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告别混乱的真正希望在哪里
我至今难以想象，今天任何一个上海的居民小区，没有各种各样的团长、没有像Q这样危机时刻能够站出来撑场面的人，没有居民相互之间的互助，互通有无，上海会堕进多深的深渊。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任大刚
4月13日早晨迷迷糊糊醒来，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拿床头的手机，已经7点了。刚打算看看微信朋友圈信息，Q的语音电话打了进来。
Q是我师弟，平常是个散人，他在师兄弟之间最有名的事迹，是酒量不大却因醉酒磕掉门牙，我们准备将来给他写的墓志铭是：一个没见过热菜的兄弟。
他这么早打来电话，无非是扯点闲篇嘛。
聊了几句，他说刚跟老J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商讨防疫大计。老J是逻辑学教授，Q与他探讨的，是目前防疫中的常用术语在逻辑上是否站得住脚。当然，Q还咨询了一些其他学科的学者，包括医学专家，甚至两位院士。
他需要跟我探讨的，是公众舆论。
我想他这么个散人，怎么忽然间对抗疫这么热心？“你知道吗？从4月1号以来，我已经瘦了10斤。”原来，自4月1号封控，Q事无巨细，领导了他们小区的所有防疫事务，他希望把相关的经验教训总结升华，提供给上级作为决策参考。
这大概是我有电话以来，最长时间的双人通话了。
01
Q不是一名社区工作者，他服务于政府科技决策咨询机构。
4月1日，Q所在的小区也进入封控阶段。Q奉命就地服务社区，到居委会报到后，发现防疫物资堆积在那里。怎么把这些物资分发给1000余户3000多居民？居委会人手短缺，束手无策。
Q立刻把志愿者组织起来，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Q也因此“陷入”其中，很快成了整个小区的防疫领袖。
上海的居民小区，通常都有一个居委会。有的相邻小区比较小，是两个居民小区共有一个居委会。我们小区有800多户2000多人，仅有的几次进居委会办公室，见里面有三四个工作人员。
居委会工作人员不是公务员，他们属于社会工作者。居委会的书记，是街道党工委派来的；居委会主任，由居民选举产生。但通常，居民还是习惯找书记解决问题，因为书记与街道更熟悉。
居委会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把街道层面与小区党员、普通居民有关的各项政策落地。
城市的居委会没啥经济收入，农村的村委会却有可经营的“集体经济”，同是居民自治组织，居委会的权力比村委会要小得多。因此，你可以看到贪污巨亿的村干部，几乎看不到多吃多占的居委会干部。
居委会的几个人是全职的，由街道支付薪水，也可能随时被街道解雇，此外还有一些更基层的楼组长。一幢高层建筑可能有多名楼组长，他们多是一些腿脚还算灵便的退休人员，主要负责传递一些书面通知、小件物品，也可能奉命了解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等等。这是计划经济年代留存下来的组织。
除了居委会，还有业委会和物业公司，这是两个最近20年来的新生组织。业委会代表业主维护小区各家各户物业的权益，物业公司负责小区物业的维护维修保养以及小区安保。
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号称小区“三驾马车”，正常情况下，三者各司其职。
物业公司有明确清晰的利益取向，赚不到钱就不干。居委会和业委会的工作弹性则比较大。
居委会工作可以像“朝阳大妈”那样积极肯干，把小区里任何情况摸得门儿清，跟“包打听”一样，家长里短，啥都一清二楚，抓点坏人坏事，一拿一个准；也可以应付了事，不管闲事。
上海的普通居民，有很多社会就业机会，不大可能找居委会的工作养家糊口。平时开女同事的玩笑，有时也说，不要太累啊，年龄再大点到居委会去干吧。也的确，有女同事到居委会工作去了。
上海作为中国大陆现代文明的发源地，隐私保护意识更强，上海居委会不愿意去管小区居民的闲事，是一种普遍现象。
业委会的权力大小，主要看业委会主任及其成员的能力大小。有的业委会主任退休前是重要部门的大干部，能力和资源超强；有的业委会主任在单位、在社会上，就是能人，敢说敢做，办法奇多。
而像我们小区，有几年甚至业委会都解体了，没人干了，前年多方努力又把业委会成立起来，选出了一个好的业委会主任，今年就争取到数千万元的政府改造资金。
“三驾马车”可能碌碌无为，也可能风生水起，不可一概而论。
02
上海划江封控虽然提前预警，但真正的封控一旦启动，几乎所有居民小区都懵了。
之前公告说只封控四五天，一些天真的人只储备了四五天的物资。结果到现在，浦东已经快20天，浦西已经15天，大部分小区仍处在封控状态。如果政府配发物资不能及时到位，小区团购资源少，几乎就是饿肚子的命。
之前以为所有人都知道要封控，以为医院的大门是随时敞开的。但实际上，一些独居的高龄老人是不知道的，急症患者进医院是困难重重的。
之前以为居委会是什么都能干的。但事实上，很多居民不知道居委会人手和权力都是很有限的，组织协调能力也是有限的。
之前以为浦东3月28日封控，浦西是4月1日封控，但很多人不知道，有少部分人此前就被封控了很长时间，生活物资早已告罄。
之前容易感动的居民认为，在困难面前，小区居民会有万众一心的动人场面。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带头大哥”的无私付出，再有能力的人在一起，也是乌合之众，一盘散沙。
之前以为物资丰富，不愁吃喝，但没想到，物资的确很丰富，但不知道人流断了，物流也成了涓涓细流，命悬一线。
总之，一切预期都没有实现，几乎所有人都严重低估了封控对基层生活的冲击。
全城性的突发危机，几乎彻底摧毁了上海每个小区的“三套马车”。每个人足不出户，大街上空无一人，但每个人都感觉到一片混乱——饿肚子的求救回应不过来，急诊患者在医院不得其门而入，居委会和志愿者疲于奔命无人接替，家庭主厨每时每刻都在盘点冰箱里的东西能吃到哪天。
哪怕你有吃有喝，身体健康，你还要担心有一天“阳”了被拉走，运气不好被送进条件很差的方舱，没毛病给你整出毛病。
全城人心惶惶。
03
至此，包括Q在内，很多人都看明白了，小区原来的“三驾马车”，不管是人员的数量和质量，还是其固有的工作机制，都已经应付不了目前的危机。
Q在两三天之内，根据志愿者特长，把他们分为六个小组，包括垃圾清运、快递、核酸检测、防疫消杀、楼道服务、宣传信息。每个小组都有组长，他向组长下达指令，小区防疫事务很快就井井有条，秩序井然。
Q所在的小区，靠近某大型科技集团，里面住了很多科技精英，企业高管和公司老板。Q自己也是博士，自然比居委会干部更容易与他们沟通。在危机时刻，他们的热心和才华以及善心得到充分释放，其中有个软件工程师还专门为小区写了一个工作软件。
Q主要负责处理各种突发难题。有一天凌晨两点，来了两个护士说要做核酸检测，而且早晨八点就要上报数据。
看到居委会准备服从，Q当即站了出来，吼道：“大家现在最重要的是增强免疫力，半夜喊人起来做核酸，你们领导脑子进水了！你们谁敢大喇叭喊人，我踩烂你们的大喇叭。”
结果，核酸检测只好推迟到第二天。
这样的事情，为Q在小区里赢得了很高的威信，很多人愿意听他的。
他还要处理棘手的问题，比如被封控在家的居民，与志愿者的服务不到位之间的矛盾怎么解决；又比如居民购物需求与小区防控外来风险、以及快递志愿者压力大增的矛盾如何化解；还有50名“阳性分子”只转走了20多名，外面无能为力，他也要负责解释安抚；此外，志愿者的管理和补充替换，也是Q的工作职责。
通过10来天一刻不停的努力，Q一手创建的新系统正常运转起来，Q准备退出了。
Q认为这套系统不能长久，想着怎么把它商业化，比如小区团购每份加收一点钱，以此招聘人员送货，而不是完全靠志愿者不可持续的满腔热情。
Q甚至认为，通过这次亲身参与小区治理，发现在互联网时代，不仅会产生新的社区治理模式，而且社区治理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Q这十来天忙得团团转，连吃饭都要回信息，营养靠老婆夹菜，人也瘦了10来斤。
等到工作理顺，抬头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上海已经变成了这副模样。
他准备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向上级提出一份决策咨询，核心内容是：卫生部门需要积极推进疫苗接种，同时放宽新冠确诊的标准：无症状感染者不再进入新冠确诊名单。
他目前还在咨询各路专家，为此奔走。
04
开埠一百多年以来，除了战乱时期，上海从未遇到这么严重的社会危机。这次危机怎么渡过，何时渡过，没有人会给出明确的路线图；至于下一次危机什么时候来临，以何种方式来临，更没有人可以拍胸脯。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切都要靠生活在上海内外的仁人志士聪明贤达去摸索和实践，指陈得失。
上海的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市民从商业文明中，自然习得的契约精神、自治能力和合作态度。
我至今难以想象，今天任何一个上海的居民小区，没有各种各样的团长、没有像Q这样危机时刻能够站出来撑场面的人，没有居民相互之间的互助，互通有无，上海会堕进多深的深渊。
而据我所知，不仅团长大量存在，Q这样的人，也不乏其人。普通的上海人，普通的中国人，是可以管好自己的。
事实也证明，凡是团长稀缺，也无人出头，居民之间，邻里之间平常缺乏交流互动的小区，危机时刻，人往往就像呆在孤岛上一样绝望无助，他们往往成为第一批受害者。
在上海，可能也是全国的居民小区，表面一样，其实千差万别，因此自下而上的自治，冷暖自知，更能够灵敏感知其内部任何细微的变化，作出灵活调整。
这是血的代价。
*题图为2022年4月15日，上海小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正在搬运生活物资，来源于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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