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索罗金：我没想到那个人能疯成这样

盖·恰赞（Guy Chazan） 报道

昧拾金 译

俄罗斯最著名的当代作家如何目睹自己的小说变成现实，帝国的“僵尸”，以及文化会为乌克兰战争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炸指甲丸子。培根蛋酱鞋带面。马德拉酒浸棉签。女式手套肉冻。

这不是今天“与《金融时报》共进午餐”栏目的菜单，而是俄罗斯当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的短篇小说《盛宴》（Пир）中的精选菜肴。我们坐下吃饭时，他给了我德译本。

我来到西柏林的“圣杯”餐厅（Il Calice）时胃口健全。可一翻开他的礼物（避孕套冰激凌，有人想试试吗？），它就烟消云散了。我问有没有人尝试过这些食谱。他说：“有人用巧克力做了女鞋。还不清楚是不是成功。”

《盛宴》里搏动着索罗金的优雅文体和招牌式的超现实幽默。他今天穿的衣服也是如此——印着一只大喜鹊的T恤，狡猾地影射了他的姓氏（喜鹊在俄语中叫“索罗加”）。

黑T恤衬托着他一绺绺蓬松的银长发，索罗金看起来无忧无虑，很是放松——考虑到过去三个月他一直生活在自行放逐中，这一点显得很奇怪。他和妻子伊琳娜在那个人下令军队进攻乌克兰前两天离开了俄罗斯，而且他没有回去的计划。

“我低估了那个人疯魔的力量。”他说。

现年66岁的索罗金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一直不好。早在2002年，一个亲那个人的青年团体就把他的书扔进莫斯科大剧院外一个巨大的模拟厕所。几天后，警方以淫秽制品罪对他立案（他们愤怒的对象是其长篇小说《淡蓝猪膘》[Голубое сало]中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克隆人之间的性爱场景）。

似乎是一个粉丝设计的概念封面，并无实际应用。

然而，比起促使他最终断绝关系的乌克兰战争，这都只是小事一桩。我问他的流亡是不是永久性的。他暗示说，只要那个人在位他就不会回去。“我真的希望这些黑暗势力退去阴间。”

对这样一个热衷游戏和实验，从来不是典型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家来说，这是一条令人惊讶的道德红线。与托尔斯泰这样的说教式俄罗斯小说家不同，他是个唯美主义者，爱用怪诞的性爱和令人作呕的暴力场景来迷惑、干扰读者。1991年，俄罗斯一家印刷厂愤怒的工人拒绝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以抗议其令人震惊的内容。当时的索罗金对这种愤慨也不屑一顾，和现在一样。“我们就找了另一家印厂。”他说。

索罗金正处在其生涯的一个有趣关头。他在欧陆备受推崇，但在英美尚难以取得突破。这种情况可能即将改变，这要归功于一位出色的年轻译者马克斯·劳顿（Max Lawton），他正在对付他的八本书。其中两本《碲钉国》（Теллурия）和《四人的心》（Сердца четырех）今年将出版英译本：包括《淡蓝猪膘》在内的另外六本将在未来三年内出版。

最近几个月，索罗金还因其对那个人直言不讳的攻击在国外获得关注，而其中都透着他那堪称模范的恶趣味。在乌克兰战争开始四天后发表在《卫报》上的一篇文章中，他说那个人“在他从克格勃奶头上喝下的黑奶中”汲取了对西方的仇恨。

大约从2012年那个人重返宝座起，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创作者开始流出俄罗斯，等战争爆发后已是蜂拥而出，而索罗金也是其中一员。但与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同的是，他在欧洲幸运地有可以供他全身而退的第二个家——从2011年起，他在柏林优雅的夏洛腾堡社区购置了一套公寓。“圣杯”离这里10分钟的步行路程。

餐厅位于瓦尔特·本雅明广场的一个角落，这座新古典主义柱廊广场是首都的一个地标，映射出四周建筑冷淡、简约的美学风格。墙上有木镶板，一排排同样的乳白色灯发出低调的光。

现在是德国的芦笋季，所以开胃菜不用说，自然是奶油芦笋汤。索罗金选了烤荷尔施泰因牛肉配甜椒、迷迭香土豆泥和萨尔萨辣酱，还点了一杯内比奥罗葡萄酒。我选择了自制扁面（tagliatelle）配炖小牛肉和一杯南蒂罗尔的长相思。

索罗金说“圣杯”是他最喜欢的柏林餐厅之一。“他们的烹饪方法非常有创意。”他说。看了《盛宴》中“家居粉尘蛋挞”和“牙刷舒芙蕾”的菜谱，你会觉得索罗金也同样如此。

他在西方最著名的作品是《特辖军的一天》（День опричника），一部以2028年的莫斯科为背景的讽刺作品，与当今现实有着不可思议的近似。在一个已经倒退回沙皇专制的俄罗斯，一帮秘密警察，伊凡雷帝那恐怖的“特辖军”的翻版，正在鞭打知识分子，烧毁贵族的房子，并轮奸他们的妻子。

《特辖军》写于2006年，俄罗斯相对乐观的时期。我问他，怎么就如此肯定事情会变得这么糟。他突然从俄语切到英语：“谁人乐队（The Who）有一首歌叫《我无法解释》（I Can’t Explain）。”

然后他还是试着解释了一下。当时爱国者们声称俄罗斯应该和西方隔离，“于是我决定写一部奇幻作品，想象如果此事发生，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而如今它真的发生了。”

俄罗斯读者的反应是不屑一顾。他说：“人们最初只是付诸一笑。但后来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虽然其中有太多怪诞和奇幻内容，但《特辖军》包含了一些如今看来具有惊人预见性的夸张片段。在小说中，俄罗斯造了一堵墙，将自己与西方隔离开来：16年后的今天，俄罗斯和欧洲正在一连串的制裁和能源禁运中渐行渐远。我开玩笑地问，那个人是否会造一堵真正的墙。索罗金摇摇头，说道：“一半的砖会被偷掉。”

服务员端着我们的汤回来了，我俩都很喜欢（索罗金的评价是“Sehr gut”[德：很好]）。我向他问起他与诸多其他俄罗斯作家、记者和电影导演在二月签署的那封呼吁立刻停战的联名信——这是一个相当勇敢的姿态，因为那个人谴责批评其“特别军事行动”的人是“叛徒”和“败类”。他的祖国对此作何反应？

“通情达理的人自然欣赏，”他说，但亲那人的人“说我们是通敌的文化叛徒。”一位俄罗斯议员已呼吁查禁战争批评者的书。

他似乎对其同胞的遭遇感到真正的恐惧。“这些人在过去二十年里被国家电视台变成了僵尸，”他说，“现在他们坐上了坦克，去为一项只有那个人才能理解的事业而战。”

我援引了他最近说的一句话——俄罗斯人自己应为这场战争负责。我问他，这公不公平？毕竟，可以争辩说是那个人把一个凑合的民主制逐渐变成独裁，把整个国家劫为人质。你这不是在指责受害者吗？

“聪明人有二十年的时间来搞清楚那个人是个什么人。”他说。在他任总统的最初几年，油价上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他越轨的专制行径视而不见。“他们纵情奢靡，”索罗金说道，“他们用自己的良心换取了物质福利。而现在他们得到了回报。”

我们的第二道菜到了。我的意面看起来不错，味道也确实好，但索罗金的牛肉让我羡慕不已。它看起来汁多味美，甚是美妙，而他看来也很满意（“这是件杰作。”他津津有味地说道）。

食物精良，但服务却时好时坏。再点一杯内比奥罗是个挑战，尽管我们是“圣杯”里仅有的顾客。索罗金和我为召唤服务员而发出愈发绝望的呼喊，让我们听起来就像他某部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

索罗金现在真正进入状态，开始谈论被他称为“大毁灭者”的那个人。“他毁掉了他碰触的一切，”他说——不仅仅是俄罗斯的自由媒体和民主议会，还有它的经济，甚至它的军队，“他声称自己让跪着的俄罗斯站了起来，但实际上只是把它毁灭了。”

关于军队，索罗金说到了点子上：它在乌克兰的糟糕表现让西方专家大跌眼镜。但他本人从未抱有任何幻想。在短篇小说《紫色天鹅》（Фиолетовые лебеди）中，俄罗斯核弹头中里所有的铀都变成了糖，于是俄罗斯陷入了生存危机。潜台词是：俄罗斯的强大只是个波将金村。

索罗金认为，或许那个人甚至不渴望在乌克兰取得胜利。他重复了萨尔瓦多·达利关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名言：“不是像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赢，而是为了输”。

“达利在1944年写道：‘就像瓦格纳的歌剧里一样，对他这个英雄来说，结局必须越悲剧越好。’我认为那个人也是这样的。”索罗金表示。

索罗金1955年生于莫斯科郊外的一座村庄。他很小就展现了文学天赋：他14岁时写的一个情爱短篇小说在校友中大受好评。这个短篇叫《苹果》（Яблоки）——“因为情人在排队买苹果时相遇”。

这也是其最早的成熟作品之一《队伍》（Очередь）中探索的题材，这部长篇小说完全由一群正在排队的苏联公民的对话、呼喊和辱骂片段组成，1985年在法国出版，并以地下出版的形式在其祖国传播。

在莫斯科的一所油气学院学习工程后，索罗金成为一名书籍插图和设计师，并加入了首都的反规范艺术地下组织。他和一群被称为概念主义者的艺术家混在一起，他们以借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套路来揭露其空洞而闻名。

1975年，索罗金在埃里克·布拉托夫的画室中发现了自我，这是该团体最著名的倡导者之一，以绘制涂满空洞康米主义标语的大蓝天而闻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突破。“那就像一口新鲜空气——我的脑子开始旋转。”他说。

埃里克·布拉托夫

《荣光归苏共》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伊利亚·卡巴科夫，他那些关于苏联生活的诙谐、荒诞的装置作品（如1985年的《从公寓飞向太空的人》）后来为他在西方带来了巨大的名望。索罗金说，参观卡巴科夫的工作室“就像一次LSD旅行”。

伊利亚·卡巴科夫

《从公寓飞向太空的人》

索罗金开始写作，1991年苏联解体后，越来越多他的作品开始在祖国出版。但在1990年代这么一个经济危机、社会崩溃和政治动荡的时代，他有八年时间完全没出版新的长篇小说。

“你意识到，文学落后于你所处的时代，你跟不上它，”他说，“这就像当你生活在一场战争中时，试图写一部关于战争的小说。”

然后《淡蓝猪膘》在1999年出版了，让他跻身俄罗斯最特立独行的小说家之列。“淡蓝猪膘”是一种由俄罗斯著名作家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克隆人排泄出来的物质。他们的作品——对原作者的滑稽戏拟——在文本中占有突出位置。

《特辖军的一天》延续了文体上的实验，它描绘了一个混杂着封建制野蛮的高科技未来时代，用一种带有超现代语调（hypermodern inflections）的怪异古体语言写成。这或许是一本讽刺著作，但它给出的信息极为严肃：俄罗斯拥护专制统治的长期倾向。

“每个人都在谈论[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野蛮行径，这些中世纪战争方法，”索罗金说表示，“这都是因为俄罗斯国家自中世纪，也就是自伊凡雷帝时代以来就没有真正改变过。”

我说起了他最近提到的一个观念，即俄罗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没有在苏联解体后埋葬帝国的尸体，而它如今变成僵尸回来了。他说，现在的情况甚至还要糟：“如今我们得把剩下的那具尸体也一起埋了，新俄罗斯帝国的和苏联的。”

我们的盘子被收走时，索罗金看了看表：几个小时后他要在柏林的文学之家（Literaturhaus）举办一次朗诵会，必须做一下准备。

在我们剩下的几分钟里，我提到了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他说现在的俄罗斯让他想起了1983年的苏联，一个停滞和绝望的时代。八年后，这个国家崩溃了。我问，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会面临类似的突变？

索罗金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俄罗斯会输掉与乌克兰的战争，引发“不可逆转的进程”，最终使那个人垮台。专家们已经在预测“后苏联时期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面临着一个忙碌的时代，”他说，“一切都可能发生。”

他说，最终结局可能会像1917年，即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年那般迅速而戏剧般地到来。索罗金引用了杰出俄罗斯哲学家瓦西里·罗扎诺夫的话，他在1917年指出，“罗斯只用两天就掉了色，最多三天”。

“沙皇统治没有剩下，教会没有剩下，军队没有剩下，连工人阶级都没有剩下，”罗扎诺夫写道，“那到底剩下什么？奇怪的是，的确什么都不剩。只剩下些卑鄙的老百姓。”

索罗金曾在莫斯科郊外的宅子和柏林的公寓间分配自己的时间，说他需要平衡德国的“秩序”和俄罗斯的“无序”，并体验莫斯科的冬雪——对一个俄罗斯作家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我问他，与祖国隔绝是否会痛苦。

“当然会不容易——我不仅仅在语言层面上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他说。但他的流亡是有先例的，然后罗列了1920年代逃离布尔什维克或被其驱逐后来到柏林的许多俄罗斯人——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和谢苗·弗兰克。

结账时，我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促使人们呼吁抵制俄罗斯艺术家。我问他是否担心自己可能被新的文化战争附带伤害。

索罗金沉思起来。“文化将不得不为这场大屠杀付出代价，这很自然，”他说。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付出了代价——“很多人说他们再也不会读歌德了。”但时过境迁，反德情绪也就过去了。

“我认为俄罗斯文化会挺过去，”我们握手道别时他说，“它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没了它会很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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