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林 | 莎士比亚的王者之书——《李尔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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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人只有上了年纪……才会喜读莎士比亚。
——列那尔
Cordelia in the Court of King Lear (1873)， by Sir John Gilbert
我们通常以为，《李尔王》开篇，李尔王设置的“爱的审判”场景显示出他的年老昏聩，但我们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会发现，他其实具有非常明确的政治意图——虽然考狄莉亚令这个意图落空。这个悲剧清晰地呈现了继承人教育这个与政治共同体的未来性命攸关的问题。但莎士比亚的意图不止于此，借助《李尔王》中塑造的奥本尼，这个历经内忧外患而成长的王者，莎士比亚则要告诉有心的读者——或者潜在纷乱中的政治人，怎样的人才能让政治生活从混乱回归秩序：任何具有统治欲望的人，必须要以奥本尼为楷模，这样灵魂必须要像他一样：审慎、明智、勇敢。
政治生活是人世生存的永恒场景[1]，在英语文学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可谓最大限度地“模仿”了其中的风云激荡。[2] 初看莎士比亚剧作的标题，非喜剧类的作品几乎都以王者为主题，有论者以为，这表明莎士比亚视君主制为最好的政体。[3] 但我们与其得出结论，不如呈现问题：莎士比亚笔下政治的核心关注是王者问题，或谓统治问题。[4] 同时，在莎翁剧作中，除了英国历史剧中的《约翰王》（King John）之外，唯有《李尔王》（King Lear）的标题中含有“王”一词，而且，Lear之名还更改了传统的名字Leir，但凡变动之处，若不出于偶然，便是有意为之[5]——或许，莎士比亚要在这部后人眼中最为瑰丽宏伟的悲剧中要一探统治问题的深度。[6]
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
前一个问题显得尤为急迫，原因有二，一是李尔王的衰老，“我下定决心，人既然老了，就摆脱一切政务的牵挂，把它们交卸给更年轻的力量，而我则一身轻装，缓缓爬入死亡（1.1.38-40）。[9] 李尔王诉诸的第一个理由是“自然”，所有的人都必须遵从的自然法则：人总是要老的。但是，这里的不确定在于，年轻人虽然具有“力量”，但这是统治的力量还是破坏的力量，还有待验证，所以，李尔王提出了第二个理由，“以防将来不致于纷争不宁”。在很多情况下，对于一个共同体来说，提防内部的混乱一直是生死存亡的大事，老王之死就意味着王国的内乱：色诺芬《居鲁士上行记》（又译《长征记》）[10]开篇，波斯王大流士的两个儿子小居鲁士和阿尔塔薛西斯两个兄弟会面，就已经暗示了帝国后来的内乱。同样，老居鲁士建立起庞大的帝国，但他驾崩之后，“他的儿子们便陷入了纷争”[11]所以，如果李尔王不早做打算，那在他归天之后，王国一定会和波斯一样陷入分崩离析之中。这样，他才提前做好准备，以防将来可能出现的内乱——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贤明甚于色诺芬笔下的老居鲁士，不会等到临终之际，才仓促托付自己的国家。
长久以来——尤其是柯勒律治以来，研究《李尔王》的学者们虽为李尔的王者悲剧而感动，但又倾向于认为李尔王分配国土的方案昏聩无能，甚至激烈地认为，第一幕干脆删掉了事。[12] 但这样的解释会让《李尔王》本身陷入困境：李尔王因其昏晕而不值得同情。亚里士多德在《论诗术》中说，“最好的悲剧应该展现伟大的人因犯错而陷入逆境的情形”[13]，那么，李尔王只有是一个伟大的君王，其因犯错而陷入逆境，才会让我们心生“恐惧”与“怜悯”。一个伟大的君王可以犯错，但不会犯下这么简单的错误——否则悲剧就成为喜剧，甚至闹剧。假如我们铭记亚里士多德的教诲，就应该考虑李尔王真正犯下的错误何在，而不是取消他的错误，只在一场或多场暴风雨之中情陷简单的怜悯和哀伤。[14]
一、李尔王的意图
表面上看，李尔王开场对国土的分配，取决于三个女儿各自表达出的爱的程度：“告诉我，你们当中哪一个最爱我？看看谁最有孝心，最为贤淑，我就以最大的恩惠相赐”[15]。但是，如果她们各自爱父亲的程度真是李尔王分配的标准，他就应该在每个女儿都表达了自己的孝心之后，才对她们加以衡量，然后根据爱的深浅分封国土。可是，在高纳里尔说完那段虚浮之辞后，李尔王对她的言辞不但没有任何评价，反而立刻赐予她一份国土：“在这条界线内，从这条一直到那条……都归你，由你和奥本尼的子孙世代相传”[16]；对待里根亦然。这已经充分说明，他的分配，或者说他对女儿的衡量早在这场爱的审判之前就已经做出。[17]
比如，在《李尔王》开篇，肯特一开始就对葛洛斯特说道，“我本以为王上更器重奥本尼公爵，而非康华尔公爵”[18]。根据肯特的判断，我们可以推测，奥本尼比之康华尔，更具治国之才，也就应该分得更多的国土。但由于某种缘由，李尔王非常公正地对待高纳里尔和里根，对二者的领地划分让人看不出任何“偏爱”。这意味着两位重臣葛洛斯特和肯特也清楚李尔对国土的分配，并且对他的分配并无歧见。这就是说，在著名的“爱的审判”场景之前，李尔早就对王国的未来做好了打算——即便这是他个人的决定，也一定得到了葛洛斯特和肯特两位重臣的赞同。
我们就此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的看法，第一，李尔王的分配事实上与这场爱的审判并无根本关联，因为在踏入这座宫廷大厅之前，他早已做好安排——这或许就是李尔王“暗中定下（darker）的主意”[19]中所谓“暗”之所在；[20] 第二，进一步说，既然无关，李尔王为何还要进行一场爱的审判？他安排这场表演的目的是什么？这场朝堂上的审判，难道只是伪装，或是一幕无谓的政治表演？
李尔王预先的分配方案是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莎士比亚在剧本中并没有给出非常明晰的地理位置，指明分配给高纳里尔和里根的地域，对前者只是一些地貌的描述，后者更为概括。高纳里尔所获之地是“茂密的森林、肥沃的田野、丰饶的河流和辽阔的草原”[21]，里根所获之地“论其幅员、价值和享用，全都不亚于高纳里尔那一份”。仅仅依据这些描述，我们无法得知李尔王确切的分配。在第一幕第四场，弄人的各种说辞，基本指向就是嘲弄李尔王对国土的分配。除了直陈其事，他使用了两个比喻，一是切开的鸡蛋[22]，另一处则是，“你把你的灵性（wit）削掉了两边，没有让中间留下一点什么。你那一半边来了”[23]，随即是高纳里尔的登场。显然，高纳里尔就是这个“半边”，两边自然喻指高纳里尔和里根，那么，中间本应留下的就应该是给予考狄利娅的部分。这既是比喻，我们或许不能直接断定，李尔王在分配国土时，将边陲之地分与高纳里尔和里根，而将中间的富庶之地给予考狄莉亚。
赫林歇德（Holinshed）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时经常参考的材料。正是在他的记载里，我们能够大致了解莎士比亚心目中奥本尼和康华尔的管辖之地。根据他的记述，Harrison断言，奥本尼所统治的地方就是北方的苏格兰，而康华尔所获之地则是威尔士和西部边陲。[24] 葛洛斯特所谓奥本尼和康华尔二人分得的国土“不分轩轾”，并不是同样得好，而是同样得不好。我们摊开地图就可以清楚看到，除去这两个地方，才是英国政治和地理的中心——英格兰，也只有英格兰，才配得上李尔王本该分与考狄利娅的“更加富饶”（more opulent）的部分。[25] 大女儿和二女儿获得的土地实无差别，都是边疆荒瘠之地，而考狄莉亚则是一个比较级，所以，李尔王预定的分配方案里，其轻重一目了然。甚至于，李尔王或有让考狄利娅继位的想法，因为莎士比亚另一处使用opulent的地方，是在《安东尼和克莉奥帕特拉》（Anthony and Cleopatra）中，用以形容埃及女王的王座：“富饶的王座”（1.4.53）。在莎士比亚所有剧本中，只有这两处使用了“富饶”（opulent）一词，其中意味已经足够明显——所以，有论者认为，李尔王登场时侍从所捧的王冠表明，他或许已经打算将王位传予考狄莉亚。
Raphael Holinshed
李尔王借助“爱”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对考狄莉亚最为疼爱（1.1.115，1.1.280），同样，他也相信考狄莉亚是最爱自己的女儿——考狄莉亚后来的哀痛和兴兵也证明了一点。李尔王从这个自然之爱的根基出发，把它作为分配的标尺，能够达成自己的目的，因为一方面高纳里尔和里根无法埋怨，因为她们自己也明白，她们的爱毕竟没有考狄莉亚深沉，另一方面，李尔王以为考狄莉亚会和往常那个乖女儿一样，表现出对自己的爱——只是这一次，考狄莉亚的表现出乎他的意料。从形式上看，这个分配方案具有的形式正义让高纳里尔和里根只能接受这样的分配，而从内容来看，其实质上的正义（自然感情和美德）更表达出李尔王超越出庸俗平等的高贵正义。再者，从政治生活可能具有的影响来看，朝堂上“爱的审判”还是一次严肃而又不乏人情的政治事件，国土的分配可以成为训诫国民慈孝、从而成为一次教化人心的政治示范。之前，李尔王的勇猛向来是为臣民所向往——比如几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杀死康华尔的人，将葛洛斯特带到荒野的民人，都可以说是李尔王自身勇敢德性教化下的臣民。而这一次，李尔王要做的是长远的政治考虑，通过这一严肃却又符合人情的政治事件，既令国家安然过渡，不致因自己的死亡而分邦离席，又有助于人心教化，做出这样政治安排的人，怎会是一个昏聩的老人？[28]
二、李尔王的愤怒
李尔王于是深陷愤怒。和阿喀琉斯一样，无论他的愤怒有多少理由，这一怒都将令他、他的女儿、他的国土陷入混乱与死亡。愤怒遮蔽了他的判断力，他匆忙之间做出了错误的举动：将原本给予考狄利娅的国土分给高纳里尔和里根。肯特随后劝诫的核心并不在于考狄利娅内心真实的爱，而是那句“别放弃大权，好好考虑，收回你鲁莽的成命”[36]。李尔王一生中或许经历过许多愤怒的时候，他有时应该懂得控制，但这一次的愤怒恰恰表明，李尔王真的已经衰老，在关系国家未来如此重大的时刻，他的愤怒冲毁了自己的理智。可这份衰老李尔王先前已经自道，也更加印证了他理性的判断：这个国家需要更年轻、更有力量的统治者。李尔王心中原来设想的更有力量的人，是天生具有自然美德的考狄莉亚。但是，他未来的政治构想恰恰被考狄莉亚一手打碎。
这是《李尔王》悲剧开场中最深刻也最显白的悲剧：政治现实与自然美德之间可能出现的悲剧。[37] 假如考狄莉亚和两个姐姐一样心肝麻木冷硬，李尔王的愤怒会是另一种不同的形式——我们可以对比他面对不孝的高纳里尔和里根时的表现，这里愤怒的根本在于国家的未来因此而突然变得不可把握，所以，宣布断绝与考狄莉亚的父女关系之后，李尔王悲哀地说，“我本来想把我的一切托付给她……如今我只有从坟墓中寻求安宁了”[38]。李尔作为王者，他的身体属性既有作为人的层面，也有作为国家象征的层面。这句哀伤之辞概括了整部《李尔王》的情节基调：李尔王作为人如何陷入疯狂，如何命陨；李尔王留下的国土如何陷入纷争不宁。[39] 高纳里尔和里根性情卑劣，这样的人从来都是政治最大的敌人，那么，避免王国陷入内乱，除了李尔王的规划，作为继承人的考狄莉亚还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能力和政治美德，面对并战胜卑劣的敌人——至少不能落败，可是，开场的“爱的审判”没有测试出考狄莉亚对父亲深沉的爱，却测试出她政治能力之幼稚。《李尔王》的读者虽然一定会为考狄莉亚的美德而感动，但我们还必须追加一句：有美德的人如果要进行统治，也必须具有相应的政治和行动能力[40]。
所以，导致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是考狄莉亚，换言之，王国稳定的崩塌的直接原因是向来被解释者称之为美德化身的考狄利娅，来自于她的政治幼稚。李尔王在朝堂设置这场爱之言辞的竞赛，并不是家庭温情的嬉戏，而是严肃的政治活动。考狄莉亚无法分辨什么是严肃的政治行为和私下的个人行为，正是由于混淆了二者，她才陷入纠葛，做出令李尔王愤怒的选择。同时，言辞从来就是一种实际的政治能力——在雅典的民主政治时代，苏格拉底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要以美德统率政治言辞，智术们的做法则恰恰相反。考狄莉亚具有天然的美德，她更需要以她的美德贯穿自己的政治言辞，而不能因为对智术师伎俩的反感将整个政治言辞斥为空谈。在后来的情节里，考狄莉亚带领法国军队讨伐两位姐姐，这同样是极不明智的举动。她虽然出于高贵的爱而兴兵，但这仍旧是一场对英国本土的侵略。
三、莎士比亚的意图
但是，李尔王的悲剧不是莎士比亚的悲剧。莎士比亚所以写下《李尔王》，如果不是为了避免类似于李尔王个人和国家的悲剧，至少也要让我们进一步明白政治生活的某些真相。政治共同体的延续是政治生活的首要原则，如前所述，王者的身体既是个体的生命，也是国家的象征，共同体的延续首先就是王者身位的延续。李尔王的衰老不可避免，他必须将王国的未来托付于更年轻、更有力量的人，国家才可能延续无忧，但是，他选择的考狄莉亚虽然年轻而有美德，政治智慧却嫌稚嫩，难堪大任。王位的传承出现断裂，国家陷入内乱。但莎士比亚没有止笔于此。在戏剧结尾，莎士比亚让奥本尼成为国家的新王——新王的能力、品行和他的登基暗示了王国身体的康复。
不少解读者认为，最后埃德加可能与奥本尼共掌王权。[42] 其文学表面的理由有二，第一，奥本尼邀请埃德加和肯特共享统治（rule），肯特因李尔王之死而悲痛难抑，没有同意奥本尼的请求，但埃德加并未拒绝；第二，埃德加回复奥本尼时，使用了复数we作答，这很可能是王者复数。[43] 当然，更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埃德加经过人生与国家的苦难，其能力足以为王，我们逐一分析这两方面的理由。
其一，奥本尼邀请时称他们为“两位，我的灵魂之友”（Friends of my soul，you twain）。与灵魂对应的是身体，根据传统的看法，一个人的良好秩序是灵魂统治身体，一个国家的良好秩序是国家的灵魂部分统治身体部分。李尔王的悲剧展现了灵魂出现混乱之后，作为身体的国家如何陷于分崩离析。当奥本尼说“我的灵魂之友”时，他强调的是肯特和埃德加作为“我的灵魂”的朋友，这并不意味着肯特和奥本尼就是“灵魂”，而在于二者此刻或将来应该起到的作用，恰恰应该相当于肯特和葛洛斯特之前在李尔王帐下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均为辅佐君王的良臣。
而纵观英国的历史，没有血缘作为支撑，试图获得王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莎士比亚的时代同样如此。埃德加只是李尔王的教子，这样一种身份完全不能成为承续大统的血缘根基。另一方面，埃德加父子的故事在原本的李尔王（King Leir）传说中并不存在，而是莎士比亚添加的副情节（subplot）——而且，在莎翁的主要悲剧里，这是唯一具有副情节的剧作。但是，副情节的根本目的是与李尔王的主线形成对应，要而言之，是显示出整个政治秩序所出现的混乱，上有所乱，下必从之。如果要延续这一对应，最恰当的方式莫过于此：李尔王—葛洛斯特；奥本尼—埃德加。如果埃德加为王，他的辅助者安在？这样的添加总不至于要到立埃德加为王的地步。
第二个理由只能说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的证据。第一人称复数的使用是极其常见的语法现象，并不仅仅是王者复数一种，比如在法王携考狄莉亚离去之后，高纳里尔同里根谈论父亲年老的状况时，两人连续六次使用了we（1.1.291、297、301、304、308、309）——这段非常类似于合谋的地方，we的出现频率之高，恰恰说明了二者的卑劣。其他使用we的地方没有必要一一标明，关键在于，使用we作为普通语法的表达，在这里的文脉里完全可以说得通。如上所述，埃德加身为能臣，说“我们必须承担时日的重量”，这正说明他和他这样的臣下必须要恢复旧有的政治生活秩序，抵挡岁月的侵蚀，因为仅凭他一个人，其力无以为之。[44]
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奥本尼何以有资格邀请肯特和埃德加共同治理这个国家？其实，邀请本身已经表明了奥本尼的权威。同时，他力除埃德蒙，邀请肯特与埃德加的行为，又验证了他对人的认识：他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更懂得如何抑恶扬善。剧情节发展到最后，这样的话或许只有奥本尼才有资格说出，因为他经历了国家的崩乱和内忧外患，并正确地处理了两件事情，一是应对法军的入侵，一是处理恶毒的埃德蒙，简言之，外忧与内患。
奥本尼在剧中第一次说话，是在“爱的审判”部分，和康华尔一起劝诫李尔王息怒（1.1.163），这时，我们判断不出二者的差别，但后来的剧情会渐渐显明谁才是虚伪。第一幕第四场第249行以下，奥本尼第二次登场，他对李尔王所言几乎与他的第一句话一致，都是希望李尔王能够从愤怒中冷静下来：忍耐（patience）。随后的对话表明，奥本尼对高纳里尔冷对父亲的做法并不知情：“陛下，要是我做了什么令你动怒，我心内定然愧疚”[45]。但是，这里已经暗示他与高纳里尔之间歧见，尤其是二人之间道德品性的差异，其中一个基本差异在于，奥本尼对高纳里尔说道：“凭我们敬奉的诸神，告诉我发生了什么？”[46]在《李尔王》中，是否敬神，是区分人格品性的基本标志之一。他和高纳里尔之间一个根本的德性区别在于，后者根本不懂得虔敬为何物。当高纳里尔精心筹划，欲图与妹妹里根一道，将父亲李尔王挤出权力的视野之外时，奥本尼对她们的行为并非一无所知，并给因自己的计划而兴奋的高纳里尔一句冷言：“得，看看结果再说”[47]。
奥本尼与高纳里尔的区别在他再次登场时展现得淋漓尽致[48]，他与高纳里尔之间的争吵，几乎可以成为马基雅维利以来关于政治是否需要德性的争吵的延续。信使传来康华尔被刺而死的消息时，他说：“上天的正义判官，你们果然有灵，我们下界的罪孽马上就受到惩罚！”[49]这正是李尔王、肯特和葛洛斯特等老一代人共同相信的道德秩序及其背后的宇宙论根基，这与相信“自然”的新人埃德蒙所信赖的政治秩序截然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本尼继承的不仅仅是一个王国，还有这个王国所以延续的道德原则。[50] 这一节，奥本尼的性格和行为逐渐变得清晰。随着时事的变化，奥本尼恪守自己的准则，并冷静参与：“葛洛斯特，我终生感激你对国王的深情，为你的眼睛复仇。”奥本尼显露出自己重整王国秩序的野心。但里根横插枝节，试图通过与埃德蒙的联姻而分裂国土（这恰恰说明了埃德加在血缘上不可能成为王者）。
奥本尼在第五幕的戏份突然大增，成为整部戏剧结尾部分的中心：他接受埃德加的建议，进而断绝了里根与埃德蒙的念想；最终让正义的埃德加在决斗中杀死埃德蒙；而重见李尔王之后，奥本尼甚至将王位重新交与李尔王：“至于我（us），我（we）将要退位，只要老王一日健在，我就会将最高的权力完璧归赵。”[51]奥本尼此处使用的王者复数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就是此刻唯一的王。但经历了这么多亲情的撕裂与国土的隳伤，他愿意将王位重新给予李尔王。只是，李尔王无法承受种种伤痛，或者对一切世间生存再无挂碍，在哀叹生命无常时黯然离世。
如果我们着眼于国家命运的延续，或许可以说，《李尔王》的核心有二：其一是呈现李尔王的国土如何难以维系；其二是奥本尼如何重拾旧山河。就第一点而言，李尔王的生命已经衰老，他务必要找到恰当的继承人，否则国运维艰。李尔王却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没有找到，或者说没有教育好自己的继承人——尤其是考狄莉亚。但这恰是苏格拉底极其重要的论题：德性可教吗？如果我们把责任归之于李尔王，等于是在承认德性必然可教，这有悖于政治常识和柏拉图的教诲。[52] 我们很难断定莎士比亚是否熟知柏拉图和古代哲学，但是，考狄莉亚在美德与政治之间的悲剧处境，无疑显明了莎士比亚对这个问题思考的深度。我们观看悲剧的目的是要避免悲剧，所以，倘若我们从反面理解，莎士比亚的意图可能是，如果能够教育好一个资质天性如考狄莉亚般纯洁美好的灵魂，国家会获得未来。[53] 《李尔王》正以悲剧呈现出未能如此时的惨烈，映衬出这种政治教育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李尔王》继承了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的衣钵。
但是，莎士比亚的意图不止于此，否则奥本尼就无需登场，或者无需成为新王。在蒙茅斯的杰佛里的笔下，奥本尼也不是无德之人，但他只是继承了那片分与的土地，并没有统一的鸿举。在《李尔王》中，奥本尼作为新王的诞生，恰恰体现了莎士比亚另一个意图：如果政治生活不幸陷于混乱，怎样的人才能成为新的王者？如果说上一个意图是正常秩序里的王者教育，这个意图则表明混乱秩序中的王者教育。政治生活难免陷于低估和纷乱，就如《三国演义》著名的开篇：“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要害不在于分与合，而在于分合之中的政治原则。奥本尼作为历史或传说人物或许本未必然，但莎士比亚借《李尔王》所塑造的奥本尼，则要告诉读者——或者潜在纷乱中的政治人，怎样的人才能让政治生活从混乱回归秩序：任何具有统治欲望的人，必须要以奥本尼为楷模，而不能是政治幼稚的考狄莉亚，更不能是依循自然而忘乎所以的埃德蒙。莎士比亚通过奥本尼，书写了意欲进行统治的灵魂必须具备的德性和能力，这颗灵魂必须要像奥本尼一样：审慎、明智、勇敢。最高贵的统治是本应是哲学的统治（柏拉图《王制》，471c-502c）。李尔王固然衰老而疯狂，疯狂的李尔王对装疯的埃德加说：“让我与这个哲人聊聊，雷电的肇因何在？”疯狂自古以来就是哲人天然的装饰，当年，当庇西特拉图的支持者们将梭伦说成是疯子时，梭伦说道：“过不了多久，你们将会明白我疯狂的真意/当真理降临在城邦之上的时候”[54]。但是，另一个真正疯狂的埃德蒙知道，雷电的肇因不过自然而已，雷电与正义无关，只是一种完全的自然现象。依循这样的哲学，人的行为就只与自己相关，作为道德秩序基础的宇宙论不再有效：“世道真是愚蠢透顶，每逢机运不佳，我们想不到这往往是自作自受，却把我们的灾殃归咎于日月星辰”[55]。当这种哲学开始统治时，美德变得可有可无。最高贵的统治沦为最卑劣的统治。在自然和美德之间的关系上，莎士比亚提出了非常古老的显白教诲：成为奥本尼，不要成为埃德蒙。[56]在这个意义上，《李尔王》继承了柏拉图《王制》的衣钵。
莎士比亚将两种王者教育合二为一，这才是对统治灵魂完整的要求。明乎此，我们或许能够对《李尔王》中那个“王”（king）字更加留意——这部悲剧其实是一部王者之书。从李尔王作为个人和国王的经历来看，这部王者之书是一部十足的悲剧，他悲伤的晚年生活恰恰要让读者去反省，作为国家象征的国王，如何避免衰老，也就是恰当的新王能否安然继位；但从奥本尼的成长史来看，这部王者之书表面上是一出喜剧，因为它刻画出一个政治人如何历经世事而成为新王。但读者很容易发现，“奥本尼较低的视角具有其戏剧功能。奥本尼和他作为名义领袖对政治事务的处理，可以提供一个试金石，我们可以借此而衡量善恶与正义的层次。这就是说，这部剧本身就把奥本尼作为一个保守的标准，而我们对剧中情节的回应，也就不会完全受缚于为正义、善恶的个体判断”。[57] 但是，只有以最好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才能称奥本尼是“较低的视野”——现实政治从来不可能是“最好的”。
这正是这出悲剧最具悲剧性的地方，或者说最好的地方之一。
作者简介
娄林，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实验班，CSSCI来源辑刊《经典与解释》主编。研究方向为古典学和政治哲学，主要讲授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等古典语言课程，以及《论语》《礼记》等中国古典文本和柏拉图、莎士比亚、尼采等西方思想家的重要典籍。获得2014年度和2018年度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优秀奖，所撰《必歌九德——品达第八首皮托凯歌释义》获2012年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天骅”学术奖，另著有《向明而治》，译作多部，学术论文多篇。
注 释
[1] “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城邦动物（或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而非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要么是一个鄙夫，要么是一个超人，”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5，颜一、秦典华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
[2] 参见亚里士多德：《论诗术》（旧译《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1448a18，1449a32。
[3] 雅法，“政治的局限：《李尔王》第一幕第一场”，载布鲁姆和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潘望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关于最佳政制的思考同时需要关注的是莎士比亚的罗马剧，参Eric Nelson：“Shakespeare and the best state of a commonwealth”，in David Armitage, Conal Condren and Andrew Fitzmaurice (ed.), Shakespeare and Early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年版，pp.253-270.
[4] 参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21：莎士比亚笔下的王者》，华夏出版社，2007年。
[5] 在莎士比亚之前的版本里，仍旧采用Leir的写法，see Tiffany Stern编（这是他编的一个比莎士比亚早的《李尔王》版本） King Leir（Globe Quartos）, London，2002:Wilfrid Perrett,The Story of King Lear from Geoffrey of Monmouth to Shakespeare, Berlin: Mayer & Moller, 1904。
[6] “当前学界对《李尔王》的关注，甚至远在《圣经》之上”，卡恩：《当法律遇见爱》，付瑶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几乎每一部谈论《李尔王》的作品，都要有这么一段类似的颂词。Hazlitt, “Characters of Shakespeare’s Plays”, in P. P. Howe(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Hazlitt 21Volumes, Vol. 4, London: Dent,1934，p. 257。
[7] “我们必须确立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普遍原则，即城邦的各个部分维持现行政体的愿望必须强于废弃这个政体的愿望。”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同前注1，1296b15。
[8] 亚里士多德说，应让僭主的统治“趋向高贵”，让僭主“本人更符合德性，至少半具良善”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5b，颜一、秦典华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1页，1315b。另参见色诺芬：《希耶罗》，译文参施特劳斯疏解：《论僭政》（修订本），彭磊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
[9] 《李尔王》英文根据Arden考订版，R. A. Foakes编，《李尔王》（King Lear），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影印本，2008年；中译文参见卞之琳译，《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依据英文略有修正，不再作说明；人名译法则从学界惯例。1.1.38-40表示第一幕第一场第38-40行，以下引用皆仿此格式，不一一注明。
[10] 色诺芬：《长征记》，崔金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1]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沈默译笺，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12] Coleridge’s Shakespearean Criticism，T
homas Raysor (ed.),Cambridge：1930，卷一，p.55，n.1，转引自雅法，“政治的局限：《李尔王》第一幕第一场”，同上注3，第125页；See also Kenneth Waterson, “The Center of Coleridge's Shakespeare Criticism”，in C. Michael Smith (ed.), Postscript, Volume I,；1983, pp. 82-89.
[13] 亚里士多德，《论诗术》，同前注2，1452b30-1453a15
[14] 后人对《李尔王》的悲剧结尾一直难以承受，纳胡姆·泰特（Nahum Tate）因此改写了结局：李尔王得以终老，考狄利娅不但没死，而且嫁与埃德加。他的改写一直作为莎士比亚的替代而出演，从1681年直到1838年，几乎两个世纪之久。See R. A. Foakes, King Lear, supra note 9, p. 1.另参见卡恩，《当法律遇上爱》，同见注6，第230页。
[15] R. A. Foakes, King Lear, supra note 9, 1.1.44-45。
[16] Id., 1.1.55-59.
[17] Laurence Berns, “Gratitude，Nature and Piety in King Lear” 3 Interpretation 5,30.
[18] R. A. Foakes, King Lear, supra note 9, 1.1.1-2.
[19] Id., 1.1.35.
[20] R.·A· 福克斯认为，与公开的分配相比，这个词暗示了某种不能公开昭示的东西。See R. A. Foakes, King Lear, supra note 9, p. 160.
[21] Id., 1.1.55-57.
[22] Id. 1.4.135.
[23] Id., 1.4.160-161.
[24] 参见雅法，“政治的局限：《李尔王》第一幕第一场”，同上注3，第110-116页。See also Raphael Holinshed 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1577,1587, avaliable at http://www.english.ox.ac.uk/holinshed/，转引自R. A. Foakes, King Lear, supra note 9, p. 155.
[25] Id., p. 163。
[26] 雅法的分析过于实证，其实从普通的政治常识我们就可以得出这番结论，参见雅法，“政治的局限：《李尔王》第一幕第一场”，同上注3第113页。
[27] R. A. Foakes，《李尔王》, supra note 9, 1.1.261【待定】
[28] 就此而论，卡恩在《当法律遇上爱》中的根本缺陷在于，他将这场“爱的审判”看作一个法律行为，而不是政治行为。
[29] R. A. Foakes，《李尔王》, supra note 9, 1.1.79【待定】
[30] Id. 1.1.80.
[31] Id. 1.1.81.
[32] 蒙茅斯的杰佛里：《不列颠诸王史》，陈默译，广西市大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33] R. A. Foakes，《李尔王》, supra note 9, 1.1.54.
[34] Id., 1.1.69-70
[35] 考狄利娅还有一处奇怪的地方：面对李尔王时，她展现出无所畏惧的勇气，只说真话，而绝不虚言，但是她又如此评价自己的姐姐：“碍于姐妹的情分，我不想明说你们的缺点”（1.1.261-262），为什么在面对父亲时，就不懂得碍于父亲的情分，而说一些委婉的说辞？这种细微的差别或许表明，考狄莉亚在父亲面前的表现具有某种展现的意味。
[36] R. A. Foakes，《李尔王》, supra note 9, 1.1.142-143
[37] 自然的并不一定是好的，考狄莉亚天生具有美德，而在埃德蒙口中，自然却成为他满足一己私利的哲学借口（2.1）。考狄莉亚和埃德蒙似乎都认同自然（参见卞之琳，“《里亚王》的社会意义和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载见氏著，《莎士比亚悲剧论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17页以下），如果不澄清二者的区别，就会让政治美德产生混乱，进而搅乱人的日常生活。关于新的“自然正确”观，参见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张传有、高秉江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四章《充实性原则和新宇宙观》。See alsoEustace Tillyard, 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 Vintage Books, 1959 2011。
[38] R. A. Foakes，《李尔王》, supra note 9, 1.1.118.
[39] Ernst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of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 24
[40] 色诺芬，《居鲁士上行记》（又译《长征记》，崔金戎译，前揭，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3.4。
[41] R. A. Foakes，《李尔王》, supra note 9, 1.1.1-2.【待定】
[42] Id., pp. 391-392；另参见卡恩，《当法律遇上爱》，同前注3，第219页，卡恩认为“埃德加继承王位，他是李尔王的教子……意味着法定秩序的回归”。结论是对的，但前提是错误的。
[43] 王者复数（royal plural，或者Majestic plural，拉丁文写法是pluralis maiestatis），是指最高权力者使用复数——比如英文的we——来作为自己的第一人称表达，比如君主、教皇等。
[44] 在1608年的四开本（Quarto）中，这段话其实是归诸奥本尼的，到了1623年的对开本（Folio）里，这才成为埃德加的发言。我们无法明判其中的曲折，但这个细节已经暗示了这段话可能产生的含混。
[45] R. A. Foakes，《李尔王》, supra note 9, 1.4.265-266.【待定】
[46] Id., 1.4.281
[47] Id., 1.4.344.
[48] Id., 4.2.30以下
[49] Id., 4.2.79-80.
[50] 参亚里士多德，《宇宙论》卷一，参吴寿彭译本，《天象论 宇宙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See also Joseph Cropsey, Plato’s World: Man’s Place in the Cosmo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51] R. A. Foakes，《李尔王》, supra note 9, 5.3.297-299。
[52] 柏拉图《美诺》70a-b，《普罗泰戈拉》319a-320c。参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8：美德可教吗？》，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53] 但是，考狄莉亚为什么一定要死去呢？
[54] （赵翔译文，残篇9）。
[55] R. A. Foakes，《李尔王》, supra note 9, 1.2.103-105。
[56] 《李尔王》中自然和正义这一核心的问题，因拙文论题关系，此处不做展开，see Paul A. Cantor “The cause of thunder: Nature and Justice in King Lear”，in Joseph M. Knippenberg&Peter Augustine Lawler (eds.), Poets Princes and Private Citizen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6.
[57] Peter Mortenson，《奥本尼的角色》（The Role of Albany），载于Shakespeare Quarterly, Vol. 16, No. 2 (Spring, 1965)，页217-225。另参Leo Kirschbaum, "Albany", Shakespeare Survey. 13 (1960)，页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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