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长松 吕昕睿 | 日本对非洲教育援助的进程、举措与特征

作 者 简 介

牛长松

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吕昕睿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摘   要

国际教育援助是日本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其国内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与影响，历经七十年的发展与调整，日本教育援助的重点逐渐向非洲转移，“软”援助比例增加，涵盖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在教育援非实践中，日本结合自身发展经验和比较优势以及非洲国家的现实需求，提出一套独特的援助哲学，其教育援助的主要特征表现在：服务日本外交战略，谋求国家利益；尊重非洲国家自力更生，实现自主发展；借由经验分享的援助路径，扩大品牌效应；构建多方参与的援助合作网络，推动亚非之间的南南合作；采取成果导向的援助评估机制，确保援助成效。

关键词：对非教育援助；自力更生；经验分享；日本

日本教育援助分为双边援助和多边援助两大类，双边援助包括技术合作、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海外志愿者计划。技术合作主要是通过派遣专家队、接收研修人员、提供设备的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开发、科学研究、技术扩散及政策规划。日本往往将“专家派遣”“研修培训”“提供设备”整合为系统综合的技术合作方案，与私人企业、大学、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机构合作，借助不同领域的经验、知识和技术，解决受援方面临的复杂问题。日本专家团队利用项目实施过程中积累的现场知识和经验，积极提供教育政策咨询和改革建议，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将政策转化为具体措施，这也是日本技术合作的一种方式。日元贷款是一种长期优惠低息贷款，用于道路、电站、高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小企业发展。无偿援助指日本政府向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无偿提供资金，支持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及教学器材的采购，其中一部分资金以赴日奖学金的援助方式呈现。为回应援助有效性的诉求，除传统的项目援助外，日本还通过预算支持（Budget Support）方式在一些非洲国家试点实施“无偿援助减贫战略”（Grant Aid for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教育也包含在减贫战略中。海外志愿者计划指日本政府向发展中国家派遣具有一定技术、技能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活动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农业、林渔业、维护、工程、卫生、教育和文化、体育、规划与管理等八大领域，教育是其中重点领域。在多边援助方面，日本与欧美国家、国际组织、区域发展银行等都建立了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共同融资、开展技术合作、举办国际会议等。例如，日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设立日本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信托基金（Japanese Funds-in-Trust for the Capacity-building of Human Resources），参与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United Nations Girls' Education Initiative）等。

关于日本对非教育援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援助历史、理念、政策演变、援助举措、案例分析等几个方面。有学者按不同历史阶段，分析了日本教育援助政策的内外部因素及其援助机制的变革。在援助理念上，研究者认为，日本教育援助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并附带经济利益，同时立足于“授人以渔”的援助立场。通过历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TICAD）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源开发始终处于日本对非援助政策的突出地位，并与其他领域的合作相融合。数学和科学教育是日本对非教育援助的典型案例，研究者总结了该项目在数学和科学教师在职培训机制的建立、教学方法的改进、学生课堂参与度的提高等方面的成效。还有研究者通过对日本教育援助政策的分析指出，日本主动参与国际多边援助，与西方主流教育援助相协调，并极力展示其独特的“日本教育援助模式”，借以提升其国际影响力。综上可知，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内，日本借鉴西方传统援助理念的同时，结合自身发展历史与文化，提出“自力更生”“伙伴关系”“请求主义”等援助哲学，制定符合其国家利益的援助战略，其对非教育援助有着鲜明的特征。

一、日本对非教育援助的历史进程

二战后，为重返国际社会，打开外交新局面，建立与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日本于1954年10月加入“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开始向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支付战争赔款并提供技术援助，设立境外奖学金，资助这两个地区的人员赴日本研修并向其派遣专家。为扩大国际教育交流，日本还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理解教育项目。1957年，日本制定针对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中东和非洲技术援助计划”（Middle East and Africa Technical Assistance Program），向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提供日元贷款，在约翰内斯堡开办日语学校，与南非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密切。日本借助战争赔偿，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追求“经济互利”与扩大贸易，并确定了“请求主义”的援助原则，亚洲是其重点援助区域。教育援助占比较低，在亚洲五国实施的“科学教育合作项目”（Science Education Cooperation Project），培训物理、化学和农业学科的中学在职教师为日本的教育援助积累了经验。1964年加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DAC）预示日本被纳入西方主导的援助阵营，也为日本提供了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受美国和平队（U.S. Peace Corps）启发，日本于1965年开始向海外派遣志愿者，大批志愿者被派往非洲国家的中小学讲授数学、科学、物理、音乐和日语，约15%的志愿者活跃在教育领域。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与亚非国家积累的巨大贸易逆差使之受到猛烈抨击，美国及其他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不断向日本施压，要求其改进援助方式。为缓解贸易摩擦，日本政府认识到加强技术合作的重要性，技术合作具有柔性和非贸易性，可提升日本国家形象，是一种有效的外交工具。在此背景下，日本文部省成立亚洲教育合作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uncil on Education Cooperation for Asia），该研究委员会对受援国的援助需求加以详细考察，分析日本作为援助国的优势与劣势。1974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的成立是日本对外援助史上的重要事件，JICA将分散在各部门的援助资源集中管理，在国家层面制定援助战略与方针。在JICA的统筹下，直到80年代末，日本教育援助集中在援建校舍、提供教学设备、职业培训和高等教育等与促进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领域。1978年，应肯尼亚政府要求，日本投资48亿日元为其援建约莫·肯雅塔农业技术大学（Jomo Kenyatta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京都大学工程学院和冈山大学农学院参与了相关院系的建设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为寻求更稳定的资源供给、扩大日非战略伙伴关系，日本一改只注重亚洲而漠视非洲的传统作风，对非援助规模呈增长趋势，日本对非官方发展援助较70年代增幅高达9%－13%。这一阶段，日本为非洲国家援建职业培训中心，在塞内加尔建成当地第一所培养电子、机械和自动化领域技术人员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冷战结束后，美欧对非洲出现“援助疲劳”之际，日本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援助国，为实现自身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1993年由日本政府提倡，JICA、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等共同举办首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重新使非洲的发展问题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这标志着日本机制化、常态化全面援非战略的展开。此后，JICA发起系列倡议，加大对非援助力度，并将重心从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转向基础教育，尤其借鉴了援亚所积累的经验和成果。1996年，时任日本外务大臣池田行彦在南非举行的第九届联合国贸发大会（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上发布《非洲人力发展援助倡议》（Human Development Aid Initiative for Africa），承诺日本将在非洲初等教育普及和改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日本教育援助发生的另一显著变化是，教育基础设施等“硬”援助缩减，教师培训、教育管理、课程开发等“软”援助比例增加，从过去偏重资金援助逐渐向技术合作转变，日本在非洲的政策影响力得以进一步发挥。TICAD会议已经成为促进实施非洲发展计划的全球性重要机制，尽管历届TICAD会议的主题不同，教育合作在日本对非援助体系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见表1）。2003年，TICAD十周年之际，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提出日本对非援助的三大关键领域，“以人为本的发展”的教育合作是其中之一。2019年，以“通过人力、技术和创新推动非洲发展”为主题的第七届TICAD在横滨举办，再次强调人力资源开发，将投资和改善教育视为释放非洲潜力的关键。

二、日本对非教育援助的举措

在尊重受援国自主权和自力更生的援助思想指导下，根据自身的教育发展经验和比较优势，以及非洲国家的现实需求，日本把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作为教育援助的重点领域，将教育规模扩大、学习质量提升、教育公平发展、教育管理改善及教育与社会联结等作为援助的优先事项。

（一）基础教育援助方式

基础教育不仅是个人发展、国家建设的关键，而且对于接受和理解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加强国际合作至关重要。日本在1994年发布的《教育援助政策报告》（Education Aid Policy Paper）中将重视基础教育援助作为援助的基本方针，主要通过建造校舍、提供设备、协助制定课程和教科书、开展教师培训、改善学校管理和派遣志愿者等方式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2002年，日本再次发布指导基础教育援助的《基础教育促进增长倡议》（BEGIN：Basic Education For Growth Initiative）。概括起来，日本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非洲的基础教育开展援助。

第一，扩大教育机会。非洲失学率居高不下的原因除贫困、社会不稳定、学校数量绝对不足以外，家长和社区参与意识淡薄、儿童成为家庭劳动力也是影响基础教育就学率的重要因素。因此，日本采用“软硬结合”的方式提供援助。在“硬”援助方面，为了给学生营造安全的学习环境，日本重视学校设施建设。自1985年始，日本在非洲的27个国家建造了1.8万间教室，受益学生达120万；在非洲22个国家建造了2610多所学校，受益人数达497万，还为一些学校打井，建厕所、洗手池等卫生设施。在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提议下，JICA在埃及建造了35所日式小学，这些学校引进日本学校的课堂讨论课，实行值日生制度及课前10分钟自学，还像日本学校一样配备实操教室。JICA还利用无偿援助方式为非洲国家提供教材、教学设施及实验器具等。在“软”援助方面，日本积极促进当地民众与教育行政部门之间的合作，提高学校管理委员会的管理水平和区域教育管理官员的能力，增强地方民众的参与意识。针对非洲交通不便的现状，日本充分开发和利用ICT技术，通过远程教育来扩大教育机会。此外，还通过制定课程和教材、改进教学方法来消除性别差距，根据需求建立女子学校和培训专业教师，以应对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提高女性入学率。

第二，提高教育质量。20世纪70年代教育界的一些学者就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过分关注基础教育数量扩充将会导致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基于此，日本在努力扩充教育规模的“量”的同时，积极推进教育质量的提升。首先，提高课堂教学。日本的援助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进入教室，以“手把手”方式提供示范教学。在马拉维师范学校，很多日本青年志愿者在教育一线担任教学指导。其次，促进教师能力建设。仅2013－2018年间，日本为非洲培训了26万名科学和数学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帮助非洲国家提高科学和数学教师的教学能力。为保证教师培训体系的可持续性，日本还在编写教师手册、推动教师培训制度化、改进课程和教科书等方面向非洲国家提供支持。目前，数学和科学教师培训以肯尼亚为基地从职后扩展到职前，延伸到非洲27个国家，受益教师达37万。最后，推行教研活动。JICA从试点开始，逐渐在赞比亚全国实行“备课研”（Lesson Study）项目。通过集体备课、公开课、观摩教学到研讨的全过程参与式教研组活动，教师们构建起学习共同体，改变传统的“填鸭式”（Chalk and Talk） 的教学方式，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提高教育质量。

第三，改善教育管理。JICA从2004年开始在非洲推进“大家的学校”（School for All）项目，推动家长、当地社区和学校协作办学，由民主推选组建的学校管理委员会全面介入学校管理，改善学校运营，该运营管理模式已遍布非洲4.5万所学校。日方对项目给予的技术援助包括派遣首席顾问、学校运营管理专家和青年志愿者，供给器材，提供业务经费和第三国培训。目前，在世界银行参与资助下，该项目已从西非的尼日尔扩展到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更延伸到了南部的马达加斯加。日本还支持非洲国家实施教育分权、自主制定教育政策和教育发展计划、缩小学校之间的管理水平差距、提升校长管理能力，完善教务管理制度。

（二）职业技术教育援助

日本持续支持非洲国家职业技能发展，集中在以下几个重点领域：一是帮助非洲国家设立TICAD商业和工业人力资源发展中心，学习日本商业模式及道德规范；二是建设一流的TVET制度；三是为冲突后情境中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存技能训练；四是为非洲国家收集和分析工业大数据以及制定工业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提供技术援助。在职业技术教育援助中，日本积极寻求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JICA总结其他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工业人力资源开发的经验，并将经验汇编成册或制成可视化培训材料供非洲国家借鉴参考。

非洲仍有很大一部分群体从未接受过从事生产活动所必需的职业教育或培训，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将这些人称为“被遗忘的大多数”。基于“人类安全保障”政策，JICA通过“改善生计的技能发展”方式保护“被遗忘的大多数”免受生存、生计和尊严受到威胁。“技能发展”主要面向非洲低收入国家和冲突后国家的穷人和社会弱势群体，通过帮助他们掌握职业技能来获得工作和收入，从而直接促进减贫。此外，JICA还致力于推进卢旺达和厄立特里亚等冲突后国家的退伍军人重返社会。

JICA 为非洲领先的技术学院提供技能培训、课程开发、教材修订和师资培养，以应对不断变化的产业需求。其中一个案例是卢旺达通巴技术学院（Tumba College of Technology）能力提升项目。这所学院的前身是卢旺达内战前由日本援建的技术高中，2007年在JICA的帮助下改造升格为技术学院，主要在IT、替代能源、电子和电信领域培养高级技师。另一案例是JICA与加纳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委员会（Council for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合作，在加纳三所试点院校开展能力建设，开发焊接、电子、设备工程专业课程、教材和证书，做教育者培训，并协助加纳政府建设国家职业技术教育资格框架和资格认证体系。

（三）高等教育援助

21世纪后，日本重新强调对非洲高等教育的援助，2001年JICA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占比达到教育援助总额的19%。援助措施包括：更新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设施、促进高校提高研究和管理能力、增进产业—大学—社区合作、建设跨国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区域互动网络。例如，JICA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致力于通过派遣专家、招收留学生、提供研究设备、举办第三方培训等方式向约莫·肯雅塔农业技术大学提供援助，支持泛非大学构想。从1988年到1995年日本为该校捐助达43亿日元，从日本各大学派出近500名援教教授和专家，接收190多名教学人员赴日本培训和进修。该大学还招收非洲其他国家的生源180多名，为200多名当地女性农民组织公开课。

2013年召开的TICAD着重强调“贸易与投资”及“私人部门引领的发展”，为加强日本企业投资非洲提供了合理论证。为此，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起“ABE倡议”，成为企业与高校合作推动非洲发展的典型案例。“ABE倡议”计划5年内接纳1000名非洲青年赴日留学，除提供硕士课程学习外，还提供日本企业实习的机会，其目的不仅是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和技能，还学习日本的企业文化和职业道德，接受实习生的企业加深了对非洲的了解，为今后在非洲开展业务构筑牢固人脉网络。从2014年第一批开始，接收了5批共1219名非洲留学生参与该项目，接收非洲学生实习的企业已增至584家。2019年第七届TICAD开始实施的“ABE 3.0”是更具战略性的版本，对非洲留学生遴选方式做了优化，增加了对归国学生的跟踪机制。其中一个亮点，参加“ABE倡议”后的第一批留学生完成在日本音羽电机工业株式会社半年的实习后回国创立了卢旺达DATA-EKI 公司，两家公司在会议期间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总之，“ABE倡议”搭建了日本企业与非洲之间的桥梁，也让非洲青年领袖更深入地了解日本，并促进了日本大学的国际化。

在高等教育方面，JICA启动发展学研究项目（JICA Development Studies Program，JICA-DSP），邀请有望成为肩负国家未来和发展的领军人物到日本，学习日本近代以来的发展经验和二战后作为援助国的知识。JICA与国内大学联合开设两年制英文硕士课程，集中在政法、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与创新四个专业领域。为了增进对日本发展经验的理解，还把日本的政治、行政、经济和社会等内容作为基础讲座，纳入课程规划，进行短期集中培训。此外，JICA还与开放大学共同制作了“日本现代化系列”线上课程，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学习和了解日本现代化的历史。

基于日本在工程教育领域的优势，JICA对受援国工程部门的合作需求做出积极回应。在埃及，由于青年人口急速增长及学费减免，每所大学都超负荷运行，无法提供高质量工程教育。为解决这一问题，埃及政府与JICA创立了埃及-日本科技大学，为中东和非洲提供一流的科学和工程教育。这所“小规模、以实用和应用技术研究为主的研究生院”建设过程中，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九州大学等12所日本大学先后派遣学者和行政人员给予扶持。

三、日本对非教育援助的主要特征

1992年日本颁布《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宪章》（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harter），确立了日本对外援助的原则、目标、基本政策，成为指导日本对外援助的纲领性文件。到2015年，日本官方发展援助60周年之际，日本内阁签署了以“为所有人的和平、繁荣及更好未来”为主题的新的发展合作宪章，提出了2015年后日本对外援助战略的指导思想。在日本国际援助和外交战略框架下，在教育援助领域，日本先后颁布了《JICA在教育领域的举措》（JICA’s Operation in Education Sector-Present and Future）、《为了和平与成长的学习战略》（Learning Strategy for Peace and Growth）、《JICA教育合作的立场文件》（JICA Position Paper in Education Cooperation）等政策，这些政策为日本开展对外教育援助提供了基本指导思路。基于上述政策文本，结合历届TICAD、JICA年度发展合作白皮书以及对非教育援助长期实践，梳理出日本政府教育援助的主要特征，并由此可见日本教育援助思想的延续性、延展性及其特色。

（一）服务日本外交战略，谋求国家利益

尽管教育援助是一项国际公益性事业，但根本上来说是服务日本外交战略，并带有明显政治倾向和经济附带利益的。一方面，日本旨在通过教育援助促进非洲国家“自力更生”（Self-help Efforts），实现减贫目标，这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日本始终把国家利益作为对非援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教育援助视为争取非洲国家支持的最合适政策。从日本实施的对非教育援助战略中，可以看出日本隐藏的诸项利益诉求。其一，非洲国家在国际社会拥有近三分之一的话语权，其政治力量受到日本的重视。早在1991年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上，日本便声称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要实现“争常”“入常”的目标，非洲国家的选票至关重要。其二，追求经济利益是日本开展对非援助不可忽视的另一重要因素。继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政府就认识到由资源引发的经济问题会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和政治问题。因此，为了确保能源和资源的稳定供应，与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建立良好关系被纳入日本的援助议程中。此外，非洲的人口增长率居世界首位，拥有潜在的巨大市场，可以说通过教育影响非洲年轻人的消费意识和行为，从而扩大出口和抢占市场是完全可行的。其三，提高国家软实力。日本利用教育援助所具备的天然优势，在对非教育援助的过程中，毫无顾忌地向非洲宣传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模式、输出其价值观念和文化，从而通过非军事化的手段赢得非洲国家的支持。其四，日本渴望成为“援助领域的思想领袖”。作为亚洲最发达国家，日本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受援国”到“援助国”的身份转变，并一度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外援国；加上日本援助的亚洲国家已经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日本自认为在援助和发展领域最有发言权。除参加国际组织的联合行动以外，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探寻独立实施对非教育援助的道路，试图与西方集团争夺援助领域的主导权。

（二）尊重受援国自力更生，推进自主发展

在《东京非洲发展宣言》（Tokyo Declaration on African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21stCentury）中，日本政府进一步重申“自力更生”及“伙伴关系”（Partnership）的概念，这些概念对西方传统援助理念产生冲击，并得到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认可，这不仅延续了1992年《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宪章》中所提出的“支持发展中国家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经济发展”“承认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援助理念，还体现出日本“重视培养自我生存力”的教育理念。

日本极力倡导“非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点应由非洲决定”的援助思想，尽管这是日本与西方集团争夺援非领域话语权时一种颇具匠心的策略，但在援非的政策和实践中却也处处体现出日本尊重非洲国家自主权的援助立场。正如《日本发展合作宪章》所述，“日本具有支持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并指向未来自主发展的良好传统”，“援助重点放在人力资源、社会经济基础设施、规章制度及机构能力等这些有助于‘自力更生’的基础领域”。在援助实践中，日本会对受援国教育发展现状、面临困难与诉求全面详细考察，再就援助项目的可行性、实施方式和计划等与受援国共同协商，体现尊重受援国自主权的原则。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一般由日方和受援国政府组织成立共同运营委员会，项目的领导权交由受援国政府，日本方面只负责提供技术和专业支持。由于日方从立项开始便一直强调“自力更生”的独立性原则，将项目运营管理、财政、实施三个基本要素紧密联系，往往将援助项目纳入受援国教育规划，得到受援国财政投入，使得项目结束后仍能得以延续和推广，减少了援助依赖。这种援助立场正如《拉各斯行动计划》（The Lagos Plan of Action）所强调，非洲对其发展进程拥有自主权的政治愿望，不仅对非洲国家依靠自身能力摆脱贫困意义重大，也符合日本促进非洲实现“自力更生”的战略目标。

（三）借由经验分享的援助路径，扩大品牌效应

日本在教育援助中，始终坚持利用自身发展经验，避其所短，发挥其长，将自身擅长领域做强做大的原则。日本一向重视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自明治初年引进现代教育制度后，日本就在较短的时间内普及了基础教育，在此过程中，日本积累了丰富的教育发展经验。为了向非洲国家提供借鉴和帮助，同时也希望通过经验分享的方式在教育领域潜移默化地渗透日本的价值观念，扩大在非洲的影响，JICA在《日本教育发展史：对今日发展中国家的启示》（The History of Japan'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What Implications can be Draw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day）中对这些经验进行了总结。日本认为，与今日发展中国家类似，日本当年也曾同样面临如何解决“扩大入学”“质量提升”和“管理改进”的教育难题。在建立了这些教育发展经验契合非洲国家需要，并且可以利用这些经验推进国际教育合作的基本假设后，日本有针对性地总结了其在教育行政集权、财政分权、家校合作、扩大入学、女童教育、解决学生留级和辍学、课程改革、教师教育等方面的经验。此外，为了使非洲国家更科学合理地运用经验，JICA秉持“对症下药”的原则，评估经验运用的可行性并提出合作路径。

日本的经验分享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日本将其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援助成功案例推广扩散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实现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例如日本在肯尼亚实施的“中学数学和科学强化计划”（Strengthening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in Secondary Education Project，SMASSE）取得显著成效，随之，日本以2001年成立的以肯尼亚为中心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东部、南部、西部和中部非洲加强数学和科学教育委员会（SMASE-WECSA）为平台向肯尼亚周边国家分享其数学和科学教育经验。肯尼亚政府于2004年在日本的协助下开展第三国培训，为其他非洲国家提供指导，到2010年，该培训体系成员国已达34个，并且SMASE-WECSA成员国教师可前往菲律宾、马来西亚参加理数科教师的在职培训，极大地推动了非洲大陆数学和科学教育的发展。目前，通过第三国培训、技术研讨班和国际会议等方式，日本与非洲教育发展协会、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马来西亚科学和数学教育区域中心、印尼教育大学等机构一同在亚洲和非洲构建了区域间和跨区域的数学和科学教育学习网络。JICA还支持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拉美国家编写中学数学教科书，进一步扩散其成功经验，扩大品牌效应，加强其在国际教育援助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四）构建多方参与的援助合作网络，推动南南合作

在对非援助的过程中，日本清晰地认识到与来自不同群体的发展伙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各方优势，提高援助的有效性。日本所强调的“伙伴关系”包含四种含义：一是与国际组织和其他援助方建立的伙伴关系。在教育多边援助中，JICA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基会等都有密切合作，还加入 了世界银行的快车道计划（Fast Track Initiative，FTI）及后来的全球教育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GPE），并且注重与其他援助方之间的协调。二是与非洲国家政府、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伙伴关系。日本援助非洲教育过程中，既与非洲各国政府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又广泛吸纳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社区参与援助项目，特别是促成当地公司（包括日本公司）与职业技术教育机构的联系及产学研合作。三是以日本为纽带推动亚非合作。日本在《横滨行动计划》（Yokohama Plan of Actions）中明确指出，TICAD自成立以来一直推动南南合作，特别是亚非合作，并以“非洲新稻谷”作为日本这一努力的象征，其目的在于促进亚洲与非洲分享发展经验、加强亚非之间的人员交流和经贸合作。四是促进教育部门与其他发展部门的协同。日本在协助非洲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注重跨部门的协调、合作。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减贫、供水、卫生保健（包括传染病防治措施）等发展部门有着密切联系。为此，日本将教育援助纳入“人类安全保障”的基本政策中，强调教育部门与卫生保健、减灾、环境保护、科技、就业等部门之间的协同作用，跨部门合作的援助模式备受重视。

（五）采取成果导向的援助评估机制，确保援助成效

教育援助最具挑战的部分是如何定义和评估援助的成果与影响。在长期的教育援助实践中，日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援助评估体系，将评估贯穿于项目规划、实施和反馈的全过程，包括前期可行性调查、执行中监督与审查、后期评估和反馈的整个流程。例如，日本在肯尼亚开展的“中学数学和科学强化计划”先后经历了两年的立项调研，在第一期项目成果评估基础上，日本将肯尼亚数学和科学教师培训模式向周边国家推广，第三期又进一步将项目扩展到小学阶段（主要集中在6－8年级）。这种阶段性评估逐层推进机制，有利于巩固项目实施成果，提高援助有效性。后期评估一般在项目完成后的第3年，日本按照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制定的评估标准，围绕项目实施的目标，结合受援国国情特点，从援助项目的适切性、一致性、有效性、影响、效率和可持续性6个维度来判断分析项目成果，并按照A（非常满意）、B（满意）、C（部分满意）和D（不满意）四个等级评分。JICA教育援助评估既包括项目层面对单个具体项目的评估，也包括对部门援助方案的综合评估，如对基础教育援助效果的评估。同时，日本也在努力完善成果导向方法，不断改进教育援助评价机制，注重第三方评估，确保评估的客观性和透明度。在实施职业技术教育项目时，日本特别重视外部效率和长期影响评估，例如衡量有多少毕业生找到工作，发表了多少篇研究论文等。为改进评估方法，日本在项目评估中增加了基准调查和后测调查，将定量和定性方法相结合。日本将援助政策决策、成果分享和项目推广均建立在系统循证基础之上，在国际教育援助话语体系中借助国际会议、研讨等方式持续发声，扩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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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本文

牛长松,吕昕睿.日本对非洲教育援助的进程、举措与特征[J].比较教育学报,2023(3):4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