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来首获普利策音乐奖的中国人，为什么是她？
“每个时代的人，
活得都不一样。
所有感受都是你自己的，
别人取代不了。
文艺工作者的工作，
就是要体现当时其所处社会人们的情感认知。”
杜韵
出生于上海
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
如今常驻纽约的青年作曲家杜韵，
斩获了2017年普利策音乐奖，
成为74年以来首次获此殊荣的亚裔女性作曲家。
她还被美国国家电台评选为，
“一百位世界最具影响的四十岁以下的青年作曲家”。
普利策音乐奖肯定了，
她在歌剧《天使之骨》的原创性和先锋性。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颂歌到电子乐，
甚至到喧闹的噪音，
都被杜韵用到了作品中，
编织出不同元素交织的复杂曲风。
《天使之骨》讲述了一对夫妇在后院捡到一对受伤的天使，他们将天使的翅膀剪掉后囚禁起来渔利，也让“人口贩卖”这个社会话题被再次放置于聚光灯之下。这位上海走出去的音乐鬼才，一反我们对作曲家的刻板印象，推崇呈现载体的多元混搭，把一个作曲家对社会的思考，甚至对世界生态的反思引入作品，对话当下。
Q
你在音乐上的跨界呈现很多，如何看待音乐混搭？
A
在音乐的呈现方式上，有蒙古长调，有歌剧，也会有爵士、电子乐、噪音……看起来元素很多，但对我来讲，这不算跨界。所谓的跨界，应该是把科学、建筑、文化连接到一起，真正不同领域的对接，才能叫做跨界。就像我也会和中国戏曲进行对话，只是语境素材上的多元而已。我觉得这还不算混搭，只是状态就是当下的那个状态。
Q
在和赖声川导演合作的音乐剧《点心侠》里，这种状态又是怎样呈现的？
A
故事是有个中国的点心侠，同时它又非常的世界化。这个状态就是2019年的中国文化故事。这个中国文化，肯定不是1930年的背景，也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背景，而是当代的文化语境。现在，不论在上海，还是在纽约，音乐和文化背景都是全球性的，也是所谓的扁平化。我的意愿是要做一个贼酷的原创音乐剧。孩子们一定要有酷的音乐，因为他们比我们大人更有直接的喜好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部剧中，从咱们中国的快板到街舞的变化，从民谣到民风的衔接，以及蓝调和劳动号子的幻变，NeoSoul，surf和dubstep曲风的混搭，然后还嵌着一大段巴尔干风格的Rockabilly。最后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其实什么是酷，我说不上来，但酷肯定不是讲大道理。总之，在无限奇妙的可探性之外，有自己的风格就会很酷。
Q
在你身上用“多元”这个词非常贴切，你如何理解多元？
A
不管什么背景，什么音乐表达方式，最终所依托的根本都是情感。我觉得情感，并不是emotion，而应该是human connection，有点像人类心理层面的联接。
Q
今年4月，你来上海参加了一个名为“上海种子”的艺术展，也有多种艺术呈现方式的混搭？
A
当时的主题展叫“上海种子”，是对100年以后上海未来的展望——上海2116，参与者有艺术家、科学家、建筑师，也有音乐家。作为受邀请的跨界表演者，我从小又是在上海长大，我用沪剧和爵士的形式，去探讨这些年来上海方言的变化。沪剧在当年，跟爵士一样，也是舶来品。它们对我来讲，都是能够代表上海文化的两种状态。我探访了一些人，让他们想象100年之后，会对所爱的人说些什么？我还和建筑师一起，对声音记录做了混搭。我觉得上海这座城市包罗万象，音乐的形态也是包罗万象的。
Q
那你自己想象中100年之后的上海什么样？
A
对于我们人来讲，那时还会遇到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只要有人在，所有情感纠葛还是一样的。情感的错综复杂性还是一样的，可能情感的处理方式或者呈现的媒介会有所变化。只是对我来讲，这种媒介其实很次要，就像微信、支付宝等社交平台、交易平台的出现，有了它们之后，也没觉得生活有多便捷，在发明出来之前，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方便。
Q
你上大学的时候离开上海，现在20年之后回到上海，觉得这座城市有变化吗？
A
我觉得上海1920年的时候就很洋气，很多新颖的事物。我们常常会问：什么是最潮流的？其实思想才是最潮流的，而不是年轻就代表潮流。上海这些年，一直处于这种思想潮流的状态之下。所以你问我，上海究竟有多大的变化？有呀，变化是很大，城市交通网络、高楼大厦甚至生活方式，但是从本质上说，上海一直处于思想的潮流尖端，这些年从来没有变过。
Q
你是70后，目前这种人生状态或者所做的事情，自己满意吗？
A
我想做的就是现在我正在做的事情。能做一些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你会觉得活着是有意义的，这才是最幸福的人生。我没觉得自己说的是大话。你说赚了多少钱，你有多成功，对任何人来说，躺下依然只睡那一张床，吃上三餐饭。
Q
是不是在音乐创作的轨迹上，你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人？
A
我觉得不是矛盾，应该是多元。矛盾是纠结于这个是对的，还是那个是对的，我不纠结于这些问题。人本身就是一个感情错综复杂的个体，有着多面性。不是非黑即白，黑白之间，可能有好多层次。所以，你对感情或者对于事物的看法，一定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个所谓的渐变是个多面体。如果文艺创作者，没有这样的态度，只有黑和白，那就太符号化了。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社会纪录片的记录者。经常有人会问，你会不会觉得创作源泉枯竭？我觉得不会。每个时代的人，活得都不一样。所有感受都是你自己的，别人取代不了。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就是要体现当时其所处社会人们的情感认知。
Q
艺术家是不是都有些悲观的敏感？
A
我说的悲，是大悲，这个状态是当下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思考。艺术家一定要关心社会，关心身边的人，作品才能引起更多共鸣。寻找共鸣和取悦大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的创作可以很学院派、很实验性，但并不妨碍你的内容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学院派有时候创作出来的东西得不到共鸣，是因为这些作品离创作者自己都很遥远。
Q
让你获得今年普利策音乐奖的歌剧作品《天使之骨》是讲人口犯罪问题的。一个作曲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责任感来关注社会问题？
A
因为我是社会人，你得做人，然后才是呈现你的职业。前面，你讲到很多作曲家是端着的，离公众很远。我想说的是，我的职业不是我，我就是我，作曲是我的表达方式，我首先是我自己。接下来，我一部新作品是关注难民问题的。为什么会去思考这些社会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很重要。它不仅仅是这些国家的问题，它也反映了世界人口迁徙和流变的过程。关于不同文化的融洽度，我很敏感。
Q
作曲家用音乐的方式照见社会，你是如何去体现人的情绪多变，或者不同年代感的印记？
A
每个音乐家的音乐表达、戏剧感和高潮点肯定不一样。在音乐表现上，对速度感的把握，瓦解了以往的音乐节奏表达。直到现在的网络时代，这给作曲家提供了很多新的素材。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可以，我有一种松弛感，觉得可以去尝试新的元素，新的表达方式。没有什么音乐结构是铁定不可以的。它和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人们对音乐的品味和偏好，都有着极高的关联度。音乐家也会把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呈现在他的作品里。就像16分音符，当年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对现有的音乐节奏不满足，通过加快节奏，设置渐强渐弱音节，才让作曲有了更为深远的变化。其实，一直以来，人类的每一次创新之路都是因为对现有生活不满足。可能用不满足还不够贴切，应该说是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