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明 马铭余 宁波 | 全球视野下中小学教育中的形式主义:从概念到治理
作 者 简 介
霍 明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马铭余
唐山市路南区实验小学教师
宁 波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教育决策与大数据实验室研究员
摘 要
形式主义被视为各行各业发展的羁绊,近年来对于中小学教育中各种形式主义的讨论屡见报端。在我国,许多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指出形式主义不仅消耗教师的时间和精力,还对正常的教学活动造成了干扰。过去三十年中,国外学者对形式主义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覆盖了形式主义的定义、表现形态、测量工具、形成原因、潜在影响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等多个方面。本研究尝试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评述,以深入了解和分析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形式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解决路径。
关键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学校管理;破解路径
形式主义通常表现为过度的或多余的文书工作(Paperwork)和行政负担(Administrative Load),以及阻碍或阻止正常工作与决策的法规、规则或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主义代表着手段对目的的胜利。这一现象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的政府和企业中普遍存在,也显著影响着教育系统。在我国,中小学校长与教师经常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处理非教学性任务,从而分散了他们的工作精力,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进而降低了整个学校的工作效率。例如,教师需要完成很多重复繁重的填表或留痕打卡任务。在一些地区,一些本该由上级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活动,也常被交由基层学校实施。上级部门下放了责任,但是并没有下放资源和权力,导致基层学校和教师处于需要负责但无权无助的状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破解学校教育中各种形式主义问题的专项整治方案,试图减轻中小学教育体系中的非教学负担。
识别和理解中小学教育中形式主义的具体表现、影响及其成因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近年来,尽管各种媒体对中小学中的形式主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国内对中小学教育系统内的形式主义问题仍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这一研究缺失不仅限制了我们对问题的全面理解,也影响了有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相比之下,受到程序正义和扁平式管理等制度设计影响较大的西方国家,形式主义问题更为普遍且具有制度性特点。因此,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评述,以便为我国解决中小学教育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提供有用的参考和指导。
一、解码形式主义:从内涵到现实应用
概念作为思维的基本形式,揭示了一类事物的核心特征。在学术研究中,明确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至关重要的。概念的“内涵”指的是所描述事物的基本属性,而“外延”则描述了具备这些属性的事物的范围。本研究首先从国际比较视角对形式主义的内涵与类型进行界定。
(一)形式主义的概念界定
形式主义(Red Tape)在公共管理学领域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议题,因为它关注的是规则(Rules)的运用及其影响。尽管学界对形式主义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现在普遍接受的定义来源于波兹曼(Bozeman)的开创性工作。他将形式主义定义为“仍然有效的规则、条例和程序,会带来遵从负担,但不会推进规则旨在实现的合法目的”。这一定义主要包含两个要素:一是遵从负担(Compliance Burden),即为了遵守规则所需投入的时间和努力;二是功能缺失(Lack of Functionality),即规则在实现其原定目标方面的不足。
具有高遵从负担的规则并不总是缺乏功能性,反之亦然。在中小学的日常教育活动中,如每天进行的升旗仪式,可能是费时且繁琐的,但却在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相反,有些可能在执行上并不繁重,但却无法达到预定目标。例如流于形式的教师签到打卡制度,虽然可能不需要占用教师过多的时间,但其效果却远未达到预期。因此,形式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普遍现象,它指的是在多大程度上,员工或组织需要应对那些既费时费力却又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规则。
需要强调的是,形式主义与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正式化”(Formalization)是有明显区别的。正式化是指组织活动在诸如程序、工作描述、条例和政策手册等书面材料中的体现程度。它被视为组织的一种中性特质。适当的正式化有助于提高组织效率和增强组织承诺,并被认为是组织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相比之下,形式主义则是正式化的“病态”形态,它使得组织成员为了遵守规则而消耗了大量资源(时间、金钱和人力等),但未能实现规则本应服务的组织目标。
(二)形式主义的分类
波兹曼将形式主义划分为两个类型:组织形式主义(Organizational Red Tape)和利益相关者形式主义(Stakeholder Red Tape)。组织形式主义被定义为“仍然有效的规则,给组织带来遵守负担,但对实现规则的功能目标没有任何帮助”。基于这一概念,波兹曼进一步将组织形式主义细分为内部形式主义(Internal Red Tape)和外部形式主义(External Red Tape)。内部形式主义指的是强加在组织内部的规则和约束,这种约束抑制了组织成员(教师)的个人努力,降低了组织(学校)表现。外部形式主义是由外部机构(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强加给组织(学校)的规则,这些规则妨碍组织成员(教师)与组织(学校)之间的有效互动,进而削弱组织的效能。
利益相关者形式主义关注规则对不同个体的影响。这一类型的形式主义被定义为“仍然有效并带来遵从负担的规则,但对给定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没有实际价值”。这意味着,尽管所有组织成员(如校长、教师等)都面临相同的规则和程序,但他们对这些规则的感知会因其身份和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感知差异主要由规则遵从带来的好处或负担的程度决定。正如考夫曼(Kaufman)所指出,“一个人的形式主义是另一个人所珍视的程序性保障”。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潘代(Pandey)重新定义了形式主义为“对组织施加的遵从负担的负面感知评价”或更广泛地说,“组织施加的遵从负担引发特定角色的主观体验”。
综上所述,形式主义既可以被看作客观实体,也可以被看作个体的主观感知。这其实反映出看待形式主义的两种视角:效益—成本视角(Benefit-Cost View)与心理过程视角(Psychological Process View)。在效益—成本视角下,形式主义被视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其影响可以通过组织资源的消耗来量化。而在心理过程视角下,形式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建构,即形式主义依赖人们的主观感知,其存在和影响取决于人们在组织中的角色和立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视角在对形式主义的解读和评价上有所不同,但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不同的视角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和目的,因此两种形式主义的取向都有其独特的价值。
(三)形式主义的操作化与测量
在前文中,我们对形式主义进行了定义和内涵解析,这种以文字界定文字,以概念界定概念的定义形式被称为概念性定义。然而,在实证研究中,仅依靠形式主义的概念性定义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将这一抽象概念具体化为可观察、可测量的指标,也就是生成形式主义的操作性定义。这种操作性定义明确了用于理解和测量形式主义的具体行动或操作步骤。
目前,形式主义的操作化主要有两种测度类型:自评式形式主义测度和作为行政延误的形式主义测度。自评式形式主义测度基于一个前提,即形式主义是可感知的。因此,人们可以通过问卷或量表等工具来测量工作场所中“对规则、限制和约束的感知水平”,并使用测得的感知水平作为体现形式主义程度的指标。这些问卷或量表进一步分为单维度量表和多维度量表。单维度量表主要用于测量形式主义的一般特征,而多维度量表将形式主义视为一个多维度构想(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例如,雷尼(Rainey)等人开发的一般性形式主义量表(General Red Tape,GRT)就是一种典型的单维度形式主义量表。该量表通过一个十分制的题项来评估应答者所在组织的形式主义水平。与之相比,多维度量表如鲍瑞的三题项形式主义量表(Three-Item Red Tape,TIRT),则从繁重程度、不必要程度以及无效程度三个维度,让应答者对规则感知进行评价。
作为行政延误的形式主义测度则通过客观指标,如工作任务所需的时间、延误和文书工作数量等,来实现对形式主义的测量。例如,一些研究使用完成人员招聘、设备采购、合同签订和政策变更等任务所需的时间来衡量组织形式主义的水平。有趣的是,相较于私人组织,公共组织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相同的任务,这暗示了公共组织可能具有更高程度的形式主义。然而,这种测量方式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不是所有的行政延误都与形式主义有关。例如,公共组织可能因工作任务的复杂性而需要更多的时间,这并不一定反映形式主义的存在。同时,行政事务中的时间延迟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组织目的,例如通过放缓工作节奏以保护员工、兼顾不同能力水平员工的工作节奏等。
二、形式主义的复杂影响:组织难题与个体困境
在公共管理领域,形式主义被视为各行各业发展的羁绊,对组织运转以及员工行为和心理都会产生较大影响。
(一)组织层面的影响
组织绩效(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是指一个组织根据预设目标和标准所达到的表现水平。组织绩效是一个多维度的构想(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一般涉及有效性(Effectiveness)、效率(Efficiency)、公平(Equity)等多个方面。公众通常也期望公共组织在这些维度上有良好的表现。在教育领域,能否提高学生学业和社会情感能力被视为学校教育有效性的重要指标。然而,众多的研究显示,各种类型的形式主义都会对组织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复杂冗余的流程导致管理系统的低效运转,这不仅增加了员工的遵从成本(Compliance Costs),也妨碍了高效的工作和管理,进而削弱了组织绩效。这里的遵从成本指的是为了遵守行政规则而需要付出的时间和财务代价。以教育为例,形式主义可能会占用组织运作所需的资源(如占用教师时间进行表格填写等),同时也可能削弱提供高质量服务(如有效教学)所需的内在动力,从而影响组织绩效。这主要是因为过度的文书工作或与核心任务不相关的规则会分散个体对组织主要任务的注意力和资源。
其次,形式主义可能会导致模糊不清的指导方针,让员工感到自己的努力毫无意义,并削弱他们应对不同情况的决策能力,进而影响组织绩效。例如,教师通常有很强的内部动机,他们可能愿意花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繁重的遵从负担。但是,一旦教师不清楚他们付出的努力有何意义时,这种内在动力便可能会受到削弱。
第三,对于在复杂环境中运作的公共服务组织中(如学校),一线员工(如教师)在服务交付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在与服务受众(如学生)直接互动的过程中,他们需要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和专业知识以高效地完成任务。若教师觉得形式主义限制了他们运用专业知识和行使自主权的空间。这种自主权的丧失不仅会削弱他们的内在激励,还会对其教学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损害学校整体的表现。
(二)个人层面的影响
形式主义还可能增加员工在遵守规则时的心理成本(Psychological Costs)。心理成本包括遵守行政规则和要求时产生的耻辱感、权力或自主性的丧失,以及应对行政流程的压力感。大量研究已指出,形式主义对员工的职业满意度、组织承诺、工作投入、公共服务动机、离职倾向等都有着显著影响。在很多时候,形式主义引发的过度控制和规则功能失调会限制员工的工作自由度,从而使员工在工作中感到疏远、无力和失去意义,继而导致消极的工作态度和不良的工作行为。
形式主义也被认为是触发教师职业倦怠的关键因素之一。很多教师会对大量与教学无直接关联的文书工作感到不满。在教学、考核以及培训等环节,过度和不必要的规章制度与程序限制也让教师感到身心疲惫。这种过度管理不仅扼制了教育活动的多样性和创新性,还加重了教师的工作负担和压力。这些负担和压力的累积将导致教师情绪持续恶化,形成情绪耗竭,进而减弱了他们对学校的归属感,不利于学校的高质量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形式主义对员工表现的影响并不总是负面的。布劳姆(Blom)等人的元分析发现,形式主义不一定会对组织绩效和个人表现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现象的可能解释有二:首先,某些公共组织可能已经建立了针对形式主义的应对机制或文化,通过这些方式,员工能规避复杂的规则,减少其负面影响。其次,一些员工可能采用积极的策略,将形式主义看作是一种挑战,从而获得严格约束自己的成长机会。然而,即使员工能够在形式主义环境下有效工作,这往往也是以增加工作压力和降低心理健康为代价的。
三、形式主义根源剖析:个体、组织与外界的交织影响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准确地识别和分析其成因。形式主义的多样化表现与其复杂的成因密切相关。因此,要根除形式主义,必须深入了解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和产生过程。学界还没有形成关于形式主义成因的完整理论框架,我们认为可以从个人心理、组织内部和外部环境三个方面来进行全面分析。
(一)心理视角下的形式主义:个体感知与内在机制
从心理过程的视角来看,形式主义是个体在社会中与其他个体或组织交互中逐渐形成的。对于形式主义的认识和看法受到个人所处的社会角色的影响。戴维斯(Davis)与平克–哈波(Pink-Harper)提出了四个主要的心理过程因素。首先,根据合理化理论,遭遇负面工作结果的员工可能会将形式主义作为负面工作结果的合理化解释,从而报告更多的形式主义感知。其次,根据工作失调理论,当员工出现消极表现或负面情绪时,当事人会通过放大组织中可能存在的形式主义,来合理化自己的表现或情绪。第三,归因理论表明,员工对于组织可控性的内—外归因取向,可以影响他们对于形式主义的感知。与那些认为组织更多受到内部人员控制的员工相比,那些认为组织更多受到外部控制的员工会报告更高水平的形式主义感知。最后,员工对组织内其他成员的违规行为的感知也会影响他们对形式主义的看法。特别是当组织对员工行为缺乏有效约束时,员工的形式主义感知往往会增加。
(二)组织结构视角下的形式主义:规则、层级与内部动态
在组织内部,规则与形式主义密切相关。从效益-成本的角度看,形式主义是一种不依赖于个人感知的客观现象,通常是因为规则出现问题而产生。这些问题可以分为“先天性”和“继发性”两大类。先天性问题是指规则在制定之初就存在缺陷,通常是因为规则制定者对组织行为有误判,或者是试图集中权力,甚至施加过度的管理和政治控制。而继发性问题则是规则在执行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其逐渐失效或者变得过于繁琐。
组织结构也是影响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学者认为形式主义的主观感知并不仅仅是由规则本身造成的,而是受到组织结构和程序特征(如正式化、层级化、集权化)的影响。个人服从组织的结构属性构成了组织行为的逻辑基础,而这些结构属性反过来给个人创造了遵从负担和形式主义的经历。首先,组织通过规则确定组织所认可的行为,但当规则本身成为目的,而不是服务于更广泛的组织或社会目标时就会产生形式主义的感知。其次,组织层级的增加通常意味着更多的管理控制,进而可能会转变为过度控制,并导致可感知的形式主义。同时,更多的层级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决策过程中,从而减缓了决策的速度,导致可感知的形式主义。最后,在集权化程度较高的组织中工作的员工需要将决策权上移,工作中需要不断等待上级的意见以便推进工作,这不利于员工个体的决策参与,容易造成对工作的疏离感,进而导致形式主义的感知。
在公共组织机构中,不同层级的员工对形式主义的感知程度也有所不同。基层员工(Street-Level Bureaucrats)通常更容易感受到更大程度的形式主义。一项基于丹麦中学和学校管理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普通教师对形式主义的感知要显著高于校长等管理人员。这是因为普通教师处于教育管理体系的最底端,是各项规章制度的最后一个层级的执行者。他们需要承受正式规则(以及资源限制和模糊目标)与职业规范、亲社会价值观和个人需求之间的冲突。而学校管理人员由于享有领导职务,可以将很多由形式主义产生的工作转嫁给普通教师。同时,学校管理者本身可能就是形式主义的制造者,对形式主义的容忍度显然要高于基层教师。此外,一项针对比利时中学校长和教师形式主义感知的实证研究表明,校长的形式主义感知也会放大形式主义在教师中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不但需要关注教师的形式主义感知,还要努力消除学校管理者的形式主义感知。
(三)外部环境视角下的形式主义:规则制定、沟通障碍与组织响应
外部环境因素在形式主义的产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外部形式主义主要是由组织外部的密集控制和多样的利益相关者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外部形式主义适用于公共和私人组织,但在前者更加普遍。与私人组织相比,由政府管辖的公共组织更容易受到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或压力,影响组织的自主性和稳定性。外部环境对形式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界定规则的外部组织的数量越多,规则执行中的自由裁量权也会相应增加,这容易导致规则被误用,进而引发形式主义的感知。其次,界定规则的外部组织数量越多,规则制定者和规则执行者之间的沟通回路就越大,也越不和谐。沟通回路的规模和不和谐增加了规则制定者和规则申请者之间沟通不畅的可能性。最后,随着定义规则的外部组织数量的增加,核心组织对规则的控制力会减弱,从而降低了组织成员对规则的所有权感,进一步加剧了形式主义的感知。概言之,对形式主义的感知与规则的意义有关,即规则是否有明确的目的。
当关于目标、监督和奖惩的规则主要由外部组织制定时,组织成员更容易产生规则缺乏内在价值和具有监控性质的感觉,这会导致对规则产生沮丧感进而导致对工作的疏离感。总之,当组织环境中出现规则误用、沟通不畅和规则所有权感缺乏时,外部强加给组织的规则、条例和程序性约束很可能转化为形式主义的感知。一项针对荷兰小学教育中形式主义的研究表明,外部控制确实与教师对形式主义的感知存在着显著相关性。在我国的一些中小学中,教师不仅要完成日常的教学任务,还需要负责大量的台账整理、材料报送,以及各种各样的非教学任务,如各类宣传活动。这些活动通常是行政主管部门强制要求教师参与的,有可能与正常教学活动相冲突。同时,许多教师对活动的目的和目标缺乏了解与认可,也导致教师对这些规则的疏离感,进而产生形式主义的感知。
四、应对形式主义:实践中的策略与启示
对于形式主义,多数人视其为组织内的“毒瘤”。例如,基层员工如教师和护士普遍认为,繁琐的规则和条例所带来的形式主义妨碍了他们对复杂事务的高效处理。鉴于此,众多研究呼吁对形式主义进行深入的整治,主要从规则优化、组织特征调整及外部控制重构三个方面展开。
(一)优化规则
前文讨论了规则对形式主义感知的直接影响。为了确保规则产生正向效果以解决形式主义问题,德哈特–戴维斯提出了“绿带子”(Green Tape)概念,强调构建高效的组织规则,消除无效组织规则带来的形式主义感知。一个有效的规则应具备五个基本属性:第一是书面、成文的规则。成文的规则更容易让规则执行者把握规则实质要求,使他们对规则的理解与规则制定者保持一致,减少对规则的误解和无效执行。第二是具有有效实现规则及其目标的手段。达到同一目标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法和途径,但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能够大大减少遵从负担。第三是最优控制。最优控制强调在实现预期目标的前提下,实施最小的、合理的、灵活的约束。而形式主义会导致管理者采用过度控制,以抵御利益相关者不遵守形式和规则的风险,具体表现为吹毛求疵、挑剔和僵化。第四是始终如一地实施。这包括了执行形式在对象上的无差别性、时间上的连续性等。第五是能够被利益相关者理解和接受的目的。形式目的的可理解性至关重要,理解往往是自愿遵守的前提。形式的目的不是形式本身,只有关注到形式背后的实质性目的,才可以有效避免形式主义。
事实上,多项实证研究已证实了有效组织规则的重要性。例如,当规则和程序能够达到预期效果时,他们被视为“绿带子”,否则就是形式主义。相关研究还发现,最优控制、始终如一地实施两个维度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具有有效的实施规则目的的手段、始终如一地实施、最优控制与可理解的目的等四个维度与员工离职倾向呈显著负相关。
(二)调整组织特征
正如前文所述,形式主义可能浪费组织的宝贵资源并削弱员工的服务动机,进而影响组织绩效。对于资源占用问题,有以下两种应对策略:第一,当受到压力或被行政程序和规则 “困住”时,基层员工可以自行通过诸如“弯曲规则”(不严格遵守规则)等方式进行应对,以缓解形式主义对组织绩效的负面影响。第二,政府层面为基层组织(学校)增加资源,确保员工(教师)能全心投入本职工作(提升学生的学业成就)。例如,英国教育与技能部于2003年发起了“变革学校教职工队伍的开拓者项目”(Transforming the School Workforce Pathfinder Project)。该项目旨在通过为学校提供更多行政人员的方式,将老师从繁重的行政负担(材料整理、表格填写、数据录入等)中解脱出来,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研究显示,在该项目实施后教师工作负担有了明显的下降,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动机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此外,组织文化也有助于缓解形式主义对组织绩效的负面影响。尽管组织文化无法直接改变规则,但它决定了个人如何理解和应对规则,对组织绩效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例如,莫尼汉(Moynihan)等人的研究发现,机构负责人的变革型领导力可以改变公务员对形式主义的感知。这是因为基于工作需求—资源理论(JD-R)正面的领导力行为可以被视为重要的工作资源,可以调节阻碍性工作需求(形式主义的遵从负担)对组织绩效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优化外部控制
前文已详细介绍了外部控制如何形成员工的形式主义感知,特别体现为外部控制与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为解决此矛盾,改进规则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的沟通(Communication)是关键。如果规则的重要性和功能被解释得更清晰,规则可能不再被视为形式主义。同时,加强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的沟通,也有助于发现并纠正不良规则。在具体的学校教育实践中,教育行政部门作为规则制定者,需要同中小学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就特定规则的制订进行充分沟通,以便增加规则的适用程度和被接受程度,消弭可能产生的形式主义感知和学校绩效的损耗。荷兰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小学校长对人事管理中是否存在形式主义的感知程度,与当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师工会组织的互动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如果教育行政部门充分考虑教师在个人福利和工作条件方面的诉求,那么校长作为沟通外部规则制定者与内部规则执行者之间桥梁的角色会更加顺畅。
此外,向基层转移组织内的决策权亦可减少外部控制引发的形式主义感知。在分布式领导背景下,外部组织施加的形式主义对组织和员工的负面影响会有所消解。反之,当组织内部的形式主义会强化外部控制对组织成员的消极影响。在外部力量已经完成对组织规则制定的情况下,通过引导组织成因共同解读规则,释放尽可能多的自主权。这将有助于形成组织认同和凝聚力。同时,组织领导的责任心、组织优先原则、内部外部定位等也都会影响组织成员对于外部规则的包容性。
五、中小学教育内形式主义研究的展望
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形式主义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存在已经从一个简单的观念逐渐演变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从对其在教育中的精准定义到实际治理策略等议题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对中小学教育中的形式主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研究发现,在中小学教育领域,形式主义表现为多样态,其影响和成因也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等特征。形式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组织问题,它是一个复杂的、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社会现象,包括政策环境、教育制度和组织结构等。
形式主义与教育实践的质量和效率紧密相关,影响着教育组织的运作效率、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通过对不同的教育组织和实践的分析,本研究展现了形式主义如何影响教育活动,包括教学、评估、组织管理等方面。同时,也探讨了应对中小学教育中形式主义的多种策略,包括优化教育规则、调整组织文化和改善外部控制等。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形式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旨在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清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向。实证层面的研究则旨在通过实际的案例分析和数据支持,揭示形式主义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具体表现和影响。而在实践层面,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为实际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形式主义在中小学教育中的研究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形式主义的多层次、多维度特性,以及如何通过更为有效的策略,促进中小学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在未来的中小学教育形式主义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重视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
中小学教育中的形式主义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西方的形式主义研究往往倾向于量化研究,而在我国,质化研究可能会提供更丰富的实践和理论洞见。未来的研究可以将量化和质性研究的优势相结合,通过实证研究来丰富理论框架,同时通过理论的构建来指导实证研究的开展。通过更为深入的研究,为形式主义在教育中的表现、影响及应对策略提供更为全面与丰富的证据,为未来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注重多学科和多视角的研究
未来的研究应鼓励从多学科和多视角来审视中小学教育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能够为理解和解决形式主义问题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同时,通过不同文化、不同地区和不同教育阶段的比较研究,能够更为全面地展现形式主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发掘具有中国特色的应对策略提供参考。
(三)深化形式主义影响和应对策略的研究
未来的研究应更为深入地探讨形式主义对教育质量、教育公平、教师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影响。同时,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并验证不同应对策略的效果,如教育政策调整、学校组织文化改革等,进而为形式主义问题的解决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四)基于中国文化和社会背景开展实践研究
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教育体制为形式主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价值。未来的研究应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的形式主义现象和应对策略。通过实践研究,旨在发掘和验证在中国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有效应对形式主义问题的策略,为我国中小学教育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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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本文
霍明,马铭余,宁波.全球视野下中小学教育中的形式主义:从概念到治理[J].比较教育学报,2023(06):5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