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旅痕：岂止长亭短亭
▲ 青岛康有为故居。（摄影 孟慧忠）
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是从崂山乡村女子获得灵感，老舍的《骆驼祥子》也写于青岛，还有萧红萧军的《生死场》《八月的乡村》……旅寓的文化名人将青岛带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有趣现象。
也许青岛的文化意义，便不只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青岛）好比一块白布，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全看此后的努力。”
文｜张亚萌
责任编辑｜杨嘉敏
1917年冬，应恭亲王溥伟之约，康有为第一次登临青岛，即发出“青山绿树，碧海蓝天，中国第一”之叹，始有长居之想。自此之后，“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慢慢成为青岛的标签。
1924年，康有为购得小鱼山南麓今福山支路上一处德式宅邸，命名为“天游园”，自言“屋虽卑小，而园甚大，望海绿波，仅距百步”，如今这里已辟为康有为故居纪念馆，展陈足迹遍布四大洲三十余国的他的诸多收藏，以物观复，心事浩荡——据说他还曾试图在青岛开办一所大学。
在青岛办大学，在1903年就曾首次访青的蔡元培那里并非空想——自1924年酝酿、筹谋六年后，国立青岛大学于1930年9月成立，蔡元培为大学题写校名，校址即在今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多次留德、积极支持北大学生“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的蔡元培对这座城市格外偏顾。
早在20世纪20年代，青岛这个北方天然良港就已与汉堡、鹿特丹、大阪、神户、马赛、热那亚、釜山等重要港口通航；到1930年代已成长为一座以工商业贸易和旅游度假闻名的都市，更是许多文化名人眼中远离战争的“文化孤岛”。倚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此时的青岛却没有五四运动中那般热血和激越，反而多了些“政治避风港”的味道——溥伟、徐世昌、陈燮龙、张人骏、周馥……旅寓青岛的遗老士大夫不下百人，在或失意或寻求避难或希望东山再起的心态中，他们在这里开始了人生或事业上的暮年——避暑胜地成为旧式文人追求隐逸理想的圣地。
20世纪前半期，与上海、天津等租借地城市被几个列强分割布局的状况迥然有别，这里延续了相对稳定有序的城市规划布局——在青岛老城区，特别是沂水路、广西路、龙江路等处，一百多岁的老建筑比比皆是，如今很多老房子已没人再住，沿街开了不少轻食店与咖啡馆，特别适合慵懒的午后，追忆一下百年前的青岛岁月——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从北洋军阀手中接收青岛，改旧胶澳商埠为直属行政院的青岛特别市，成为继南京、上海、北平、天津之后第五个特别市。九一八事变后，沈鸿烈任青岛市市长，宣布十大施政纲要，城市遂全面发展。
“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1930年4月就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后，杨振声去上海物色教员时，也是拿风景“忽悠”梁实秋和闻一多。杨氏治校，效法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海纳百川，青大一时名人荟萃；杨振声与教务长赵太侔还以自己的师承和声望，邀请蔡元培、胡适、冯友兰、顾颉刚、竺可桢、潘光旦等名家来青讲学——大学路、鱼山路、太平路、莱阳路、文登路一带，形成了以1932年由青大更名的国立山东大学及市立中学为核心的精英文化空间，使岛城随全国学术文化大潮而涌动。
而今，鱼山路、福山路一带，仍因名人故居群而流光溢彩，昔日的文脉灯火掩映在各式故居的爬山虎和紫藤花墙之间。大批文化名人旅寓青岛，“来来往往”，形成的是青岛历史上独特的旅寓现象：大家纷至沓来，讲学、创作、研究、旅居，一时风云际会，青岛因而迎来自1898年建置以后第一个文化高潮，更摆脱了令人叹喟的命运轨迹，在海风中日夜呢喃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青岛虽然是一个摩登都市，究竟是个海陬小邑，这里没有南京的夫子庙，更没有北平的琉璃厂，一多形容之‘没有文化’。”吐槽归吐槽，梁实秋回忆旅寓青岛四载，提及这里的文章就有五六十篇，他写青岛美景美酒，写青岛海鲜、西施舌、乌鱼蛋、烤羊肉和“顶精致”的饺子；“青岛的天气冬暖夏凉，风光旖旎，而人情尤为淳厚，我们立刻就认定这地方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够标准宜于定居”——青岛可以说是他人生中宝贵的“午后假日”。
自1930年始，梁实秋尽职地做外文系主任工作，开设“英文”“欧洲文学史”“莎士比亚”“英国文学史”诸课程，一再展现出对时局的淡漠：当青大学生问及他与鲁迅笔战之事，他笑了笑，写下“鲁迅与牛”四字；学校学潮期间，有学生在黑板上画了乌龟与兔子，书“闻一多与梁实秋”，闻一多看后严肃地问梁：“哪一个是我？”梁答：“任你选择。”——一切无所谓的君子风度背后，似乎是梁实秋在青岛期间对过去岁月的反思。
不知是龟还是兔的闻一多，和梁实秋一样，也住小鱼山——位于今中国海洋大学内的闻一多故居，浓荫将整座二层小楼遮盖得严严实实，远远望去难以辨认出其庐山真面目，也成了“一多楼”的独特景观。旅寓此地的闻一多于1931年作散文《青岛》，可谓其一生中少见的即景抒情之作，不过千字，写尽岛城春夏秋三季景色诗意。
1930年后，闻一多、梁实秋的新月诸同仁赵太侔、沈从文、孙大雨、陈梦家等云集青大，当时学界即有“新月派主青大”之说；1931年，身为青大助教的陈梦家在弱冠之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风行一时；以胡适、徐志摩为中心的文人圈视青岛为阵地，卞之琳、叶公超等也来青岛短期生活。1928年和1930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地之子》与《建塔者》的台静农，1936年任教山大，也是在鲁迅之外能将旧时病态深刻描绘的如椽之笔。
站在福山支路康有为故居书房中，可以将碧海蓝天的汇泉湾尽收眼底；背靠八关山的福山路，更能沿着一条条向南下行的石阶路，一边欣赏沿途的老石墙、红屋顶，经过栖霞路、文登路抵达汇泉湾。剧作家洪深曾住在福山路1号的二层德式建筑中，据说是青岛文化名人故居中最为“阔绰”的一处，他在此创作的电影剧本《劫后桃花》被搬上银幕，成为研究旧时青岛人文历史的真实素材。
“房屋刚粉刷过，楼前花园里花木尚未栽好，只在甬道旁有三四丛珍珠梅，剪成蘑菇形树顶，开放出一缕缕细碎的花朵，增加了院中清韵风光。”福山路3号可没有洪深那般“豪奢”——1930年6月因校长胡适离任、追求张兆和无果与生活窘困而决意离开上海的中国公学讲师沈从文恰逢杨振声延揽教员，转年8月底抵达青岛后，只能住在这个大学单身教员宿舍楼中的一间。这“新窄而霉斋”当时从窗前可以眺望到汇泉湾，虽然如今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却也能在这座由花岗岩砌造、涂成亮黄色的建筑四周清幽静谧的氛围中，回味到青岛于沈从文，在教学、创作、爱情、友情上的“重要驿站”之意味——“他上课，声语低，说得快，似略有怯意……”臧克家如是回忆他以一口难懂的湘西口音即兴漫谈“中国小说史”等课程。
“我一生读书消化能力最强、工作最勤奋、想象力最丰富、创作力最旺盛，也即是在青岛海边这三年。”沈从文所言非虚：1932年秋，张兆和只身来到青岛，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经常出现在“新窄而霉斋”，也出现在了以她、丁玲和沈从文九妹岳萌为原型的《三个女性》中，在沈从文看来，作品“是给大海和美丽的女子写的抒情诗”；在此地他完成了《自传》《月下小景》《忆丁玲》《忆胡也频》，广为人知的《边城》也酝酿于此——翠翠是从崂山北九水看到的乡村女子而获得灵感的。在青岛，沈从文的语言真正圆熟起来，一如学生汪曾祺评价的，“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青岛“对于我一生的影响，好像十分抽象却又极其现实，即或不能说是根本思想，至少是长远感情”。
“一个人走到青岛那个高地的教堂门前，坐在石阶上看云、看海，看教堂石墙上的薜萝。耳听到附近一个什么人家一阵钢琴的声音。”沈从文对江苏路基督教堂也充满“长远感情”。虽然他的故居已面目全非，但今日仍能像他一样，坐在教堂院中，望见碧绿色的巴洛克风钟楼尖顶、朱红色的瓦和琥珀色的花岗岩石墙，在蓝天白云绿树的映衬下，可谓青岛最标志性的色彩配搭。
沈从文自然不会将与它可堪并称“青岛教堂双璧”的浙江路天主教堂（圣弥厄尔大教堂）记于笔下——1932年在海边高岗上动工的它以黄色花岗岩、巨大玫瑰窗和56米高的钟塔成为青岛的标志之一，但1934年它最终落成时，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等人都已相继离开，只剩下它的两座钟塔，如同一双眼睛，一直注视着这座城市。
从天主教堂沿浙江路、湖北路、沂水路向东，即可抵达被誉为青岛老城区建筑风格“定海神针”的德国总督官邸旧址，和教堂一样，如今仍然置身于时光深处。这座由维尔纳·拉查鲁维茨设计的巨大建筑，将古典主义、哥特风格、巴洛克风格、新文艺复兴风格与青年风格融合在四层建筑的30个大小房间中，被很多设计师至今视为“建筑标本”，更影响了太平路上王子饭店、观象山天文观象台旧办公大楼的设计建造。
“此房屋建筑，虽极美轮美奂，但居此者无一不凶终隙末……或毁身，或病死，无一吉利者……纵屋中布置奢华，但微睹往事，已无人敢居，只留作款待嘉宾之用而已。”1936年芮麟的《青岛游记》如是载。沈鸿烈主政青岛后，虽曾暂居此中，但旋即搬出；1933年，在他的倡导下，总督官邸改为迎宾馆，专门招待中外宾客，结束了这座华屋近30年的官邸使命。林林总总的民居、官邸、教堂……构筑了青岛近现代城市既粗犷又优雅的美学特质——梁实秋所言的“摩登都市”似乎已现端倪。
“我的住处已由干燥的北京移到一个明朗华丽的海边。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它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沈从文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的描述，似乎可以代表很多旅寓青岛的作家的“海之印象”。
1934年7月，郁达夫偕家人来青避暑，“海天的深蓝看了会使人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愉快”；1929年考入青大补习班的臧克家“坐在青岛大学教室的座位上，一歪头，就可以从红楼的红瓦和绿树叶间看到海；从石头楼的寝室里，午夜醒来，就可以听到海；从潮湿的风里，从早晚的烟雾里，从鸥鸟的翅膀上，随时可以感觉到海的存在”。梁实秋多年后回望青岛岁月，最令其心动的便是海滩上的欢愉时光：“一个个一双双的玉体横陈……其中有佳丽，也有老丑。玩得最尽兴的莫过于夫妻俩携带小儿女阖第光临。小孩子携带着小铲子小耙子小水桶在沙滩上玩沙土，好像没个够”——这种场景到今天似乎也没什么变化。
海水浴场是形成“青岛面貌”的重要元素。海水浴场开建于青岛开埠时期，后经不断扩容，尤以汇泉岬之西、海滨公园以东的汇泉浴场（第一海水浴场）为大，“既无暗礁隐壑，又无漩涡，所谓沙细水清潮汐稳静者，实非虚语。”浴场的开辟不仅为青岛带来了现代休闲模式，脱离了原始状态的海滩更发挥了塑造生活空间的现代功能。认为“青岛之美不在山而在水”的梁实秋所见汇泉浴场“海滩宽广而水浅，坡度缓，作为浴场据说是东亚第一”。时光荏苒，第一海水浴场仍是夏日里的“当家花旦”，虽然会有臭臭浒苔的侵扰隐患，但远观浪打红礁、近赏绵延金沙，仍是许多人深刻的夏日记忆。
若想远离人潮，安静地在大海里游泳或晒个日光浴，第二海水浴场才是绝佳选择。上世纪80年代才正式开放、旺季时还需购票入场的这座太平角海水浴场，自然风光配上八大关的精致，多了一份静谧姿态——当然，老舍言“野风横吹，湿冷入骨，日落以后，市上海滨俱少行人，未免觉得寂苦”的冬日，虽自有另一番魅力，却绝不适合下海：浴场上风极大，几乎将人掀翻，也就在这时分，才能感受到海边穿露肩礼服裙拍婚纱照的新人，才是“真的猛士”。
不论任何季节，却都是在沙滩上欣赏花石楼的最佳时刻。扼第二海水浴场出入口的花石楼位于八大关最高处，不同于其他别墅掩映于树荫之中的“低调”，由花岗石和鹅卵石构成的建筑外立面颇为卓尔不群；这一建筑1932年由白俄贵族格拉西莫夫修建，时光悄然流逝近百年后，花石楼仍是八大关的形象代言人，沿螺旋楼梯登上瞭望台，太平湾和汇泉湾的碧海蓝天、细腻金沙尽收眼底。
从花石楼出发，向西或向北，都能感受到“看花辨时、闻香识路”的意趣——被梁思成视作“青岛最美的地区”的八大关，由著名关隘及重要税关命名的横七竖三十条街道组成，20世纪20年代开始，三百余座别墅建筑在这里拔地而起，山海关路上以影后胡蝶命名的蝴蝶楼，是电影《劫后桃花》主要取景地；沿蝴蝶楼向东，八大关景区中央的公主楼，深绿色的外立面显得别具一格——尽管很多建筑都不对外开放，但在街上走走，也是惬意体验：韶关路全植碧桃，春日粉红如带；宁武关路种海棠，花开不断；居庸关路的五角枫，到秋日霜染枫红，平添美色；紫荆关路两侧种成排雪松，四季常青，傲霜斗雪——散文家倪锡英评价青岛的文字，也可以“无缝衔接”上八大关：“除了供人们避暑以外，还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天然的大疗养院。”
为了避暑，趁着夜色漫步到太平路亦是佳选，闻一多记：“那儿再有伸出海面的栈桥，去站着望天上的云，海天的云彩永远是清澄无比的，夕阳快下山，西边浮起几道鲜丽耀眼的光，在别处你永远看不见的”——这里一侧是欧陆风建筑，另一侧是一览无余的大海。听涛，观海，赏星月，闻海风；特别在秋冬时节，蓝色的海多了清冷和爽朗，“等秋风吹起……只在雾天里听见一种怪水牛的叫声，人说牛躲在海底下，谁都不知道在哪儿”——闻一多所记的怪牛早已杳无踪影，只有白色的迷雾，在冬夜里会如同伏地魔一样，悄无声息地从海面飞飘到太平路上。
“小门东前，一进门小院极幽静。一进楼门，壁上挂满了刀矛棍棒，老舍为了锻炼身体，天天练武。小楼不高，望不见大海，夜静更阑时，可以听到大海的呼吸。”臧克家所记录的，是老舍夫人胡絜青“终生难忘黄县路6号”——今黄县路12号的老舍故居·骆驼祥子博物馆。
这是老舍1934年秋天被时任山大校长的赵太侔拉到青岛后的第三个家。从济南齐鲁大学到山大后，他先住莱芜路一所平房，“四周没有多少人家”“比较空旷”；1935年春节后全家搬到金口二路；1935年底才搬到黄县路。据胡絜青回忆，曾说“我要是有口饭吃，我决不当教员”的老舍很少有时间游览青岛风光，反而每天忙着看书、查资料、备课、编讲义、接待学生；于写作上，青岛时期亦是他创作最旺盛的阶段——《选民》《小人物自述》和《月牙儿》在青岛连载，自称“重头戏”“给行家看的”《骆驼祥子》写在青岛——这一构思最初得益于1936年春一位教授与他的闲谈，说到一位人力车夫“三起三落”的遭遇，老舍听后，“从春到夏”“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结合自己与青岛贫民的接触，只用了几十天就“把祥子写在纸上”——此时他已离开北平逾十年了。
老舍身在青岛，心却念着北平。和他一样，1934年初夏应舒群之邀从哈尔滨到青岛的萧红萧军，其人生最重要作品《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都与青岛“有缘”，但与它无关，都在客居之地反思乡土之作。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有趣现象。究其原因，老舍似乎认为青岛“洋味太重”——他在《再谈西红柿》中直言：“青岛是富有洋味的地方，洋人洋房洋服洋药洋葱洋蒜，一应俱全。海边上看洋光眼子，亦甚写意。”旅寓青岛的作家在散文中关注的基本是欧风浸润的世界，而青岛华人区则很少得到反映——王统照的《青岛素描》、柯灵的《如此桃源——青岛印象之四》，则是写到青岛穷苦人的个例。
“生在某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老舍在《四世同堂》中这样写。也许青岛的文化意义，便不只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而作为西方现代文明“他者”的投射，让一众作家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一个生成于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礼俗文化，掀开近现代都市文化的“外壳”，它的深层结构仍是“乡土性”的——在青岛时期，老舍基于“两种文化的选择”，提出了“山东精神”：“这种精神使我们朴素，使我们能吃苦，使我们静默。往好里说，我们是有一种强毅的精神；往坏里讲，我们有点乡下气。不过，即是我们真有乡下气，我们也会自傲地说，我们是在这儿矫正那有钱有闲来此避暑的那种奢华与虚浮的摩登。”
《骆驼祥子》《生死场》《八月的乡村》《边城》《劫后桃花》，以及王统照的《山雨》、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吴伯萧的《羽书》、闻一多的《奇迹》、臧克家的《烙印》、梁实秋的译作《莎士比亚全集》……旅寓的文化名人将青岛带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生发出独特的文化气韵，至于“土不土、摩登不摩登”，1935年青岛文人林林早有“定论”：“青岛既居极东，又在南之中，既容易接受西方文明，又可以秉南北之长，取精用宏，居于极有为的地位，而且是新开港的缘故，好比一块白布，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全看此后的努力。”
辞去山大教职后，老舍专心写作《骆驼祥子》，先用“国立山东大学合作社制”稿纸，用完后，到离家最近的书店买了“青岛荒岛书店制”稿纸，手稿的第四章至第二十四章都写在这种稿纸上，其后的章节则用了书店定制的“舍予稿纸”。
他常去买纸笔和文学杂志的这家荒岛书店，1933年7月于广西路、龙口路、龙江路交界处的广西路4号开业，孙乐文、张智忠、宁推之等青年因青岛文化事业相对滞后，遂取名“荒岛书店”，希冀“在文化荒岛开辟新文化绿洲”。
书店成为山大师生、文艺爱好者的“据点”，犹如笼罩在浓浓海雾中的灯塔。在孙乐文的建议下，二萧将他们的书稿寄给在上海的鲁迅；1934年10月9日，鲁迅回信寄到书店，在抗日烽火遍燃的时刻，《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助力二萧成为东北作家群的代表；少年时代的黄宗江则在这里接触到《铁流》和《毁灭》，以及鲁迅和高尔基的作品。
虽然在七七事变之后被迫关闭，但北平新文艺之风与上海左翼文学的暖雨浇灌出荒岛书店这一朵短暂盛放的文艺之花。而今在老舍故居隔壁、与原址相隔230米的黄县路“荒岛书店”，是2016年重开的新版本，风格却也依循上世纪30年代的“旧范儿”，黄灰外墙、红褐门窗、朴素招牌，售卖的多是与青岛有渊源的作家作品，令人仿若置身于1935年夏天——王统照、老舍、洪深、吴伯萧、臧克家等12位“作风不同、情调不同、立场不同，其说话方式，更是不同”的作家编辑相约在《青岛民报》副刊挂一“避暑录话”专栏，后独立编排、装订、发售单行本《避暑录话》，从当年7月14日起至9月15日止，每周一期共出10期，刊发散文、诗歌、游记、杂文、戏评等七十多篇，在全国引起轰动，而在青岛只在荒岛书店有售。这份随暑而生、闻秋风而逝的独特文艺副刊终刊后，大家云散——新文学作家们聚凭兴趣、散依缘分，又带了些岛城特有的洒脱。
旅寓的“本质”似乎就是云聚云散，留下一段“避暑录话”。1933年夏，沈从文与张兆和一同离开青岛赴北平；1934年，结束了休整期的梁实秋又回到了水木清华，在青岛开启的煌煌40册《莎士比亚全集》翻译之路，到1967年时才走到终点，青岛可谓成就他翻译家美名的滥觞之地。
七七事变后，青岛一直在日本海军监视之下，局势异常紧张。1937年8月7日，王统照携眷去沪，臧克家等亦有南下之意，老舍打算托友买船票。8月12日《宇宙风》杂志陶亢德来电：“沪紧缓来”——第二天，淞沪会战爆发。海路走不通，老舍无奈只身赴济南，后至重庆、美国、北京。1938年10月，台静农在重庆见到他时，明显察觉“他已不是青岛时的老舍了，真个清癯了，苍老了，面上更深刻地刻着苦闷的条纹了”——彼时青岛历经未曾有过的“孤岛抗战”，已是“佯笑、冷清”的空城。
抗战胜利后，王统照回忆，老舍曾写信“为他在青岛购置一所小房子，预备往返故处，安安逸逸地过他战后创作生活”。然而，1937年8月的“一次别离”，最终成为老舍再未踏足青岛的遗憾。1935年10月23日，蔡元培离青赴沪，同样也未再回岛城；1937年3月在翻阅文稿时，偶见夫人周峻两年前所画一幅小青岛灯塔晚景，遂“补题一绝”：“晚晴阅眺海之隈，霞影波光面面开。莫为渔舟愁日暮，塔中尚有夜珠来。”
游人必到的青岛双子星——小青岛与栈桥，自那个年代至今，还在遥相对望。状似琴身的小青岛，最高处的八角形洁白灯塔，却是船只进出胶州湾的重要航标。但若想欣赏“琴屿飘灯”美景，佳处却在栈桥——如今这里不论白天晚上，总有各种地摊组成“海市街道”，售卖奇形怪状的“海味”工艺品，游人总忙着观赏堤岸两旁游野泳的超人，绝少会想起1897年德国人正是在栈桥所在的青岛湾登陆——之后，它的故事便慢慢开始了。
刚将其在浙江中部记游的散文结集以《履痕处处》定名出版的郁达夫，1934年来青，又留下一处“履痕”。他谈及青岛“比无论哪一个港市，都要清新些、美丽些，香港没有她的复杂，广州不及她的洁净，上海比她欠清静”，郁达夫一样的文人旅寓青岛，留下文化拓荒的处处“履痕”，涂抹于青岛的海岸、街道、建筑乃至于情感与记忆之中，但安逸都市对于乱世中的文人，终究只是路过的长亭短亭——人人都还有自己的人生战场需要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