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地之后,这所村小把农耕博物馆搬进了校园
湖北鄂州,一所拥有四亩五分“责任地”的村小里,校长皮春霞被人戏称为“地主婆”:在她和15位专任老师的带领下,学校7个班的孩子们参与到一场特别的务农实践中。 如何让一代代的人更加了解脚下的土地,学着关心粮食和蔬菜,如何让农业更加令人向往,如何在古老的乡愁与现代的生活之间重新筑起桥梁,这是“田园”的意义,也是“教育”的课题。
9月的鄂州,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阳光打在万物上,空气里弥散着草木灰清香。
鄂州市碧石渡镇黄土咀小学,这是一所拥有四亩五分“责任地”的村小,校长皮春霞被人戏称为“地主婆”:在她和15位专任老师的带领下,学校7个班的孩子们分别参与到300平方米太空种子种植基地、700平方米种植园及2000平方米果园的“务农”实践中。
一间“种地”的学校
“黄土咀、黄土咀,有点田地有点土,最大特点就是——林地菜地自由选。”皮春霞愉快地念起了这段顺口溜。
田地里的趣事,多到说不完。比如,为了让作物长得更好,老师和同学会一起去附近的养牛场里讨“臭烘烘”的牛粪当肥料;又比如,皮春霞因为路过时摘了一根黄瓜吃,而被学生在校广播里“通缉”……
一次“回归自然”的尝试
即便在当下的乡村,这样长期把“田园”纳入教学日常的学校也不多。
基层的现实是,很多农村孩子并不如外界想象中那样“理所当然”地亲近田野与自然——皮春霞调查过,在黄土咀小学,大约有六成学生家里有田地,属于“农民”。但在硬币的另一面,多数孩子在采访中都表示,平时在家几乎不参与农活,甚至不知道自家的地在哪里。
而随着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儿童从小离开乡村,长期生活在城市。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的改变导致许多孩子患上了“自然缺失症”,他们与自然的联系被割裂,缺乏对土地、对田野的真实感受。乡土文化的回归与复兴,也成了当下的时代课题。
但几块田地、一个果园,正在给黄土咀小学的孩子们带来改变。皮春霞渐渐发现,“田园教育”带来的好处,超出了预想。
对孩子们来说,“田园”首先意味着快乐,“一听到要去地里,就兴奋得不行”。 有一次红薯大丰收,全校师生挖了整整一节课。面对新鲜出土的红薯,有个孩子甚至用水冲了一下,就当场啃起来。
这种松弛感,以及从劳作和收获中得到的充实感,让孩子们变得更加开朗自信。而地里的劳作,也锻炼了孩子们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以及团队协作的能力。“一眼望去地里闹哄哄的,但其实谁挖坑、谁浇水、谁拔草,孩子们自己都会安排好,有时候都不用老师插手。”皮春霞说。
这些在宠爱中长大的孩子们,也渐渐能感受到长辈们劳作的辛苦,学会感恩。
而学生家长也普遍对这种教育方式表示了支持。他们会在“农忙”时来学校帮忙,也会热心地分享自家的种子和秧苗。当孩子们把收获的蔬菜、番薯、水果拿回家分享的时候,往往是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刻。
共同的劳作与收获,让老师、学生、家长以及附近的村子,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春天时,他们一起挑选种子翻地栽秧。秋天时,师生们会把割下来的杂草堆成草垛,让它自然发酵成有机肥,等待还田。收获时,学生们会把收成分成三份,一部分在学校里吃掉,一部分带回家去,还有一些,会亲手送到敬老院或者村里的老人家里。
这是分享的快乐,也是爱心的种子。
从小在城里长大的“90后”老师梁玉婷觉得,田园是最温暖的课堂,“学生可以亲身感受四季的变化、生命的成长,培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甚至田间地头的那些事儿,也成了学生写作的重要素材。
或许,正如日本著名的儿童绘本作家岩村和朗所说,家乡的稻田与果园有着抚慰心灵的魔力。“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应该仔细感受身边的大自然。动物、植物、真菌等生物的世界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只要揣着好奇心去仔细瞧,就会发现原本看不到的东西,从而发现新大陆。从大自然中,可以发现‘活着’这件事情的真谛。”
一场关于教育与农业未来的思考
皮春霞发现,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并实践“田园教育”这件事:“国家政策鼓励五育融合,田园教育是重要载体,像黄土咀小学一样,不少中小学在尝试开展农耕农事劳动实践,探索将劳动融入日常教育。”
更让她内心振奋的,是来自外部的关注。这些力量源自不同领域和地域,汇聚于校园,给这方小小田园里的实践注入新的能量。
同样来自华中农业大学“三田创新工作室”(以下简称“三创”)的讲师们,则给孩子们带来了量身定制的农业课程:一粒米是怎么变成一株水稻的?馒头和豆腐是谁发明的?爆米花的原理是什么?
……
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参与感极强:
“老师,这个我爷爷种过!”
“爆米花会爆炸,是因为玉米粒里的水分变成了空气。”
“我们学校有白蚁!”
这是拼多多发起的第四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的课题。它与黄土咀小学的田园实践课一样,将目光投向农业的未来——引领孩子们“关心粮食和蔬菜”,也帮助高校科研人员及产业从业者探究农业的星辰大海,将对农业的反哺,从生产端、科研端,慢慢扩展到更细微,也更深远的社会肌理之中。
一座“田园”的未来
作为“国内研究萤火虫第一人”,付新华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走进校园,给孩子们讲萤火虫和大自然的故事。从2000年左右“入行”,直到今天将近1/4个世纪过去,付新华痛心于国内萤火虫的生存状态仍在变坏,幸运的是,对于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的自然科普,正在快速发展。
每年有大约四个月时间,付新华都要去野外工作。剩下的时间里,他要么在实验室,要么在全国各地推广、对接、推进各式各样的萤火虫保护项目,或者,就在各种活动上,给孩子们讲课。像黄土咀小学这样的课程,他每年要讲十几次。
在他看来,田园教育在中国正逐渐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孩子以不同的方式和频次参与其中,不仅可以培养劳动的意识,也能通过乡土,建立起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
而在“三创”工作室的负责人黄甜甜看来,田园教育同样是一方大有可为的天地。
“三创”由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师生团队组成,“传”到黄甜甜这里,已经历了几代负责人。工作室立足于“农耕文化”的知识科普,从成立起就一直在自主开发和设计以普及现代农业为核心的科普课程,推出了让小朋友体验种植乐趣的“小小农艺师”活动和让成年人体验棉花生产过程的“棉花梦工厂”等特色活动。
不过,黄甜甜也坦言,“三创”在农业科普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很难常态化地支撑学校与社会的田园教育。“农业的周期太长了,你今天种了苗,可能要一年半后才能收获,所以很难把系统的知识和技能直观地普及给大众。因此,我们的科普,暂时也只能着眼于激发兴趣。”
与之相对的是,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2023年城镇化率超过了66%,新增城市人口超过7个亿。校园和社会对“田园”的呼唤,恰恰反映了日常的缺失。
如何避免更多的“田园教育”项目昙花一现,则是当下中国的课题。
在皮春霞看来,黄土咀小学的田园教育,在于因地制宜与顺势而为,以田园为载体,实现家校社的良性联动,让学生得到一个更健康的身心、更完整的童年,已算得上成功。“对我们来说,‘田园教育’并不是一个很高很大的理念,相反,我们希望从实际出发,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