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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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平原上,都江堰油菜花开。 摄影/张铨生
“天府之国”,浓缩着中国人对于一片土地的最高赞誉。
它代表着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足以让人吃喝不愁;也象征着山川浑厚、地势险要,足以让人高枕无忧;甚至带有浓重的“气运”色彩:帝王凭借它成就霸业,将军依靠它固守城池,商贾通过它富甲天下……
在现代人的眼里,“天府之国”的称号独属于四川,尤其是最为“巴适”的成都。然而在历史中,这顶“桂冠”曾落在不同地区的头上,据文献显示,“天府家族”前前后后至少有9位成员——
除了广为人知的成都平原(四川盆地),还有关中平原、华北北部(北京一带)、太原盆地、武威地区、江南地区、闽中地区、沈阳地区、嘉南平原等地。
祖国处处有“天府”,那么,为什么最后广为人知的却只有四川?
1
中国最早的“天府之国”在哪里?
公元前338年,初出茅庐的策士苏秦为推广“连横”之术,赴秦国游说秦惠王,在这位战国“名嘴”的口中,诞生了第一片荣膺“天府”美誉的土地:
“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
——《史记·苏秦列传》
可以说,“天府之国”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是为关中平原量身打造的。
提出这一概念的纵横家们,把关中当成模板,为“天府之国”设立了三道门槛——
一是稳固,需要有天险可守。关中地区北、西、南三面环山,东踞黄河天险,是为“被山带河”;又在“四塞之中”,山河间的空隙被潼关、萧关、散关、武关等要塞填充,极为易守难攻。
二为富饶,有充足的粮草战备。关中坐拥肥沃黄土,是天下第一等的良田;又水系发达,渭河自“八百里秦川”奔流而过。水土之利,使得这片土地完全能自给自足,吃喝不愁。
三则面积够大,土地资源充足。“八百里秦川”平原辽阔,足以容纳数量庞大的人口;位置又极佳,退可拒守一方,进则剑指中原,拥有着扩张版图的可能。
因而周、秦、汉、唐先后在此定都,谋士张良更是总结出了关中地区的优越性:
“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汉书·卷四十》
然而,正是因为名头太盛,使得关中坐拥地利,却饱经“人祸”,从汉唐的过度开发,到“安史之乱”后的刀兵四起,直至五代时期,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已然恶化。
这时候,在秦岭的另一侧,成都平原正在悄然崛起。
“益州(成都)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三国志》
在关中被战国纵横家称为“天府”的时候,成都平原还是片未经深度开发的“蛮荒之地”。
困扰古代成都平原的,主要有两大难题——闭塞和水患。前者主要是由于秦岭阻隔,使得蜀地无法与外界连通;后者则要怪脾气暴躁的岷江,动不动就洪水滔天,将川西大地化作“水乡泽国”。
这时候,与秦地的沟通,使得成都摆脱了困境。
首先是蜀道的开通。传说中秦惠王以五头“金牛”骗取蜀王开凿了最初的蜀道之一,金牛道。此后,蜀地的大门逐渐打开,随着不同时期蜀道的开发,来自中原地区的技术和文明不断输入蜀地,逐渐让成都平原从封闭走向开放。
而来自秦国的李冰父子,则修筑了那个时代的“超级工程”——都江堰,先后筑起了金刚堤(鱼嘴)、飞沙堰等水利设施。这些精妙的堤、堰,如同一道道金箍,镇锁住了喜怒无常“岷江恶龙”。
▲ “新蜀道”宝成铁路,火车穿越秦岭。 摄影/王嵬
在“安史之乱”后,关中地区衰落,成都平原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天府之国”桂冠。此后,尽管“天府之国”的条件放宽,有其他地区获此殊荣,却无一能撼动成都的地位。
2
百战之地,也能被称为“天府之国”?
“安史之乱”影响的地方远不止关中平原,而是几乎波及了整个西北地区以及黄河中下游。在这场动乱之后,两座以要塞和堡垒被称作“天府之国”的城市——武威和太原,也逐渐衰弱。
“得西凉(武威)则灵州之根固。况其府库积聚,足以给军需、调民食,真天府之国也。”
——《西夏书事》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武威的形象总是伴随着大漠风沙、金戈铁马。她是大汉的“武功军威”,是盛唐《凉州词》里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帝尝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汤池,天府之国’。”
——《北齐书》
太原,仿佛天生就是一座“铁打的城池”。
放眼整个山西省,太行、吕梁二山对峙,汾河中流,自古就有“表里山河”的称谓;而太原盆地则处在山西的中心,是山河拱卫的重点;盆地北部的太原城更是守住了云中山、系舟山之间的口子,堪称“天险中的天险”。
然而,太原盆地同样有致命的弱点——面积实在太小了,连带着隔壁的临汾盆地加起来也不过1万平方公里,仅有关中平原的四分之一、四川盆地的二十六分之一。尽管汾河流过的土壤足够肥沃,也难以养活太多人口。因而随着唐由盛转衰,高光时刻一过,无人再称其为“天府之国”。
3
大平原上的“天府之国”,就是辽阔!
苏秦在游说秦王失败之后,转“连横”为“合纵”,将目光投向了另一片可能成就霸业的“天府”——燕国。而燕国的都城“蓟”,就坐落在今天的北京一带。
“京师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所谓天府之国也。”
——《大明一统志》
在《北平历史地理》一书中,作者侯仁之引用美国地质学家的说法,给予了北京所在的区域一个形象的定位——“北京(平)湾”。
处在华北平原的北部,北京西部的西山属太行山脉,北部和东北部的军都山则属燕山山脉,两山共同构成一处向东南环抱的“臂弯”,把北京拥入怀中;如果视野再大一些,随着永定河一路汇海河而入渤海,北京则更像是身处在“港湾”之中,坐山望海,气吞天下。
相比于关中和成都,北京的地势不够险,也太偏北,尤其在古代人的观念里,颇有种“天子守国门”的风险。但北京的优势就在于辽阔和通达,一面背靠山岳,另一面则有拓展的可能,使得这座雄城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从元朝定都开始,北京一带就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到明代迁都北京,明朝人对这片土地的地理条件重新审视,远隔千年之后,再次将之定义为“天府之国”,并夸赞她“形势甲于天下”。
“盛京山川浑厚,土壤沃衍。盖扶舆旁薄,郁积之气所钟,洵乎天府之国。”
——《钦定满族源流考》
到清代,在宣传北京的时候,清朝的统治者同样也关注到了他们发祥地——盛京(沈阳)。
沈阳能跻身“天府之国”行列,从地理条件上讲,实则与北京有相似之处——
同样是面向大平原(辽河平原),极目之处沃野千里、土地辽阔;背靠着长白余脉(千山),有险可守;南边则离辽东半岛不远,辽河与浑河更是直通渤海。
与关中平原、成都平原相比,北京和沈阳不失为另一种“天府之国”的构想:作为“半开放”式的栖居地,既有背靠大山的“安全感”,也有更为广阔的土地资源,重兵的戍卫和长城的守护弥补了天然结构的缺陷,更是有着临近海洋的优势。
4
东南沿海,“天府之国”的新模式
随着时间的迁移,“天府之国”的概念的侧重点也发生了偏移——从最开始着眼于战略地位,强调牢不可破的“山川形势”,到后来看重经济效益,指向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江南,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 嘉兴市秀洲区的菱塘。典型的水乡风韵。摄影/夏松
“ 江淮而南,天府之国。”
——《盱江先生全集》
很少有人会把江南和“天府之国”联系在一起。
在战略地位上,江南简直是“地势封闭”和“高山险阻”的反义词,更是偏安政权的“代表地”,所谓“驰来北马多骄气,歌到南风尽死声”,这里向来不是受得住金戈铁马的地方。因此,担得起“天府之国”一词的,只能是江南的富饶。
“水乡泽国”,说的是地貌;“鱼米之乡”,讲的是物产;“烟雨江南”,又提到了气候;“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更是夸到了天上去......因此“天府之国”,显然不适合作为江南的代名词。
“闽故神仙奥区,天府之国也,并海而东,与浙通波,遵海而南,与广接壤。”
——《闽中海错疏》
福建,是被发现和开拓出来的“天府之国”。
明朝人对于福建的赞誉,主要指的是其沿海平原——福州平原、兴化平原、泉州平原、漳州平原。这些平原都是由山脉中发育的水系,入海时冲积而成,地势相对平坦,也集中了今天福建的大部分人口。
当中原人不堪战火袭扰,举家迁至江南时,却发现好景不长,江南又烽烟四起。有一部人只能跋山涉水,将这些缀连在海边的平原作为最后的容身之所。他们在此开垦荒田、兴修水利,改造着自然环境;又将目光向海上拓展,扬帆远航。
到元代时,以刺桐花为标识的泉州港,已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刺桐港”之名,甚至驰名欧洲、非洲以及中东诸国。古人“天府之国”的赞誉,与其授予这片土地,不如说是在称赞这群“天府的开拓者”。
至于把台湾称为“天府之国”,是清代才有的事。明清之交,郑成功准备收复台湾的时候,曾说:“荷兰甲螺何斌负债走夏,盛陈(台湾)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且言可取之状。”在当时,台湾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主要就是指是台东地区和嘉南平原,而到今天,中国的“宝岛”之名,显然更为人熟知。
而成都,自打从关中手上接过“天府之国”的名号,一直稳定发展,经久不衰,直到今天依然充满“天府之国”的生机。
你的家乡
是否也入选过“天府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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