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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掐死”小萝卜头获赏50元,解放后去自首,公安局:既往不咎

戳蓝字关注👉 黒史 2022-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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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掐死”小萝卜头获赏50元,解放后去自首,公安局:既往不咎

2002年夏天的一个早上,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女儿的搀扶下,不远千里来到河南省郾城县周庄村去寻找一个叫杨钦典的人,经过不断的打听,终于找到一座还算宽敞、有着三间平房和红砖围墙的农家院落。
据村民介绍,这就是他们那里的“名人”杨钦典的家里。
刚一进屋,来人就放下了带来的食用油和八宝粥等礼物,亲切地和杨钦典打招呼,搞得年过八旬的杨钦典十分困惑,好像自己并不认识这两个人啊!
来人见杨钦典老人有疑惑,就开口说道,他叫宋振华,是小萝卜头宋振中的二哥,这下可把杨钦典老人吓坏了。
谁都知道,他是参与杀害了小萝卜头的“凶手”,因为这件事,一直以来他都惭愧万分,抬不起头做人,如今人家的哥哥找上门来,岂能善了?

图为杨虎城之孙来看杨钦典
杨钦典低着头不敢说话,等着小萝卜头的家人“兴师问罪”,他心里想着,就是对方要自己的命,这把老骨头也给他们了。
见到这一幕,宋振华赶快解释说,此行的目的并非来“寻仇”的,而是想要向他询问一下自己父母和弟弟在监狱中的生活情况。
宋振华70多岁了,想要趁着还能走动的时候,寻访一下当事人,了解一下父母和弟弟在狱中斗争的一些细节,也算了却自己的遗憾,借此表达对亲人的追思和怀念。
得知宋振华的来意,杨钦典才放下了悬着的心,当即向小萝卜头的亲属表示深深的忏悔和歉疚,然后将自己当年他所知道的有关宋绮云夫妇、小萝卜头的点点滴滴讲述出来。
尽管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之久,但是杨钦典对于渣滓洞中发生的事情还仿佛发生在昨日,讲着讲着就到了中午,杨钦典的儿媳胡玉梅准备了丰盛的农家饭菜端上了饭桌,并恳请宋振华妇女一块吃点便饭。
宋振华父女也没有过多的推辞,接受了杨钦典一家的招待,吃过午饭后,杨钦典再次讲起渣滓洞中的事情,一直讲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宋振华父女才踏上返程,离开了杨钦典家。
已经年过八旬的杨钦典,执意要把“贵客”送到几里外的村口公路上,才含泪告别,他没有想到,小萝卜头的家人竟然就这样宽恕了他。
然而,他始终不能原谅的是自己,当初怎么就当了特务,怎么就参与杀害了小萝卜头呢?

虽然杨钦典做了渣滓洞中的“狗特务”,却并非天生大恶的人,出生于1919年河南郾城县一个贫穷农民家庭的他,在1938年刚满18岁的时候,为了混口饭吃,就到胡宗南的部队当了一个大头兵。
由于人老实,遵守纪律,不久就被提拔为班长并取得上士兵阶,杨钦典参军的初衷虽然是为了一天能够吃上三顿饱饭,但是他也想要抗日,到战场上跟敌人一较高下,因为日本的侵略,当时河南可是遭了殃。
当时的杨钦典长得人高马大,也有一腔热血,想要报效家国,赶走日本侵略者。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他长得魁梧,却被胡宗南送到蒋介石那里当警卫团的警卫。
杨钦典也搞不明白,为啥不让他到战场去,却只让他当一个警卫?
1942年10月,杨钦典从西安调防到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并被分配到交警总队特务队任班长,并一度担任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政要的安全警卫,在此期间又稀里糊涂的加入了军统。
那个时候的杨钦典也没有什么想法,认为拿枪就是打仗,只要自己好好混,将来混出个一官半职的,这辈子都吃喝不愁了。
然而让杨钦典没有想到的是,从参军后不久就当班长的他,连续任劳任怨地干了几年都没有升迁,这让他十分灰心丧气。
原来是自己光有一股子干劲,没有门路,没有送礼,想要升官可太难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钦典被安排到了军统的直属监狱白公馆看守所任职,负责看守关押在这里的重要“政治犯”,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表面上看是看管犯人,自己又何尝不是身处监狱当中成了“囚犯”?
杨钦典在监狱中又干了几年,一直到1948年杨钦典还是一个上士军衔的班长,在他看来想升官发财是没有任何希望了。

更可气的是,当时国民政府超发货币,导致物价飞涨,什么都涨,就是他这个上士看守的工资不涨,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这点工资,实在是难以养活一家子人。
因此杨钦典时常表露出对当局的不满,在监狱中,通过长时间与“共党要犯”的接触和观察,发现这些人并非特务头子们说的那样“罪大恶极”之人。
相反,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出身豪门家庭,在旧社会当中,都是有钱有势,根本不缺吃穿的,比如杨汉秀是杨森的侄女,曾紫霞是四川省财政厅科长的女儿,哪一个人的家庭都是响当当的。
但是他们为了让穷人有口饭吃,宁愿坐牢也要干革命,实在是让杨钦典佩服。
尤其是在审讯室中,杨钦典看到这些革命志士不惧怕刑罚,一身正气,更是感染了他,杨钦典开始私下里同“犯人”聊天。
杨钦典接触到的“政治犯”是大名鼎鼎的宋绮云、许晓轩﹑黄显声等人,他们也发现杨钦典本性还不错,是“尚未烂到心肺的看守。”
最早与杨钦典开始接触并开展工作的是陈然,陈然因为遗作《我的“自白”书》被收录教材而广为人知,年龄虽然不大,却在16岁时就加入了我党,是一名老党员了,曾担任重庆地下市委领导的秘密刊物《挺进报》的特支书记,1948年4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
为了从陈然那里获得情报,特务们对陈然进行了严刑拷打,使用了各种酷刑,但是他坚决不出卖党的机密,特务们没有了办法,只好将他囚禁于军统白公馆监狱中。
当时,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一路高歌猛进,而狱中的情形却十分糟糕,狱中党组织预判当胜利来临时,敌人很可能会痛下杀手,因此要大家做好牺牲准备,并拟定了越狱计划。

但凡一线生机,也要跑出去几个,跑出去得越多越好,就是跑出去一个,也要将敌人在集中营中干的坏事揭发出去,并且将狱中志气反抗的事迹带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但是白公馆看守所一向守备森严,有重兵把守,想要从这里越狱,没有接应肯定是不行的,于是他们决定策反一些看守帮助自己越狱。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了解,大家最终决定重点策反杨钦典。
杨钦典也十分佩服陈然等人在面对严刑拷打而不招供的气节,两个人就经常拉家常,聊天,虽然两个人的身份对立,但是交流上却是平等的
陈然本身就是做统战工作的,对当时底层人士的辛苦也很了解,他抓住杨钦典不满当局的心态,跟他一块抱怨社会的种种不公,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通货膨胀严重,渐渐的打动了杨钦典。
除了陈然之外,杨钦典又接触了被关押在这里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东北军将领黄显声,杨虎城将军的秘书、曾担任《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宋绮云等人。
他们的光辉事迹,再加上他们在狱中的实际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杨钦典。
他们给杨钦典讲革命形势,讲述革命道理,鼓励杨钦典不要再替蒋介石反动政府卖命,现在站到劳苦大众一边,可以立功赎罪,弃暗投明。
经过大家的开导,杨钦典开始有了悔悟的表现,思想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经常帮助大家通消息,传书报给大家,并且经常延长放风时间。

1949年4月,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成功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派狼狈逃窜到台湾,当时大西南还没有解放,穷途末路的蒋介石竟然指示毛人凤把重庆集中营的“政治犯”全部处理掉。
首当其冲的就是与张学良一块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以及对杨虎城做统战工作的宋绮云一家。
8月27日,毛人凤开始密谋杀害杨虎城一案的相关人员,在制定好计划后,让白公馆特务头子陆景清负责,并且特别叮嘱,一定要“斩草除根”。
陆景清找来了杨进兴、安文芳和杨钦典等人,密令他们前去杀害杨虎城及其一双子女,杨虎城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宋绮云及其妻子徐林侠、小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
尤其杀害的人数较多,又都是重要人物,陆景清担心出现闪失,后来又找来了特务王少山和熊祥两人。
按照计划,9月6日,特务们将杨虎城一行诱骗到戴笠生前别墅戴公祠,然后再分批将他们杀害。
最先到达这里的是载有杨虎城父子的车,车辆到达后,特务们要他们到这里休息一下,然后再出发。
等到杨虎城及儿子扬拯中进入一间房间后,特务王少山从后面用匕首直插扬拯中的腰间。
扬拯中惨叫一声,随即扑倒在地上,杨虎城回头看时,另一名特务熊祥的匕首已经捅进他的腰间,正当杨虎城要喊叫时,大特务杨进兴迅速跑了过来,又手帕捂住了杨虎城的嘴,熊祥又补了几刀,杨虎城将军颓然倒下。
当时杨进兴的手上满是鲜血,感觉行动不方便,就对安文芳和杨钦典说:“后车上的小崽子,就交给你们了!”

杨钦典虽然不想杀人,但是却并不敢忤逆杨进兴的命令,当时重庆集中营,不但是清理“政治犯”,就是特务也在清洗之列,只要思想上有动摇的,都在清洗之列,可见反动派最后的疯狂有多可怕。
宋绮云一行到达后,王少山负责杀害徐林侠,杨进兴和熊祥负责杀害宋绮云,杨钦典负责杀害小萝卜头,安文芳负责杀害杨虎城的女儿杨拯贵。
在徐林侠在倒下的那一刻,还央求特务们放过小萝卜头和杨拯贵两个孩子:“孩子们还小,你们不能杀害他们!”
杨进兴本来就是穷凶极恶的特务,怎么可能放过他们,更何况还有毛人凤的命令,一定要“斩草除根”。
安文芳一下子扑向杨拯贵,用双手卡住脖子,将其憋死,当其他特务都得手后,只有杨钦典没有得手。
杨钦典也用手掐住小萝卜头的脖子,试图像安文芳那样掐死小萝卜头,但是小萝卜头比杨拯贵大一岁,又是男孩,比较有劲,被掐后开始拼命挣扎。
杨钦典是第一次杀人,立即开始手忙脚乱,小萝卜头挣扎出来能发声后,又喊道:“我没罪,我要出去……”
杨钦典立刻又去捂住小萝卜头的嘴,想要闷死他,结果半天也没有得手。
杨进兴当时已经得手,看小萝卜头还没死,大骂杨钦典废物,连个小孩子都搞不定,立即拿着匕首过来,凶狠地朝小萝卜头的脊背刺上了致命的一刀,小萝卜头当即倒在了血泊里。

为了销毁证据,杨进兴又让人在杨虎城等人的尸体上淋上硝镪水毁容,并将他们尸体分别埋在“戴公祠”的花坛底下,和警卫室预先挖好的坑内,害怕被人发现,几天后又在上面打上了三合土,以为这样就人不知鬼不觉了。
对于这次行动,毛人凤很满意,在9月10日,还对“杀人有功”者论“功”行赏,周养浩、熊祥、杨进兴等人每人分得200元,杨钦典则因为“表现不佳”就分得50元。
但是即使是拿了这50元,杨钦典也心理难安,虽然他清楚最后给小萝卜头致命一击的是杨进兴,但是自己也参与了杀害。
之前一直受到狱中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的影响,杨钦典在小萝卜头等人去世后,一直沉浸在深深的罪恶感和自责当中。
而当时国民党部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消息,更是让杨钦典十分担忧,自己的手上已经沾了革命烈士的鲜血,将来不会有自己的好果子吃的,此后,杨钦典每天都处于惶恐不安当中。
1949年10月份的一天,杨钦典照例巡逻白公馆的牢房,当走到罗广斌的牢房门口时,罗广斌叫住了他。
罗广斌的哥哥是罗广文是国民党的兵团司令,家里也是大户人家,但是罗广斌却不是富家子弟的做派,为了劳苦大众,也积极参加到革命活动中来。
对于罗广斌,杨钦典一向很敬佩,当罗广斌叫他的时候,他立刻走了过去,罗广斌对他说:“老杨,你知道吗,新中国成立了!”
杨钦典一惊,四处看了看后,小声对罗广斌说:“别乱说!”
罗广斌苦口婆心地对杨钦典说:“老杨,听我一句话,国民党要完蛋了,别给他们卖命了!”那些天,狱中的很多同志都劝告杨钦典,无论如何也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但是,他就是一个小小的看守,自己无权无势,人微言轻,又有什么资格给自己留后路呢?
1949年10月28日,一直跟杨钦典有交往的陈然被押送到重庆大坪刑场,杨钦典也随车行动,自始至终目睹了陈然慷慨赴死的全过程。
陈然在看守所里含笑告别难友,然后登上囚车,当车行驶到闹市区时,陈然不断高唱国际歌,到达刑场后,即将行刑的时候,陈然拒绝下跪,并且高呼“刽子手们,杀吧,人民审判你们的日子快到了”。
刽子手对着陈然连开三枪,陈然却仍未倒下,让在场的特务们目瞪口呆,气急败坏之下,刽子手竟然用机枪扫射,陈然才气绝倒下。
陈然这种大义凛然的气节,强烈地震撼了杨钦典,他从刑场回来后,来到罗广斌的牢房门口,讲述了陈然牺牲的情景,并且说道:“小罗,你们出去后,一定要好好照顾陈然的妈妈和妹妹。”
罗广斌知道杨钦典跟陈然交往很深,平时总在一块说话,陈然的牺牲,对杨钦典的触动很大,罗广斌也趁机做杨钦典的工作,继续开导他,使得杨钦典成为狱中党组织策反成功的看守之一。
1949年11月27日,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反动派,下令将集中营的政治犯全部屠杀,当时白公馆里面关着50多名政治犯,由保密局司法处和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共同管理。
因此,屠杀时也由他们分别执行,一边是保密局的毛人凤、徐远举指派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上校课长雷天元为大屠杀现场指挥杀手进行屠杀;
另一边则由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带领一帮看守进行屠杀。

国民党特务竟然丧心病狂到,如杀人比赛一样,每伙人都按照掌管的“案犯”名单进行行动,屠杀行动从下午四点,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多种,分9批,一共29人被杀,第一个遇难的就是著名爱国将军黄显声。
在分头杀害的过程中,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向来心狠手辣,因此杀起人来较快,很快杀害了名单中的20个人,完成了“任务”。
而雷天元指挥的一帮杀手,是要杀害26人,但是一晚上却只杀了9个人,还剩下19人没有来得及屠杀。
这时在5里外的渣滓洞监狱打来电话告知,他们那里人手少,到这时才处决26人,尚有100多人没有处决,告诉雷天元:“按这个速度,天亮了也杀不完,为防止狱中骚动请派人援助”。
雷天元的大本营是渣滓洞看守所,渣滓洞人满后,才将关不下的犯人寄押在白公馆,雷天元自然知道哪轻哪重,接到电话后,雷天元立刻带队赶往渣滓洞,将在白公馆剩下的19名“犯人”交给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处理。
杨进兴本来是一个嗜好杀人的特务,要是平时,别说是19个人,就是190个人他也杀得过来,但是此刻却“想开了”,不想再杀人了。
原来当时解放军已经打到重庆,在重庆外围响起惊天动地的炮声,杨进兴不傻,知道此时不跑,一旦落到解放军的手里,一定会将他千刀万剐。
等到雷天元等人刚上车离开白公馆时,他就立刻给他的顶头上司,白公馆监狱看守所所长陆景清汇报说:“我们的任务已执行完毕。”
陆景清不知道二处的人还没杀完,当即让杨进兴回城待命,准备下一步潜伏任务。
杨进兴得了陆景清的命令,马上又给雷天元打电话说,自己的上司让他们立即撤离,寄押在白公馆的犯人要雷天元自己派人处理。

杨进兴打完电话后,不等雷天元回话,当即挂了电话,马上把南牢房所剩的16个犯人集中到一楼2号牢房,女犯郭德贤和两个孩子扔关在二楼,然后就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跑路。
在跑路的时候,他命令杨钦典一个人留下看守这19个人,等着雷天元的人来,然后便领着特务们仓惶逃跑了,杨钦典十分生气,明白这是要把他撇下了。
整个白公馆,不是鲜血就是尸体,杨钦典想到小萝卜头惨死的样子,越想越害怕,于是走到牢门口,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讲给罗广斌等人,并表示愿意救罗广斌和李荫枫两个人,然后自己撤回到城里跟特务们继续逃命。
罗广斌则鼓励他,关键时刻,把大家一块救出去,当时杨钦典举棋不定,不敢将这么多人一块放了。
犹豫当中,杨钦典慌忙之下竟然弃狱而走,这一走就是一个多小时,很难想象,在白公馆大屠杀的当晚,白公馆看守所竟然出现了1个多小时没人看管的状态。
后来杨钦典回忆这关键的一小时说:“我既不想走其它特务逃窜之路,又不敢在四周特务武装尚未撤走时冒险去放在押的政治犯,否则当场便引杀身之祸,我多么想这时有人来指点指点我。”
人在心乱如麻的时候,往往会丧失思考的能力,当杨钦典慌不择路走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监狱中的伙房杂工李育生,两个人平时就有交往,杨钦典看到李育生当即感觉到亲切,并且说了自己的苦恼。
李育生一眼就看透了杨钦典的想法,就是想做好事却没有胆子,不敢迈出这一步,于是跟他说:“眼前只有一条路,我陪你回白公馆,救他们出来,罗广斌他们会给你作证的。”
听了李育生的话,杨钦典当即觉得有道理,有一个人商量,也让杨钦典鼓起了勇气,两个人又回到了白公馆。

见到杨钦典回来,罗广斌忙问他:“把我们关到这里要干啥?你就不会替大家想想法子?也替你自己留条后路!”
罗广斌又说:“你跑,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难逃人民法网。”
为了让杨钦典把大家放了,罗广斌承诺说:“解放军来后,我们大家给你出证明;没处落脚,住我们家里;生活上无着,我们帮助。”
大家还保证:“我们可以证明你对党做过贡献,争取给你安排工作,保证不再追究你的过去!”
还有人说:“你放心,党说话是算话的!”
杨钦典知道这些革命人士是不会说谎的,另一方面,他跟李育生回来,就已经做好了要救大家的准备,杨钦典随即将牢房钥匙交给罗广斌等人。
为了方便大家逃跑,李育生则剪断了看守所的电话线,杨钦典又出去告诉那些还没来得及撤退的警卫说:“共军进城了。”警卫们一听,连忙撤退,自顾逃命去了。
为了保险起见,杨钦典与李育生约定,由杨钦典上楼观察狱外的情况,如果狱外武装看守都撤退走了,就在楼板跺三脚,以此为信号,大家就可以越狱了。
在杨钦典上楼的时候,狱中难友按照同志们身体强弱编成5个越狱互助小组,并确定了突围路线,确保都能逃生。
等到楼上响起“咚、咚、咚”三声跺脚的声音后,同志们趁着黎明前的黑幕,从白公馆里逃了出来。
等到罗广斌等人刚逃出白公馆,就见到渣滓洞方向飞快地赶来几辆汽车,大家知道,这是敌人要来杀害他们了,多亏杨钦典及时打开牢门,不然他们全部都得牺牲在这里。
由于越狱人数多,他们还是被特务们发现了,并对他们进行了追赶,难友们迅速向深山奔去,各自在山上寻找隐蔽处,当时特务们发现时间来不及,也就放弃了追赶,白公馆中的19人从而安全脱险。
罗广斌在脱险后跟人合著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长篇小说《红岩》,将重庆集中营中的事迹以文学的形式传递出来,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那些革命烈士被捕入狱后的斗争故事。

“11·27大屠杀”仅仅三天过后,11月30日,解放军就攻进山城重庆,重庆宣告解放,第二天,在罗广斌的带领下,杨钦典到重庆市公安局登记自首。
以杨钦典在解放时期所犯的罪过,再加上参与杀害小萝卜头等人的经历,完全够枪毙的了,但是罗广斌等从白公馆越狱成功的人向重庆军管会证明了杨钦典的立功表现,关键时刻救了很多同志,请求给予宽大处理。
政府听了罗广斌等幸存者的作证,宽容了杨钦典,不但不追究他所犯下的罪责,还准备把他安排到重庆市公安局工作。
但是杨钦典深知自己做了多年的特务,哪有什么脸面为人民服务,尤其是想到在同志们生死攸关的最后关头,自己还顾着自己的安危,没有及时帮助越狱,因此婉拒了公安局领导的安排。
正好,此时杨钦典河南郾城老家的母亲来信,告诉他,老母亲很想他,家里分了地,但是没有种。
杨钦典当时激动得无以复加,那些在狱中的革命志士果然没有骗他,革命成功了,老百姓都有地可以种了,再也不用受到地主老财的剥削了。
那一刻,他归心似箭,政府尊重他的意愿,给他发了路费,让他平安地离开了重庆,回了老家。
回到家乡后,杨钦典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相比之下,杀害小萝卜头的真正凶手杨进兴则没有好果子吃,杨进兴在“11·27大屠杀”后,化名杨大发继续潜伏在大陆。
在一个村子落脚后,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还成为当地模范互助组的组长,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群众的眼睛,在被群众揭发后,于1958年5月16日经过公审后被押上审判台,当场被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当得知自己曾经的上司被枪毙后,杨钦典庆幸当初的选择,感激那些狱中同志的教育,让他有了一个“重生”的机会,让他“将功补过”,每次想到这里,他都十分满足。
然而由于后来复杂的历史原因,很多人开始怀疑罗广斌等幸存的19人不是杨钦典放出来的,认为罗广斌等人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安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
杨钦典也被当作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被押解回重庆,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对于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杨钦典都能够坦然接受,不要说20年,就是枪毙也没什么说的,唯独谈到罗广斌等白公馆幸存者时,杨钦典坚持说:“他们就是我放出来的!”
后来被杨钦典放出来的19人之一的郭德贤老人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他当时如果违心地说我们不是他放出来的,那就坏事了,我们纵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由于杨钦典坚持不说假话,为这19人洗清了嫌疑,但是他自己却一直被关在监狱中。
罗广斌等19人到处为杨钦典奔走呼号,证明杨钦典无罪,要求政府尽快释放杨钦典。
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杨钦典的申诉作出判决:
杨钦典于1967年因反革命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现经本院重审查明,杨钦典解放前任白公馆看守员期间犯有严重的罪行,但在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他亲自放出革命志士10余人,有立功表现。1950年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其宽大处理不予追究……据此,本院特依法判决撤销原判决,对杨钦典不予追究。
杨钦典得以回到日思夜想的家乡,回到家后,自己的老伴因思想他而病故,他的儿子原本是生产队的会计,因为他的事受到了牵连,直到31岁才找到老婆。
尽管如此,杨钦典从来没有抱怨过,他认为这几年的监狱就像是“报应”,是那些牺牲了的人给他的惩罚。

杨钦典重获自由后,乡亲们也认为他虽然参与杀害小萝卜头,但是冒险救出19名同志的事迹还是有功的,在生活上、交往中从来没有讽刺他,为难他。
他本人也十分随和,见到人总是笑着打招呼,就是陌生人看到了,也不会想到,他曾经是国民党集中营的特务。
杨钦典本人则对曾经犯下的罪行忏悔不已,而对于救人的事情却很少提及,他认为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比他做得更好。
杨钦典一共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还有好几个孙子孙女,平时他总教育孩子们要好好学习,当好人,做好事。
最让杨钦典高兴的还是孙子杨新华,杨新华长大后顺利报名参军,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解放军战士,让他十分欣慰。
杨钦典晚年的时候,一直跟大儿子生活在一起,由于大儿子先于他离世,他的生活也变得有些拮据,有人告诉他,像他这样的有功之臣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生活补助。
想到这里,他就老泪纵横,就自己曾经犯过的罪,根本就没有资格享受任何形式的补助。
从1998年开始,受重庆市有关方面的邀请,杨钦典在孙子等亲属的陪同下,先后六次奔赴重庆,参加纪念革命先烈活动。
尽管打心底杨钦典不愿提及那段往事,每一次讲述都是揭一遍伤疤,但是为了让后人牢记历史,依然将自己的历史,将革命烈士的历史讲给青少年学生和游人。
2004年11月27日,重庆市为“11·27大屠杀”殉难烈士举行盛大而隆重的悼念活动,86岁高龄的杨钦典蹲在墓碑前,老泪纵横地为已故先烈们焚烧冥币,一边烧纸,一边哭着说到:“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

2007年11月17日,杨钦典走完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
被杨钦典释放的罗广斌,在回忆录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没有杨钦典的将功折罪,白公馆剩下的19个人会全部被杀死,那么狱中党组织血和泪的嘱托就不可能被保存下来……杨钦典最后的义举,应该说对保存这些历史资料以及了解大屠杀的真相,客观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实,站在后来人的角度,如果没有杨钦典释放罗广斌等人,罗广斌也不会将激励一代人的小说《红岩》写出来,我们又哪里来的红岩精神?
人的一生会选错很多路,这很正常,难能可贵的是,在历史的转折中可以迷途知返,知错就改,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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