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罪羊与口袋里的中指——解读俄罗斯最新恐同法案

主持：弗拉季斯拉夫·戈林（戈）

嘉宾：亚历山大·孔达科夫（孔）

整理、编译：昧拾金

亚历山大·孔达科夫

戈：国家杜马在今天一读通过了所谓的第二部“传统价值”法[10月27日节目，目前已正式通过并由那个人签字确认]。说得更正式一点，也即完全禁止“宣传非传统性关系”（官方用语）的法案。几年前发生的上一波酷儿迫害浪潮禁止的是对未成年人进行相关“宣传”。那其实也是歧视性的、模糊的、任意妄为的法律，而如今有了更恶劣、模糊、歧视性的应用。强烈推荐阅读美杜莎网站上解释新法，以及将其与旧法相比较的材料。*

但笼统地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到底是些什么新法案？为什么是第二波？新法实际禁止了以任何形式展示所谓的“非传统关系”（按密码提供的成人付费内容除外）。处罚措施是高额行政罚款，或暂停活动（就法人实体而言），或驱逐出俄罗斯（就外国人而言）。此外还规定了一个重要细节，不仅要惩罚所谓的“宣传非传统价值”，而且在实践中可能还会波及任何展示、谈论，甚至那些可以被解释为，比如说，号召他人变性，或讨论如何处理与同性伴侣的关系之类的内容，此外还禁止“宣传娈童癖”。这完全是闻所未闻，在现实中毫无可能的事情，就好比说是“宣传精神分裂症”一样。它助长了人群中的一个沉睡观念，即同志与娈童癖有关之类彻底的诽谤。这种模糊不清的法规相当危险，因为它会导致任意妄为。

现在让我们换个角度来讨论问题：一个国家出台类似的歧视性法律、政策如何导致对活人的真实暴力，如何导致残酷、无意义的迫害？想必有人听了之后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行政处罚吗，不要抛头露面就行了，就算抛头露面，也就是罚个款，有什么好大呼小叫的。”但我们有理由保持警惕，因为即使是象征性的国家谴责也会转化为活生生的人所遭遇的真实痛苦。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请来了都柏林大学学院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家亚历山大·孔达科夫。亚历山大，您是《暴力倾心：俄罗斯的酷儿之性、权力技术和法律》（Violent Affections: Queer sexuality, techniques of power, and law in Russia）一书的作者。我们会看到这本书的俄语版吗？

孔：我非常希望如此。这是一本关于俄罗斯，关于在俄罗斯针对酷儿人群暴力行为的著作，它在一个较为抽象、理论的层面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俄罗斯是这本书的核心，所以它应该被翻译成俄语。

戈：现在的政治条件对翻译、出版并不太有利，不过谁知道呢。您的这本著作是关于什么的？不过首先我想问一下，您对目前国内发生的事情，对国家杜马正在通过的新一波歧视性法案，即俄罗斯国营媒体所谓的“全面禁止宣传非传统价值法”有何感想。

孔：我觉得这是个愚蠢的悲剧。可能我对此有情绪吧。构成了我这本书之基础的研究表明，第一部禁止“宣传非传统性关系”的联邦法律在2013年通过后，针对酷儿人群、基于受害者性取向的暴力快速增长，到2015年已翻了一番。这就是这项立法真实、悲惨的效果——人们被杀害，人们在受苦，人们在死去，人们被送去医院。如今新一轮立法开始了，我不认为结果会有什么不同。虽然如今在俄罗斯，施行一切暴力的理由、滋长暴力环境远胜于当时，但这仍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性事件。

戈：我想先离题一下。我们之后再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搞清楚立法和类似象征性事件的影响，因为不是警察在施暴，而是人们仿佛收到了一个信号：他们也可以对别人施暴。关于这一点我们之后一定会展开谈谈。我想先了解的是，这在我们的世界上算是什么新鲜事吗，当您听说俄罗斯又会有第二波类似立法迫害时，它让首先让您联想到什么？有没有近似的比喻？

孔：您指的是哪些与此相似的历史事件吗？当然，世界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一些已经处于无权地位、被社会排斥地位的群体，往往被指定为替罪羊，尤其是在威权统治下。这种情况曾发生在纳粹德国、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也包括在美国最糟糕的时候——麦卡锡时代曾一视同仁地迫害康米和同志。一旦威权当局想把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酷儿人士往往就会被选为牺牲品，当然不仅仅是酷儿人士，还可以往名单里扩充各种历来无权的群体，比如移民。这里确实有历史的重复，但在这些悲伤的故事中，也有一些新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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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如果试图找出一个规律的话，为什么威权当局要建构这么一个往往近乎随机挑选的他者、受迫害群体？“替罪羊”意味着什么？您能否稍微具体深入地分析一下这种行为背后的理由？

孔：在我看来，决定这一事件的主要机制是，这个群体的已经被挑选了，已经被迫害了，而那些当权者只是利用了他们在社会中已拥有的这种被排斥地位，以达到操纵人群的目的。他们依靠的是社会上传播的某些偏见，试图利用这种社会排斥来达到一些险恶的政治目的和个人目标。哪些目标？主要是要把社会舆论凝聚在某位领导、某项政策、某个党派周围。如果当权者觉得自己的地位动摇了，人民的爱戴有所减弱，最重要的是，政治合法性正在消失——在民主社会，合法性主要是通过投票实现的，而如果没通过投票来实现这种合法性，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动用其他的社会操纵机制，指着这些已经处在被迫害地位的群体大喊大叫，而他们的想法也会在某些人群中引起共鸣。

戈：听您这么说，我的想法是，我理解2013年第一次禁止“对未成年人宣传非传统价值观”的逻辑，但为什么现在还要这么做，还要加强这个进程？毕竟已经有许多用来凝聚多数人，用来发泄恐惧和担心的替罪羊：“乌克兰纳粹”、普通乌克兰人（隐蔽的和不隐蔽的，出于其恶魔天性而否认自己的“俄罗斯性”，这真的是非常中世纪的逻辑——对一个人说，你和我就是一个民族，但你是叛教者，走了歧路），或者还有谁来着，“外国代理人”、间谍、叛徒，还有那些逃避动员的人。已经有那么多类别了，为什么还要再制造一个，确切地说，为什么还要加剧这种对酷儿人群的排斥？

孔：您说得很对，没必要。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论点是绝望，克里姆林宫和其他权力机关束手无策，事实上，这场战争使现政权的合法性正趋近于零。他们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重打旧牌，尽管它根本不会起作用。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切对巩固克里姆林宫周围的民意基础有多大作用，但他们只是在想尽一切办法使之起效。这是第一种解释——权力圈子里的恐慌。

第二点是，您罗列的其他替罪羊其实都没有起效。乌克兰人终究是“兄弟民族”，说什么那里都是纳粹，他们跃跃欲试想袭击、摧毁俄罗斯之类的话，老百姓并不买账，他们甚至一直把乌克兰人视作自己的家庭成员，或者更抽象地说，是“民族家庭”的一员，有着共同的历史等等。那些逃避动员者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丈夫、自己人，这也不符合受迫害者和替罪羊的定义。是的，他们确实在逃跑，但很难把他们归入这个被排斥群体，因为首先，人人都在逃，其次，逃的都还是普通百姓，理想状态下应该团结他们。换句话说，所有这些群体（也许除了“叛国者”“外国代理人”之类的除外，他们被非常成功地打造成替罪羊、他者）其实并非彻底的他者，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排斥、厌恶，因此不适合这个角色。这是第二种解释。我相信还能有很多其他解释，需要进行额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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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让我们说回这个机制本身：当国家指定了一个敌人，哪怕形式上惩罚不是那么可怕，只是行政处罚——而根据最新法案，“宣传非传统价值观和娈童癖”的后果是禁止法人活动，或把外国人驱逐出俄罗斯联邦的神圣国境，但是一旦指定这么一个象征性的敌人，坏事就开始在社会上发生了。您的著作中说，当2013年第一套法案出台，这条政治路线被确定下来后，针对酷儿人群的犯罪数量翻了一番。这是如何起效的？为什么人们开始如此行事？假如有人跟我说，乌克兰人是敌人，我可不会去砸莫斯科的乌克兰文学图书馆，也不会朝姓氏以“科”结尾的邻居脸上来一拳。

孔：人是非常不同的，类似的操纵机制会与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人、不同的个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共鸣。所以立法的效果也是非常不同的。一种影响是针对酷儿人群真实的身体暴力。每年都有数百起案件，这还只是那些最终达到司法阶段案件的数字，这正是法律对一些小群体产生的共鸣效果。自然，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任何国家，大多数人并不会拿起刀枪跑去杀人。这只是这项法律的一个非常边缘的效果，但它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它触动了这数以百计的生命。

而这项法律的另一个影响是更微妙的歧视形式。选中一个替罪羊，就意味着如果在工作场所听到一些流言蜚语，说某人是同志，然后某些机关会故意刁难之类。这是普遍歧视的结果，它往往不是以身体暴力，而是以心理压力、拒绝服务、开除工作或设定不可能完成的工作的形式来实现。

审查和自我审查也是该法律的一种影响，人们会停止思考、谈论、阅读、思考酷儿问题时，哪怕他们以前并不羞耻或恐惧。还有许多人因感受到威胁而逃离俄罗斯。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早在13年联邦立法前，某些州层面进行恐同立法时就开始了，如今又汇入了普遍的逃亡人流，也就说法律的实际上可能有非常不同的效果，而暴力只是其中之一。

还需要指出的另一点是，有时候重要的不是法律本身起什么作用，而是媒体如何谈论、呈现它。我们在谈论法律，这一事实本身当然很重要。如果“禁止酷儿宣传”这种蠢话并没有被写进法律，那么或许许多媒体甚至都不会以任何形式谈论它，但事实是它还真被通过了，人们又开始谈论它，而在法律的文本和围绕它的所有讨论中，都有着非常明显的情绪化成分，一个劲说什么酷儿是一个应被消极对待的群体，都是坏人，必须从信息空间中根除云云——这都影响了人们谈论它的方式，特别是在各种亲政府渠道里。也许不是法律本身，而是媒体对这一法律的回应最终以某种方式与不同的人群产生了共鸣。

戈：这次的立法是非常有偏见的，比如它实质上把同志等同于娈童癖，这是绝对违背科学、违背医学、违背世上的一切道理。这种仇恨性的规范就仿佛是要立法反对骑自行车的人，说什么骑自行车的人都喜欢撞老太太，这是在把完全不相关的东西扯在一起。

但您的推理有一点让我感到困惑：这里会不会颠倒了因果关系？我最近读到了伏尔加格勒的一个可怕新闻：一名女子和他的伴侣，还有他们的熟人三个酒友一起喝伏特加。早上女子回家煎肉做早餐，结果那其实是人肉——他的伴侣杀掉了酒友，然后割了一块肉带回家。等警察来的时候，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她发现这位酒友是酷儿，所以就杀了他。在我看来，这只是试图在事后找些什么理由来解释你犯下的恶行。他杀人并非因为对方是同志，而是因为他自己不合群，有暴力倾向，无法约束自己等等。然后他在事后提出这个解释，试图从警察、行政机器、社会中寻求理解。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在这里混淆了因果关系：并非法律催生了暴力，而是暴力本身就存在，然后法律被用来解释暴力？

孔：其实情况更复杂些。首先，犯罪者的动机是一个很广的光谱，它确实因人而异，而且它还是流动性的，一直会改变形态。确实存在着一些人，哪怕没有这种法律，哪怕生活在最宽容、美好的环境下，他们依然会杀人，包括杀害酷儿人群。这样的人确实会试图利用法官、陪审团、检察官的恐同心理，用恐同动机解释自己的行为。这种人的确会有。这的确是光谱的一端，它与克里姆林宫乃至一切当局的法律无甚关系。

但光谱也有另一端，有些人会联合起来，专门寻找同志，帮助警察肉体消灭他们。光谱这一端的人正是受到了这项法律的直接影响，他们听说警察现在要好好处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用自己的理解方式来阐释一番，并决定采取“公民立场”，以自己的某些行动走在警察行动的前面，导致了悲惨的结果。

而在这两极之间则有一些变化，他们会与法律产生不同程度的共鸣。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分析了整个光谱，我并不认为自己掌握的案例都只和这一法律的影响有关。我看到的是2013年后，类似案件有所增长，也就意味着法律很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首先是对那些仇恨团体的行动，在法律通过后，这些罪犯认为用身体力行来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是个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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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这种对暴力的操纵和引导的极限在哪里？我无法想象在俄罗斯，一群年轻的或不太年轻的，强壮的或不太强壮的，准备实施暴力的人聚在一起，他们会去迫害酷儿人群，而不是去推翻政府。我想他们总会为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些其他出口，很可能也是破坏性的，但这一机制的形成原理是什么？这种操纵和引导的有效范围有多大？

孔：事实上，强壮的或不太强壮的年轻人过去也会聚在一起。差不多在80年代就有过类似案例，也就是所谓的“修理工”，这也是年轻人群体，直接对苏联的酷儿男性施加暴力。在不同时代出现这种群体需要不同的条件。在今天的俄罗斯，比如有自称“占领恋童癖”的团体。他们中有些人的确是在试图搜捕娈童癖，但他们中也有许多人就和俄罗斯的立法者一样，分不清同志和娈童癖，不理解两者有很大区别。不过，并非所有针对酷儿人群的犯罪都是他们所为。但这是统计数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戈：在分析为什么酷儿人士比起逃离部分动员（根本不是什么“部分动员”，而是货真价实的动员）更容易成为目标时，您说逃离动员的都是老百姓，可是酷儿也是老百姓。而在俄罗斯，大家对私生活的最常见态度难道不是冷漠吗？诚然我没做过调查，但我很怀疑，如果你去问我在莫斯科的邻居（我并不住在什么新小区，而是住在赫鲁晓夫楼里），他们的两位同居的女邻居并非姐妹，他们对此怎么看，那他们多半都只会叹口气说：“关我什么事？我自己的麻烦事都一大堆，入不敷出，物价越来越贵。”或者你问他们，如果自己的儿子和一个男人而非女人共同生活，我怀疑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会说，他觉得幸福就可以了，毕竟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呢。所以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高估了对酷儿人群的这种排斥情绪，而当局又在多大程度上高估了？

孔：我在大约十年前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俄罗斯人不在乎酷儿问题。如果我们看民调结果（无论我们信不信），在这个问题上民意的波动基本表明民意就是墙头草，对某个俄罗斯普通人而言，酷儿问题根本不重要。对此我有三个看法。

首先，冷漠也是种有问题的公共情绪。那些研究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作品很好地分析了这种情绪。很多学者认为，正是因为人们的冷漠，法西斯主义才会兴起，因为这些人、那些人被抓去集中营，可人们无所谓，说他们和我没关系，我对他们没有看法，抓走就抓走吧，但显然这种冷漠最终转变成无止境的大规模暴力和一场世界大战。

其次，现实中人的看法也是多样的，也存在着一个光谱：有些人会因为儿子是同志而把他逐出家门，甚至杀了他，也有些人则希望他过得好，无论他性取向如何。

最后，或许克里姆林宫觉得这种做法很有效，他们可能掌握了一些数据。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决策的，但由于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打这张牌，这显然意味着他们有某种信念，也许是基于一些数据，认为这个理念可以引起民众共鸣，有助于操纵民意。就个体而言，我们还看到某个维塔利·米洛诺夫[最积极推广反同议题的杜马议员]从地方上的无名小卒靠这个话题变成了国家杜马议员，甚至出了名。这显然促进了他的个人事业，让他从彼得堡搬去莫斯科，薪资可能也比以前高得多。也许在更公共的层面上也是如此。这种操纵民意的机制和策略已不止对那些维塔利·米洛诺夫们有用，而是有助于促进整个政权的某些更重要的群体，或者那个人身边某些高层人士的合法化；看起来还真管用，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做。只不过我们还无法彻底了解其作用机制。

米洛诺夫在前线摆拍

戈：直觉上我会觉得，当那个人开始谈论“家长一”和“家长二”时[俄当局的宣传话语时常刻意夸大性别、性向平权给欧美社会造成的影响，比如那个人就经常把西方已经没有父母，只有“家长一”“家长二”的宣传辞令挂在嘴上]，许多俄罗斯观众会翻白眼，嘀咕说：嘿，又开始胡扯了。而假如他打算把寡头都吊死，人们就会拍手叫好，也就是说某些阶级问题比这个问题重要得多，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像是人为产生的。但我这种看法可能很亵渎。您说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这当然是对的。甚至在战争爆发前，俄罗斯的家庭就因为乌克兰问题发生了代际决裂，有时甚至连夫妻都会为此争吵不休。这种现象当然都是有的。我还是在试图理解您所说的问题，我有个天真的想法，社会的暴力程度是否会随着类似政策的出台增加或减少，还是说暴力的量几乎总是相同的，只不过被调整了方向？比如说苏联后期的那些“修理工”，他们可能并不在意自己迫害的对象是谁：少数民族，发型、裤子与众不同的人，当然酷儿群体也可以。总之，或许问题在于暴力改变了流向，还是说暴力的程度和数量的确增加了？

孔：两者皆然。一方面仇恨肯定会被引导到某个方向上，比如移民社群也是重要的仇恨宣泄对象，他们受到的伤害并不比酷儿人群少。仇恨的引导肯定是有的，而一些更宽泛的条件也促进了普遍暴力的增长。我现在手头没有数据，但通常犯罪学理论会说，越是贫困的地方，媒体中就会有越是多的暴力言论，无论针对的是谁；越是所谓无权感——人们觉得自己不能以任何方式影响环境——蔓延的地方，往往就会有越多的日常暴力、犯罪暴力——人们互相殴打，也不管有没有理由。我想，俄罗斯在这两方面都进入了这样的时代。无权感长期以来笼罩在民众头上，而各种信息来源又都在宣扬仇恨和暴力言论。

戈：最后我想说一个正萦绕脑海的个人想法。您在自己的著作中讨论了身体、对身体的态度，奇怪的是，它让我想到，国家对生活这一方面的篡夺，以及它对性的控制——比如它可以禁止你以任何方式谈论它，而这两者都呼应了对人的那种终极控制——可以送他去死，也就是动员。您是否也会把迫害酷儿这条线索一路引向对人的极限控制、动员，以及参与战争？也就是说，这两种控制的性质大致相同，都是在控制字面意义上人的肉体、机体？

孔：毫无疑问，政府在行动中设定的正是这些目标，所有这些操纵性政治策略都是为了最终能控制民众，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至于成功与否，那是另一个问题。俄罗斯的历史，特别是苏联史在很大程度上教会了我们，如何在口袋里竖中指，教会我们以某种形式进行抵抗，即使面对这种彻底的普遍控制或企图。这种策略有时也会奏效。是的，有时这只是最后的出路，只是一种逃避，但每个俄罗斯人，或者至少许多人，我希望是多数人，口袋里都能有那根中指。只要我们不相信当局，觉得他们做的一切都很可疑，那么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会面对一些阻力。另一方面，这同样也不是普遍现象，还是有人会服从，某些操纵和建立控制的策略的确产生了共鸣和作用，虽然有时效果短暂，乃至很快就失效。总的来说情况就是这样的，两者有着同样的任务，同样的目标——建立这种全面控制，但我们要寄希望于口袋里的中指，寄希望于我们的集体记忆——依然记得如何抵制极权主义。

戈：当上面选择一些群体进行迫害时，不要习以为常，不要加入其中，因为领导做的事情往往对所有人都没好处。这是个很好的结论。我还是想提议我们以一些但愿是乐观的讨论来结束我们的节目。如果歧视性法律，特别是针对酷儿群体的歧视性法律突然在一瞬间消失，您觉得情况是否会在较短时间内稳定下来，暴力是否会变得稍少一些，是否会更少地针对国家此前挑选的群体？

孔：如果去除暴力的一个触发因素，那么我想它会变得更少。但我还是觉得，如果真要对民众产生作用，使社会更加和平，也许应该采取一些往反方向推进的法律，帮助我们建立和平生活的法律和机制。不要指定替罪羊，而是恰恰相反，想出一些创建平等的言论，比如反对歧视，比如我们都是人，都想过好日子，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性别、性取向、收入水平、来自哪里等等。也许只有到那时，许多问题才会得到根本解决，环境才会变得更好。

戈：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您说的那些为了构建美好生活所需要的条件，明明都是非常明显的事情，都是写在宪法里的条款，可我们一听却不禁觉得好笑，这也算是个让人悲伤的标志吧。

*俄语版：https://meduza.io/cards/v-rossii-polnostyu-zapretyat-propagandu-gomoseksualnosti-i-pedofilii-a-detyam-nelzya-budet-dazhe-rasskazyvat-ob-lgbt-lyudyah-chto-esche-popadet-pod-zapret
英译精简版：https://meduza.io/en/feature/2022/12/06/russia-bans-lgbt-propaganda-the-imposition-of-information-about-homosexuality-and-sex-reassignment-the-law-in-one-table

原播客地址：

https://meduza.io/episodes/2022/10/27/v-rossii-novaya-volna-presledovaniya-lgbt-lyudey-zachem-kremlyu-esche-i-eta-kategoriya-vymyshlennyh-vragov-emu-malo-inoagentov-natspredateley-i-ukronatsistov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1Afbgr93I
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1ZwcCdhiG0BQ8QWoE81xDZhttps://podcasts.apple.com/ua/podcast/в-россии-новая-волна-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лгбт-людей-зачем/id1171712709?i=1000584138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