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远平忆父亲
见到父亲时，我震撼了。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父亲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他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我高兴！这是我高兴的眼泪！”唐朝诗人贺知章有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7年生离，我识父而父不识我，真是彻底颠覆了诗人的语境。一家人最大的欣慰是父亲依然健在。与父亲团聚，是此刻全家人唯一的期盼。一家人感到最振奋的是：虽然岁月无情，但父亲依然是一派壮心不已的气概，我们放心了。
只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疑团：这么多年，没人探望，没人说话，远离亲人，与世隔绝，“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听他慢慢谈起往事，我们才知道，对父亲那些沉重岁月的表述，用“熬过来”这个说法是个天大的谬误。
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父亲坚持了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0000，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0000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仰面躺着，是当时监管方要求的睡觉姿势。监管方固执地认为，侧身睡不易观察到自杀行为，坚持要求被监管人仰面睡。为了这个“奇葩”规定，父亲仰睡了多年，上千个日夜，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我想，父亲的身体锻炼中奇特地增加了“仰卧起坐”的情节，肯定是为了对这个“奇葩”规定“以毒攻毒”。
还是为了有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父亲对自己多年抽烟的习惯也实行了“严格管制”。他原来每天要抽两包烟，逐步减少到每天只抽一支烟。早饭后，点燃烟，只抽上一口就掐灭；吃完午饭，点燃再抽，这次，抽到一支烟的一半，又掐灭，放在一边；晚饭结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烟愉悦的时间：这次点燃烟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烟，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烟卷的时候。
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毫无疑问，父亲在逆境中长年砥砺的敏捷思维和健康体魄，对他后来主政广东，大胆施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及至年齿渐长，阅世日深，我对父亲蒙冤人生中锲而不舍的身心砥砺有了更深的理解。“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顺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在这样无私的精神世界里，个人荣辱得失毫无位置。无私方能无畏，父亲蒙冤生涯中的无畏，正是源自他的无私。
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我亲历其时其事，有一点集体记忆中的个人补充。改革开放至今35年了（本文写于2013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老经济特区日新月异，带动浦东、前海、横琴、南沙、上海自贸区等一批新的经济特区成批崛起。……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你父亲甫一复出，临危受命，主政广东，《光明日报》第一天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媒体第二天就全文转载，并在全省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久，又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放权，要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他的政治灵感是从哪里来的？我总是从不犹疑地回答说：“无私无畏！”
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政治禁区比比皆是，冲破禁区的政治勇气首先来自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要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实实在在“杀出一条血路来”，没有无视安危、不怕犯错、责无旁贷、义无反顾的无私无畏精神，就不敢大胆颠覆禁锢思想的政治教条，也无法提出任何新观念、新政策、新办法，去面对和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如我父亲者，当时有一大批老同志，由于无私无畏，变得有识有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复出履新后的历史贡献。
1978年，我已考入洛阳外国语学院。因为是部队院校，管理甚严，暑假只有7天假期，我匆匆去广东探望父亲。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就给我出了题目，要我陪妈妈到深圳去，一路多看看，了解第一手资料，要大胆谈看法——一个年轻大学生的看法。沿途，我看到地里干活儿的几乎都是妇女，当家男人多数跑了，逃港了。我看到被抓的浑身湿漉漉的偷渡者，被铐着，武警牵狗押送着，因为当时偷渡是“敌我矛盾”。我看到深港两地的白昼：深圳这边，沉寂渔村，香港那边，繁华闹市；而两边的夜景，深圳这边，渔火昏暗，香港那边，灯光辉煌。强烈的反差，让我有了强烈的诉说冲动。我回到父亲身边时说，明摆着，这边贫穷，那边富裕，谁不向往美好生活呢？这边姓“社”，那边姓“资”，老一辈革命一生，要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还不如500多万人的香港呢！这类议论，也是当时社会上的私下话题。父亲听着，记着，沉思着。
后来我慢慢知道，父亲为了了解第一手资料，不仅跑遍了广东的23个市、县，还与秘书经常悄悄上街买菜，碰见谁，不管认识与否，就家长里短地与人聊天，多方面了解了广东当时的穷困：5500万人，1000万人吃不饱，“鱼米之乡”的老百姓几乎既没鱼吃也没米吃；粤北的主食是红薯，而吃的主菜是空心菜。这可不是今天我们吃的又细又嫩的空心菜，那时的空心菜，又粗又长，产量很高，却难以下咽，号称“无缝钢管”。同时，他也了解了“逃港潮”的一时泛滥，不只是沿海人觉悟出了问题，更是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父亲希望从不同方面得到最真实情况的印证，以形成自己的政治思考、政治决策。我探望父亲的假期之行，恰好被他抓了一个“飞差”。
我能感觉到：父亲鼓励、敦促乃至命令他的孩子们走近人民、与人民不离不弃、与人民同甘共苦，似乎是他内心本能的呼唤。无论什么时候，孩子们只要与最底层人民贴近了，他就特别高兴。记得父亲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时，我19岁，在北京服务机械厂当工人，先当翻砂工，后来改变工种当车工。当车工时，起先干16车床，后来“进步”了，干18车床、20车床，直至干30车床。30车床加工大部件，走刀时间稍长，走刀间隙，师徒俩够时间互相点颗烟。记得我节假日回到洛阳看父亲，很得意于自己的“进步”，告诉父亲说，终于干上30车床啦，我可以不那么累啦！父亲沉默半晌，语重心长地说：我看你去干翻砂工更好，在最脏最累的岗位上，才能与工人的心贴得更紧，知道幸福来之不易！
父亲的话，对我影响至深：当工人4年，一天没敢懈怠。师傅见我干活踏实，可每天只吃一盒白饭、一勺猪油、一撮盐加白菜，就常常把卷着大葱猪头肉的烙饼塞在我饭盒里。那4年，我几乎每年都评上先进生产者、师徒模范，至今，妈妈还珍藏着已发黄的当年的奖状。
我和哥哥先到了富平县城关镇大姑家，我至今不能忘记，见到父亲的亲妹妹大姑时心里的震撼：大姑一辈子在老家当农民，虽然才50多岁，但头发已经灰白，苍老得让人心酸。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富平地处八百里秦川，曾是汉高祖的粮仓，是陕西的富庶平安之地，当时也处于困厄之中。我们当时过得苦，可老家的农民更苦。这时，我也才理解了为什么父亲临行前，亲自张罗那么沉的礼物带给老家，好几瓶河南当时的名酒，都是父亲一点一点攒下的：鹿邑大曲啦，宝丰大曲啦，张弓大曲啦，林河大曲啦。他在对大姑表达救回哥哥生命的感激。同时，也是在尽自己当时能尽的最大努力，力图犒劳一下在我们一家艰难时伸出援手的老家乡亲们。父亲的礼物分给大姑和乡亲们的时候，真的激起了一片欢腾。可吃饭时，酒可不是一人一杯那么奢侈，而是倒在一个小盅里，一人一小口，转着圈喝。
接下来的行程让我体会了父亲催我陕西之行的深意：他老人家是要让他未到过黄土地的小儿子，认识陕北农民，认识陕北农民的生活。那时，从富平到铜川，坐两小时火车；从铜川到延安，坐一天长途汽车；从延安到延川，坐大半天汽车；从延川到文安驿公社再到梁家河大队，几十公里，徒步。这样的行程让我累得精疲力竭，早早睡下了。可一样行程的哥哥，到达梁家河的当晚，就召开大队党支部会议，直到深夜。陕北农时晚，7月麦收，正是农忙，也正是陕北农村支部书记们最忙的季节。
第二天，哥哥投入紧张的农活，我也上了“火线”。陕北土地贫瘠，广种薄收，村里最远的地远在10里路外。这时，我才发觉，与陕北农民相比、与哥哥相比，我差得太远啦！他们力气可真大啊，近百斤重的一捆麦子上了肩膀，10里山路要一气儿走下来，中途不能落地休息，一落地，麦子就散了。就这样，在黄土高原的山路上来来回回，扛着一捆捆麦子，像是小跑，一扛就是一天，直到天黑，衣服被汗湿得能拧出水来。
晚上，哥哥特意把窑洞里他的铺让给我睡，因为他的炕席下面撒了六六粉，可以防虱子、跳蚤、臭虫。可是第二天，我还是被咬了一身水泡，痒得没处抓挠。我问哥哥怎么样，因为他睡的炕席下面没撒六六粉。哥哥笑了，说：“我的皮肉已经被咬结实了，现在，任什么东西再咬，也咬不动啦！”
父亲吩咐我的这次陕西之行，既让我终身难忘，也让我终身受益。此后，我不止一次回到陕西农村。我慢慢认识了陕西农民和他们的生活，再没有什么苦和难，能在我的眼里称得上是苦和难；也再没有任何障碍，能分离我与陕西老家乡亲们的血肉之情。父亲的葬礼上，我记得一个让我永难忘怀的特别画面：他静卧在鲜花丛中，遗体正前方安放着陕甘的小米、家乡的黄土，送他最后一程。
父亲晚年，守望他付出心血汗水的南粤大地，默默注视、关心着它的变化。他不做什么，只是每年国庆、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一篇“祝辞”，表达他对这块热土的期待和对这里人民的挚爱。2001年国庆，父亲对深圳市的“祝辞”这样写道——
“我在深圳近十年，对广东，尤其是深圳有很深的感情。对深圳前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我打心眼里感到十分欣喜。”2002年5月24日，父亲安然离去。
2000年时，父亲在深圳兰园种了一棵榕树。如今，父亲走了，榕树在兰园长大了，根深叶茂，郁郁葱葱地生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