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把身份证上的性别改成男性？”“如何才能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并注射激素？”......大多数的“她们”，可能要用一生的时间执着于把性别认定为男性这件事上。前两天，我找到了兄弟盟的创始人C先生（刘炎）好好聊了聊。他让我明白，这些真正想改变性别的人，一生要经历多少生猛的千刀万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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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常的日子一样，刘炎微信列表里收到了好几个好友请求。
其中一个微信名叫“夏叶”的女孩，在备注里写着，“求让我加入兄弟盟”。
刘炎知道这是另一位跨性别兄弟，像往常一样，他先把这位 “兄弟”拉近盟友的群聊，让他到群里找到更多同伴。
“刘炎，活着注定要经历痛苦吗？”夏叶终于私信了他。
这句话对于刘炎来说，实在是再耳熟不过，他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兄弟曾给他倾诉过心底的痛楚。
“故事太长了。”“我已经结婚了，是和一个男人，但我和你一样，喜欢女人。”
“我不想的。二十岁那年，我告诉爸妈，自己是跨性别，我不想和男人结婚。”
他继续发文字，“我爸妈不懂什么是跨性别。有一天，我妈把我和村里子一个比我大20岁的男人锁在一个屋子里，让他强奸我，后来逼着我和他结婚。”短短几句话，让刘炎的脑瓜子嗡嗡响，手指尖也感知到一种缺氧到发麻的痛觉。
刘炎深呼吸了三秒钟，让自己坐下来给夏叶打字，“能报警吗？能逃走吗！”
“我已经生了一个孩子，不打算逃了，我这辈子就这样吧。”
这个兄弟年纪不大，只有22岁，家住在农村，父母强迫他和一个男人结婚，只是为了挣6万彩礼钱。
夏叶和很多的跨性别者一样，曾经迷失过，痛苦过，也希望能按照自己的内心想法去活。
但父母和“丈夫”彻底把他拉进了一个完全没有自我的深渊，夏叶所有的梦都碎地彻彻底底。
他在群里告诉大家，自己跟父母摊牌是跨性别后，母亲觉得这是病，把他带到了电击医院，希望这些医生能用电击治好他。
“这个孩子当晚跟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没有回你们消息’，就是我的手机已被收走了。”
有时候，刘炎觉得很无力，无力于自己根本帮不了这些兄弟的解决根本性质的问题。
“2019年，有很多和我一样的跨性别兄弟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他们想修改身份证上的性别，来咨询我这一步的法律程序。”
他转念一想，既然有这么多人求助，在暗处就一定有更多跨性别者需要帮助。
他联系上起草《反就业歧视法》的专家刘小楠和王律师，打算和她们一起办一场给兄弟们普法的沙龙。刘炎通过网络发布了这样的活动消息，告诉自己将在5月份办一场关于身份证修改的普法活动。
令刘炎没想到的是，自己组织的第一场沙龙，竟然有30多个跨性别兄弟参加，有的甚至特意从外地赶来。
“当我坐在那里，看着下面和我一样的30几位兄弟，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归属感和宿命感。”
“我最初成立兄弟盟的意愿，是想通过陪伴的力量，去解决兄弟们找不到组织，协助他们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既然想实打实地帮到大家，就肯定要去听兄弟们的需求。”有兄弟想知道怎样才能从外貌看上去更有“男子气概”，刘炎和兄弟盟的核心成员就迅速开展了一场线下“修容术”沙龙。
有兄弟想了解怎样去正规医院购买雄性激素，刘炎就给大家分享了自己去医院拿激素的整个过程。刘炎不知道自己的力量能有多大，但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已经有近500个兄弟加入。
之所以选择帮同类，是因为刘炎和群里近500位兄弟一样，曾被周遭的人看成是异类。在慈铭体检中心工作7天后，还没来得及熟悉完公司的同事，刘炎收到了被辞退的消息。
2016年3月份，他向贵阳市云岩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认定慈铭体检中心辞退他的行为是属于对他跨性别身份的歧视，要求慈铭向他公开道歉。
这场诉讼，也被打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起“跨性别就业歧视案”的标签。
从小他就把头发剃成寸头，穿束胸抑制自己的胸部发育，后来还每月按时往身体里注射雄性激素。
虽然有女性的身体，但他毫不介意干粗重的活，就是希望别人能认同工作能力与性别无关。
打官司的消息传开后，在贵州省有20多个属于LGBT群体里的朋友，提前齐刷刷坐在了听众席里。
与刘炎一同出现的，还有关注平等就业法律的知名专家老师们。
他听见审判长在一旁小声询问起旁边的专家：“她这个样子，在公司怎么上厕所？”“她如果去做变性手术，还会影响到她接下来的工作吗？”
毕竟，司法人员们也没预料到，自己有天会审理一场以“跨性别歧视”为由提起的诉讼。
他们气呼呼地嚷道，“这关系到我们公司内部的隐私，其他不相干的人全部离开法庭！本案申请非公开审理”
“她明明是女的，但是穿着男人的衣服，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规定。”慈铭的工作人员态度显得理直气壮。
这算哪门子的立得住脚的质证，审判长的态度给慈铭泼了盆冷水。
一个月后，没收到审判结果，却接到代理律师的紧急电话。
“刘炎，现在咱们得立马去仲裁庭，被告现在手里有了新的要反对你告他的证据。”
第二场庭审开始后，被告拿出了自己没有过错的“证据”，是一份试用人员工作评估表和工会小组讨论来的决议。
只要证据立得住，法官就不会认定为公司歧视员工，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劳动纠纷案去处理。
而对面举证自己的人，是自己曾经在慈铭最熟悉最信任的同事。
所幸刘炎的代理律师抓住了对方提供的证据漏洞，这些书面信息，全是刘炎被辞退后再捏造的信息。
然而，这场要求对方道歉的官司，在两方的你推我攘中，断断续续打了六场，整整持续了两年。但刘炎一直觉得很遗憾，他并不想要经济赔偿，而是希望慈铭能给他一份公开的道歉。
媒体争先报道这场官司，各种吊诡的新闻标题开始争相出现在新闻版面和网页上。
《打扮太个性，女子遭单位辞退》、《贵阳28岁女子因“外形太性感”遭公司开除》......
一开始刘炎很惊讶，跨性别群体第一次这么密集地被大众关注，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景象。
“这种人来公司还能干啥啊，不就是故意来搞事情的吗。”
打官司这两年，刘炎前前后后面试了五六家公司，最后却都因为他的跨性别身份没了回音。
他望着家下面32层的高度，在想如果自己选择跳下去，就不用再纠结自己身份的问题。
“6岁那年，我就有了非常强烈的性别意识，我喜欢和男生一起打闹游戏。”
那时候，刘炎总喜欢揪着妈妈衣角不放，认真凝视着妈妈的眼睛，问一个妈妈怎么也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妈妈，你为什么不把我生成一个男孩？他们都有鸡鸡，为什么我没有？”
妈妈没察觉出刘炎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总是敷衍几句就过去。
6岁的刘炎不喜欢长发的自己，他拿着妈妈给的零花钱，偷偷跑到理发店，把钱递给理发师，“帮我把头发剪成男士头。”
之前的羊角小辫没了，镜子里的自己看上去和别的小男孩没没什么区别，刘炎切实感受到了男孩外表给自己带来的欣喜。
而青春期的性发育，和自我性别意识的觉醒，让刘炎觉得撕裂。
到了高中，刘炎有了不能跟爸妈分享的秘密，她喜欢女孩子。
“那时候，我很喜欢班上一个眼睛大大的女生。她长得很好看，我对她有着天然的保护欲。”
“每天晚自习下班，我都要送她回家。从学校到她家要一个小时，从她家到我家也要一个小时，但我开心极了。”
“渐渐地，她把我当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朋友，但我喜欢她的心意却越来越藏不住。”
他鼓起勇气去向女孩表白，但女孩眼里却多了一层防备，“对不起，我不是同性恋。”
刘炎彻底被这句话刺激到，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怪胎”。
“每次洗完澡，我不愿意看镜子里的自己。我讨厌自己隆起的胸部，讨厌每个月都要出现一次的大姨妈。”
“我也讨厌家里的亲戚，总是问我为什么要打扮地不男不女。”
“我也总问自己，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喜欢男孩子，这样，即使心里想成为一个男孩，也能像正常人那样融入进集体里。”
这些问题，最后变成了一封留给父母的长达三页的遗书：
里面写满了刘炎对自己性别认知的疑惑与障碍，也写满了对父母的愧疚。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因为我受了很多非议。但我没办法按照你们所谓的生活去过，我找不到路了，我只能以死谢罪。你们不要难过，我走以后，起码以后别人不会因为我的异常而去辱骂你们。我是个罪人，我是个报应，我拖累你们了。”内心真正死过一次的人，如果选择活着，会越来越强大。兄弟盟的存在，让刘炎切实感受到了让自己更好活下去的意义。“尽管兄弟盟现在只有一岁半，但只要能多一个迷茫的跨性别者能得到帮助，我就没有白活过。”田静后记：
2017年11月，首份《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十分之一的跨性别者曾尝试过自杀。
刘炎告诉我，他来北京已经整整三年，从来没有告诉父母自己在做帮助跨性别群体的公益。之所以不说，一是因为工资连房租都可能负担不起，二是不想再让父母招来非议。“我的跨性别身份，已经像一座大山压在他们背上，我不想再给他们增加思想的担子。”他还说，自己接下来的计划，是要努力攒钱做性别手术，这样才能更合法地修改身份证性别。我问他，用一辈子去追求身体性别的转变，对于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