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当局和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声称，俄罗斯目前对邻国发动战争是为了对乌克兰进行“去纳粹化”。但鞑靼族媒体人法里达·库尔班加列耶娃认为，其实俄当局过去就搞过“去纳粹化”——只不过针对的是生活在俄罗斯联邦的“非俄族”。作者简介：法里达·库尔班加列耶娃，2007—2014年任俄罗斯1台新闻主持人，2018年起移居布拉格，担任反对派媒体“现在时刻”电视台主持人。
“楚科奇鞑子！” [1]一位陌生女子在脸书上给我留言。我关于俄军占领布恰后果的帖子不招她喜欢（这是委婉的说法），于是她决定用一个坚不可摧的论点把我直接击倒。这个论点就是我的民族，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国家构成民族”[2]人士而言，最耻辱的事情就是身为楚科奇人、鞑靼人或霍霍尔[3]，换言之，就是身为非俄族。这件事让我想到了那个人为入侵乌克兰提出的理由——“去纳粹化”。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自从全面战争爆发以来，许多人开始谈论俄罗斯自己需要去纳粹化——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但问题不仅仅在此。那个人所谓的“去纳粹化”并非与纳粹主义作斗争，而是希望消灭民族身份认同，要让乌克兰人不再作为一个民族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根据乌克兰当局的说法，在沦陷国土上乌克兰书籍被从图书馆抄没并烧毁，[4]中小学取消了乌克兰语课程。[5]没有语言就意味着没有文化，没有身份认同，没有民族。而俄罗斯的其他民族早在此之前就已经被去纳粹化了。去纳粹化过程的血腥程度或多或少——但无论如何，都相当成功。我的个人去纳粹化始于我刚满三岁时，也就是我上幼儿园的时候。那个年纪的我母语鞑靼语说得非常好。我的一个亲戚总爱回想我如何机敏地向她解释一本关于大自然的小书中那些图片的意义：“Menä bu äşäke gömbä, ä menä busı — äybäte”（“这是不能吃的蘑菇，而这是能吃的”）。不得不承认，我现在几乎无法重复这个顺口溜了。幼儿园老师严厉禁止：苏维埃的孩子只应该会一种语言：俄语。其余的一切都只是庸人自扰，忘了吧。去纳粹化起效了——到了一年级，我大可以听懂鞑靼语，但已经不太会讲了。现在我也是这么交流的：我什么都懂，但答话我得改用俄语。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惶惶不安地挑选用词上？在学校，鞑靼语是很多人不喜的科目。这还用说：你也知道学它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家里很少说，在别的地方根本不说，即使未来你也不太可能用得上它。我的一些鞑靼族同学不去上鞑靼语课，而是和俄族孩子一起上地方文化课：换言之，那时他们几乎不懂母语。这已是后期苏货[6]了，但它还在积极维系关于各民族友谊与平等的神话。“看看法里达学习有多好，”我的老师安娜·维克托罗夫娜常对我的同学罗马说，“尽管她是个鞑靼人。”我想，我妈妈也听到过同一种赞许的、母亲般的口吻。中学毕业后，她马上去了一家幼儿园当保育员，之后才考进喀山大学物理系。另一个保育员，一位来自俄罗斯农村的女性，亲切地把妈妈称为“我的恰普拉舍奇卡”。[7]大致在同一时期，可以在喀山的有轨电车里听到人呼喊：“嘿，我说你们！别再讲自己的语言了！”但我们不要离题。这里毕竟是要讲我的记忆，而不是我妈妈的。可以说，所有我的鞑靼族同龄城里人，那些在1980年代度过童年的人，几乎都是语言上的残疾人。我们的鞑靼语说得很笨拙，而且还难为情。当时的鞑靼母语者主要来自农村。当然还有一批城市知识阶层——但是过于稀少、脆弱，以至于在城里几乎听不到鞑靼语。除了在民族剧院。这就是为什么当1990年代共和国宣布“主权”，而鞑靼语被指定为必修课时，在大中小学教授这一科目的主要都是村里人。他们中有许多人说俄语带着浓重的口音，比起他们教物理、代数或英语的同事，他们没那么自信，甚至穿着也没那么体面。他们也有对应的称呼：“农庄庄员”。很难想象会有学生因为鞑靼语不及格而被责骂。不仅如此，还有些家长公开承认自己鼓励孩子别学这个。没有人会担心毕业证书——反正会给毕业生在成绩单上编个“优”或“良”，可不能为一门不需要的科目而毁坏一个人的前程。中专、大专的情况也是如此。时机终于来到，我们自己已为人父母。我们可以用“母语”对自己的孩子说什么？最多就是一两句最简单的短语。爷爷奶奶试图把错失的弥补回来，但这里的关键词是“错失”。我见过好几次这样的场面，一个“晚开口”孩子的母亲在儿童沙箱旁被其他母亲责怪说，这都是因为你在家里和孩子说双语。这是不对的，必须有所取舍。在这些“导师”中，大有一些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去早教学校，让孩子在那里as early as possible地学习英语——要么是从孩子开始翻身的时候，要么是从开始抬头的时候。毕竟大家都知道，第二语言越早学越好。与此同时，鞑靼斯坦的俄族是非常宽容的人。他们早就习惯了鞑靼人的名字、民族节日和族际婚姻。他们知道isänmesez（您好）、räxmät（谢谢）这样的词，甚至还会开玩笑地说Alla birsä（真主保佑）。当我去了莫斯科，我才意识到在其他地区，问题不仅仅限于俄罗斯人不愿意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俄罗斯是一个虽然多民族，却很排外的国家。我在“俄罗斯”台当主持人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那是2007年。亚历山德拉·布拉塔耶娃和莉莉娅·吉利杰耶娃都已在国家台的直播间亮过相，[8]但少见多怪情绪仍然存在。我时不时地会在网上读到“把这个黑毛赶走”之类的请求，或者“怎么回事，俄罗斯人找不到了吗？卡佳、玛莎、娜塔莎们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我的同事们对我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合宜、友好的。好吧，如果不算上那些滑稽的问题，比如我有没有去麦加朝觐过，我吃不吃马肉。以及对任何一个少民来说再常见不过的问题：我知道许多例子，菲达伊力变成了费佳，古丽努尔变成了古利娅，佧米力变成了科利亚。也不必去找那些遥不可及的例子：我的祖母哈迪加·法孜列耶夫娜在集体公寓里住了五十年，一直被人称作“卡佳阿姨”。我的朋友阿瓦尔姑娘麦尔彦告诉我，她在莫斯科的人文大学学习时，常告诉别人自己叫麦尔彦娜。[9]她认为这样别人会对她更好。大学里的一个女伴会时不时对她说：“真想不到你那么正常，就和我们一样。”我记得储蓄银行的一位员工拿着我的俄联邦公民身份证，读了我的姓、名、父称，然后好奇我是哪国公民。记得我大女儿就读学校的校长曾怀疑她的智力是否与同龄的莫斯科人一样：“南方孩子（！）[10]身体成熟得更快，但智识上有时会落后。”莫斯科一家产房的助产士问我，在我的国家有没有给新生儿接种疫苗的规矩。有一次我的钱包在商场被偷了。警察来了之后说的第一句话便是：“黑毛干的？”我惊呆了，因为按照我的理解，执法人员没有权利说出这样的话。我回答说：“是两名斯拉夫外表[11]的女子。”这显然也让那位警员惊呆了。和我同曾祖的表兄弟艾孜买提在莫斯科租不到房子。莫斯科人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名字后就会问：“怎么，您是乌兹别克人啊？”然后挂断电话。他都来不及告诉他们自己有份体面工作，或是在储蓄银行有稳定工资。他只能通过熟人租房。为了不局限于自己生活中的例子，我给我的非俄族朋友和伙伴们打电话。我没有为此做出什么特别努力，没有特地去找谁，也没有求着别人讲。这都是“一次握手”级别的故事。出生于格罗兹尼的库梅克人易卜拉欣：“有一次我递交文件申请护照，但等了八个月都没拿到。我被告知护照还没做好。最后我干脆就坐在护照办公室里，说拿到证件前我哪里都不去。这人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蛮横。他考虑了一会儿，从抽屉里拿出了我的护照。”出生于格罗兹尼的车臣人亚瑟：“我们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逃离了车臣，我换过很多学校。五年级时我在切尔克斯克上学。有一天课堂上讲到了车臣人，老师直视着我说：‘总之你们都是恐怖分子，应该被隔离起来。’考上大学后，我找不到工作。我当不了咖啡馆服务生，无法去商店售货，也不能发广告传单。几年前，莫斯科一家夜总会的新年晚会不放我进去。保安看了看我的身份证便拒绝了，我问起原因，他说‘无可奉告’。”来自圣彼得堡的布里亚特人亚历山德拉：“我不想坐地铁，因为人们总是用仇视的目光盯着我。有一天，我们全家一起坐地铁，就听到有人说：‘繁殖得可真多。’还有一次，我正走向扶梯，一个陌生男子开始用肩膀把我从队伍里顶开。我继续往前走。然后他猛地把我推到一边，说道：‘你永远都应该让俄罗斯族先走，懂了吗？’”
亚历山德拉成了“布里亚特人反对乌克兰战争”这一族裔行动的一位组织者。她请身处俄罗斯的关注者讲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仇外现象。已经一个月源源不断发来消息。读了这些私信，亚历山德拉几乎睡不着觉，有一天晚上凌晨三点她给我写信说，她和她的许多受访者一样，需要看心理医生。但还是让我回到我的那些鞑靼人和我的去纳粹化主题吧。几年前，鞑靼语在鞑靼斯坦又被改成选修课。这项法规是在俄族的压力下通过的，但愉快地放弃鞑靼语课的不止是他们，也有许多鞑靼人。何必呢？人人都明白，这绝对没有意义：任何地方几乎都不说鞑靼语，而且将来多半也用不上。算啦，好歹在眼下的历史阶段，还没禁止大家在家里说鞑靼语。信号是这样的：“回自己家去说吧”，甚至是这样的：“过去禁止你们这么做真是太不好了”。听我说，谢谢你。但“回自己家去说”也是一条死路。这也是在丢失语言，只不过时间上被拉长了而已。我可以用我的几位在捷克生活多年的俄族熟人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这是一位母亲在为她15岁的女儿感到高兴：“不容易，昨天给她外婆写了张明信片，上面一个错都没有！”也就是说，这个女孩俄语说得很好（因为她在家说俄语），但语法上就有很大问题。这个女孩的孩子说得会更糟一些，而书写就会一塌糊涂了。孙辈们会说着塑料俄语，然后告诉朋友们自己的外婆是俄罗斯人——太酷了是不是？没有系统性的课程和科学的课纲，没有教科书和配套教学材料，没有辅导班和不断的练习——语言是无法维系的。若是选修就更应如此。想象一下，如果中小学让学生也“根据意愿”来决定是否学习俄语。或化学、代数。会有许多学童愿意去上这些课吗？在“想学就学，不想学就不学”的情况下，一门语言只需两三代人就会消亡。在鞑靼斯坦出生、长大的我的俄族朋友里，没有一个会说鞑靼语，也没有一个打算学。就拿我和两个朋友的对话来举例吧。她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高度同情心的聪明女性。她们永远不会把我叫作“楚科奇鞑子”。“课程表上每天都有鞑靼语课，真是让人受够了！卡佳（女儿，名字已改动）被它弄得累死了。真希望快点把它取消掉！”“希望能换英语课，要是能有意大利语也好。我梦想着她以后能去意大利学习。”“但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去那里。许多人一辈子都会在鞑靼斯坦度过。”“比如为了和朋友们交谈。我说，你就不想懂鞑靼语，然后用它和我交谈吗？毕竟和你聊天时我说俄语。”“你可真行！就为了和你交谈而学鞑靼语，这牺牲也太大了吧？”对话二号，但我用独白的形式来引用它（发生在鞑靼语作为必修课被取消后）：“谢天谢地，终于把鞑靼语课取消了。我一想到以前学校里要学这个就不寒而栗（用鞑靼语念出了‘我的祖国是鞑靼斯坦共和国’，故意歪曲了一些词的发音）。还不如用地方文化课替代它。我有一大堆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俄族同事。他们在这里排除万难想拿俄罗斯国籍，还要考俄语，想象一下。但他们在那里受到压迫，逼他们学哈萨克语。我甚至想过：我的祖父母当时过来建设卡马汽车厂而不是去造拜科努尔[12]之类的真是走运。不然我也得受一样的苦——学哈萨克语，要么想办法拿俄罗斯国籍。”喂，等等。我的祖父母可不是过来建设卡马汽车厂的。其他人的祖父母也不是过来的。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在此之前——他们的祖父母也在这里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用鞑靼语交谈、阅读、书写。直到有人决定要把这个进程管起来，规范起来。说难听点，就是要把鞑靼人去纳粹化。是的，那个人发明了这个词，但肯定不是这个进程本身。统一各类“异族人”的政策早在俄罗斯帝国就已推行了，而在苏维埃政权时代达到了顶点。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鞑靼人的字母表已经被换了两次。在布尔什维克政变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鞑靼人用阿拉伯字母写作、阅读。即使在喀山市中心的利亚茨基花园（Лядский садик）围栏上挂着“乐手和鞑靼人禁止入内”的牌子时，也没有去动过这套字母。
1920年代末，鞑靼人改用了基于拉丁字母的新文字（Yañalif），到1939年就改用西里尔字母了，顺带一提，这是最不适合鞑靼语语音的一个选项。于是鞑靼人被切断了与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创作的大量文学、诗歌、哲学和宗教作品的联系。也就是与自身历史和文化的联系。我的父亲出生于1940年代，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鞑靼旧郊区（Старая Татарская слобода）度过的，历史上鞑靼人居住的喀山低洼地。如今这一片区已被改造成一个具有浓厚民族风情的花花绿绿的旅游古镇。但大家要明白，在1917年前，鞑靼人几乎没有选择：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权利生活在仅供名门望族居住的上城。据我爸爸的说法，在他童年时代，这一块没有一个不会说鞑靼语的俄罗斯人。而到了上个世纪中叶，那里已经住了不少俄罗斯人。他的儿时伙伴波琳娜和卡佳，每当想在不懂鞑靼语的母亲面前说悄悄时，就改说鞑靼语。这意味着，在去纳粹化进程没有渗透到的地方，可以看到显著的成果——各民族之间真正的，而非徒有其表的友谊。有着真正的平等、相互尊重和对民族身份认同的保持。
在我们时代，这几乎像是个奇幻故事，我找不到答案：为什么那些俄族就不耻于说鞑靼语，这些俄族又去了哪里？我还感到内疚，因为我自己没有为在自己家发展、保护语言付出足够努力。我觉得我本应该请个家教。我觉得我本应该买一本自学教材。我想我本应该和年迈的父母多聊聊。哪怕是现在，哪怕随便聊一点。而且，哪怕只是乱说一气，还是得试着和孩子们说。所以脸书上那个陌生女人的话有一定道理。在某种程度上，我的确是个“楚科奇鞑子”——一个费解的混合物，一个没了世系和部落，没了语言，却试图抓住即将的枯萎根基的人。好吧，那么等到乌克兰不仅在道义上，还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的时候，之后会发生什么？当乌克兰人解放沦陷领土，当乌克兰语重回学校，当美妙的新书用乌克兰语印出来，而俄罗斯（我真的很想相信这一点）终于获得真正的自由时，又会发生什么？我当然不是指乌克兰人，而是指我们——被去纳粹化的俄罗斯恰普拉什卡们，会发生什么？我似乎知道会发生什么，尽管我希望自己是错的。不久前我在脸书上偶然撞见一条赤裸裸的排外评论。评论区里大家在讨论美国政府不敢对阿琳娜·卡巴耶娃[13]实施的制裁。一位谈话的参与人说：“能指望她什么？就一个普通鞑靼女人：丈夫、孩子、家庭。不需要太多智力。”给这条评论点赞的人里有一位人士和我有几十个共同好友，还发过很多激昂的反战帖子。对于我困惑的评论，这位脸书好友回了一堆笑脸并写道：“抱歉。”而当我指出这一点都不好笑时，他急遽改换了语气。他多次重复说，他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我交谈”，并建议我“不要挑起一个沉闷的话题”。我们将和我们的自由派人士一起去那个地方，他们会真诚地为乌克兰的胜利欢呼，然后着手建设“未来的美好俄罗斯”。但在这个俄罗斯，有些事情将会保持不变。没有人会被强迫人学习非母语或不需要的语言。这毕竟是对权利、自由的侵犯，是完全不民主的。愿意自学的人会越来越少。那些想说的人可以在家里说，或者上选修课。当然，也不要挑起那些话题。试图表达不满的人都会被打成民族主义者和恐俄者。原文：https://holod.media/2022/05/28/denacification/
[1] 楚科奇人是俄罗斯东部的少数民族。有大量以楚科奇人为主角的俄语种族主义笑话，愚蠢、原始是这些笑话中楚科奇人的主要特征。而这里显然又是在将“楚科奇人”当作“亚细亚人”或一切少数民族的代指。
[2] 2020年俄罗斯修…时，往宪法中添加了有关俄语作为“国家构成民族的语言”地位的条款，因而常被认为是在暗示俄族为俄联邦的“国家构成民族”，而其他民族并不是。[3] 意为“一撮毛”，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蔑称。[4] https://tsn.ua/ru/ato/rossiyskie-okkupanty-szhigayut-ukrainskuyu-literaturu-na-vremenno-nepodkontrolnyh-ukraine-territoriyah-gur-2018890.html[5] https://tsn.ua/ru/ukrayina/rossiyane-otmenyayut-uroki-ukrainskogo-yazyka-i-istorii-v-shkolah-pod-okkupaciey-yazykovoy-ombudsmen-2011078.html[6] 苏货（совок），对苏联或顽冥不化苏维埃人的谑称。[7] 恰普拉什卡（чаплашка），俄罗斯人对鞑靼人的蔑称，但这里用的又是表亲昵的指小形式。[9] 麦尔彦（Marian）以硬辅音结尾，在俄语里听起来更像是阳性名词，在词尾加上-a组成麦尔彦娜（Mariana）后才像女名。[10] 这种语境下的“南方人”通常指高加索和中亚的少民或外劳，其中也有微妙的歧视色彩。但反讽的是，喀山的纬度其实比莫斯科更北。[11] “斯拉夫外表”“非斯拉夫外表”通常是用来称呼俄族、非俄族，但又规避种族歧视嫌疑的委婉语，但这种说法因虚伪和拗口而常被人用来进行反讽。[12] 卡马汽车厂（KAMAZ）建成于1969年，位于鞑靼斯坦的共和国的卡马河畔切尔内，是俄罗斯最大的汽车厂之一。苏俄航天中心，位于哈萨克斯坦，至今仍是俄罗斯租借管理的行政飞地。[13] 鞑靼族艺术体操运动员，那个人的情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