昧按：2017年，两个俄罗斯女孩叶卡捷琳娜·西利瓦诺娃和叶连娜·马利索娃写了一部这里姑且称为“苏维埃怀旧耽美”体裁的长篇小说《红领巾之夏》（Лето
в пионерском галстуке），次年发布在专门发布俄语同人志文学的“同人之书”网（Ficbook）上。小说的主要情节如下（根据维基百科编译，充满了剧透）：二十年后，乐手尤里·科涅夫回到“燕子”少先队营的所在地，回忆起1986年他在那里度过的夏天，以及他对当时的辅导员、莫斯科国关学院大学生弗拉基米尔·达维多夫的爱恋。他们在营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逐渐发展为青少年之爱。沃洛佳始终拒绝接受自己的同志倾向，不时想要了断这段感情，认为自己是在把尤拉带离正轨。夏令营结束时，两位年轻人把“时间胶囊”埋在一棵柳树下，约定十年后将其取出。分开之后，尤拉和沃洛佳继续通信了一段时间，但渐渐失去了联系。2006年找到胶囊后，尤拉从沃洛佳的信里得知，后者并没能“征服”自己的取向，他内心仍然爱着尤拉。
2021年，《红领巾之夏》由爆米花图书（Popcorn Books）出版社正式发行，随后取得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销售业绩——截止2022年10月底，小说印数已超过25万册，销售额将近5000万卢布[按照目前俄罗斯官方汇率，折合人民币600万元]，系2022年上半年俄罗斯图书市场销售亚军。一本耽美小说的爆红让俄罗斯的老保们恼羞成怒。战狼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战狼主持人德米特里·基谢廖夫都在自己的节目中大肆抨击此书，战狼作家、顿巴斯战犯扎哈尔·普里列平甚至扬言要去纵火把整个出版社烧光。两位作家开始收到人身威胁，并被迫离开俄罗斯。随后，国家杜马（下议院）里吃饱了没事儿干的老保（=全体）议员们立刻加码了2013年的反同法——当年的法案只是不允许向青少年“宣传”“非传统价值”，因此相关文艺作品只需打上18+标志即可问世，而2022年的法案则对一切涉及“宣传”“非传统价值”的内容斩尽杀绝，违反者都将面临巨额罚款——《红领巾之夏》显然就属于新法的查禁对象。但西利瓦诺娃（以下简称西）和马利索娃（以下简称马）勇敢地逆流而上，推出小说的续篇《燕子没有诉说的》（О чем молчит ласточка），初印即达到20万册。书评家加林娜·约瑟夫维奇（以下简称约）为美杜莎网采访了这两位年轻的作家。马利索娃与西利瓦诺娃。他们衬衫上的LVPT字眼（红领巾之夏原书名的首字母缩写）被老保们咬定是在影射LGBT
约：首先是个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我理解得没错的话，从岁数来看，你俩没一个当过少先队员，那你们为什么恰恰要选择苏联背景？为什么会想要把你们的故事放在这个对你们而言陌生的环境中？马：怎么说呢，首先，我从小就对广义的历史感兴趣。其次，我是个晚生的孩子——假如我的祖父母还健在，他们差不多要100岁了。他们和我的父母一样，都是在苏联传统中长大的，事实上我也如此。从童年开始，我的一生也一直被苏联旧物所包围——从物品到书籍到电影。所以我不认为苏联是什么陌生的东西。撇开以上种种，苏联解体迄今也没过多少时间——不能说某个具体日期后世界就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而在苏联出生和长大的人一下子就彻底转变了。思维方式的改变终究是一个太过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止一代人来消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时代也在我们身上得到延续。此外关于苏联有很多信息，有很多俄语资料，这对撰写本书而言非常重要，而这也是我们的动力来源。打给比方，如若我们想写一个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暹罗的故事，我们能从哪里获取关于这个时期的信息？而写苏联就不存在这种问题。我们常被指责写了一个我们自己没在其中生活过的国家。好吧，那假如我们生活过，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要很好地描绘一个时代，不一定非得亲身经历其中。我们可以依靠客观的历史资料和我们身边比比皆是的目击者陈述。此外，来自未来的视角往往比来自内部的视角更综合。它使我们能看到某些当时的人难以辨别的相互联系。约：是否有哪些情感上的原因促使你们恰恰选择这个时代？马：我的整个童年完全就是苏联语境。我自然也就被吸引去了那里。西：在一个废弃的少先队营地中度过的时光几乎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日子。我看到了所有那些石膏雕像，那些大楼。当然，我从没当过少先队员，没去过少先队夏令营，但我很喜欢幻想这个话题。我不像连娜那样熟知历史，但苏联时代也一直吸引着我。在我成长的90年代，还有00年代，都有很多苏联遗产的残片——无论是在我受到的教育中还是在其他领域。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苏联距离他们当然遥远得多；对他们而言，苏联是过去的一部分。而对我来说它更为契近：我的父母、祖父母都曾在那个时代生活，我是在他们的回忆和故事中长大的。无论是作为一个人格人（личность）还是一个生物人（человек），苏联都是我直接的、个人的前史。约：许多批评你们的人说你们在诋毁苏联历史。而作为一个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人，我反而觉得你们把它理想化、浪漫化了。你们真的喜欢这个时代吗？马：我认为首先应该做个限定——作者观点不等同于人物观点。任何故事总是建立于人物，建立于他的内心冲突之上。情节中的事件是人物变化的框架。在《红领巾之夏》中，我们通过主人公尤拉的眼睛观看世界——他的立场与我和卡佳的观点不完全一致。这是尤拉的立场——他对苏联的回忆其实充满了怀旧情绪。总的来说怀旧情绪是一根红线，贯穿了小说的整个文本。西：完全没有，即使战争前我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我们用“战争”这个词是吧？西：好，我是不怕的。总的来说，我觉得如果你是个稍有批判性思维的客观的人，如果能使用正常的信息来源，而不是听电视上怎么谈论苏联，那你对它还能有什么看法？一切都很清楚。约：但毕竟你们小说中一切都充满柔情和怀旧气息。我读的时候想：“她们是从哪里挖出了这么一个糖果般美妙的少先队营？”马：这是故事需要。当有人说我们在抹黑苏联的历史时，他们的意思其实是我们在抹黑他们的个人回忆。这才是让他们受伤害和冒犯的原因。如果某个人被《红领巾》中的某些情节转折震惊到，那么结合他们的情感认知，他们的既往，这当然会被他们认定是抹黑。虽然实际上书中几乎没有对苏联的批评，那里也不需要这种批评。约：卡佳已经稍微触及到了小说情节展开的地点。你们笔下的“燕子”少先队营看起来相当真实——它真的存在吗？如果是的话，是什么把它和你们联系在一起？西：严格来说，济娜·波尔特诺娃“燕子”少先队营是没有的，但它有一个具体的原型，我完全就是把它复制了下来，只不过在小说里我们给它取了个不同的名字。我很精确地记得它在哈尔科夫州的哪个地方。我知道它现在怎么了——那里建了一个旅游基地，把少先队营拆了。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把我和这个营地联系在一起。我母亲的朋友赖萨·伊万诺夫娜在苏联时代和紧随其后的那段日子曾在那里当过总务主任。有孩子去夏令营的时候，她给孩子们发床垫、房间钥匙和其他种种东西。没孩子去的时候，她就和丈夫一起看营地，就是说，她实际上就住在那里。2000年还是2001年，营地停止运作，但她还有钥匙，可以进所有的楼，所以我们常去那里消闲——那里有条小河，可以找条小船，庆祝新年……我超喜欢那个地方。我的感觉就和成年后的小说主人公尤拉那样，许多年过后再回来，看到那些歪倒的楼房，四处杂草丛生。我去那里时常会留神比较：去年那座木楼的外墙虽已斑驳脱落，但好歹楼还矗立着，结果第二年就倒了。这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亲切、非常个人的记忆。所以，我们大概做到了把这个营地描绘成它在我们看来真实的样子。马：据我所知，许多营地都是按照相同的规划建造的，所以它们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似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读者在“燕子”营里认出了他们自己曾消闲的地方。约：一个对我来说重要的问题是，你们如何描绘自己的读者？马：到底是谁在读我们的书，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没有关于谁买了我们的书的全部统计数据——但自然都是成年人，因为买书时要查身份证。总的来说，我在创作时是相当自私的。我总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写——我不会去想之后谁会阅读。就《红领巾》而言，我们是在为彼此写下这个故事。所以说我们最初的读者就是我们俩。我们把小说挂上Ficbook后，《红领巾》的读者自然就增加了，年龄和性别也变得非常多样化。约：你们有没有过某个形象，某个计划——你们是在写给谁，你们想对这些人说什么？马：我想我们的小说之所以受欢迎，一大原因就是它不给任何人强加任何东西，不转播任何理念。它只是讲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拉开帷幕，以及随后一个巨大国家解体的背景下，两个年轻人的故事。我们的那些所谓老保们试图围绕《红领巾》构建某种阴谋论——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目的是什么，它在提倡那些价值等等。但我觉得，审视一部虚构作品不应从阴谋论的角度，而是应从戏剧艺术的角度，这样很多问题也就会烟消云散。究其根本而言，《红领巾》的核心是对最善良、最光明的情感——爱的禁绝，因为对社会而言，重要的不是这种情感本身，而是其对象是谁。结果呢，在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里，我们展示的无非是这种情感的纯粹，而在顿悟时刻，主人公与另一个人物——同时也是与读者——分享了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可以写给什么样的读者？我觉得随便什么样的读者都可以。约：不过还是有种感觉是，读你们小说的读者女孩多过男孩。而且年轻人很可能也比年长者多。马：我觉得只需要看一下如今我们国家最主要的读者群——它的年龄和性别情况。女性读书比男性多。[1]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读的小说越来越少，也就说年轻人会比年长者读更多的小说。简而言之，我觉得我们的读者只是市场的一个模型，而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情况。西：从我们得到的反馈来看，年纪大一些（三四十岁）的读者也常给我们写信。男性也有很多。他们不仅关注了我们的社媒，还给我们写了很长的评论，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红领巾之夏》中提出的话题对很多人来说是禁忌，或许正是因此，年长的读者会读我们的小说，却不声张出去。约：你们觉得为什么年轻男子间的罗曼史通常由女性来书写？在最初发布你们小说的Ficbook网上，有很多仿效《红领巾》写下的文本——而且它们中的大部分也都是女孩子写的。西：要说Ficbook的话，上那个网站的主要都是女孩子。读者是她们，作者也是她们。这或许是因为女孩更常读爱情文学。男性当然也写，我读过很多这一类的书，但它们更像是另一种体裁。他们对身体方面更感兴趣，而女性则更多地书写情感。约：你们的仇敌喜欢论证说，有人给《红领巾》投了大量资金，这是一个“推广放荡”的大型媒体计划。请问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你们的故事中有没有商业推广因素？西：有过——我曾在VK上投了200卢布的广告[20元]。西：在2017或2018年，我给某个VK公众号付了200卢布广告费，让他们转发。总的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广告预算。西：口口相传。我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他作品没有这样的效果，我们的书却有。有好几波h……差点想说hate[仇恨]。有好几波hype[热潮]！西：是的，起初先是hype，在推特和TikTok上[2]许多人讨论我们的书。这种hype是由喜欢书的读者们营造的。他们转述、分享、重读，然后把别人也吸引过来。马：是的，我绝对同意卡佳。总的来说，《红领巾》在出版前就已经有了比较大的读者群，但那是自出版读者群。许多读者对自出版有先入为主的概念；自出版往往是低质量和原始简陋的同义词。当《红领巾》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问世后，一个新的读者群加入了已有的群体。然后出现了第二波口口相传，再加上在书出版的时候，已经有了不少网络连载发表后发布的关于它的评论。西：我觉得这还与我们和读者的交流有关——它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作者，我们不躲藏，让读者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存在，这是我们的声音，这是我们的面貌。读者的信息不会石沉大海，我们会看到它们并进行回应。我注意到有些作者似乎在自己和读者之间筑起一堵墙，是谁我就不举例了。我们不造墙；我们造桥。之前我们的主要频道在VK。那里有一个我们的公众页面，[3]任何读者都可以参与讨论。而我们始终是这些讨论的一部分。会有人过来就《红领巾之夏》谈几句，表达感谢，或者就是讲述一下他们今天在街上看到一只漂亮的猫，我们会和他们聊天。我们当然不会一直挂在上面，但有时会悄悄上去和大家聊聊。总的来说我们到现在偶尔还会这样做，只不过现在读者比以前多多了，公众页面也大大增长了。西：我住下诺夫哥罗德，连娜住莫斯科。我曾在VK上开一个叫“Ficwriter地下室”的公众号——Ficbook上写同人小说或原创故事的人都聚集在那里。有一天，我和其他几位管理员决定发起一次Skype通话，读给彼此听自己写的东西，谈论自己的创作题材。我们在“地下室”发了个帖，就是说，谁想加入就加入吧。然后连娜就来了，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西：大约在我们认识六个月后。我去连娜家做客，然后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马：顺带一提，然后我们马上就开始写《红领巾之夏》，书是2018年写出来的。约：你们的小说先是成了轰动事件、超级畅销书，随后又变成骇人骚扰的迫害对象——扎哈尔·普里列平、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德米特里·基谢廖夫都批评你们的书，在文本里看到了“LGBT宣传”。请说一说这些事如何改变了你们的生活？马：那些成功其实完全没有真正改变我的生活、我的世界观。我甚至到现在都还没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我依然是过去的那个我——总的来说，我的目标、生活的意义都一如既往。后来的风波对我生活的改变倒是更为显著。我觉得在此之后我的神经比以前坚强了不少，我简直觉得自己周围长出了一层盔甲。西：是的，我差不多也是这样——小说的成功并没有颠覆我的生活。但现在的风波严重影响了我的真实出境——为了人身安全，我不得不出国。总的来说，我想说，《红领巾》的出版改变了我对自己和世界的看法中某些重要的因素。我的书出版了，这种感觉真的好不真实。当我们把它拿在手里——一本真正的书，我们真正的故事——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书在被人阅读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以成为作家。不是在梦里，而是在现实中。我至今仍很难把自己称作作家，还是有些难以置信。我真的可以不干愚蠢的工作，而是写书，做我一辈子都想做的事情。或许对我来说，这个变化曾经是，现在依然还是最主要的。马：是的，有威胁——几十个人肯定是有的。哪怕几百个威胁里只有一个人诉诸积极行动，这当然也会令人不安。有人信誓旦旦地表示，整个国家都在反对我们，生活在这种境遇中是很艰难、可怕的。无论你是否愿意，但在你潜意识的某个地方，这种恐惧终究会开始滋长，虽然缓慢，但肯定会滋长。如果能用某种方式对抗它，那为什么要生活在恐惧中并承担风险？就我们而言，我们的对策是离开俄罗斯，至少暂时离开。约：在风波闹得最沸沸扬扬的时候，你们发出了《红领巾》的续集——《燕子没有诉说的》。说实话，我看到这条消息时，内心惊叹了一下。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吗？你们和出版人是如何决定走这一步的？西：是的，这是个艰难的决定。经受了这么大的压力，再发下一本书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人们会想，为什么要去激怒那些仇恨者？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发布。我们觉得自己对读者有道义上的义务——我们知道大家非常非常期盼这本书。感觉就像是站在悬崖上，脚下的地面开始崩塌。知道吗，这感觉就像是最后一次。马：当受到威胁和道德压力的情况下，筹备出版一本书真的很困难。我们连它能否出版也不知道。预测和计划每过几个小时就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条件下自然很难集中精力——可还是想出版这本书，把它做得更好。总之，在某一时刻，我们决定管它三七二十一，出了再说。愤怒是我个人的一大动机——对所有那些骚扰、恐吓我们的人的愤怒。我知道他们其实最想要什么——那就是让我们闭嘴。而我只知道我不能屈服。如果我屈服于他们的威胁，那我其实就是在背叛自己。西：似乎卖得不错。预售网站直接崩了——您多半也听说了。约：如今LGBT宣传法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所有人头上。你们觉得这背后是什么逻辑？你们和你们的书面临哪些风险？西：我们明白，这些法律直接给俄罗斯LGBT文学判了死刑。萨满也好，医生也好，都不必去找了。更何况这种法律还会伤害大活人——这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文学还不是最重要的……约：你们知道吗，很多人说，触发制定这些法律的恰恰就是你们的书。马：我觉得那些老保过去当真相信他们的观点得到了整个国家的认同，而不同于他们的观点只是某种统计学上的偏差。而《红领巾》的成功向他们表明他们错得多离谱。《红领巾》的销售业绩就是一张石蕊试纸：表明了我们国家有那么多人保持着寻常的、正常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其中又有多少年轻人，而我们的老保们对他们的内心世界一无所知。或许《红领巾》的销量反映出了他们自己的无助。老保们其实落入了他们自己布下的陷阱。这一法律的最初版本强迫LGBT题材书籍都要标注“18+”——它没能让人们沉默，但让他们用耳语交流。如果说我们的书获得成功说明了什么，那它只说明一点，就是这个国家生活着抱持人文主义观点的正常人。如今这些人正试图让大家完全闭嘴。但即便他们做到这一点，即便人们不再谈论，不再发表，不再出版那些事关让自己激动的话题的书籍，头脑中的想法终究是不会消失的。这是绝对的。而我对文学的看法其实是比较冷静的。首先，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其次，禁令只会导致更多的兴趣，导致大家对被禁文学及其提出的主题更为敏感和关切。这一切自然都糟透了，盗版会因为这种法律而再次兴起。但书不会消失。它们不会被根除，而且正如苏联经验所揭示的那样，自出版文化对俄罗斯人而言并不陌生。西：书可以被禁止，但需求是不会消失的。如今正在发生的这一切都是超现实和愚蠢。但他们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得手的。[1] https://daily.afisha.ru/news/24831-eksmo-ast-zhenschiny-chitayut-bolshe-knig-chem-muzhchiny/[2] https://www.tiktok.com/discover/Лето-в-пионерском-галстуке[3] https://vk.com/katerinele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