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舒媚 杨月兰 | 中国教育援助的方式、特点和问题——国外学者的观点述评
作者简介
■ 谢舒媚 /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 杨月兰 / 浙大城市学院
摘 要
中国对外教育援助的扩张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国外学者的研究从外部提供了对中国教育援助的洞察性评论，能为我国的教育援助发展提供启发。本研究通过分析36篇来自国外学者的研究（实证研究为主），了解他们如何看待中国教育援助的方式、特点、问题及其建议。分析结果发现，国外学者指出中国教育援助具有援助政策话语突出“平等合作”“互利共赢”，援助方式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高等教育优先于基础教育，援助资金管理方式独特等特点；存在缺乏单独系统的教育援助政策、教育援助管理分散、缺少专业人才以及对发展伙伴国家教育援助需求回应不足等问题。因此，国外学者建议中国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完善教育援助政策和管理机制，丰富和创新援助方式，加强与其他援助者的协调合作等。
关键词：中国；教育援助；国外学者；述评
我国对外发展援助的规模和范围近十几年来增长迅速，2013－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人民币2702亿元，是2010－2012年的三倍。从三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到2015年全面启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在国际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国外媒体、传统援助者、受援国、其他崛起的援助国和学者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东方，涌现出很多相关报道和研究，西方媒体的报道为国外大众提供了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第一印象，但这些印象往往都很片面，有时甚至最好的报纸上也会出现惊人的错误。现有的研究中，专门关注教育领域援助的不多，但学者的观点相对系统、深入，一般基于一定的研究之后才给出结论。
本研究选择了来自国外学者近十五年（2008－2022年）的36篇高质量的英文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述。分析的文章含17篇期刊论文（7篇来自SSCI期刊），如《国际教育发展》（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世界发展》（World Development）、《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等；8份研究报告，来自英国发展研究所、美国国会研究局、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等；其他包括6篇书籍章节、2本书和3篇高水平会议论文。作者主要来自英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少数来自发展中国家（如布隆迪、肯尼亚等）。收集的研究大部分采用了包括访谈、问卷调查、田野调查或者量性研究方法在内的实证研究方法（含21篇质性研究、5篇量性研究、2篇混合研究）。
本研究主要关注国外学者是如何看待我国教育发展援助的，他们的关注点是什么，有何建议和意见。这些研究从外部对中国进行观察研究，可以给我国的教育援助发展提供有益的评论和建设性的意见，为促进我国的教育援助发展助力。
一、中国教育援助的动机
国际社会对中国援助的动机存在很多误会和指责，早期影响较为广泛的是2007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总编摩西·纳伊姆（Moisés Naím）发表的《流氓捐助者》一文，其中评论中国的援助“非常慷慨，但是有毒”“破坏发展政策……扼杀真正的进步”，并认为“中国人突然想要在世界各地做好事的背后动力是什么？三个简短的答案是：金钱、原材料的获取和国际政治。”但是，摩西·纳伊姆本身是一位记者和作家，其言论“仅仅基于选择性的个案”，并没有说服力，而学者通常更加谨慎，会经过一定的研究得出结论。现有研究探讨了中国对外援助动机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方面的动机。
（一）政治和外交动机
国际社会指责中国的援助“偏向于独裁或腐败的政权”，但德国海德堡大学经济学家德雷尔（Dreher）等人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多项研究认同，中国越来越多的对外援助是为了提升自身国际地位，与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友谊，获得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和认可。大卫（Davies）等人认为中国的援助是为了“获取非洲国家的支持”“建立更强的政治联系”“取代台湾在非洲的角色”，并认为这些政治动机无可厚非，别的发达国家也有各自的政治外交动机，如日本增加对非洲援助，是为了寻求非洲国家对其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支持。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正在提升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的形象…提供不求立即回报的公共产品，从而提高其国际声望”。
（二）经济动机
经济方面，多项研究提到中国对非进行援助的经济动机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能源和资源，扩大中国企业海外业务范围和出口市场，拉姆（Lum）等人的研究更是认为这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需求，其次才是外交方面的追求。这方面也确实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来自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对此的解释被广泛引用，作为对非洲—中国问题研究了几十年的专家，她认为“中国为何提供援助？习惯思维是为了获取资源，这至多是一个片面和误导性的答案……所有捐助者提供援助，都有一系列政治、商业和道德原因。”而德雷尔等人的研究表明，“没有发现证据支持中国的援助是用于获取自然资源”，而且中国的援助资金“强烈倾向于较贫穷的国家，这表明北京在分配援助时考虑了受援方的需求”。
（三）社会动机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软实力”一词。肯尼斯·金（Kenneth King）认为软实力与基础设施工程为代表的“硬实力”形成对比，意味着“一个国家刻意去向外拓展并赢取他者之心”。提升软实力，教育援助和文化交流经常被采用，孔子学院就被认为是“很好的例子”，提供奖学金和培训的也有助于此。此外，国外学者凯昆空（Kaewkumkong）也认为，帮助消除贫困和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祉，改善当地的公共设施、促进教育和卫生发展也是中国教育援助的目的之一。
总之，国外学者对中国的援助动机的探讨很多，但对教育援助的动机探讨并不多，尤其是较少谈及中国的利他主义动机。这与西方援助者总是力图宣扬自己的援助是利他行为，而质疑中国援助话语与实践脱节相关。此外，认为中国是出于自我利益需求突然出现在非洲的这类言论，忽视了中国团结非洲、帮助非洲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长期历史友谊。但总的来说，学者的研究普遍更加理性，甚至回应和反击了西方一些政客、记者和公知的批评，比如德雷尔等人在深入的研究之后指出，“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是流氓援助的结论看起来太离谱”。当前，我国的对外教育援助动机和西方国家一样，都有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考量，只是我们强调互利共赢。对我国而言，希望能促进民心相通，提高软实力，也促进教育国际化（这点国外学者较少提及）；对援助国而言，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当地发展需要的人才和劳动力，减少贫困，增进当地人民的福祉。
二、中国教育援助的方式
2011年《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指出，我国教育援助内容主要包括援建学校、提供教学设备和资料、派遣教师、在华培训发展中国家教师和实习生，为发展中国家来华留学生提供政府奖学金等。国外学者探讨最多的是短期培训、职业教育、提供奖学金、援建学校和物资等方面。
（一）短期培训
国际社会注意到中国对外提供短期培训的规模不断扩大，“日本、中国、印度和德国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短期培训计划”。我国教育援助中的短期培训包括来华培训和当地培训。有别于西方传统援助者更多地针对青年群体培训其就业技能，来华培训主要是官员研修研讨、管理人员培训和技术人员培训。援助培训场所方面，中国和印度都是依托于在大学的援外培训基地开展培训，教育部设置了包括云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在内的10个教育援外基地，商务部也设立了对外援助培训基地，而日本协力机构（JICA）也有自己的培训研究中心。培训的内容方面，“主要是让参与者学习中国在方法、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最佳实践’”，肯尼斯·金认为这类培训“实际上与英国和其他西方捐助者曾经广泛提供的短期培训类似”。袁婷婷则认为中国的培训是一种“分享经验，让你学习”的方式，与西方的“给出方向，让你跟上”的方式截然不同。中国并不批评或评论非洲人的做法，而是就共同的发展目标与他们分享意见和经验。
当地培训方面，中国派出了多批次的技术专家，开展农业和养殖技术培训、女性职业技术培训、沙漠治理培训等，提供医务人员带教培训，派出汉语教师进行中文教育培训，这些都能促进当地的能力建设。当地培训中受到较多关注的还包括基于企业的工作现场培训，比如通过技能培训传授手工艺技术，通过与中国员工一起工作接受相关的技能和管理培训。就其规模和多样性而言，“中国企业在非洲大陆设立的工厂里，对非洲人进行正规和非正规的工作现场培训的数量，大大超过了非洲人在中国接受培训的人数”。
（二）职业教育
提升职业技能教育，培养专业技能人才，有助于为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职业教育支持包括援建职业技术学校或者建设职业培训中心，而自2016年天津首家鲁班工坊落地于泰国起，职业教育领域的“孔子学院”也逐渐开始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推动。虽然鲁班工坊是职业技术教育合作项目，但在一些经济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也提供职业技术培训援助、教师培训、物资设备捐赠等。其实在2015年，詹姆斯·锐力（James Reilly）在一份对中国教育援助的报告中就预言了职业教育培训方面的发展。他提到，“一个可能扩张的领域是中国会进一步投资于区域职业培训设施，可以降低成本为更多的学员提供本体化培训，可以加强中国的机构和受援国的培训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有助于与中国教育援助的其他要素进行整合：基础设施建设、中文教育、奖学金等”。实际上，这些具体方式也确实零散地在进行，比如2009年投入运营的埃塞-中国职业技术学院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个职业教育中心。随着“鲁班工坊”的推动，来自双方合作更加正规、系统的职业技术教育方式得到推广。
（三）提供奖学金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来华政府奖学金一直是我国教育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我国也在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奖学金规模，比如2018年的北京行动计划中承诺为非洲提供5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此外，还有一些孔子学院、中国大学以及中国在非洲的企业会提供相当数量的奖学金。例如，2011年，在中国政府只提供20个奖学金名额的情况下，中国庆华集团支持100名学生到中国学习采矿工程相关课程，并在赞助公司担任翻译和口译。有学者指出，“奖学金数量的增加并不直接意味着平等的高等教育机会”，提供奖学金“不是为了传播一种教育机制，而是为了转移发展经验，产生文化影响力以及建立关系”。
相比于很多西方国家只为研究生和研究目的提供奖学金，不提供学士水平奖学金（因为他们希望更成熟和优秀的学生毕业后能留下来工作），中国提供了各个层次水平的奖学金，包括本科。有学者对其效果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来自58个国家的269名获得政府奖学金的学生访谈或问卷，发现其中77.4%对他们在中国的总体经验感到满意或倾向于满意，91.6%的学生认为该奖学金项目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和其本国之间的长期友谊。学生们经常会对获得奖学金的机会表示感谢，奖学金项目传播了中国对他们的善意，是一个有效的援助方法。
（四）其他援助方式
被提及的其他援助方式包括援建学校、物资捐赠、汉语教育、高等教育合作等。中国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援建了中小学、大学教学楼和图书馆，并提供计算机、实验设备和教学物资，这一点得到了受援国的认可和感激。例如，布隆迪学者卢万塔巴古就指出，21世纪初，“在经历了十多年的重大社会政治危机和长期的内乱之后，人们迫切需要在外国伙伴的支持下重建其高等教育……所有北方机构和政府的合作关系都暂停了，中国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了”。中国提供了帮助，援建其高等师范学校，此外也提供了实验室、科学设备、书籍和材料。
汉语教育多是在孔子学院进行，它与高等教育合作项目（如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一样，在中国官方的表述中是平等的交流合作，但有学者认为，“很明显，人力资源发展中的大部分，如提供奖学金和培训，都是单向的”。对此，卢万塔巴古则认为，中国也同样能从其中获益，“通过同非洲地区等欠发达国家进行合作和交流，获得新的想法和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能促进双方的文化交流和研究共同进步。
三、中国教育援助的特点
在国外学者眼中，中国的教育援助与西方不同，特色鲜明，本节主要从援助政策、援助方式、援助领域、援助资金等方面进行讨论。
（一）援助政策：独特的政策话语
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话语表述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以“双赢”“不干涉”等话语著称。例如，中非合作论坛通过的《北京宣言》中频繁出现“双方”“交流合作”“友好的”等词语，而英国四卷援助政策白皮书中根本没有出现“友好的”“朋友”等字词。中国将对方称为合作伙伴，“拒绝垂直的等级化的‘捐助国—受援国’关系”，强调彼此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巴巴西·威尔希特（Babaci Wilhite）等人认为这种关系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家长式作风”。这种重视友谊、互利共赢的中国援助称为“南南合作模式”。但是对于中国的援助话语“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特定的援助实践”，不少国外学者对此还存在一定的质疑，日本学者道森（Dawson）认为“这些项目是有益的，还是剥削性的”仍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二）援助方式：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发展
中国的对外援助注重基础设施建设，而教育领域的援助，除了援建教学楼、图书馆等基础设施外，还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提供奖学金、开展短期培训都是促进人力资源发展的方式。传统的援助者们已经将重点转向了教育、卫生等社会发展方面。中国教育援助仍大力推广奖学金和培训，其规模“令人印象深刻”。不过肯尼斯·金认为，和中国一样的，还有印度、日本，只是他们在人力资源发展活动中“更多地使用了‘能力建设’话语”。就教育培训方面而言，“教师培训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培训项目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我国的教育援助也多独立、分散地开展，与西方注重提升教育系统的综合项目（包含政策完善、教师培训、课程开发、提供教学设施设备等）不一样，中国较少开展专门的综合性教育援助项目。此外，中国的教育援助中，对正规教育的援助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是针对各类人员的短期培训和奖学金项目。
（三）援助领域：高等教育优先于基础教育
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一直是西方传统援助者首要的衡量。关于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西方援助国的选择经历了数次转变。20世纪60－70年代为了培养熟练劳动力和必备的技能，教育援助重视高等教育和后基础教育的职业培训；80年代，由于经济学家发现小学和中学教育的经济回报率高于中学后教育，援助政策开始向基础教育倾斜；到了90年代和21世纪初，为了实现全民教育目标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初等教育变成了投资重点；至今，虽然西方援助国对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重视也逐渐加强，基础教育仍然是重点领域。但中国不存在这样的政策转换和纠结，就目前的援助方式而言，很明显可知教育援助的重点是高等教育领域。
（四）援助资金：独特的资金管理和安置
我国对外援助的资金形式也和西方传统援助国一样，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但是传统的西方援助者会将资金直接支付给受援国，作为其教育发展的部门预算，把捐助者、政府和其他相关部门联结起来，这种方法被称为全部门方法（Sector-wide Approaches），应用广泛。而中国并不会提供现金，而是把援助资金转移给当地的教育部门或者其他政府部门，尽量提供实物，比如直接把建设好的教学楼、图书馆交给对方。这样做不仅可以保证效率，也可以避免一定的腐败问题。袁婷婷认为，这是中国与西方援助的根本差别之一，中国有一个自己的发展项目资金筹措和安置方法体系。
四、中国教育援助的问题和建议
国外学者指出了中国援助对非洲国家有较强的吸引力的一些优势，挪威学者洛莫（Lomøy）认为，“对非洲来说，中国具有明显的优势。它提供大量新的资源到西方捐助者不太愿意作贡献的领域，它给了他们选择（怎么使用）的自由”。概括来说，中国援助的优势包括：援助较为慷慨，能提供大量资源；弥补西方援助的某些空白领域（比如基础建设、数量较多且涵盖本科的政府奖学金），且符合当地发展需求；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经历（比如脱贫、基础教育）提供的丰富经验对其有较强吸引力；中国援助的效率很高（如审批快、施工快等）；中国援助不干涉其内政（比如人权和民主），尊重受援国自己的决定；平等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没有殖民非洲的历史。不过本节主要关注国外学者指出的我国教育援助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缺少过程监督和结果评估，援助数据不透明不完善，这将会导致人们对中国援助的误解，也受到了较多的国外批评。大多数国际评估都会衡量项目影响，但中国只衡量项目实施情况，如所建学校的数量或提供的教师数量；对学校建设项目的评估主要关注是否按照规范完成，而不是衡量其对当地教育结果的影响；奖学金项目实施已超过50年，但其对个人、院校和社会带来哪些影响，我国“没有任何正式的评估，中国政府长期的教育援非计划中只见数字不见其他。”我国也有学者指出，我国教育援助由于缺乏数据和机制，评价几乎处于缺失状态，甚至连评价的主体都是缺位的。
1. 缺少单独、系统的教育援助政策
当前我国关于教育领域援助的描述，多与文化、社会等词连在一起，或者在人力资源开发合作下面，教育和培训被作为一种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目标的方式，而不是一个领域（如小学教育、高等教育等）。正如肯尼斯·金指出的，“中国没有一个单独的教育政策，只是在科教文卫和社会方面，有几行涉及教育政策，没有制定教育政策或战略文本用以指导教育资源的分配”。
2. 教育援助的管理分散、多头负责
虽然2018年成立了专门负责对外发展合作的国际发展合作署，但是教育领域的援助仍然分散，涉及的部门众多，包括教育部、留学基金委、汉办、各高校等。詹姆斯·锐力认为中国的教育援助主要由商务部和教育部及其下属机构执行，但由于资源和能力的限制，不同的行动者可能并不总是在政策设计或执行方面密切合作。因此，中国的教育援助缺乏一个连贯的战略，这将可能会阻碍教育援助的进一步开展。
3. 缺少“专业的”教育援助和发展人才
当前我国在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相关活动，只是由大使馆而不是由专业的发展人员参与。在这方面，“中国根本无法与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或美国国际开发署相比，他们的工作人员分别有1612名和2200名”“ 中国在整个非洲就只有两名教育参赞，与在非洲拥有不少于25名教育类工作人员的DFID构成了对照。”如此少的工作人员使得中国也无法对援助进行监督、评估，及时发布信息数据，没有专业背景也使其无法更好地回应当地需求以及参与援助者之间的协调活动。此外，国内也缺少有能力用双语进行对外培训的教师。
4. 对伙伴国家的教育援助需求的回应不够
虽然中国的援助强调需求导向，但是对教育领域的一些需求仍然未能回应。美国学者诺为迪特（Nordtveit）通过采访，得知“一些喀麦隆官员对中国大使馆的缺乏回应感到失望，他们要求学校建设和培训，但只收到了10台冰箱和20台电视机，没有任何机构来跟进援助。”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杨锐也认为“中国对外教育援助过于注重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对基础教育有些忽视”。确实，当前我国仍然缺乏足够的专业人员承担对当地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的任务，也缺乏课程开发、教育政策完善等相关教育技术援助。
（二）发展建议
我们应该秉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待国外学者提供的建议，因为这些建议可能是从他们的角度出发，默认西方的教育援助模式才是“专业”的“标准”。改善我国的教育援助也不意味着必须“西化”，不意味着要一步到位地模仿。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地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整体来说，我国当前的对外援助还处于整体规划的阶段，并没有细化到各个领域（卫生、教育、农业、减贫、环境治理等）单独发展的程度，这需要更多的人才、资金、组织的支撑。来自北方国家学者的角度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做出新的尝试；来自南方国家学者的建议则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他们的需求，更好地促进互利共赢。
1. 培养专业人才，完善教育援助政策和管理机制
建立教育援助人才体系，包括熟悉发展援助、教育援助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掌握相关研究方法的学者，可以协助对当地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协助制定和完善针对性、系统性的教育援助政策；包括懂英语、法语等多语种的教师，可以为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的教师教育（这里不仅指汉语教师培训，还应包括针对小初高各层次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培训）；也包括更多能开展项目评估和监督的工作人员。组织教育援助领域的专家，与发展合作相关部门一起出台系统的教育援助政策，更好地促进我国教育援助工作的开展。
2. 丰富和创新教育援助的方式
来自受援国的学者同时也在呼吁中国加强对教育领域的回应，提供更多形式丰富的适合需求的教育援助。例如，提供更多的教育技术援助，教师培训方面，“可以围绕中国师范大学和受援国对应机构之间的一系列伙伴关系建立，并与学校建设项目进行整合”。此外，可以多开展综合性的教育援助项目，增加教育公共产品供给等。这类教育援助其实是西方援助者当前主要的援助方式，我国在这方面才开始初步尝试，例如，2018年我国完成了首个教育援外项目——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为南苏丹小学开发并编印了百万教材，开展教师培训；2021年，启动了南苏丹教育技术援助的二期项目。
3. 加强与传统援助者的协调合作，增强多边援助
在援助过程中，中国可以加强与其他援助国和组织的对话，可以让更多的国际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参与，这些非政府组织可能为中国的援助政策及其在非洲的实施作出积极的贡献。有国外学者指出，中国与多边机构的合作很可能会继续扩大，特别是在培训项目方面，有助于减轻中国援助机构面临的繁重工作量的项目，也更有可能受到负责项目实施官员的欢迎。
4. 加强对国际议程的回应和参与
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关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讨论中“明显缺位”，“似乎没有兴趣与能力”参与其中。中国在援助行动计划中较少提及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应该在类似2015年后全球发展目标议程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承担更多的责任。
五、结语
在中国对外援助不断扩张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各方有不同的态度。传统援助者关注中国的教育援助是否给自己带来威胁，是否影响自己开展援助；受援国政府关注中国教育援助能为自己带来什么，有何附加条件等。南方国家的学者会分析中国教育援助的意义，并与西方援助作对比。例如，莫桑比克和布隆迪的学者均多次强调中国的教育援助很重要并表示了感激和赞赏。莫桑比克的尼尔（Njal）认为，“我们可以肯定，中国的帮助在莫桑比克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来自南非的学者大卫等人指出，“日本对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的焦虑已经很明显了，对非洲国家而言，更希望所有捐助者能和谐共处，避免这种潜在的破坏性趋势”。北方国家的学者较其政客和传统援助机构更为客观，不少研究者表现出较为理性的态度。德国经济学家德雷尔等人2021年证明中国的援助总体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2022年，法国经济学家曼登（Mandon）等人通过元回归分析发现，中国的援助对社会（如教育、卫生）方面也有积极影响。挪威学者洛莫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反思自己的做法来回应，而不是批评中国”；托尼兰（Tjønneland）指出，“应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就发展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还可能包括帮助促进中国参与捐助者协调论坛”。布罗蒂加姆认为西方国家要加强对中国援助“更加现实的了解”，“避免危言耸听和过度偏执，需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缺点”。
总的来说，国外学者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有较为丰富的研究，然而，“在教育领域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教育援助的独特性和其优势，也指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中国对教育领域的发展合作近些年在不断增加，国外的学者们对中国教育援助的实施效果及未来发展仍在审慎地观察中。当前看来，“中国正处于一条学习曲线之上”。虽然近几年已经作出了一些创新的尝试，比如鲁班工坊的推广、全球教育公共产品的开发等，但发展成为专业、成熟的教育援助系统任重道远。
本研究虽然已经分析了36篇文献，但其大部分来自传统援助国，来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受援国）的声音较少，其中不少实证研究都是基于数年前的中国教育援助状况得出的研究结论，但近几年我国教育援助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和尝试，这导致部分研究结论的滞后性。另外，很多学者并不是单独讨论中国的教育援助，而是将整个对外援助一同讨论，所以关于教育领域的针对性没有这么强。如果要更全面、及时地寻找该问题的答案，为我国的教育援助发展提供更多依据和思路，应该更多地收集一手文献数据，比如访谈了解中国教育援助的国内外学者和专家、直接参与或受惠的成员，如此才能提供更全面、及时的反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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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本文
谢舒媚,杨月兰.中国教育援助的方式、特点和问题——国外学者的观点述评[J].比较教育学报,2023(3):2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