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基里尔·科布林（Кирилл Кобрин, 1963—）：俄裔作家、文艺学家、历史学家。现居里加。“克罗诺皮奥”（Хроноп）乐队[1]的发起人之一。自1994年起在自由电台主持节目，2009—2012年担任电台俄罗斯分部总编。2000年至2006年任《新文学评论》（НЛО）编委，2006年起任《紧急储备》（NZ）杂志编辑，2009年至2011年任俄罗斯“诺斯”（НОС）文学奖评委。其散文、小说和评论文章被译为英、法、荷、意、拉脱维亚语等多国语言。代表作有《在欧洲某处：非虚构散文集》（2004）、《冒险故事集》（2007）、《夏洛克·福尔摩斯与现代性的诞生》（2015）、《往昔的后苏联坟墓：普京时代的故事》（2017），《在“新”的废墟之上》（2018）等。短篇小说《去年夏天我们在马林巴德》入选《最佳欧洲小说2013》合集，中译见《世界文学》2018年第1期。
2月24日早上五点钟左右我突然醒来。不是有什么东西把我吵醒的，不是的，我先醒了，然后才听到走廊上传来轻微的奇怪声响。G没在旁边。我甚至有点生气，她又一直工作到早上，她今天头痛了该怎么办。应该起来让她去睡觉。大大的房间里灯没开。那些轻微的奇怪声响是从浴室里传出来的，那里还透出一丝光。我敲了敲门，门开了，G正坐在浴缸边上抽泣。“战争开始了。”她说道。G的父母就住在哈尔科夫，或者说，过去曾住在那里？他们现在是难民，暂居在切尔诺夫策[3]的某座空房子里。战后他们会回到哈尔科夫吗？他们还有地方可以回去吗？他们的房子能幸存下来吗？G订阅了电报上的哈尔科夫群，群里会定期更新什么东西落在了哪里，什么被毁了，什么被烧了，有多少人被杀，食物被运到了哪里，有没有水等等。还有视频：爆炸，黄色和红色的闪光，然后是灰色或黑色的烟雾，烟雾先是上升，然后向周围弥漫。被冲击波压垮的汽车。房子的废墟。有时还有尸体。更常见的是志愿者们严肃的脸庞，他们运送食物、药品，帮忙疏散人员。这就是哈尔科夫，俄罗斯人无法拿下它。俄罗斯人徘徊在城市周围，但就是不能拿下。这些人躲在G的父母居住/曾居住的市郊旁的森林里，向路上的汽车和骑自行车的人开枪，但是不敢冒险出去。我不知道那里现在还有没有人，俄罗斯人已经被击退了。但他们肯定留下了地雷。大量的地雷。即使在战后也没法在林子里散步。战后。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它何时结束？以何种方式结束？今天，4月10日，当我坐下来写这篇文字时，还看不到尽头，尽管未来的某种轮廓透过大火的烟雾隐约可见。不，不是这样的。隐约可见的是现在、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轮廓，而它势必决定未来。然而，数以万计的遇难者将不再有任何未来。但对于数百万难民来说，还有未来。数千万留在乌克兰的人还有未来。那些像G一样既非逃难，也没有留在国内的人同样还有未来。她早就离开了乌克兰，约莫十年前。但对她而言，有关未来的问题并没有消失：她还能不能回到家乡哈里科夫？有朝一日。战后。但那里还有没有哈尔科夫？而不全然是废墟、灰烬、残损的汽车和尸体？顺便一说，尸体很快就被移走了——当然，不是俄罗斯人做的。那些俄罗斯人只会抛弃尸体，自己人的、别人的，都无所谓。这场战争揭露出俄罗斯天性中一个惊人的特性——对尸体漠不关心。与此同时，在俄罗斯，葬礼上要把棺材打开，人们竭力想要亲吻逝者已经发青的嘴唇，在遗体下面铺上干冰——当然，有这个钱的人才会这么做。但尸体还是有味道，逝者发出的甜丝丝的味道是构成我祖国的重要元素之一。对我来说，无疑可以构成，在记忆里。在我大脑的某个小转角柜里有一个特殊的抽屉，上面有个标签：“曾经的祖国如何开始和结束”。抽屉里有根试管，里面有令人作呕的尸体的甜味。
其实，我的未来也是如此。我出生在苏联，曾生活在那里，之后在俄罗斯，再后来就离开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和那个地方似乎也没什么联系了。只有姐姐，伏尔加河和奥卡河堤坡上的几处风景，汽车厂区伊里奇大街[4]上的一个街心花园，还有半打朋友。这就是全部。当然还有语言，但它就像空气一样。而且语言是在变化的，最近几年当我在斯摩棱斯克以东地区[5]时，我常常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想，如今连弄懂的机会都不会有了——我不会再回去了。不，我没有夸大其词，只是在明确一个事实。战后。我不知道战后会怎样，我只知道，再也不会像战前那样了，甚至都不会像感觉战争已不可避免的2月23日那样。感觉是对的。战争开始了，就像在一首关于伟大卫国战争开始的苏联老歌一样，它是始于凌晨四点对基辅的轰炸。6月22日，四点整，
我们被告知，
基辅被轰炸了，
战争开始了。
只是这次是另一些人在轰炸，虽然，他们本质上是一类人，同样是些憎恨生命的人，想要摧毁它或让它不适合生存，将一个不完美但有生命的世界变成死亡、废墟，有意用他们丑陋的思想、简单粗暴的意图，最重要的是，腐烂的言语组成的一层恶臭将一切紧紧覆盖住。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在这片可恶的黑暗中只能借助电视的微光——他们电视的微光确定自己的方位。在他们的电视里有一群受过专门训练的生物在吠叫。这些吠叫的人和他们吠叫的对象能有怎样的“战后”？说实话，我不感兴趣。战争来了，它改变了一切。2月24日早上我出门去商店，一切都跟原来一样：里加，宽阔的银灰色的道加瓦河，国家图书馆略显幼稚的后现代主义建筑，行人，巨大的拉脱维亚国旗立在岛上，小岛离诺亚斯艺术中心[6]展厅不远。另一边，主教堂的那些尖顶依旧，丽笙酒店的塔楼，稍往右一点是科学院的集体农庄审美的斯大林式建筑，左边是一座看起来像凯尔特竖琴的斜拉索桥。带着海水苦涩味道的空气。海鸥和所有这样的事物。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同时完全是另外一个了。我想起利季娅·金兹堡《围困者手记》[7]的开头，我之前每年都要重读一遍，仿佛是在等待类似情形的发生，而且是在完全不同的、似乎并不适合这种哀伤之惧的地方——布拉格、伦敦、成都。我到了里加才不再重读，并决定停下来，因为这些文字我都熟记在心了。这也是为什么2月24日的早晨，在横跨道加瓦河的桥上，在风中，这些文字热切地从记忆中浮现出来：“我穿过街道回家，仿佛它们还是战前的，在依旧是战前的物品中间，只是已改变了意义。还没有痛苦，没有死亡带来的伤感，没有恐惧。相反，是兴奋和对这种生活结束所带来的近乎轻松的感觉。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似乎有种感觉，必须急切赶往某个地方，一切都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后来发现，很多事还跟以前一样，有轨电车还在运行，还在支付稿费，商店里仍在出售平常的东西。这令人惊讶。以往生活结束了的感觉起初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意识绕过了过渡的一切，完全集中在了结局上。”她是对的。这令人惊讶，甚至让人恼火，就是说，怎么会是这样：他们在这里走来走去，笑着，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在门廊外抽烟，把羽绒服披在办公室穿的衬衫外面，上了年纪的大妈们在商店里骂骂咧咧，而夫人和年轻的姑娘们则在格特鲁德街[8]的法国店家里认真地享受面包和咖啡。怎么可以做到这一切，当事情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并将要发生时？当然可以。甚至需要这样。因为俄罗斯人想要摧毁生活本身，所以生活必须继续下去，如果没有机会拿起枪，消灭这些摧毁生活的侵略者的生命，那么，这就是抵抗。我自己也开始继续，努力继续生活，不过那得晚点开始。而起初确实如利季娅·金兹堡所写的那样，我着急忙慌起来，好像急于需要做一些重要的事，趁着还不……“还不”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智能手机成了行动的替代物。新闻网站上的时间线。推特。Instagram。谢天谢地，我没有脸书，阅读那些不太熟的知识分子们的论断，见证他们的恐慌发作，因他们酸涩的笑话而感到不适——不，还是算了吧。只需要事实。只需要战况简报。什么人去了哪里，有多少坦克，多少飞机，土耳其无人机能不能应付得来装甲机群，有没有杀死泽连斯基，到底什么时候实施制裁并送来便携式放空武器，或者最好是立刻把坦克、导弹和飞机一起。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天，一切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人们普遍意志消沉，处在高不可攀的存在主义情绪中，随后一种近乎体育迷般的狂热取而代之。我——支持乌克兰人。我热切奔向任何有关他们胜利的消息，也因他们的失败而万分沮丧，甚至我还为他们想出一些可以致胜的战略路线。我从来不是个球迷，但突然间我感到自己变成了这样。只不过这不是足球。而且这不是一场比赛。这种狂热是地理上的疏远带来的直接结果。历史学家卡洛·金兹堡[9]有篇论文名为《杀死满大人：遥远距离的道德影响》，这篇论文建构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的一个片段基础上。这个片段中大学生拉斯蒂涅想起卢梭（实际上是狄德罗）的某部作品：“他著作里有一段，说倘使身在巴黎，能够单凭一念之力，在中国杀掉一个年老的满大人，因此发财；读者打算怎么办？你可记得？”
“记得。”
“那你怎么办？”
“噢！满大人我已经杀了好几打了。”[10]
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实际上总的来说一切生命）的价值显然取决于做判断的人与它之间的距离——距离越远，价值就越小。卡洛·金兹堡将此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的一段话联系起来，在这段话中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法则——“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说得粗浅一点，这里指的是某些“法则”之间的对立：一边是事物秩序的普遍法，另一边则是不同人类群体所采纳的那些法。[11]我反对杀人——这是一条普世法则。但在具体战争的具体情形下，我希望那些跑到别的国家杀人的人尽快被干掉。我不在乎这些人是谁，哪怕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我的前同胞。在这种情况下，国籍并不重要。只需要刷一下推特的时间线，你就能从远处杀死一个侵略者。这是一段视频，它展示一架无人机的瞄准器正缓慢地搜寻并找到目标。瞄准。闪光。黑色的虫子从爆炸后的坦克里四散爬出。还有一些爬不走，躺在那里。胜利，一比零。你在很远的地方，听不到烧着的士兵在坦克锡罐里的哀嚎声。而这是个问题，而它甚至不是个道德问题——去他的道德问题，从道德出发——这个问题在逻辑上就是无解的。战争用类似问题的病毒感染我们的意识，它比冠状病毒的传染力还强。弗吉尼亚·伍尔夫称战争为“疾病”，对她本人来说，这种疾病——二十五年间的第二次——被证明是致命的。[12] 从2月24日开始我感到自己得了重病。我尝试在这种远程的嗜血中找到解药，一有空我就紧张地浏览推特上的坏消息。我不知道战后我会怎样。或许，我会买一部老人机，并忘掉推特？我得了战争病，这种疾病制定了自己的规则。新的日程安排如下：清晨早早醒来，抓起手机看看前一晚轰炸了哪里，或是拜某又说了普某什么话。手机成了痛苦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解药。比新闻时间线更重要的是通讯软件，上帝保佑那些发明了这些软件的人。WhatsApp变成了一台记录生命或生命消失的仪器。没有回应的对话截图成了新的死亡通知书。或者，比前一种情况好一点，它成了家庭关系或友情破裂的正式通知。战争病已渗透到各处，人们正在死去，习惯和社会关系正在消失，家庭正在瓦解。数字废墟和实体废墟完美契合。疾病总让人害怕。害怕会死去，害怕变得一直病恹恹，害怕疼痛。疾病会引入内部审查，就像军事审查那样，不能提到这个那个，不能使用这样那样的词汇。内部审查与外部审查相辅相成：俄罗斯人被禁止使用“战争”一词，大部分俄罗斯人对此平静接受，因为这只是一个单词而已，没什么特别的，没有它也能活。战争这种病制定新规则，培养新习惯，还强化了某些旧的规则和习惯。其中一项就是种泛滥的狡诈——一个早就分解为社会原子的国家，其居民身上那种惯性的见风使舵。然而，个人的恐惧比社会的恐惧更强烈。为了不引发更多的痛苦，患病的人自己审查许多词汇和思想。战争开始的半年前，我和G去过基辅和哈尔科夫。当时很热，在那儿生活和行动都有点麻烦，赫列夏季克大街[13]，就和初次到访一样，让人想起从斯大林风格建筑师的文化潜意识中浮现出来的神话般的迦太基，或大英博物馆版的古尼尼微，到处都是完美的近乎免费的街边咖啡，五点过后在一家有点可笑的连锁店提供各式苹果做的饮品，女会计师们和那些中庸/中年男性办公室情场老手站在一旁，吞食着牡蛎，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牡蛎也便宜得好像免费似的。这是纯粹的、全然的南方，没有任何北方迹象、东方迹象，也没有任何俄罗斯迹象。在哈尔科夫，一座小山上开辟了一座浮夸到让人难忍的公园，我们从小山上下来，来到一个二手书市场。那里贩卖的基本是前苏联，我和G开始了苏维埃考古：我们从一大堆书里翻出几本早在六十年代出版的儿童读物，而我补齐了非凡的“东方”丛书中我在搬家中丢失的那本清少纳言[14]。一位性格开朗的大叔还向G强行兜售了自己写的一本有关市场伙伴的自印诗集；为了让这位自恋者停止独白，我们不得不逃走。在这座带公园的小山下面，我们还在一个购物中心避了避暑，在空调带来的凉爽中，我们买了一晚上东西。那个购物中心如今已经被炸毁，被炸毁的还有其他地方，离苏梅街[15]很近的一处，我也曾在那里避暑。我的内部审查将这一切都涂了黑——牡蛎，基辅的尼尼微，哈尔科夫主广场上的“老爹杯”咖啡车，左右两边是宏伟的大学，前方是不可思议的国家工业大厦，大厦内部的某些地方还塞满了三十到五十年代的东西，光坐一下老式电梯就够有趣了。广场上，依照惯例，曾树着列宁像，八年前出于某个原因被搬走了，现在那里是一座喷泉。我写下“现在”一词，而它刺痛了我的心；我不知道现在那里是什么情况，俄罗斯的导弹曾飞向广场。最好不要回忆，最好不要触动。地名也经受了审查。
患病的人，即使是那些无药可救的人，都试图活下去。病人会有新的兴趣、仪式和快乐。化疗之后喝一碗肉汤已是节日。这与最终目标无关，也无关康复的希望——尽管，到最后，一切都将归结（或当为时已晚时——不能归结）于此。但病人不会等待疾病结束，他只是活着，与此同时接纳它——并和它抗争。你必须与战争共处，即使你讨厌它。战争就像一把奥卡姆剃刀[15]，剃掉一切不重要的，而在这些不重要的切口位置上，仿佛九头蛇一般，又长出了几十件不重要的事物，很快成为下一个类似过程的牺牲品。使人疲惫不堪的不仅仅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造成的无力的愤怒感，不仅仅是做不了任何事情，使人疲惫不堪的还有与自我的九头蛇进行的斗争。疾病不会结束，因为它的结束不取决于你——更不取决于其他人，甚至不取决于相关人士。战争在结束时结束，而疾病将永远伴随着你。我曾真正患过三次战争病，虽然发生过的战争远比这个要多，但它们不知为何没有那么刺痛我。第一次是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我记得我无法相信这会发生在我们这里，而不是阿富汗某处。是的，我当时还生活在俄罗斯，地理上的疏远尚未引来道德上的折扣。第二次是伊拉克战争，正因为遥远，它让我疯狂；我从中欧东部观察了这场该死的灾难，我一直在想一个至今无法解答的问题：为了什么？而这第三次战争，第三次患病，是最严重的一次。即使我很久没回到那里，但毕竟我就来自那个国家——它最后一次遭到侵略还是八十一年前。从此之后都是它在侵略别国。在我的病案诊断里，这个事实存在于某个地方，在注脚里，但它确实就在那里。对此，你无能为力。原文地址：https://postnonfiction.org/narratives/Эпикриз/Post(non)fiction系本文作者与作家安德烈·列夫金共同创建的网站。
[1] 乐队名称来自阿根廷著名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的作品《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一书，在这本书中“克罗诺皮奥”是艺术家群体的别称。[2] 格里戈里·斯科沃罗达（1722—1794），乌克兰哲学家、诗人、寓言家，对东斯拉夫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乌克兰的苏格拉底”。[3] 切尔诺夫策，乌克兰西南部切尔诺夫策州首府，位于普鲁特河（多瑙河的一条支流）上游，该市与利沃夫并列为乌克兰西部文化中心，也是乌克兰重要的教育与文化中心。该市位于历史悠久的布科维纳地区，目前该区北部属乌克兰，南部属罗马尼亚。[4] 作者出生地高尔基（现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行政区和该区的一条街道。[5] 斯摩棱斯克是除俄罗斯位置最靠西的大城市之一，因此“斯摩棱斯克以东地区”就是指俄罗斯。[6] 诺亚斯艺术中心（NOASS），拉脱维亚当代重要的艺术公益组织，发源于1998年拉脱维亚国家八十周年庆的展览，其名字受诺亚方舟传说的影响。2000年在道加瓦河的一个废弃的混凝土码头上，艺术家们改建出展厅和浮动展台，自此，诺亚斯成为拉脱维亚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中心之一。[7] 利季娅·金兹堡（1902—1990），苏联最重要的文学研究者之一，列宁格勒围困幸存者。其记述自己围困幸存经历的《围困者手记》被译成多国语言，为她在文学研究圈外亦带来盛名。[9] 卡洛·金兹堡（1939—），意大利史学家，微观史学的代表学者，代表作有《夜间的战斗》、《奶酪与蛆虫》等。[10] 中译见巴尔扎克，《高老头》，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134页。[11] 见《修辞学》1373b。中译可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颜一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394页。[12] 伍尔夫系于1941年3月28日投河自尽。[13] 赫列夏季克大街，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主要街道，街名源自斯拉夫语的十字架。[14] 清少纳言（966—1025）：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主要作品为随笔集《枕草子》。[15] 奥卡姆剃刀，由14世纪英格兰方济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提出的逻辑学法则，该原理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