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是美国用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五十周年（三天后美国第二颗原子弹轰炸长崎）。美国联邦邮政总署原已决定发行一枚印有蘑菇云状爆炸景观的邮票来纪念所谓“核胜利”五十周年，但最后终因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不得不收回。因为，正如德高望重的美国政治哲学家、《正义论》一书的作者罗尔斯教授（John Rawls）在为广岛原子弹爆炸五十年所写的专文中所指出，这个日子所迫切需要的乃是严肃的反思并认真回答：当年美国使用原子弹这一决定究竟是否可以辩护？罗尔斯教授本人的回答斩钉截铁：广岛核轰炸乃罪恶滔天(great evil) ！根据目前的官方数字，广岛这颗原子弹共造成十八万六千九百四十人死亡，大多为平民。同时，按照美国颇具权威性的《外交事务》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一期所载“原子弹轰炸再检讨”一文所披露的数字，广岛和长崎两地因原子弹轰炸而死亡的总人数可能高达二十五万人，另加至少十万人以上伤残。该文作者、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伯恩斯坦教授(Barton Bernstein)由此指出，任何人面对这一惊心动魄的死亡数字都不能不追问：为什么这么多平民非死不可？当年美国非使用原子弹不可吗？使用原子弹这一决定当时究竟是怎样做出的？这一决定的正当性（legitimacy）根据又究竟何在？在伯恩斯坦看来，目前已经公布的各种档案材料和多方面研究事实上已经说明，当年美国完全没有必要非使用核武器不可，亦即这数十万人的悲惨命运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尤其指出，最令人惊讶的是，使用原子弹这么重大的决定在当时并非深思熟虑、反复权衡后所做出，因为不使用原子弹这一可能性从未被认真讨论过，整个决策过程更完全未经国会辩论。因此他的结论与罗尔斯相当一致，即认为广岛核轰炸缺乏正当性的根据。
对广岛事件的反省和检讨当然并非始于今日。但一九九五年是五十周年这一点很自然地使这种反省和检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尽管“二战”时期美国对日战争本身乃是绝对正义的，但是，美国在“二战”的最后一刻——当时欧洲战场已经胜利结束，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向平民居住中心投下原子弹从而导致如此众多的生灵死得如此悲惨，今天却已越来越无法为人接受。
毕竟，广岛核轰炸开了人类使用原子武器杀戮人类自身这一危险先例，从而使五十年来整个人类包括美国自身都生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下；尽管今天冷战已经结束，但核武器对人类的致命威胁不但没有解除，反而由于核武器的不断扩散而更加难以控制。从这种意义上讲，如何认识和评价广岛事件乃直接关系到人类能否有效阻止核武器今后被再次使用。换言之，如果广岛事件是可以辩护的，那么这种辩护的理由和根据究竟是什么首先就必须加以追问，不然今后任何人都将不难找到使用核武器的借口。1945年，蒂贝茨和他的“艾诺拉-盖伊”B-29轰炸机罗尔斯为广岛事件五十周年所写的专文正是从这种角度来提出问题的。在他看来，不但广岛、长崎的两次核轰炸，而且在此之前美军从一九四五年春季起对东京等城市的无定点轰炸，都是极大的罪恶，因为它们逾越了一个民主国家在战争中所应遵循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他特别批判了在战争问题上的两种虚无主义论点，一种是认为战争就是下地狱，因此任何事都可以干；一种则是认为战争中人人都有罪，因此无人有权指责他人。这两种虚无主义论点适足瓦解文明社会的全部基础，因为在罗尔斯看来，所谓“正义和正派的文明社会”(just and decent societies)的全部根基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做出道德和政治的权衡，即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抹煞这种权衡能力也就是在助长为所欲为、不负责任。由此，罗尔斯所要提出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民主国家在战争中所必须遵守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是什么？他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战争中的区别。非民主国家由于按其定义就是其所有决定是由少数人所操纵的，因此非民主国家在战争中的不负责任和犯罪行为不能由其民众负责；但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是真正的民主国家，那就意味着全体公民对本国行为是负有道德与政治的责任的，是不能容许不负责任和犯罪行为发生的，正因为如此，民主国家不能不特别明确战争中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2002）罗尔斯首先指出，民主国家进行战争的目标不是要摧毁敌对国，而是旨在达成正义和持久的和平，而所谓“和平”首先就是指与目前的敌对国在今后达成和平，因此，“当前的敌人必须被看成是在今后的共享和正义的和平中的同伴。”正因为民主国家进行战争的目标乃是要寻求最终能与交战国人民达成持久和平，因此民主国家没有权利进行“全面战争”(total war)，亦即将敌对国全体居民作为战争的对象来对待。尤其是，民主国家在战争中绝无权利直接攻击敌对国的人民。这首先是因为民主国家在战争中必须尊重敌对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同时，只有民主国家首先以身作则尊重对方人民的基本人权，才有可能教育敌对国的人民也学会尊重己方人民的基本人权。不消说，这种对最基本人权的普遍尊重，正是约束今后战争、达成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条件。罗尔斯特别强调，由于战争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亦即战争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对于交战国双方人民将有久远的心理影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会为今后的可能战争树立样板，因此，对于民主国家特别是其战时领袖们的最大考验就在于，他们在决定战争的方式以及结束战争的方式时，是否能首先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的最终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出发，就是一切着眼于今后的持久和平，一切着眼于教育敌对双方人民在战争中也尊重基本人权。按照罗尔斯的看法，只有在非常极端的危机状况下，即只有在本国人民的整体生存受到根本威胁的情况下，民主国家的战时领袖们才有权利考虑采取极端手段，例如使用核武器。这里所谓极端危机状况乃是有严格定义的，指如不采取极端手段，本国人民将面临全体毁灭这种情况。由于在这种状况下，今后和平的问题已经被排除，面临的乃是本国人民能否生存的问题，采取极端手段是可以辩护的。但是，罗尔斯立即指出，广岛轰炸之所以是不可辩护的恰恰就在于，当时没有任何理由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认为美国处于这种极端危机状况。相反，当时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在德国已经战败后，日本的战败已经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主要是它以什么方式投降（无条件还是有一定条件如保留天皇制）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不仅广岛、长崎的核轰炸，而且在此之前美国对东京等城市的密集轰炸，在罗尔斯看来都是极大的错误，极大的罪恶，因为所有这些行为都表明美国违背了一个民主国家在战争中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这首先是因为从轰炸东京到轰炸广岛都已经是以平民作为直接攻击目标，其次，选择以投掷原子弹这一方式来结束战争更是为今后的持久和平投下了严重阴影，因为如此一来，今后人类的任何战争都已面临最后转化为核战争的危险。罗尔斯由此认为，杜鲁门作为民主国家的战时领袖是不称职的。广岛遭到轰炸后罗尔斯的论述看上去平淡无奇，似乎只是老生常谈，但他所抓住的实际上恰恰是原子弹为何会被使用这一问题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所谓“全面战争”这种现象是为何出现的。核战争与以往人类战争的一个根本不同乃在于，它一旦发动事实上将无法区分士兵与平民、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换言之，核战争无可避免地是以敌对国全体居民的生存为攻击目标的，即所谓“全面战争”。
然而，原子弹并不是造成“全面战争”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因为原子弹之所以会被不假思索地投在广岛，恰恰是因为在此之前轰炸平民、轰炸中心城市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广岛核轰炸事实上只是前此一系列“全面战争”的自然延伸而已。罗尔斯之所以要特别点出东京大轰炸的非正义性，正是因为对东京及其他平民居住中心城市的非核轰炸，事实上已经为广岛核轰炸全面铺平了道路。换言之，早在广岛之前，战争中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已经被置之不顾，惟其如此，才会有广岛的原子弹轰炸。这里当然应当指出，所谓“全面战争”无疑是由德国、日本法西斯所首先发动。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正是“二战”中最早、也是最令人发指的“全面战争”行径。但是，罗尔斯等所要强调的恰恰是，极权国家可以干的事民主国家不能干，民主国家不能进行“全面战争”，亦即没有权利以敌对国全体居民为攻击对象。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反过来就认为广岛、长崎死于原子弹轰炸的人都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诚如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哈特（B.L.Hart）当年批评英国空军轰炸德国平民城市时早就指出的：“如果文明的捍卫者们只能把自己的胜利建筑在以最野蛮、最原始的方式去赢得战争，那岂非文明本身的极大讽刺？”罗尔斯以及其他许多学者都特别指出，在一九三九年美国尚未正式参战时，罗斯福曾呼吁欧洲各国避免轰炸平民居住区这种野蛮行径，但是到“二战”后期，盟军方面包括美国本身在内都已完全逾越了战争不应以平民为目标这一最基本道德约束，日益肆无忌惮地大规模轰炸人口高度密集的都市，从而使“全面战争”这种现象日益升级，最后竟已被视为战争之常态。其中特别是盟军方面三次最大规模的城市轰炸，目前被普遍看成是一步一步铺垫了通向广岛核轰炸的道路。首先是一九四三年七月英国皇家空军的汉堡大轰炸。汉堡为当时德国第二大城市，人口约一百五十万。该城以易北河为界，河南岸为德国军事驻扎区，河北岸则主要为平民区。后有“轰炸哈里斯”之称的英国空军之帅亚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恰恰选择北岸即平民集中区进行他著名的轰炸新试验。所谓新试验即以炸弹和燃烧弹相混合大规模投掷，目的在引发全城巨大火海。当年七月二十五日午夜，英国皇家空军出动七百二十八架飞机以此种方式轰炸汉堡北部，全城顿成炼狱。两天后英国再用七百八十七架飞机以同样方式再炸同一地区，目的纯在使火海持续不断。在这种火海轰炸下，区域所及事实上无人能够生逃，因此实已无异于屠城。同时，火海导致有毒一氧化碳弥漫全城经久不息，实已是迈向原子弹轰炸的一大步，所差仅尚不具核放射的杀伤力。 其次则是一九四五年二月英、美空军联合轰炸德累斯顿。在汉堡轰炸后，英国空军于一九四三年底与一九四四年初集中轰炸柏林，但因柏林防备森严，导致英国空军重大损失（丧失一千零四十七架轰炸机）,以致英国最后放弃柏林，转向不设防的非军事城市德累斯顿——欧洲巴洛克和洛洛克艺术及建筑名城。当年二月十三日，先是英国空军七百九十六架飞机连续两次“火海式”轰炸德城，第二天是美国空军三百十一架B-17轰炸机再炸。德城夷为一片废墟，死亡人数最低估计三万五千人，最高则在十万以上。德累斯顿轰炸后在广岛之前，原子弹之父奥本海姆所估计的原子弹杀伤力也仅为两万人！德累斯顿大轰炸的惨景事实上使丘吉尔本人都觉得触目惊心，从而有其名言:“我们都成野兽了吗？我们是否炸得太过分了？”（Are we beasts？Are we taking this too far？）但德累斯顿轰炸实际上恰恰表明：全面战争已被合理化、合法化，甚至已被视为战争之正常状态，从此平民与军人、城市与战场的区分已荡然无存。因此毫不奇怪，德城轰炸后不到一个月，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午夜至十日凌晨，美国就发动了规模更大、景象更恐怖的东京大轰炸，目标明确锁定为人口最密集的东京市中心，结果是一次就炸死、烧死、呛死八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此为日方统计）。随后，日本所有大中城市均成为美军“火海轰炸”的目标，绝大多数都被夷为平地。到一九四五年夏天，全日本人口在二十五万以上的城市中，已经只有两个城市尚未被“火海轰炸”———京都与广岛。东京大轰炸然而，意味深长的是，京都与广岛之所以一直未被轰炸，恰恰是因为它们已被美国军方内定为用做原子弹轰炸之用。事实上，在轰炸平民与中心城市已被全面合理化甚而已成为战争主要方式后，原子弹无非意味着一颗吨位更大、威力更强、更令人恐怖的大炸弹而已！对于轰炸者而言，使用原子弹轰炸广岛，与使用常规炸弹轰炸东京，并无本质的不同！从汉堡、德累斯顿，到东京，再到广岛，事实上一脉相承地贯穿着一种新的战争观：战争就是全面战争！我们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天人们觉得毛骨悚然的广岛原子弹轰炸，对当时的决策者们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老资格的美国参议员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一九九三年退休）在为广岛五十年所写的文章中，就以一种哭笑不得的口吻说，今天美国公众常常问原子弹轰炸这么大的事究竟是怎么决定的，殊不知答案乃是：此事事实上从未有过决策（there was never any decision）！因为东京大轰炸等事实上早已为之做了决定，那就是原子弹一造出来当然就马上用。如克兰斯顿参议员所指出：“杜鲁门内阁直截了当已决定，只要原子弹一造出来就应尽早使用。杜鲁门总统与其助手们所讨论的问题乃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以及具体如何投掷原子弹，至于今天学者与政治家们最头疼的问题——这一恐怖之极的新武器所带来的深刻道德与伦理含义，在当时根本就未被审视。”杜鲁门本人日后曾宣称他在做出最后决定前，曾召集高级幕僚开过一次专门会议研究究竟应该拿已经研制成功的原子弹怎么办。但克兰斯顿参议员指出，历史学家们目前翻遍所有档案和其他有关材料，从未发现任何记录可以表明杜鲁门曾召开过这么一次会。伯恩斯坦教授在其《原子弹轰炸再检讨》一文中同样指出，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所有提及原子弹的记录中，人们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在原子弹使用后……”或“当原子弹使用时……”,从未发现有人用过“如果原子弹被使用”。换言之，原子弹一旦研制成功就要付之使用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之事，惟一的问题只是时间、地点及其他技术问题，不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从来就未被认真考虑过。诚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康普顿（A.H.Compton）曾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提请最高决策组注意原子弹的使用将造成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屠杀（mass slaughter），五月二十九日马歇尔将军提出原子弹应只用于对军队而不是平民，并主张如涉及平民应事先给予日方充分警告以撤出平民。但正如伯恩斯坦所指出，不仅这些声音本身相当微弱而从未被当回事，更重要的还在于，当时的主要决策者们实际上是采用一种自欺欺人的态度来回避他们本必须正视的重大伦理问题，即一方面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原子弹将造成对平民的大屠杀，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力图使自己相信他们并不是用原子弹来对待平民。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1972）杜鲁门本人在这方面正是最好的例子。当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原子弹首次试爆成功后，杜鲁门已完全清楚原子弹的恐怖，他在自己日记中详细记下了有关原子弹功能的各种细节并惊叹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武器，足以毁灭世界。但仅仅几天后他在批准原子弹使用于广岛的军方计划后，却又在日记中说，我已批准使用原子弹用于摧毁军事目标而非用来对付妇女儿童。伯恩斯坦教授对此评论说，杜鲁门在这里完全陷入自我欺骗，因为他太清楚广岛轰炸将导致大批妇女儿童被炸死，这对于他在意识层面上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必须使自己相信他下达的命令不是针对妇女儿童而是以纯粹军事目标为对象的。由此一来，妇女儿童将大量死于原子弹轰炸这一点对他似乎也就变得可以接受了。罗尔斯教授在其文章的最后指出，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的悲剧之所以会发生，说到底仍在杜鲁门等人对人权缺乏充分的尊重，尤其是敌对国平民的人权。他特别指出杜鲁门在广岛、长崎轰炸后为自己辩护时曾多次说过的话：日本人乃是畜牲，你与畜牲打交道，就得把它当成畜牲。这里实际上引出了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即原子弹轰炸与种族歧视的问题。历来都有很多人怀疑，如果原子弹在德国战败以前就试制成功，盟军方面会否毫无顾忌地立刻将之用于轰炸德国？此一问题由于只可能是推测，因此不会得到事实性的回答。但晚近以来众多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如果用于欧洲战场，盟军方面的决策一定会慎重得多。《纽约客》杂志此次为纪念广岛五十年所出专刊中登出的塞尔（Murray Sayle）的长文即指出，尽管人人厌恶纳粹，但英美人并不怀疑仍有很多正派的值得尊重的德国人。日本就不同了，对当时的英美人来说，根本不存在好日本人这一说。塞尔引用“二战”时著名战时记者佩尔（Ernie Pyle）当时的话来说明此点：
在欧洲我们感觉我们的敌人不管如何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但他们仍然是人。然而在亚洲战场我立刻发现，日本人被我们看成就像不是人而是某种令人厌恶之极的东西，就像许多人看到蟑螂耗子那种感觉。在欧洲我们感觉我们的敌人不管如何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但他们仍然是人。然而在亚洲战场我立刻发现，日本人被我们看成就像不是人而是某种令人厌恶之极的东西，就像许多人看到蟑螂耗子那种感觉。目前对此问题研究最详尽的大概首推伯克利教授高木（Ronald Takaki）的专著《广岛：为什么美国要扔原子弹》（一九九五）。该书着重指出，美国对日本人以及更一般地对亚洲人的憎恨并非是珍珠港事件以后才有，而是由来已久。例如早在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二日的一封信中，年轻的杜鲁门即对他后来的妻子这么写道:
我相信一个人只要不是黑鬼或中国佬（China man），那么他就能够与其他人一样好，一样诚实与正派。威廉叔叔曾言，上帝用灰尘造就白人，用泥造就黑鬼，然后就扔掉了剩下的东西，这些剩下的东西后来就变成了中国佬。他确实恨中国人与日本人，我也如此。我猜想这就叫种族偏见。但我确实强烈认为，黑鬼就应该在非洲，黄种人则应待在亚洲，白人则应该在欧洲与美国。
青年杜鲁门在这里流露出来的对所谓“中国佬”即亚洲人的极端蔑视，与其在广岛轰炸后所谓“日本人乃是畜牲”的说法无疑有其一脉相承性，这种种族歧视为他同时代的许多人所共有无疑也是事实。《时代》周刊在今年广岛五十周年专号中亦专文详细报道了美军在亚洲战场上任意枪杀投降的日兵，纵火烧医院等等暴行。但在本文结束时，我以为有必要强调的是，不管美国使用原子弹如何缺乏正当性，也不管当时种族歧视的偏见有多大，所有这些都并不能减轻日本在“二战”时的滔天罪行，相反，我们更需要指出的倒是布鲁玛（Lan Burama）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一个事实：广岛轰炸的死难者中有相当大数量的朝鲜奴工，而这些惨死者至今未被日本官方列入死难者名单。与美国目前从学界、媒体、到公众对广岛轰炸的普遍反省态度相比，日本至今对“二战”时滔天罪行的毫无反省才真正令人惊讶和愤怒！就此而言，我们必须明确：广岛核轰炸的可检讨性绝不意味着日本的可宽恕性！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三日于芝加哥
（* 本文原刊于《读书》200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