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诸葛亮作为东汉末年著名的功臣、蜀汉的丞相，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无论是官员、学者、诗人乃至于普通百姓，无不对诸葛亮敬仰有加、赞不绝口。由此，有关学术研究可以说洛阳纸贵。限于笔者的学识，仅从接受史学的角度，对唐代诸葛亮的评论予以整理，以期得到同仁的欣赏与雅正。一、唐代的诸葛亮资料及其研究唐代相关诸葛亮的资料，已经有众多的学人予以了关注和整理。手下有套《诸葛亮研究集成》，是作为山东省“八五”古籍整理规划项目，其主编为王瑞功先生，1995年完工，两年之后由齐鲁书社出版的。从书中看，唐代有关诸葛亮评论的文献，主要有以下四类。第一类，评论诸葛亮的文字。主要记载在《李卫公问对》《贞观政要》与史学家李翰的《三名臣论》。《李卫公问对》是唐太宗与其重臣李靖有关治军的私房话，是李靖事后所撰写的，其中多处涉及诸葛亮。《贞观政要》则是唐代史学家吴兢所编纂的唐太宗李世民执政的23年中与其臣属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就行政问题的讨论、奏议，其中有谈到诸葛亮的地方。第二类，碑铭文字，凡6篇。有裴度（756—839）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段文昌（773—835）的《诸葛武侯庙古柏文》，吕温（772—811）的《诸葛武侯庙记》，沈迥的《武侯庙碑铭并序》（787），孙樵的《刻武侯碑阴》（849），尚驰的《诸葛武侯庙碑铭》。第三类，诗歌类文字。有人统计，唐代咏诵诸葛亮的诗人有50多人，诗歌100余首。在这里搜集了52首，其中著诗最多的是杜甫，有11首。第四类，小说轶闻类，共9件。范掳的《严黄门》，张读的《韦皋》，魏征的《诸葛亮纪功碑》，房玄龄的《陈勰习诸葛图阵法》《李暠写诸葛亮训诫以勖诸子》，李延寿的《诸葛亮埋弩箭镞》《诸葛亮筩袖铠》，韦绚的《诸葛亮菜》，陈盖的《武侯临终》。诸葛亮作为文化的热点，既有丰富的资料，那么其研究自然也就附着而来。翻检唐代诸葛亮研究：第一，借助于唐诗综合性分析吟诵诸葛亮的，如陈翔华的《唐代咏怀诸葛亮的诗歌》，张荣东、逯雪梅的《唐代咏史怀古诗中的武侯情结》，柯昌勋的《诸葛亮贤相形象的唐诗传播》等；第二，借助于唐诗专门论析杜甫吟诵诸葛亮的，如杨磊的《读杜甫诗〈蜀相〉》、莫砺锋的《长使英雄泪满襟——论杜甫对诸葛亮的赞颂》、李兵与聂巧平的《从传播学角度论杜甫对诸葛亮人格形象定位的贡献》等；第三，借助于碑刻资料的研究，仅见梁中效的《蜀道唐碑所反映的诸葛亮信仰》。可见，唐代诸葛亮研究的侧重点是诗歌，从史学角度仅见，所以，其研究空间还是很大的。二、追思其功绩，践行其政德在唐代政治家看来，诸葛亮“为政以德”，“可以为师矣”。诸葛亮的很多政治建树，不仅使其屡建功勋，而且完全可以模仿学习。（一）唐人认为，诸葛亮的公平无私、忠于职守的胸怀，很值得学习和效法。《全唐文》卷十《太宗皇帝·诸葛亮高颎为相公直论》载：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善为相者。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又汉魏以来，诸葛亮为丞相，亦甚平直。亮尝表废廖立、李严于南中。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死。故陈寿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若如此，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唐太宗由隋代的宰相高颎想到诸葛亮，他们都是以“公平正直”执政的，所以赢得了人们的敬仰，即使被处罚，也是诚心接受，甘愿受罚，而且感恩戴德。所以，唐太宗号召群臣要心向往之，景行行止。《贞观政要》卷五《公平》记载：太宗初即位，中书令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已。”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与物。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时至公之道耶？”针对唐初政权初建之前的旧部人员因为尚未提拔的埋怨，唐太宗非常理智，提出“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与物”。所以，选拔官员的标准，不是与自己的关系之远近先后，而是看他能不能胜任，能不能安抚民众，以历史教训而言，既是父子、兄弟之情，但因危害权柄，皆被废诛；以历史经验而论，既是小国丞相，还知道轻重缓急。所以，唐太宗觉得自己作为大国的皇帝，更应该讲究公平的执政理念。《贞观政要》卷六《杜谗邪》载：尚书左仆射杜如晦奏言：“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谓人之思虑有限，一人不可总知数职，以论臣等。”太宗谓戴胄曰：“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此人妄事毁谤，止欲离间我君臣。昔蜀后主昏弱，齐文宣狂悖，然国称治者，以任诸葛亮、杨遵彦不猜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复如法。”于是，流陈师合于岭外。由此可见，唐太宗在执政中，竭力践行“以至公治天下”的理念，并将自己的臣属房玄龄、杜如晦比作诸葛亮。（二）唐人认为，诸葛亮的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的做法，很值得学习和效法。《贞观政要》卷八《赦令》：贞观七年，太宗谓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轨之辈。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暗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昔‘文王作罚，刑滋无赦’。又蜀先主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之间，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故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数赦，卒至倾败。夫谋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绝不放赦。”唐太宗认为，政治实践中，谋事在前，教化于先，即可引导民众按照规矩办事，不给投机者作奸犯科的机会。行政上对犯罪者的大赦，其实是政治家的过错，没有预设好政令，做好教化，使那些投机取巧者有机可乘，钻了法律、政策的孔，因而犯法受罚。因此，真正有智慧的政治家，是不会给人们犯罪的机会。所以，也就没有大赦一事。刘备曾向诸葛亮推荐东汉末年的陈元方、郑玄，说他们都曾经是依法行政的典范，提请诸葛亮学习。诸葛亮在刘备的启发下，谋事在前，依法行政，做蜀相十年，没有赦免一次。所以，唐太宗也决心学习诸葛亮，在其执政期间，提前做好谋划，制定好策略，减少犯罪，争取不采用赦免的政策。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好顶层设计，“严以用权”，“谋事要实”，亦即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廉政成本。（三）唐人认为，诸葛亮的依法治军、依法作战的战术，是军队取胜的法宝，很值得学习和效法。《李卫公问对》卷上十三载：太宗曰：“诸葛亮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朕疑此非极致之论。”靖曰：“武侯有所激云尔。臣按《孙子》曰：‘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自古乱军引胜，不可胜纪。’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阅无古法也；‘吏卒无常者’，言将臣权任无久职也；‘乱军引胜者’，言己自溃败，非敌胜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虽庸将未败；若兵卒自乱，虽贤将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阅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臣所以区区古制皆纂以图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为我择古阵法，悉图以上。”在这里，李靖以唐太宗的怀疑为由，强调治军必须有法，依法训练，依法对敌，那么，即使将帅不胜任其职，但是单靠训练有素、行军布阵有法可依的兵卒，也能够取得胜利。在《李卫公问对》中，李靖还专门说到诸葛亮的八阵图及其使用，介绍了自己学习使用的情况。三、论定其功德，反诘其责难在唐代士人看来，诸葛亮为刘备筹谋三分，建立蜀汉，又忠心耿耿，其功勋远在管、乐之上，那些指责其过错的言论是错误的。（一）唐代士人以敏感、追思的诗句，睹物思人，吟诵诸葛亮的功德。一是审时度势，筹谋三分。刘禹锡《蜀先主庙》：“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武少仪《诸葛丞相庙》：“执简焚香入庙门，武侯神像俨如存。因机定蜀延衰汉，以计连吴振弱孙。欲尽智能倾僭盗，善持忠节辅庸昏。”二是辅佐汉主，忠心耿耿。岑参《先主武侯庙》：“先主与武侯，相逢云雷际。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遗庙空萧然，英灵贯千岁。”杜甫《蜀相》则将先主、蜀相的君臣关系表现得极为淋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李华《咏史诗十一首》第九首，借春秋时曹国君主曹伯阳误信公孙强遭遇杀身之祸，歌颂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相合：“蜀主相诸葛，功高名亦尊。”“勿言君臣合，可以济黎元。”三是勤廉为政，发明创造。杜甫《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存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刘禹锡《观八阵图》：“轩皇传上略，蜀相运神机。水落龙蛇出，沙平鹅鹳飞。波涛无动势，鳞介避余威。会有知兵者，临流指是非。”（二）唐代士人以诸葛亮“比自管、乐”为题，认为其功德应在管、乐之上。李翰《三名臣论》中，以答客问的形式，将管仲、乐毅与诸葛亮的功德相比较。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那么，三人的功德究竟怎样排位？李翰认为，管仲不如乐毅，诸葛与乐毅有一比。客人则质疑说：“管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兴齐定霸，尊周勤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诸葛亮辅佐刘备，“建策通吴，合纵破魏，奉先主西入剑门，下车而三分天下”，“虽短祚中否，而王业殆成”。倒是乐毅，作为燕国将军，“才胜齐师，挫于二城之间，狼狈于两国之际，军不振旅，身卒奔亡”。由此，如果以成败而论，显然是管仲在前，乐毅在后，诸葛当取于中。李翰不同意这种排位。“先当格以道德，合于终始，审其正邪，观其去就，然后事可明也。”李翰认为，论定功绩，不能仅以成败论，还应该考虑道德、终始、正邪与去就等多种因素。由此而论，管仲虽然有功绩，但是“邀功事仇”（无德），“肆奢越礼”（有邪），“止于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三顾后起，筹划比当，缔构必成。事屯而业亨，主暗而国治，兵弱而强邻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唯一不足的是斩马谡。乐毅攻打齐国，“待之以德，收之以礼”，“舍权变”，“兴王道”。燕昭王死后，因燕惠王不信任才逃到赵国，但是因赵王想用他灭燕国，“因弃禄逍遁”，“可谓怀禄不屑其荣，周身不违于道”，“比诸二子，不亦优乎”？可见，若从“去就”看，可能最不成功的乐毅并不比管仲、诸葛弱。但是若就功德而言，则管仲无德可言，乐毅遂有仁德，但是缺的时运要天命。所以只有诸葛亮既知进退，又恰逢明主，即使有马谡之不足，但在李翰看来，是因为诸葛亮是由通盘考虑的，“窥其军法，必俟中原克复后厚赏宽刑”。所以，管仲、乐毅和诸葛三人，最具功德的当推诸葛。（三）唐代士人赞颂诸葛，反诘陈寿、崔浩的批评。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中曾经批评诸葛亮：“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魏书》卷四十三《毛修之》记载，后魏的崔浩批评诸葛亮为刘备相，“不能与曹氏争天下”，“退入巴蜀”，“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他为偶。而以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又说诸葛亮占据巴蜀之后，“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一再失误，“智穷势尽”，遗憾而逝。因说陈寿的批评“非为失实”。针对陈寿和崔浩的批评，唐代士人予以了反诘。裴度《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中，叙述了诸葛亮功德后，说：“而陈寿之评，未能极其能事；崔浩之说，又诘其成功。此皆以变诈之略，论节制之师；以进取之心，语化成之道。不其谬欤！”又：“度每迹其行事，度其远心，愿奋短札，以排群议。”吕温《诸葛武侯庙记》说诸葛亮相蜀功绩卓著，“土虽狭，国以勤俭富；民虽寡，兵以节制强”。所以，陈寿与崔浩的批评是不对的。“或曰奇谋非长，则斩将覆军，无虚举矣；或曰馈粮不继，则筑室反耕，有成算矣。”孙樵《刻武侯碑阴》：“史寿以为短于应变，真抑武侯哉！”显然，裴度等人的反诘，对于诸葛亮在历史上形象的重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如梁中效先生所说：“裴度是唐代中兴名臣，孙樵、吕温也都是时代精英。他们不约而同的驳斥陈寿，不遗余力地为诸葛亮辩解，逐渐将他由名将贤相推上了智星神人的圣坛。”四、记述其神迹，神话其余威唐人的史学意识非常浓郁，开宰相兼领史馆之先列。所以，像诸葛亮这样的历史人物，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一）唐代所编纂的前代史书中，记述了诸葛亮的轶闻遗事。魏征所监修的《隋书》卷五十三《史万岁》记载，史万岁率领军队到南中击破爨氏的叛乱，行军中，看到有“诸葛亮纪功碑”，其背面刻有文字“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预言了史万岁将率军经过此处。史万岁对诸葛亮的语言很不赞同，于是让士卒将其推到，碑趺志曰：“史万岁不得仆吾碑。”史万岁不得不将碑又重新立起。房玄龄编纂的《晋书》中，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记载，武昭王李暠教育他的儿子，说自己常年在外征战，没有时间关照，也没有请来老师训诫，就承担了重任，“皆弱年受任”。因此很是担心，“常惧弗克，以贻咎悔”。于是想到了诸葛亮的诫子书，希望他们学习，“周孔之教尽在其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质略易通，寓目则了”。又在《职官志》中说陈勰受命学习诸葛亮的布阵排兵方法，“及蜀破后，令勰受诸葛亮图阵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勰悉谙练之”。李延寿编纂的《北史》卷八十九《艺术·陆法和传》记载，陆法和带军驻扎在白帝城，告诉手下，说曾经见过诸葛亮在城郊埋藏弩箭镞“一斛许”，然后找到地方，果然挖出。又所编纂的《南史》卷十六《王玄谟传》记载，宋明帝曾经赏赐给王玄谟“诸葛亮筩袖铠”。（二）唐人将执掌巴蜀的官员韦皋与严武都看作是诸葛亮转世，秉承其余福。《新唐书》卷一五八《韦皋传》：“皋治蜀二十一年，数出师，凡破吐蕃四十八万，禽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获牛羊二十五万，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为西南剧。善拊士，至虽婚嫁皆厚资之，婿给锦衣，女给银涂衣，赐各万钱。死丧者称是。其僚掾官虽显，不使远朝，即署蜀州刺史，自以侈横，务盖藏之。……始，皋务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岁一复。皋没，蜀人德之，见其像必拜。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镵其文尊讳之。”可见，韦皋在治蜀其间，不仅安抚叛乱者，更是袒护僚属、百姓，所以深得民心。时人张读在《宣室志》中，给韦皋的政绩作了解释，说他是诸葛亮转世：“唐故剑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韦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会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自来。”见婴儿韦皋，说：“别久无恙乎？”“婴儿若有喜色。”大家都很纳闷，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认识胡僧呢？胡僧说：“此子乃诸葛武侯之后身耳。武侯当东汉之季，为蜀丞相，蜀人受其赐且久。今降生于世，将为蜀门帅，且受蜀人之福。吾往岁在剑门，与此子友善。今闻降于韦氏，吾固不远而来。”韦家听信胡僧的话，于是给韦皋命字为“武侯”。韦皋后来巴蜀的作为，应验了胡僧的话。《新唐书》卷一二九《严武传》记载，严武曾经为剑南节度使，“在蜀颇放肆，用度无艺，或一言至悦，赏至百万。蜀虽富饶，而峻掊亟敛，闾里为空。然虏亦不敢近境”。严武为人肆情任性，年少时，因为他的父亲只亲近其妾，而不与其母亲在一起，他就用铁锤击碎乃父之妾的头。任职蜀地后，曾因小事将梓州刺史章彝杀掉。故宰相房琯为巡内御史，严武“慢倨不为礼”。在朋友圈内，严武与杜甫关系最好，但是多次想杀掉他。“李白为《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当严武40岁病卒时，其母亲边哭边高兴，“从今而后，吾知免为官婢矣”。但是就是这样的人，唐代咸通年间的范掳撰《云溪友议》，说严武也是诸葛亮转世。其父严挺之娶妻裴氏，“才三夕，其妻梦一人佩服金紫，美须髯，曰：‘诸葛亮也，来为夫人儿。’”五、“南阳诸葛庐”，悠然思孔明唐人对诸葛亮的认识，不仅在于思想、功德及其神话方面，而且也在于对南阳的认识方面。刘禹锡《陋室铭》中“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可谓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除此而外，唐代很多的士人与诗人在其论著、诗歌中，都讲到了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事实。在这里，我们摘抄一些，以飨同仁，并正视听。汪遵《南阳》：“陆困泥蟠未适从，岂妨耕稼隐高踪？若非先主垂三顾，谁识草庐一卧龙？”胡曾《南阳》：“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自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草庐？”许浑《南阳道中》：“月斜孤馆傍村行，野店高低带古城。篱上晓花斋后落，井边秋叶社前生。饥鸟素哺随雏叫，乳牸慵归望犊鸣。荒草连天风动地，不知谁学武侯耕。”李翰《卧龙岗谒武侯祠》：“海岳同云起卧龙，《出师》二表见孤忠。长星忽为营前陨，大业终堕再造功。八阵有图留汉沔，《六韬》无地斩奸雄。草庐遗址多年后，赢得知音作闷宫。”以上四首，是几位作者到南阳游走时，想到诸葛亮，有感而作的。李白《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汉道昔云季，群雄方战争。霸图各未立，割据资豪英。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杜甫《武侯庙》：“遗庙丹青古，空山草木长。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罗隐《筹笔驿》：“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李山甫《代孔明哭先主》：“忆昔南阳顾草庐，便乘雷电捧乘舆。”以上四首，是其中歌咏诸葛亮时，谈到了他曾经躬耕于南阳的事。裴度《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中：“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我未从虎，时称卧龙。”吕温《诸葛武侯庙记》：“武侯命世，实念汉德。魏奸吴轻，未获我心。胥宇南阳，坚卧不起。三顾虽晚，群雄初定。必也彗扫，是资鼎立。”孙樵《刻武侯碑阴》：“曩蟠南阳，时人不与仲、毅伍。”以上三条，是前述唐代名臣所撰写的碑铭中的文字，可以代表其时官方的意见。在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中，有些学者无视诸葛亮自己，甚至唐人的论述，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论据不足，其荒谬之言，可淡然无视。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