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中建 | 探寻教育创新之路——基于教育比较研究的视角

作 者 简 介

赵中建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

摘   要

通过对印度教育研究、高校学生资助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献研究、教育质量管理及学校领导与管理研究、美国教育政策和基础教育研究、国家创新政策研究和中小学STEM教育研究等七个专题领域的具体叙述，力图呈现在比较教育领域的教育科研中如何才能达到“创新”并实现其“可持续性”，以及笔者贯穿其中的“立基点于本土，求视野于世界”的研究观。

关键词：教育科研；创新；可持续性

一、引言

“无论创新发生在学生的课堂中还是工程师的实验室，创新是一个过程，是始于想象且创造某些具有社会价值之结果的系列步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在纪念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诞辰175周年时对创新作出如此的界说。创新已经成为21世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不论是在国家战略决策还是企业或学校的发展规划中，创新已经不可或缺。在教育科研中，用比较通俗的话语来理解，就是在某个领域开展新的研究或用某种新的方法对已有研究进行不同以往的分析和探索，我们一般也会称其具有某种程度的“创新性”或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笔者三十年的教育比较研究历程，从主观上一直在探寻着具有某种“创新价值”的专题研究，并努力使其成为具有可持续性的“系列步骤”且其结果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笔者自1984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比较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学位课程，到1990年春季博士毕业留校工作直至2020年正式离职退休。在博士毕业后的三十年比较教育专业的教学科研中，先后聚焦过印度教育研究、高校学生资助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献研究、教育质量管理及学校领导与管理研究、美国教育政策和基础教育研究、国家创新政策研究和中小学STEM教育研究等七个专题领域。当然，实际的研究包括但并不限于上述专题研究。正是在这些持续进行的专题研究以及一些未被后续跟进的主题研究中，体会到教育科研如何才能达到“创新”并实现其“可持续性”。笔者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连续多年有一个题为《教育科研的创新与可持续》的课程讲座，其副标题为“A Living Story of My Academic Research”，其主要内容正是自己博士毕业至今探索教育研究创新的心得体会。

二、最初的教育科研自我设计

1990年博士毕业之初，笔者曾做过教育科研的自我设计：一是进行比较教育的理论研究；二是选择一个国家的教育进行国别研究；三是选择某个领域进行比较研究。

至于理论研究，笔者在1992年与他人合作选编完成《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一书，力图在纵向上反映国外比较教育理论及方法的发展脉络，在横向上汇集国外学者对若干比较教育理论及方法问题探索中的不同见解及学术争鸣。选文大多出自名家名篇：前4篇主要涉及比较教育的界说及历史发展；第5篇至第20篇基本按时间顺序反映比较教育理论及方法的各种观点，这也可看作是比较教育的发展史；最后4篇是一组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关于比较教育理论的学术争鸣性文章。同时，笔者还在书中辑录了近70余篇无法予以收录的相关重要文献及其来源。国家教委“七五”教材规划名录列入了《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一书，将其推荐为高校文科教材参考书。

对于选编这一著作，笔者至今铭记着读研时我国教育经济学家邱渊教授的一席教诲，而且清晰地记得这发生在冬季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的两人闲聊中：做学问出书要经历“三部曲”，首先是“选编”，其次是“编著”，最后才是真正自己的“著”。选编一本书是选编者尽可能详尽地了解一门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之发展路径及其全貌的最好途径。尽管在以后做各项研究时未必都能走完这“三部曲”，但第一步的“选编”却是努力去完成的。笔者颇为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在比较教育的理论研究方面继续走下去，尽管有了“创新”的开头，但却终未达至“可持续性”。同时，前辈张人杰教授当时主编出版的《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对笔者选编《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一书颇有启发和激励。在该书“编者的话”中曾这样写道：“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人杰的诚挚策励、热情指导；前世界比较教育协会理事会会长、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米歇尔·德博韦（Michel Deberuvais）和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罗伯特·柯文（Robert Cowen）博士（笔者在英国访问研究时的导师）曾审阅过选文目录，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里对此予以引述，既想表明此书在当时对于我国比较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其“创新”之意，也借此表达我对诸位国内外前辈学者的由衷谢意和致敬！

1992年，笔者受政府资助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访学一年，期间系统修读了教育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系（DICE）开设的“比较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从而对英国的研究生教育及其分类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对“比较教育专业”课程型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进行过仔细的分析，并撰写和发表了《英国比较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的个案分析——以伦敦大学为例》一文，以期为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

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比较教育学界更多地关注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与改革，比较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西德）和日本等六个发达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与改革作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完整研究尚不多见。选择印度教育作为自己国别教育的研究对象，在当时也算是拓展了我国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国，开国内系统关注发展中国家教育研究之先河，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意义，而笔者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聚焦于印度教育的40余篇论文/文章显示出这一专题研究的“可持续性”（在2009年还发表了《近期印度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兼析私立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之缘由》），而受国内多位教育学界大师之邀为其主编的著作撰写印度教育专章则又显示出当时印度教育研究的不可或缺性，如与他人合作选编的《印度、埃及、巴西教育改革》列入瞿葆奎教授主编的《教育学文集》，主编《印度卷》列入顾明远教授主编的《世界教育大事典》，撰写的“国家教育政策”“大学拨款委员会”等34条有关印度教育的条目入选顾明远教授主编的《教育大辞典》，撰写的“印度的教育”（1871－1919年、1919－1947年和1947－1980年）三章分别载入滕大春教授主编的《外国教育通史》第四、第五和第六卷，长文“甘地”则入选赵祥麟教授主编的《外国教育家评传》，“印度教育”则成为吴文侃和杨汉清教授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比较教育学》（修订版）第四章等。自己在从事印度教育研究时还以“中国印度教育发展比较研究”为题主持承担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青年基金课题。

而对于某个领域的比较研究，笔者当时选择了高等教育。虽然连续多年为研究生开设并主讲《比较高等教育》课程，在印度教育研究中较多地关注印度高等教育问题，尔后的高校学生资助研究和高等教育全面质量管理研究也都属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但与自己设想中的高等教育比较研究则相差甚远。最初的设想虽有“创新”之意，但实际研究却难以展开，更无法做到“可持续性”。“高等教育比较研究”何止仅仅是一个研究专题？讲授《比较高等教育》课程可以，但对高等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则须细化和具体。如此，可见自己最初的这一设想真有点把高等教育比较研究想简单了！

如果说印度教育研究的进行和持续是在自己的“规划”之中，那尔后的其他各项专题研究的展开，则源于自己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认识，或源于对某篇小文的联想，或基于某种机缘巧合，也或许是对某项研究的拓展和延伸。

英国比较教育名家萨德勒爵士在其1900年“吉尔福德教育大会”的演讲中指出：“以一种正确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去研究外国教育制度的作用，其实际价值就在于，它能使我们更适于研究和认识本国的教育制度，”从而实现“有选择的教育借鉴或改革的动机”。这是比较教育的永恒主题。笔者由此而充分意识到，自己从事的教育比较研究，只有落实到服务本国教育改革的实际需要，才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也正因如此，自己在这三十年的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立基点于本土，求视野于世界”的研究观，并坚持将其落实到自己实际的教育比较研究中。而这一观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全球思考，本土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笔者曾在2005年就“高校学生资助制度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献研究”和“教育全面质量管理研究”三个专题写过一文，着重叙述自己对“立基点于本土，求视野于世界”的认识。现对这一未曾发表的短文略作修改并将教育全面质量管理部分作一拓展，在此予以呈现，以求展示自己的教育研究观并从中透视出教育科研的“创新”和“可持续性”。

三、研究学生资助问题，服务于“招生并轨”的高教改革

1992年初，笔者在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进行学习和研究时，欣悉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并得知我国的计划经济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这种经济体制的转轨必将引起教育领域的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收费改革。伴随着高等教育变免费教育为缴费上学，原先的学生资助制度也须进行相应的改革。但由于高校学生资助方面的研究在我国当时尚属“空白”，因而从比较的角度研究高等教育学生资助，借鉴和学习国际上尤其是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和改革举措，显得十分的重要。从免费教育到缴费上学，是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具体变革，它完全打破了自1949年以来由国家包办高等教育的局面。缴费上学制度的实施转变了人们的观念和认识，以至于今天人们越来越理解和接受“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学生上大学原则上均应缴费”的观念。但与此同时，它也使贫困学生（尤其是特困生）问题日渐突出，而解决这一日益突显的高校贫困生问题，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高校学生资助制度。新中国高校学生资助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了单一的人民助学金（20世纪50年代至1983年）制度。此后从1986年起，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制度虽逐渐引进了奖学金、贷学金、勤工俭学、特困生补助、减免学费等，但总体而言还不是很完备。

由于长期实行单一的人民助学金，因此也就不存在研究多元学生资助模式的必要性，但20世纪90年代，“招生并轨”的改革政策及其实践以及由此而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给学术界提出了对此进行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笔者从1993年底在《教育与经济》杂志发表“也谈美国高校学生贷款”起，在1994年公开发表了9篇介绍和分析学生资助，尤其是学生贷款的论文/文章，1995年发表了7篇这一方面的论文/文章，并在《教育研究》1995年第7期接受了题为《关于高校学生资助制度改革的理论思考》的该刊记者专访，此后还于1997年在我国台湾师范大学的学术刊物《教育研究资讯》上发表了长文《学生贷款的拖欠偿还及偿还方式之比较研究》。专著《高等学校的学生贷款——国际比较研究》也在1996年10月正式出版。这一系列研究和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高等教育及教育经济学和教育财政学在高校学生资助方面的研究空白，更重要的是，这一密切联系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实际的研究结果，为我国有关的教育决策部门所重视。因为自己的这一系列研究，笔者在1995年受邀参加教育部财务司主持的高校学生奖贷学金制度的研究，参加“全国高等学校奖贷学金制度”研究小组并成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奖贷学金制度改革方案”的起草组成员，尔后受教育部财务司邀请为世界银行“师范教育发展项目”财务处长培训班主讲“我国高校奖贷学金制度实施的现状、改革趋势及国际上可供借鉴的经验”，受教育部财务司推荐被兰州大学聘为该校“世界银行‘高等学校学生贷款’项目”的专家顾问，受邀担任上海市教委财务处和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之高等教育研究所主持的“完善上海高校收费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课题研究的“理论指导”，参与上海市科委“‘招生并轨’条件下上海高校学生资助问题研究”的课题研究并完成其主报告。这是教育研究服务教育决策的一个明显例证。

在研究高校学生资助的过程中，笔者在1997年主持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成本分担、收费政策及学生资助比较研究”，并在自己以往提出的“建立以学生贷款为主的资助制度”的基础上，在此次课题研究的“结论与建议”中根据我国高校收费改革及学生资助制度的现实提出若干条建设性建议。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混合型高等教育学生资助体系，包含有学生贷款、奖学金、助学金、勤工俭学、减免学费等，而其中的学生贷款制度发展尤为迅速。其标志是，国家在2000年推出无担保学生贷款制度，放宽了借贷条件，简化了借贷手续，对还款期限也进行了延长。因此，我对学生资助制度的研究也就基本告一段落，不再“可持续性”了。

四、译介教科文组织文献，服务于教育“面向世界”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3年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但如何更好地贯彻执行小平同志的指示，如何使教育更好地“面向世界”，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地球村”概念的形成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加强，一些问题也就越来越具有国际性或全球性，如人口的迅速增长、环境的普遍恶化、贫穷的持续加剧、战争暴力的不断发生等。国际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连续召开的主题互为联系的若干重大国际会议，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1994年）、“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联合国人类居住大会”（1996年）等，明确说明了上述问题的全球性。

在教育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全民教育”国际会议的几度召开（最重要的有1990年在泰国宗迪恩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1993年在印度新德里的“九个人口大国全民教育首脑会议”、1996年在约旦安曼的“国际全民教育咨询论坛10年中期会议”），以及如“第五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1997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1998年）和“第二届国际职业和技术教育大会”（1999年）等重要会议的召开，表明国际社会在教育领域同样面临着如何面向21世纪的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仅仅介绍和研究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趋势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还必须了解整个国际社会在教育方面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什么建议，采取了哪些举措，会有怎样的发展态势。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把21世纪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置于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中，才能使我们的教育真正“面向世界”，而介绍、翻译和研究国际机构，尤其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国际教育局的活动和文献，或许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有效途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曾多次及时地将国际社会的重大活动或理念介绍给我国的教育界。如1994年10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着重讨论了教育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促进国际理解、民主、和平和宽容，提出了“和平文化”“和平教育”的概念，并通过了大会宣言和“为和平、人权和民主而教育之综合行动纲领”。这次会议提出的，实际上是我们如何通过教育，将一个和平、民主和宽容的世界带入21世纪全球性议题中。为使我国的教育工作者对这些新的问题和概念能有初步的了解，我及时将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格兰特和国际二十一世纪教育委员会主席德洛尔三人的大会主题发言介绍进来（《理解·宽容·二十一世纪的教育》），撰写并发表备受教科文组织重视和推荐的“学会共存”理念的论文（《全民教育与学会共存》《“学会共存”——国际社会关注的教育新理念》和《学会共存——促进理解、尊重和宽容的教育新理念》），并指导基层学校开展“学会共存”的科研活动，如指导上海某高中开展“高级中学‘参与社会，学会共存’教育的探索和实践”的课题研究，且落实于学校课程教学中，并申报了上海市教育科研规划课题。又如第45届国际教育大会为纪念国际劳工组织和教科文组织1966年联合颁发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公布三十周年，着重探讨了在今日变化迅速的世界中教师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的提高等问题。会议的召开及其相关文件，是我们了解国际教师教育现状及其发展的最新最权威的资料，对于如何改革我们自己的教师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此，笔者对该大会的召开作了简介并全文翻译了大会最后通过的致各国教育部的建议书（《国际师范教育发展的里程碑——第45届国际教育大会简介》《国际教育大会第45届会议的建议》）。1998年10月，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总部召开了有四千多人出席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其规模堪称空前。大会的主题是“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大会旨在实现三个具体目标：（1）以特长和能力为基础使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2）从针对性和质量方面改进高等教育体系的管理；（3）更紧密地使高等教育与职业界相联系，大会宣言提出的“培养创业技能和主动精神”使“毕业生将愈来愈不再仅仅是求职者，而首先应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的要求等，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进行包括开展创业教育在内的各项改革而言，意义十分重大。我及时撰写并发表了《召开在即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和《21世纪高等教育的展望及其行动框架——98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概述》两文，及时报道和介绍了大会简况及大会宣言和行动框架的基本内容。《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优先行动框架》全文翻译成中文，纳入由我选编的《全球教育发展的研究热点——90年代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一书。

还是基于“求视野于世界”的认识，以及为了使我国教育工作者及时了解国际社会中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笔者协助策划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最初包括《学会生存》《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和《教育的使命》四本著作），并选编了其中的《教育的使命——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宣言和行动纲领》一书，将国际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叶召开的重大教育会议及与教育主题相关的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汇集起来，集中介绍了诸如全民教育、全纳教育、国际理解教育与和平文化、教育与可持续发展（包括环境、人口、贫穷等问题）的关系这样一些极为重要的主题内容，同时约请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科林·N·鲍尔博士专门为本书撰写序文，而鲍尔博士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多次来信对此书的编辑和出版表示了热情的关心和良好的祝愿”。1999年底，笔者又继续主持了《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国际教育大会60年建议书》和《全球教育发展的研究热点：90年代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两书的选编、翻译和出版。《历史轨迹》汇集了国际教育大会自1934年提出第1号建议书以来的历届会议通过的建议书，共计80号，至1996年的第45届会议止。这些建议书所体现的，是国际社会在每一时期所共同关心的教育问题。而《研究热点》则主要包含了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出版或发行的主要教育文献，有研究报告、会议总结、文章汇编等，涉及环境教育、教育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全民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国际理解教育、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的关系等国际教育界普遍关注的内容。

在研究教科文组织文献的过程中，笔者曾先后承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课题“Research Study on Community Learning Centres in China”和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资助课题“中国中等教育政策与课程多样化研究”。此外笔者还专门对当时教科文组织中最受关注的“全民教育”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1996年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九五”规划项目：“全民教育思想及其在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并在1999年出版该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全民教育——世纪之交的重任》，而这可以看作是对教科文组织文献研究的一次延伸和拓展。

指出如下这一点还是颇有意味的：笔者对教科文组织的文献及相关主题的研究，源自于1995年2月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一篇约2000字的短文“全民教育的国际努力”。此时距1990年3月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已达5年之久，而当时国内教育学界尚未对这一方面的“国际努力”予以特别的关注。约在当年3－4月重读该文时，一种“奇想”突然萌生，何不将文中提及的若干宣言和行动纲领汇集成书？联系出版，联系版权受让，协助策划丛书，这就有了上述提及的《教育的使命》，这就有了《全球教育发展的研究热点》和《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这也就有了笔者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可持续性”。

五、研究教育全面质量管理，服务于“提高质量和效益”

提高教育质量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教育改革的中心主题之一。从哪些方面寻求最合适的方式或途径来推进改革和提高质量，是各国教育界近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和实践的。作为学校管理方面的改革，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并延续至21世纪。我国的教育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办学和管理体制、课程和教材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变化。尤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日益注重教育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如何更为有效地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这一问题需要仔细思考和认真研究，而教育全面质量管理，或许是实现这一“提高”目标的一种有效手段或途径。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中，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即现代管理思想在相当程度上被应用于教育领域，以求达到教育质量提高的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72年的《学会生存》中就曾指出：“最近的各种实验表明：许多工业体系中的新管理程序，都可以实际应用于教育，不仅在全国范围可以这样做……而且在一个教育机构内部也可以这样做。”国际著名质量管理大师朱兰博士在2001年谈到未来质量运动发展趋势时指出：“质量运动的重点将从制造业转移到教育、医疗保健和政府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或许是迄今为止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移植和应用。而且，国务院在1996年12月颁布的《质量振兴纲要》中指出，要“增强全民质量意识，提高劳动者素质”，并认为“在有条件的大专院校设立质量管理课程……各类职业学校和在职职工培训，要把质量教育作为培训和提高劳动技能的重要内容；中小学也应有一定的质量教育内容。”全面质量管理在教育中的应用，将有助于“增强全民质量意识”。我们或许可以说：在21世纪的今天，在教育领域理性地、整合地应用一些现代管理思想，尤其是全面质量管理思想，有助于促进学校管理体系的改善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正是基于对教育改革实际需要的考虑，笔者密切关注了这一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并广受学界重视的教育研究新领域，从1995年起开始学习和研究全面质量管理及其他现代管理思想，并一直在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用这种思想和理论来服务于我国的教育改革。而我对全面质量管理及其应用于学校管理的关注，与此时的如下两次经历有关。

一是在1995年6月，笔者受朋友之邀作为翻译参加了由《亚洲资源》和《世界经理人文摘》主办的“如何获取‘ISO 9000认证’研讨会”。这是一次有关“全面质量管理和ISO 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培训班，参加者多为企业界的高管。我第一次接触到企业界的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并为其“消费者中心”和“质量的持续提高”的核心理念所深深吸引和震撼，认识到这对于树立教育服务观念和正确看待教育质量提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后又全程参与为上海一家著名啤酒企业申请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所作的咨询工作，从最初的现有管理体系诊断到最后的管理体系认证，从中意识到这对于建设和完善学校管理体系的积极意义。为此，笔者深刻感受到这些理论可能会对我们的学校教育改革尤其是学校管理改革产生巨大的冲击，感受到应用现代管理思想以促进学校管理变革的必要性和具体实施的可能性。

二是笔者受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田家炳基金资助，在1996年11月以访问学者身份在香港大学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研究，期间利用香港大学图书馆资源，查阅到相当数量有关英美国家全面质量管理应用于教育领域的理论著作和实践案例，如在美国的ERIC“教育全面质量管理”主题下，到1996年底时共有634条文献信息，且所有文献都出版或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这更坚定了自己去学习和研究全面质量管理如何应用于教育领域的决心和信心，这开启了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1996年，笔者以“高等教育全面质量管理比较研究”为题，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并成功获批；同年亦以高等教育全面质量管理为研究内容而入选上海市首届“曙光计划”，成为“曙光学者”。

从1995年《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一般要素初探》《荷兰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分析》和《一流教育与教育的全面质量管理》开始，笔者先后发表了20余篇有关这一方面的论文，如《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的SWOT分析》《教育全面质量管理——一种全新的教育管理思想》《学校教育全面质量管理初探》《戴明的质量管理思想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的设立及其发展》《从企业界走进教育界——美国国家质量奖“绩效优异教育标准”述评》《ISO 9000质量体系认证适用于学校教育吗？——关于教育领域引进质量体系认证的思考》，以及一些案例研究如《美国高等教育全面质量管理——狐狸谷技术学院个案研究》《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实施全面质量管理之研究》《英国沃弗汉普顿大学实施全面质量管理之研究》《美国学校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康涅狄格州新镇学区成功导向学校模式》和《美国学校实施全面质量管理——阿拉斯加州埃齐库姆山区中学的实践之述评》，等等。

从1995年最初的《应用全面质量管理，树立教育服务的观念》到1998年的《应用ISO 9000思想，建立学校质量管理体系》，再到2000年的《应用质量奖标准，促进学校进行自我评估》，自己关于如何联系教育改革实际来应用现代管理思想的研究，大致也经历了如上的发展阶段。如果仅仅从传播全面质量管理理念和完成课题研究而言，这一工作似乎可以圆满结束。但是一次新的机遇促使我把这一专题的研究延续了下去。

1999年，笔者以富布莱特学者身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及联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从事为期一年的研究，研究题目为《全面质量管理在美国中小学中的应用》。在美期间除了将研究教育全面质量管理的视野延伸至整个学校管理领域，并在回国后的某个时段有机会将理论研究同带教一线校长的实践结合起来及通过校长去促进学校管理的改进和提高，同时又扩展了我对美国教育尤其是美国基础教育的研究兴趣，而这一“扩展”竟然成就了笔者关于“美国教育政策和基础教育”的下一个专题研究领域，这既显现了前一项研究的“可持续性”，又为“创新”下一个专题研究打下基础。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年的学习和研究，使笔者有机会直接了解到美国一线中小学的实际状况，近距离地观察美国教育的诸多现象，与所在单位美国联邦教育政策中心的研究人员探讨美国教育政策的变化和走向，并通过学校图书馆和发达的互联网查阅到丰富的资料，与此同时还研究了有关美国教育政策和学校管理的改革举措和发展动向，撰写了包括但不限于如教育政策方面的《政—企—教联手，共创教育的未来——美国第三届教育首脑会议评述》《从宏观角度看美国学校教育改革》《美国需要21世纪的教育革命——克林顿总统2000年国情咨文教育内容述要》等论文，还有管理改革方面的《教育可以营利吗？今日美国公立学校私营管理》《从管理角度看美国学校教育改革——校本管理的兴起及其特征》《今日美国特许学校》（《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7、8和9期，连载3期）、《谁来做教育领导——美国近来关于教育领导问题的讨论》《学校重组和上级接管》，以及与全面质量管理有关的《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的设立及其发展》《向管理要质量——美国中小学实施全面质量管理评述》和《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实施全面质量管理之研究》等论文。尽管自己当时也收集了不少有关“在家学校教育”（Home Schooling）的资料，却有意地忽略了这一主题的论文撰写，这或许与自己当时的价值判断有关。

理论研究应该有益于并服务于改革实践。笔者不仅在质量管理的理论研究上努力成为开拓者，而且努力将研究的结果应用于学校实践。“到中小学做实验”成为笔者努力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目标，这是教育科研的另一种“可持续性”，是“立基点于本土”研究观的具体落实。

1998年，笔者受邀来到广东东莞市一所刚创办三年的集中小幼教育一体化的寄宿制民办学校。学校将其“核心功能定位于服务，以制度来确保‘以人为本’的学校文化的建立……运用优质高效的管理体系来保障理念与目标的实现”。为此，学校根据ISO 9000标准的要求编制自己的学校质量管理体系并试图通过ISO 9000认证，但在使用企业用语的咨询公司人员和使用学校用语的教职员工之间存在着沟通上的困难。学校因发表在《中国教育报》的《教育全面质量管理——一种全新的教育管理思想》（1998年11月14日）一文而找到笔者，这是笔者第一次直接参与学校系统的质量管理体系构建的实践，在咨询人员和教职员工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而学校则在1999年6月顺利通过国际著名认证机构SGS的质量认证，成为全国最早通过ISO 9000质量认证的中小学校。此后笔者又多次指导若干所中小学根据ISO 9000标准建立符合学校管理实际的质量管理体系。

尽管笔者积极倡导“借鉴ISO 9000思想，建立学校质量管理体系”，但对学校是否要通过其认证则持谨慎的态度，《中国教育报》2001年4月刊发该报记者《学校应慎对ISO 9000认证》一文，阐述了笔者的基本看法：“建立一所学校的质量管理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删除、修正、新增学校规章制度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学校管理制度的过程，是按照某一标准的要求来规范现有的质量体系，从而使之满足质量管理和为顾客提供信任的需要的过程。”

还是在1998年，笔者在华东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举办的面向中小学校长和管理人员的研究生课程班上系统讲授“教育全面质量管理”，并利用以后的各种办班和讲座的机会宣讲和传播教育全面质量管理思想，以至于《上海教育》杂志的记者直接以“赵中建和他的全面质量管理”为题写了专稿，专门讲述笔者在上海一所公办学校努力实践教育全面质量管理和建立学校质量管理体系。时任上海市教委副主任的张民生教授关注到我的这一理论研究和学校实践，亲自到笔者指导实践的中小学进行调研和指导，并给予积极的鼓励和支持。同时上海市教委在2004年邀请笔者和其他六位专家教授作为“领衔专家”带教一批中小学校长，而此后在2005－2007年期间又先后受上海两个区教育局的委托指导和带教校长。这些邀请和委托使笔者前后直接指导和带教了约50位中小学校长，而这些经历又促使自己将教育质量管理的研究拓展至校长专业发展领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校长专业发展的课程学习模块，依次包括观念更新、制度支持、资源开发、课程、道德及技术领导、文化培育和自评反馈等模块，形成了“以研究为基础”的校长带教模式。

笔者在这期间还主持承担与这一领域研究密切相关的全国教育规划“十五”教育部重点课题“基础教育质量保证与评价的比较与实验研究”，先后发表除前述教育质量管理外的有关学校领导与管理方面的文章近20篇，如《从教育管理译著的出版看校长专业发展》《略论校长专业成长的理论素养》《管理创新，校长该做些什么？》《学校管理创新与校长专业发展》《从文化角度看学校图书馆建设》《我们是这样研究学校文化的》《追求时尚，学校文化建设的另一维度》《战略管理与学校发展规划》《学校发展规划框架解析》《学校制度建设与组织结构设计》《学校危机管理——由“非典”事件引发的思考》《学校危机管理的体系构建》等，并先后出版《学校管理体系与ISO 9000标准》《学校文化》《学校经营》和《教育管理中的人力资源功能》（译著）等相关著作。

六、持续拓展的研究领域

（一）美国教育政策与基础教育研究

在国际与比较教育领域，关心和关注美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似乎理所当然，这于笔者同样如此，而美国的一年访问研究又尤其激发了笔者对美国教育政策和基础教育的研究兴趣。这里有两点可以作一回溯：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读研期间发表的9篇文章中，有3篇是关于美国教育的，如《美国教育对策忽视了什么？》《贝内特部长谈美国教育问题》《哈佛大学的课程选修制》等（4篇是关于印度教育的），此次关注美国教育研究算是重拾这一研究兴趣；二是笔者的研究生导师马骥雄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教育，在读研期间还曾协助导师选编其《美国教育改革》，笔者对美国教育给予关注和重视也是对先生的一种致敬。

在美国教育研究领域，笔者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教育政策颁布与落实；二是课程教学改革；三是学校管理改革（我将第三方面的内容归于上述教育质量管理领域）。在教育政策方面，从最初的“美国教育对策忽视了什么？”开始，一直在第一时间对美国联邦政府的各项政策尤其是教育立法方面的动向给予及时的介绍和分析，如克林顿政府的《政—企—教联手，共创教育的未来——美国第三届教育首脑会议评述》和《美国需要21世纪的教育革命——克林顿总统2000年国情咨文教育内容述要》，到布什总统的《布什政府公布美国教育改革蓝图》《不让一个儿童落后——美国布什政府教育改革蓝图述评》和《用立法确保人才培养和教育创新——〈美国竞争法〉教育条款评析》，再到奥巴马政府的《美国通过〈每一个学生成功法〉——将基础教育管理权归还各州》和《清晰的目标，艰难的历程——美国〈每一个学生成功法〉简析》。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世界各国在21世纪的教育改革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在美国同样如此，而且美国尤其在课程标准的编制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给其他各国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框架和范例。笔者在1991年12月发表在《上海教育报》的《美国的“文化脱盲”与“科学脱盲”》一文，就已经对在美国颇具影响力的“核心知识课程”及其文化素养，以及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2061计划”及其“科学素养基准”和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人”有所介绍。美国早在1989年就率先颁发《学校数学课程与评价标准》，在1996年出版《全国科学教育标准》和2000年提出《技术素养标准：技术学习之内容》以及其他各学科的全国性课程标准。笔者基本上都能及时将美国课程教学改革的最新进展介绍进来，以达到“求视野于世界”之效果，如《走向沟通和理解——美国21世纪外语学习的“5C”共同标准》《面向全体美国人的技术——美国〈技术素养标准：技术学习之内容〉述评》《作为一门学科的计算机科学——美国〈K-12年级计算机科学框架〉评述》《美国K-12阶段在线教育全国标准评析》，以及其他相关论文如《美国课程标准之标准研究》《美国三级课程管理模式研究》《美国共同核心州立课程标准的质量评价研究》《普通高中的课程设置和学分制》《主题教学：合科教学的一种有效途径》等。

或许正是因为对美国教育尤其是美国教育政策和课程改革的研究，又或许得益于权威大家的推荐，笔者在2008年得以参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前期研究并成为“国际教育发展研究”课题组组长；并先后受聘担任第一和第二届“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以及“上海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使笔者有机会更好地用所学知识和研究成果服务于国家与地方的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

（二）国家创新政策研究

2006年暑期，笔者受邀参加了由上海市科教党委和市教委牵头的“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课题研究，并在承担其中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国际比较研究”子课题研究时，关注到美国在当时已经极为重视国家的创新和竞争力及其国家创新政策的基本走向，也在学习过程中深刻地理解了美国如此关注创新和竞争力的原因之所在。而我国社会各界同样也对创新和竞争力给予高度的关注，创新也已成为我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议题，党和政府更是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因为这样的一种机缘巧合，笔者从教育领域入手而进入国家创新政策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希望通过介绍和研究欧美国家的创新政策，能对我们理解其他国家尤其美国是如何看待创新和竞争力问题有所帮助，并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我们自己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创新。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最初笔者在对自己是否有必要和有能力进入该领域并编辑出版一本有关美国国家创新政策的著作有所怀疑，为此咨询了张民生教授。作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中及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研制组专家的张教授在次日就打电话告知笔者：“我昨晚上网查阅了诸多资料，发现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确实很少，国家改革急需此类研究成果，你非常值得去做”；而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钟启泉教授在为拙编《创新引领世界——美国创新和竞争力战略》（2007年）一书所写“专家荐语”时所说：“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美国是怎样旨在‘引领世界’而作好‘迎击风暴’的动员的；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怎样在美国得以未雨绸缪、除旧布新的；美国的教育又是怎样作为实现‘美国梦’的基本要素而被提高到‘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的……阅读本书，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中的美国’，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中的中国’。”这是对笔者进入国家创新政策研究领域的最好鼓励和褒奖。借此机会，对两位学界前辈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和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和致敬。

笔者从2006年起，陆续在各类报刊发表有关欧美国家创新政策的论文或译文，例如《美国教育：在创新中迎战竞争》《激活美国人的潜力：为了创新计划的教育（译文）》《美国“创新潮”透视》《科技、教育、创新：世界竞争潮流的关键词》《行动呼吁——美国为什么必须创新》《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创新集群的现状与趋势》《基于持续竞争优势的欧盟服务创新现状及其战略框架》《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美国路径》《创新创业，美国高校这么做》等，先后出版《创新引领世界——美国创新和竞争力战略》（2007年）、《欧洲创新潮——欧洲国家创新政策进展》（2012年）和《欧洲国家创新政策热点问题研究》（2013年）等著作，并主编出版《创新创业型大学建设译丛》，内含《创建创新创业型大学——来自美国商务部的报告》（2016年）、《创新引擎——21世纪的创业型大学》（2018年）和《大学的技术转移与学术创业——芝加哥手册》（2018年）三部译著。

在国家创新政策的研究过程中，笔者主持承担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欧洲国家创新政策研究”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美国创新和竞争力路径图透视”，而《创新创业型大学建设译丛》则入选了“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资助项目”。

（三）中小学 STEM 教育研究

正是在上述国家创新政策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人才培养尤其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人才培养，在美国的国家创新政策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几乎所有有关国家创新的政策文件或研究报告都会涉及STEM教育或STEM人才。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在2005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迎击风暴：为了更辉煌的经济未来而激活并调动美国》（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 Energizing And Employing America for A Brighter Economic Future）著名报告所提四个方面20条行动措施中，第一和第三方面分别涉及基础教育领域和高等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尤其是STEM人才培养，在基础教育领域“培养一万名教师和一千万名学生以及大幅度提升K-12年级的科学和数学教育来增强美国的人才库”。笔者在2011年就开始指导研究生以《美国STEM教育研究》为题撰写其硕士论文，并于2012年6月在《中国教育报》发表《为了创新而教育——STEM教育：一个值得认识和重视的教育战略》，同年在《上海教育·环球教育时讯》开设专栏，发表《STEM：美国教育战略的重中之重》《致力于STEM教育的“项目引路”机构》等文章，旨在促使国内教育界同行关注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基础教育领域的这一新发展态势，提出要尽快加强中小学的STEM教育研究，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认识和重视的教育战略”。

笔者于2012年承担了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美国中小学STEM教育研究”，在该领域先后发表了十余篇论文，主编了入选2015年度“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资助项目”的我国首套《中小学STEM教育》丛书，同时选编其中的《美国STEM教育政策进展》（2015年）、主译《设计·制作·游戏——培养下一代STEM创新者》（2015年）和撰著《美国中小学STEM教育研究》（2017年）。

就笔者个人而言，教育专题研究的“创新”还是有限的，而其“可持续性”也是相对的。作为研究生导师，如果对某些主题的关注或研究领域能够对学生的论文选题以及他们的后续发展有所益处，那才是笔者最大的欣慰。除印度教育研究和高校学生资助研究外，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及此后的学术关注和其他领域的研究专题都对学生在学位论文的选题和撰写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大多数学生的学位论文选题与笔者的专题研究领域或新的学术关注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毕业于1996年的第一位硕士生的论文是《英国高等教育全面质量管理探析》，而这时正是我开始关注教育全面质量管理研究之际；2004年毕业的三位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分别是《学校危机管理》《教育市场分析及其营销策略探究》《中小学校长时间管理的因素分析与策略探究》，2005年毕业的四位博士生的论文依次为《中小学质量管理研究》《学校文化建设：组织文化的视角》《学校评估研究——以美国国家质量奖〈绩效优异教育标准〉为比较例证》和《基于问题的校长培训模式研究》，这些论文选题与我当时集中研究学校领导与管理以及关注校长专业发展密切相关。而自己关于国家创新政策和中小学STEM教育的研究同样促使多位博士生将其学位论文定位于这些领域，如《研究型大学与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2012年）、《美国高校全校性创业教育的质性研究》（2017年）、《美国中小学工程教育》（2018年）、《美国文理学院创业教育研究》（2018年）、《美国创业型社区学院研究》（2021年）等。《教育对外开放背景下的全球性大学研究》（2017年）、《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研究》（2017年）和《中国双一流大学国际化评估指标体系研究》（2018年）等博士论文则与笔者此后从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工作和研究有关。而博士论文《大数据的教育领域应用之研究——基于美国的应用实践》（2016年）与笔者颇具“创新”之意的译著《与大数据同行——学习和教育的未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正式出版，2021年5月印刷第11次）密切相关。这里，笔者的教育专题研究的“创新”之点在学生的学习和研究中得以孵化和延续，这或许是最佳的“可持续性”！

（公众号排版限制，参考文献请见纸刊。）

● 引用本文

赵中建.探寻教育创新之路——基于教育比较研究的视角[J].比较教育学报,2022(0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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