认识，区分了资本与资本主义。其中，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过程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了对外资的利用与发展国内资本市场。这一宝贵实践举措确保资本产生和运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从而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具有了特殊性质和行为规律，以此运用和引导资本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式的现代化。利用资本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伟大创举，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演变中的重大突破。
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新发展与引导资本
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一定意义上是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思想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关于资本问题的重要讲话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以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为思想方法，为中国式现代化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一，在对各类经济关系的考察中，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主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揭示，任何生产方式都是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因此，在考察资本问题时，必须立足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从每个历史阶段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出发进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多次使用了“现代”概念，并将现代概念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特别是与社会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诞生构成了“前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线：资本的“前史”是“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形式”[10]42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资本的“现代史”得以形成——现代与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联系在了一起。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11]153-154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造就了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形成了以资本运行为主导的生产逻辑。要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揭开了现代历史篇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在于以资本规定的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中的经济关系分析时，习近平强调指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12]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我国生产方式的性质，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普照的光”[10]31。在“普照的光”的影响下，一方面，“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13]。也就是说，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实现融合发展、协调增长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习近平确认了包括非公有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发挥积极作用[14]，即非公有资本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由此可见，习近平在对当前生产方式中占据主导的经济关系的分析中，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驾驭资本的经济关系基础。
其二，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形态的揭示中，提出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针对资本形态问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出了关于资本一般（一般的、共同的）、资本特殊（特殊的、多样的规定）、许多资本（个别的、复杂的规定）的重要观点。资本增殖过程中，资本必须通过具体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目的，而资本形态就是资本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方式，是资本实现自身本性的具体的、特殊的形式。在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运作过程中，资本不断克服自身内在矛盾，试图通过形态的变化，特别是超越现存的、已有的表现形式，从而展现出不同的形态。在资本形态的演变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了“（1）诸资本的积累。（2）诸资本的竞争（3）诸资本的积聚”[15]234的重要性。由此，在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中离不开对资本形态及其内在关系的把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其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多个资本之间的积累、竞争与积聚产生了特殊规定性。习近平明确指出：“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14]这几类资本形态突出地反映了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之间的对立统一，即这5种资本并存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并产生了资本的积累、竞争与积聚。面对资本的发展问题，习近平提出“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14]的重要观点，明确强调要根据资本的性质与定位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突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具体运行过程的现实取向，构成了新时代驾驭资本逻辑的必然路径。
其三，在对资本特性及其所产生的二重作用的分析中，强调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资本及其逻辑运行具有两方面性质与作用，同时产生了积极和消极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6]922。资本具有生产要素和社会关系的双重含义，在现实的资本运动中表现为在追求剩余价值中创造了文明，具有创造文明与价值增殖的双重作用。资本运行所产生的资本逻辑，客观上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与现代化、开拓了世界市场，同时又无止境追求剩余价值。为了谋求实现更多的价值与利润，资本展现出强烈的扩张性，不仅塑造了经济生产关系，而且有向政治、社会领域扩张的冲动，试图成为“特殊的以太”[10]31，形成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在此意义上，资本逻辑构建了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意味着资本占据了现代化发展的主导地位，并以资本为中心塑造社会生活运行规则。“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0]91，即资本的发展必然遇到自身的限制，也就是“资本消灭资本”。
立足于新发展阶段，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习近平指出：“近年来，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这就要求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17]这一判断并没有回避资本在现代化发展中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而是提出要通过“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实现资本有序发展，即实现资本的有序化发展必须“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14]。换言之，实现对资本的驾驭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17]，在对资本规律性认识中致力消解消极作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有效防范风险，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由上可知，马克思以透彻的资本问题批判揭示了资本逻辑与现代化的本质联系，分析了资本的特性及资本运动规律，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资本的理论源泉。在此基础上，习近平立足新时代所提出的一系列有关资本问题的重大理论判断，深刻把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特殊之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得出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本质性认识，不仅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的理论，而且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正确处理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引。
三、实践发展：新时代的变革与驾驭资本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而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相统一的结果。在新时代的发展中，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变革相统一，在党的全面领导、价值目标导向、经济制度设计、全面协调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开创了驾驭资本的实践路径。
一是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运用资本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驾驭与超越资本逻辑的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必然体现在经济工作中。新时代背景下，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助于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性作用，以党的领导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指出：“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18]325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助于引导资本服务社会主义，也是与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根本区别所在。从积极方面来看，加强党的领导有助于发挥资本对于解放、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引导资本在国计民生与公共产品等行业和领域更好发挥作用，最大程度运用资本服务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从消极方面来看，党的领导通过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法治建设，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特别是防止其干预政治和社会舆论、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划清资本与政治等领域的界限，从而厘清资本发展的边界，防止资本向全社会无序扩张。要言之，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运用资本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政治保障，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资本逻辑的根本政治前提。
二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导资本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驾驭与超越资本逻辑的目标导向。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马克思指出：“与工人相对立的财富世界也作为与工人相异化的并统治着工人的世界以同样的程度扩大起来。与此相反，工人本身的贫穷、困苦和依附性也按同样的比例发展起来。”[10]544换言之，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必然导致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以及人的异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以人民为中心，强调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19]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现实展现为在高质量发展中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即以推动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导向。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而引导资本有序参与共同富裕事业。在此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作用的充分发挥，有助于充分发挥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参与做大“蛋糕”的过程，在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是中国式现代化驾驭与超越资本逻辑的制度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20]18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创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我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奠定重要制度基础，特别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规定了占据主导的经济关系。进一步而言，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确保了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及其特性。公有资本的特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归属全体人民。公有资本是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用的产物。公有制的生产资料性质，赋予了公有资本鲜明的公有性，即生产资料归属全体人民所有。其二，代表人民利益。公有资本在其现实的资本运动中实现的价值最终划归为国家和集体所有，而国家和集体代表着广大人民利益。因此，使用公有资本所创造的价值，即扩大生产规模、改造技术、投资公共设施、维护劳动者权益都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其三，推动共同富裕。公有资本的资本积累，不仅用于提高生产力，还用于缩小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以此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的。虽然新时代背景下各种资本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但是公有制与公有资本仍然发挥着主体性作用，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经济关系基础，展现了与西方市场经济中资本的根本区别。
四是推动全面协调的现代化建设，实现新时代下资本的健康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驾驭与超越资本逻辑的战略方向。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化，必然导致“物质膨胀”的现代化，即以经济现代化、物质现代化为现代化的内容和标志，从而导致现代化发展的单一化、片面化、失衡化。这是由于，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被人与物的关系所遮蔽，进而导致了人对物的崇拜，即“商品拜物教”的产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品拜物教还衍生出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其结果是进一步加深了“物质膨胀”的现实表现。与此相对，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并举，以此克服资本逻辑所导致的现代化弊病。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总体布局的拓展实现了全面发展。历史来看，“四个现代化”突出的是在物质生产领域内四个方面内容的现代化。在从“四个现代化”向“中国式的现代化”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了从经济建设为主到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并举的总体布局。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拓展，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1]“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克服了资本逻辑所导致的单一的经济现代化，实现了多领域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推动人与物、人与劳动能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精神的发展，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崇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通过构建人与劳动、社会关系相和谐的发展方式，消解资本逻辑的内在弊病、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五是构建共谋合作共赢的世界经济关系，推动资本的引进来与走出去，是中国式现代化驾驭与超越资本逻辑的发展路径。随着资本逻辑的扩张，资本主义为了更大程度获取剩余价值、维持利润率，必然要求通过对外扩张的方式维持与发展现代化，即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进一步加剧了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掠夺。与此相对，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坚持推动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进一步敞开，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而且坚持不断深化中国现代化的对外合作，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进程中实现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世界各国与人类前景，提出了基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22]475中国式现代化以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不认同并以行动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为世界经济解决三大矛盾、平等收入与经济增长等关系，为推动世界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发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