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蔡宗齐编《如何阅读中国诗歌·诗歌文化》
海内外古典文学专家联合打造，
独一无二的古诗词阅读指引。
以宏观诗史融会微观文本，
走近中国诗歌绵延悠久的历史世界。
如何阅读中国诗歌·诗歌文化
蔡宗齐 编
张楣楣、李皖蒙 译
平装，515页，定价：79元
“如何阅读中国文学”丛书
ISBN：978-7-108-07469-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内容简介
“诗言志，歌永言”，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的文化精神，深深烙刻在每朝每代的历史记忆中，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本书汇聚27位海内外古典文学专家，如袁行霈、蔡宗齐、宇文所安、艾朗诺、李惠仪、陈引驰、周裕锴、蒋寅、钱志熙等，致力于打通诗歌与文化、历史间的隔膜，引导读者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体悟诗人写作的心路、理解诗歌形式的嬗变；呈现从先秦到清末民初，中国诗歌如何在与历史、社会、政治、学术、宗教、性别的互动下，成就出源远流长又深富感召力的人文精神。
同系列还有《如何阅读中国诗歌·作品导读》（三联书店即出），可供搭配阅读。
《如何阅读中国诗歌》两种：“诗歌文化”与“作品导读”
编者简介
蔡宗齐，美国汉学界著名学者。中山大学英文系本科及英美文学硕士，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比较文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古典文学博士，曾师从戴镏龄、高友工。现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教授，《中国文学与文化》（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棱镜：理论和现代中国文学》（Prism: Theor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及香港岭南大学《岭南学报》主编。
目 录
前言：中国诗歌的文化创造力 / 蔡宗齐
先秦两汉
第1章 《诗》与《左传》中的外交传统 / 李惠仪
第2章 诗与作者：《楚辞》/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第3章 文本中的“帝国”：司马相如《子虚/ 上林赋》/ 郑毓瑜
第4章 诗与意识形态：《诗经》的经典化 / 蔡宗齐
第5章 《孔雀东南飞》：一个汉代爱情与婚姻悲剧 / 罗然（Olga Lomová）
魏晋南北朝
第6章 乱世英雄：三曹 / 连心达
第7章 竹林七贤/ 钱南秀
第8章 隐逸诗：陶潜/ 柏士隐（Alan Berkowitz）
第9章 陶渊明：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 袁行霈
第10章 挣扎的佛心—沈约 / 吴妙慧（Meow Hui Goh）
唐代
第11章 游侠与唐代边塞诗 / 林宗正
第12章 唐代科举考试 / 罗曼玲
第13章 内外之间的唐朝女性 / 钟梅嘉（Maija Bell Samei）
第14章 诗与佛教思想：王维与寒山 / 陈引驰
第15章 月下独酌：李白与饮酒诗/ 方葆珍（Paula Varsano）
第16章 杜甫：作为史家的诗人/ 陈威（Jack W. Chen）
第17章 诗与文人的友谊：白居易和元稹 / 王敖
第18章 李贺：为诗而痴 / 罗秉恕（Robert Ashmore）
宋元
第19章 宋代朋党之争与诗歌创作 / 沈松勤
第20章 以战喻诗：宋诗中的“诗战”之喻及其创作心理 / 周裕锴
第21章 黄庭坚与禅宗 / 钱志熙
第22章 诗词之辨：李清照、苏轼、欧阳修的诗词创作 / 艾朗诺（Ronald Egan）
第23章 游戏与娱乐：回文词概说 / 张宏生
第24章 诗艺与启蒙：宋元以降的对偶教育及读物 / 张健
明清
第25章 王阳明的良知说与性灵诗学 / 左东岭
第26章 袁枚与女性诗歌批评 / 蒋寅
第27章 晚清民初士人的诗歌生活：以《石遗室诗话》为例 / 胡晓明
中国诗歌的文化创造力
* 选自《如何阅读中国诗歌·诗歌文化》一书“前言”
丨蔡宗齐
几千年来，诗歌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一直以来，人们常常会把诗歌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想象成单向的，探究社会和文化如何决定诗歌的创作，或是诗歌如何反映或表达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但人们却很少考虑诗歌如何影响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诗歌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再现了社会和文化的境况，同时也反过来作用于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通过诗歌和世界的互动，中国的诗人及其读者得以一起深度参与到国家的政治和个人的生活世界之中，这一点在其他的文化里是不常见的。在本书各章中，读者可以观察到中国诗歌产生时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同时也能了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诗歌如何形成一种文化，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并使之多姿多彩。读者若能如我们所期盼的那样，深切地感受诗歌与世界的复杂互动，领略中国诗歌独一无二的文化创造力，将是我们笔耕最美好的收获。
诗歌与国家政治
在早期中国诗歌就与国家政治密不可分，这种情况在其他文化中并不常见。这一点体现在人们选择《诗经》中的诗句并进行朗诵的“赋诗”传统上。《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有三百零五首诗，创作时间可以追溯至周代早期。“赋诗”指的是周朝各国的官员用《诗经》中的诗句，在外交场合传达自己国家的政治理念和立场。具体来说，赋诗人通过把一首或数首诗想象为实际政治情境的类比，试图来影响当下政治的发展。这一传统需要所有参与者都通过朗诵表演《诗经》来进行交流，因此所有政治斡旋发展都围绕着《诗经》进行，政治对立的双方利用“赋诗”来发挥各自的优势。
清道光八年监本《诗经》
在第1章中，李惠仪教授列举了孔子之前和孔子之时的著名“赋诗”之例。“赋诗”的发起者和回应者都希望能巧妙并有想象力地运用《诗经》，从而对现实中的政治状况作类比。典型的做法是，赋诗者运用诗人或者诗篇主人公的情感和思绪，表达政治往来中自己国家的态度和立场，这样《诗经》原文中的人际交往就和当时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往来形成了类比。据可信的历史文本显示，这些赋诗者身为外交使臣，发挥时有成败，因而“赋诗”之举对该国影响重大，或好或坏。
因为国家的命运有时取决于赋诗的结果，当时的朝廷官员不仅必须熟记《诗经》收录的三百多首诗，还必须有对它们加以利用的想象力。因此，对于如何学习《诗经》和运用《诗经》，孔子这样说道：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在第3章中，郑毓瑜教授讨论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如何创造性地运用“赋诗”传统。此处，司马相如朗诵的主要听众是汉武帝。司马相如朗诵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赋诗”的目的一致，即用诗歌来进行讽喻。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司马相如也想通过对蔬菜水果、花草山河、宫囿园林的描述以及一些亦真亦幻的场景，来给汉武帝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为此宏大宇宙中的万物命名，司马相如意在歌颂汉武帝所建立的伟大汉帝国，并希望能把这个统治推广至“天下”。在朗诵过程中，司马相如也不忘自己讽谏的职责，比如对于奢侈的游猎，他的描绘带有批评色彩。当然，司马相如主要承袭了赋诗的传统，赞颂和讽喻都运用了《文心雕龙》中提出的“联类”（联结同类）的手法，把文本、事物和汉帝国，以及所有文章中的虚拟人物、武帝和自己，都用类比方式联系在了一起。
汉代之后，很少有人像司马相如那样通过诗歌直接影响国家的统治者。然而，诗歌从其他方面继续影响着国家。在本书的第4章中，我探讨了《诗经》在汉代的教化功能。在这个时期，《诗经》逐渐成为儒家的经典，被人们阅读、教授，代表了统治者和臣子必须遵循的道德标准。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把《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这五部被孔子及其追随者尊崇的文本设立为“五经”，为精通这些经典的学者设立了官职。这些官职被统称为“博士”，代表朝廷认可的最高的学术资格和荣誉。
成为儒家经典之后，《诗经》主要有四个版本在汉代流传，其中只有《毛诗》被保存下来。《毛诗》的编纂者对诗歌原意并不特别关注，而更在意诗歌如何成为统治者和臣子在伦理和政治方面的行为指南。《毛诗》常会探究某首诗的起源，并把它追溯到周朝某时期某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如果某首诗与正面的历史人物相联系，会被认为表达了赞颂之情，但如果与负面人物相联系，则会被认为是讽喻之作。实际上，《毛诗序》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赋诗”传统对诗歌的创意性阐释。和早期的赋诗者们类似，《毛诗》很少关注作者原意，而是把诗歌拆解之后为自己所用。正如赋诗者们的断章取义，《毛诗》常把一首原本表达强烈情感的诗作，解读成缺乏情感色彩的道德说教之作。
宋刻本《毛诗故训传》
不管效果好坏，这种浮泛潦草的解读方法使《诗经》和诗歌的阐释变成简单的道德说教。这种解读方式从汉代到唐代都占据主流地位，持续地巩固了用政治譬喻来解读《诗经》和诗歌的传统。
到了宋代，诗歌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又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在沈松勤教授撰写的第19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的不是上古无名创作的“诗三百”，而是当时文坛领袖的诗作，而国家的政治生态亦截然不同。与春秋战国的封建分封、汉唐的绝对皇权不同，宋代统治者实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国策，因而文人士大夫跃升为参政主体，不少名满天下的诗文巨擘兼为朝廷要臣，如王安石便官至宰相，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种诗人与国家政权关系的质变，自然会导致诗歌“美”与“刺”两种基本政治功能的质变。深深卷入国家政治的诗人，往往不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怨”的原则，很少热衷于主文谲谏、温柔敦厚的政治讽喻。他们拿起诗笔往往就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直截了当地陈述政见、鞭挞时弊。苏轼的《钱塘集》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同样，“诗可以群”则从追求“和而不流”的思想及情感共鸣，几乎演变为建立和巩固朋党的具体举动。以苏门四学士为例，诗人群体往往已经与朋党浑然一体了。诗歌“颂美”的方式也同样从含蓄转变为直接，但其功能变化却与“刺”针砭时弊的情况相反，显示出彻头彻尾的道德堕落。在徽宗、高宗两朝期间，为昏君佞臣歌功颂德的谄谀诗篇风靡天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诗歌“美刺”和国家政治如此结合，读诗方法的极端政治化也是必定无疑的。的确，“断章取义”往昔曾是读《诗经》人丰富的政治和艺术想象的呈现方式，而在朋党之争中，则沦为文字狱的实际操作方式。先有神宗朝旧党加罪苏轼、险些让他送命的“乌台诗案”，后有哲宗朝重掌政权的新党炮制的“车盖亭诗案”。诗歌与国家政治如此搅合在一起，按常理必定对诗歌创作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凡事都有其两面，卷入朋党之争的诗作虽然给诗人带来祸害，但谪居处穷的艰辛生活，却让宋代诗人开拓了人生视野，在“瘴疠之地”发现了足以“独乐”的自然风光，从穷愁生活的琐事中找到了别样的乐趣，久而久之，形成一种淡泊名利、超然旷达的姿态。这种洒脱的精神境界同时又在诗歌中升华为一种独特的淡泊简雅之美，使得宋诗有别于浓郁的唐诗，自成一格。苏轼独创的和陶诗，以及他首先大量写作的回文词，无不源于他娱悦自我、陶冶性情、化个人精神生活为诗歌境界的实践，进而演变为对今后诗歌创作影响甚大的新诗体、新诗风。张宏生教授在第23章中对咏物词的研究，就突出地讨论了苏轼对后代回文词发展的巨大影响。
诗和学
《诗经》在汉代被经典化后，诗歌写作越来越为人尊崇。681年，唐高宗下诏把诗歌写作纳入进士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书第12章，罗曼玲教授探讨了唐人在考场内外对于诗歌创作的热情。在进士科的考试中，考生必须即兴创作一篇赋和一首律诗（八句、十二句或十六句）。要在考试中发挥出色，考生必须对整个诗歌传统有全面且细致的掌握。对考生而言，真正的竞技场有时也在考场之外，他们被允许，有时候甚至被要求，把自己的诗文作品上呈给当年的考官，即行卷。因此，考生们的竞争在考试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方法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希望考官能够关注到自己的才华。
尤为重要的是，诗歌不仅是考试科目，也是考生和考官之间联系的纽带。两者之间的沟通，常靠诗歌往来，而诗歌创作也并没有随着考试的结束而终止。考生们在诗作中表达各种的情绪，金榜题名者抒欣悦狂喜，孙山落地者写羞愧绝望。考试结束，中举者忙着写诗感谢考官、推举人和家人，和其他成功的考生建立联系，表达希望担任官职的愿望；而落榜者则通过诗歌来控诉制度不公，表达愤懑情绪。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考生都会出入于风月场所，在那里交换诗歌，与貌美才高的歌妓们分享自己的欢乐或悲伤，有些作品甚至具有色情意味。从一些记录了这类活动的故事中，读者会发现唐代的诗歌写作不仅是地方和中央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也是几乎牵涉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文化活动，与诗歌有关的人，囊括了掌管科举考试的皇帝、整个士人阶层，以及身处社会底层的歌妓。
唐代建立以诗赋为中心的科举制度，不仅让诗歌创作从宫廷文人集团走向大众，为中下层文人开辟入仕的新途径，而且还催生了一种强有力的诗歌教育文化，从文人精英阶层不断地往下渗透，直至幼童的基本教育。在唐代，诗学一改六朝以来文坛泰斗高谈阔论、专事理论阐发或诗集系统编纂的风气，转变为撰写诗格一类的、更具实用性的书籍，旨在为广大士人群体指点作诗的门路。这种诗艺教育发轫于唐代科举，但一旦形成便能独立存在发展。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废除诗赋科举，改以经义取士，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学堂里的诗艺教育。在第24章里，张健教授勾勒了宋元时期学校和民间教授声律对偶的传统，并分析了《对类》《声律发蒙》两部最流行的学童教材体例及其重要启蒙功用。
诗性自我和永久名声
诗歌不仅能为诗人谋得一官半职，还能使其名留青史。要建立一个诗性自我，永铭后世，创造性至为关键。诗人可以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情感融入传统诗歌的人物形象，也可以通过对传统主题、形象和比喻的独特使用，让作品带上个人的印记。诗性自我的成功塑造，亦有赖于读者的积极参与。读者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是根据可知作者信息，或是通过作品风格特征来考察作品，寻找和感受作者的存在。那些经久不衰，备受重视的作品，都能被读者反复体味，做出全新解读。事实上，正是读者参与的解读过程造就了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形象，比如本书第2章探讨的爱国诗人屈原，第8、9章中的隐士陶潜，第14章中的诗佛王维，第15章中的诗仙李白，第16章中的诗圣杜甫，还有第18章里的诗鬼李贺，等等。
屈原是中国诗歌传统中第一位树立起伟大形象的诗人。在本书的第2章中，宇文所安教授探讨了这一形象形成过程中各种独特趣事。后世人们无法确认，屈原作为忠诚的楚国大夫以及《离骚》的作者，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因此宇文所安认为，这个诗人形象实际上是由三位汉代的读者通过想象构建的，他们分别是贾谊、司马迁和王逸。正如宇文所安指出的，读者在塑造这一屈原形象时，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贾谊和司马迁自身的经历，他们曾都失宠于皇帝，而且认为儒家道德是最重要的。对于《楚辞》的编纂者王逸而言，屈原这一人物至为重要之处，在于他是《楚辞》大部分作品的作者。因此，一些不同主题风格的“楚辞”类作品，得以因为屈原而聚集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正如屈原把原本晦涩难懂的巫术歌谣转化为文学作品，王逸对《楚辞》的经典化也把屈原这一历史人物转换为一位文化偶像。从汉代开始，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就被富有想象力的读者接受，并一直延续下去。因此，《楚辞》在很多方面都被拿来和《诗经》相提并论，屈原也被构建成身怀诸多美德的文化偶像，他品行高洁、忠诚爱国。对屈原的持续崇拜也体现于中国人每年庆祝的端午节，人们吃粽子、赛龙舟，相信粽子可以代替屈原喂饱汨罗江中水怪，而龙舟上击鼓则可吓走水怪。
宋朱熹集注《楚辞》 明万历十四年刻本
在屈原之后，也许是因为各种传记资料的盛行，纯粹源于读者想象的诗人形象变少了，他们的形象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与作者生平经历的种种关联。本书探讨的大部分诗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他们实际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塑造而成的。和屈原不同的是，大部分后世诗人不再热心于用诗歌表达政治隐喻，他们描述的主题也不再是作为象征而出现的仙鬼神祇，而更着重于实际的世界，比如战争、自然、农业生活、边境、娱乐场所和家庭。
诗人形象塑造与诗人群体互动也有密切关系。在第17章中，王敖教授讨论了白居易和元稹如何彼此帮助，建立深厚的友谊，通过描绘各自所处世界，合力扩大诗歌表现主题，他们不仅“创造”了不同以往的诗人形象，而且发展出崭新的诗歌体裁，即通称的“元白”体。入宋以后，诗人群体发展如火如荼，昔日诗人交往或因趣味相投，在宋代，诗人间的交往形式则一变而为具有明显地域性的、旨在建立诗派门户的正式结社。到了明清时期，印刷业蓬勃发展，印刻书籍日益普及，为诗人和学者创造出一种新的、带有虚拟性质的互动空间。时光再移至民国初年，现代铅字印刷业普及、全国报刊发行系统建立、诗话在杂志上连载出版等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无不彻底改变了传统诗歌和诗学的书写方式，以及诗人群体交往和自我塑造的方式。在第27章中，胡晓明教授以晚清同光体诗人陈衍的《石遗室诗话》为切入点，对传统诗歌文化此种巨变做出详细分析。
游侠、战争和英雄理想
和西方文学传统类似，战争和游侠主题使中国诗人创造了一个不同的文学世界。但与西方古典或中世纪的史诗不同，在中国，相同主题的诗歌并不只着重赞颂特定的英雄人物。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中都包含着反战的情绪，使中国有关战争的诗歌表达情感更加复杂，包括崇拜英雄、渴望自由、厌弃游侠生活、厌倦战争，哀悼死者等范畴。中国有关战争的诗歌并不着重表现个人英雄主义，因而更为主观抒怀，想象丰富。
正如本书第6章和第11章讨论的，大部分有关战争的诗歌出现在乐府或古诗中。但最负盛名的诗篇却往往是那些超越了非个人化风格的限制，表达细微而真实的个人感受的作品。在第6章中，连心达教授讨论了身为军事领袖的曹操，如何在诗作中展现出独特的个人视野。曹操在行旅过程中所写的诗篇，并未赞颂战争光耀，反而着重描写战乱之苦。因此，他能够赋予四言诗新的抒情意味。曹操之子曹植也在乐府诗中加入个人声音，他并不直接表达自身情感，而是通过虚拟人物传递情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形象就是奋战在前线的英雄战士和放荡不羁的游侠少年。这种人物形象在之前的乐府诗中并不存在，很有可能象征了曹植一生中未曾实现的建功立业理想。
到了唐代，曹植想象中的两种人物类型重新发展为侠客形象。第11章中，林宗正教授讨论了唐代的游侠诗。唐代的游侠结合了曹植诗中的两种人物形象，他们先是都市里的游侠少年，之后加入前线军队作更大冒险。在初唐和盛唐的诗歌中，描写游侠及时行乐的冒险经历构成了一种新的流行诗歌题材，即边塞诗。唐代许多有名的诗人都曾在边疆任职，实现了中国文人常期被忽略的理想，即文采与武艺俱精。第11章中探讨的以边塞为题材的乐府诗，展示了诸多视角中的一部分。但以艺术造诣而言，这些作品则很难与当时描写同样题材的绝句相媲美，边塞诗人如王昌龄、王翰等，利用绝句这种新的诗体进行时空连接，把自身在当下战争中的经历和过往的战争糅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极富想象的全新世界，超越了历史性的时间。
与其他诗体相比，边塞诗诗却似乎更加受到具体历史时空的限制。汉朝制定了深入西域、屯兵戍边的国策，直接激发了班超“投笔从戎”、建功沙场的英雄梦，汉魏乐府中的游侠题材无疑是这种理想抱负的折射。到了唐朝，相似的强势边疆政策则激励了士人“从戎执笔”，驰聘沙场与笔场，践行能文能武的理想。边塞诗之兴盛有赖于汉唐盛世拥抱世界的胸襟，而其衰亡也必定是国家地理和心理疆域的萎缩所致。宋代以降，辽、西夏、金诸国不断挑起战事，攻城略地，甚至夺取了宋朝半边江山，此时所谓边界只是自己昔日的领土，岂有什么“边塞”可言？同时，北宋王朝推行重文轻武的国策，无疑又挤压了士人追求文武双全英雄梦的心理空间。然而，这种美好的理想并没有完全泯灭，而是转化为对诗苑科场的战争想象。阅读周裕锴教授撰写的第20章，我们就可以了解这种独特的创作想象如何造就了宋诗独有的“以战喻诗”修辞系统。
自然、宇宙和道教的超越
对那些在政治上感到幻灭的诗人来说，诗歌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他们离开朝堂后，就可以退隐山林。他们在诗歌中描绘自然，把自然当成是情感上的避难所。他们运用想象力，把自然转化成一种精神上的超越之地。自然环境不仅指某一个具体的地方，同时也可能是与人类活动相联系的、充满宗教和道德意味的场所。
大多数文人都希望在朝廷中获得一官半职，而不仅靠诗才留名世间。然而在《离骚》之后，宫廷政治不再能给予诗人灵感，有时甚至会对其诗歌成就构成阻碍。只有当天才诗人从政治中撤离，回到个人空间之后，才能创作出伟大作品。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评论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点。
当官员对政治感到失望，他们喜爱的退休之地就是自然，因为自然不仅远离政治世界，也有安慰人心的宁静力量。历史上最早的例子是伯夷和叔齐，他们反对当时政治，去首阳山隐居，最后宁可饿死也不愿失节，这样高洁的品性，获得孔子热情的歌颂。许多个世纪之后，竹林七贤则把自然当成舞台，更激进地反抗当时的政权。尽管后世人们无法证实这七位贤者是否真的在某个竹林中徜徉相伴，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在自然的环境中进行一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比如纵情饮酒、服食五石散、赤身裸体等，而实际上这些行为都是为了反对当时高压的司马氏政权。在第7章中，钱南秀教授指出，竹林七贤更大的目标是把老庄哲学转变成一种绝对自由和超越的真实生活方式，他们对超越的理想既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嵇康提出服食丹药可以使肉体长生不老；而在诗作中，嵇康和阮籍都提到了《庄子》中的“至人”，在他们的笔下，“至人”成了宇宙之道在精神层面的化身和体现。
对于陶潜来说，自然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在第8章中，柏士隐（Alan Berkowitz）教授指出，陶潜在诗歌中创建了一种对于自然的深刻情感精神连接。他《归田园居》组诗的第一首就是一个很动人的例子，在这首诗里他描绘了农家生活的各种细节，并在细节中融入自己对于这种生活的热爱。而回归田园，也象征了他回归到更好的自己，这种回归不仅安慰了疲倦的灵魂，更帮助陶潜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陶潜运用与他同时代的向秀和郭象所提出的“自我转化”观念，他相信永恒的道和每个人的自性最终是一体的。这个观念使陶潜在农家生活中体会到了绝对的超越。这样的生活使他得以实现自我觉醒，最后与道合一。他的诗歌作品生动地捕捉到了这种与道合一的境界，赢得了后世文人的无限倾慕。
苏写本《陶渊明集》
在第9章中，袁行霈教授接着探讨陶潜及其诗歌如何持续地理想化、偶像化，最终发展成为一种足可铸造人格、升华审美情趣的小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大传统中发扬光大。这个发展过程以齐梁时期钟嵘、萧统等人评选陶诗，鲍照和江淹模仿陶诗为肇始，随后唐代韦应物、白居易等人竞相书写拟陶诗，而到了宋代，苏轼独创追和古人之诗体，在谪居惠州和儋州期间写下大量的和陶诗。这些和陶诗，与其说是切磋诗艺的唱和，毋宁说是陶苏诗魂的完美结合。两位伟大诗人隐逸脱俗、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以及固守穷困的节操、清宁纯真的人格、淡泊自适的心境，无不相映生辉、跃然纸上。经过如此的艺术升华，陶潜及其诗自然就成为了一种震撼士人心灵的文化符号，召唤后代无数文人雅士，以诗歌、绘画、园林家具、茶道花道等方式去探索开拓此符号的空间，借以满足自己种种不同的精神需要，从砥砺气节、净化心灵、陶冶诗情直到精神超越之追求。甚至就连一些与陶潜形象截然对立、品行丑陋的士人也写起和陶诗，要么为了疗救自己心灵的缺憾，要么是要自我粉饰、故作风流。从宋到清代，崇陶学陶的风潮遍及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经久不衰，此文化现象无疑是诗歌创造文化的极佳例证。
李白被人们称为“诗仙”，是超脱诗人的典型。如果说陶潜超脱世俗的方式是投身于农耕和归隐生活，那么李白则诗意地展现了与仙人共游的天界之梦。在某些著名诗篇中，李白把自己描绘为“谪仙”，他蔑视世俗的束缚，沉醉于当下的享乐中。在第15章中，方葆珍教授提出，李白的饮酒诗体现了他如何戏剧性地利用诗歌传统并对之进行转化。因此，如果陶潜和曹操是在一边饮酒一边沉思人生的转瞬即逝，李白则会歌颂酒能销万古之愁，并邀明月与他共饮同舞。最终，李白的做法是否真正超脱了世俗的人类经验，都取决于读者的解读。但无论如何，李白超然地通过自己凡人的肉身和诗歌的传统引发了读者的想象，在后世和杜甫并称“李杜”，他无疑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自然、坐禅和佛家的开悟
当我们提到佛教徒精神世界的超脱与醒悟时，一般会用“开悟”这个词，这个词很准确地强调了心性上的超脱。佛教徒想要开悟，必须在思想上专注，而宁静的自然世界为佛教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背景。自然世界不仅为精神专注提供了静谧的助力，也是坐禅沉思的主要对象。和陶潜等有道家倾向的诗人不同，佛教诗人通过记录自己和自然的互动，创作出一种崭新的有关自然的诗歌。本书讨论了三位此类诗人：沈约、寒山和王维。
这三位诗人描绘自然的手法各有不同。在第10章中，吴妙慧教授探讨了沈约的诗作。沈约经历三朝，寿龄甚高，他晚年厌倦政治，搬到离京师不远的东园，并通过写作描绘自己在这里的生活。在沈约的《郊居赋》里，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对自然的一种独特的哲学思考。和早期的山水诗人谢灵运一样，对沈约来说，自然是感官刺激的来源，能够带给人们欢乐或悲伤的沉思。在这篇赋中，沈约悲叹政治失意和人生短暂，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想要及时行乐，或追求道家的生活方式，而是认为，世界本是虚幻的。他渴望佛教的超脱，希望能从生死轮回之苦中脱离出来。
在第14章中，陈引驰教授探讨了唐代诗人王维和寒山对自然和开悟的两种不同处理方式。许多学者怀疑寒山是否确有其人，也对“寒山诗”是否真为他所作抱有质疑。寒山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原本颇不被重视，直到20世纪才获得读者的关注。加里·斯耐德（Gary Snyder）曾翻译寒山的诗歌，使之成为美国“垮掉一代”运动的灵感来源。但和沈约《郊居赋》相比，哪怕是寒山最精致的诗歌，也相对缺乏智性光辉和典雅文辞。沈约的赋作体现了成实宗佛教的影响，成实宗是一个印度佛教的宗派，以复杂繁琐的探讨和人性的分析而为人所知。沈约的作品体现了一位文学天才如何享受自然的风光和声音，并以文字描写记录自然之美。相较之下，寒山的诗作体现了不可磨灭的禅宗印记，而禅宗作为中国本土的佛教宗派，受到道教思想的影响，主要流行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大众。寒山的诗歌反映了一位贫穷隐士的视野，他忙碌于日常生活和劳作，所写的诗篇与其说体现了他对自然之美的欣赏，不如说记录了他如何从佛家比喻的角度来看待自然。
北宋郭恕《临王维辋川图》（局部）
像沈约一样，王维也从政治生涯中隐退，转而亲近自然。但王氏之辋川别业在规模和奢侈程度上，都无法媲美沈约之东园。同样，王维退隐之后心境亦有所不同。如果说沈约是在长期成功的政治生涯结束之后寻求平静的生活，王维则是通过对自然和佛教的亲近，来慰藉自己失去圣宠的落寞。王维诗中对自然和开悟的描写，结合了沈约和寒山二人的优点。尽管和沈约以及其他齐梁诗人存在着不同之处，但王维继承了他们的诗歌的感受力以及他们在视觉和听觉上极强的敏锐性。沈约和他的追随者强调语句的对仗和音律的流畅，而王维所着眼的是更广阔的世界。他通过自己的山水诗和山水画表达佛教的宇宙观。在王维的时代，沈约提出的诗歌格式已经发展成了当时流行的近体诗。而王维也和寒山一样，受到禅宗极大的影响，把自然当成坐禅冥想的主要对象。然而他并不是抽象地表现自然或把自然仅当成佛教的譬喻，而是通过极其细致的观察，着重表现自然景象的不可捉摸和转瞬即逝。在王维最优秀的诗作中，他用细致的感受力打破了许多传统界限，比如声音和沉默、存在和空虚、自我和世界，创造出禅意的诗境。王维用看似简单的风格表达佛教的境界，是中国诗歌艺术的一个伟大成就，也使他获得了“诗佛”的称号。
在第21章中，钱志熙教授仔细描述了宋代诗人黄庭坚两类禅诗的艺术特点。这两类禅诗，一是禅理诗，其特点是直接援用佛典中常用的比喻、形象、名言，并与诗人自己采撷的自然物象交织为一体，借以表达自己在庄子“齐物论”、佛教不二思想熏陶下形成的超脱旷达的人生观；二是禅境诗，其特点是白描诗人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并通过突然跳跃到与上文完全无关的陈述或景象，传达生活琐事所诱发的“顿悟”。在宋元禅宗的巨大影响之下，王阳明发展出以“良知”为核心的儒家心学系统，试图以之取代宋人格物之理学。在第25章中，左东岭教授勾勒了王阳明良知学说影响整个明代诗歌的轨迹，从徐渭、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乃至明末竟陵派，无不崇尚主观性灵。如果说王学是这些文学思潮的近源，那么它们的远源则非禅宗自性说莫属了。
作为主人公和诗人的女性
到目前讨论到的时代为止，无论是作为诗歌的主人公，还是作为积极的创作者，女性还很少出现在中国诗歌的书写中。不可否认的是，《诗经》囊括的大量情诗展现了女性的各种情感，比如信任、深情、疏远、爱恨、对性的渴望等。但汉代的阐释者常把这些内容理解成政治或伦理的隐喻，而把真实的女性情感排除在外。在他们的解读下，女性在诗歌中的形象是简单平面的，通过描写女性，男性诗人实际上表达的是自己对君主或主顾（patron）的情感。
汉代阐释者对诗歌中女性的“去性别化”，深远地影响了后世关于女性的诗歌书写。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读者还是作者，其思维范畴都受到这种“去性别化”的影响，由此限制了诗歌对女性的表现。诗歌中这种把女性政治隐喻化的倾向，必须由后世的诗人或读者来突破。只有当诗人通过作品来表现真实的女性，或读者在诗歌中感知到真实女性的存在时，才能打破这一政治隐喻化的障碍。这种隐喻模式，导致汉代和六朝时期真正的女性诗歌的缺席。此处，我们可以看到阐释者的重要性，他们使诗歌得以在中国文化中建立自主的场域，但在对女性的表现上，阐释者的负面影响显然超过了正面作用。
当然，这个时期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长篇叙事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在本书的第5章中，罗然教授提出，这首诗和传统诗歌的不同之处，在于体现了女性对于政治隐喻化的反抗。当时其他的诗歌着重描绘不知姓名的弃妇，并借助弃妇的形象表达男性诗人不被赏识的悲伤。但这首诗则聚焦于一位名叫刘兰芝的女性，她是小吏焦仲卿的妻子。主人公具体的背景信息有明确功能，能减少政治隐喻化的倾向，也能替读者构建出一种描绘现实生活的感觉。诗序里提到的个人信息则更有意识地加强了这种效果。
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耐人寻味的一点在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并没有引发更多同类型作品的创作。其原因也许在于它微妙地挑战了儒家思想，也或许在于长篇叙事诗并不是当时文坛的主流 — 那时主要流行的诗体是乐府诗，再或是因为，当时的文人对于在诗中表现真实的女性生活并不感兴趣。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类似作品并没有大量出现。
除了汉代《诗经》阐释传统带来的限制效果，儒家的道德训谕也禁止女性和家庭成员之外的男性接触，这意味着女性的诗歌作品和她们自身一样，无法进入公共领域。因此在汉代和六朝的诗歌作品中，只有极少数是女性作者写的。汉代有一些诗歌被认为是班婕妤的作品，班婕妤是汉成帝的妃子，她很有文才，但她的诗作本是呈给皇帝阅读的，而不是给大众的。这些诗作之所以得以超越宫墙的限制而广泛传播，甚至流芳百世，很大程度是因为班婕妤的帝妃身份。
到了唐代，女性终于出现在诗歌的场景以及公开的社交和文学聚会中，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这些改变，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武则天带来的改变。武则天是中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钟梅嘉在本书的第13章中提出，少数有违传统道德的女性，如嫔妃、道姑（有些是隐藏的歌妓）和歌妓会利用这种女性新获得的社会自由。然而儒家道德仍然根深蒂固，此时贵族女性依旧足不出户，并以此为德，她们极少参与诗歌创作。而那些不符合传统道德期待的女性进入男性的空间时，写诗的才能就是她们唯一能获得皇帝（包括武则天）、高官和文人名士（如白居易和元稹）欣赏的方法。
在唐代最成功的女诗人中，上官婉儿的人生可谓是跌宕起伏。她令人惊叹的诗歌才华获得了武则天和唐中宗的青睐，使她成为武则天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女人。上官婉儿的才华超过了她身边的众多男性，使她成为当时文学品味的仲裁者。女道士李冶、鱼玄机，还有薛涛的人生经历也同样充满戏剧性，让人唏嘘不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以诗才闻名的女子，结局都很悲惨，上官婉儿、李冶和鱼玄机都因触犯政治和法律的规定而被处死。这也说明，对于唐代的女子来说，拥有诗名也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宋代的女性写作永远与李清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凭借着惊世诗才，她闯入诗坛中心，力压须眉，赢得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诗人之美名。在第22章中，艾朗诺教授讨论了李清照研究中较少被关注的作品，即她的论史诗和时政诗。这两类题材历来都为男性诗人所垄断，女性诗人甚少涉猎。但李清照不写则已，写则必定慷慨陈词、气宇非凡。例如，她以诗歌的形式与出使金国的使臣进行对话，告诫他们要态度强硬，不可再做过多的让步，并提醒对方警惕金国可能设下的陷阱。女性诗人如此直接地参与国家政治，毫无顾忌地谏言，在晚清之前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说宋代女性诗歌写作只有李清照一枝独秀，那么到明末以后则有一派争妍斗艳、万紫千红的景色。在第26章中，蒋寅教授认真梳理了袁枚《随园诗话》以及其他文献里有关女性诗歌创作的记载，展现出乾隆时期各种女性诗人群体蓬勃发展的情形，其中包括了家族女诗人群组、区域性女性诗社，以及袁枚等著名文人网罗接收的、或可多达至五六十人的女弟子群组。女性诗人以合集或个人专集的形式大量发表诗作，而袁枚又为之撰写序言，不遗余力地推介表彰，久而久之，竟形成一股足以对诗坛产生影响的力量。就连袁枚本人也想到利用她们来制造声势、巩固提高自己诗坛领袖的地位。女性诗人地位的这种飙升，似乎可以视为20世纪后女性作家崛起文坛的先兆。
清尤诏、汪恭 《随园湖楼请业图卷》
家、国和历史
从上述各个不同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诗歌如何构建自己的世界和场域，而这个世界不一定等同于诗人的个人世界。换句话说，诗歌和世界的关系常常是错综复杂的，而并非直接或是透明的。这一点在描写家庭生活的诗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游子对家的渴望，思妇对远行爱人的怀念，这些是中国诗歌永恒的主题。但文人们现实的家庭生活，他们对于家人深切的感情，特别是对父母和孩子的情感表达，实际上在中国的诗歌作品中并不十分常见。
与其描写自己现实中的家庭，诗人们更热衷于用第三人称的口吻来观察别人家庭的情况，比如在上文提到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在第16章中，陈威教授讨论了杜甫如何在“三吏”和“三别”中，用一位具有同情心的观察者的身份进行写作。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那位不知名的作者不同，杜甫希望描绘在安史之乱中，下层家庭长期遭受的痛苦。因此读者在他的诗里目睹了一个家庭因为被迫征兵，只剩下一位男子，也读到一位老人半夜逃跑希望能躲避征兵，而他年迈的妻子则恳求代替丈夫去从军。这一切都传递了在家庭被毁之时，人们极度的悲伤和痛苦。
杜甫从个体的家庭出发，描绘了安史之乱给社会和国家带来的破坏。他把“三吏”和“三别”这六首诗放置于常年征战的社会背景之中，增添了紧迫的氛围，也使诗人的关怀更显深广。在20世纪，这两组诗成为中国大陆读者评价最高的杜甫作品之一，它们甚至被认为代表了杜甫诗歌艺术的顶峰。不过，当代读者更为称道的杜甫诗歌则转向了另外几首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杜甫把他的个人经历、对历史的沉思和儒家世界观都融合在一处，呈现出一种崇高的诗歌境界。从其无与伦比的诗歌成就来看，“诗圣”这一头衔对杜甫而言，可谓实至名归。
《如何阅读中国诗歌·诗歌文化》实拍书影
以上讨论的，都是中国诗歌文化从远古到清代发展中的重要面向。对于读者即将开始的阅读之旅，编者建议与其一页一页地按顺序阅读，不如根据前言的总结，从自己最感兴趣的篇章入手。我们也推荐大家结合与本书配套的《如何阅读中国诗歌·作品导读》（三联书店2023年5月即出）一起来阅读，尽可能地多读些诗歌原文。相信这两本书可以帮助大家更深入地体会到社会和诗歌之间的动态关系：一方面了解社会和政治环境如何影响诗歌的写作，另一方面去观察诗歌创作如何演变为种种中国特有的诗歌文化，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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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中国文学”系列
主 编
蔡宗齐
袁行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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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中国诗歌·作品导读（即出）
如何阅读中国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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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齐 编
鲁 竹 译
平装，定价：79元
“如何阅读中国文学”系列
ISBN：978-7-108-07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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