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工作中，他与毛泽东之间曾经产生过多次分歧。陈云是个有言必发的人，尤其是对待党的工作。只是，针对不同的情况，陈云采取了不同的进言方式，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直言规劝、委婉进言和迂回战术等。
直言规劝
“大跃进”期间，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被定为1070万吨，而1月至7月累计钢产量只有370万吨。8月举行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以钢为纲，全国跃进”的方针，号召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并提出1959年钢产量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 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的气氛很浓。但是不久后，各地的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开始考虑作适当调整。毛泽东到各地与有关领导谈话，陈云抓住机会就高指标问题向毛泽东进言。11月，郑州会议开始讨论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11月22日晚，毛泽东同刘少奇、陈云等专门就1959年3000万吨钢指标的问题进行商谈。在有关负责人说了实情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退一步将目标定到2141万吨，“翻一番之外还有1万吨”。事实上，这也很难。这时，陈云向毛泽东英国的资料，他们从年平均生产869万吨钢铁到1655万吨钢，花了17年的时间。于是，毛泽东把1959年的钢指标再压为1800万吨。 之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将1959年钢计划降为1800万吨至2000万吨，指标仍然很高。指标已经会议通过，陈云也无法硬顶。但他找胡乔木（会议的公报是由胡乔木起草的）谈话，让其不要把具体数字写入公报。因为一旦公布，就没有退路了。不公布的话，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加以调整。 1959年新年刚过，陈云、薄一波等向毛泽东汇报经济工作问题时，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出：“1800万吨好钢是不是能够完成？恐怕有点问题。”但在“大跃进”的热浪中，陈云的建议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 3月25日至4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先后在上海召开。毛泽东开始着手改变高指标的问题，会议考虑把计划订到合理的基础上。胡乔木在这样的氛围下，会前向毛泽东谈了陈云在武昌会议期间不赞成公布指标的事。毛泽东在会上鼓励大家学习海瑞，勇于直抒己见。他还表扬陈云：真理有时候就掌握在一个人手里。 从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陈云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不随声附和而又勇于进言的精神。“大跃进”期间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干部都热。这时候，陈云能冷静地分析问题，坚持己见，足见其勇气。彭德怀对陈云这一点也很是佩服的。 其次，直接进言的重要条件就是要掌握完备的资料，做好功课，以事实说话。所有的进言都应该是有准备的，要掌握翔实的资料和经过一定的思考，不能信口开河。有事实依据的谏言更能够引起领导的注意，也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委婉进言
“包产到户”的生产形式，最初出现在温州，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受到批判，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60年，安徽宿县又出现“包产到户”。之后，全国有20%的生产队都搞起了“责任田”（实际上也就是“包产到户”），这对于因大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陷入困境的农业生产像是一缕春风。毛泽东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他的秘书田家英到湖南韶山等地调查的时候发现农民们也愿意搞“责任田”，回京后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听了田家英的汇报后说：“我们要走群众路线，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一次明确表态。 陈云看到过安徽“责任田”的材料，认为是非常时期采取的有效办法。他也看到了田家英的汇报，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决定再向毛泽东进言。首先他向毛泽东强调了发挥农村个体生产积极性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农村的个体经营与合作生产还要并存相当长的时间。他说，为了渡过当前农村的难关，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农民个体生产积极性，还列举了在家乡上海青浦小蒸公社调查的情况，说明一旦提高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状况就会有转机。说到这里，陈云才提出“包产到户”不妨一试。 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表态，但陈云走后他很恼火，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的“修正主义”。陈云顾全大局，对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没有辩解。 现在看这段波折的时候，应该将其放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之下，对于道路问题的过分敏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然而这丝毫不妨碍我们肯定陈云委婉进言的艺术性。如果当时陈云直言规劝，或许会发生我们更加不愿看到的结果。因为陈云的委婉方式和适当的态度，毛泽东没有在会上点名批评他，也没有对陈云在经济方面的工作才能一棍子打死。迂回战术
1951年底，毛泽东发起“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到1952年1月下旬后，毛泽东曾多次指出要搜寻“大老虎”。随着各地“打虎”数字的逐步上升，毛泽东感到问题很严重。2月初，毛泽东又进一步提高了对各地“打虎”的要求。但直接下达“打虎”数字的做法给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从而使“三反”运动出现了“过火”的问题。部分地区出现机关干部只管“打虎”而不顾正常的工作，有的地方还出现逼供等现象。 直接领导财经工作的陈云发现了“三反”运动中的“过火”现象。在1952年2月8日的政务院会议上，他提出：“春耕时节乡下不能搞‘三反’，这点应该写在文件上。”陈云对当时财经干部队伍的估计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财经队伍中，“贪污的人是有的，但是比例不大”。 当时毛泽东“打虎”兴致正高，陈云感到直接进言可能行不通，而有问题不向上反映又不是陈云的风格，于是陈云决定采取一种迂回的进言方式。2月15日，陈云和薄一波找到周恩来，反映了运动过程中业务停顿的问题，认为问题已经到了急需解决的时候，希望周能向毛泽东反映。当天，周恩来就写信向毛泽东谈了陈云和薄一波反映的问题，并提出可以让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并要求迅速作出调整。 其实，在向周恩来反映的同时，陈云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调整，他要求各财经部门在“三反”运动中抽出一定力量进行当前必要的业务工作。毛泽东同意后，陈云更加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财经工作秩序混乱局面迅速得到了控制。 工作中，与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然而如何合理向上级表达自己的意见很需要讲究艺术。陈云先向周恩来反映，再由办事缜密的周恩来通过适当的方式向毛泽东反映，将产生冲突的概率大大降低，从而让一把手能冷静地认识问题，并接受所提出的解决意见。 陈云在向上反映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的时候已经开始着手解决问题了。作为下属，领导需要你不仅能发现问题，还要能解决问题。当然，并不是说暂时没有解决的办法就不能反映问题，紧急、严重的问题必须及时反映，依靠集体的力量共同解决。如果在认识到问题同时就及时寻求解决方法，甚至是有几种解决方案供领导来参考，无疑是一种更好的方式。
来源：共产党员，原载《党史博览》杂志 作者：齐霁、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