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 邬志辉 | 跨越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高位波动陷阱：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作 者 简 介

李　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邬志辉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巩固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事关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需求，顺应高等教育高位普及阶段教育体系完善的内在要求，呼应教育公平理念转变、维护社会公正的现实诉求。然而，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高中辍学率持续偏高，毕业率增长迟滞，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陷入持续近50年的高位波动陷阱。究其原因，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带动高中辍学率随就业率波动，教育体系的层次性导致高中毕业率随高等教育入学率波动，教育改革理念的反复性致使高中毕业难度波动。近十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得以缓解，加之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建立跟踪预警系统、推动高中学校改革、统筹推进联邦及各州立法与毕业项目实施，以及加强数据收集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努力，美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高位波动问题得到了有效纾解。这启示我国应高度关注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高位增长迟缓问题，及早建立辍学问题监测系统，精准帮扶辍学高发群体；推进高中阶段教育均衡发展，填补传统“普及洼地”；开展大规模跟踪调查，以循证研究助力高中阶段教育改革施策。

关键词：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中辍学；高中毕业率；美国高中

当今时代，高中学历越来越被视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和接受中学后继续教育的最低要求。完成高中学业对个人的工资收入和健康福利以及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意义重大。对我国而言，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事关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人口素质全面提升、社会公平和谐稳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及增强国际竞争力等。过去十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显著提升。根据教育部统计，2021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1.4%。然而，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率却不甚理想，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率偏低。有学者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初步计算发现，2017年招收的582.43万中职生中，有97.56万没有按时毕业，占16.75%；2016年招收的593.34万中职生中，有99.87万没有按时毕业，占16.83%。同时，各省毕业率差距较大，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估算，2017年招收的中职生中，北京、上海、河北、浙江等省市的按时毕业率超过90%，与普通高中毕业率相近；但广西、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省份均低于80%。换言之，在诸多西部省份，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中职生并未按时完成学业。因此，提升毕业率理应成为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工作的重点之一。研究发现，美国高中阶段教育经历了大规模扩张普及后，在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出现毕业率持续低迷、辍学率居高不下等问题，高中阶段教育普及进程陷入高位波动陷阱，并一直延续至21世纪初。近年来，美国高中毕业率逐年攀升，辍学率持续下降，公立高中“调整后的队列毕业率”从2010－2011学年的79%增加到2018－2019学年的86%，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高位波动问题得到实质性纾解。因此，研究美国提升高中毕业率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巩固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一、跨越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高位波动陷阱的价值意涵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致力于解决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高位波动问题，旨在应对经济、社会和教育等领域的多重需求与挑战。

（一）适应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应对国际竞争的战略需求

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保障。高中阶段教育不仅是通往高等教育的必经之路，也是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基础学历。巩固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关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等多重需求。

首先，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冷战结束，世界各国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步入发展快车道。美国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升级，传统服务业中除娱乐住宿餐饮业外，其余产业占GDP比重均呈周期性下降趋势，新兴服务业占GDP比重则不断上升。增长率最高的职业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营销人员、计算机操作员等通常都需要高中及以上学历。据美国劳工部估计，90%高增长、高工资的新工作岗位将需要中学后教育，高中辍学生可以胜任的制造业或农业部门的职位将越来越少。由此可见，美国高中阶段教育发展与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密切相关。经济发展伴随产业结构升级和职业结构调整与分化，主要劳动力市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递次转移。高中阶段教育既能为中高端产业培养具备可迁移能力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又能通过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口素质减少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升级的阻碍。

其次，巩固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潜藏着巨大的社会效益。高中毕业生往往具有更高的就业率和工资收入、更健康的身体状况、更长的预期寿命以及更低的犯罪率。有研究者估算了高中辍学干预政策的成本与收益：每个新的高中毕业生将产生20.9万美元的公共收益，而包括教育干预和增加额外学业年限在内的总投资成本为8.2万美元。政府干预高中辍学问题的收益约为成本的2.5倍，如果20岁人口高中辍学率减少一半，政府将通过降低公共卫生、司法犯罪与福利支出，以及额外税收等获利450亿美元。还有研究者估算，2004年美国新增的近60万名高中辍学生的健康经济损失约为580亿美元，平均每人约10万美元。另有学者认为，通过提升高中辍学生的受教育程度，每年可以为美国节省约100亿美元的公共援助支出。此外，据估算，如果将全美20－60岁男性的高中毕业率提高1%，每年将降低约14亿美元的犯罪成本。因此，进一步巩固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有助于维护社会长期稳定。

最后，20世纪末，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此时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制造业大量外流。经济科技迅猛发展的日本、统一后的德国及其他欧洲强国对美国经济和科技领先地位的挑战与日俱增。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为了竞争并胜任全球劳动力市场的高薪工作，劳动者需要提升受教育水平，但20世纪后期美国高中阶段教育反复且成效低微的改革备受诟病。为此，提升高中阶段教育质量、减少高中辍学率等关乎人力资本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议题再次进入美国各界视野。

（二）顺应美国高等教育普及进程，完善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既是承担多重使命和特殊价值的独立学段，又是现代基础教育的终点和通往高等教育的起点，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美国高中阶段教育的兴起与繁荣既与其公立学校体系向上延伸有关，也顺应了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发挥了衔接、贯通学制的重要作用。自1850年前后文实中学兴起到20世纪前二十年高中毛入学率大幅攀升，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一代”高中入学人数显著增长后，美国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源动力从满足初等教育就学人数增长对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的需求，转向了高等教育入学需求带动高中入学率和毕业率增长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开启了规模扩张的黄金时代，毛入学率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15%左右，提升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50%左右，率先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这一时期，美国高中毛入学率在1968年达到93.1%的历史高位，高中毕业率则在1968－1969年达到77.1%的高水平。此后，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趋缓。直至20世纪90年代，由于高等教育回报率不断增加，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历经数十年缓慢增长后终于又获得大幅提升，2009年达到87.6%。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巩固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以满足高等教育增长的生源需求势在必行。

（三）呼应教育公平理念变革取向，维护社会公正的现实诉求

为维护美国多种族、多文化统一体的需要，美国教育始终与建立民主社会的理想相结合。美国对机会平等的承诺，以及教育对社会流动作用的期待等历史和社会心理力量都促成了美国大力发展中等教育。事实上，民主平等的教育理念促进了美国公立中学的形成和早期发展，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高中阶段教育大规模普及。然而，20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反种族隔离、反贫困以及女权主义等民权运动的兴起，不同种族、性别、贫富阶层之间，以及特殊需要群体的高中入学率和毕业率不均衡问题凸显。美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重心开始从关注入学机会均等的起点公平，转向提高教学质量和毕业率的过程与结果公平。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美国社会各阶层继续分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同群体之间的高中毕业率差距居高不下。数据显示，占公立高中学生总数30%以上的西班牙裔和非洲裔学生的辍学率仍然远高于白人和亚裔族群。2006年黑人男性的准时高中毕业率低至43%，西班牙裔男性为48%，而白人男性为71%。在美国20岁年轻人中有70余万人高中辍学，其中大部分来自贫困家庭。不同地区之间高中毕业率和辍学率差异悬殊，2007－2008学年，美国各州高中毕业率从内华达州的51.3%到威斯康星州的89.6%不等。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完成高中学业对个人经济收入和生活福祉有显著效益。数据显示，从20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完成高中学业的溢价不断上升。1967年，男性高中辍学生与毕业生的收入比为76%，女性为69%；到1992年，男性、女性辍学生与毕业生的收入比均下降到58%，表明高中辍学生的相对收入大减。2003年的数据显示，高中毕业生比无高中文凭者收入多43%。2007年的报告显示，女性高中辍学生的终身收入比毕业生少12万－24.4万美元，男性高中辍学生比毕业生少11.7万－32.2万美元。还有研究显示，学生在学校多待一年，终身收入增加10%。因此，推动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成为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时代诉求。

二、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高位波动陷阱的生成机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用近四十年时间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的基本普及。但高中毕业率从70%提升至接近90%历经近半个世纪，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毕业率增长近乎停滞。究其原因，高中阶段教育作为衔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过渡学段，兼具升学、就业和育人三重功能，更易受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重复杂因素影响。

（一）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高位波动问题的阶段特征

美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高位波动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1世纪初至今，高中毕业率在波动中持续回升并达到新的高位（见图1）。

图1 1968－2018年美国劳动人口失业率、高中毕业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趋势图

注：平均新生毕业率（AFGR）和调整后的队列毕业率（ACGR）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历年报告（Trends in High School Dropout and Completion R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历年劳动人口失业率（以当年经季度性调整后的12月份失业率代替）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来自世界银行。

1.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高中毕业率高位滑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美国经济迎来短暂繁荣，就业率大幅上升。但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得失业率持续攀高。失业率攀升本应促使更多高中生延迟就业，从而提升高中毕业率，但此时恰逢美国高等教育迎来二战后规模扩张“黄金时代”的尾声。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由于高等教育回报率显著下降，美国大学入学率增长趋缓，高等教育发展从繁荣阶段步入调整阶段。高中入学率增幅也随之放缓，高中毕业率则历经明显下降后持续低迷。有研究者估计，在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中，大约有800万学生没有获得高中文凭。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综合中学成为美国中等教育的主要模式。但由于背景、兴趣和需要各不相同的学生都同处一校，势必引发课程内容设置的适应性问题。以杜威（John Dewey）等为代表的生活化取向的中等教育课程遭受质疑，学术传统与非学术传统（无论是强调生活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的课程理念发生碰撞。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苏争霸转为“苏攻美守”态势，美国教育质量招致各界批评，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首当其冲。为此，美国1965年颁布了《初等和中等教育法》（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机会平等。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美又掀起了一场“回归基础”（Back to Basics）的教育改革运动，强调数学、科学和阅读等基础能力的培养。对教育质量的更高要求无形中增加了高中毕业难度，让本就因高等教育入学率疲软而持续走低的高中毕业率雪上加霜。

2.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高中毕业率稍升趋稳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国经济迎来“滞胀”高峰，经济停滞、通胀居高不下，劳动人口失业率飙升；同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有所增长。双重影响使高中毕业率走出低谷，迎来小幅回升。但是随着1981年美国经济持续回暖，失业率大幅降低，迫使部分高中生中断学业提前就业。加之20世纪80年代，联邦政府开始引领基础教育改革以应对来自日本和联邦德国的科技竞争，发布了一系列文件以推进问责制的落实。高中阶段教育改革提高了毕业标准，增加了毕业难度。与此同时，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迎来明显增长，并在90年代初达到80%的历史高位。最终，在失业率下降、高中毕业难度增加的消极影响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的积极影响的正反作用下，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高中毕业率在稍有回升后一直维持在74%左右的稳定水平。

3.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高中毕业率长期低迷

美国高中毕业率持续低迷的问题备受诟病，联邦政府难以再作壁上观；同时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迎接后冷战时代的全新挑战，提升国民教育水平势在必行。为此，1994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要求到2000年将高中毕业率至少提高至90%，但政府显然低估了高中辍学问题的艰巨性和顽固性。不仅经济发展、失业率下降导致辍学问题加剧，9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也陡然下滑，其后的教育改革进一步要求各级政府、学校、社区、家长和学生共同为学生的学业成绩负责。比如，2001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推动的标准化测试，旨在改变美国中小学生阅读和数学成绩低下的状况。20世纪中后期反复上演的教育改革虽然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减少因学业不佳导致的辍学，实现教育结果平等，却也无形中加大了毕业难度，推升了辍学率。最终，在失业率下降、高等教育入学率降低以及高中毕业标准提高的多重打击下，美国高中毕业率长时间低位徘徊，并一直延续至21世纪初。

（二）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高位波动问题的致因分析

复盘美国近半个世纪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高位波动历程发现，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和巩固水平受到经济、社会、教育等诸多因素制约。

首先，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导致就业率变动，影响人们的“求学－就业”决策，进而影响高中毕业率。1938年，为遏制日益严重的童工现象，美国通过立法规定14岁为最低就业年龄。但美国高中在校生年龄为15－18岁，法定最低就业年龄低于正常高中毕业年龄。同时，20世纪中后期，美国各州的法定许可辍学年龄大多为16－17岁，同样低于毕业年龄，这意味着美国法律允许高中生中途辍学提前就业。因此，高中毕业率受到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当经济增长、工作岗位增加、失业率下降时，年轻人因有机会更早就业而中断高中学业；反之，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会减少中途辍学比例，甚至可能迫使部分高中辍学生重返校园继续学业。

其次，教育体系的层次性导致高中毕业率随高等教育入学率变动。高中阶段教育作为供给端学段，其发展受到高等教育这一需求端的影响。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变动影响高中入学率和毕业率，尤其是对农村、少数族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长学历偏低以及单亲家庭等底层群体而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确定性迫使他们着眼短期利益，选择提早进入工作岗位，放弃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

最后，教改理念的反复性导致高中阶段教育价值导向和毕业难度波动。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尤其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多种族的复杂社会，教育成为统治阶层借以重塑理想社会统一体的工具。美国中等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既受不同党派教育理念分歧的影响，也受以宪法为基础的教育分权模式下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对教育权利与教育控制持续博弈的影响。因此，虽然美国历次中等教育改革均围绕促进教育机会平等、提升教学质量等目标展开，但多方博弈的结果使美国历次教育改革的理念、趋向和成效不断反复，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20世纪中后期美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的高位波动。

三、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高位波动问题的纾解策略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各界对高中阶段教育的关注空前高涨，改革中等教育、降低高中辍学率、提升高中毕业率的呼声此起彼伏。近十年来，美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与巩固问题进入实质性纾解阶段，这既是整体经济和社会结构演化的结果，也得益于政府和社会机构的有效干预。

（一）社会经济结构演进的自然缓解

美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高位受阻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整体社会结构的变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问题的解决，为跨越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高位波动陷阱扫清了现实阻碍，营造了良好氛围，提供了必要基础。

其一，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及知识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等进程的加快，美国民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高中阶段教育的基础性地位，“人人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同时，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升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持续增加。研究显示，更长的生命期将延长教育投入的未来收益期，促使年轻人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以获取更多教育回报。

其二，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多元社会，解决辍学问题，尤其是不同种族、阶层之间的辍学差距问题，取决于更大的社会和经济体系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半个世纪以来，阻碍人们接受并完成中等教育的种族隔离、性别不平等、贫困等问题得到了很大改善。辍学重点群体对高中阶段教育重要性的认可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些都促进了美国高中毕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对少数族裔而言，随着美国种族隔离政策的逐步废除，黑人、墨西哥裔等少数族裔的工作机会得到增加，整个族群的职业结构发生升级转型，更多要求高中阶段教育水平的工作机会激发了少数族裔的内在求学动力。对贫困群体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9年，家庭人均收入增长了3－4倍，尽管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依然很大，但国民收入的整体增长使得绝大部分家庭的教育投入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此外，21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历经数十年缓慢增长后获得大幅提升，也有助于高中毕业率的进一步提高。

（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力干预

尽管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为解决高中普及受阻问题提供了社会基础，但考虑到数百万高中辍学生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在21世纪初，学校、地区、州和联邦政府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高中辍学问题，并作出了一系列积极的努力。

1.建立跟踪预警系统，为辍学重点群体提供精准干预

研究表明，学生的出勤率、行为表现和课程成绩是高中生能否毕业的有力预测因素。尤其是高中一年级的课程表现与高中生毕业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美国政府建立了学生毕业跟踪预警系统，为教师团队、辅导员和非营利组织提供实时监测数据，以识别和追踪潜在辍学生，并实施精准干预程序。在2005年举行的美国各州州长高中峰会上确定以“调整后的队列毕业率”作为统一指标，来监测美国高中学生的学业进程。在2009年联邦政府“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计划激励下，美国各州花费数百万美元，用数年时间建成并完善了跟踪监测系统。在跟踪预警系统助力下，美国针对低收入学生、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孤儿和无家可归学生、非英语母语学生以及残疾学生等辍学重点群体进行精准施策。数据显示，美国从2004年到2018年连续14年的高中毕业率提升就得益于黑人学生、西班牙裔学生、低收入学生和残疾学生的贡献，这些群体的增长率都超过了6.3%的全国平均涨幅。

2.推进高中学校改革，加强与大学和职业生涯的联系

高中辍学问题治理不仅关系到辍学重点对象，还涉及重点地区和重点学校。有调查显示，美国大约15%的高中学校产生了近一半的辍学学生，有2000多所高中被戏称为“辍学工厂”（Dropout Factories）。为此，美国各级政府推行高中阶段教育改革以提升辍学高发学校的教育水平。2003年美国联邦教育部创建了一项“大学与职业过渡行动”（College and Career Transitions Initiative），以加强高中学校与职业生涯和中学后教育之间的联系与衔接。一方面，加强高中学校同职业生涯的联系，使学生能够通过职业和技术项目达到高中毕业要求。另一方面，加强高中学校与中学后教育的衔接。美国教育部加大了对“大学先修课程计划”（Advanced Placement）、“ 双学分课程计划”（Dual Enrollment Program）等高中和大学衔接项目的投入，吸引和鼓励更多的高中生如期完成学业。同时，对表现最差的高中学校予以关闭，通过创建“特许学校”，增加公立高中学校系统的选择性。但是，“特许学校”是否能有效提升高中生的学业成绩和毕业率仍存在较大争议。

3.强化监督和资助力度，统筹推进联邦和州立法及项目实施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的“辍学预防法案”（The Dropout Prevention Act）要求各州在提升高中毕业率方面取得进展，否则将面临诸如中断贫困学生资助等制裁。此后，美国教育部发起了“高中毕业倡议”（The High School Graduation Initiative）以资助各州和地区教育机构开展预防辍学活动。2010年“建立高毕业率国家”（Building A Grad Nation）运动旨在动员全美结束高中辍学危机，该运动提出到2020年，将按时高中毕业率提高到90%。2015年颁布的《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要求各州认定少数族裔学生学业成绩落后和高中辍学率较高的学校，以便有针对性地给予干预和支持，各州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高中毕业标准。进入21世纪以来，考虑到法定许可辍学年龄对高中毕业率的潜在影响，美国大部分州都先后通过立法将最低辍学年龄提高到18岁，在巩固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另外，在联邦教育部预防辍学项目经费的资助下，各州开展“农村辍学预防项目”（Rural Dropout Prevention Program）、“ 夏季桥接项目”（Summer Bridge Program）、“ 学分恢复项目”（Credit Recovery Program）等活动，极大地改善了高中辍学问题。

4.加强数据收集报告，以科学研究支撑政府教育决策

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若想通过征收税款推行教育法案、进行教育改革等，必须经由各级议会获得民众和工会组织等的支持。因此，科学研究、全面调查、客观数据等既有助于为政府施策提供理论和实证参考，也有助于向民众提供信息、提高其认知水平，从而提升整个社会对高中辍学问题的关注度和支持度，减少政策推行的阻碍。为此，美国政府和各类基金会大力资助数据收集与科学研究工作。早在1986年，加里·纳特里洛（Gary Natriello）等人就呼吁研究人员调查辍学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收集有关辍学生高中毕业前的经历和特征等详细信息，以及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经历数据。从1988年开始，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每年都会发布关于高中辍学率和毕业率的报告，以跟踪辍学和毕业的长期趋势以及高中辍学生和毕业生的特征。大量基于实证数据的研究揭示了辍学的真实情况以及对个人和社会的重大影响，为后续高中辍学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两份重磅报告引起了决策者和公众对辍学危机的高度关注：2004年《定位辍学危机》（Locating the Dropout Crisis）揭示美国辍学率最高的高中学校主要集中在50个大城市和15个州，且这些学校以少数族裔学生居多，从而使有针对性的施策成为可能；2006年《沉默的流行病》（The Silent Epidemic）显示，几乎三分之一的公立高中学生未能如期毕业，其中有一半是少数族裔学生。两份报告加上其他实证研究所揭示的严峻现实，促使美国联邦和各州将辍学问题列入亟须解决的事项，并最终推动了美国高中毕业率的持续攀升。

四、美国跨越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高位波动陷阱的启示

尽管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分流模式与美国综合中学为主的模式有显著差别，但美国纾解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高位波动问题的政策实践，仍然能够为我国巩固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提供多重启示。

第一，建立监测系统，帮扶薄弱群体。根据美国的经验及相关研究，低收入家庭、特殊情况家庭子女、留守儿童等处境不利群体更有可能中途辍学。为此，通过建立跟踪监测系统及时识别可能的辍学对象，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至关重要。比如，对学业不佳面临辍学的学生，通过安排专门师资、制定个性化辅导帮扶计划等方式提高其学业水平。此外，幼儿期是基础认知、社会和情感技能快速增长的时期，幼儿教育对后续的教育具有中长期的累积性影响。接受过幼儿教育的儿童，未来的高中毕业率更高。因此，应该建立全学段帮扶理念，通过早期教育干预，提升弱势群体未来的高中毕业率。

第二，推进教育均衡，填补“普及洼地”。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洼地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在地域上，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边疆和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以及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是传统上我国教育普及的洼地，为此，要进一步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尤其是推进中西部地区县级高中发展。另一方面，教育类型上，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率低于普通高中，而且，有研究显示，经济周期对职业教育学生辍学率的影响更为显著，因为职校生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升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水平和师资队伍质量，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接纳度和认可度，争取家长的支持，增强学生完成学业的意愿。具体而言，既要加强高中阶段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和联系，尤其是促进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衔接，又要推动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提升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尽管有研究显示，毕业标准的提高可能增加成绩最差学生的毕业难度，但对于90%的学生而言，提高教育质量能够有效降低辍学率。

第三，开展循证研究，助推高中改革。近年来，出于对政策分析质量和方案有效性评估的重视，循证政策越来越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推崇，它强调基于严谨可靠的实证证据来制定、实施、评估和改进政策。美国跨越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高位波动陷阱的历程得益于诸多实证研究提供的证据支持。对我国而言，一方面需要开展基线调查，摸清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实际完成情况，尤其是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实际毕业率进行摸底，了解我国高中辍学生的整体规模、时空分布、群体特征等，建立高中辍学生数据库；另一方面，需要开展一系列科学研究，分析辍学的原因以寻找应对策略。比如开展对高中辍学生和毕业生人生发展轨迹的跟踪调查，包括对进入高等教育和就业后的学业水平、工资收入、健康福利等方面的持续追踪。探寻高中阶段教育对个人经济福祉和社会效益影响的关键要素，为高中阶段教育改革提供证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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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本文

李伟,邬志辉.跨越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高位波动陷阱：美国的经验与启示[J].比较教育学报,2023(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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