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珊云 杨依林 | 美国智库教育研究的主题、视角与立场——基于布鲁金斯学会和兰德公司近十年间研究报告的分析

作 者 简 介

何珊云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学习科学系副教授

杨依林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学习科学系

摘   要

美国智库在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提供有关教育问题的创新研究和战略分析方面一直表现出色。智库研究报告作为智库知识成果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其研究主题与内容充分表达了智库在参与教育治理过程中关注的问题与立场。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和兰德公司代表了智库发展、研究倾向和研究方式的两种不同的重要模式。对两者近十年发布的543篇教育研究报告进行计量分析后，研究发现布鲁金斯学会在发文总量上具有优势，并显示出与教育政策的“共振性”；兰德公司的发文总量受限于委托订单数量。两家智库对不同学段有共同的研究关注重点，同时也存在不同的视角与取向。两者均重视早期儿童教育中的儿童发展质量、教育质量和教育项目评价，关注基础教育中教育者群体的培养与发展，探索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需要的相称性。但是，布鲁金斯学会具有更广泛的国际研究视阈，投入更多力量进行教育改革，对教育政策的变革热点更为敏锐，尤其关注高等教育费用的可负担性；对于兰德而言，委托订单的影响使其更关注美国不同州郡的教育项目执行情况，展现出教育改革行动者的特质，为社会融合不断努力。可见，不同类型的智库提供了互补的教育治理功能，循证研究保障了智库参与教育治理的科学质量，应对时代需求是智库参与教育治理的根本需求。

关键词：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智库；教育治理；研究报告

一、引言

二十世纪后期兴起的治理理论为发展满足新时期需要的新型公共治理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和概念工具，从而缓解政府或市场单一主体在社会调节中显现的“失灵”。在众多社会力量中，智库（Think Tank）凭借其独特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成为治理时代中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其中，美国的智库发展与贡献尤为突出，“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治理图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什么是智库，学界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威孚（Weaver）认为智库具有实质组织独立性以及非营利性，并包括三种模式，即“没有学生的大学”“与他人签订合同的研究者”和“倡导者”。麦克甘尼（McGann）则认为智库是独立于政府和党派、非营利的民间社会组织，它们的主要职责是帮助政府了解国内外问题并做出明智选择。梅德威兹（Medvetz）认为智库是“边界组织”（Boundary Organization），是学术、政治、经济和媒体产物的混合体。虽然公认的定义还未形成，但是智库作为社会参与治理的重要主体的作用却十分明确：组织研讨会和会议，出版书籍、论文、报告和期刊，鼓励智库研究员为报纸撰写关于公共事务的评论文章。它具有“桥梁”的功能，生成和分享政策思想，帮助学术界与政策制定团队、国家与社会公众之间进行沟通。

现代治理已经成为一种知识密集型活动。智库最重要的就是产生出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和新知识。知识经济背景下社会需求的转向，使得智库在观点的输入和输出过程中形成不容小觑的影响力，作为智库知识成果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研究报告成为知识的载体以及发挥治理功能的重要行动者。从构成来看，研究报告主要是对已结题成果进行公布，内容包括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研究人员、最终成果等的展示。研究报告承载了信息与知识，不论是想法、方案或是建议，大量的思想和知识内容会以报告为载体进行展现。同时，作为智库的学术产出，研究报告也对智库的影响力有重要的贡献。过往的教育智库研究主要关注智库如何参与教育政策制定、如何改善教育现状，以及智库运行机制；或是关注智库中的研究者，例如考察“旋转门”制度对人才培养和智库建设的帮助，也有关注智库研究报告的风格与特点，但鲜少有研究关注智库的教育研究报告主题及其代表的视角与立场，忽视了研究报告的重要治理功能和价值。因此，本研究以美国代表性智库为例，追踪其十余年间教育研究报告，试图厘清智库在教育领域中的关注重点，比较不同智库间教育视角与立场的差异，从而为我国教育智库的研究与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择

美国智库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数量上和影响力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本研究选择了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以下简称布鲁金斯）、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以下简称兰德）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布鲁金斯和兰德都长期深耕于教育领域，两家智库在长期发展中提供了优质服务和可靠咨询，在教育领域中拥有高知名度和巨大影响力。根据权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近五年《全球智库报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对教育政策研究智库的考察，布鲁金斯和兰德一直稳居全球教育政策研究排名的前五名。除了两者具有良好业界口碑和稳定的教育专业表现，布鲁金斯和兰德也有很大的差异，是美国教育智库中非常典型的两种类型。

首先，两者诞生于不同的智库发展阶段，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布鲁金斯成立于1927年，诞生于智库发展的第一次浪潮中，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对政府和公众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之一。伴随着美国的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布鲁金斯作为首批具有现代意义的智库为决策者提供广博的观点和有深度、有质量的专业政策建议，成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智库。二战爆发后，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对社会责任感的强调推动了智库发展的第二波浪潮。兰德引进“政府承包商”（Government Contractors）发展模式，成为第二波浪潮中的引领者，这种政府委托契约的工作模式促发了大量智库的学习，如后来知名的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

其次，布鲁金斯和兰德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的重要智库类型。布鲁金斯是以学术为导向的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最佳范例，以国际视野见长，扎根于社会科学研究，将高质量学术研究作为最高优先任务。兰德则是合约型智库，大量的资金来自国防或其他政府项目，受到客户需求的限制，其所开展的研究往往从客户的关注点出发，教育研究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量的教育研究是出自政府合同，以现实紧迫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同样享有盛誉的城市研究所则聚焦于美国城市与生活等国内事务上，也被称为“内政版的兰德公司”。

此外，布鲁金斯和兰德代表了两种不同范式的教育研究。布鲁金斯以学者的知识和研究专长来影响公共政策，是一家具有很强的学术倾向的教育专业型智库，其官网域名后缀词为“edu”，充分体现出其对自身教育研究机构性质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和自信心。而兰德则是“基于研发中心的模式，以系统方法为指导解决问题”，例如发现政策教育实施“相互适应”的重要特质、运用并发展研究方法支持更为精准的因果推断。

（二）数据来源

布鲁金斯的研究报告发布在其官网中，并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儿童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兰德的教育研究报告发布在其官网的“教育与文化”板块中，并将教育研究报告分为四个学段：早期儿童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本研究以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为时间跨度进行搜索，并按照早期儿童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学段进行整理，筛除重复报告后，共获得布鲁金斯教育研究报告396篇，兰德教育研究报告147篇（见表1）。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文献计量法，对两个智库的研究报告进行主题聚类分析，并且借助VOSviewer软件进行科学知识图谱的聚类信息可视化，从而呈现两家智库研究热点的结构关系。

三、两家智库教育研究报告的发文数量

（一）教育研究报告的总量情况

2010－2020年间，就总发文数量而言，布鲁金斯的教育研究报告产出比兰德更为丰硕。除了2019年，兰德的报告数量以微小的差距多于布鲁金斯，在其他年份，布鲁金斯的报告产出均超过兰德，尤其是在2016－2018年中，两者的年度发文量显示出巨大的差距，布鲁金斯年度总报告数是兰德年度发文数的数倍之多（见图1）。

图 1 布鲁金斯与兰德年度总报告数折线图

（二）各学段教育研究报告的时间分布

在分析各学段教育研究报告的时间分布上可见，2017年及以前，布鲁金斯学会在基础教育学段发布的报告数量在总量上居多，除了2013年，这一年高等教育的报告数略多于基础教育学段。但是从2018年开始，高等教育学段的研究报告数量就超过基础教育学段，成为发文量最多的学段。此外，在大部分时间里，早期儿童教育阶段的报告数量相对较少，相较于另外两个阶段而言波动更为平稳。布鲁金斯发布的研究报告在时间分布上，显示出与教育政策、教育改革的共振性，教育研究报告的总发文量和三个学段的发文量均呈现出“M”字形（见图2）：2014年和2017年学会的发文数达到了两个小高峰，在2015年和2019年回落至低谷。这与美国政府选举周期表现出同一性：对原政府教育工作的评估分析，对新一届政府的要求，以及对不同党派、各个竞选者提案的政策咨询，引发了教育研究的小高潮。

图 2 布鲁金斯各学段研究报告的时间分布（2010－2020 年）

兰德三个学段的报告发文量在十年间有频繁的波动，每年研究报告侧重的学段都不相同。在时间分布上，兰德发布的研究报告走势也比较随意，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与教育政策共振的周期特性。

四、不同学段教育研究报告主题的聚类分析

本研究通过VOSviewer软件，对布鲁金斯与兰德十余年间教育报告主题进行分学段的聚类分析，并对聚类进行了结构性分析，以此呈现不同智库在不同学段中的研究关注的异同。

（一）早期儿童教育阶段的研究主题

1. 布鲁金斯教育研究报告主题的聚类结果

布鲁金斯十余年间在早期儿童教育学段共发布报告69篇，通过VOSviewer软件对研究报告题目的自动拆解与分析，共形成7个聚类。梳理聚类内关键词的具体内涵、节点分布和大小以及类与类、词与词之间的结构关系之后，布鲁金斯在早期儿童教育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主题上（见表2）。

从主题一可以看到，对弱势群体的学业关怀是布鲁金斯一直践行的教育理念。布鲁金斯聚焦于新一代儿童的发展，希望通过良好的儿童保育、优质的教育促进处境不利群体的成长，关注儿童的个人发展是否有所成就。同时，主题二也说明了在世界发生巨变的时代中，布鲁金斯认为早期儿童教育领域的变革势在必行，其主要关注如何以早期儿童教育机构为核心，探索培养21世纪所需技能的方式，同时关注了技术时代中，游戏化学习等创新学习方式在早期儿童培养中的作用。

布鲁金斯具有全球视野，关注世界范围中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学前教育领域共通的问题，并提出共同努力找寻解决方法。布鲁金斯也关注世界早期儿童教育政策的发展，如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的学前教育计划或是世界范围内的收入不均衡等问题，以及对早期儿童教育的新要求。布鲁金斯充分肯定了高质量学前教育能带来更好的儿童发展，其中，布鲁金斯尤为关注早期儿童项目测评中的改进，希望良好的评价方式能够保障学前教育项目的质量水平。

2. 兰德教育研究报告主题的聚类结果

2010－2020年间，兰德有关早期儿童教育的报告数量共44篇，经VOSviewer聚类分析后发现，标题关键词形成分别以“学前教育质量”“谢尔比郡”“基准”（Bar）、“评估”“大提升项目”（The Big Lift™）、“早期儿童教育与关爱”和“儿童早期投资”为核心关键词的8个聚类（见表3）。

梳理聚类内关键词的具体内涵、节点分布和大小以及类与类、词与词之间的结构关系之后，兰德对于早期儿童教育的研究主要有四大关注点：第一，兰德通过不同地域区块的调查研究，优化早期儿童教育并提升标准；第二，兰德在不同早期儿童项目中的实证研究，开展了大量的项目评估；第三，兰德关注技术发展下儿童保育的投资方向，其中以新罕布什尔州为例，阐明幼儿教育投入和儿童健康与福祉之间的联系；第四，兰德关注欧洲早期儿童教育发展，关注人口和经济的多重挑战下欧盟的早期儿童教育政策。

3. 两大智库早期儿童教育阶段研究报告的共同性

总体来看，两大智库在早期儿童教育的研究主题有三大共同点。首先，注重早期儿童教育对儿童发展的促进作用。儿童早期的生活对其未来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良好的早期儿童教育项目能帮助儿童充分发挥潜能，促进认知、语言、社会情感和技能的发展。在提升早期儿童教育质量过程中，研究者们看到了贫富差距加剧产生的社会隔离阻碍儿童的公平发展，也使得美国不再是充满机遇、拥有无限可能的沃土，对此，公共与私立部门都增加了对幼儿教育的投入，通过多种干预策略，以期促进处境不利学前儿童健康的全面发展，并改善美国社会流动性。研究者也敏锐地意识到技术发展对教育的冲击以及带来的机遇，如何最大化技术对教育的促进、如何拓展渠道帮助低收入家庭儿童学习技术和如何保证技术教育者的教学质量等议题，是多变且充满不确定性未来的研究重点。

其次，对早期教育的质量展现深切的关心。儿童发展科学加深了人们对幼儿阶段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早期教育对儿童后续的学习以及未来的成功具有关键作用。高质量学前班帮助儿童做好入学准备，不同家庭背景的儿童都可以从中受益，研究还发现接受过高质量学前教育儿童的学校表现更为优异。因此，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项目是一项重大的资源投资，越来越受到家长、决策者和公众的关注。影响教育质量的指标在过去的研究中得到了回顾，如何投资以更好地改善儿童发展是研究者和决策者不断思考的内容，幼儿保育费用与高质量服务之间的关联在近年受到关注。

最后，重视教育项目的评价。如何对现有早期儿童教育项目开展评价是智库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布鲁金斯的普及教育中心携手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自2014年开始实施“早期学习质量与成果测量”计划，旨在通过衡量儿童发展、学习与环境质量，设计具有国际可比性与本土适应性的学前项目来改善世界的幼儿教育。兰德公司则更多关注本国内的项目实施情况，在2013年与特拉华州早期教育办公室签订协议，对早期学习和关怀的质量评级和改进系统进行评估。

4. 两大智库早期儿童教育阶段研究报告的差异性

与此同时，布鲁金斯和兰德在早期儿童教育阶段的研究也展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首先，就研究视域而言，布鲁金斯更具广泛性，具有国际视野，尤其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儿童的关切，如探讨中国对于性别平等问题在政策上的努力，回顾古巴早期儿童教育的发展历程与出现的问题，以尼日利亚为例阐述基于性别暴力的现状与危害，等等。而兰德公司受委托订单影响，关注不同州或不同郡相关教育项目的执行情况；此外，还有欧洲相关教育项目的执行情况，例如分析欧洲社会基金（European Social Fund, ESF）在支持欧洲联盟提供儿童保育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调查欧盟各国移民儿童教育相关政策。

其次，在教育改革方面，布鲁金斯投入了更多的研究力量，体现了其学术性。布鲁金斯指出，美国国家教育进步评测（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NAEP）的数据无法反映所有学生的持续增长，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和《每一个学生都成功》（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这两个法案的影响下，美国形成了以数学和阅读成绩为中心的教育环境，并且PISA测试表明美国教育在近几十年间没有改进。面对21世纪的冲击，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布鲁金斯对教育改革的关注不仅体现在教学方法上，也体现在教学用具上。布鲁金斯的普及教育中心基于劳动力市场和未来社会的要求，提出“基于游戏的学习”等学习方式创新，同时关注教科书等教学材料的研究。

（二）基础教育阶段的研究主题

1. 布鲁金斯教育研究报告主题的聚类结果

在基础教育学段，布鲁金斯十余年间发布的191篇报告标题的聚类形成了以“学校”“效果”“共同核心州立标准”“教育”和“儿童”的五类核心关键词（见表4），形成基础教育学段的三个研究主题。第一，对学生择校、就读以及毕业教育全过程的关心。其中聚类1围绕“学校”这一关键词，对于学校选择、教育公平、学生学业完成水平以及问责制度等问题进行研究；聚类2更偏向于对政策效果的考察，判断教育券制的应用能否改进教育现实。第二，“共同核心州立标准”下教育情况的探讨。以“共同核心州立标准”为核心的聚类3，显示出统一标准对学生和教师而言都是一项具有深刻意义的教育变革，并且通过对国际评估测试表现的解读、对本国教育进展的评估，了解美国学生的学习情况，评判标准的实施效果。第三，对教师职业的反思与改进。好教师能从多方面提高学生成绩，聚类4和5表明，布鲁金斯研究者对教师职业开展了全面而深入的反思与探讨，包括教师任期、教师效能、教师选择以及准教师培养等问题在这十年间得到了讨论，以解决师资短缺并保证教师、教学的质量。

2. 兰德教育研究报告主题的聚类结果

2010－2020年间，兰德在基础教育学段的研究报告为58篇，报告标题聚类结果形成“学校”“评估”“心理健康”“社区合作”“项目进展”和“标准”为核心关键词的6个聚类（见表5）。

根据聚类内容和关键词分布，兰德的研究关注主要涉及以下四个主题：

第一，对教育者的重视。聚类1关注学校中的教师，他们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参与者，然而面临困境的教师们无法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指导，阻碍学生的发展，他们需要政策支持与社会的帮助。聚类2侧重于对学校领导者的培训，学校管理人员的水平提升对学生成绩和教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关心。学业成就固然重要，但是学生的心理健康更是个人全面发展的首要条件。对此，聚类3以加利福尼亚州开展的心理健康预防和早期干预项目为落脚点，旨在预防自杀和改善学生心理健康。聚类4指出，社会中其他协助者对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的作用，呼吁开展社区合作。

第三，对项目实施的追踪。聚类5关注具体项目的实施进展，不论是“大提升”项目还是国民警卫队青年挑战计划，兰德为青少年的发展做出不懈努力，大力支持处于辍学、贫困等境地青少年的未来发展。

第四，对政策标准的思考。智库的重要职能包括判断社会现状、提出政策意见，这需要智库对政策标准的长期追踪与思考，聚类6体现出兰德对教育政策与战略的思索，通过对路易斯安那州的持续关注，考察教育政策对全州教育各个方面以及不同阶段的影响。

3. 两大智库基础教育阶段研究报告的共同性

首先，布鲁金斯和兰德在基础教育学段均十分关注教育者群体，关注教师评价、教师任期以及教师培训等研究内容。研究报告关注自2009年以来全美40多个州教师评估政策的改革方案，同时关注教师终身任期带来的教师工作热情消减、工作效能降低等问题。此外，两大智库对教师队伍的人才选拔也很关注，认为其不仅可以规避解雇表现不佳教师的政治和经济成本，而且还能减少学生接触到无效指导的机会。

其次，两家智库都认可学校领导者质量对于学生成绩和教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尤为关注学校管理者的培训实效，进行相关培训项目的质量监控。如发现学校管理者指出他们概念化和领导学校进步的能力得到了统筹提升；通过了解标准化教学系统的重要性和组成部分，为所有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此外，领导者对自身具备的能力和使命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4. 两大智库基础教育阶段研究报告的差异性

在基础教育学段，布鲁金斯充分展现出对教育政策变革热点的敏锐性。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到“每个学生都成功”，联邦教育法案的更新换代也对教育发展不断提出新问题和新要求，布鲁金斯的研究报告也因此围绕问责制、学生学业成就、总统换届教育发展方向等重要问题。《每一个学生都成功》的颁布也引发新的研究热点，布鲁金斯的研究报告也对政策争议和未来研究的方向展开了积极的工作。《共同核心州立标准》的发布是一项具有深刻意义的教育变革，布鲁金斯对党派间的争论、公众的意见与看法都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力图以多视角理解《标准》的实施与应用。同时，布鲁金斯也充分展示了学术的全球视野，其下的布朗教育政策中心（Brown 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连续多年发布报告，追踪美国学生在PISA和TIMSS这两项国际大规模评估项目中的表现。此外，布鲁金斯还关注其他国家的教育发展情况，如布朗教育政策中心对上海在PISA中的优异表现进行探讨，并对PISA管理委员会提出建议。

而兰德则体现出教育改革行动者的特征，结合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实施项目、评估成效。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多是对不同教育项目的持续关注：在情感和行为障碍十分普遍的当下，兰德对加利福尼亚州的心理健康预防和早期干预项目进行考察总结；面向幼儿园至小学三年级的“大提升”项目，旨在通过高质量学前班、暑期班、出勤率和家庭参与来提升学生阅读能力和入学准备，兰德对这一项目的阶段性进展进行考察；针对高中辍学生的国民警卫队青年挑战计划是兰德连续多年的关注重点，对于培养具有价值观、生活技能、教育和自律能力的毕业生以及富有成效的公民这一目标，兰德发布年度报告进行阶段评估和“提升标准”（Raising the Bar）系列报告，从早期儿童教育、K-12教育和教师培训等多方面聚焦政策变革。总的来说，兰德关注现实紧迫问题，跟随项目的行进而开展行动。

（三）高等教育阶段的研究主题

1. 布鲁金斯教育研究报告主题的聚类结果

这十年中，布鲁金斯关于高等教育的教育报告共有150篇，标题聚类后产生6个聚类，并形成四个主题类别（见表6）。

主题一：学生贷款与债务危机。学生贷款与债务不仅仅是聚类1的核心，这个巨大的节点也展现出布鲁金斯在高等教育领域对贷款危机的密切关注，学生一般通过贷款来负担高等教育的花费，贷款带来的债务危机成为青年人的重负，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得到了社会的关注。主题二：高等教育费用。贷款危机下，社会各界开始呼吁可负担的高等教育费用，聚类2阐述教育的经济事实，聚类3从他国汲取高等教育费用的经验，都为了探索解决方法而努力。主题三：高校招生与入学。在这一主题中，聚类4关注到高校信息的透明性与通达度，学生与家长能否得到充分的咨询对于院校招生十分重要；聚类5主要以实证说明当前高校招生的情况。主题四：就业问题。促进就业、提升高质量就业是各国各界都在积极追求的方向，尤其是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冲击、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突发疫情的危机，就业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 兰德教育研究报告主题的聚类结果

兰德在这十年间高等教育共有54份研究报告，VOSviewer对报告标题处理后发现，共产生7个聚类，分别以“分析”“培训”“教育”“后中等教育”“评估”“成功”和“影响”为核心关键词（见表7）。

总的来说，兰德对高等教育的研究重心在于：第一，对STEM专业人才的培养。聚类1和2，以能源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反映STEM领域人才的不足。第二，对处境不利群体发展的重视。聚类3关注教育弱势地区，针对传统教育弱势州提出意见建议，促进全国教育均衡发展；聚类4聚焦监狱等特殊人群，高等教育不仅是普通人可能选择的路径，例如服刑的特殊人员也需要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来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第三，对评价体系的研讨。以“评估”为主要内容的聚类5，表明兰德正在为评价体系的形成做出不懈努力。第四，对军队教育的关心。聚类6体现出兰德教育研究的特殊性，由于兰德与军方的渊源，其教育研究也会涉及军人及其家属。例如，对于服役或退伍军人而言，如何回归平民生活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且教育程度与个人前景的关系可能会对参军或退役的决策产生影响。第五，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如聚类7所示，在高等教育阶段，兰德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主要围绕社区院校等教育机构的学生健康以及教职工的参与情况，有不少教职人员表现出对高校学生心理状况的担忧，对学生的关心以及对教职人员的培训是后续需要跟进的方向。

3. 两大智库高等教育阶段研究报告的共同性

对就业问题的关心是智库研究在高等教育学段的共同关注点。从全球经济萧条到新冠疫情肆虐，劳动力市场在这十年间倍受冲击。大量年轻人失业且失学，这一现实对青年人的长期就业前景和终身收入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如何找到工作，如何找到高质量工作，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中困扰教育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问题。

教育与社会要求应该更紧密地联系，更有效的教育和劳动力发展体系应该得到建立，美国工人的工作质量与技能需要得到提升。认识到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对高技能水平工人需求的增长，劳动力的培训以社会需要为导向，并关注到弱势群体。智库研究者通过研究报告传递他们的政策理念，大力支持公立大学与社区学院的开办，提倡开展学徒项目，发展劳动力为美国劳动力市场做准备，等等。

4.两大智库高等教育阶段研究报告的差异性

高等教育费用是布鲁金斯十余年间研究的重点。高等院校的花费是否可负担，以及如何解决贷款危机，是众多研究报告的主题。大学学费与学生的债务水平近年来一直在快速增长，在经济下行的不利情形中，许多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面对这一危机，针对学生贷款债务的多项措施在布鲁金斯研究报告中得到探讨，如提议建立以收入为基础还款的安全网，回应质疑，并积极找寻学生贷款问题的解决之道。对于可负担的高校教育问题，降低高等教育费用的呼声一直不断。为探讨解决方法，布鲁金斯从世界其他地区借鉴经验，对英国、智利等国家高等教育进行免费院校的案例研究，分析该模式在美国的适用性以及可能的参考方法。

兰德的聚焦点更多在于社会融合。首要关注军人及其家属的教育问题，兰德检视了《911后退伍军人法案》（Post-9/11 GI Bill）与助学金等军人福利，对军事学院招生标准进行分析，为支持军人配偶教育和就业做出贡献。第二，兰德对处境不利群体的发展进行研究，例如，帮助结束服刑重归社区生活的群体在劳动力市场具备竞争力，助力在水平测试中处于最下游学子的学术发展。此外，兰德关注STEM领域的人才培养，尤其是在能源领域，雇主很难找到具备所需知识和技能的员工来填补职位的空缺，对此兰德尝试提出建议，改进现有高等教育以及培训体系。

五、总结与启示

以布鲁金斯和兰德为代表的教育智库，广泛而深刻地探讨了本国乃至全球的教育问题，其完成的教育研究报告是教育管理决策的重要支撑，也构成参与教育治理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考察并总结国际一流成熟智库的经验，为我国打造高水平、高质量的中国教育智库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不同类型的智库提供互补的教育治理功能

早期的智库研究主要以外交政策、国防和社会政策等问题为重点，对教育政策的广泛关注需要追溯到1983年《国家处在危险之中》（A Nation at Risk）报告的发布。以教育研究为专门事业的教育智库的成立往往依托著名学府的帮助，例如教育政策分析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依托斯坦福大学而建；教育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是哈佛大学建设的智库。除了专门的教育智库，综合性智库也会积极参与教育领域之中。这是由于教育问题通常是复杂且涉及多个方面的，天然具有跨学科性，需要梳理教育与外部的关系，也要解决教育内部自身建设的问题。因此，拥有多元背景的综合性智库与专门性教育智库相比，在教育治理中有其独特优势。

从智库关注的共同趋势中，不难发现教育质量、教育公平以及未来就业是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在共同的趋势中，两个智库的研究在倾向性上也显现出一定的差异。布鲁金斯在对美国本土情况调研的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在服务全球社区这一目标的指导下，其研究报告展现出与世界发展的紧密关联，对国际组织动态密切关注，关切世界教育的发展，以提供实证，为本国政策制定给予参考。例如，布鲁金斯学会普及教育中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牵头，提出衡量早期学习质量和结果（MELQO）倡议，旨在通过衡量儿童发展、学习与环境质量，设计具有国际可比性与本土适应性的学前项目来改善世界的幼儿教育。而兰德公司从诞生初期就会对军队等特殊领域展开调查研究，多学科交叉深入探讨问题。对于服役或退伍军人而言，如何回归平民生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同时教育程度与个人前景的关联反过来又会对参军或退役的决策产生影响。此外，兰德对于重点教育项目进行长期追踪，多有系列报告。例如“大提升”项目系列报告，记录反馈通过高质量学前班、暑期学习、学校出勤率和家庭参与四大支柱提高儿童阅读能力的情况。可见，不同智库基于各自专长的领域、关注的重点，呈现出互补合作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丰富教育研究报告的治理功能。

（二）循证研究是智库参与教育治理科学性的保证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ANT）认为，“行动者”包括科学实践中的一切因素，既可指人（Actors），也可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Actants）。在科学实践中，应不仅关注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为因素”，也需以平等态度看待“非人因素”的作用。智库参与教育治理的过程中，同时以人类行动者和非人行动者两条路径参与教育治理。其中，资助者、一般民众或是政府决策者等人类参与者，大多具有自身的立场，为自身利益代言；非人行动者也有自身的倾向以及局限性，例如传播媒体可能存在博人眼球的宣传手段；而教育政策往往是国家或是州层面的，无法顾及各个地域。

研究报告作为非人行动者的典型代表，不仅要参与构成教育治理网络，也要做到上通下达、高效表达，从而成为行动者代表的发言人，汇总了各具倾向性的观点，其科学性、独立性和自由度使得其思想成果能够相对公正进行意见评述和观点呈现。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主席罗辛顿·梅德霍拉（Rohinton Medhora）曾说过，判断一个智库是否优秀“在于它是否提出了基于证据的讨论”。布鲁金斯和兰德发布教育研究报告的同时，往往会发布研究报告附件，会对主报告中众多图表进行汇总和展示，更重要的是，附件会详尽阐述研究的数据源、样本信息以及具体的分析方法。例如兰德针对路易斯安那州教育政策发布的“提升标准”系列报告，在四份不同主题的研究报告后，兰德向大众提供了一份技术附录，说明支持系列报告研究的数据来源，也解释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并且，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智库并不局限于量化的方式，灵活使用以便形成更可靠的结论。如何让数据和证据成为研究的重要依据已经成为智库发挥治理作用的重要基石。

（三）精准把握时代需求是智库成长的方向

迈克甘尼在今年的智库统计结果中发现，尽管智库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多个领域展现出对智库作用的倚重，然而全球智库的数量却在近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他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一些智库无法应对非传统竞争者的冲击，或是未能采用新技术、营销和传播策略导致。作为一流智库的杰出代表，布鲁金斯和兰德能够长时间在多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巨大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能精准把握不断变化的时代需求。

布鲁金斯诞生于社会科学和科学管理运动盛行的时代，成长于经济大萧条造成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动荡之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大环境塑造了布鲁金斯的发展方向。布鲁金斯最初专注于经济分析，为美国首个预算局的形成做出巨大贡献，并且计划政府财政支出被看作是“自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实践中最伟大的改革”。而兰德的成立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出现，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反思与行动。人们意识到完全和永久的和平往往无法得到保障，二战揭示了科学技术研究和发展对于军事胜利至关重要，军事计划需要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因此兰德作为将军事计划与研发决策相联系的重要组织，在二战结束后立即成立。两大智库的产生完美契合了彼时的社会需求，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影响。

但是在经济研究中崭露头角的布鲁金斯和为军事发展而生的兰德，并没有局限于单个领域，而是积极拓展咨政范围，并在不同时期侧重关注不同问题：如在战争时期协助政府动员人民、在疫情时代中探究危机应对之道等。在教育领域，布鲁金斯和兰德都投入了大量的研究力量，考察早期儿童教育质量以及教育项目评价，探寻基础教育阶段师资和管理者群体质量提升之道，追踪学生在高等教育之后的就业以及个人发展情况。这些共同聚焦的教育问题往往是美国社会，乃至是全球教育的热点。从布鲁金斯和兰德的经验来看，一方面智库应当能够厘清当下问题，剖析时代特点并概览全局，从本国的发展和利益出发，总结现实状况，并且能够预见性地判断国家发展趋势和全球变化情况，给出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智库也应当具备未来发展的开放性，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能够迅速响应、积极处理突发状况。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并且技术变革的影响力还在持续发挥作用，突如其来的疫情又席卷全球，智库需要更加敏捷、更加富有创造性与技术领悟性来迎接全新且艰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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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本文

何珊云,杨依林.美国智库教育研究的主题、视角与立场——基于布鲁金斯学会和兰德公司近十年间研究报告的分析[J].比较教育学报,2022,No.341(05):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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