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博弈。同样，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教科书上不太提的。虽然我们都心系革命，推崇孙黄、厌恶袁世凯、反对西方在华势力，但对于一个好的玩家而言，情绪是手段而非目的。既然玩的是博弈（the

上一篇被那啥了，原因一如既往的不详。个人预计这一篇的命也不会太长，所以能早点看就早点看吧。万一挂了，我也会转移到zhihu上去。这是上一篇在zhihu的链接，名字也是佛要跳墙。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0346516/answer/3193631865很多读者老爷希望我重发一下历史文章、或者怎么综合一下之类的。但兄弟我忙的陀螺一般，实在是没时间打理，只能麻烦大家就这么将就着看看，有一篇是一篇吧。非常抱歉。22一个月（下）

16深化改革1868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日本京都，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明治维新的开始；美国纽泽西，托马斯·爱迪生获得了他人生第一份专利——电子投票计数器；而中国扬州，打死僧格林沁的长毛“余孽”、天平天国最后的虎将赖文光，被凌迟处死。三个国家都各得其所，平和安详。尤其是大清，处理完这些闹心事儿，两宫太后算是睡了个安稳觉。洋务运动旗开得胜，欣欣向荣；按照这个逻辑，那自然是再接再厉，深化改革，把工业化进行到底了。当然，现实永远比较残酷。这一年，一位叫做“张禄升”的读书人决定弃文从商搞实业，也许是因为有感于洋人的火轮船侵蚀国人沿海航运生意，他想要迎头赶上；也许是觉得西人“以商立国”，他感到了时代的潮流。总之，他头脑一热，买了艘轮船，决定搞航运。很快，这个倒霉蛋在胶州湾被当局扣押，以“惊扰居民”的理由被“革去功名”，打回原籍。这位读书人后来怎么样？没人知道，他就此消失在茫茫史海之中，连个泡泡都没有激起。“张禄升”在史书中惊鸿一瞥的前后几十年里，长江和沿海航线的轮船上，如果你发现清一色的中国水手，但头上却飘扬着“血与金”的西班牙的国旗，不要奇怪，这种玩法叫做“诡寄经营”，属于日常操作。流行的搞法是，中国商人先在香港买船；再到澳门花100块钱找个洋人，宣誓该船为其所有，并以其所在国家注册——通常是西班牙，因为西班牙人比较便宜；然后以45块钱一个月的代价雇个洋人做“名义船长”，不用上班，肯借护照就行；最后是以10块钱一次的价码，让他代为露脸办理各种手续，比如报关、纳税。当然，这种方式简单粗暴有风险，只能适合小船东，那大船东怎么办呢？一般是找个洋人的船运公司挂靠，华人运作、洋人分润；或者玩的更绝，直接注资到西方船运公司。比如琼记洋行，没错，就是上一篇里说给太平军卖军火的，旗昌洋行买办陈裕昌就是大股东，当然，占股多少不算重要，有张洋人的皮就好。很显然，这种吃里扒外、给洋鬼子输送利益的方式，必然被爱国者所不耻。但等等，为毛挺正常的国人，一搞船运就要开始卖国呢？1904年，福建每日商船300艘，英法美西葡，遍布全球，就是没有大清龙旗，丫难道厦门船老大都是卖国贼吗？答案很简单，1868年的中国，不是只有一个张禄升，这成百上千的张禄升很快就发现，你要是不挂个洋旗，那就等死吧。守旧官员三天两头扣押，奇葩的理由包括而不限于“殊属冒昧”、“其言绝悖”、甚至包括李鸿章大人的“不可独树一帜”，可以说是花样翻新；各地关卡林立，有税、有捐、有厘金、有好处费，哪一个都是得罪不起的大爷；更牛逼的是，沿岸海盗多如牛毛，挂大清龙旗，你指望本地“军爷”帮你打海盗，睡醒了没。可一旦挂了洋旗，故事就不一样了。官老爷不敢随便扣留；关税只要华船的十分之一不说，而且一口价搞定，各地衙门摸不清底牌，也不敢随意加税；更离谱的是，洋人居然还真的保护商船、袭击海盗，比如1858年，英国人就攻入“勺凹村”，打翻广东海盗，抢回了怡和洋行的白糖，可以说是非常给力了。这种情况下，不挂洋旗，难道等着坐牢破产吗。大清知道吗？当然也知道，广州一度搞出了“忠君爱国用龙旗，一次申请终身免手续费”这种促销活动。有卵用吗？没卵用，请问50两银子的手续费，抵得上一个关卡的厘金吗？请问你指挥的动牛逼哄哄的大清水师吗？不行？那我挂龙旗不是还得破产？大家感受一下清末船东这种被逼“卖国”的酸爽。张禄升的命运，就是千万无权无势的清末小商人的命运。当然，对这帮人来说，守旧官员的滋扰只是打怪升级的一步。第二大挑战，是著名的“厘金”，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临时性质”的商业税，当然，我大清自有国情在，一临时就临时了几十年，一直到民国政府蒋委员“裁厘改统”，这才算废除了，可以说是很有大清特色了。1853年，朝廷要镇压太平天国，中央这不是没钱嘛，于是给了个政策，让各地实力派自己搞钱。到哪里搞呢？农业税抽多了要造反，关税得罪不起洋人，变相的商业苛捐杂税“厘金”应运而生。所谓“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各地督抚抚纷纷修关设卡，向过往商人伸手，从过桥过路税、到产地税、销售税，收了个不亦乐乎。好处非常明显，各地团练搞到了钱，招兵买马打垮了太平军；坏处也很明显，市场被切成了一块块，劣币驱逐良币；各地政府纷纷利用这个搞刮地皮、玩地方保护，整个商业环境一塌糊涂。就好比一部2000块钱的小米手机，从广东送到北京，要缴税20次，价格涨到6000，而且到了河北还不让入京，因为首都要保护本地牌子“爱奇艺视频手机”，这种酸爽如何形容。朝廷想废除吗，当然也想。一来，以德为师，要消除割据、形成统一市场嘛，稍微有点商业常识的都懂；二来，刮地皮这种事情朝廷可以忍，但是瞒着他刮地皮就不能忍了，厘金这种“临时”属性，缺乏统一标准的税种，中央两眼一抹黑，各地上下其手各种瞒报，朝廷哪里愿意吃这种血亏。然而，想归想，搞却实在是搞不定。厘金收入已经成了大清的财政支柱，多的时候几乎达到了20%，你要禁止厘金，财政窟窿从哪里补？想提高关税，洋人他不敢得罪；想搞统一大市场，各地督抚又不配合，再次请大家注意，1860年，太平天国端了江南大营，满清最后的直属军团已经没了，实力派不配合，难道让李鸿章的淮军去打内战吗？勉强熬到1903年，搞个印花税，又去填了“禁止鸦片”的财政窟窿。每次改革的结果都是厘金没改掉，新税倒是改出了不少，实在是让商户苦不堪言。然而，大家如果觉得“车匪路霸”式的厘金已经够狠了，那就太小看在清末搞民营经济的难度了。作为地狱级难度，搞死商品经济的还有一个大杀器，曰“大清海关”。简单来说，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一次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大清官僚的各种神助攻，英国人连哄带骗的把大清海关控制权搞到了手，注意，我指的不是上海海关，而是全中国，南至福建、北到天津的所有海关，这个巨大的机构，总boss就是，大家吸一口气：太子少保、赏三代一品封典、爵士；御赐双龙勋章（那时候叫做宝星）、大英帝国圣乔治十字勋章；满清权贵的好朋友、业余外交达人、中国邮政发起者、英国在华利益的基石，大清总税务司赫德。我列这么一大串名字，当然就是在疯狂暗示赫德左右逢源的这种双重身份。也正是因为这种双重身份，赫德在各个公众号上的形象可以说是非常撕裂。有的大赞中国海关是中国近代最为廉洁的部门，津津乐道在赫德同志的努力下，海关税收从496万两一路升到2000万两；支持洋务搞开放、在列强环伺中帮着大清周旋、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可以说是功莫大焉。有鉴于此，在外滩给他列个铜像可谓名至实归。曾经在外滩的赫德铜像，写着“立不朽之功”有的大骂赫德表面清廉、背地里也上下其手、任人唯亲。尤其是关税收入猛增，可不就是列强对中国的抽血跟严重吗？这一点当然说的非常到点上，让我们回顾一下普鲁士国家发展的样板工程，李斯特提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提高关税，保护脆弱的普鲁士民族工商业，工业品税率通常高达40%；中国入WTO那会儿，农业税率从23%降到15%的，为了这8个点和美国吵得天昏地暗。那请问大清海关是多少呢？晚清一百年，坚持关税5%不动摇，叠加上白银贬值，实际税率几乎只有2.5%，基本就是自由港的水平。所以你看，现在浙江方言的“洋火”就是火柴，“洋钉”就是铁钉，四川方言“洋马”，就是自行车，全部都是“洋”货。没办法，区区5%的关税，人家已经提前发展了上百年，没有国家保护，你还搞个毛线制造业。你以为这点竞争优势就够了吗？在赫德和他英国同胞的不断努力下，总税务司增加“子口税”，洋货进口后，再抽2.5%，就可在内地通行无阻，避开那些多如牛毛的厘金。真是亮瞎一众民族资本家的狗眼。想改吗？当然想，李鸿章就各种谈，想把税率提到13%；之前提到的曾纪泽，国外转了一圈，就说洋人“非民生所必不可少者，莫不被倍征其税”，想要学西方，把海关给抢回来，搞的赫德一度写信说老曾这个人“最坏了”。然并卵，但关于税率，什么13%？最多7.5%，再多没有了。当然，李大人也很有收获，列强对中国人民纷纷表示同情。嗯，非常耳熟，1881年，马建忠去印度搞外交，和英国驻印度总督谈鸦片禁运，提起起鸦片荼毒中国百姓，总督大人潸然泪下，表示非常同情，但“禁运”，什么禁运，最多关税多交点，再多没有了。你看，一脉相承。更何况，赫德也表示，海关给你，你管的了吗？你能搞定贪污吗？你能提高效率吗？咦，你居然说能搞定？你自己厘金改革改成啥样你心里没点B数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还是支持给赫德立个铜像的，只是铜像上不应该写“立中华不朽之功”，毕竟给人卖了还数钱，丢不起这个人；而是应该写“自己垃圾，就不要怪别人占了你便宜，你还得帮着立碑”。好了，讲完了官员骚扰、厘金和超低关税，这晚清“张禄升”们的三大地狱级挑战，那商人们是不是就无路可走了呢？也不是，如果大家注意到了我的疯狂暗示，就应该感受到了，正常生意活不下去了，那想要混出头，只能找大腿。而晚清的大腿，不外乎两根：官僚和洋人，便是所谓“红顶商人”和“买办”。红顶商人靠高官庇护吃饭，言谈间不外乎昨天见了哪个领导、前天和谁的秘书一起吃饭；买办帮着洋人打点生意，三句不离沙逊先生跟我一起打了高尔夫、渣甸和我玩了马球。于是，胡雪岩傍左宗棠，盛宣怀傍李鸿章，席正甫傍汇丰，唐廷枢傍怡和……大家都在抱大腿。这个也不奇怪，只会“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实在做不大，那可不就只剩下这两类人了嘛。既然是傍大腿，那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大腿能有多粗，自己就能飞多高，大腿一旦“呵呵”，那他自然就“呵呵呵”了。比如部分国人的偶像胡雪岩同志，从“红顶”这个角度看，老胡帮助左宗棠又是筹款又是买枪，虽然中介费收得狠了点，但毕竟是把事情搞定了；但从“商人”的这个角度来看，那就只能“呵呵”了。毕竟胡大人最主要的业务模式就是上下打点各级官僚，让他们把公款存到自己的钱庄，然后借给那些没政府关系的小商户，一本万利放贷赚利差。你要问他精细化运营、产品创新、工艺改进、推动生产力、甚至搞研发？不存在的，那种苦活累活胡大人怎么看得上，打通朝廷的资源，吃政策红利，赚快钱才是人家的核心竞争力。就这点而言，我一直没搞明白大家学胡雪岩到底学个什么劲儿。相比情商高、脑子活、擅长混官场搞关系的；我觉得中国倒是更缺些情商低、死脑筋、一门心思打磨产品的。毕竟，这种官商勾结的毛病也实在明显。顺风顺水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旦风吹草动，那官员甩掉你就跟甩尿壶一样。1883年金融危机，胡雪岩投机生丝失败，上亿资产的帝国瞬间分崩离析；朝廷管你红顶不红顶，黄马褂算个屁，即刻革职抄家。马仔嘛，又没啥核心竞争力，谁做不是做呢？而像盛宣怀这种就滑头很多，毕竟人家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眼光很准。甲午海战之后，一看李大人苗头不对要背黑锅，就跑去投靠了张之洞，实在是聪明伶俐。相比之下，洋人这条大腿还持续的久那么一丢丢。“铁打的洋人流水的官”。上海道台换了不知道多少茬了，怡和、汇丰岿然不倒，业务一路从贩鸦片、卖军火、发行国债、到进口洋糖、自行车。而只要洋商在，买办就少不了。毕竟中国地盘大、封闭久、各地情况殊异，外国商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摸不着头脑。张家口的皮毛、苏州的生丝、景德镇的瓷器、福建的茶叶……各有各的模式、特色和人脉。更不用说铺设渠道、赊账抵押、供应链抵押、商业承兑等等洋货销售的业务了。买办作为外国商品和内地市场的桥梁，作用可不是一点点大。旧中国100年，买办从杨坊（就是华尔他岳父）、唐廷枢、到何东（何鸿燊伯公）、虞洽卿（蒋介石赞助人）……只要业绩好，这伙人的日子就过得下去。澳门赌王家族就是买办出身何况，在铁甲舰、先进生产力、赫德海关、大清、还有后来的民国政府助攻下，业绩怎么可能不好呢？比如汇丰银行上海买办席正甫，就是之前说借钱给左宗棠的那个。一方面，业绩爆棚，短短几年搞出了上海最有影响力的银行——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政商两侧手眼通天；一方面，全家沾光，二弟席缙华是华俄道胜银行银行买办、幼弟席素恒是新沙逊洋行买办、退休后儿子席立功继续在汇丰做买办、之还传给了热爱嫖娼的孙子席鹿笙，真正实现了“家族传承”，可以说是傍上一根粗壮的大腿。不过呢，这个光明的职业也有个巨大的缺点。中国读书人嘛，从小四书五经、满耳朵岳飞于谦王阳明，都讲究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买办固然有名有利，但说起“报国”来，很多买办都有那么点“意难平”的味道。毕竟“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可以像李嘉诚一样，家里藏着全套百达翡丽手表，外面张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