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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2020年10月10日，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总书记讲话的主题为“年轻干部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李成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性改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3清华思客

“关于加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政策，环保部、科技部、商业部联合设置了生态工业园区示范建设项目，至今已批准93个示范区建设计划，其中65个示范园区已通过国家验收，总结经验进一步推广。

曾雄：数字经济反垄断的“变”与“不变”——由阿里巴巴反垄断处罚案件引发的思考

在推动自主创新过程中，建设中国完备的技术资本市场全文约5000字预计阅读需10分钟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总书记讲话清晰地指明了中国科技创新的方向，必将极大加快中国科技强国的步伐。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工业技术领域“卡脖子”问题的高度重视，大量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陆续出台，使得资本市场上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炒作技术概念的现象。如何建立一个与创新体系相匹配的资本市场，目前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经过几年的建设，中国的自主创新体系正在逐渐走向有序化、规范化，但资本市场还存在着以自由市场为幌子进行无序扩张、炒作套利的现象。所以，必须建立与自主创新体系相匹配的资本市场，遏制资本的无序扩张，让资本市场回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技术创新的路径上来。本文从分析目前工业技术领域投资过热的成因入手，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完善的技术资本市场，并给出了避免工业和技术领域投资过热的四点建议。一、工业和技术领域的局部投资过热是中国资本市场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2016年以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由于我国制造业毛利率低、投资回收期长，投资回报率无法跟房地产、互联网等行业相比，资金比较难流入到制造业中。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制造业投资资金来源数据显示，制造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五项：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其他资金。其中，自筹资金是制造业企业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占总资金来源的89.5%；国内贷款排名第二，占6.6%。在自筹资金中，民间投资占比约为87%左右，非民间投资占比约为13%。2016年以后，资本市场开始更多关注工业和技术领域。最近五年，该领域每年的投融资项目已达上千个，一些主打新概念的公司备受资本追捧，但一些真正能落地、出成果的技改项目却得不到足够关注。工业技术领域投资的这一现状反映出我国当前的资本市场仍不够成熟，无法全面匹配众多新兴技术和新工业形态的发展。举例来说，2020年机器人赛道有超过240起投融资事件，涉及的投融资总金额超过260亿元。资本投向最密集的是视觉和AMR（Automated

为例，目前该平台已包含16000余种同行评审的开放获取期刊，论文记录达600余万篇。据科睿唯安公司的期刊引证报告（JCR）数据库检索，2014年版JCR

车丕照：学位法能否遏制学术不端？清华思客｜李成旺：作为具体生产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清华思客｜倪博闻：以优良作风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清华思客

●清华思客｜李成旺：作为具体生产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清华思客｜倪博闻：以优良作风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清华思客

本文字数：4795字阅读时间：15分钟历史唯物主义以其对人类物质生产运行机制及其历史演进规律的系统考察所形成的科学方法论，并使科学方法论与社会实践运动相结合而彰显出革命批判的现实能动力量，实现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一场哲学革命，带来了理论和实践双重效应，进而深刻地影响了人类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然而，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理解与传播史表明，人们往往不自觉地形成了诸如“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抽象宏大叙事论”以及“先天法则加经验材料论”等较具代表性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诠释范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考察、辨析历史唯物主义传统诠释中的三种决定论范式，重新恢复作为具体的、历史的生产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本来面目，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一、历史唯物主义传统诠释中的三种决定论范式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历史唯物主义仅仅以一种哲学方法贯穿1845年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探索之中，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在此后不同时期哲学文本中也曾就历史唯物主义作过某种简明扼要的论述，因此，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往往不是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成历程及其完整逻辑的解读来把握其理论实质。加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面临的现实挑战确实受到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又需要以通俗的诠释方式让人们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构筑先进思想堤坝，因此，尽管学界已经系统辨正了仅仅以阶级斗争学说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质的诠释范式，但由前述原因所导致的传统上如下几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解读范式，因为其被理解为可以凸显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特征，迄今似乎仍然占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解范式中的主流。其一，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具有宏大叙事特征的生产力决定论，认为马克思旨在通过强调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体现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由此来诠释、呈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其二，有学者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不同类型的经济决定论。比如，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第二国际主要创建者之一，保尔·拉法格就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指出“经济决定论，这是马克思交给社会主义者的新的工具，为的是要靠它的帮助把秩序带进历史事件的混沌状态中去”。其三，把“必然形式”加“具体材料”这种康德用于知识基础探讨时的方法加以生动形象化，来概括、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特质。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过程虽然表现为经济状况以及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相互发生作用，但其表现形式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来推动历史的发展。尽管在马克思哲学整体语境中，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具体生产过程的现实具体性之间始终被理解为有机统一的关系，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上述论断，确实也容易使人们以

本文字数：4430字阅读时间：15分钟2021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都是激励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从现实性的角度来说，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其实是统一的。所谓传统，指的就是过去流传下来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党的优良传统想要发挥作用，就不能沉寂在“遗迹”中、停留在纸面上，而是要转化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的作风，体现在日常的思想和行动上。尤其是年轻干部，更要努力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自觉加强作风建设，培育优良作风。然而，什么才是优良作风，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风”这个概念给人感觉就是一个“虚”的东西，它好像看不见，摸不着，无影无踪。但其实，“风”是可以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的，它影响着人民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体验和感受，这种“风”就是民风。中国古代很早就将民风视作社会的根基，视为政治得失的晴雨表，要求统治者主动了解民风。相传周朝就曾设立过采诗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其后东汉应劭所作的《风俗通义》更是记录了大量民间风俗，在序中他说：“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同时，古人也很早就意识到，要想转变社会风气，首先需要上位者要做出改变，于是有了“风行于上，俗成于下”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中要求统治者勤俭节约、勤政爱民，就是希望通过上层的良好作风带动整个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成立以来始终重视对自身作风的建设。早在井冈山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就形成了注重调查研究、紧密依靠群众的优良作风，带动了苏区的良好风气。如实行官兵平等这一条，使俘虏兵都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这也使得红军战士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仍然能够保持革命热情，坚持斗争。在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又将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光大，使得延安成为了先进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而同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则是生活腐化、贪墨横行，这才有了毛泽东“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论断。不仅如此，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探索了集中整顿作风的模式，这就是延安整风运动：通过自上而下的学习教育，集中反对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不良风气，形成了“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这里先跟大家讲一个《婚姻法》中的小知识点，《婚姻法》中的离婚包含两种：一种是合意离婚，一种是片意离婚。合意离婚是说夫妻双方都想离婚，片意离婚是说夫妻一方想离婚，一方不想离婚。

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大会上的致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本文字数：2168字阅读时间：6分钟俄罗斯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1618年5月，在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授意下，西伯利亚哥萨克人伊万·裴特林率队使华，带回中国地图和明神宗国书。一般认为，伊万·裴特林使华是中俄关系史的开端，由此，中俄间已有四百余年的官方交往史。学术界对中俄关系史中的要害问题不断深耕，譬如中俄边界问题、民国时期中俄关系问题、苏联与中国百年发展道路问题、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问题等等，在此，仅就三个相关问题给予梳理，以飨读者。伊万·裴特林出使中国一、早期中俄文化交流不对称在四个多世纪的交流中，中俄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对称的。从时间上看，俄国对中国的考察与介绍要早于中国。1741年，伊·卡·罗索欣就开始在帝俄皇家科学院教授中文和满文，同时着手翻译中国史书；但直至1903年，中国学者戢翼翚才将阿·谢·普希金的名著《上尉的女儿》译成中文。“五四”以后，一部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进而引介和学习俄苏文化。从内容上看，历代俄国汉学家对诸多中国历史典籍进行翻译、研究和传播，并对中国社会、民族和边疆进行考察；而同期的中国学者对俄国历史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尚有深挖空间。二、早期俄国汉学家与中俄文化交流1714年起，俄国陆续向中国派遣东正教使团，至1956年，俄国共向中国派出20支东正教使团。东正教来华使团在持续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基本没有履行传教职能，但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功不可没，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享誉世界的汉学家，俄国早期汉学三巨匠雅金夫·比丘林、瓦·帕·瓦西里耶夫（汉名王西里）和巴拉第·卡法罗夫皆出自东正教来华使团。雅金夫·比丘林

自强创新不辱使命——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大会上的致辞清华大学校长

郑振清：两岸统一进程的四次变奏：政治对立与经济融合之间的政策调整

郑振清：两岸统一进程的四次变奏：政治对立与经济融合之间的政策调整清华思客

在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清华大学考察。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清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致以节日的祝贺，向全国广大青年学生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我们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校长邱勇陪同下，首先来到美术学院，参观美术学院校庆特别展。美术展馆内，一块块展板图文并茂，一件件展品各具特色。习近平详细了解重大主题和国家形象设计作品创作、展示等情况介绍，仔细观看展品。习近平指出，美术、艺术、科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发挥美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更多美术元素、艺术元素应用到城乡规划建设中，增强城乡审美韵味、文化品位，把美术成果更好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要增强文化自信，以美为媒，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清华大学成像与智能技术实验室成立于2001年，主要开展计算摄像、脑科学与人工智能国际前沿交叉科学等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的研究。习近平来到这里，结合展板、电子屏幕察看实验室开展计算光学、脑科学与人工智能交叉科学实验研究和开发新科技应用场景情况，听取实验室理论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应用等情况介绍。习近平指出，中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来的。我们要有这个自信，开拓视野、兼收并蓄，扎扎实实把中国教育办好。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往萌发于深厚的基础研究，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大学在这两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要保持对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鼓励自由探索，敢于质疑现有理论，勇于开拓新的方向。清华大学主楼二层展示了学校近年来重点教学科研成果。习近平听取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助力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提高人文社会学科教育研究水平等情况介绍，对清华大学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充分发挥科研优势，增强学科设置的针对性，加强基础研究，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并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主楼二层大厅，习近平看望部分老教授、中青年骨干教师代表并同他们亲切交谈。习近平感谢在教学科研岗位上默默耕耘、辛勤奉献、作出突出贡献的老师们，向老教授们表示敬意，勉励中青年教师继续在教书育人和科研创新上不断有新进步。他强调，清华大学秉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深化改革、加快创新，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科研创新成果与国家发展需要丝丝相扣，展现了清华人的勇毅和担当。面向未来，清华大学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服务国家作为最高追求，把学科建设作为发展根基，把深化改革作为强大动力，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坚强保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位于校园西北部的西体育馆是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之一。在馆内篮球场，校篮球运动员正在进行训练。习近平走进体育馆，同他们亲切交谈。习近平表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希望同学们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随后，习近平在体育荣誉室察看历史照片、实物展览，了解体育馆保护利用、学校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开展体育教育等情况。11时20分许，习近平来到清华大学西体育馆后馆，出席师生代表座谈会。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校长邱勇、土木系教师聂建国、公管学院教师梅赐琪、工物系应届博士毕业生孙启明、人文学院二年级本科生李润凤分别发言。习近平认真听取他们的发言，现场气氛轻松、热烈。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清华大学诞生于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成长于国家和民族奋进之中，发展于国家和民族振兴之时。110年来，清华大学深深扎根中国大地，培育了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光荣传统，形成了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教书育人特色，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培养了大批可堪大任的杰出英才。这是一代代清华人拼搏奋斗、勇攀高峰、争创一流的结果。习近平强调，清华大学的发展历程，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走过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极不平凡历程，办学规模、培养质量、服务能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与祖国共进、与时代同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有一流大学群体的有力支撑，一流大学群体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和质量。一流大学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抓住历史机遇，紧扣时代脉搏，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习近平强调，追求一流是一个永无止境、不断超越的过程，要明确方向、突出重点。要培养一流人才方阵。建设一流大学，关键是要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重点，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构建一流大学体系。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各部分具有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要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一流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要完善以健康学术生态为基础、以有效学术治理为保障、以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勇于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要坚持开放合作。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主动搭建中外教育文化友好交往的合作平台，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习近平强调，广大青年要爱国爱民，从党史学习中激发信仰、获得启发、汲取力量，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永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要锤炼品德，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加强道德修养，明辨是非曲直，增强自我定力，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味的人生。要勇于创新，深刻理解把握时代潮流和国家需要，敢为人先、敢于突破，以聪明才智贡献国家，以开拓进取服务社会。要实学实干，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在攀登知识高峰中追求卓越，在肩负时代重任时行胜于言，在“真刀真枪”的实干中成就一番事业。习近平强调，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没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就很难培养出高水平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产生高水平的创新成果。大学教师对学生承担着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塑造正确人生观的职责。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要研究真问题，着眼世界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善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要坚定信念，始终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习近平离开学校时，操场上、道路旁站满了师生，大家纷纷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满怀深情地同大家挥手致意，掌声、问候声在校园里久久回荡。丁薛祥、孙春兰、陈希、蔡奇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

本文字数：约2700字阅读时间：约3分钟不久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六部门联合编制了《“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这是继2018年《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发布之后，党政多个部门又一次联手，自上而下更广泛地动员全社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构建生态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的重大举措。《行动计划》的宗旨是“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这在其“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以及“保障措施”的设定与确立上都得到了明确的体现。藉此，社会各界和公民个人能够进一步明了在生态文明新时代自我行动的内在要求和方向，这是推进和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生态文明是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进化的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一般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发展，相应地经历了“恐惧俯就”、依赖和开发、征服统治等阶段，正在向着和谐共生演进。今天，人类既不能像在古代社会那样去俯就自然，也不能像在现代社会曾经的那样无限制地改造自然；人类可以对自然进行改造，但是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决不能随心所欲。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社会需要大力提倡和谐共生，其愿景则是建立以生态文明为基石的美丽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目标是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转变，即生态文明意识的提升。如何提升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这当然需要像《行动计划》的“基本原则”所主张的那样——“多方参与，统筹推进”，如此才能“形成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工作大格局”。就笔者作为一个以史学为业的公民来说，关心、支持并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式就是推动构建绿色公众史学。所谓“绿色公众史学”，指的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为主线，对各个时期人类关注环境、呵护自然、参加环保的思想观念、政策法规和行为实践加以研究与传播的史学工作。这项工作的目的在于培养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新人，即具备生态世界观、环境伦理观和绿色行动观的绿色公民。基于这一定位，绿色公众史学所开拓的绿色公民培养渠道，可称为“绿道”。“绿道”的开拓，是笔者长期从事人与自然关系史（即环境史）研究之后，从这一角度创造性地思考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什么人，历史学如何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所需人才培养的结果。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学习和研究环境史以来，笔者不仅一直在这一领域深耕与慎思以推进历史学术建设，而且自觉地将这一研究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较早开启从环境史视角思考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除陆续发表相关著述外，还积极开展了绿色公民实践活动。2006年笔者主编《和平之景：人类社会的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一书，梳理了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环境问题、环境思想观念以及环保举措。2010年发表《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从历史学者纳什的环保行动说起》一文，积极思考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公民如何行动的问题。2011年，笔者以“历史与环保”为题开设教育部视频公开课，为环保和生态文明教育提供有益的课程资源。2014年编撰《直面危机——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该书被列入“生态文明决策者必读丛书”。2016年4月，参与创办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合作开设“生态文明十五讲课程”，并参与编写《生态文明十五讲》教材（第二版更名为《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2016年8月，在云南大学举办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模式”研究生暑期论坛上发表了“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主题演讲。2017年初以来，笔者开始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环境史及其对史学的创新研究》，进一步转化环境史研究成果，不断开拓社会服务的渠道。一方面，主持并倡导《环境史与生态文明行为研究》，发表若干原创性文章以及现实问题调查报告；另一方面，以多种方式在国际社会开展绿色公民培养实践，主要活动有：2017年10月与马来西亚友人联合创作《生态文明之歌》，作为当年12月清华大学举办的生态文明国际学术论坛主题曲发布，不久后被《环境教育》杂志用于推进《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试行）》宣传；2018年10月联合发起创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以此探索高校如何开展聚焦于环保与生态文明的公众史学科建设，企业和社会如何践行、传播环保与生态文明理念；2019年10月再次联合发起“世界绿色行动日”，面向全世界推广“绿色公民”理念和实践模式。上述各方面工作的开展，贯彻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使“古老”的历史学在生态文明新时代获得了新生。显然，绿色公众史学的建构与实践，十分契合《行动计划》所确定的“提升各类人群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环保科学素养”，也即“育新人”的目标。未来，绿色公众史学发展将以弘扬《行动计划》中强调的“生态文化”为要务。生态文化是一种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的理念和艺术，它将和谐、协调、秩序、多样性与适应等观念纳入伦理体系，着眼于可持续发展，既关心人类的长期生存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也关心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与美丽。培养绿色公民，加强生态文化教育势在必行。绿色公民，则将依托生态文化自我教育，自觉提升生态文明意识，成为绿色公众史学发展的主体。《生态文明之歌》词：梅雪芹

Justin在1989年发现的，并由藤田文章在1991年重新发现了公理1-6，羽鸟公士郎在2001年重新发现了公理7。

郑振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际MPA学术主任、清华大学学生海协会指导教师，兼任校内外多家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全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计划共同召集人。

潘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高级公共管理硕士（EMPA）香港政务人才项目主任、清华大学高级公共管理硕士(EMPA)香港公共治理项目主任、香港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核心研究员。

目前，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大规模Ⅲ期临床试验或已申请上市的新冠疫苗主要可以分为灭活疫苗、mRNA疫苗、病毒载体疫苗以及蛋白亚单位疫苗等类型。不同类型的新冠疫苗诱发机体产生免疫反应的机制各有不同。

本文字数：3068字阅读时间：6分钟数字技术的飞速进步推动着各行业进入数字化时代。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全面展开，为产业格局优化带来深刻影响，同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高精尖产业创新。01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精尖产业创新发展的优势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中具备一些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有利于国有企业更好地突破高精尖技术，这体现在国企自身的创新特点与国企所特有的责任和使命两方面。一方面，从创新特点来看，总体而言，国有企业更擅长做长期导向的、高精尖产业领域的、更具社会意义的创新。这一点与数字化转型的整体要求相符。具体来说，第一，国有企业具备在数字化投资与转型中进行长期导向创新的动机。国有企业被要求成为技术创新的引领者、排头兵，在创新过程中，也被要求尽量关注那些成本相对较高、风险相对较大的创新，例如，不仅仅是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创新效率，而是将数字技术与传统技术、产品和业务加以组合，形成全新的、突破性的技术产品和业务。第二，国有企业具备在数字化转型中实现更为长期导向、质量更高的创新能力。在新兴经济体中，国有企业往往得到了政府的高度支持，资源基础相对雄厚，也更有能力去做民营企业不敢做、不能做的高精尖产业领域的创新。第三，国有企业具备长期的战略导向和回报期望。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倾向于强调长期导向的创新，例如突破性技术产品的创造、高精尖技术的发展等，而非只关注短期创新效率的提高。第四，国有企业擅长整合内外部资源，打破企业边界，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造引领全球并保障自主创新的生态系统。另一方面，从责任和使命的角度，国有企业往往同时肩负着政治目标和社会责任，且与政府有着天然的强联系。这既保证了国有企业及时获取必要的创新资源，更好地进行高精尖技术突破，也强化了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制度合法性，从而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以高精尖产业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数字化投资上的区别为例进行分析，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数据，整体趋势上，2009-2018年间，国有企业数字化投资程度逐年增加，非国有企业虽然也有增加，但增加程度不明显。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在数字化投资上是显著更高的（如图1所示）。这也说明，由于拥有更丰富的资源，且更多地肩负着国家数字化战略导向，国有企业会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中。图1

pp.120-154.3.鲁迅，2005，“灯下漫笔”（1925），《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pp.222-232.4.Ogden,

编者按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成为未来世界的技术支撑与发展动能。人工智能在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赋能方案的同时,其自身面临的不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也日益凸显。对人工智能进行有效的国际治理及形成广泛的国际合作刻不容缓。今天，藤影荷声邀请到了公管学院教授朱旭峰老师，请他谈谈如何让人工智能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本文字数：2

根据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分“两个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规划《建议》）进一步展望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要全面建设的现代化，既不是苏联模式的现代化，更不是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把现代化进步要求与我国历史文化和基本国情相适应、把借鉴与创新相结合、把现代化普遍特征与社会主义性质相统一，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体现了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进程中的创造性发展。一、我国要全面建设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我国要全面建设的现代化，首先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不容置疑和不容否定的。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他认为，“坚持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同上，第158页）他明确提出：“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5页）因此，我国要全面建设的现代化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或苏联模式的现代化或别的什么主义的现代化，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要素是衡量我国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决定性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49页）二、我国要全面建设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我国从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两个紧密相连的发展阶段，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根据我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基础薄弱，区域发展、城乡发展、贫富发展不平衡而提出的发展战略目标。“全面小康”是初步现代化，是我国全面建设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物质基础，全面建设现代化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提出的更高要求的奋斗目标，是一次新的提升和跨越，是更加全面、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是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加雄厚基础的现代化发展阶段。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具有区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苏联模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又分为“基本实现”和“全面实现”两个阶段。所谓“基本实现”是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化，即世界发达国家的中间水平。所谓“中等发达国家”，就是初步实现现代化后，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居于中间水平，既高于初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又低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这既有定性标准又有定量标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包括“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等六大方面的目标要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目标要求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科学分析我国发展的现实条件与科学把握未来发展的可行性，统筹兼顾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硬实力与软实力建设的齐头并进，明确提出了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表述更加具体，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态、教育、民生、军事、外交等九个方面的任务要求和重大举措，既高远务实又积极稳妥，既具有目标导向性又具有现实操作性。规划《建议》指出：“展望二〇三五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远景目标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分“两个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相互衔接、一脉相承、内在统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向标、清晰的航程表。三、我国要全面建设的现代化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代化中国人民勤劳善良，自古以来就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自古便有“大同”式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美好社会构想，自古便有对“桃花源记”式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和对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18世纪晚期，清政府腐朽至极，资本主义现代化先行发展的西方列强开始掠夺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无数仁人志士和中华儿女仍然充满着对安宁幸福生活的向往，魏源的《海国图志》、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等，描绘着中华民族未来美好生活的图景，他们开始了为改变国家面貌的不懈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聚焦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立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真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高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鲜明体现了这一目标要求：“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加明确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方向、内容和重点，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远景目标，体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四、我国要全面建设的现代化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协调推进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始终高度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要求摆脱人格的依附，摆脱贫困和恐惧，也要求发展个人能力，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应该成为享有自由的主体，不仅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方面的政治自由，而且有契约、交换、择业、迁徙、婚姻、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社会自由。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应该是集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于一体的现代化，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马克思指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物质文明的发展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统一的，人的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相互统一的，两者相辅相成，否则就是社会发展的异化和人的异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在社会主义中国全面建设现代化，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就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列宁曾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不能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不能实现人的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科学与愚昧、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秩序与混乱等不可能同存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之中。同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尊重社会个体的主体性观念和价值选择，尊重人的个性与促进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人的现代化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针对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智能化等的扩展并未带来想象中的人类幸福的现实，人类对现代化也进行了深刻反思。一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代表，关注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呈现的人的异化现象，主张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重构，结束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代表的社会体系，代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体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二是以埃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英格尔斯等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者也发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局限，主张从社会群体的角度观察和解释个体现象，促进实现人的现代化。人无疑是最活跃、最生动、最具创造性的因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无疑也对实现人的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判断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精神文化要求日益增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体包括全面建设经济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等，并且成为一个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这表明现代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全面，意味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戴木才现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曾任中宣部政研所副所长、《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总编辑。曾任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江西师范大学教授、“赣鄱英才555工程”高端柔性人才等。主要从事政治伦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的研究。2014年2月24日，为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讲解“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专题。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重大委托、重点和一般课题5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报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商务印书馆）、《铸就人民信仰》（人民出版社）、《政治文明的正当性》（江西高校出版社）、《兴国之魂》（湖南教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之道》（江西教育出版社）等，多本著作入选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主题出版物、精品出版选题，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出版政府奖正式奖、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向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等，多本著作以英、法、俄、西班牙等多语种对外发行。说明原载《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于25日进驻香山，并在这里指挥了举世闻名的渡江战役，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号角。在香山期间，毛泽东同志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同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组织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新中国一系列基本政策，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更好地再现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的革命历史，2018年4月，中央决策开展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修缮革命旧址，新建香山革命纪念馆。图1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在人民生产生活实践中活态传承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便得到了学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当时还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人们常常用“民族”、“民间”来称谓口传心授、流落于民间的传统文化。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在文化艺术界的重视下，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显著提升，不仅能加入主流文艺团体，还有机会出席国家重要活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一度陷入低谷，文化传承遭到人为的干扰和破坏。拨乱反正以后，社会秩序得到恢复，文化艺术界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1979年，原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启动《中国民族民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编撰工程，分中国民族民间歌曲、器乐曲、戏曲音乐、曲艺音乐、舞蹈、故事、歌谣、谚语、戏曲志、曲艺志等十大门类，按行政区划立卷，成为保护、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一件盛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先知先觉的学者开始向国家呼吁保护中国传统工艺，于1995年发起成立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并于次年启动编撰《中国传统工艺全集》。1997年，国务院发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8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公约》，成为最早加入的国家之一。在哈密传统工艺工作站带动下居家就业的维吾尔族妇女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按照《意见》要求，原文化部组织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评审工作，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随后，国务院分别于2008年、2011年、2014年公布了第二批（510项）、第三批（191项）、第四批（15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3月27日，文化和旅游部原部长雒树刚参观清华非遗研培试点成果展除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陆续建立了省级、市级、县级名录。与四级非遗名录相匹配的，是四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和传习补助制度、非遗普查制度以及针对濒危项目开展的抢救性记录工程。截至2018年，各省区市批准公布了15550项省区市级代表性项目；文化和旅游部认定了5批共3068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区市认定了14928名省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四级保护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2016年9月24日，文化和旅游部原副部长项兆伦在广福观参观“文化遗产再设计”展，感受非遗展演及直播现场自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以来，全国有26个地区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中央财政年均投入近10亿元，各省市也有数量不等的财政投入，并且有专门的部门进行管理指导，使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得到了强有力的制度化保障。在实施非遗保护的过程中，文化管理部门充分尊重传承人群和社区民众意愿，倾听专家意见，对申报项目和保护成果进行了科学、有效的评估。生产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是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取得的两项重要经验。2011年，原文化部开展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工作，于2011年10月31日命名公布了包括青海省黄南州热贡画院等在内的41家第一批国家级示范基地。2016年10月24日，佛山狮头扎作技艺传承人欧琦辉参加“非遗进清华”展演自2007年起，文化和旅游部在非遗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设立了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遍及17个省区市，其中11个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保护了非遗存续的环境和氛围，最大限度地使非遗地域化、生活化，融入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使民众创造的文化由民众自己分享，体现了整体性保护理念，弥补了项目制保护“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在国际非遗保护领域具有领先性和示范意义。2016年9月21日，参加第四届中国非遗博览会的新生代传承人从左至右：俞均鹏，陈俐宇，田静，武麦花，刘红生非遗传承的核心是传承人群和社会实践。除了保护遗存、保护环境，还需要保护实践，扩大传承人群，提升传承人的传承水平和文化创造力。2015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起“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发动了包括清华大学等在内近百所高校的力量，向传统工艺类传承人群敞开优质教育资源，形成了多样化的产学研合作。研培计划不仅扩大了非遗保护主体，焕发了社会民众的参与热情，也使大批未进入代表性传承人系列的年轻传承人和从业者得到了崭露头角和快速成长机会。2017年5月“青春非遗

蓝志勇：走在“双一流”奋进的道路上（下）清华思客

/Profile/吴伟光，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院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说明：本文经吴伟光老师授权发布。责编：秦斐斐

“一流”没有标准，但有特质。一流的高等学校一定是一流人才的集聚地，一流思想和研究的碰撞之地。“一流”不仅仅是论文的数量、投入的资金、庞大的学生群，更重要的是无可比拟的群体创新力（innovative

当前的大学排名，一部分依赖数据，一部分依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诸如“今日美国”（USA

Fischer）主导了1911年时二校门与清华学堂的设计。那么，菲舍尔当时为什么要将二校门设计成这样呢？

Yorker）的经济通讯记者约翰•卡西迪（John

抗体在人体免疫系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抗体药物最初起源于临床上的血清治疗，可以显著提高患者存活率。抗体药物具有阻断病毒入侵、激活免疫系统等作用，在预防病毒感染、临床诊断治疗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对疫苗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抗体药物在抗病毒感染性疾病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迅速蔓延以来，截至2021年1月4日，全球已有8500万确诊病例，180万死亡病例，人们的生命健康受到了极大的威胁，经济社会发展遭受巨大损失。抗体、疫苗等药物的研发是疫情防控及临床治疗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陆续投入临床，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全球已有29个国家启动疫苗接种，接种超过1000万剂。但是，疫苗研发周期相对较长，而抗体药物同时具备未感染时被动预防感染和感染后有效治疗的双重功效，因此，抗体药物可能是紧急预防和新冠病毒治疗的最佳策略。抗体药物在新冠病毒治疗中的应用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的病人是新冠抗体的重要来源之一。康复血浆疗法可以有效控制新冠病毒的流行传播。在病毒入侵人体的过程中，患者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免疫应答，诱导出大量可结合甚至中和新冠病毒的抗体。从已康复的患者血液中分离出血浆，康复血浆中含有许多针对新冠病毒的多克隆抗体，可同时靶向病毒的不同表位，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康复血浆也面临着免疫原性强、批次间稳定性差和毒副作用大等问题[1]。例如，向患者输入外来的血清可能会引起血清疾病，另外，血清中含有的诸多抗体可能存在诱发ADE效应的风险。ADE效应即抗体依赖性增强效应，指的是部分与病毒结合不理想的抗体反而会起相反的作用，促进病毒进入到宿主细胞的效应。此外，从康复期病人的血液样本中分离出记忆B细胞，对抗体进行克隆、表达和功能验证，可筛选出理想的中和抗体。相比于康复血浆疗法，特异性结合并中和新冠病毒的单克隆抗体有着可批量生产、特异性强、安全性高、均一性好、副作用小等优点，因此具有更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对中和抗体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可大量生产合成，投入临床治疗等实际应用中去。这些中和抗体可用于保护一线医护人员等暴露人群免于感染，并且能用于新冠患者的早期治疗，防止严重的肺炎等症状发作，并有效减少病毒的传播[2]。目前已经有不少针对新冠病毒的中和抗体被鉴定出来并投入临床试验。此外，由于中和抗体可特异性结合病毒的关键部位，因此中和抗体还能被制成抗体检测试剂盒，用于病毒的检测和诊断，同病毒的核酸检测一样发挥重要作用。抗体药物治疗的特点抗体疗法具有低毒性、高特异性和多功能性等特点。抗体的高特异性使得抗体仅仅针对特定的病毒发挥作用，减少ADE效应及其他潜在风险。但抗体的高特异性同时意味着单一的抗体只能识别病毒的单一表位，尤其是病毒在具有较高突变频率时，容易对单一抗体产生免疫逃逸，从而形成对抗体的耐药性[3]。因此采用识别不同抗原表位的抗体联用方式，可有效提高抗体的抗病毒活性，抑制病毒耐药株的出现。抗体分子具有可变区和恒定区两种结构域，可变区（Fab）决定了抗体与抗原结合的能力，恒定区（Fc）决定了抗体的血清半衰期和与细胞Fc受体相互作用、激活补体的能力。抗体作为免疫系统的天然产物，可以与免疫系统中的其他免疫成分相互作用，参与多种免疫学效应，发挥多种功能。下图列举了抗体在机体中发挥的生物学效应，包括中和作用、激活补体、调理作用、降低炎症反应、抗体介导的细胞毒性效应等[3]。抗体参与的生物学效应[3]

最近，电视剧《大秦赋》播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本来不过是一部根据小说改编的娱乐剧，并非是严肃的历史研讨，却带来了网络上围绕着如何评价秦统一六国的激烈辩论。有人认为秦统一中国的过程充满了血腥和残暴，不仅不值得推崇，反而应该加以鞭挞。更有人激进地将这种否定论引申到统一本身，认为大一统的秦王朝是专政独裁，与自由民主背道而驰。这就已经不是一个关于电视剧的茶余饭后谈资，而是涉及一些基本的政治观念和原则的讨论了。在当下国内外舆论和思潮激荡的局面之下出现此种论调，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令人唏嘘的是，十五年前几乎持同样论调的电影《英雄》在西方受到广泛好评，电影于2004年8月在北美上映，连续两周夺得票房冠军，全球票房达到1.77亿美元。美国最具影响的影评家罗杰·埃伯特认为，张艺谋第一次使武侠电影具有了诗意。《纽约时报》以两个版的篇幅报道了《英雄》在美国上映的盛况，称“《英雄》这部中国电影，经典得就像中国的《红楼梦》，也是我们美国奥斯卡的无冕之王。”而《大秦赋》却被一些声音说成是为大一统的暴虐无道粉饰。视角没有变化、叙事价值观没有变化，评论的变化折射了世情沧桑。2020年初以来，全世界面临着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严峻挑战，直到今天，疫情仍然在很多国家肆虐，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这是一场对各国政府国家治理能力的“天然”考试，不少国家，特别是一些以往高调标榜自身社会制度优越、治理能力高效的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提交了一份惨不忍睹的答卷。而中国依靠有力的防控措施，成为最早成功控制疫情流行、恢复经济生产最迅速最充分的国家。两相对比，国家治理和社会组织能力的差别一目了然。不仅如此，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就：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唯一按计划实现航天任务的大国；“九章”的问世、“人造太阳”放电等重大突破彰显了中国科技领域的稳步前进；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十三五”规划也按期圆满达成。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昭显出中国在国家治理能力上的不断进步和制度改革动能。面对此种情况，西方国家陷入了一种新的焦虑当中。中国的成功无法被抹杀，此轮国家治理能力竞赛的结果已不言而喻，西方国家所开启的对华意识形态斗争必须寻找新的战场。既然无法抹杀中国的成功，就一方面转而强调中国取得这些成功所付出的代价高昂，另一方面则极力淡化国家治理能力在政治制度评估当中的重要性。最突出的一点是将虚幻的精英“自由”凌驾于人民“生命”之上，企图以此来贬低中国的成就，并为自己的执政失利和无能寻找借口。如果把上述这些论调和批评秦统一六国所采用的手段过于残暴的说法对照起来，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相通之处。首先，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实现统一和维护统一的过程中，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需要依靠暴力。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战争、德意志的统一、美国的领土扩张和南北战争又有哪一次不是血与火的交织。为何没有人去质疑这些事件背后的血腥与残忍呢？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舆论优势，利用媒体对中国进行攻击，通过偷换概念和混淆事实，企图在中国制造思想混乱，从而实现遏阻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如果在某一方面西方领先，就夸大其重要性，渲染其所谓道德优先价值；相反，如果在某一方面落后于中国，就竭力贬低其重要性，并编织各种理由来证明中国成功的“不正当性”，实在不行，就臆想中国为此付出了超高的成本。方舱医院十天建成的速度令世界惊叹，但一些外国媒体恶意地将方舱医院称为“难民营”、“集中营”。英国《泰晤士报》和法国《费加罗报》在独家报道中多次使用“鬼城”、“地狱”等夸大惊悚的字眼来形容武汉。《纽约时报》则发表文章《中国也许控制了疫情但代价惨重》，批评中国采取的防控措施，质疑“这种手段是否比疾病本身更糟糕”。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失败者阴暗心理作用下的自我安慰罢了。国内某些“舆论领袖”由于西方世界的惨淡表现，不得不沉寂了一段时间，如今似乎突然寻找到了新的攻击方式，又开始摇旗呐喊了。风起于青萍之末，止于林莽之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仍然充满险阻，西方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从未停歇，利用舆论手段从内部进行分化乃至颠覆一直是其惯用的手法。尽管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及美国大选无情揭露了西方多年以来营造的假象，但不得不承认，由于长时间的思想惯性和惰性，在思想界和部分民众中仍一定程度上存在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具体表现在桎梏于西方的价值体系，从西方中心论的出发点来看待世界。随着国际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和结构性调整，西方体系已越来越不能恰当地解释人类历史性变化的社会实践和发展趋势。跳出西方中心论的、更加多元化的叙事体系正呼之欲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尽快寻找到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叙事方式，否则无法有力地回击西方偏执势力的思想进攻，向全世界解释中国的发展理念，这个任务已经迫在眉睫。作者陈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社科学院教授。薛静，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说明感谢陈琪老师、薛静老师授权发布责任编辑：惠珺往期清华思客

waste）”一词，用于化学品原料回收。198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综合废物管理法案》（Integrated

李应博：新时期大陆台商融入国家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考量清华思客

吕孝礼，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宇副教授、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行为与大数据实验室执行主任。2005年开始在危机与灾难管理及公共组织等领域开展研究，发表中英文论文多篇，出版英文专著Man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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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十四五”期间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文化创新发展的统筹融合策略探讨清华思客

生物安全风险指与生物及生物技术有关的各种因素对人类健康、生态系统，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所产生的影响和潜在风险，涉及传染病、实验室生物安全、转基因动植物问题、生物恐怖袭击等。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提升我国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实践中，可从威胁、暴露和脆弱性等维度建立生物安全的评估模型，并由此科学评估我国城市的生物安全风险。一

编者按2020年我国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5万亿元，企业应收账款巨额存量亟待盘活。建设以小微企业应收账款为基础的供应链融资平台是帮助我国小微企业获得低成本资金、推进小微企业数字化进程、建设数字经济强国的重要动力。今天，藤影荷声邀请到了经管学院罗玫老师，请她谈谈区块链技术如何赋能小微企业融资。本文字数：3

谢明睿：交通违法“随手拍”举报应在合法合理中释放效能清华思客

今年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杰出的清华社科人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费孝通先生是享誉学界的大学者，他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代表作，作为纯学术著作跨越半个多世纪依然畅销不衰；他著名的格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已成为中华文化瑰宝中极为灿烂的一颗明珠；他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为世界留下了数百万字的鸿篇巨著，是我国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创始人。费孝通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和国家领导人。他早年就树立了“志在富民”的理想，一生孜孜以求；青年时代他“以文报国”，积极投身抗日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利用一切机会考察社会变革的实际，深入探讨中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问题、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区域发展问题，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广交海内外朋友，致力于促进两岸学界和社会的相互交流。费孝通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1949年10月1日，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他在担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领导职务期间，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他把领导工作与学术研究、社会活动密切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进行“国是咨询”，将参政议政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费孝通先生也是一位卓越的清华社科人。1933年，23岁的费孝通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成为中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青年学者。建国前与建国后，他都曾在清华大学任教。他曾深情的说，“在清华园的日子，是他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服，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他一生中最巅峰的几部著作正是诞生在与清华大学结缘的这段人生时光里。在江苏吴江的松陵公园，一本无字的石雕书展开，背后的墓碑上有一段题字：“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这是费孝通对自己整个人生的总结，也是一位伟大的中华赤子人生的写照。他用自己光辉的一生践行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传世情怀。一生的远行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诞生于苏州府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8年，费孝通高中毕业，升入东吴大学，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并受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之邀，到山东邹平县参加乡村建设工作，这也为他后来一生扎根乡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3年，费孝通于燕京大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毕业，并取得公费留学资格。出国前偕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实地调查，在瑶山迷路失事，王同惠不幸身亡，费孝通受伤。翌年费孝通返乡休息，期间前往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1936年秋，费孝通赴英国留学，师从俄国著名社会学家布·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论文《江村经济》。该文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1938年，费孝通回国，担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其间于1943年赴美国学习访问。1944年，费孝通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到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9月，费孝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开国大典。1952年至1957年，费孝通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十年动乱”期间，费孝通遭遇不公平对待，直到1972年才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和吴文藻、谢冰心等翻译海斯、穆恩的《世界史》和韦尔斯的《世界史纲》。1979年，费孝通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着手重建中国社会学。1980年，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并被列为该会会员。1982年，费孝通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获《大英百科全书》奖。此后费孝通先后对中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原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协作区、东北地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代表民盟中央就所调查的每个区域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建议，为改善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全国协调发展提供智力支持。90年代中后期，费孝通在继续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并结集出版《费孝通文集》(16卷)。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94岁。江村赤子开弦弓村是太湖东岸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村边一条清河弯弯的像一张拉紧了弦的弓，村子由此得名。开弦弓村的一切从1936年改变，这一年，一个叫费孝通的清华毕业生来到了这里。因为这个清华学子，开弦弓村有了另外一个响彻世界的名字——“江村”。江村被人们誉为“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这里诞生出现代中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1936年夏，费孝通回到家乡江苏吴江养伤，接受姐姐的建议到开弦弓村小住，顺便了解村里丝厂的情况。村中丝厂属于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创立于1929年，旨在改良丝业生产，复兴传统产业。费孝通到开弦弓村后，敏锐觉察到村民生活正发生历史性变化——现代工业开始进入中国农村，养蚕女开动缫丝机器。费孝通洞见到“社会改革活动对于中国的社会变迁是息息相关，应该以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各种社会变迁。通过这样的分析，有可能揭示或发现某些重要的但迄今未被注意到的问题。”于是他串门入户，闲话家常，将其“一村农民生活之变，可作一国社会变迁晴雨表”的卓越学术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结束开弦弓村调查后，在赴英留学近一个月的海路途中，费孝通即写出了描述、分析开弦弓农民生活的大纲，后在导师的帮助下，大纲成书，这就是著名的《江村经济》。《江村经济》以1936年为时间节点，如实描述了开弦弓村的土地制度、人口、家庭、婚姻、伦理、亲属关系、农业、蚕丝业、副业、工业、贸易、教育、医疗等方面实况，内容远远超出“经济”概念。因其“完美、准确、深入、罕见”，江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乃至更多人士观察、了解、研究中国农民生活的一个窗口。“1936”也因此成为中国人类学者起步之初即进入国际人类学前沿地带的时间标志。开弦弓村由此获得了学名“江村”，江村也从此和费孝通一起名扬天下，并结下了一生的缘份。从那之后到2002年，费孝通一共26次走进江村。江村成为费孝通一辈子“为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这个最大课题的起点与终点。晚年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市开弦弓村的石桥上（微信公众号“中国乡村之声”）深入乡土，是费孝通最为人崇敬的治学方式。他三访温州、三访民权、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26次回访家乡江村。他研究中国的大众主要是农民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之路。他关心中国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关心农产品流通和农民增收问题，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心血。费孝通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实证风格。在中国的江南，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已经成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之一，这也是清华学子费孝通留给中国的一份巨大财富。费孝通是江村的赤子，更是所有中国乡土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摆渡人。传世鸿儒费孝通先生一生学术等身，笔耕不辍，浩荡几万百言。他一直致力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坚持深入实际从事社会调查。费孝通认为重建一个学科，在组织结构方面，必须要有五个要件：建立学会，为专业人员和支持这门学科发展的人提供交流机会；建立研究机构；建立培养人才的社会学系；此外还有设立图书资料中心和学科的专门刊物及出版机构，并按照这一思路逐一落实。他关于学科建设的“五脏六腑”这一思想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范式奠定了基调，也为其它许多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鲜明的坐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老院长李强教授曾撰文评价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成就：“从历史上看，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费孝通关于社会学的大部分经典之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比如《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皇权和绅权》等等。第二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这是费孝通经历坎坷的一段时间，尽管身处逆境，他还是仗义执言，提出‘为社会学说几句话’、‘再为社会学说几句话’。1957年以后费孝通主要从事翻译和边界问题研究。第三阶段是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一段时间。费孝通为今日中国社会学作出了总体设计，勾画了今日中国社会学的蓝图，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实证风格。为解决社会问题、医治社会疾病出谋划策。”费孝通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学者，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个全身心投入中国社会的行动实践家，一个心怀“天下大同”宏愿的民族之子。他用一生的远行，诠释了一个乡土赤子的大仁大爱；用一生的砥砺，铸造了一位传世鸿儒的不朽传奇。费孝通和家人在清华园胜因院住宅院子里情寄清华园费孝通先生就读于清华时是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后来他也曾在清华大学执教。费先生对清华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晚年时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学习生活，是他一生当中难得的最平静、最恬适的生活。1933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费孝通在吴文藻的支持下，考入清华大学，成为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的研究生，师从俄国学者史禄国。那时在清华大学，体质人类学是冷门学科，费孝通也是清华园里学习人类学的唯一一名学生。“清华园里知道的人不多，史先生虽是世界级的学者，但知道的人很少。他不但在清华里不知名，甚至全国、全世界在当时知道他而能理解他的人也是很少的”。这样一个老师，加上费孝通是惟一一个跟他专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生，“一师一徒”的圈子很小，孤寂之状不难想见。这期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关注是骷髅”，专注于体质人类学的奥秘物我两忘。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记载，“生物学馆，位于园西河旁，碧瓦红墙……馆高四层，占地二亩有二……研究室及储藏室，多在第三、四层，实验室及讲堂，多在第二层。每一实验室，足够二十余人同时实验之用”。如此规模宏大的一个实验室，当时只有费孝通一个人工作。可见，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学是多么的稀缺与陌生。据亲历者回忆，当时实验室的门有两个钥匙，费孝通一个，史禄国一个。史禄国让费孝通独自在实验室工作，但是任何时间他都可以自己开门进来看学生在做些什么。两人在工作室里见面的机会并不太多，因为史氏每天主要的时间是在他自己的书斋里埋头工作。每天傍晚，史氏总要和夫人一起绕清华园散步一周，当他经过生物馆时，就可以用身边带着的钥匙开门进入工作室，而费孝通这时大多已回宿舍去了，史氏便查阅堆在桌上的统计纸。“他看到错误时就留下‘重做’的批语。我一看到这字条，就明白一个星期的劳动又得重来了。”费孝通曾这样回忆老师的突击检查。斯人已去，世间变迁。抚今追昔，我们在回忆费先生的种种事迹之时，更深感自己身上责任之重大。继承费孝通先生所彰显的鸿儒之志与躬行之德，为清华社会科学添上更加辉煌的一笔。有些人创造了历史，有些人被历史记住，有些则成为了历史本身。费孝通先生永远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史上令人敬仰的丰碑！（本文是彭凯平教授2020年11月14日在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复建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作者彭凯平，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心理学系主任、教授。说明感谢彭凯平老师授权发布责任编辑：惠珺往期清华思客

本文字数：3219字阅读时间：6分钟近日，河南一男子在返乡途中看到有车辆占用应急车道，便用手机拍了361张“违法车辆”的照片向警方举报。经公安交管部门审核，已对36名车主进行了处罚。此事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闯红灯、占用应急车道行驶、违停等行为，虽已被《道路交通安全法》明令禁止并设有相应处罚，但执法资源的相对有限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在交警和监控设备无法“看见”的地方，违法行为人就无法受到惩处与教育。客观地讲，市民针对交通违法行为拍照并举报，一方面可以有效弥补警力不足的现实短板，帮助公安交管部门精准高效地整治交通违法；另一方面，这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举措，还可以让市民增强文明交通意识和责任意识，推动形成文明出行的良好社会氛围，打造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正是基于如此积极的社会效益，以深圳、南京、北京等地为代表的地方交管部门都在积极搭建并推行交通违法“随手拍”举报平台，鼓励市民参与其中。然而，也有一些质疑者认为，此举是“管闲事”，容易引发非正常举报，理由有二：一是行政处罚的调查取证权应当由行政机关而非个人行使，没有执法权限的市民拍摄照片，作为公安交管部门行政处罚的证据似有不妥；二是部分地方以物质奖励的形式调动“全民行动”遏制交通违法，容易催生“职业拍客”，从而引发更多社会问题。面对上述质疑，本文尝试做一回应，以期化解矛盾争议的同时，裨益行政执法的实践。一、交通违法“随手拍”的性质是提供线索调查取证权作为公安交管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前所必须行使的一项公权，确实应当由具有执法权限和资格的交警行使，这既是正当程序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定职责必须为”的重要体现。换言之，市民的“随手拍”举报行为不能替代公安交管部门的调查取证职责。2020年5月1日新修订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经查证属实，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违法行为照片或者视频等资料可以作为处罚的证据。对群众举报的违法行为照片或者视频资料的审核录入要求，参照本规定执行”，虽然该条为市民“随手拍”作为处罚证据提供了空间，但依然要经过公安交管部门的查证属实，而“查证属实”就意味着公安交管部门要行使调查取证职权，未经查证属实的拍照是不能直接作为处罚证据的。简而言之，交通违法“随手拍”的性质仅仅是提供违法行为的线索，这与公安交管部门的调查取证仍有本质区别。二、行政奖励无可厚非但应把握“度”给予举报人一定数额奖励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行政奖励激发社会民众的参与热情，让交通违法行为无所遁形，毕竟警力有限而民力无穷。所以，既然选择实施奖励制度，就应当承认举报人可能存在获利动机。但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想尽量避免因“职业拍客”可能带来的潜在社会问题，则应当在举报人的举报成本与获益之间把握“度”，达到一个平衡。类似于民事悬赏合同，如果对悬赏人而言，悬赏标的物价值超过悬赏额，对邀赏人而言，悬赏标的物价值不超过悬赏额，那么从经济效益上讲，合同的履行不仅实现了双方的利益优化，而且促进了社会整体效益的提升。行政奖励也是一样的道理。其实，交通违法“随手拍”本身并没有任何技术难度，也很少会产生举报成本；那么对于公安交管部门而言，给予举报人的奖励只需起到激励和调动的作用即可，让举报人能够获得“共治共享”的参与感和荣誉感。从这一角度来说，给予举报人的奖励并不限于物质奖励，即便是物质奖励，也可以是较少金额，从根本上压缩“职业拍客”从中谋利的空间。三、恶意举报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当然，在实践中还出现了拍客恶意举报，甚至涉嫌违法犯罪的情况，例如拍客拍摄照片、视频后并未向举报平台上传，而是利用车主担心受到处罚的心理来要挟车主“私了”，意图非法牟利。[1]

陈琪：新冠疫情的全球应对——联合国在动荡中坚守多边主义清华思客

本文字数：2741字阅读时间：6分钟“人无俭不立，家无俭不旺，党无俭必败，国无俭必亡。”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回溯历史，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始终秉持着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