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正确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统一法律适用，依法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本院结合审判实践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并请在提出意见建议时说明具体理由。书面意见可寄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张灵若，邮编100745；电子邮件请发送至电子邮箱zgfmytlaw@163.com，本次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24年4月30日。特此公告。

指导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出品策划：陈才胜、赵岩、顾华统筹：张磊、王芳文案：刘青青、王俐然编辑：时雨萌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2024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何为“能动司法”？能动司法的本质，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审判领域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实践。10组数据+10个关键词，带你了解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的能动司法。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全国政协委员、中豪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袁小彬高度关注数字人民币问题。他认为，自2020年部分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以来，凭借快捷性、高效性、安全性、可追溯等特点，数字人民币在反洗钱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币管理条例等在内的现行货币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关于数字人民币及数字人民币技术标准规范的相关规定，正在试点运行中的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地位与法偿性并不明确，其运行的底层技术相对不成熟，可能会导致用户财产信息泄露。袁小彬表示，数字人民币尚在试点期，大多数人对数字人民币业务尚未深入接触。同时，由于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出现较早，在消费市场中具备了一定认知度和接受度，人们在短时间内很难去接受一个新的支付方式。袁小彬建议，加紧修改和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抓紧修订反洗钱法、人民币管理条例等法律规定，就数字人民币发行、反洗钱、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作出具体明确规定。袁小彬还建议，确立数字人民币的法偿性与自愿使用原则，分阶段推进数字人民币的实际应用。同时，为满足不同群体的货币使用需求，应厘清数字人民币、现金和存款货币之间的关系，畅通自由兑换机制以及相应流程，做好不同货币使用及兑换的兼容工作，并开展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加密货币探索。来源：人民法院报记者：罗书臻丨编辑：段茜茜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春风又绿江南岸回首过去的一年法治护航美丽中国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青山不墨千秋画一起在浙里识别二维码走进这幅手绘长图跟着法治精灵“小南”领略2023年美丽中国的清丽画卷指导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联合出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策划：陈才胜、刘伟英统筹：孟焕良、白坤先文案：魏艳芳、谢培怡漫画：李方舟视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编辑：李璇、吕韶文、谢培怡

让“无碍”更有爱！——10图读懂《关于为残疾人提供更加优质诉讼服务的十条意见》的民生温度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出台《关于为残疾人提供更加优质诉讼服务的十条意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诉讼活动，提升预防化解涉残疾人矛盾纠纷法治化水平。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与南方都市报推出联名系列海报，让“无碍”更有爱。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出台《关于为残疾人提供更加优质诉讼服务的十条意见》残疾人权益保障是人权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强调“要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尊重和保障人权，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支持和鼓励残疾人自强不息”。我国目前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为核心的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2023年9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为新时代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长期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会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出台系列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从制度层面做实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联合发布十大典型案例，传递鲜明价值导向。各级人民法院普遍建立残疾人绿色服务窗口，提供“肩并肩”现场帮办式服务，建立健全涉残疾人、老年人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最大程度减轻残疾人、老年人参加诉讼活动不便，提高纠纷解决便捷化、精准化水平。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坚持问题导向，在广泛调研基础上，于2024年2月26日联合印发《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为残疾人提供更加优质诉讼服务的十条意见》（法〔2024〕40号）（以下简称《意见》）及配套文件《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无障碍环境建设规范》，对完善诉讼服务中心无障碍环境建设，加强残疾人诉权保障，创新调解化解模式、做实诉源治理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和规范指引。《意见》坚持人民至上，紧扣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以能动司法理念做深做实残疾人诉讼服务工作，持续拓展残疾人参与司法的广度深度，最大限度消除残疾人诉讼不便，更加有力保障残疾人权益，让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诉讼服务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意见》要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应当按照无障碍环境建设规范进行必要改造。鼓励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建设专门的无障碍法庭、无障碍调解室。同时，在诉讼服务场所为不同残疾类别的残疾人提供语音、大字、同步字幕等无障碍信息交流服务。《意见》强调，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涉残疾人案件依法及时立案，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起诉，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鼓励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开辟绿色通道，对涉残疾人案件进行专门标识，实现优先立案、优先审判、优先执行。《意见》提出，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建立“总对总”在线多元解纷机制，更好发挥残疾人联合会以及社会力量预防化解涉残疾人矛盾纠纷优势，提升纠纷化解效能。地方人民法院可以会同残疾人联合会设立调解工作室或者诉讼服务站点，开展法律咨询、诉讼引导、调解化解等工作。《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和残疾人联合会应当主动融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诉源治理格局，联合开展以案释法、普法宣传等工作，积极引导残疾人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纠纷能力水平，携手“抓前端、治未病”。此外，配套出台的《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无障碍环境建设规范》，对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无障碍通行设施、无障碍服务设施、无障碍标识、无障碍诉讼资料等提出具体要求。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会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作盲文版诉讼指南，致力于为残疾人在全国法院开展诉讼活动提供更加精准的诉讼指引。最高人民法院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高发频发，同时呈现集团化、跨境化、链条化、产业化态势，严重影响公众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也有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诈骗，“眼见为实”被打破。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刻不容缓。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相关内容专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陈鸿翔。陈鸿翔指出，2024年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做好依法审理以“有效清存量”，持续做实“能动司法”以“有力遏增量”。他表示，今年大批涉缅北等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将被起诉至法院，人民法院将坚持严格依法办案，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断加大追赃挽损力度。此外，陈鸿翔表示，人民法院一贯从严打击利用AI“换脸”“变声”的新型网络诈骗。对利用深度合成等技术实施犯罪的，将依法严惩。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陈鸿翔

这份判决给软件开发者吃了定心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已于2019年1月1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5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1月29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1月25日法释〔2024〕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2019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59次会议通过，自2024年1月29日起施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协商，现就民商事案件判决的相互认可和执行问题作出如下安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于2023年11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05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4年2月1日起施行。一、制定背景和意义近年来，多地彩礼数额持续走高，形成攀比之风。这不仅背离了彩礼的初衷，使彩礼给付方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也给婚姻稳定埋下隐患，不利于社会文明新风尚的弘扬。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对治理高额彩礼、移风易俗提出工作要求。从司法实践反映的情况看，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近年呈上升趋势，甚至出现因彩礼返还问题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回应人民关切，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总结近年来司法实践经验，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了本《规定》。《规定》具有如下重要意义：第一，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移风易俗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彩礼作为我国传统婚嫁习俗，有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但是，超出家庭正常开支的彩礼成为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在婚龄较短的情况下，造成双方利益失衡，彩礼纠纷数量增多。针对这一问题，法院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予以适当调整，妥善平衡双方利益。甚至有些人借彩礼之名行诈骗之实，严重损害彩礼给付方合法权益，司法更应坚决予以打击。《规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借婚姻索取财物，对于弘扬健康、节俭、文明的婚嫁新风，推动文明乡风建设，有重要意义。第二，有助于推动提升高额彩礼专项治理效果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提出治理的目标是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在部分地区持续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农民群众在婚丧嫁娶中的彩礼等支出负担明显减轻。《规定》通过明确裁判规则，能够给予相关当事人以行为指引，助力引导人民群众更加理性地看待彩礼问题，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推动提升高额彩礼专项治理效果。第三，有助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依法平衡双方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规定了三种可返还彩礼的情形，包括：未办理结婚登记、已办理结婚登记但确未共同生活以及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但是，近年来，涉彩礼案件呈现以下两个新特点：一是已经办理结婚登记且已共同生活，但是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二是仅按当地习俗举办婚礼即共同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该两类案件无法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如何确定返还比例成为审判实践的难点。《规定》基于彩礼的目的性赠与特征，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因素，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的基础上，完善相关裁判规则，有助于统一类案的法律适用标准，妥善平衡双方利益。二、主要内容《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彩礼认定范围、彩礼返还原则、诉讼主体资格等重点难点问题予以规范，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结合，形成逻辑完整的彩礼纠纷法律适用规则。一是重申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民法典第1042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借婚姻索取财物违反了婚姻自由原则，应当坚决予以打击。《规定》明确，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是明确彩礼与恋爱期间一般赠与的区别。彩礼与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相比，虽然当事人的目的和动机相似，但是彩礼的给付一般是基于当地风俗习惯，直接目的是为了缔结婚姻关系，有其相对特定的外延范围。为此，《规定》明确，在认定某一项给付是否属于彩礼时，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收受人等事实认定。比如，可以考察给付的时间是否是在双方谈婚论嫁阶段、是否有双方父母或介绍人商谈，财物价值大小等事实。《规定》同时以反向排除的方式明确了几类不属于彩礼的财物，包括：一方在节日或者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等。此类财物或支出，金额较小，主要是为了增进感情的需要，在婚约解除或离婚时，可以不予返还。三是明确涉彩礼纠纷的诉讼主体。彩礼返还纠纷中，程序上存在的主要争议问题是婚约双方的父母能否作为诉讼当事人。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一般由父母操办，接、送彩礼也大都有双方父母参与。《规定》充分考虑上述习俗，区分两种情况：一是婚约财产纠纷。此类案件原则上以婚约双方当事人作为诉讼主体，但考虑到实践中，彩礼的给付方和接收方并非限于婚约当事人，双方父母也可能参与其中，为尊重习俗，同时也有利于查明彩礼数额、彩礼实际使用情况等案件事实，确定责任承担主体，《规定》明确，婚约财产纠纷中，婚约一方及其实际给付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婚约另一方及其实际接收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被告；二是离婚纠纷。考虑到离婚纠纷的诉讼标的主要是解除婚姻关系，不宜将婚姻之外的其他人作为当事人，故《规定》明确，在离婚纠纷中一方提出返还彩礼诉讼请求的，当事人仍为夫妻双方。四是完善彩礼返还规则。近年来，涉彩礼纠纷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虽规定了彩礼返还问题，但在法律逻辑上，尚有两种情况未予规定，需要完善相关规则：一是已经结婚并共同生活；二是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经共同生活。在第一种情况下，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应予以支持。但是，也要看到，给付彩礼的目的除了办理结婚登记这一法定形式要件外，更重要的是双方长期共同生活。因此，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应当作为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比例的重要考量因素。在“闪离”的情况下，如果对相关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完全不予支持，尤其是举全家之力给付的高额彩礼，会使双方利益明显失衡，司法应当予以适当调整，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原则上彩礼应当予以返还。但亦不应当忽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实”。该共同生活的事实一方面承载着给付彩礼一方的重要目的，另一方面会对女性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曾经有过妊娠经历或生育子女等情况。如果仅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而要求接受彩礼一方全部返还，有违公平原则，也不利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规定》对此用两个条文予以规定。要特别说明的是，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关切，2023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就《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200余份反馈意见。我们对反馈意见高度重视，逐份进行了认真梳理和慎重研究。就其中的扩大诉讼主体范围、规定嫁妆处理规则、明确借婚姻索取财物具体形式、共同生活界定等意见，反复进行研究。我们认为，首先，关于诉讼主体范围。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适当将诉讼主体由婚约当事人扩大到其父母，符合传统习俗，但如果扩大到其他亲属，将导致过多人牵涉诉讼，严重影响诉讼效率，也容易激化矛盾。对于有的婚约当事人父母早亡，由其他亲属抚养长大并在彩礼给付接收中代行父母职责的情况，我们在《规定》起草过程中已对此予以特别关注。但是，考虑到个案千差万别，亦无明确的法律或习俗概念界定该类人员，为保证司法解释准确清晰，《规定》未作扩大表述。实践中，如出现此种特殊情况，可以基于习俗，参照适用本《规定》处理；其次，关于嫁妆处理规则。作为与彩礼相伴相生的婚嫁习俗，嫁妆目前仍较为普遍，但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可能存在较大差别。为此，《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均明确在彩礼返还时要考虑嫁妆情况，即应当扣减已经共同消费或已经添附到男方财产上的嫁妆数额。此外，传统上一般认为，离婚时，尚存的嫁妆应归女方，现实生活中亦对此争议不大，从审判实践情况看，仅就嫁妆返还产生的纠纷极少，故《规定》未就嫁妆返还问题再作单独规定，逻辑上可以参照本规定处理。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总结审判实践经验，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加强监督指导。第三，关于借婚姻索取财物具体形式。借婚姻索取财物与彩礼在实践中的界限不能简单以是否有结婚意愿作为区分标准，因为有的情况即使当事人有结婚意愿，也可能借机索取财物，且结婚意愿作为主观因素在诉讼中亦需要客观事实证明，实践中当事人很难举证证明。有意见提出，收受彩礼后携款潜逃或者短期内多次以缔结婚姻为名收取高额彩礼后无正当理由悔婚的，应认定为借婚姻索取财物。我们认为，如果有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情形，一方根据《规定》第二条，请求对方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实践中，如果情形严重的，甚至已涉嫌刑事犯罪，人民法院对该种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第四，关于共同生活的认定。有意见提出应当明确共同生活多长时间即可以不需要返还彩礼。考虑到彩礼返还比例不仅需要考虑共同生活时间，还要考虑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不同因素叠加会出现各种不同组合，规定具体的时间反而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故《规定》未就具体的生活时间进行规定。实践中应当依据个案具体情况综合认定。此外，有意见提出，不应将是否孕育作为彩礼返还的考量因素。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对妇女权益的保护，考虑到女性在妊娠、分娩、抚育子女等方面的付出，《规定》明确将此作为酌情减少彩礼返还甚至不予返还的考量因素,以更好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比如我院此前发布的一件涉彩礼典型案例，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按照当地习俗举办婚礼后共同生活，并生育子女，法院判决不予返还彩礼。此外，我们根据反馈意见，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比如，将征求意见稿第五条和第六条中的“孕育子女”修改为“孕育情况”，以涵盖终止妊娠等情形。再比如，将征求意见稿第五条和第六条中的“共同生活时间”修改为“共同生活情况”，以指引法官在考量共同生活事实时，不能简单计算时间长短，还需要综合考虑是否实际一起居住、未实际共同居住的原因等情形。反馈意见对于完善《规定》内容起到了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3年11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0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2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1月14日举行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获悉，为针对性解决裁判文书网使用效果不佳、权利保护不力、安全风险暴露等问题，最高法要求深化司法公开工作。“随着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大数据技术飞速发展，要求我们深化司法公开工作。”最高法提出，具有法治引领、教育、警示作用的文书，都应当上网；最高法、高级法院的文书，要更多地上网；上网文书数量应当保持相当规模，并应当覆盖各审判领域、多种案件类型。最高法同时提出，要平衡好文书公开与当事人合法权利、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上网公布裁判文书要隐去相关识别信息，确保当事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工作、各类企业单位的经营发展不受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的影响。同时加大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力度，更优更实为司法审判优质高效服务，为社会公众学法、专家学者科研、律师办案服务。来源：新华社新华社记者：罗沙编辑：平钰骁

2023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工作指引》），自2024年1月30日起施行。该《工作指引》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涉外法制建设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具体举措，是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的生动实践，对优化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发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以下简称“一站式”平台）功能，打造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现将《工作指引》的起草背景、创新亮点和主要内容介绍如下。一、《工作指引》的起草背景2018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重大部署，建立了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以下简称“一站式”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分两批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深圳国际仲裁院、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广州仲裁委员会（广州国际仲裁院）、上海仲裁委员会、厦门仲裁委员会、海南国际仲裁院（海南仲裁委员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十家仲裁机构以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两家调解机构纳入“一站式”机制。为更好发挥“一站式”平台的解纷指南、评估引导、程序衔接、辅助保障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工作指引》，解决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用顺畅的系统对接、高效的机制衔接、规范的流程设计，实现“一站式”信息化平台的迭代升级。二、《工作指引》的创新亮点《工作指引》紧密围绕“一站式”机制设定的目标和调研中发现的实际需求，发挥智慧法院建设成果，突出四方面创新亮点：第一，多跨协同，实现全流程在线纠纷化解服务。“一站式”平台通过单点登录、统一身份认证等，全线贯通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网、人民法院网上保全系统、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相关仲裁机构系统、相关调解机构系统等。根据《工作指引》，当事人可以在线申请中立评估、调解、仲裁、仲裁保全、诉讼等事项，人民法院、仲裁机构、调解机构相关工作以及程序办理进度与结果的通知、送达等均可全部实现在线闭环完成，能够根据案件流程的进展相应生成、发送、接收、存储、交换相关材料，并将相关材料及节点信息同步发送给相关当事人、平台机构以及专家委员，提供公正、高效、便利、快捷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服务。第二，集约高效，聚合多地多机构的多元解纷合力。“一站式”平台有效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与10家仲裁机构以及2家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之间的衔接，使中立评估、调解、仲裁、诉讼等相关纠纷化解服务均可通过平台开展。对于符合《工作指引》规定的国际商事纠纷，当事人可通过“一站式”平台一键触达不同纠纷解决途径，其既可以选择向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提起诉讼，也可以选择中立评估、调解或仲裁等非诉讼纠纷化解方式。“一站式”平台通过集约各类纠纷化解服务资源，不仅有助于提高纠纷化解的效率，同时降低了纠纷化解的时间、经济成本等。第三，创新机制，明确中立评估相关程序。中立评估制度是加强诉源治理、提高纠纷源头化解的一项多元解纷机制创新举措。但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实施意见》中作原则规定，缺乏操作层面的具体指引。《工作指引》首次给予明确指引，即当事人在提交调解、仲裁或者诉讼前选择中立评估的，应当首先在“一站式”平台的“辅助服务”栏选择中立评估功能，填写中立评估申请书，载明意向选择的专家委员，并提交身份证明材料和有关证据材料。国际商事法庭在收到当事人的中立评估申请材料后，应当向被申请方征求是否同意。其次，规定专家委员被选定为中立评估员后，可以组织召开评估会议，听取当事人陈述，就评估相关问题向当事人提问，并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当事人提供的有关证据，对证据效力、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进行分析评估，出具中立评估意见。最后，规定当事人可以根据中立评估意见自行和解，也可以申请参与评估的专家委员主持调解。该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专家委员的职能作用和领域专长，使当事人获得足够信息判断可能出现的诉讼结果，引导和促进当事人优先选择调解，为帮助当事人厘清纠纷本质、促进和解、节约成本提供一种制度化的路径。第四，加强保障，支持仲裁事业健康发展。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全力支持和促进仲裁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相继颁布了《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统一裁判尺度，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对于符合《工作指引》的国际商事纠纷，当事人可以通过“一站式”平台向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并可以通过平台向国际商事法庭申请仲裁保全、申请撤销内地仲裁裁决或者申请认可和执行境外仲裁裁决。此外，《工作指引》依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还明确国际商事法庭做出仲裁司法审查裁定并送达当事人后，通过平台将裁定书送交仲裁机构。上述举措有力支持当事人选择仲裁，健全完善仲裁与司法之间的交流沟通机制，体现了人民法院支持和保障仲裁事业健康发展的坚定司法立场。三、《工作指引》的主要内容《工作指引》分为六个部分共计三十二条，明确了如何通过“一站式”平台服务平台机构和当事人，当事人如何通过平台进行中立评估、调解、仲裁、诉讼，以及上述机制相互衔接的具体工作流程等。总则部分（第一条至第三条），明确了“一站式”平台的宗旨、功能及本工作指引的适用范围。同时，介绍国际商事法庭网站改造升级后的平台功能。中立评估程序部分（第四条至第五条），对当事人申请中立评估的步骤以及专家委员开展中立评估的程序、中立评估结果应用及费用负担进行了规定，旨在充分发挥专家委员职能、促进当事人和解、节约当事人成本。调解程序部分（第六条至第十八条），对当事人申请调解、法院委派/委托调解进行了规定，细化了相关流程。对申请专家委员调解的条件，资料的提交及流转，调解员的选定、信息披露、更换以及调解期限等内容进行了具体规定。对调解成功或者调解不成的情形及后续程序衔接作出了安排。仲裁程序部分（第十九条至第二十四条），对涉及“一站式”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当事人申请仲裁、仲裁保全的对接、仲裁保全的处理以及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办理流程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诉讼程序部分（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九条），对当事人如何通过“一站式”平台启动诉讼程序、提交诉讼材料及相关规则的适用作出了规定。附则部分（第三十条至第三十二条），对“一站式”平台的隐私保护政策、本指引中有关词语的说明、施行时间等进行了规定。法〔2023〕24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涉外法制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完善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方便当事人运用信息化平台解决国际商事纠纷，最高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工作指引（试行）》，现予以印发。本通知自2024年1月30日起执行。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工作指引（试行）为方便当事人运用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公正高效便捷地解决国际商事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制定本指引。第一条

2023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司法解释及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王淑梅、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沈红雨、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胡方和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二级高级法官杨兴业出席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王斌主持。图为发布会现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已于2023年12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08次会议通过，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法通报了《解释》的制定背景、意义和主要内容。一、《解释》的制定背景和意义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在国内如何适用是人民法院涉外民商事审判面临的重要问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了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适用问题，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中依据该规定审理了大量案件，其中包括一批具有规则意义、国际影响重大、推动法治进程的典型案例。2021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对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适用问题未做具体规定，而民法通则已废止，故各地法院以及学界均呼吁尽快明确人民法院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相关规则。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广泛征求建议，制定了本《解释》，具有如下重要意义：第一，《解释》的制定是加快涉外法治建设，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涉外法制建设，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涉外法治工作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重大战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效。“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解释》的制定是人民法院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参与涉外法律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供了重要依据。第二，《解释》的制定是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的具体实践。“条约必须信守”是条约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均有约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解释》的发布，充分展现了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的良好形象，彰显了我国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大国担当，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第三，《解释》的制定是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提升涉外审判质效的重要保障。《解释》对如何准确把握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适用条件和范围进行了规范和指引，为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提供裁判依据，有效统一了法律适用标准，对于提升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质效、扩大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二、《解释》的主要内容《解释》共九条，体现了涉外民商事审判中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遵循的三项原则，即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原则，尊重国际惯例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适用国际条约的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国家依照宪法和法律缔结或者参加条约和协定，善意履行有关条约和协定规定的义务”。根据民商事领域国际条约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一特点，依据对外关系法规定的善意履约原则，《解释》第一条第二款明确海商法、票据法、民用航空法、海上交通安全法等单行法调整范围以外的涉外民商事案件以“参照单行法规定”的方式适用国际条约，有效破解了涉外民商事领域适用国际条约裁判依据不足的问题，同时承继原民法通则精神，明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二是明确涉多项国际条约时的适用原则。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同一争议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际条约的情况，《解释》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国际条约中的适用关系条款确定应当适用的国际条约。三是明确国际条约适用与当事人意思自治之间的关系。在涉外民商事关系应予适用的国际条约中，有部分国际条约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排除公约的适用或者改变公约条款的适用效果，但也有部分国际条约具有适用上的强制性，不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排除适用。《解释》第三条明确，只有在国际条约允许的范围内，当事人才可以通过约定排除或部分排除国际条约的适用。四是明确当事人援引尚未对我国生效的国际条约的，可以作为确定合同权利义务的依据。尚未对我国生效的国际条约不能作为人民法院作出裁判的法律依据。但是，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一致援引民商事国际条约确定的相关权利义务条款，此时国际条约的相关条款内容即成为当事人约定的合同条款，《解释》第四条明确人民法院可以此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合同依据，前提是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五是明确国际惯例的明示选择适用和补缺适用问题。《解释》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了国际惯例的两种适用情形。一方面，在当事人明确选择适用国际惯例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国际惯例直接确定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另一方面，在当事人没有明确作出选择，且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均没有相应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六是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解释》贯彻对外关系法第三十一条关于条约和协定的实施和适用不得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在第七条明确“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适用”，充分彰显人民法院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鲜明司法立场。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积极、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确保国际通行规则得到有效遵守和实施，有力彰显我国坚持改革开放和多边主义的国际形象，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法治智慧和力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3年12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0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12月28日法释〔2023〕1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3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08次会议通过，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为正确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法律，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第一条

医疗卫生事业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极为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非法行医活动，扰乱正常医疗秩序，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卫生与健康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指示，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批示指示精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惩处非法行医类犯罪，积极参与综合治理，筑牢打击相关犯罪、保障健康中国建设的坚固防线。经过多年精准打击和综合治理，非法行医类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正常的医疗秩序和人民群众良好的就医环境逐渐形成。近年来，非法行医类犯罪数量、人数均呈逐年下降趋势。2018年至2022年，全国法院一审共审结非法行医类刑事案件3800余件，判决人数5700余人。其中，2022年一审审结的案件数量较2018年下降约50%，审结的人数较2018年下降约46%。但是在非法利益的诱惑下，此类犯罪仍屡禁不止，且为了规避打击，呈现出场所愈加隐蔽、流动性大、屡罚不改等新特点，涉及案件类型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的医疗美容、辅助生殖等领域延伸，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构成威胁。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指引作用，现公布6件人民法院2018年以来审结的非法行医类犯罪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中，既有利用封建迷信开具含有毒物成分的药方致人死亡的于某非法行医案，又有无证非法进行节育手术致人死亡的宋某兰非法进行节育手术案；既有无证从事医疗美容行为致人轻度残疾的宋某敏非法行医案，又有非法实施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行为致人轻伤的吴某荣非法行医案；既有长期无证从事口腔诊疗行为的许某越非法行医案，又有医院法定代表人明知他人没有行医资质仍将医院诊室对外承包致人死亡的吴某娟非法行医案，涉及妇产、医疗美容、辅助生殖、口腔等不同领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这些案件的审判，彰显了人民法院坚持人民至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释放了人民法院依法严惩非法行医类犯罪的强烈信号。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卫生与健康工作等一系列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依法履职，能动司法，依法惩治非法行医类犯罪，更好地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健康中国建设的法治防线。非法行医类犯罪典型案例目

“两高”联合发布依法从严打击私募基金犯罪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司法标准强化办案指导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助推私募基金行业健康发展，联合发布了依法从严打击私募基金犯罪典型案例。案例对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争议较大的问题进行了回应，进一步明确司法标准，加强办案指导。该批典型案例共5件，分别是：苏某明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某中基集团、孟某、岑某集资诈骗案，郭某挪用资金案，郭某、王某职务侵占案，胡某等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5件典型案例涵盖了非法集资犯罪和私募基金管理人侵害投资人利益的挪用、侵占、商业贿赂犯罪等私募基金领域常见多发犯罪，不仅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对司法办案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为私募基金从业人员划出“红线”“底线”，教育警示从业人员要合法募资、合规投资、诚信经营。此外，5件典型案例有的通过立案监督对集资诈骗犯罪嫌疑人依法追诉；有的通过综合运用间接证据有力证明在私募基金复杂运作过程中的挪用、侵占犯罪；有的积极追赃挽损，不让犯罪分子获得任何经济上的好处。各案均根据犯罪事实、情节，依法判处罪责刑相适应的刑罚，彰显依法从严惩治私募基金犯罪的司法态度，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下一步，“两高”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决策部署，持续加大对私募基金犯罪惩治力度，用足用好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依法处置私募基金犯罪。加强与行政监管部门、公安机关等部门的协作配合，进一步提升打击私募基金犯罪合力，稳妥防范化解行业风险。更加注重能动司法，对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的私募基金行业治理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调查研究，提出加强和完善行业合规建设的司法建议，助推行业治理，更好服务保障经济发展大局、维护金融安全。关于印发《依法从严打击私募基金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私募投资基金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发展迅速，在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创业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以“私募基金”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私募基金管理人挪用、侵占私募基金财产，在私募基金运营过程中实施商业贿赂等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侵害投资者合法利益。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依法惩治涉私募基金犯罪中的法律适用和证据审查标准，切实提高涉私募基金犯罪案件办理质效，更好服务保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选编了“苏某明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等5件私募基金犯罪典型案例，现印发给你们，供办案时参考借鉴。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认真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协作配合，依法从严打击涉私募基金犯罪，努力为建设良好资本市场生态提供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

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征集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的公告》，社会上、特别是法律人都很关注。能否请您简要介绍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的背景和考虑？案例库是否会向社会公众开放？相较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人民法院案例库有何优势？这次为何要公开征集案例？答：习近平总书记曾用“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生动对比，深刻阐释了司法案例的重要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就是要提升入库案例的检索精度、认可程度、参考力度和应用广度，最大限度发挥案例的实用效能。案例库建成后，将覆盖各类罪名、案由，在同一罪名、同一案由下的不同法律适用问题也将有相应案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查阅案例库，参考入库同类案例作出裁判，以保障法律适用统一、裁判尺度统一，避免“同案不同判”。案例库建成后，当然要向包括专家学者、律师、当事人等在内的社会公众开放！只有供社会开放使用，才能方便人民群众通过案例更加有效地学习了解法律，明悉行为规范，增强诉讼预期，进而促进诉源治理；同时，也将为广大法律、司法界人士提供更加鲜活、精准、权威的办案参考和研究素材。案例库建设，一方面可以弥补指导性案例编选周期长、总量极为有限、不能满足实践所需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在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大海捞针”、效益低下的问题，是针对需求侧创新提供的新型“司法供给”和“法治产品”。相较于裁判文书网，人民法院案例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和优势：第一，体例规范，要素齐全，便于精准检索。对法律检索者来说，案由、罪名只是最基础的检索依据，若想实现高效、精准的检索，必须依托所涉案情的关键词；如果涉及复杂的裁判规则，还需借助准确精炼的裁判要旨。例如，对于卖淫者在居民小区内租用的既用于生活起居又用作卖淫场所的住处能否认定为“入户抢劫”中的“户”的问题，实践中存在争议。如果单纯检索“抢劫罪”或“入户抢劫”，恐怕难以精准定位到对应案例，但如果有“卖淫者”“卖淫场所”“住处”等关键词和要旨辅助，检索效果将大不一样。按照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建设要求，入库案例必须使用统一体例格式，包括编号、标题、副标题、关键词、基本案情、裁判理由、裁判要旨、关联索引。体例的规范化、标准化，能够有效提升检索的便捷性、准确性。第二，规范报送，严格审核，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人民法院案例库的案例目前主要由各地法院依程序报送，都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庭按业务条线对口负责、审查把关，经法官会议集体讨论通过；原来有多种不同裁判类型的，还要报分管院领导同意后，才能送研究室审核入库。因此，入库案例的权威性有充分保障，各级法院在审理同类案件时应当参考；各级法院审判工作中认为法律、司法解释修改或者司法政策调整，不宜参考入库相关案例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将在办案件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或者报请上级法院提级管辖，生效裁判确立新的裁判规则的，应当编发新的入库案例替换原有案例。第三，统筹规划，全面覆盖，回应司法需求。裁判文书网的文书数量庞大，但却存在案件类型、数量严重不对称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常见、多发案件数量畸多、无序堆叠；新型、少见案件数量畸少、甚至没有。人民法院案例库在建设之初就明确要求，对于案情类似，适用法律、司法解释相同，参考示范作用相同的案例，入库数量一般不超过2件，防止重复叠加。在建设案例库过程中，我们定期向全国法院通报入库案例的类型及数量情况，及时就存在制度空白、争议大的法律适用问题对报送案例提出要求，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入库案例最大限度覆盖所有罪名和案由。对于同一法条下的不同法律适用问题，也力争通过对应案例，实现规则指引的全面供给。例如，对于刑法第67条规定的自首制度，实践问题纷繁复杂，如“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的”“一经传唤即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自动投案后没有如实供述同案犯的”等情形能否认定为自首，每一项也要会有相应的参考案例纳入。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既需要汇聚全国法院之力，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人民法院案例库已收录2000余件参考案例，但是，与司法实践需求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案例数量和覆盖面还有较大差距。最高人民法院这次发布公告，就是为了拓宽参考案例来源、丰富案例库资源，面向有关机关、社会组织、法学院校、科研单位、专家学者、律师和有兴趣、有研究的公民个人等征集入库案例，进一步优化案例库建设模式。案例库建成之后，我们将为公众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检索服务，并探索引入专家评议和用户评价机制，确保入库案例能够更好发挥统一裁判标准、引领社会价值导向、助推全民遵法守法方面的积极作用。问：我们注意到，与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或许存在关联的是，中国裁判文书网近年的上网文书数量呈大幅下降趋势，这是否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深化司法公开的方向有所调整？答：中国裁判文书网自2013年设立以来，在推动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十年来，随着裁判文书网的文书数量增加、社会关注增多，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的飞速发展，存在的不足屡屡被提出诟病，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使用效果问题。具体而言，一是检索不便利。上网文书数量虽已过亿，但只是简单累加，缺乏关键词和裁判要旨，很难做到精准检索。二是标准不统一。一线法官反映，上网文书来自全国3500多个法院，对同类法律适用问题判法各异，不仅需要的案件难以找到，即便找到相似案件，也因规则、尺度不一，导致无所适从、无法参照。三是权威度不够。一些律师抱怨，上网文书缺乏官方权威认可，据此形成的检索报告、法律意见在不同层级、地区的法院不被认同，经常是花费很多精力检索，实际收效甚微。第二，权利保护问题。在域外许多国家，上网文书主要来自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等较高层级的法院，更侧重于释法析理。我国上网文书有大量基层法院审理的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案件，不仅规则意义有限，还承载着各类事实性、身份性信息。有的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因相关文书上网公开，找工作屡次被拒。有的当事人因婚前信息被上网文书披露，导致家庭不睦、夫妻反目。有的民营企业因涉诉信息公开，融资贷款受阻、商业合作困难、难以参与招投标，等等。因此，常常有当事人，包括公司、企业，提出投诉。第三，安全风险问题。裁判文书网建立之初，大数据“爬取”和分析技术还未普及。海量文书上网后，因为承载着大量国情社情信息，逐步成为各方关注的信息资源。有的商业公司将“爬取”的文书数据转化为法律检索、企业征信、人工智能“产品”营利，但未按安全、合规、可控要求管理，有些“黑灰产业”甚至据此从事敲诈勒索、信息倒卖、刷取流量等违法活动。针对上述问题，从2021年7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按照有关各方的反映、诉求和建议，采取了一些针对性整改措施。通过严格风险筛查、完善公开标准，每年上网文书数量从2020年的1920万件、2021年的1490万件降至2022年的1040万件。2023年1月至今，上网文书数量为511万件。可以说，自2021年以来，优化裁判文书公开机制的工作一直在有序开展，但从未“叫停”过文书上网。如前所述，为针对性解决裁判文书网使用不便、检索不准、标准不一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经研究，于2023年7月决定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与之前将裁判文书“上传了事、简单累加”的公开方式相比，案例库将收录对类案具有参考示范价值，并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认可的权威案例，未来将成为裁判文书网在应用和效能上的“升级版”。二者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并不是要以库代网、此开彼关。需要强调的是，“公开”与“公布”不能划等号，司法公开并不意味着所有司法信息都要在互联网上发布。按照宪法和法律，庭审依法公开进行，裁判文书经宣判并向当事人送达，就是在践行审判依法公开原则。司法公开既包括在线公开，也包括线下公开；既包括向当事人的公开，也包括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对不同形式、不同对象的公开，法律有着不同要求。尤其是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出台后，对司法公开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民法院司法公开工作，需要与时俱进深化、优化，关键是要落实宪法、法律规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充分满足当事人的参与权、知情权，方便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了解监督，又切实做好权利保障和风险防控工作，防止公民的正当权益、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及公共利益因不当公开受到不利影响。总之，人民法院持续推进阳光司法的努力方向不会变，通过深化、优化司法公开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司法服务的态度不会变！问：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之外又建立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主要基于什么考虑？裁判文书库的功能是什么？答：诉讼被称为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晴雨表”。海量的裁判文书数据，既是分析审判执行工作态势的重要依据，也是研判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重要参考。为了有针对性地加强审判管理、辅助司法决策、服务国家和社会治理，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建设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在四级法院专网内汇聚各类裁判文书。由于缺乏关键词和裁判要旨，裁判文书网存在的查询检索不便等问题，在裁判文书库同样存在，因此，裁判文书库主要并不是为了给法官办案提供类案查询，而是着眼于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司法大数据的分析应用，为制定司法政策、推进司法改革、提出司法建议等提供依据和参考。例如，通过分析全国法院驳回起诉、维持原判、发回重审等情况，可以及时发现、有针对性治理“程序空转”问题；通过分析特定批量诉讼情况，可以及时发现、有效治理虚假诉讼、“专利勒索”“猎杀式维权”问题；通过比对分析从律师代理案件胜诉情况与特定法院、特定法官之间的关系，可以梳理研判司法廉政方面的线索；通过分析一段时期相关案件数量异常升降情况，可以有针对性地向有关部门、行业提出完善管理治理的司法建议，等等。问：今后，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是否还会上网公开？下一步有什么考虑？答：现在对外公开的裁判文书网会继续发挥应有作用，同时，裁判文书上网的标准也需要优化、机制还需要规范，相关工作将按照严格依法、稳慎适当、依法监管的原则持续推进。第一，坚持严格依法原则。民事、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了公众可以查阅生效裁判文书，但并未要求生效文书必须在同一网络平台上集中公开。从全球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裁判文书也都仅在所在法院的官网上公布，许多国家的文书数据库还主要由商业公司在运营。下一步，我们将采取线上公开和线下查询相结合的方式，严格落实法律规定，充分保障公众依法查阅生效文书的权利。第二，坚持稳慎适当原则。包括公民、企业在内的许多当事人，都对之前自己等涉案裁判文书公布给个人、家庭、企业经营造成的影响提出意见，要求在互联网上发布文书应经本人或本单位同意。我们要综合考虑上述诉求，平衡各方利益。各级人民法院仍将定期在裁判文书网公布裁判文书，同时会更加稳慎地协调兼顾好满足公众知情权、监督权与保护数据、信息安全及个人隐私的关系，更加充分地发挥好案例、好文书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养公民法律意识、服务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促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的功能。第三，坚持依法监管原则。我们将加强监管，对相关商业机构不当使用裁判文书数据的行为进行约谈，引导督促其依法、合规使用数据，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制裁利用文书数据损害国家安全、司法权威，侵犯公民、企业合法权益，破坏市场秩序等非法行为，共同促进裁判文书网更加安全、有序、规范运行。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编辑：平钰骁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经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显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和本意见的规定决定是否立案。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予立案。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通报，对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表现突出的100个先进集体和150名先进个人予以表扬。通报指出，近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着力提升知识产权审判质量、效率、效果，有效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作出积极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希望受到表扬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切实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不断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通报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干警要以受到表扬的集体和个人为榜样，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不断增强做好新时代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牢固树立新时代能动司法理念，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健全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机制，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进一步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扎实推进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法〔2023〕20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予以表扬的通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知识产权审判是人民法院审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着力提升知识产权审判质量、效率、效果，有效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作出积极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鼓励先进、激励队伍，推进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等100个集体、俞惠斌等150名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希望受到表扬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切实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不断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干警要以受到表扬的集体和个人为榜样，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准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不断增强做好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牢固树立新时代能动司法理念，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健全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机制，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进一步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扎实推进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11月2日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进集体名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知识产权审判庭）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五庭（知识产权审判庭）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丰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四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三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监督庭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北塘中关村科技园中心法庭（互联网法庭）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春知识产权法庭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黄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杨浦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宝山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综合审判二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民事审判第三庭）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浙江省杭州互联网法院（杭州铁路运输法院）互联网审判第二庭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知识产权法庭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德清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民事审判第三庭）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合肥知识产权法庭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南昌知识产权法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南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东湖科学城人民法庭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知识产权法庭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马栏山人民法庭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知识产权审判庭）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专利审判庭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一庭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重庆知识产权法庭）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成都知识产权法庭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安知识产权法庭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速裁审判庭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兰州知识产权法庭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移风易俗和高额彩礼专项治理要求，妥善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本院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现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政务网、中国法院网、人民法院报等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提出宝贵意见，请在提出意见建议时说明具体理由。书面意见可寄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张灵若，邮编100745；电子邮件请发送至电子邮箱zgfmytlaw＠163.com，本次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23年12月26日。特此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二Ο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为正确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第一条【适用范围】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彩礼后，因返还产生的纠纷，适用本规定。第二条【禁止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彩礼的界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综合双方当地民间习俗、给付目的、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大小、给付人及接收人等因素，认定彩礼范围。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婚约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二）婚约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消费性支出；（三）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第四条【涉彩礼返还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主体资格】离婚纠纷中，一方一并提起返还彩礼诉讼请求的，当事人仍为夫妻双方。婚约财产纠纷中，婚约一方及其实际给付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婚约另一方及其实际接收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被告。第五条【已结婚登记并共同生活时彩礼返还的条件】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时间、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有无孕育子女、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判断彩礼数额是否过高，可以参考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等事实，并结合当地习俗确定。第六条【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彩礼返还的条件】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双方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共同生活时间、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有无孕育子女、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第七条【附则】本规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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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通过签订意向书或者备忘录等方式，仅表达交易的意向，未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或者虽然有约定但是难以确定将来所要订立合同的主体、标的等内容，一方主张预约合同成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016年以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未成年人犯罪持续保持全省最低位，重新犯罪率持续为零。对于建院20年，深耕少年审判工作20年的南浔区法院来说，薪火相传、久久为功，持续坚守未成年人法治关爱工作，只为护佑他们——走好人生路

为规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案件程序，推进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提升法律监督质效和司法公信力，促进司法公正，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办理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坚持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依法自觉接受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实现依法监督、依法纠错与维护司法权威有机统一；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把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盼落实到对司法活动的有效监督；坚持问题导向，解决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案件提出和办理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完善和规范相关工作机制，确保规定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意见》明确了办理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案件的基本原则；规范了检察机关提出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范围、程序和相关材料；规范了人民法院办理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案件的程序；明确提出探索建立和完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常态化工作联系机制；对于常态化实质性化解纠纷，统一法律适用，提升司法质效，进一步完善审判监督工作机制，具有现实意义。法发〔2023〕18号最高人民法院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祖国的未来属于下一代。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我国先后出台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发布相关指导文件，努力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成长环境。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202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调整少年审判工作机制，实行“三合一”管理，依托民一庭运行，进一步强化少年审判专业化建设。在审判理念上，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加强能动司法，促推源头治理，努力提升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现代化水平。为加强全社会的未成年人保护意识，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引导家长“依法带娃”，最高人民法院以未成年人保护为专题发布2023年第二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此批案例主要具有以下四方面特征。一是明确被抢夺、藏匿以及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也是家庭暴力受害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不仅侵害了父母另一方对子女依法享有的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而且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应当坚决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目睹家庭暴力特别是身体暴力，不仅会对其心理产生巨大冲击，还可能因被迁怒、误伤等原因受到身体伤害，长此以往甚至可能形成“以暴力解决一切”的错误观念，对其成长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出于健康成长的考虑，未成年人可以由其近亲属或者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等有关部门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蔡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为争夺抚养权，蔡某某的父亲先是暴力抢夺、藏匿蔡某某，导致年仅四岁的蔡某某近三百天未见到母亲；后不顾蔡某某哭喊阻止，暴力殴打蔡某某母亲，同时造成蔡某某面部受伤，导致蔡某某因极度缺乏安全感等心理问题接受心理治疗。此案中，尽管父亲的暴力殴打对象并不是孩子，抢夺行为亦与典型的身体、精神侵害存在差别。但考虑到孩子作为被抢夺、藏匿对象和暴力行为目击者，其所遭受的身体、精神侵害与父亲的家庭暴力行为直接相关，人民法院对蔡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请求予以支持，体现了司法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暴力行为的“零容忍”态度。二是强调发现机制对防止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关键性作用。预防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发现是基础和关键。未成年人因其智力尚未发育完全，自我表达能力欠缺，自我保护能力不强，对家庭特别是父母的依赖程度高，在遭受家庭暴力时难以主动寻求有效救济途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是除了家庭以外未成年人所在时间最长的场所，老师是发现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关键一环，其是否能够细心关注、及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发现程度。在唐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唐某某所遭受的家庭暴力就是由其所在幼儿园老师在检查时发现，幼儿园及时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有效制止了家庭暴力行为。在彭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学校老师收到彭某某的求助后及时报案，陪同彭某某在派出所做了笔录，并与妇联组织进行沟通，处置及时、反应高效，为防止未成年人继续遭受家庭暴力提供坚实后盾。在此，我们特别提示孩子们，如果遭受家庭暴力无人可说的，可以第一时间向老师报告；我们也呼吁广大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及工作人员，除了教书育人外，保护孩子身心健康是职责所在，更是托举孩子幸福人生的善举。对未成年人而言，学校及老师在其无家可归的危难情况下，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将成为其以后面临人生困难的温暖底色和强大支撑。三是明确离婚纠纷中，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已满两周岁、已满八周岁的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权有其各自优先考量因素，但这些因素均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为阻隔家庭暴力行为的代际传递，避免未成年人因家庭暴力受到身体、精神侵害，一般不宜由施暴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如在刘某某与王某某离婚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考虑到九岁儿童存在意思摇摆、意见多次反复的情况，从最有利于其成长角度判令由母亲直接抚养。在韩某某等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考虑到韩某某处于由单亲抚养的生活环境，人民法院在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了一项措施，即暂时变更直接抚养人，将未成年人与原直接抚养人进行空间隔离。这不仅可以使人身安全保护令发挥应有功效，也能保障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四是警示父母切勿以爱之名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不仅要引导孩子学知识、长本领，更要帮助孩子形成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但现实中，有的父母片面以学习成绩为唯一目标，忽视孩子正常的身体、心理成长规律；有的父母片面理解“爱之深，责之切”，动辄以打骂方式对孩子进行管教；有的父母不考虑孩子的真实意愿，强行推行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还有的父母将工作、生活中积累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不自主地宣泄到孩子身上。这些身体、精神侵害行为，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比如，在吴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父亲“望女成凤”的迫切心情，很多家长都深有体会，但其采取的冻饿、断绝与外界交流等方式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违背了未成年人的成长规律，禁止出门上学更是侵害了孩子的受教育权，名为“爱”实为“害”，必须在法律上对该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人民法院在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家庭暴力行为基础上，还通过责令施暴人接受矫治、对施暴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给父母“上课”。从根源上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全面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在此，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少年审判工作经验提示广大父母，每个孩子都是需要被尊重的独立个体，他们享有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基本民事权利。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时，父母要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以恰当的方式引导、教育子女健康成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希望通过发布的典型案例，引导全社会更加关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引导父母多倾听、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做孩子成长路上的好朋友与领路人！第二批案例案例一蔡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未成年子女被暴力抢夺、藏匿或者目睹父母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的，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关键词未成年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和谐稳定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繁荣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家庭暴力行为虽然发生在一“家”之内，但家暴不是家务事，它不仅侵害受害人个人合法权益、影响整个家庭和谐，也对社会安全稳定、树立文明新风产生重大影响，必须坚决予以否定和制止。2016年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表明了国家禁止任何形式家庭暴力的鲜明态度；2021年实施的民法典再次强调禁止家庭暴力；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对依法保护弱势群体，防止对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实施暴力也作出特别的保护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司法职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真做实干，常抓不懈。2022年，针对反家庭暴力法实施6年以来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难点、堵点，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全国妇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健康委共同发布《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并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精准对标家庭暴力受害人寻求司法救助时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细化完善家庭暴力发现机制、证据收集机制、执行联动机制等，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证据形式和证明标准，加大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惩罚力度。文件一经颁布，即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率逐年提升，为预防家庭暴力的发生或者再次发生提供制度保障。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为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反家庭暴力意识，对施暴人或者潜在施暴人形成法律震慑，同时也通过案例对审判实践中常见问题作出回应，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法院报送的反家暴案例中选出10个典型案例分两批发布。此次发布的第一批案例具有以下三方面特征。一是进一步明确精神暴力也属于家庭暴力。近年来，人民群众对家庭暴力的认知不再局限于身体暴力，向人民法院诉请禁止精神暴力的案件数量有所增加。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在审判实践中，除了经常性谩骂、恐吓等精神侵害外，还有其他行为也属于精神侵害。如本批典型案例中，丈夫李某采用喝农药、跳楼等自残自伤方式威胁妻子王某，虽然施暴人没有采取直接谩骂、威胁的方式，但其自残自伤行为使王某处于惊惧的心理状态，精神的不自由亦属于精神侵害，故人民法院对王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请求予以支持。这个案例丰富了精神侵害类型，明确精神暴力也是家庭暴力的司法裁判原则，对人民法院处理精神侵害案件具有借鉴意义。二是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快速反应优势。反家庭暴力工作，以预防为主。快速制止家庭暴力或者家庭暴力发生的现实危险，使受害人得到及时法律救助，是反家庭暴力工作的重中之重。基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时限性要求，同时，充分考虑不同人群收集、固定证据能力的差异性，使更多暴力情形得以有效规制，在证据标准方面，《规定》第六条第一款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待证事实的证明标准存在较大可能性，比一般民事案件中待证事实需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更低。比如，在李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李某提供了受伤照片、报警电话记录，而听证过程中李某丈夫对李某的受伤照片解释称是其自己摔倒所致，该解释不具有说服力，人民法院结合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情况，认定李某遭受丈夫家庭暴力存在较大可能性并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充分保障妇女合法权益。这个案例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存在家庭暴力情况，要及时保留照片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相关证据将作为人民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重要依据。在申请主体方面，考虑到恋爱、同居等关系中发生的暴力行为，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九条专门就恋爱、交友或者终止恋爱关系、离婚后，纠缠、骚扰妇女的行为明确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在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就有一个这样的案件。在林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人民法院对赵某在恋爱结束后骚扰、跟踪林某的行为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使家庭成员以外的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得以通过合法途径得到有效规制。三是强调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动作用。与一般民事案件不同，家庭暴力行为对受害人的身体、心理产生直接伤害，人民法院需要在办理具体案件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法保护好特殊群体利益。如在陈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人民法院充分考虑陈某已年逾七旬的实际情况，在收到申请后主动向属地派出所调取报警记录等材料，使陈某免于遭受奔波之苦。家和万事兴。对家暴零容忍，是社会共识，更是司法的态度。希望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学习、了解典型案例，不断提高反家暴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做新时代文明新风尚的建设者、维护者、笃行者！第一批案例案例一林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人身安全保护令可适用于终止恋爱关系的当事人关键词终止恋爱关系

推进中美友好事业——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23年11月15日，旧金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2023年11月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刘李峰、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吴景丽出席发布会，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王斌主持。图为发布会现场。随着我国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升，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成为广大城市家庭，尤其是有老年人、婴幼儿、残疾人家庭的迫切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让老百姓体会到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始终在人民群众身边。截至2023年10月，全国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已累计加装电梯近10万部，但加装电梯仍是老旧小区改造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问题。在电梯加装和使用过程中，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因需求和利益不同，容易产生纠纷。妥善化解邻里纠纷、为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事关千千万万家庭幸福安居、事关

电影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阵地，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识。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我国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能动司法，服务大局、司法为民，依法妥善审理一大批涉电影知识产权案件，积极服务保障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为加强电影领域法治宣传，进一步激发电影产业创新创造活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电影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典型案例既包括刑事案件，也包括民事案件，涉及盗录传播院线电影、保护作品完整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著作权合理使用、商业秘密保护等多方面内容，对于推动在法治轨道上加快建设电影强国具有积极意义。人民法院电影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目录1.马某予、马某松等侵犯著作权罪案〔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10刑初11号刑事判决书〕2.梁某平侵犯著作权罪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3刑初101号刑事判决书〕3.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与重庆云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5民初3828号民事判决书〕4.余某竹与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1122号民事判决书〕5.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俏佳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1）京73民终2496号民事判决书〕6.浙江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株式会社传奇IP确认不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杭州互联网法院（2021）浙0192民初10369号民事判决书〕7.新丽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派华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68514号民事判决书〕8.星辉海外有限公司与广州正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0）粤73民终2289号民事判决书〕1.马某予、马某松等侵犯著作权罪案〔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10刑初11号刑事判决书〕【基本案情】2016年6月至2019年2月，被告人马某予、马某松、文某杰、鲁某伙同他人以营利为目的，勾结影院工作人员非法获取电影母盘和密钥，利用高清设备翻拍、复制《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等上百部电影，将盗录复制的影片销售给“影吧”经营者，从中牟取不正当利益。【裁判结果】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某予、马某松、文某杰、鲁某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他人电影作品，共同实施制售盗版影片的行为，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且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对四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至55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本案是盗录传播院线电影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依法履行知识产权审判职责，严厉打击电影领域侵权盗版违法犯罪行为，对加强院线电影版权保护、促进影视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梁某平侵犯著作权罪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3刑初101号刑事判决书〕【基本案情】自2018年起，被告人梁某平指使王某航等人开发、运营“人人影视字幕组”网站及Android、IOS、Windows、MacOSX、TV等客户端，指使谢某洪等人从境外网站下载未经授权的影视作品，翻译、制作、上传至相关服务器，通过所经营的“人人影视字幕组”网站及相关客户端对用户提供在线观看和下载。“人人影视字幕组”网站及相关客户端内共有未授权影视作品32824部，会员数量共计约683万人，非法经营数额人民币1200万余元。【裁判结果】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某平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他人作品，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梁某平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本案影视作品众多且权利人分散，判决明确了侵犯著作权罪“未经授权”及侵权影视作品的数量认定等法律适用问题，依法追究组织者及主要参与者的刑事责任，严厉打击了严重侵犯电影著作权的犯罪行为。3.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与重庆云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5民初3828号民事判决书〕【基本案情】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享有动画片《葫芦兄弟》《葫芦小金刚》电影作品著作权，以及“葫芦娃”“葫芦小金刚”角色造型美术作品著作权。重庆云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媒科技公司）等以动画片中七个葫芦娃和葫芦小金刚等人物故事片段为基础，将原著作品人物音频数据承载的普通话替换为川渝方言，更改原著作品人物对话内容，制作形成多个《葫芦娃方言版》短视频，上传至网站及公众号发布传播。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以云媒科技公司等实施的上述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为由，诉至法院。【裁判结果】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云媒科技公司等共同制作涉案视频短片，刻意夸大使用方言中粗俗、消极、晦暗的不文明用语，更改原著作品人物对话内容，丑化原著作品人物形象，并将涉案视频短片上载到网络平台广为传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损害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构成著作权侵权。判决云媒科技公司等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共同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共同赔偿经济损失。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上诉。【典型意义】本案判决强调利用他人电影作品进行再创作，不得污损电影作品人物形象，不得夹带文化糟粕，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建立健康文明法治的电影行业规则具有正向引导作用。4.余某竹与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1122号民事判决书〕【基本案情】余某竹以笔名余某可在网站上发表其创作的小说《盛开的野百合》，并将该小说改编为同名剧本发送给峨眉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此后，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委托他人创作《芳华》电影剧本，与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等联合制作的同名电影上映。余某竹认为《芳华》电影在情节设置、人物关系、台词、歌舞组合上与其小说、剧本高度重合，构成实质性相似，已超越合理借鉴边界，构成对其改编权、摄制权的侵害，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等作为《芳华》电影出品方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裁判结果】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芳华》电影与余某竹作品在具体题材、故事脉络、主题上均存在明显差异。就作品情节而言，余某竹主张的多个雷同情节系客观事实和有限表达，不具有独创性，不应予以保护。余某竹所主张的诉争情节及其包含的台词、人物关系与《芳华》电影存在明显差异，读者和观众对其不会产生相似的体验，不构成实质性相似，故判决驳回余某竹全部诉讼请求。余某竹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判决明确了客观事实和有限表达不具有独创性，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在侵权比对时应当对其进行过滤。判决还明确了认定电影作品是否侵权时正确的比对内容和比对方法，依法保护了电影作品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对繁荣电影创作具有积极意义。5.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俏佳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1）京73民终2496号民事判决书〕【基本案情】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经授权取得了涉案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维权权利。上海俏佳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俏佳人公司）运营的“无障碍影视”APP提供了涉案影片完整内容的在线播放，其在涉案影片画面及声效基础上添加相应配音、手语翻译及声源字幕，但没有设置障碍者识别机制。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认为“无障碍影视”APP向不特定公众提供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无障碍版的在线播放服务侵害其信息网络传播权，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俏佳人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裁判结果】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著作权法规定的“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应当包含对该种“无障碍方式”的特殊限定，即应当仅限于满足阅读障碍者的合理需要，供阅读障碍者专用。俏佳人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面向不特定公众开放并不符合上述条件，不属于法定的合理使用情形，构成侵权。考虑到俏佳人公司的初衷是为了方便残障人士且涉案影片点击量较少等因素，酌定赔偿经济损失1万元。【典型意义】本案系全国首例涉无障碍版电影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判决明确“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合理使用情况仅限于供阅读障碍者专用，作为“合理使用者”应采取有效的“阅读障碍者”验证机制以排除不符合条件者。该案判决有利于准确落实我国已经加入的有关国际条约（《马拉喀什条约》），有利于全面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有利于规范无障碍版电影的制作发行。6.浙江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株式会社传奇IP确认不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杭州互联网法院（2021）浙0192民初10369号民事判决书〕【基本案情】韩国《热血传奇》游戏于2001年在中国推出，权利方株式会社传奇IP（以下简称传奇IP）在知悉《蓝月》电影即将在平台上线独播后，认为该电影侵犯游戏著作权，向平台发函要求停止发行电影。电影出品方向传奇IP发出起诉催告函，但传奇IP既不撤回警告也不起诉。电影上线后，浙江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电影著作权人以该电影不侵害上述游戏著作权为由诉至法院，请求确认不侵权。【裁判结果】杭州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游戏整体画面与电影在画面构成以及画面流畅度、镜头体验感、视听效果方面均截然不同，且对于选择、取舍和安排视听画面中的具体创作要素上存在实质性区别，判决确认不侵权。传奇IP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判决厘清了游戏整体画面与电影作品之间是否侵权的比对思路，指出在后创作的作品如果仅参考吸收在先作品的主题、构思等，但具体表达已脱离或不同于在先作品，即不构成侵权。该案判决有利于引导多业态文创发展繁荣，有利于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7.新丽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派华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68514号民事判决书〕【基本案情】新丽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丽公司）系电影《悟空传》的著作权人，其将该影片音频后期制作事宜委托北京派华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华公司）执行，双方签订合同并约定有保密条款。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派华公司违反保密约定将部分工作外包给案外人实际完成，并将新丽公司交付的电影素材以“WKZ”（即电影名称的拼音首字母）命名，通过百度网盘传输给案外人。该影片素材留存百度云盘期间，被不法分子破解，致使涉案电影在公映前通过互联网流出。新丽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派华公司停止披露涉案影片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公开发表声明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裁判结果】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派华公司违反保密约定向案外人披露涉案影片素材，并将素材上传至百度网盘并最终导致素材泄露于互联网，该两项行为均构成侵犯商业秘密。判决派华公司赔偿新丽公司经济损失300万元及维权支出30万余元，并公开声明消除影响。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上诉。【典型意义】本案是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对素材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的典型案例。影片素材属于商业秘密，参与电影制作过程的主体众多，参与电影制作的各方人员在电影制作全环节均负有严格的保密义务，违反保密义务即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案判决有利于促进电影制作过程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有利于保护参与电影制作的相关权利人的权利，有利于促进电影行业的繁荣发展。8.星辉海外有限公司与广州正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0）粤73民终2289号民事判决书〕【基本案情】香港电影《喜剧之王》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相关公众关注度高。广州正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凯公司）和李某持于2018年在微博、微信公众号中宣传被诉侵权电视剧《喜剧之王2018》为“连续剧版#喜剧之王#”，并在媒体宣传中称是改编自《喜剧之王》等。香港电影著作权人星辉海外有限公司诉至法院，主张正凯公司、李某持构成不正当竞争。【裁判结果】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综合考虑涉案电影在香港影院上映期间票房收入、电影上映前及上映期间宣传力度，以及电影授权视频网站播放量、媒体对电影持续报道程度、相关公众对于电影评价的参与程度等因素，可以充分证明涉案电影名称达到“有一定影响”的程度。正凯公司、李某持的行为构成仿冒混淆有一定影响的电影名称及虚假宣传，依法承担不正当竞争法律责任。【典型意义】本案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在香港上映的电影的名称依法予以保护，结合电影作品传播特点厘清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有一定影响”视听作品名称认定要件和考量因素，对加大电影作品保护力度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营造电影行业发展繁荣良好市场环境。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编辑：平钰骁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国家公园是我国最重要的自然生态空间，是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推进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切实加大自然生态保护力度。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标志着国家公园这项重大创新制度落地生根，国家公园建设迈入新台阶。2022年11月，我国出台《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明确了国家公园创建设立工作流程、主要建设任务和实施保障措施，遴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擘画了构建全世界最大国家公园体系的宏伟蓝图。高质量建设国家公园，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落实能动司法理念，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国家公园的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资源开发利用等各类环境资源案件，努力推动我国国家公园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为加强国家公园法治宣传，培养国家公园文化，传播国家公园理念，彰显人民法院保护国家公园取得的成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系列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本次发布十件典型案例，具有以下亮点。一是涉及诉讼种类多、保护范围广。本批典型案例包括环境资源刑事、民事及公益诉讼等不同诉讼类型，涵盖了环境资源审判领域的主要范围；涉及的国家公园既有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五个首批设立的国家公园，还有列入《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遴选的国家公园候选区的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体现了人民法院审理涉国家公园保护的案件诉讼种类多、保护国家公园范围广的特点。二是坚持能动司法。案例五王某民等六人滥伐林木、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及案例九张某彦、张某怡诉洋县林业局生命权纠纷案，人民法院对于审判中发现的国家公园管理方面的漏洞短板，没有机械司法、一判了之，而是积极延伸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主动融入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向行政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督促有关部门查漏补缺，是能动司法的生动实践。三是坚持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理念。案例三杨某等三人污染环境案，体现了人民法院加强对大熊猫国家公园毗邻区域环境污染行为的治理；案例四李某华等十一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人民法院对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猎捕-收购-运输-销售”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是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四是坚持最严法治原则。案例一郑某成、高某进、叶某东非法采矿案，对于非法开采国家战略性资源的行为，在法定刑幅度范围内从严处罚，并严格控制缓刑的适用，用司法利剑保障国家战略性资源的开发利用。案例七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李某清、叶某青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在行为人已被另案判处刑事责任的同时，严肃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体现了损害担责、最严法治的原则。案例八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检察院诉陆某燕等四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对于通过录制宰杀视频验货、网络支付、邮寄交货等方式非法收购、出售野生动物行为，依法严肃惩处，彰显了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的态度。五是坚持预防性司法。案例四李某华等十一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对于动物园经营者的犯罪人，为预防其利用从事野生动物收购、饲养、出售、运输等便利条件再实施此类犯罪，人民法院对其判处“禁止令”，体现了预防性司法理念。六是妥善处理民生、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案例二张某强非法制造枪支、非法狩猎案，对于刚刚脱贫的当地村民适用缓刑，避免刚脱贫的家庭因刑返贫，较好平衡了生态环境保护和民生保障之间的关系。案例六李某良、羊某理失火、羊某理非法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考虑到被告经济困难，准许其通过劳务代偿的方式履行异地生态修复义务，体现了司法对民生保障的关切。案例九张某彦、张某怡诉洋县林业局生命权纠纷案，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有关规定，对野生动物造成伤亡人员的家属请求有关部门给付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体现了兼顾野生动物保护与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双重目标。案例十青海某水电开发公司破产重整案，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促成案涉水电站全面复工，有效化解了企业破产纠纷，妥善处理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这十件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典型案件的依法妥善审理，充分展现了人民法院发挥生态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依法保护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自然资产的责任担当，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推动国家公园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国家公园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一、郑某成、高某进、叶某东非法采矿案 二、张某强非法制造枪支、非法狩猎案 三、杨某等三人污染环境案四、李某华等十一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五、王某民等六人滥伐林木、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年10月16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人格权保护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吴景丽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边永民出席发布会，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王斌主持。图为发布会现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今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强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中共中央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2023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暨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文峰、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孙萍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王斌主持。图为新闻发布会现场。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介绍了《意见》制定的有关情况及《意见》主要内容。一、《意见》的制定背景网络空间是现实社会的延伸，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要求以时代新风塑造和净化网络空间，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在信息网络上针对个人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信息的网络暴力行为，贬损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有的造成了他人“社会性死亡”甚至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扰乱网络秩序，破坏网络生态，致使网络空间戾气横行，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网络虽是虚拟空间，但绝非法外之地！让网暴者受到应有法律制裁，依法维护公民权益，净化网络生态，是回应社会关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在刑法上，网络暴力行为主要适用的罪名是侮辱罪、诽谤罪。根据刑法规定，侮辱罪、诽谤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近年来，侮辱、诽谤刑事案件增长明显，其中不少为网络侮辱、诽谤案件，与此同时，作出有罪判决的比例却很低。以诽谤刑事案件为例。2022年人民法院一审收案618件，比2013年（126件）增长了近四倍；其中，绝大多数是由被害人自诉提起，检察机关公诉的只有29件，仅占4.69%。当年共审结诽谤刑事案件587件，其中，不予受理的271件，占46.17%；驳回起诉的110件，占18.74%；准予撤诉的97件，占16.52%；作出判决的只有79件，仅占13.46%，其中判决有罪的仅有43人。案件数量大幅增长、有罪判决极少的巨大反差，一方面与自诉人在确认网络暴力侵害人、收集证据等方面存在现实困难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侮辱、诽谤刑事案件的公诉标准缺乏细化指引、“门槛过高”有关。依法惩治网络暴力犯罪，关键在于要根据网络侮辱、诽谤的特点，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标准，畅通刑事追诉程序，为网暴被害人及时提供有效法律救济，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人格权利受到保护、公平正义就在身边。鉴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立足执法司法实践，在中央网信办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证完善，共同研究制定了《意见》。《意见》制定过程中，我们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引发了热烈反响，有关方面人士通过线上线下方式提出了5万余条意见建议，为完善文件规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我们谨向社会各界，向关心、支持网络暴力治理工作的广大公众，致以诚挚的谢意！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本《意见》是“两高一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走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的具体举措。我们相信，《意见》的发布施行，对于进一步提升网络暴力治理成效，有效维护公民权益，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二、《意见》的主要内容《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意见》共20条，主要包括十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网络暴力的罪名适用规则。《意见》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网络暴力行为的性质认定作了指引性规定。具体而言，在信息网络上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以侮辱罪、诽谤罪定罪处罚；组织“人肉搜索”，违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此外，对借网络暴力事件实施的恶意营销炒作行为，可以适用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所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不依法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行为，可以适用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二是明确网络暴力违法行为的处理规则。对网络暴力行为，应当坚持多元共治，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意见》规定，实施网络侮辱、诽谤等网络暴力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三是明确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政策原则。《意见》要求，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应当体现从严惩治精神，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公平正义。坚持严格执法司法，对于网络暴力违法犯罪，依法严肃追究，切实矫正“法不责众”的错误倾向。要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恶意推波助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意见》同时规定，具有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实施网络暴力，组织“水军”、“打手”等实施网络暴力，编造“涉性”话题侵害他人人格尊严，利用“深度合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布违法信息，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发起、组织网络暴力等情形的，依法从重处罚。四是明确网络暴力违法犯罪与合法行为的界限。《意见》规定，通过信息网络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或者违法违纪行为，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或者明知是捏造的事实而故意散布的，不应当认定为诽谤违法犯罪。针对他人言行发表评论、提出批评，即使观点有所偏颇、言论有些偏激，只要不是肆意谩骂、恶意诋毁的，不应当认定为侮辱违法犯罪。五是明确公安机关协助取证的工作要求。根据刑法规定，对于被害人就网络侮辱、诽谤提起自诉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害人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意见》重申刑法规定，同时明确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人民法院要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及时查明网络侮辱、诽谤的行为主体，收集相关信息传播扩散情况以及造成的影响等证据材料。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为公安机关取证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协助。六是明确网络侮辱、诽谤刑事案件的公诉标准。根据刑法规定，实施侮辱、诽谤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应当依法提起公诉。《意见》规定，对网络侮辱、诽谤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适用公诉程序：（1）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社会影响恶劣的；（2）随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大量低俗、恶意评论，严重破坏网络秩序，社会影响恶劣的；（3）侮辱、诽谤多人或者多次散布侮辱、诽谤信息，社会影响恶劣的；（4）组织、指使人员在多个网络平台大量散布侮辱、诽谤信息，社会影响恶劣的；（5）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形。七是明确网络侮辱、诽谤刑事案件自诉转公诉的衔接程序。《意见》规定，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网络侮辱、诽谤行为，公安机关已经作为公诉案件立案，被害人同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可以请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并将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原自诉人可以作为被害人参与诉讼。被害人在公安机关立案前提起自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有关网络侮辱、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八是依法支持针对网络暴力的民事维权。《意见》规定，针对他人实施网络暴力行为，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受害人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权利人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申请，依法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九是明确网络暴力案件的公益诉讼规则。《意见》规定，网络暴力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所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不依法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暴力治理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可以依法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协助。十是能动履职促进网络暴力综合治理。《意见》要求，办理网络暴力案件，应当依法及时向社会发布案件进展信息，澄清事实真相，消除网络暴力的不良影响，以减轻对被害人的伤害，帮助被害人走出困境；开展法治宣传，充分发挥执法办案的规则引领、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作用，教育引导广大网民自觉守法，引领社会文明风尚；深入分析滋生助推网络暴力发生的根源，促进对网络暴力的多元共治，从根本上减少网络暴力的发生，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此外，与本《意见》同步发布的，还有一批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编辑：张玉玲

公安部2023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

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典型案例目录一、吴某某诽谤案二、常某一等侮辱案三、王某某诉李某某侮辱案四、刘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五、汤某某、何某网上“骂战”被行政处罚案六、李某某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案七、王某某等诉龚某名誉权纠纷案一、吴某某诽谤案——网上随意诽谤他人，社会影响恶劣的，依法应当适用公诉程序【基本案情】被告人吴某某在网络平台上以个人账号“飞哥在东莞”编发故事，为开展地产销售吸引粉丝、增加流量。2021年11月19日，吴某某在网上浏览到被害人沈某某发布的“与外公的日常”贴文，遂下载并利用贴文图片在上述网络账号上发布贴文，捏造“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赠送礼金、公寓、豪车”。上述贴文信息在网络上被大量转载、讨论，引起网民对沈某某肆意谩骂、诋毁，相关网络平台上对上述贴文信息的讨论量为75608条、转发量为31485次、阅读量为4.7亿余次，造成极恶劣社会影响。此外，被告人吴某某还针对闵某捏造并在网上发布诽谤信息。广东省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以诽谤罪对吴某某提起公诉。【裁判结果】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吴某某在信息网络上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且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综合被告人犯罪情节和认罪认罚情况，以诽谤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某有期徒刑一年。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传统侮辱、诽谤多发生在熟人之间。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最大限度修复社会关系，刑法将此类案件规定为告诉才处理，并设置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例外情形。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侮辱、诽谤的行为对象发生重大变化。以网络暴力为例，所涉侮辱、诽谤行为往往针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实施，受害人在确认侵害人、收集证据等方面存在现实困难，维权成本极高。对此，要准确把握侮辱罪、诽谤罪的公诉条件，依法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网络侮辱、诽谤案件提起公诉。需要注意的是，随意选择对象的网络侮辱、诽谤行为，可以使相关信息在线上以“网速”传播，迅速引发大规模负面评论，不仅严重侵害被害人的人格权益，还会产生“人人自危”的群体恐慌，严重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应当作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重要判断因素。本案即是随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的网络暴力案件，行为人为博取网络流量，随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捏造低俗信息诽谤素不相识的被害人，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大量负面评论，累计阅读量超过4亿次，社会影响恶劣。基于此，办案机关认为本案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情形，依法适用公诉程序，以诽谤罪对被告人定罪判刑。二、常某一等侮辱案——网络侮辱造成被害人自杀，社会影响恶劣的，依法应当适用公诉程序【基本案情】2018年8月20日，被告人常某一之子在德阳某游泳馆游泳时，因与安某某发生碰撞后向安某某作吐口水动作，被安某某丈夫乔某某将头按入水中并掌掴。常某一闻讯与安某某、乔某某发生争执，并进入游泳馆女更衣室与安某某发生肢体冲突。公安民警接警后调解未果。次日上午，常某一、周某（另案处理）到乔某某单位反映上述情况，要求对乔某某作出处理，并拍摄该单位公示栏中乔某某姓名、职务、免冠照片等；下午，被告人常某一和被告人常某二（常某一堂妹）等人到安某某单位，要求立即处理安某某，并吵闹、言语攻击安某某，引发群众围观。常某一通过安某某单位微信公众号获取其姓名、单位、职务、免冠照片截图。此后，被告人常某一、常某二和被告人孙某某（常某一表妹）将乔某某、安某某的相关个人信息与上述游泳池事件视频关联，通过微信群、微博发布带有情绪性、侮辱性的贴文和评论，并推送给多家网络媒体。涉案游泳池事件被多家媒体报道、转载，在网络上引发大量针对乔某某、安某某的诋毁、谩骂。其间，乔某某、安某某通过他人与常某一联系协商未果。同月25日，安某某服药自杀，经抢救无效死亡。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检察院对常某一等提起公诉。【裁判结果】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常某一、常某二、孙某某利用涉案泳池冲突事件煽动网络暴力，公然贬损被害人人格、损坏被害人名誉，造成被害人安某某不堪负面舆论的精神压力而自杀身亡。综合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自首、悔罪表现以及被害人乔某某过错情况，以侮辱罪判处被告人常某一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被告人常某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被告人孙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宣判后，被告人常某一提起上诉。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与线下暴力直接造成人身伤害不同，网络暴力主要通过发布、传播信息，损害他人名誉、尊严等人格权益，实质是语言暴力。由于网络的特殊性，加之网络暴力信息“夺人眼球”，所涉信息极易在互联网空间被海量放大，快速扩散、发酵形成舆论风暴。网络暴力所引发的群体性网络负面言论，使得被害人面对海量信息的传播而无所适从、无从反抗，导致“社会性死亡”甚至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近年来，网络暴力引发的悲剧接连发生，亟需依法予以严惩。本案即是网络暴力引发严重后果的案件，行为人发布侮辱性言论，并通过网络推送，引发大量针对被害人的网络诋毁、谩骂，造成被害人自杀的严重后果，社会影响恶劣。基于此，办案机关依法适用公诉程序，以侮辱罪对三名被告人定罪判刑。三、王某某诉李某某侮辱案——网上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构成侮辱罪【基本案情】自诉人王某某曾与被告人李某某交往，其间，李某某拍摄了王某某裸照。两人分手后，被告人李某某在自诉人微信粉丝群（成员400余人）内发布“爆料”文章，并配有自诉人裸照、“有偿约炮”“床照”等文字。2018年6月至7月，被告人将上述文章、照片编辑后分期在微博账号上发布，相关贴文被转发2万次，评论115次，点赞1033次，引起网民大量嘲讽攻击，给自诉人造成极大心理压力。被告人还在有关网络平台公开前述贴文的网络链接，被多个粉丝众多的网络账号转发，个别账号粉丝超过100万。【裁判结果】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李某某为泄私愤，利用信息网络发布自诉人私密照片、侮辱性文字等信息，公然侮辱自诉人，致使相关信息被大量转发，其行为已构成侮辱罪。综合考虑被告人坦白、认罪等情节，以侮辱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宣判后，李某某提出上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构成侮辱罪。由于网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网络侮辱等网络暴力行为的社会危害更加突显，集中表现为传播范围更大、传播速度更快。对于网络侮辱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应当根据侮辱信息的具体情形、传播范围，以及行为手段、造成危害后果等因素，综合评价对被害人社会评价、人格尊严的损害程度，依法准确作出认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考虑到手机等移动网络终端已广泛普及，单纯依据相关信息的浏览数量入罪应当特别慎重，以确保案件处理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本案即是网络侮辱案件，行为人发布包含被害人裸照等私密信息的网络贴文，并肆意发布低俗侮辱言论，致使相关信息大规模传播，严重损害被害人人格尊严，应当认为“情节严重”。基于此，人民法院以侮辱罪对被告人李某某定罪判刑。四、刘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购买并通过信息网络发布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基本案情】2019年1月至5月间，被告人刘某某为泄愤报复网络主播李某某，从他人处购买李某某及其父母的姓名、年龄、住址、身份证号码、照片等个人信息。刘某某编辑上述照片等信息并添加诅咒文字后，通过几十个网络账号多次发布，称“李某某的身份证号，大家拿去借网贷”，相关网络贴文的阅读量达1万余次，引起大量负面评论。刘某某还利用网络账号大量添加被害人李某某粉丝，以私信发送李某某照片等个人身份信息，并扬言要蹲点杀害李某某。被害人李某某2019年4、5月间直播收入减少4万余元，大量粉丝对其取消关注。【裁判结果】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刘某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造成被害人经济损失，严重影响被害人生活，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综合考虑被告人坦白、退赃等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二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网络暴力所涉行为类型多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即为类型之一。特别是，通过“人肉搜索”“开盒”等，在网络上非法曝光他人隐私、发布公民个人信息，导致网络暴力直接针对具体个体，危害更加严重，甚至还可能转化为网下暴力，进而对人身权益带来直接损害。基于此，对网络暴力所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必须严厉惩治，以有效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本案即是通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的网络暴力案件，行为人购买个人信息并通过网络对外发布，严重侵犯被害人个人信息权益，且对被害人正常工作、生活造成严重滋扰，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基于此，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被告人刘某某定罪判刑。五、汤某某、何某网上“骂战”被行政处罚案——对尚不构成犯罪的网络暴力行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基本案情】2023年2月，汤某某和何某因琐事多次发生冲突，未能协商解决。后双方矛盾日益激化，于同年6月在多个网络平台发布视频泄愤，相互谩骂。随着“骂战”升级，二人开始捏造对方非法持枪、抢劫、强奸等不实信息，引发大量网民围观，跟进评论、嘲讽、谩骂，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处理结果】云南省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依法传唤汤某某、何某，告知双方在网络上发布言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侵犯他人名誉或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据此，依法对汤某某、何某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并责令删除相关违法视频。【典型意义】网络暴力行为类型复杂多样，危害程度差异较大。基于此，在依法严惩网络暴力犯罪的同时，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做好行刑衔接工作，贯彻综合治理原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六）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据此，对于实施网络诽谤、侮辱等网络暴力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本案即是网络暴力治安管理处罚案件，行为人实施网络“骂战”，相互谩骂、诋毁，在损害对方名誉权的同时，破坏网络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责令删除违法信息，教育双方遵守法律法规，及时制止了网络暴力滋生蔓延和违法行为继续升级。六、李某某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案——为避免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基本案情】自2022年5月至2023年4月，被告张某某使用其拥有40万粉丝的网络账号直播40余次，发布针对李某某的视频，其中含有大量谩骂和人身攻击言辞。引发网民围观，跟进评论、嘲讽、诋毁。同时，张某某还组建粉丝群，煽动他人辱骂李某某。李某某据此向法院提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诉讼。案件审理期间，经法庭释明后，张某某仍每晚定时直播，继续针对李某某发布相关侵权言论，并公开李某某数位身份证号码。2023年7月6日，李某某向法院提出人格权侵害禁令申请。【裁判结果】北京互联网法院裁定认为：结合张某某既往行为和本案实际情况，其正在实施侵害行为，且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可能性较大。涉案直播视频播放量较高，若不及时制止，将极大增加原告李某某的维权负担，导致侵权影响范围、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据此，依法作出裁定，责令张某某立即停止在涉案账号中发布侵害李某某名誉权的内容。该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被申请人张某某已停止相关行为。【典型意义】网络暴力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实施，与现实空间之中的侵害行为具有明显不同。特别是，网络暴力的强度及其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损害程度，往往与网络暴力信息的传播速度、规模直接相关联。基于此，阻断网络暴力信息扩散、发酵往往具有急迫性，需要采取紧急措施，避免对合法权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对此，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据此，权利人对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网络暴力行为，在提起民事诉讼时，还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依法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本案即是依法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案例，被告发布相关侵权信息的持续时间较长、信息受众群体规模巨大，对原告名誉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人民法院根据原告申请，在一周内即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及时制止了被告继续实施相关行为，有力维护了受害人合法权益。七、王某某等诉龚某名誉权纠纷案——为有效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可以判令行为人通过公开道歉等方式消除不良影响【基本案情】王某某、高某夫妇与龚某系邻居，双方因邻里琐事产生矛盾。2022年6月，龚某在成员百余人的“互帮互助群”和“邻里互助群”小区微信群内，发布针对王某某夫妇家庭生活、子女教育及道德品行方面的言论。王某某、高某认为龚某的言论给其造成了精神痛苦，导致了其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损等后果，向法院提起名誉权纠纷诉讼，请求判令龚某在上述微信群内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裁判结果】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龚某在百余人的小区微信群内发布的针对王某某、高某夫妇的涉案言论，易使涉案微信群内的其他成员陷入错误判断，造成其人格受贬损、名誉被诋毁及社会评价降低的后果，故认定龚某发表的涉案言论构成侵犯王某某、高某名誉权，判决龚某在涉案两个微信群内以书面形式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判决生效后，因涉案微信群之一已解散，在执行法官见证下，龚某逐户上门说明情况，同时在楼道口张贴致歉公告。【典型意义】网络暴力信息往往具有传播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社会危害大、影响消除难的特点。办案机关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澄清事实真相，有效消除不良影响，是遏制网络暴力危害、保障受害人权益的重要方面。对于相关民事案件，除了让被告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外，还可以判令其通过公开道歉等方式，及时消除不良影响，实现对受害人人格权的有效保护。本案即是判令行为人公开道歉的案例，被告涉案言论在小区微信群传播，影响受害人的日常生活，对其社会评价造成不良影响。基于此，为受害人及时消除不良影响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人民法院结合具体案情，在涉案微信群解散、不具备线上执行条件的情况下，由执行法官全程陪同被告逐户上门说明情况、澄清事实，不仅为受害人有效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还教育引导社会公众自觉守法，引领社会文明风尚。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编辑：段茜茜

2023年9月，在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联合开展全国“质量月”活动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批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加强以案释法，有力震慑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形成全社会共同维护药品安全的浓厚氛围。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国计民生，事关社会大局稳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药品安全工作，强调以“四个最严”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坚持产管并重，严把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各级人民法院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严惩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2013年至2022年，全国法院共审结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以及妨害药品管理罪一审刑事案件2.8万余件，判决人数3.8万余人。此次公布的5起案件均与人民群众日常用药安全息息相关，涉及进口药品、疫苗、医疗美容药品、特病药品、口腔科非处方药品等不同药品类型，包括网络犯罪、消毒产品冒充药品、医保骗保等典型犯罪手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多名被告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被处以高额罚金，体现了人民法院坚持人民至上、从严惩治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最高人民法院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药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压实主体责任，依法审判，能动司法，把维护药品安全、保障人民健康落到实处。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目录案例一：黄某霖等生产、销售假药案——使用辣椒油等非药品生产黄道益活络油等药品案例二：闫某销售伪劣产品案——将四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拆分后销售给受种者案例三：张某松等生产、销售假药案——用“冻干粉”假冒肉毒素销售案例四：杨某鱼、蔡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非法收购、销售医保骗保药品案例五：未某等生产、销售假药案——将消毒产品冒充药品销售案例一：黄某霖等生产、销售假药案——使用辣椒油等非药品生产黄道益活络油等药品简要案情2019年12月起，被告人黄某霖通过网络从广东、江苏等地购买生产设备及药水、空瓶、瓶盖、标签等原材料，雇佣卢某荣、柯某来、章某辉、章某花、林某娟（均另案处理）等人在福建省莆田市使用辣椒油、热感剂等非药品灌装生产假冒黄道益活络油、双飞人药水、无比滴液体，后通过电商平台以明显低于正品的价格销售牟利，销售金额共计639万余元，获利40余万元。2019年12月至2020年5月，被告人柯某云明知被告人黄某霖生产、销售假药，仍与黄某霖共同灌装、贴标、包装黄道益活络油，用自己的身份信息注册网店并负责客服工作，提供自己身份信息注册的支付宝账号用于黄某霖购买原料以及销售假药收款，销售金额共计308万余元。经莆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涉案黄道益活络油、双飞人药水、无比滴（港版）、液体无比滴S2a（日版）、液体无比滴婴儿（儿童版）5个涉案产品均为假药。裁判结果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霖、柯某云生产、销售假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柯某云在与黄某霖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结合其情节和作用，依法予以减轻处罚。黄某霖、柯某云均认罪认罚。据此，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被告人黄某霖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一百万元；判处被告人柯某云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典型意义互联网为人民群众购药提供了便利，同时也给药品监管和打击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带来了新的挑战。违法犯罪分子通过互联网能够更容易地购买制售假药的设备、原材料，销售渠道也更加便捷，假药加工网点往往设置在出租屋等隐蔽场所，增加了监管和打击难度。被告人灌装假药后通过网店销售，在一年半的时间内销售金额即达639万余元，严重扰乱了药品监管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应依法严惩。本案也提醒广大消费者，要从正规的网络交易平台购买药品，以确保用药安全。案例二：闫某销售伪劣产品案——将四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拆分后销售给受种者简要案情2020年4月至2021年5月，被告人闫某任吉林省敦化市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计划免疫科科长，负责四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俗称四价宫颈癌疫苗）的销售、接种和管理工作。闫某为获取非法利益，将由其本人负责销售、接种的450支四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只能供给150名受种者受种，每名受种者受种3支、每支0.5毫升）以抽取原液的方式，将1支足量疫苗拆分成2支至4支疫苗，拆分后的疫苗每支约0.1毫升。之后，闫某以每人2448元的价格将拆分后的四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销售给306名受种者，销售金额共计74万余元。闫某将非法收取的疫苗款用于偿还贷款及日常花销。案发后，闫某上缴违法所得70余万元。裁判结果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闫某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将四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进行拆分，以不合格疫苗冒充合格疫苗销售给受种者，销售金额达74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闫某具有坦白情节，认罪认罚，并主动上缴部分违法所得。据此，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闫某有期徒刑八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典型意义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适龄女性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是预防宫颈癌的有效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发生率。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属于非免疫规划疫苗，在我国尚未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或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按照自费自愿的原则接种。随着人民群众健康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适龄女性开始主动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一度造成市场上高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供不应求的现象。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生产、销售伪劣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严重影响疫苗的接种效果和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案例三：张某松等生产、销售假药案——用“冻干粉”假冒肉毒素销售简要案情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被告人张某松、张某林兄弟二人为非法获利，在广东省广州市将购买的裸瓶“冻干粉”改换包装后假冒不同品牌肉毒素（注射用A型肉毒毒素），以每支15元的价格多次向袁某兰（另案处理）等人销售共计13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奋力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这些重要论断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法工作和法院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7月13日，全国大法官研讨班开幕，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强调，稳中求进、守正创新，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大法官研讨班精神，即日起，本报推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系列工作主题报道，以全国大法官研讨班形成共识的工作部署落实情况为切入点，充分展现人民法院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从审判理念、审判机制、审判体系、审判管理等方面整体推进、系统落实，奋力推进审判工作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和具体成果。敬请关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民主协商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在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大局中，当民主协商、法治保障这两种力量相向而行、同频共振，会产生怎样的治理效果？又会迸发出怎样的社会活力？内蒙古法院积极探索与人民政协建立诉前调解机制——多元解纷“上新”

本法规定不影响外国的外交代表机构、领事机构、特别使团、驻国际组织代表团、派往国际会议的代表团及上述机构的相关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特权与豁免。

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对下监督指导工作成效显著——强化监督指导

机关党建与司法审判工作融合发展不够深入，严重影响和制约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司法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本课题组以最高人民法院机关为范本，先后到25个基层党组织进行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交流36场，与280名同志进行个别访谈，向全院发放并收回有效调查问卷1376份。从调研情况看，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和直属单位各党组织聚焦“四强”党支部建设，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对党建工作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看重法官身份、淡忘党员身份”“重审判业务、轻政治建设”的现象明显改变，院机关党建工作实现新发展。但各党组织在推动党建和司法审判工作深度融合、以党建促进提升业务工作质效方面还存在差距和不足，必须采取有力举措推动深度融合发展。一、着眼形成机关党建和司法审判工作融合发展自觉，在思维理念上推动深度融合。教育引导广大干警深刻认识深度融合的重要意义，深刻把握机关党建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的职责定位，找准党建工作与司法审判工作、党建要求与党员干警需求、理论学习与审判执行工作的结合点，以党性自觉指导做好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司法审判工作，抓实建强干部队伍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做深做实能动司法，进一步增强推动机关党建和司法审判工作深度融合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二、始终把讲政治贯穿于司法审判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在政治建设上推动深度融合。坚持司法审判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持续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干警深刻理解“人民法院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机关，也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机关”，引导党员干警在清理长期未结案件等攻坚行动中接受政治历练、党性锻炼。站稳司法审判工作人民立场，时刻牢记公平正义的感受主体是人民群众，讨论案件围绕人民性是否落实，审理案件树立“如我在诉”的共情意识，释法析理、回应诉求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有力推进“有信必复”，做实诉源治理，规范执行行为，厚植党的执政根基。实现司法审判“三个效果”有机统一，依托党内组织生活提升政治能力，组织干警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办案情况、思想困惑、认识误区开展讨论，有效破解思想跟不上、理念不适应的问题，以能动履职体现政治担当。三、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促进新时代能动司法，在思想建设上推动深度融合。在学用结合上下功夫，探索建立“政治教育课+业务交流课”融合开展模式，探索形成“分享—交流—点评”理论学习方式，探索开展“党建+业务”案例分享活动，将疑难复杂案件处理融入学习内容，充分发挥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司法审判工作的指导作用。在创新载体上下功夫，将主题党日、联学联建、基层联系点活动与外出办案、业务座谈、调查研究、对下指导等融为一体，充分发挥党建活动对业务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在务求实效上下功夫，创新设计教育培训课程，特别是邀请审判专家、业务骨干现场授课，组织学员针对典型案件进行讨论交流，同时围绕入党流程、有关会议组织召开等进行情景模拟、角色扮演，增强学习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有效破解能力素质短板。四、充分发挥党支部在司法审判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在组织建设上推动深度融合。健全优化党组织设置，努力把党组织全覆盖拓展到审判执行的基本单元。规范加强党小组建设，推动党员主审法官或所在处室党员主要负责人担任党小组组长。持续推进“四强”党支部建设，将开展党的组织生活、设立党员先锋岗、开展岗位建功等活动，与落实“有信必复”、清理长期未结案件等工作有效结合。认真落实谈心谈话制度，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向审判执行工作一线延伸，及时发现解决干警在执法办案中的现实思想问题。建立为干警办实事制度机制，积极协调落实从优待警各项政策，营造凝心聚力、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五、持之以恒强化正风肃纪促进司法作风建设，在纪检监察上推动深度融合。健全完善机关纪委监督工作机制，强化政治监督、做实日常监督，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贯通党纪监督与政务督查，强化对各党组织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院党组工作要求、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三个规定”执行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用好身边反面典型，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定期通报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以重大案例剖析为契机，以重要特殊群体为对象，适时开展专项警示教育。六、建立完善机关党建和司法审判工作融合发展机制，在制度机制上推动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党建责任制，各党组织年初书面报告上一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坚持机关党建和审判业务工作一体考核评价，把党建工作纳入单位绩效管理和干警个人考核方案，把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作为领导干部评优评先、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开展基层党建品牌创建活动，总结推广深度融合的经验做法，定期举办党建与业务融合交流会。建立党务廉政专员经验交流机制、队伍建设分析机制和专兼职党务干部任职培训制度，实现党务和业务能力双提升，促进机关党建和司法审判工作深度融合，推动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司法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源：人民法院报作者：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党委丨编辑：逯璐

推动诉源治理”典型案例——推动源头治理篇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第146号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青光人民法庭因地制宜

2023年8月22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肖毅受贿、滥用职权一案，对被告人肖毅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查封、扣押在案的肖毅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21年，被告人肖毅先后利用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江西省抚州市委书记、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开发和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5亿余元，其中5782万余元尚未实际取得；2017年至2021年，肖毅在担任抚州市委书记期间，违背新发展理念，违反国家规定，为从事虚拟货币计算生产业务的企业在财政补贴、资金支持、电力保障等方面提供帮助，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肖毅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滥用职权情节特别严重。鉴于肖毅部分受贿系未遂，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所得及其孳息已全部查扣到案，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依法可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记者：孙航丨编辑：张玉玲

针对新型网络侵权行为，北京互联网法院依法审理相关案件、加强救济预防——以公正司法强化人格权保护核心阅读

近年来，跨境赌博违法犯罪问题日趋严重，严重破坏社会管理秩序，严重危害我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为更深入了解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以来跨境赌博违法犯罪情况，将跨境赌博打击治理工作向纵深推进，根据我院关于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部署，刑五庭就跨境赌博治理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全面深入了解情况、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形成报告如下：一、基本情况1.跨境赌博犯罪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网络赌博具有运作成本低、服务器在境外、资金结算方便，且较易逃避打击等特点，赌博集团已开始将赌博业务由线下实体赌场转向线上进行隐蔽运作，并不断发展推广代理，利用区块链、加密通讯、虚拟货币等新兴技术逃避打击。赌场赌博和网络赌博深度结合，形式逐渐多样化。2.上下游黑灰产业呈现“多业态”趋势。跨境赌博违法犯罪链条长，其技术支撑、支付结算、推广引流等环节，催生大量帮助信息网络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地下钱庄、跑分洗钱等上下游黑灰产业。在线下，此类犯罪涉及旅游劳务、出入境管理等领域部门。在线上，又同时涉及金融管理、跨境数据、网络管理等领域部门。3.跨境赌博犯罪案件总体呈上升趋势。2021年以来跨境赌博犯罪案件数增长幅度大，2022年虽有所回落，但预计2023年还将保持高位态势。其中，利用网络跨境开设赌场的犯罪高发，大要案多发，涉案金额高，社会影响大。二、存在的问题1.打击治理难度加大。跨境因素已成为打击治理涉赌犯罪的重要制约因素。一些赌博犯罪集团、团伙转移至境外搭窝设点，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法律体系以及社会治理能力落差逃避打击，造成立案难、取证难、涉案资金冻结扣押难等。同时，一些将银行、第三方支付等多种支付服务方式融为一体的支付服务应运而生，也增大了打击治理的难度。2.案件审理难度加大。跨境赌博犯罪网络化、运营集团化等特征，导致案件涉案人数多、涉及地域广、涉赌资金额大。近年来，重大案件数量增加，且关联案件多，分别由不同地区司法机关办理，统筹指导难度大。3.协调配合难度加大。跨境赌博犯罪社会渗透深，犯罪链条长、隐匿性强，取证难度大，涉及程序多，需要完善联动衔接机制。一是调查取证、证据审查需统一标准。二是指定管辖、财产查冻处置等程序需强化联动。三是大量涉及认罪认罚、缓刑适用、不诉处理、行刑对接等问题需统一认识。4.适用法律难度加大。目前比较突出的法律适用问题主要有：一是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界定标准不明确。两罪客观行为相互交织，区分适用存在困难。二是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数额巨大”和“情节严重”的适用标准不明确。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作为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三款，刑法条文并未直接规定法定刑，而是表述为“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属于援引规范。与开设赌场罪的处罚规定相比，该罪中援引规范的明确性程度较低。三是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标准适法存在不平衡。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开设赌场罪的第一档的最高刑和第二档的最低刑“三年有期徒刑”修改为“五年有期徒刑”。由于新型赌博方式及参赌人员范围不断扩大，该罪赌资数额很容易累计到《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获利3万元以上等“情节严重”标准，致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数大大增多。三、下一步工作计划1.强化沟通协作，发挥职能作用。加强信息通报、重要工作会商，以多种形式加强与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协作。对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进行分析研判。2.强化规范指引，确保依法公正。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适时会同相关部门出台文件，对跨境赌博犯罪定性把握和量刑平衡等问题，通过协调进一步达成共识，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指引，方便司法操作。3.强化审判指导，确保审判质效。进一步健全各级人民法院联络机制，确保上下级法院之间信息通畅、协调有力。对重大跨境赌博案件，加强审判指导，确保案件审判质效。4.强化能动司法，健全长效机制。建议建立起多方参与的相关研判平台,并以此为基础作出合理研判，及时提供预警信息，提升跨境赌博违法犯罪前端打击治理效能。5.强化诉源治理，构建治理新格局。指导各级人民法院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将案件审理中发现的社会治理问题，以司法建议形式及时反馈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抓前端、治未病”，提升综合治理水平。6.强化法治宣传，延伸审判效果。重视开展法治宣传，通过公开开庭审判、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以案说法、以案释法，揭露跨境赌博犯罪的严重危害，增强群众防范意识和斗争意识，构建全社会拒赌反赌格局。来源：人民法院报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

高倩倩

法检协同联动推进生态环境司法保护高质效发展今天是首个全国生态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一批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本次案例的发布旨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精准规范办好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推进生态环境司法保护高质效发展。据了解，自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入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每年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约占法院当年审结的各类公益诉讼案件的九成。2018年以来，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98.9%在诉前即得到有效整改；提起诉讼的，99.7%得到法院支持。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包括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检察院诉芜湖市农业农村局行政公益诉讼案等10件。这些案例覆盖多个领域，涵盖了流域保护、草原资源保护、林地资源保护、固体废弃物污染、大气污染、水污染防治等生态环境保护的多方面，凸显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全覆盖和多样性。记者注意到，本次发布的案例均为起诉案例，包括5件行政公益诉讼，4件民事公益诉讼，1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据介绍，这样安排旨在引领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兼顾“公益”和“诉讼”，针对整改不到位的，敢于、善于运用提起诉讼的法律手段强化监督效果，高效制止违法行为，修复受损公益，以“诉”的方式和形态解决问题，推动类案治理、诉源治理，促进社会进步。案例还体现了审判机关充分发挥居中裁判职能，在公益保护中发挥司法作用。“两高”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全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司法现代化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现代化，高质效办理好每一件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件。要进一步加大司法办案力度，深化办案实践，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措施，准确把握“可诉性”这个关键，让提起诉讼成为促进办案精准化、规范化的有效手段，通过司法裁判体现价值引领。要积极稳妥推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健全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工作协调长效机制，形成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合力，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