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梅 吕文雯 江竹君 | 文化外交政策驱动下德国海外学校的发展历程、特征与启示
作 者 简 介
曲 梅
全球化智库（CCG）副研究员
吕文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江竹君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德国海外学校是德国文化外交的重要抓手。与资本驱动下的英语国际学校发展情况不同，德国海外学校在一波三折的文化外交取向驱动下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路径，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变：19世纪中期至二战结束，德国海外学校在国家主义取向影响下实现了宗教学校的世俗化转型，但又因国家主义取向丧失理性而沦为政府宣传德意志优越性的工具；二战结束后，德国海外学校受多元主义取向影响进入“去纳粹化”阶段，并产生了理想化的“相遇学校”；两德统一后，全球主义取向乘势兴起，在“学校：塑造未来的伙伴”倡议推动下，逐步构建起开放性的海外学校系统。德国海外学校的发展历程虽然曲折，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以“国家主义理性化”为主线的文化外交政策工具，在政策认同感和政策环境的影响下，德国海外学校在办学模式上不断反思、创新，从偏执走向开放。以德国为鉴，海外中国国际学校在办学方向上可依托国际理解教育，探讨适合中国的新路径；在办学形式上，加强对海外教育需求和办学条件的调研，精准施策；在顶层设计上，整合现有海外教育力量，打破资源壁垒。
关键词：德国；海外学校；国家主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
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人员流动的加速，一种高速发展的学校形式——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逐渐壮大成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学校：增长与影响》（International Schools: Growth and Influence）关于国际学校，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国人谈及国际学校，一般指在华各类全部或部分采用外国（如英国的A Level、美国的AP）或国际（如IB）课程的学校。近年来，以迪拜中国学校为代表，全部或部分采用中国课程的海外学历型基础教育机构，即海外中国国际学校逐步建立。建设海外中国国际学校不仅是为了满足日益多样化的海外教育需求，也是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路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建设海外国际学校方面起步较晚，在发展模式、路径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
目前，英、美等发达国家在海外均有数量可观的国际学校。仅以英国为例，截至2020年6月，已有6000多所英式海外国际学校。特里斯坦·邦内尔（Tristan Bunnell）基于英语国际学校的情况总结道，“国际学校的发展经历了从‘理想模式’向‘后理想模式’的转型，学校的营利性和商业性色彩愈发浓厚。”但是，英语国际学校的转型主要与资本涌入英语留学市场有关，是一种受“资本驱动”的发展模式，而国际学校的发展并非仅有这一种模式可以借鉴。德国在建设海外国际学校（德语为Deutsche Auslandsschulen或Schulen im Ausland，并未出现“国际”一词，因此以下采用“德国海外学校”这一说法）之初，就将其作为文化外交的主要抓手。对于这一点，不仅德国官方一再强调，有关德国文化外交的研究也曾提及。但是，既有文献局限于对德国海外学校在特定历史阶段发展情况的描述，或只将其作为分析德国文化外交政策时的例证之一，并未在德国文化外交背景下对德国海外学校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的梳理和分析，这一特殊的国际学校发展模式也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文化外交政策驱动下的德国海外学校是如何发展的？有哪些特征？有什么经验或教训值得借鉴？本研究发现，德国的文化外交政策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方向性转变，而作为文化外交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德国海外学校在文化外交政策取向变化的影响下，从发轫到纠偏，最终达成了质和量的飞跃。
一、发轫：非理性国家主义支配下的转型
德国海外学校在德国尚未建立时就已萌芽，最初由德意志海外侨民自发创建，但随着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德国海外学校作为文化外交的有力工具得到重视。在德国国家主义的文化外交政策走向非理性化的过程中，德国海外学校也褪去其最初的宗教色彩，逐渐沦为宣传德国优越性和纳粹主义的工具。
（一）走向非理性的国家主义取向
德国文化外交政策萌芽于19世纪中后期德意志第二帝国形成和初建时期，尤其是在普鲁士夺取法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之时。法国本就是世界近代史上文化外交政策的发源地，普法战争的失败激发了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给德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这也使得早就觉察到文化独特作用的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更加坚定了将文化作为外交工具的决心。
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之前曾经历数百年的分裂割据，为了促进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统一，国家主义和与之相伴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国家重建中起到了团结一致的积极作用，也对德国的文化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国家主义一旦失去理性约束，就容易走向极端的国家崇拜和民族狂热。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德意志帝国这个“迟到的民族国家”不甘居于英法之后，亦加入世界霸权和殖民地的争夺，并为此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德国文化外交的特点是强调德意志文化的优越性，单向影响他国。并且，此时的德国并不认为德意志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在外交领域时刻警惕西方对其进行文化侵略，与英、美等国展开文化竞争。纳粹时期，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文化外交愈发失去理性，带有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极端种族主义倾向，彻底沦为官方纳粹文化的宣传工具。不过，在短暂的魏玛共和国（1918－1933年）时期，也曾出现过多元主义的曙光，主张文化外交由单向宣传转为双向交流。遗憾的是，由于国家权力还是掌握在纳粹的主要支持者——容克地主阶级手中，因此，多元主义取向在这一阶段只能是昙花一现，但却为二战后德国文化外交政策调整埋下了伏笔。
（二）从“宗教学校”到“宣传学校”
德国海外学校最早可追溯至公元12世纪，正处于“神圣罗马帝国”时期（962－1806年），现代意义上的“德国”尚不存在，学校为海外侨民私人所建，与“德国”的关系微乎其微。大约在19世纪中期，又有一批德意志人因政治、宗教或经济原因移民海外，建立了殖民地。与早期移民不同，这些新侨民受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希望能够在殖民地将德意志性（Deutschtum）和民族身份延续下去。同时，由于殖民地学校教育质量低，文盲率也高，因此建立了德意志学校，这也是现今德国海外学校的正式起源。由于牧师是移民中为数不多有学问的人，因此早期的海外学校通常由他们参与建设，学校的宗教色彩比较浓厚。为了保持学校的德意志性，这些宗教学校起初不接收其他教派、民族或殖民地本土的学生，但有的学校迫于经济压力，开始接收能够支付高昂学费的外族学生（外族学生缴费额高于德意志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学校的宗教色彩也就逐渐转淡。由此，德国海外学校自发进行了世俗化转型。
1871年，普鲁士王国取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成立了德意志帝国，开启了（民族）国家主义取向的文化外交策略，将德国海外学校作为重要工具。为了促进德国海外学校的发展，1887年，德意志帝国外交部还设立了一项专门基金。此后，德国海外学校的民族特色和外交潜力受到世人关注，并逐渐成为海外延续德意志（民族）国家主义认同感的机构。德国海外学校在帝国政府的推动下加速了世俗化的发展进程。
1898年，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在走访奥斯曼帝国的德国学校时，意识到其在海外宣传德意志性和推动德国争取世界霸权方面的潜力，遂又追加了对德国海外学校的支持。这次除了支持已有的学校外，政府还建立了新学校来宣传德国的优越性，争夺世界霸权。这类由政府新建或接受政府资助的学校被称为“宣传学校”（Propagandaschule）。与之前的宗教学校不同，宣传学校向殖民地学生放开，以求使当地社会（尤其是精英）加深德国印象。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没有受到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也在宣传德国的优越性。整个德国海外学校体系就像当时德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充斥着沙文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思想。
在政府的支持下，德国海外学校规模迅速增长。据史料记载，1880年仅有74所公、私立德国海外学校，而到1914年，全球德国海外学校已增长至700所，学生3.6万人。但德国海外学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一些民族国家认同感意识比较强的地方，德国学校会遇到更多麻烦。例如，1925年，立陶宛颁布了一个维护本民族特性的法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地德国学校无法教授德语课程，处境一直十分艰难。
自1933年起，纳粹党对德国海外学校的影响越来越大。1934年，新的外交部控制了教师的派遣，开除了犹太教师和使用法语书籍的教师，只聘用可信的、信仰纳粹主义的教师；学校要么自愿要么被迫采用纳粹课程；犹太学生也无法进入学校。由此，学校沦为纳粹德国的宣传工具，通过影响东道国上层社会子女，促使当地社会接纳纳粹价值观。二战开始后，德国海外学校的境遇变得十分复杂，在军事冲突地区，有的学校被迫关闭；而在中立地区还有新的学校建立，即使在1945年初战争形势已基本明朗的时候，仍有新的德国海外学校建校计划出现。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德国的战败，宣传学校这一独特的德国海外学校形式正式成为历史。
19世纪中期到二战结束，在国家主义取向的文化外交政策指导下，德国海外学校加速了世俗化道路，宗教性逐渐减弱，学校教育强调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虽然受到一些国家的抵制，但仍有极大的生存空间，有利于德意志民族国家认同感在海外的延续。随着国家主义理性约束的丧失，德国海外学校彻底沦为纳粹的单向宣传工具。
二、纠偏：多元主义影响下的重生与没落
二战结束后，曾经昙花一现的多元主义理念得以回归，德国文化外交政策在其引领下逐渐走向正轨。在这一阶段，德国政府主动推动德国海外学校的去纳粹化进程，并创造性地设立了“相遇学校”（Begegnungsschulen），强调平等地与其他国家开展文化交流。
（一）再次觉醒的多元主义取向
两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德意志民族国际形象跌入谷底。战后初期，由于对外政治、军事活动受到盟国限制，对外文化活动成为德国改善形象，与法西斯划清界限，介绍德意志优秀文化的重要渠道。1969年，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正式宣布文化政策将成为继安全政策、经济政策之后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化多元主义思想逐渐体现在一些西方移民国家的政策中，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1970年12月，联邦外交部正式发布《对外文化政策指导纲领》（Leitsätze für die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下文简称“1970纲领”），奠定了联邦德国文化外交政策多元主义取向的基调。该纲领倡导的多元主义取向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文化观的平等化，一改昔日以文化输出为主要手段的做法，重视文化间的开放、理解、交流与合作；二是文化外交的大众化，将文化载体从上层精英扩展至人民大众；三是拓宽文化外交国家的范围，尤其是在“新东欧政策”（Neue Ostpolitik）指导下，改善对民主德国和东欧国家文化的敌对状态。文化外交的多元主义取向体现了对异族文化的尊重和承认，有助于减少冲突，推动平等公正的世界秩序形成，因此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早期的“全球主义”思想。但是，文化多元主义又内含分裂倾向，过分强调多样性有可能会陷入激进的文化相对主义，不利于交流与对话，甚至导致非理性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
从其政策来看，这一时期联邦德国的文化外交仍带有明显的国家主义色彩。有学者总结道，联邦德国的文化外交政策是“在自身不断变幻的世界中为联邦德国谋得作为一个文化国家的合法性；通过阐释其文化生活及日益增长的文化贡献来推广联邦德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并博得认可”。此外，尽管承认文化交流的平等原则，1977年，联邦政府强调在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来往时要进一步突出主动性。在多元主义影响下，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对话得到普遍认可，国家主义取向逐渐恢复理性。
（二）“相遇学校”的理想与现实
二战后几个月内，很多德国海外学校倒闭，剩下的一些学校行事则十分谨慎，自发撇清与德国政府的政治关系。这些幸存的学校是德国海外侨民努力的结果，毕竟对于很多海外教师来说，学校是他们的收入来源、生活中心，也是文化交流和社交的场所。一些学校与当地政府沟通，保证不会接受德国的政治和资金援助，才得以用新的名字或架构重新开学，提供德式教育，但无法发放德国大学入学证书。随着多元主义的种子再次萌发，德国深刻反省纳粹罪行，新政府开始主动推动德国海外学校的“去纳粹化”，但纳粹时期的教育影响短时间内在海外难以完全消除。在联邦德国成立的最初几年，纳粹时期雇佣的教师、信奉纳粹主义的家长、旧的学校架构和教学材料仍然能够产生影响，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纳粹时期的课本仍然存在于一些学校。随着德国新政府的成立，一些海外学校主动与新的外交部门建立了联系，试图获取支持和资助。总的来说，战后二十年，德国海外学校数量较二战刚结束时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1965年，德国海外学校有108所，容纳5万名学生。1968年，联邦德国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下属机构——海外学校中央办事处（Zentralstelle für Auslandsschulwesen，ZfA），专门负责德国海外学校的管理和文化理念引导。
伴随着“1970纲领”的颁布，为了促进德国学生和东道国学生的交流，“相遇学校”出现了，其设计理念与“1970纲领”所倡导的多元主义取向一脉相承，尤其是文化观的平等化和文化外交的大众化。首先，“相遇学校”的目的是帮助不同国家融合得更紧密，而非像以前那样只是为德国作宣传。因此，德国学生和东道国学生要在一个班里学习彼此的文化，学生能够获得双语学历，毕业后既可以在德国，也可以在东道国继续深造。其次，与“宣传学校”不同，“相遇学校”要向来自低社会阶层的人们开放，通过给予补助金或降低费用的方式，吸引不同背景且天资聪颖的学生入学。
“相遇学校”的理念十分美好，在实践中却存在两大问题。第一，多元主义的“相遇学校”内含分裂和竞争，国家主义文化外交取向的影响依然坚挺，德国倾向于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例如，西班牙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省的学生本来在中小学阶段都可以选择双语教育，但德国政府主张只有通过考试的西班牙学生才能在中学阶段接受双语教育，如此一来，一些西班牙家长就无法再送孩子去德国学校，而当地德国学校也会流失一部分生源。因此，当地德国学校拒绝了德国政府的要求，对此，ZfA立即做出回应，宣布将召回派遣的教师并取消给予的资助。第二，理想中的文化“相遇”会受到多种现实条件的制约，难以落地：一是空间不足导致无法招收东道国或其他国家学生，例如，东京有一所德国学校只能容纳400人，因此，学校倾向于先招收德国学生，导致日本或其他国家的学生无法就读这所学校，也就难以贯彻“相遇”的理念；二是即使不同国家的学生能够在一起上课，在学校生活中，学生们通常还是待在自己的文化圈里，无法充分交流，只能“有限相遇”；三是由于海外学校运转需要大量经费，因此学费普遍较高（约500－600欧元），尤其是在一些欠发达国家，“相遇学校”变成了贵族学校，与最初吸纳低社会阶层人才的愿望相左。
在多元主义文化外交取向的影响下，德国海外学校开启了“去纳粹化”的过程，并将主张文化平等交流与融合的“相遇学校”作为改革理想。“相遇学校”的诞生体现出非理性国家主义文化外交取向得到扭转。不过，多元主义文化外交取向在“相遇学校”的落地却遭遇了现实的教育问题。在“相遇学校”成立15年后，ZfA承认最初的想法是失败的。到20世纪80年代末，只有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和东亚的几所“相遇学校”延续着最初的设计，其他“相遇学校”要么对最初的模式进行修改，要么就创造了新的模式。
三、飞跃：全球主义加持下的系统性建设
进入21世纪后，德国对于全球事务更加积极，文化外交政策也有了明显的全球主义倾向。为了支撑德国文化外交的全球扩张，德国海外学校需要尽量满足不同群体的教育需求，由此产生了更为丰富的海外学校类型，德国政府也顺势而为，将各类学校加以整合，以系统性建设促进新时期文化外交愿景的实现。
（一）乘势兴起的全球主义取向
早期的所谓“全球主义”实际上是以国际机制为轴心的国际主义，着眼点还是国家间的关系，而非人类整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主义才开始真正突破主权国家界限，重视人类整体的作用。1980年，联邦德国前任总理维利·勃兰特提出，“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实现一个建立在契约而不是地位、协商一致而不是强制基础上的全球社会”。
2000年6月发布的新世纪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对外文化政策：2000年理念》（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 Konzeption 2000）中仍鲜明地提出将继续奉行多元主义的文化外交政策。但随着国家实力的提升，德国在全球事务上表现出了强烈的进取心，愈发希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承担‘更大责任’（突出表现在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一政策上）……外交重点开始以欧洲为基底，进一步向全球范围扩延，以实现其国家利益，加强国际关系的‘全球性’和德国外交政策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人权和民主’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2011年，德国发布了《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文化教育方案：赢得伙伴、传播价值、维护利益》（Auswärtige Kultur-und Bildungspolitik in Zeiten der Globalisierung: Partner Gewinnen, Werte Vermitteln, Interessen Vertreten，以下简称“2011文件”）。该文件指出，“对德国而言，重要的是保障在世界的影响力，并有责任地共同建构全球化……通过教育、沟通和对话方式，借助基于相互尊重文化的伙伴准则，我们就能直接接触到目的国百姓，使之认同和接受我们的国家，接受我们的价值和理念。”与此同时，文件又特别强调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为德国对外文化和教育政策带来了新的机遇，德国要重视文化交流，特别是加强与伊斯兰世界的对话，这种文化外交政策的双面取向一直延续至今。在2020年发布的《联邦政府关于2020年对外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报告》（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zur Auswärtigen Kultur-und Bildungspolitik für das Jahr 2020）中，一方面，传播价值观依然是主要目的之一，强调“宣传我们的国家”“传达德国社会的多样性、我们的观点以及外交政策目标”“传达德国的真实形象、客观事实和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另一方面，又提到了要“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国际交流促进相互理解”“与其他社会进行真正的交流”。
由此可见，德国文化外交尽管在多元主义取向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全球主义取向，但国家主义取向历久弥坚。以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2011文件”为例，仅从文件名称就能看出德国文化外交政策并非以全球主义为起点和轴心，即在全球的、人类的站位上促进文化交流，而是以德国为中心和起点，鲜明地体现了国家主义的轴心性和首要性，只是在全球主义的规约下，德国的文化外交政策仍旧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理性，在手段上重视对目的国的尊重、沟通和对话。
（二）“塑造未来的伙伴”倡议中的海外学校
海外学校作为德国文化外交的核心，当文化外交重点向全球进一步扩张时，海外学校也会紧随其后。不过，全球布局需要大量的资金做支撑，而从经济层面来看，两德统一后虽然迎来了两年短暂的繁荣，但随即便落入十余年的萧条期。因此在这一时期，联邦政府不得不减少对海外学校的资助。据统计，1999年联邦政府对海外学校的拨款数额为1.95亿欧元，而2006年仅为1.72亿欧元。在资助缩减的同时，德国海外学校还受到所在国不同的通货膨胀程度的影响，呈现不同程度的收入缺口。总体上，这一时期德国海外学校收入缺口很大。运营资金和教职员工的补助金大幅减少后，许多学校都面临着巨大的财务问题，为了能够继续办学，学校不得不采取提高学费、降低运营和人员成本等一系列无奈的措施。经过多年的努力调整，德国经济终于在2006年时迎来曙光，提高国际学校资助额度被迅速提上日程。在2007年的预算中，外交部申请了1.802亿欧元的学校基金，并申请了1080万欧元用于德国海外学校建设，还承诺将加大力度向专业赞助商筹集资金或通过吸引社会捐赠的方式募集资金。
在内部努力和外部诉求的共同作用下，2008年2月，由德国时任联邦外交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提出的“学校：塑造未来的伙伴”（Schulen: Partner der Zukunft，PASCH）倡议正式启动。PASCH倡议将现有的相遇学校、2000年左右兴起的语言文凭学校（Sprachdiplomschule，即下文中的DSD）等多种形式的学校联合起来，打造了一个类型丰富多样的全球德语学校系统，希望通过PASCH激发年轻人对现代德国和德语的持续兴趣和热情，尤其是在亚洲、近东和中东以及中欧和东欧等重点地区；扩大合作学校规模，进一步巩固德语作为外语在他国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与德国建立活跃和长期的联系，鼓励学校及其师生公开交流思想，并与德国学校合作。
德国海外学校作为文化外交的载体，得到了格外重视。在PASCH倡议提出后发布的《德国对外文化和教育政策》系列报告（以下简称“X年报告”）中，能够很容易发现德国希望通过PASCH践行国家主义文化外交取向的印记。例如， 2010－2011年报告指出“有了PASCH，联邦外交部就有了一个创新和有效的外交政策工具”“从中长期来看，我们正在利用PASCH来加强德国在商业、高等教育和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在合作学校的毕业生中，德国公司的当地分支机构可以找到受过良好教育、熟悉德国语言和文化的年轻人，以及合格的员工”。2013－2014年报告提到，“PASCH旨在加强德国海外学校和东道国提供德语课程的学校之间的相互联系，以便在早期阶段吸引年轻人到德国，成为未来的合作伙伴”。2020年报告则提到“通过教授德语和文化，PASCH项目唤起了人们对德国社会和价值观的持久兴趣，并旨在与德国建立在生活上的长期联系”。
与此同时，又可以在这些文件中觉察到全球主义文化外交取向的影响。2010－2011年报告强调，“通过PASCH，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教育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同时，这使我们能够传达我们对全球外交政策问题（从尊重人权到全球变暖）的立场”。2013－2014年报告提到“时任联邦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指出，文化和教育在未来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对外教育政策意味着既要为世界学习，也要向世界学习。”2016年报告提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四要求联合国成员国承诺为所有年龄段的人提供优质教育，而PASCH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发现，德国正有意将海外学校与全球治理联系起来，弱化国家主义的强硬姿态，凸显德国的全球主义情怀及其在全球事务上的责任感和领导力。
PASCH倡议包含五类学校（见表1），分别是：由ZfA支持的德国海外学校（Deutsche Auslandsschulen，DAS）、德国之窗学校（Deutsch-Profil-Schulen，DPS）、德语语言证书学校（DSD-Schulen，DSD学校）；由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GI）负责监管的Fit语言学校（Fit-Schulen，Fit学校）；以及由德国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教育交流处（Pädagogischen Austauschdienst der Kultusministerkonferenz，PAD）监管的PAD学校。其中，DAS、DPS、DSD均属于海外学校（Schulen im Ausland），三类学校的毕业生均具备直接申请德国大学的资格。DAS中90多所为相遇学校，学生以德国学生、东道国学生为主，也接收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且DAS受2014年正式生效的《德国海外学校法》（GesetzÜber die Förderung Deurscher Auslandsschulen）保护，接受德国政府提供的资金援助和教师派遣。DSD学校是随着全球德语学习兴趣增长而兴起的学校，虽然与Fit学校一样只是将德语作为外语课程，但Fit课时量较小，毕业生不具备直接申请德国大学的资格。DPS的学生构成与DAS相似，课程则介于DAS和DSD学校之间，给学生提供了一种中间选择。由此可见，为了适应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德国在海外学校的内涵上保持了开放性，海外学校的类型更加丰富。时至今日，PASCH倡议共涵盖2000多所中小学，分布在全球120个国家。其中，DAS有135所，DPS有27所，DSD学校有1064所，Fit学校有694所，PAD学校有112所。
纵向来看，在PASCH助推下，德国 “海外学校”不仅覆盖中小学阶段，也在试图延伸至学前教育阶段，与高等教育阶段更好地衔接，并与职业教育相融合。向下看，2021年7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的《德国海外学校的关键问题——与德国紧密联系的世界中的教育发展情况》（Eckpunkte zu den Deutschen Auslandsschulen – Bildungsbiographien für eine mit Deutschland Vernetzte Welt，简称“关键问题”报告）建议“学前教育也是德国海外学校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应通过浸入式课程来帮助学龄前儿童过渡到小学和双语教学的阶段。对于‘相遇学校’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向上看，PASCH的合作伙伴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DAAD）通过其“德国海外学校和伙伴学校”计划（Betreuungsinitiative Deutsche Auslands-und Partnerschulen），将德国大学与国外的PASCH学校联系起来，使优秀毕业生能够更容易地过渡到德国学习，提供的支持包括申请阶段的建议、赴德学习的准备措施和在德前两个学期的强化支持。此外，PASCH还主张将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融合，采用“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其目的是向学生传授必要的能力，使他们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学生可以通过职业教育成为合格的专业人员，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也可获得学位。学校开展职业教育的合作伙伴通常是活跃于全球的德国公司。基于德国的职业教育法规，联邦和州政府、雇主和雇员在该法规基础上进行合作。
PASCH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学校类型、层次的多样化，还体现在各类型学校互动方面。PASCH不仅是学校间交流的网络，也是教师、在读学生和校友的交流平台。早在2010年，PASCH就推出了官方网站，方便学校、教师和学生沟通。受新冠疫情影响，网站的作用更加凸显，据统计，2020年3月至12月，页面浏览量超380万次。 为了防止海外学校内部和学校之间产生“数字鸿沟”，“关键问题”报告还提出建议制定专门的数字化方案，使海外学校平等享用数字化设施。
在这一阶段，德国加强资金支持及政策保障，使海外学校在全球范围内铺开。在PASCH整合下，德国海外学校在形式上更加灵活，涵盖各个学段，又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造网络社群，使全球各类学校及其相关行动者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样一个覆盖全球、类型多样、联系紧密的海外学校系统，能够更强有力地输出德国语言文化，为德国吸引全球人才，同时又能通过交流合作参与全球事务，使其能在全球主义理念的加持下，更理性地达成国家主义的愿景。
四、德国海外学校发展历程的特征
国际移民数量的攀升和全球教育理念的萌发是国际学校产生与发展的最初动力，但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国际学校的发展主要受出国留学热潮的推动，也因此吸引了大量资本注入。在资本驱动下，学校由家长社群主导变为由投资者主导，且越来越多的学校归私募股权和主权财富基金所有；由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和跨文化理解变为服务于全球资本和全球竞争；由教育的实验室变为品牌载体。这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文化外交政策驱动下的海外学校发展历程有明显区别。结合上文梳理，可从德国海外学校发展情况总结出以下特征。
（一）以“国家主义理性化”为主线的文化外交政策工具
德国海外学校并非起源于德国文化外交政策，但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却成为其重要工具。从前文分析可见，德国文化外交取向的变化并不是“国家主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依序更替的过程。事实上，国家主义取向在其整个发展历程中从未缺位，只是在多元主义和全球主义取向的介入下，国家主义的基点和目标受到不同程度的规约，逐渐走向理性。不过，德国“国家主义理性化”的走向又与蔡拓所构想的“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有所不同。在“全球主义关照下的国家主义”中，全球主义是“更高层次的伦理归宿”，是“理论与价值的制高点”，是“更理想的目标”，占据“轴心地位”，因此称之为“全球主义关照下”。而德国文化外交“国家主义理性化”的走向，虽可见“全球主义的关照”的规约，但“国家主义”却未见得处在“全球主义”之“下”。
德国文化外交政策取向上的变化，会迅速投射到德国海外学校的发展上，形成不同的学校形态（见图1）：非理性国家主义取向支配下单向传播德国优越地位的“宣传学校”；多元主义取向影响下主张文化平等交流与融合的“相遇学校”；以及全球主义取向加持下“塑造未来的伙伴”倡议中的海外学校。但是，文化外交驱动下的德国海外学校始终服务于国家文化外交政策，多元主义和全球主义取向最终并未淡化其国家主义底色，但能对国家主义取向起到约束作用，使海外学校在理性中发展壮大。
图1 文化外交政策驱动下德国海外学校的发展历程
（二）海外学校的政策认同感和政策环境影响政策落地
从政策系统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是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德国文化外交策略能否通过德国海外学校落地，与海外学校（政策客体）对于德国政府（政策主体）的政策取向是否认同以及政策环境是否允许有一定关系，尤其体现在“发轫”和“纠偏”阶段。
政策认同是人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对所实施政策的一种心理态度和评价。如果海外学校办学者认同政策理念，即使没有官方推动，也会自发促进理念落地。例如，19世纪中期，在文化外交政策尚未触及海外学校时，海外学校办学者即因为认同德意志性而决定办学。在纳粹主义横行时，一些私立学校因为认同德意志的“优越性”，即使没有政府资助，也会自发承担宣传职能。在德国海外学校发展历程中，政策认同感与政策执行的关系又会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例如，即使一些海外学校并不认同纳粹主义理念，受环境所迫，仍不得不采用纳粹课程，拒绝犹太学生和教师入校。又如，虽然多元主义的文化外交政策和相遇学校理念广受认可，但海外学校不得不因环境限制而进行改革。
此外，不同学校所持有的认同感或面临的政策环境存在一定差异，这使得全球各地学校发展进程不尽相似。例如，在一些国家，海外学校很早就脱离了与教会的关系，而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一所德国学校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仍然与新教教堂有关系。又如，二战结束后，有的学校迅速抛弃纳粹课程，而有的学校仍然保留到20世纪60年代。
（三）从“偏执”走向“开放”的模式创新
德国海外学校在发展过程中，曾陷入两处陷阱——“宣传学校”和“相遇学校”。宣传学校是德国文化外交国家主义取向走向极端、失去理性的表现。宣传学校具有不可持续性，一方面，此类学校强烈的非理性国家主义色彩容易引起东道国反感；另一方面，德国海外教育人与东道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为了生存也会主动排斥此类学校。而在多元主义文化外交取向影响下产生的早期相遇学校则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学校模型，承载着朴素的文化平等交流融合理念。但是，多元主义文化外交取向又内含分裂倾向，难以避免文化间的竞争与冲突，因此难以达成平等“相遇”。此外，平等“相遇”还受到现实教育条件的束缚。因此，早期相遇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宣传学校的矫枉过正，从一种陷阱落入另一种陷阱。德国海外学校发展过程中的这两处风险，值得后来者警惕。
“塑造未来的伙伴”的提出标志着德国海外学校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进发。海外学校不再局限于以“相遇学校”为主体的DAS一种形式，而是迎合不同群体的教育需求，加入了DPS和DSD两种形式的学校。在教育阶段上力求向全学段开放，同时借助技术手段构建网络社群，并增强线下沟通，整合各类型教育力量，打破不同部门（ZFA、GI、PAD）的资源壁垒。
五、对建设海外中国国际学校的启示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要将“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海外国际学校”作为“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具体措施之一，在《教育部2021年工作要点》和《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中，又两次将海外国际学校提上日程，体现出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在建设海外学历型基础教育机构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先发优势，也留下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对比海外中国国际学校建设的基础和进展，本研究从德国海外学校发展历程上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推动国际理解教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德国经验来看，宣传学校早已被抛弃，也不能不顾教育规律，落入“平等相遇”的陷阱，如何在国家主义、全球主义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落脚点，是确定办学方向的关键。德国海外学校在办学方向上走的是“国家主义理性化”的路径，尽管受到全球主义理念的规约，但仍然以践行国家主义愿景为轴心和起点。这样的办学方向能否为我所用，仍值得商榷。毕竟德国属于西方国家，其通过海外学校实现国家主义愿景的阻力较小。稳妥起见，也为了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我国需要探索一条能够实现“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即以全球主义为轴心与起点的新路径。自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以来，“国际理解”愈发受到重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将“国际理解”定义为：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的心态，了解人类文明进程和世界发展动态；能尊重世界多元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关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价值等。国际理解教育体现了一种全球主义的理想，更容易获得海外人士的认同，并且，我国在国际理解教育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可以作为推广的基础，而国际理解教育也可以在海外学校落地中获得进一步创新的机遇。
（二）加强对海外教育需求和办学条件的调研，精准施策
与德国情况类似，对中国学历型基础教育有需求的海外群体也比较多元。海外中国国际学校除了要保障各类驻外人员子女的基础教育权利，还要考虑到海外华侨华人以及对中国有兴趣的其他外籍人士的教育需求，群体的多样化必然带来需求的多样化，再加上不同办学地点在政治局势、对华关系、法律法规、医疗与治安情况、华侨华人力量、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这给建设海外中国国际学校造成了很大的前期挑战。为了促成海外中国国际学校快速、有效地落地，可以支持海内外各领域学者、咨询机构开展调研，尊重调研结果，在课程结构、授课语言、学生来源等方面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因地制宜。在海外学校的认证方面，也需要保持灵活性，设置“有梯度”的认证标准，给各地办学者选择的空间和调整的余地。
（三）整合现有海外教育力量，打破资源壁垒
各类型学校百花齐放势必造成生源、教师等办学必备要素的竞争，但德国现状告诉我们，从需求多样化的角度出发，不同类型学校之间是可以共存的。海外中国国际学校建设虽然起步晚，但并非从零开始，除了近两年新建的标杆项目——迪拜中国学校、巴西里约中国国际学校、柬埔寨中国学校外，全球各地有2万所（截至2019年10月）华文学校，枫叶、博实乐等国内民办教育集团也早已在海外布局。此外，还有驻外使馆阳光学校、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等中文教育机构，这些机构都有着巨大的转型潜力。目前，这些机构分属教育部、统战部、商务部、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管辖或对接，比德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我们亟需一个类似PASCH的开放性的顶层设计，将不同类型的海外教育力量加以整合，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海外中国国际学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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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本文
曲梅,吕文雯,江竹君.文化外交政策驱动下德国海外学校的发展历程、特征与启示[J].比较教育学报,2023(3):5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