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雨 周昕佩 | 德国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探究
作 者 简 介
陈 晓 雨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
周昕佩
西藏大学教育学院
摘 要
保障职业教育“参与率”和“含金量”，对我国职业教育振兴与整体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虽享誉全球，但多数低成就青年却被“双元制”或“全日制”职业教育排斥而在“过渡制”职业培训与失业之间摇摆。究其原因，德国中等学校教育融通性不足，低成就青年面临前兆性职业教育边缘化风险；职业教育系统结构性歧视进一步阻碍低成就青年参与职业教育，并且引导其自我规训甚至“自我污名”；现代社会性风险又加剧群体负面反噬，增加了低成就青年自损性风险，导致其丧失优质职业教育机会。而德国深化中等学校体制改革、提高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渗透性、运用财政金融杠杆保障教育参与以及提供终身化职业咨询服务等应对举措则启示我们着力构建职业学校（教育）价值认同，继续深化赋能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改革；健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完整通道，赋予职业学校学生融合参与、多元发展、优质发展空间；增强技能体系与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黏合度，实现职业教育“阶段性”向“终身化”迈进。
关键词：德国；职业教育；排斥；教育公平；教育政策；终身学习
全球知识经济兴起与高等教育扩张重塑工人就业前景，受教育程度低者在劳动力市场中遭遇高度边缘化风险且面临严峻失业危机，德国也未能幸免。德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虽享誉全球，但多数低成就青年却只能参与农业、家庭服务业等低技能职业培训，从事薪资水平低、福利保障弱、解雇风险高的工作，遭遇与其美誉相悖离的职业教育排斥危机。以至有学者为其发出“丧失机会的青春”的惋叹，德国联邦教育部长也呼吁正视“教育差距扩大化”问题。可以说，应对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已经成为德国教育体系发展必须予以解决的重要命题。
关于德国低成就青年（Gering Qualifizierten Jugendlichen）及其职业教育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研究视域进行了分析和探究。基于历史变迁角度，有学者考察了不同时间节点下低成就青年参与职业教育的机会与模式，发现低成就青年参与职业教育的空间被逐渐压缩，提出“过渡制”加剧德国职业教育等级分层的批判性观点。从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整体发展视角，有学者系统分析了德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机构设置与特点，认为性别隔离、学术化倾向、融合低成就青年成为其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发展的三大阻碍。有学者针对性地研究了移民群体、特殊学校学生、少数民族以及贫困儿童遭遇的职业教育排斥状况；还有学者尝试从家庭背景、个人行为及机构选择等多重角度诠释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的原因。从比较研究立场，有学者进行高学业成就与低学业成就学生职业教育状况对比、开展不同国家低成就青年的劳动力市场劣势比较，强调包容与公平建设对德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保持领先地位的重要性。此外，也有学者基于数字化时代的工作场域变化，分析了转型时期低成就青年面临的新技术创新与社会不平等困境。
当然，学界关于德国低成就青年及其处境并非皆为质疑批判之词，另有学者认为德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中的“过渡制”有益于低成就青年，能帮助缓解“疤痕效应”并为之提供再次进入“双元制”或“全日制”的机会。但本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是否真实合理有待商榷，毕竟德国职业教育培训统计信息显示近年低成就青年的职业教育参与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且德国职业教育改革动向亦表明增强职业教育对低成就青年的吸引力和提升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参与率已经上升为联邦教育战略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从“他者”立场出发，透视德国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现象，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核心原因并探究德国融合低成就青年参与职业教育的举措，借此拓宽我国职业教育振兴的思路。
一、透视德国低成就青年及其职业教育排斥现象
探究德国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问题，应当把握低成就青年的概念内涵并正视其在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中的参与情况。
（一）理解低成就青年和德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理解低成就青年的概念需要重新审视德国教育的分流模式、学校类型与证书制度。德国小学四年级结束后初次分流，在第一阶段中等学校教育中学生可进入完全（文理）中学、综合中学、实科中学、普通（主体）中学。其中完全（文理）中学注重学术教育，学生通常升读高中进而获取高等学校入学资格；实科中学与普通（主体）中学均面向职业教育，不同的是实科中学颁发中级证书，普通（主体）中学则颁发初中毕业证书；综合中学的学生可选择升读高中亦可以转读职业教育；各学校的辍学者则“无证书”。回溯历史，“无证书”辍学者最先受到社会关注，其数据在1965年约20%，1980年约10%，2000年约9%。然而比率下降并未受到褒扬反引发担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仅获得初中毕业证书的学生群体，认为其与“无证书”辍学者一样没有享受到高等教育扩张红利，反而被这辆急速行驶的列车所“抛弃”。事实证明这种担忧确有必要，据统计，2012年约25%德国学生无毕业证书或仅有初中毕业证书，这一数据不仅给德国教育改革敲响了关于公平的警钟，也让学界展开了一场持久而深刻的辩论。低成就青年因此从实践问题转向学术话语并被定义为“没有证书或仅有初中毕业证书的人”。
就德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而言，其又分为“双元制”职业教育、“全日制”职业教育与“过渡制”职业培训三条路径。“双元制”由企业主导培养制造业和工业技术人才，“全日制”以学校为基础培养服务业和中级技术职业人才，二者属于完全合格职业教育且颁发国家认可的职业技能证书；“过渡制”通常提供为期一年的职业培训，理论上可将学生导入“双元制”或“全日制”职业教育。众所周知的是，“双元制”作为德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核心，是德国引以为傲的技术人才培养制度；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出生率下降等结构变化使卫生、服务行业劳动力需求增加，“全日制”地位随之提升。对比之下，“过渡制”处在德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边缘地位。
从法律赋予的教育权利出发，低成就青年可参与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培训。新修订后的德国《职业培训法》与《手工业法》规定“职业教育内部及其与高等教育之间融通开放，支持不同学生的个性化教育培训路径”。即低成就青年具备平等参与“双元制”与“全日制”职业教育或者“过渡制”职业培训的资格。
（二）低成就青年的职业教育排斥现象
然而现实情境中，大部分低成就青年进入了“过渡制”职业培训。统计数据表明，2020年70%“无证书”和43%“初中毕业证书”的低成就青年进入“过渡制”职业培训，而87%持有“中级证书”的学生直接进入了“双元制”或“全日制”职业教育。本研究进一步明确低成就青年是被“分配”至“过渡制”职业培训，而非个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具体表现为低成就青年受限于教育背景、经济条件、不稳定生活环境等因素，被认为难以决定个人职业发展路径或归宿。因此职业介绍所和父母成为主要“代理人”和“决策者”，前者将低成就青年“标签化”，后者认知背景、家庭及社会资本有限，这导致进入“过渡制”职业培训路径似乎成了多数低成就青年的“宿命”。
进一步追踪发现，由“过渡制”进入“双元制”或“全日制”的低成就青年比率也正在下降，2020年仅有不到三分之一实现成功过渡，这也意味着剩余三分之二低成就青年不得不在继续参加其他不同类型职业培训或失业之间摇摆。另外，从“过渡制”成功进入“双元制”或“全日制”的低成就青年同样面临两种尴尬局面：一是企业或职业学校更青睐拥有中级证书者，低成就青年通常被置于末位备选甚至被拒绝；二是在职业选择上，低成就青年通常无缘工业制造、工程机械、行政管理、银行金融、IT技术、医疗等高技能行业的职业教育，而只能选择手工业、家政、农业等低技能行业，最终从事譬如销售员、理发师、油漆工、机电工、供暖/空调机械师、牙科助理等工作，而这些工作岗位的特点则是薪资低、条件差、保障弱。换言之，高技能、高薪资、高社会地位的职业教育通道基本对低成就青年“关闭”。低成就青年被迫进入“过渡制”职业培训，进而“缺乏国家职业资格证书—难以顺利实现就业—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失败者’”，闭环式的职业教育排斥由此发生。
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既困扰其自身，也阻碍了德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职业教育排斥迫使低成就青年面临经济边缘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剥夺”问题，难以平等地参与经济生产、文化建构、公共事务和日常活动；另一方面，低成就青年的职业教育排斥加剧德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供需匹配矛盾。2021年德国有63200个职业教育培训岗位空缺，67800个人仍在寻找培训名额，其中又以“初中毕业证书”岗位与申请人数匹配差距最大。随着德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学术化”倾向增强，学生期望与企业需求间差距扩大，低成就青年难以进入、高学业成就青年不欲进入职业教育的现象更甚，这使得德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整体吸引力下降，教育培训与劳动力市场蒙受损失。
研究认为低成就青年并未公平地享受到法律所赋予其的平等参与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培训的权利，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隔离于“双元制”和“全日制”职业教育之外，处于德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劣势地位。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已然成为德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整体发展的障碍，有必要从学理立场揭示其原因。
二、分析德国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的原因
低成就青年的职业教育排斥根植于德国中等学校发展历史，彰显于职业教育系统文化评价模式，并在现代社会性风险中进一步加剧。
（一）中等学校教育融通性不足
回归原点探究德国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中等学校教育融通性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历史的角度看，德国中等学校改革难以褪去按传统等级划分学校的底色。从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表象转而关注德国教育传统，发现德国社会长期以来一直信奉（但是并未得到实证验证）天赋类型思想，即主张人的天赋可以分为三个等级：思想理论型（对应文理中学）、手工实践型（对应普通/主体中学）、介于二者之间的天赋类型（有点理论，也有点实践，对应实科中学）。1871年德国学校教育系统化、国家化之后仍保留着按传统等级划分学校的色彩。1964年《汉堡协定》甚至以立法形式确立德国中等教育体制的三种基本学校类型，其中文理中学代表最高的教育要求和水平，实科中学代表中等水平，而普通（主体）中学则应代表较低的学业水平。20世纪80年代初期，德国在人力资本理论和公民权利运动冲击下才开始注意学校内部多样化以及学校间的融通性问题。
时至今日，中等学校教育融通性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通向职业教育轨道的综合中学、实科中学和普通（主体）中学间横向沟通不甚通畅。具体表现为三类学校间的流通基本呈下行式，降校例数远远高于升校例数，普通（主体）中学成为降校生最差的去处。同时普通（主体）中学的学生通过个人努力上行流动至实科中学或综合中学并获得进入“双元制”或“全日制”职业教育资格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学生一旦进入普通（主体）中学就意味着被边缘化，接受未来将参与“过渡制”职业培训的“预设”。在德国中等学校教育阶段（见图1），仅获得初中毕业证书的低成就青年，也即普通（主体）中学毕业生甚至与“过渡制”职业培训形成一一对应关系。此外，辍学的“无证书”低成就青年更是难逃被“双元制”或“全日制”拒之门外的“咒符”。与其将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归因于能力不足，不如承认其是因为中等学校教育融通性不足而遭到职业教育系统的制度性排斥。
图1 德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示意图
注：此图由作者根据Bildung in Deutschland 2022整理所得，其中不包括特殊教育学校，数字1－13代表年级。
（二）职业教育系统结构性歧视
在德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内学徒资格竞争激烈的年代，决定权往往在企业，有学者用信号理论和竞争筛选理论解释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问题。即企业将受教育程度视为衡量可培训素养和未来生产力的指标，选择拒绝和淘汰低成就青年。
近年来，德国职业教育系统岗位供需矛盾凸显、吸引力下降问题暴露。鉴于此，应以联结思维将其与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进行综合考量。依据2022年联邦职业教育培训研究所公布的数据，职业教育系统中持初中毕业证书的实际登记申请人数为121951人，而劳动力市场的岗位预期人数则达到了255304人。换言之，职业教育中持初中毕业证书的实际登记申请人数不到岗位预期人数的一半，职业教育岗位空缺与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成为互相呼应的矛盾。究其原因，以往低成就青年长期被加诸一系列的负面联想，德国媒体甚至将其定义为“负面精英”，塑造出其远离教育、暴力倾向、道德沦丧的形象。低成就青年在职业教育系统中甚至被“失败”“愚蠢”“懒惰”“缺乏上进心”“暴力行为”等歧视性或污名化色彩的贬义词定义，求职过程中更是遭到各种偏见性歧视。这导致低成就青年在职业教育中居于弱势、经历失败，最终要么从事替代性很高的低技能工作，要么处于失业状态，只能依靠福利救济生活。结构性歧视塑造了低成就青年的职业教育选择模式，如今他们为避免伤害、侮辱或者逃避失败体验而建立一种“退出机制”，主动放弃进入“双元制”或“全日制”职业教育路径的可能。
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言“不承认或错误承认……会成为一种压制的形势，把人囚禁在一种虚假的、变形的和还原的存在模式中。除了简单地缺少尊重外，它还能造成严重的创伤，让人承受残缺的自我仇恨。”低成就青年的自我规训甚至“自我污名”被强化，“隐蔽”的职业教育排斥仍在继续。
（三）现代社会性风险加剧群体负面反噬
2015年夏天欧洲爆发难民潮以来，移徙难民教育需求扩增；2022年俄罗斯与乌克兰爆发战争后，德国学校已新增15万难民儿童与青少年教育需求，有难民背景的青年进一步成为德国职业教育排斥的主要群体。“贫困是分等级的，雾霾是讲民主的”，社会风险加剧德国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的“相对剥夺感”。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的社会风险繁复多变，譬如公共卫生危机、军事战争、金融危机、信息化变革等，具有不可计算性、不可控制性、平等性和不可逆性等特征，且风险面前无人能独善其身，每个人都要被其界定和建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从贫富差距转向风险的生产、识别、分配与避免。正如贝克所言“风险就是知识中的风险”，知识水平、知识获取以及知识生产素养塑造个体风险感知与应对方式。换言之，现代社会风险的性质决定低成就青年天然暴露于各类风险之中，知识与现代社会风险的关系致使低成就青年处于高风险分配位置，而教育资源占有与利用的弱势则使低成就青年难以感知和应对风险。在现代社会风险面前，低成就青年更加脆弱甚至可能在“无意识中”被其影响而改变原有生活轨道，德国有移民背景或难民背景的青年所遭遇的职业教育排斥正源于此。遑论现代社会风险如此多样，面对当前的全球性疫情、金融危机魅影、工业4.0转型等，低成就青年不断积累并逐渐形成普遍性社会风险，此现象映射于教育则具体表现为职业教育排斥危机的恶化。基于上述分析，研究者认为现代社会风险是职业教育排斥的“因”亦是“果”，未来德国低成就青年自损性风险增加，可能继续在价值与制度性风险交错中丧失优质职业教育机会。
另外，成人教育中的马太效应则进一步诱发对弱势群体的多重剥夺，低成就青年需面对更加多样化、长期化的风险性危机，要么延长教育期限以徘徊或滞留于“过渡制”职业培训路径，要么以“失败者”身份过渡至社会后陷入贫困与失业的漩涡，职业教育排斥与社会排斥交织并透过阶层复制继续传递。因此改变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处境对德国教育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三、探究德国应对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的举措
为改善德国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德国深化中等学校教育及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公平性改革，同时加大教育财政支援力度，期望整体上促进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可持续发展。
（一）深化中等学校体制改革以促进公平
德国学生四年级初次分流时所就读的中学类型很大程度决定其未来发展道路。然而在长久以来的教育人格等级观念影响下，普通/主体中学、实科中学、文理中学、综合中学四类学校横向流动困难，低成就青年在中等学校教育阶段即被迫边缘化，前兆性职业教育排斥风险呼吁德国进一步深化中等学校体制改革以提升教育质量，改善教育不公平。
首先，改革普通（主体）中学以削弱低成就青年的职业教育边缘化风险。目前各联邦州或取消主体中学，或将之与实科中学等合并成与文理中学具有等值地位的新学校类型。譬如不来梅州直接取消主体中学；柏林将文理中学之外的主体中学、实科中学和综合中学合并为可提供高中毕业会考的新学校类型，称为融合式中等中学；巴伐利亚州将主体中学改名为“中级中学”并为具有手工实践天赋的学生开设实践班以及开设可考取中级毕业证书的直通班。学校类型重组一方面基于满足劳动力市场提高人才资质的要求，另一方面帮助低成就青年规避其所就读的中等学校类型与“过渡制”职业培训路径相对应的风险。在追求中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同时赋予不同学习水平学生平等选择和参与职业教育路径的机会。
其次，运用课外支持提高低成就青年综合学习素养。联邦教育部数据表明德国近三分之一儿童因父母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或失业而不能参加课外活动，这又进一步约束或限制了他们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因此，德国开展“文化造就强大”项目对弱势群体、低学业成就学生开展基于广泛文化概念的课外教育。譬如通过阅读与语言表达、舞蹈戏剧、媒体设计、视觉艺术等领域的项目式课程创设学习机会以增强个体非认知素养及社会情感能力；支持多元文化教育渗透至生活领域、科研领域从而促进社会发展与融合。当前德国形成了由政府主导，学校和社会公益性组织承担，以父母需求为导向的公益性课后服务体系，其公平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低成就青年的教育损失，特别使具有移民背景、难民背景及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从中受益。
再次，尝试建立起中等学校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及高等教育间的沟通对话。也即加强中等学校与上行教育阶段的衔接从而助益破除职业教育路径间的隔离，使其流动趋向通畅，同时便于职业教育培训市场更加全面立体地获取学生能力信息并公正评价与录取（录用）。
（二）多举措提升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渗透性
为解决低成就青年平等受教育权利与宏观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间的矛盾，必须采取措施提升低成就青年参与职业教育的可能性。
其一，德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三条路径分野源自职业类别和教育差异属性，因此保障高质量教育培训的同时，提高流动性与灵活性成为最主要问题。对此，德国职业设置在保留工业制造传统优势的基础上，依据《职业培训法》《手工业法》对部分职业进行优化。如修订IT行业职业标准、调整电气职业培训内容、更改美发职业培训考核方式、增设车辆内部机械师职业等。伴随着旧职业调整与新兴职业出现，三条培训路径的渗透性随之增强。近二十年来德国持续进行职业教育培训行业调整，随着近年来德国“双元制”学徒岗位空缺数量扩大，此调整亦可被视作低成就青年参与职业教育的新契机。
其二，推进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数字化、模块化转型，实施以能力为核心的职前培训。采用小组学习、自助学习与项目实践相交替的混合学习模式，将职业培训重点转移至学习者及其工作训练；由商会、工业与贸易协会、职业培训机构和大学建立合作网络，共同开发数字化培训流程以及设计不同职业课程模块。较之以往徘徊于“过渡制”与失业之间的尴尬局面，德国期望借助职业培训的数字化、模块化转型提高学习资源可及性、使课程内容更加个性化和实用化，从而帮助低成就青年从“失败者”蜕变为“能力者”，达到企业公司或学校的选聘标准，实现从“过渡制”职前培训到“双元制”或“全日制”职业教育的成功过渡。
其三，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加强对非正规或非正式途径习得的职业技能的认证。以往诸多低成就青年因没有正式职业资格证书而难以成功融入劳动力市场，但实际上部分低成就青年在工作经验累计中已经习得专业技能。对此，德国工商业和手工业协会启动“非正规和非正式习得能力验证”试点计划，建立了关于无职业资格人员职业能力记录、检查、评估和认证的标准程序，并逐步扩展推广至其他领域。此举措使低成就青年群体成为受益群体，扩大了其参与职业教育的空间、提升了其获得国家认证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的可能性，也为其在继续教育阶段的学习进修奠定了基础。
（三）运用财政金融杠杆保障教育参与
面对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和技术工人短缺问题，德国教育改革议程的重点之一是运用财政金融工具推动职业教育改革举措落地生效。
一方面，加大对低成就青年及其家庭的经济支援力度，确保其教育参与并减少学习差距。譬如联邦在“补缺行动计划”中划拨10亿资金专门用于支持减少学生学习差距；建立继续教育奖学金制度，对继续教育中参与职业教育培训课程的青年予以额外激励；修订《联邦教育促进法》增加学员与父母收入津贴额度、扩大财政资助对象范围等。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后，各州重视加大对低成就青年或弱势群体的经济支援力度，采取提高增值税收入份额、出资支持难民教育以及专项招募辍学者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等举措，改善低成就青年学习机会并挖掘其职业教育潜力。
另一方面，向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以延长学徒筛选期，弱化职业教育系统对低成就青年的结构性歧视。联邦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作为解决职业教育供需矛盾的核心，利用财政补贴与金融工具促使企业延长学徒筛选期限，支持其与低成就青年建立联系。此举一是意在巩固低成就青年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给予其向雇主展示个人职业素养与潜力的机会，减少职业教育系统中的刻板印象与污名化评价；二是鼓励公司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培养低成就青年的就业技能，赋能低成就青年流入劳动力市场，缓解职业教育培训技术工人短缺与供需不匹配的问题。
除此之外，德国还期望通过发展终身教育整体性来提升教育系统包容性和公平性，回应低成就青年遭遇的现代社会知识性风险和群体性风险。例如把终身学习作为《国家继续教育发展战略》中的高度优先事项，由联邦教育局为低成就青年提供量身定制的、终身化职业咨询服务，针对性地对低成就青年或低技能群体进行教育培训以促进其融入劳动力市场。
四、结语
受限于中等教育学校间融通性不足、职业教育系统结构性歧视等因素，低成就青年在中等学校阶段即面临职业教育边缘化风险，毕业后则进一步遭遇职业教育甚至就业市场的排斥危机。这扩大了教育差距和社会鸿沟，既不符合教育公平与社会正义，又不利于德国教育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风险面前，着力缓解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成为促进解决德国技术工人劳动力短缺、教育培训岗位供需不匹配问题的当务之急。当前，德国采取进一步深化中等学校体制改革、提升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渗透性、加大低成就青年经济支援与中小企业财政保障力度，以及提供终身化职业咨询服务等应对举措，期望能够促进教育公平正义、融合低成就青年参与职业教育。未来前述各项举措能否发挥作用仍待进一步关注和验证。
反观我国，职业教育进入激荡变革发展阶段，职业教育振兴频频出现于我国政策法规之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政策强调“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甚至首次修订《职业教育法》以推动职业教育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等。职业教育振兴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学术界关于理顺职业教育发展障碍、推动职业教育现代化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建议亦日渐增多。对比研究中德职业教育状况，德国“双元制”与“全日制”公众认可度高，其所培养的人才薪资待遇与职业发展有保障，但低成就青年却作为弱势群体被排斥在外。在我国，一方面职业学校受普职分流、学历崇拜等多重因素影响，办学遭遇污名化乃至“职校恐慌”，甚至职业高考面临生源短缺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我国职业教育也具有量大面广、层次和类型多样、更加贴近社会弱势群体等基本特点或优势。
从“他者”立场审视德国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启示我们兼顾公平与质量应该成为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题中之义，振兴职业教育还应该回到“人的本质”及其受教育权利上。具体来说：一是要构建职业学校（教育）价值认同，继续深化赋能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改革；二是重视职业教育体系内部贯通及其与普通教育的融通建设，健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完整通道，赋予职业学校学生融合参与、多元发展、优质发展的空间；三是增强技能体系与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黏合度，实现职业教育由“阶段性”迈向“终身化”。最终赋予不同智力结构、个性特长与发展需求的学习者参与职业教育以及畅想未来的“勇气”与“底气”，实现职业教育振兴发展而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奠定坚实基础，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整体向前。
（公众号排版限制，参考文献请见纸刊。）
● 引用本文
陈晓雨,周昕佩.德国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探究[J].比较教育学报,2023(4):5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