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民币的定位必须尽快做出调整,其改变的不是人民币，而只是人民币的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数字人民币推动的金融业态与货币管理的深刻变化，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才是数字人民币将带来的最深刻变革和最大价值所在。2019年7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央行）权威人士宣布：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已经进入“996工作模式”（每天早9点至晚9点，每周6天工作制），数字人民币已经呼之欲出了。2020年10月，数字人民币首次在深圳罗湖区开展社会公测，随后，参与公测的城市和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产品种类和终端工具不断丰富，不少人曾预期到2022年2月北京冬奥会前，数字人民币应该全面推广运行，中国将成为率先推出“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国家。但时至今日，数字人民币仍在测试调整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关键问题有待理清和解决，央行尚未明确全面推广运行的时间表，2023年初央行工作会议明确的仍是“有序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数字人民币研发基本历程2008年10月底“比特币”白皮书发布并于2009年伊始正式推出运行，由此一种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上全新的去中心、超主权、点对点的“数字加密货币”概念开始加快传播，影响力不断增强，并进一步带动“以太坊（以太币）”等越来越多加密货币的涌现，对国家主权（法定）货币带来巨大冲击。这也推动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的多国央行高度关注并开始研发“央行数字货币”。中国央行也在2014年就成立团队开启了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并命名为“DCEP”（Digital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传播迅猛、俄乌冲突影响加深、中美宏观政策分化，到3月份经济金融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甚至超出预期，近期可能遭遇超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可能堪比1998-1999年那样严峻的挑战，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切实加强宏观政策维稳力度，认真做好应对重大冲击的政策预案，而且要加快推动宏观政策重心转变，切实加大消费端维稳促长的力度。宏观环境变化给经济运行带来更大冲击今年以来，国际国内宏观环境出现一些超预期变化，进一步加大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其中，需要特别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叠加冲击：一、新冠疫情快速蔓延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在我国出现快速蔓延态势，特别是经济中心上海成为重灾区，对经济社会运行带来巨大冲击。到2021年底，我国新冠病毒累计确诊病例刚刚突破10万例，到2022年3月10日刚刚突破11.2万例，但到2022年4月10日，已达到38.8万例，4月16日已达到52万例，其传播速度远超2020年。这对于已经连续2年高强度抗击疫情，很多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已经巨大，一些行业和企业资源和潜力严重消耗的中国而言，疫情大规模蔓延带来的冲击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在美国等海外国家已经放开因疫情采取的社会管制，经济社会运行得到很大修复情况下，将对中国抗击疫情和经济表现带来更大压力。二、俄乌冲突影响深远2月24日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后，美欧等发达国家很快就联合宣布冻结俄罗斯在这些国家的官方储备资产，并将选定的俄银行从SWIFT剔除。随后美国不断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切断对俄正常贸易关系，加大对乌援助力度，并拉动更多国家参与到对俄制裁行列，使俄罗斯遭受全世界力度空前的全面制裁。俄乌冲突已经上升到美俄两个核大国直接的全面对抗并不断升级，不仅对俄乌乃至欧洲产生直接的巨大影响，而且推动世界分化分裂和尖锐对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国际货币体系遭受巨大冲击甚至可能进入重构状态，可能引发严重的粮食危机和全球经济深度滞涨，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巨大威胁，其影响广泛而深远。中国作为至今尚未被深入卷入美俄对抗又与各方存在密切经济往来关系的大国，具有协调各方、劝和促谈、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但也面临在对抗双方如何取舍非常尖锐而敏感的选择，面临着美国及其盟友的高度施压和可能的严厉制裁、彻底脱钩的威胁，对中国的外部环境与开放发展都将产生深刻而严峻的影响。三、中美宏观政策加快分化美国自2020年3月开始大幅降息至接近零利率，并推出无上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政府大规模扩大债务并实施社会救助之后，保持了经济金融和社会就业的总体稳定，到2021年下半年之后，随着新冠疫情管制的放松和经济活动的恢复，加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阻、地缘冲突加剧等因素影响，美国及更多国家通货膨胀率加快上升，迫使美联储从2022年3月份开始实施加息缩表，且力度呈现出加大态势。与美国不同，中国在疫情爆发后，动用举国之力，实施严格管控、动态清零措施，在2020年率先取得抗击疫情决定性胜利，经济社会运行得到很大恢复，成为当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进出口高速度增长，对世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但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反弹和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不振等因素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强，经济增速大幅下滑，迫使国家不断加大刺激力度，包括推出普遍性降息降准、结构性货币政策，政府扩大发债和开支等。由此，中美两国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差距不断收窄，近期甚至出现倒挂，引发对人民币汇率可能贬值以及外资加快撤离中国的担忧。一季度经济金融数据揭示潜在风险2022年3月，制造业PMI为49.5，比上月下降0.7个基本点，同比下降4.62%；非制造业PMI为48.4，比上月下降3.2个基本点，同比下降14.03%；3月份CPI同比上涨1.5%，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环比持平；PPI同比上涨8.3%，环比上涨1.1%，环比连续3个月上涨；3月份出口增长超过10%，但增速环比下降，而且出口价涨量跌；进口出现小幅下跌，若扣除价格因素，进口下滑更加明显；俄乌冲突爆发后，我国进出口增长压力持续加大，出口企业经营困难明显增强。一季度GDP增长水平尚未披露，但社会预期普遍较低，消费增长更加乏力。3月末社会融资总量为325.6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比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99.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为2.33万亿元，同比增长0.7%；委托贷款余额为10.93万亿元，同比下降1%；信托贷款余额为4.18万亿元，同比下降30.5%；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3.08万亿元，同比下降19.5%；企业债券余额为31.06万亿元，同比增长10.2%；政府债券余额为5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7%；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9.76万亿元，同比增长14.9%。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49.77万亿元，同比增长9.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5个和0.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4.5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低2.4个百分点。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8.34万亿元，同比多增6636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1.2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新增额相比少了1.3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943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07万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7.0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新增额多了1.73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23万亿元（同比增加1.03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95万亿元（同比减少0.52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8027亿元（同比增加1.28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81亿元。3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3.13万亿元，同比多增3951亿元。一季度外币贷款增加305亿美元，同比少增190亿美元。3月末，外币贷款减少125亿美元（同比多减143亿美元），外币贷款余额9432亿美元，同比增长2.9%。从上述经济金融数据看，3月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均下滑至50%的枯荣线以下，服务业PMI下滑更大。CPI与PPI的剪刀差尽管连续5个月收缩，但PPI已连续3个月环比上升，考虑到俄乌冲突后，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高居不下，接下来PPI可能继续走高，将对中下游企业产生更大经营压力。3月份社融增速和M2增速均有所反弹，货币总量宽松取得成效；一年期和五年期LPR分别下降十个基点和五个基点，2022年3月新发放的企业贷款利率比上年12月低8个基点，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有所降低。但从结构上看，隐患依然突出：住户人民币贷款新增额比上年同期少了1.3万亿元，贷款意愿并不旺盛；企事业单位人民币贷款同比新增额尽管增加了1.73万亿元，但主要是短期贷款与票据融资同比多增2.31万亿元，而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了0.52万亿元；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增速提高，但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同比均出现下降，企业债券、政府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同比出现较大上升，而能够发行债券和股票的企业并不多，反映出企业融资存在两极分化，一般性企业融资，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融资并不容易。如果新冠疫情迅猛传播、俄乌冲突不断升级、中美宏观政策出现很大反差等重大因素相互叠加带来的冲击得不到扭转，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将面临更大不确定性，甚至可能超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引发经济出现大幅下滑和严重滞涨的风险，其挑战可能堪比1998-1999年在前期经济过热、金融混乱之后爆发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并做好应对重大冲击的政策准备。全力应对冲击并着重推动消费增长改革开放以来，除1998-1999年出现严重滞涨和金融混乱、2008-2009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外，中国实际上并没有经历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洗礼，所以，我们在应对经济金融危机方面依然缺乏经验。1998-1999年面对严重的经济滞涨和金融混乱，国家一方面开展严厉的金融整治，包括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将国有金融机构人事组织权从地方党政剥离上收，实施一体化垂直管理，并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改按大区设立分行；财政发行2700亿元专项国债，补充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财政面向央行和国有银行发行专项债券，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1.4万亿元（1999年末我国M2余额为11.76万亿元，由此可见当时银行不良资产状况有多么严重）；推动金融机构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对证券、基金、信托、租赁、期货等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大量关停并转；清理“三角债”，整顿结算纪律，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关停并转等。另一方面积极寻求新的增长点，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依托其巨大的需求潜力，引入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推动其作为产业加快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在2000年明显止跌回升。而恰恰从2000年3月开始，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大幅下跌，网络泡沫随后破裂，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熄火，全球经济急需寻找新的增长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为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创造了极其难得的条件。中国入世后，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涌入，进出口高速增长，国家外汇储备快速扩张，推动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家很快调整前期严厉的宏观控制策略，迅速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成为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的国家，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巨大贡献，随即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大幅增强，尽管也由此遗留了很大问题，影响到后期的经济增长，但总体上应该是利大于弊，是值得认真总结借鉴的。国际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多次经济周期和危机洗礼，积累了更加丰富的应对经验。其中，美国总结了“大萧条”和2007年次贷危机应对迟缓酿成更大危害的教训，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2020年遭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毫不迟疑，大幅降息至零利率后，继续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政府扩大负债并大量开展社会救助等，总体保证了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尽管其中也会引发很大新的问题，但仍值得认真审视和有效借鉴，做好应对新的重大冲击的思想和政策准备。当然，经历2000年以来10多年高速发展之后，现在中国更多的面临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考验，大环境与1998-1999年乃至2008-2009年存在根本性不同，如果宏观政策上仍是继续原来政府和国企扩大基建、刺激房地产发展的老路，不仅见效慢，而且即使短时间内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却可能因缺乏有效需求而给经济社会留下更大后遗症，必须认真总结2020年为应对新冠疫情推出的行之有效的宏观政策，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优先从促进消费增长端发力，抓紧把已出台的特困行业纾困政策落实到位，鼓励地方加大帮扶力度，稳住更多消费服务市场主体，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作用，以有效需求带动投资和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支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促进消费增长方面，要紧紧围绕人们吃饭、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消费相关的重点领域，主要面向潜力巨大的社会底层群体进行政策倾斜，相应抑制过度消费或浪费以及由此而带动的价格虚高。具体可考虑以下方向性重点（具体方案仍需相关部门细化和完善）：在住房方面，仍应加快推出房产税，在设置合理的免税区，确保人们的基本住房需求基础上，实施累进税率制，抑制占用过多的住房面积，特别是空置过多住房，影响住房供应和价格虚高。同时，积极鼓励人们租房，在推动住房租售同权的基础上，给予租房人每人一定金额的补贴。在教育方面，加快推出和落实对人口从出生到高中义务教育阶段的补贴，推动其加强体育锻炼，同时控制各种校外培训辅导，切实减轻家庭教育开支压力。在医疗方面，进一步深化药品和医用耗材的国家集中采购改革，严格控制医院和医生在药品使用上获得不当利益；加强对医院开展各种全面或专项体检的基本规范和收费标准的制定与监督，严厉打击虚假体检行为；对各类需要手术治疗的病例，制定其基本检查项目与收费标准，加大实际病例处理与收费项目的抽查与滥检查多收费问题的处罚。在吃饭等日常消费方面，加大政府对因疫情被隔离人员本人及所在单位的补贴；可以考虑对所有居住者，包括外地来人，通过手机、身份证号码等自主申报，由政府指定机构审核后按月发放一定金额规定期限的通用消费券（优先通过数字人民币发放），限期消费、过期无效。商家收到的消费券可及时与政府结算变现。由此提高政府补贴消费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在宏观政策上，要做好大规模经济刺激与金融救市、社会救助的准备，不能机械地理解和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关键时刻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畏首畏尾犹豫不决贻误战机。财政要做好加大企业和个人救助力度的预案，包括相应扩大债券发行、提高财政赤字率、推行社保减免、加大养老扶持等。央行要做好进一步降准降息的预案，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必要时，央行可以实施零利率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多地释放流动性，大幅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受疫情严重影响行业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要明白，在遭遇经济金融危机时，政府干预不到位、宏观政策不作为，不能及时加以遏制，可能引发更大危害；扩大货币总量、压低货币币值、扩大社会救助，本身就是实现社会财富重新分配（从货币资产所有者向扩大负债进行投资和消费的人群以及低收入者阶层转移）、维护经济社会稳定最广泛且阻力最小的方式，运用得当利大于弊。2020年以来美国宏观政策运用实践值得我们冷静观察和有效借鉴。公众号：王永利经济｜金融｜民生

美国联合其盟友冻结俄罗斯央行在其国家的官方储备资产，不能不让拥有全球最大外汇储备，而且主要存放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中国高度警惕。但是，美国真敢冻结甚至没收中国的官方储备资产吗？中国真的需要并且能够对外汇储备进行大规模调整和压缩吗？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很快联合欧盟、英国、加拿大等多国开始对俄罗斯施加金融制裁，包括冻结俄罗斯央行在这些国家的储备资产，第一批选定7家俄罗斯银行从SWIFT系统中删除。之后，美国不断加大对俄制裁力度（甚至延申到白俄罗斯），更多的国家紧随其后加入对俄制裁行列，连原来长期保持中立的瑞士也宣布冻结俄罗斯央行的资产。由此，俄乌战争实际上已经上升为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北约之间的对抗，这不仅会对俄罗斯产生深刻影响，而且会对参与制裁俄罗斯的国家，以及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对世界经贸往来乃至政治格局都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美国联合其盟友冻结俄罗斯央行在其国家的官方储备资产，以及此前美国没收阿富汗70亿美元官方储备资产，不能不让拥有全球最大外汇储备，而且主要存放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中国高度警惕。有人因此强烈呼吁，中国应抓紧抛售所持有的美欧国债，尽快将存放在美欧等国的外汇储备资产拿回来，或者大量采购黄金及战略物资运回国内，或者尽快将国家外汇储备转让给企业或个人，将3.2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压缩到1.5万亿美元以内等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美国真敢冻结甚至没收中国的官方储备资产吗？中国真的需要并且能够对外汇储备进行大规模调整和压缩吗？在当前国际局势下，此事影响重大又极其敏感，必须仔细研判、准确把握。准确看待对俄制裁的多方影响就美欧对俄罗斯的经济金融制裁而言，如果只是将俄罗斯部分银行从SWIFT剔除，会对这些选定的银行产生影响，但其相关业务与客户还可以介绍给该国其他可以与SWIFT连接的银行，对整个国家而言，影响是有限的，也意味着美欧并没有完全断绝与俄罗斯的经贸往来。如果美欧推动SWIFT将俄罗斯所有银行全部删除，并且冻结俄央行储备资产，不仅会使俄罗斯对外经贸往来和金融交易受到很大影响（但并不是绝对无法开展，继续与俄罗斯保持经贸往来和金融交易的国家可以比照SWIFT的规范另行建立专用的支付指令报文传送和处理体系，只是其成本和效率可能无法与SWIFT相比），同时也意味着实施制裁的国家将全面终止与俄罗斯的经贸往来与金融交易（切断SWIFT服务只是经济制裁的配套措施，是配角而非主角），使俄罗斯完全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割裂。美欧的制裁，还将带动更多国家加入制裁行列，甚至连那些继续与俄罗斯保持经贸往来与金融交易的国家也会受到美欧的延申（二级）制裁，由此将对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但与此相对应，美欧等参与制裁的国家也将丧失对俄罗斯的经贸往来和金融交易，甚至还会受到俄罗斯的反制裁，SWIFT将失去这部分客户和业务，影响是双方的甚至是多方的。俄罗斯是拥有大规模核武器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世界上能源、粮食、化肥、部分矿产等出口大国，西方国家在俄投资和持有俄金融资产也有较大规模，封锁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金融交易，再加上乌克兰的农业生产因战争受到影响，也会对相关产品的国际价格乃至世界粮食安全产生冲击，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及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包括对目前欧洲的能源危机与灾民问题，以及美国远超预期的通货膨胀等产生影响。如果美欧因对俄制裁而不断延申扩大对他国的制裁范围与力度，包括冻结或没收他国的官方资产，将更多国家从SWIFT剔除等，也会催生新的国际联盟或利益集团，加快其他国家货币的国际化，催生出SWIFT的替代系统，对SWIFT以及美欧阵营对外经济往来的发展，对美元、欧元等货币的国际声誉与地位以及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都将产生深刻影响。如果由此推动世界严重分裂、尖锐对立，也会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对世界和平稳定产生极大威胁，对此，美欧也必须仔细权衡与掂量。正因如此，到目前为止，美欧并没有推动SWIFT将俄罗斯所有银行完全剔除，德国等欧洲国家依然保持一定范围的对俄经贸往来，甚至俄罗斯已经主动控制石油、天然气等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对欧出口和对参与制裁国家的反制裁。美国很难与中国彻底脱钩中国加入WTO之后，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吸引国际资本和产能大量流入的推动下，很快发展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形成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国、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与美欧等很多国家形成了非常密切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关系，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有着深刻的影响，美欧要与中国彻底脱钩是非常难的。其中，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外汇储备）也在这一过程中快速增长。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封锁，外汇一直处于非常紧缺的状态，成为极其珍贵的稀有资源，到改革开放启动时的1978年底，也仅有1.67亿美元，1980年末甚至出现-12.96亿美元的罕见结果，迫使国家采取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出口创汇和招商引资，并实施严格的强制结售汇，推动国家外汇储备逐步上升。1994年实施外汇管理制度重大改革，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推动外汇储备加快增长，到年末突破500亿，达到516亿美元并保持持续上升态势。1996年末突破1千亿，达到1050亿美元。2000年10月确定中国将于次年加入WTO后，外汇储备加快增长，2001年突破2千亿，年末为2121亿美元；2006年突破1万亿，年末为10663亿美元；2009年突破2万亿，年末为23991亿美元（不包括财政部从央行购买2000亿美元注入中国投资公司的部分，以及其他从外汇储备中直接拿出来进行投资的部分）；2011年突破3万亿，年末为31811亿美元；2014年6月末为39932亿美元，接近4万亿美元。2014年下半年开始，在央行扩大外汇使用（如向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投资等）以及美国收缩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吸引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外汇储备出现快速下降，2016年末下降为30105亿美元。2017年1月末甚至跌破3万亿美元。之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持外汇储备的稳定，2020年以来基本上保持在3.2万亿美元左右。这远远超出世界排名第二的日本1.3万亿美元左右外汇储备的规模，其中还不包括央行的黄金储备以及港澳台的外汇储备。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欧元等发达国家的货币，也主要存放在美欧等发达国家，这种结果并不是可以随意选择的。各国货币的国际地位是在跨国经贸往来过程中通过各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竞争决定的，是各国按照“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综合比较和选择的结果，一国货币并不是自己想成为国际货币就能成为的。在记账清算体系下，一国货币的跨境支付流动，实际上是通过清算机构增减收付款双方及清算机构存款账户，以债权债务关系的变化进行清算的，所谓货币的跨境流出、流入，实际上是货币所有权的流出、流入，而不是货币本身的流出、流入。相应的，一国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都存放在货币发行国，表现为其在货币发行国的资产或债权；一国货币成为他国储备越多，该国的外债就会越大。这就形成了记账清算体系下外汇储备非常特别的新特征：外汇储备只是拥有所有权，只能存放在海外（主要是货币发行国），只能用出去（扩大投资或进口等）而不能拿回来。由此，“把外汇储备拿回来”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这也意味着一旦与美欧关系破裂，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将受到很大威胁。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各种投资和大量出口是其重要来源，也主要存放在美欧等发达国家（仅持有的美国国债就超过1万亿美元），反映出中国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经贸往来和利益关系，对世界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正因如此，美国从2018年开始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其结果是双方的贸易规模不降反升，难以割裂。在目前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并对世界和平产生巨大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替代的巨大稳定器作用，其影响力和重要性更加凸显。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国坚守联合国宪章，坚持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基本原则，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主动与美欧激化矛盾，美欧要想像制裁朝鲜、伊朗、俄罗斯一样制裁中国，甚至冻结或没收中国在其国家的官方储备资产，那就等于对中国发起了直接的经济战争，必将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击，结果将可能造成世界严重分裂和尖锐对抗，其影响远非俄罗斯被制裁所能比拟的，这种结果不仅对中国有重大影响，也并非美欧能够承受得起的。所以，美国要彻底与中国脱钩是很难的，要冻结乃至没收中国的官方储备资产也只能是极其罕见的疯狂结果。在国家外汇储备上切忌盲动1、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是非常不容易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合理规模”，只要不是依靠外债增加的，实际上是多多益善。在1994年国家外汇储备超过500亿美元之后，关于储备是不是太多了的争论就不断增强。有人认为，国家外汇储备大大超出国际公认的一定时期进口付汇和偿还外债所需的合理规模，而且外汇储备过度增长带动基础货币大幅扩张，很容易造成人民币的严重超发，并使货币投放过度依赖美元或以美元为锚，容易丧失货币自主权；外汇储备的来源主要是招商引资和净出口顺差扩大，不仅招商引资对投资人的回报率远高于（10倍于）外汇储备存放海外的回报率（美国有数万亿美元海外净负债，但却能实现每年数千亿美元海外净收益；中国有数万亿美元海外净资产，但却是每年上千亿美元的海外净损失），而且出口货真价实的商品换回来的外汇很可能出现大幅度的贬值，损失太大，而且还可能面临被冻结被没收的风险，所以，强烈呼吁压缩央行外汇储备，认为目前保持1.5万亿美元左右就足够了。上述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根本不成立。实际上，如果没有充足的外汇来源，央行要增加外汇储备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在中国是有痛苦经历的。中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是改革开放扩大对外经济交的成果，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增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国际资本冲击具有强大震慑力并有效维护包括港澳在内的汇率与金融体系稳定的“金融核武”（1997年没有大陆外汇储备的基础与大力支持，仅靠香港是难以抗击国际资本对港币冲击的，也正因如此，东南亚国家随后也纷纷加大外汇储备的规模）。至于说中国招商引资对投资者的回报率远高于外汇储备存放海外的收益率，这种比较本身就存在问题。招商引资的回报率应该与招商引资项目的实际产出率进行比较，招商引资的实际产出率，包括引进设备、技术、管理以及培养人才、推动改革等派生效益，一定会高于对投资者的回报率，否则，招商引资的门槛就应提高。这与由此获得的外汇出售给央行并将外汇储备存放海外的收益率完全是不可比的两回事。同样，由于不同国家海外资产、负债的性质、结构及收益率或回报率存在很大不同，简单地将中美两国海外净资产收益率相比并因其存在巨大反差而说明增加外汇储备不合理，同样是不成立的。在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人民币基础货币相应扩大情况下，央行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抑制银行信贷投放及派生货币的规模（控制货币乘数），保持货币总量的适度增长，而不会造成货币的严重超发，在这方面，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所以，只要不是依靠扩大外债形成的，外汇储备其实是越多越好，根本就不存在合理的规模（本人于2011年就在《国际金融研究》上发文“巨额外汇储备，饱受争议却受益匪浅”对此加以阐明）。2015-2016年国家外汇储备急剧收缩接近万亿美元，不仅外汇流动性受到挑战，而且带动人民币基础货币大幅收缩6万亿，货币总量增长更多地依赖银行信贷投放，带动整个国家的负债率大幅提升，资金成本居高难下，引发一系列严峻问题，迫使国家采取措施努力维持外汇储备稳定在3万亿美元以上。但因种种原因，国家外汇储备想要较大增长已经非常不易，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暴发后，中国率先回复生产并推动外贸顺差大幅增长，国家外汇储备也只是增长到3.2亿美元左右，今后要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已经实属不易。所以，现在仍宣称保持1.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就足够了的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2、当前局势下，大规模压缩外汇储备和在美储备资产并非易事。首先，大量抛售美债的说法难以做到。一方面在债券到期前，美国政府并不承担提前赎回的责任，只能在二级市场出售。而要集中卖出上万亿美元债券，并不一定有足够的买方，有可能需要承担巨额减价损失，而且其变现的依然是美元，依然需要存放美国而不能拿回来，风险并没有消除，却可能由此造成美国国债市场的剧烈震荡，激化与美国的矛盾。其次，用美元购买黄金同样存在问题。市场上并不存在上万亿美元黄金的供应，急于购买黄金，有可能大幅推升黄金价格而面临巨额损失风险。购买的黄金如果不运回来，依然可能被冻结或没收。要将黄金运回本国并保管，还需要很高的运输与保管成本。更关键的是，要将国内的黄金用于国际支付清算，其成本大大高于主权货币，并非合理选择，只能是被发达国家排除在其货币体系之外的无奈选择。当然，这并不排除根据国际市场情况，适当加大黄金或其他战略物资的购买，或者适当调节外汇储备的币别与国别结构，进一步压低美元储备，但应尽可能避免作为与美对抗的手段来使用。再次，将美元兑换成比特币等数字虚拟货币进行储备，就更加不靠谱。比特币等数字虚拟货币没有国家主权或法律保护的社会财富与之对应，主要应用于灰色地带和投机领域，其价格必然会大起大落，根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不可能用于央行的货币储备。中国当前可能的应对策略当前国际局势极其敏感复杂，也凸显出中国的国际重要性，对中国带来巨大机遇和挑战，中国的立场选择和战略举措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影响，此时必须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绝不可盲目冲动、犯下颠覆性错误。首先，必须旗帜鲜明的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坚持世界和平共处基本原则，坚决反对大国霸权、欺凌和侵略（包括随意冻结和没收他国官方资产），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公平正义赢得全世界最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其次，要积极促成俄乌乃至俄罗斯与北约的和谈，达成各方共同可接受的结果，避免事态失控引发核大战等极端恶劣的结果。同时，继续保持与包括美欧及俄乌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在符合国际公理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支持俄罗斯的稳定与发展，实现相互之间的合作共赢，避免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冲击和危害。第三，在国际支付清算上，既要加快跨境人民币清算系统CIPS的建设与对外连接，加快数字人民币的推出和向境外的推广使用，大力推动双边或多边贸易与央行货币互换协议项下的本币结算等，减少对他国货币和SWIFT的依赖，又不能寄希望这些举措能很快取代SWIFT、人民币能很快取代美元、欧元的国际地位，目前首要的选择仍是继续加强与SWIFT合作，积极推动SWIFT的非国家化、去政治化，强化其原有的中立、共享、专业的特性，避免其成为美欧打压他国的工具，更好地为国际经贸往来及金融交易服务。第四，巨额外汇储备来之不易，是中国具有强大震慑力的“金融核弹”，必须用准用好，决不可随意动用、轻易压降。同时，要加强外汇储备管理，将其提升到国家最高层级，其管理原则、风险偏好、重大变化和损益结果等应向国务院和全国人大报批。当然，对于美欧冻结乃至没收储备资产的可能，中国也要做好坚决反击的措施准备。中国仍应继续扩大经济金融对外开放，鼓励境外投资人持有更多中国资产，形成更强的利益融合与约束。第五，受到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近期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中国作为很多商品最大的进口国或出口国，经济社会稳定已经受到很大影响，事关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亟需增强对大宗商品国际价格的影响力。其中，要尽快扭转中国在国际期货方面影响力十分薄弱的困境，并使期货与现货相互配合、形成强大合力。为此，一方面必须加快中国期货交易所的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进程，增强国际吸引力，加快打造中国可以与美国、英国抗衡的国际期货交易中心第三极。同时应整合国家相关资源，尽快打造可以直接参与美英等国际期货交易中心进行交易、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期货做市商公司，切实增强中国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国际影响力。公众号：王永利经济｜金融｜民生

实际上，NFT是在区块链技术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种内含若干规则与信息的具有不可复制、不可分割的唯一性数字（编码）加密权益证明，用来表明某个数字物品的权益归属。所以，NFT翻译成“非同质化权证”更为恰当。

2020年10月中旬，深圳以财政出资1000万元，以注册成功的个人抽签中标方式投放5万个红包（每个200元），通过指定银行转换成数字人民币，在设定区域具备接收条件的商家限期消费，过期未用予以收回的方式进行数字人民币使用社会公测。此后，数字人民币社会公测的范围不断扩大，参与的城市、民众、商家（线上线下）和金融机构不断增多，系统下载与使用流程逐步清晰，各种不实传说不断消除，整个运行体系不断完善，数字人民币真的可能呼之欲出了。但现在却存在一个亟需认真反思、准确把握的根本问题：数字人民币真应定位于M0吗？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强调，数字人民币定位于流通中现金M0，不予计息，其与传统人民币的兑换（兑入、兑出）是免费的。但这可能存在很大问题，值得仔细探究。首先，将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很多人就简单理解为数字人民币只能替代现金，所以不予计息，不会影响银行存款。不少人还由此认为，数字人民币需要像人民币现钞那样，有不同面额、不同图案、不同编号等，并要将这些因素纳入保密编码，以实现对每一张货币流动的全流程监控。但这其实并不准确。如果严格限定数字人民币只能替代现金，那么就必须严格限定其只能用现金进行兑换，而不能用存款进行兑换。但在公测中，实际上都不是用现金兑换，而是全部用存款兑换的。而且，数字货币本就可以实现钱包加密和支付监控，实现对每一笔支付进行监控，根本就不应该再像现金一样还要区分不同面额，并跟踪监控每一张货币的流动，否则，数字人民币实际使用时必然涉及到大量的货币鉴别和交易找零问题，会增加大量运行成本，完全是画蛇添足，违反数字货币发展逻辑。所以，从公测展现出来的情况看，数字人民币并不存在不同面额、图案、编号问题（现在数字人民币还有统一的带有毛泽东画像，类似现钞的图案，不同兑换银行提供的数字人民币钱包还在此图案基础上加以不同颜色和标识进行区分，这是否有必要实际上也有待推敲）。更重要的是，如果数字人民币仅仅局限于替代现金，那么它的规模将非常有限，因为目前我国流通中现金也就8万多亿元，这还不可能完全被替代掉，由此，数字人民币的实际规模和占货币总量的比重就会更小。同时，数字人民币仅仅局限于替代现金，它就只能用于支付，不能用于银行发放贷款、投资债券等并相应派生货币，数字人民币增长就会存在瓶颈，其实际功能将被严重束缚，难以发挥更大作用，难以尽快替代更多传统人民币，将会造成数字人民币与传统人民币两套运行体系长期并存的格局，可能给货币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和麻烦。这种情况下，数字人民币国际化也势必受到严重影响。由此可以肯定，数字人民币只能替代流通中现金的定位一定是不准确的，这种定位将严重束缚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实际上，数字人民币就是人民币的数字化，并不是人民币之外新的一种货币，其人民币的本质不应有任何变化，但其表现形式和运行方式却可能发生深刻变化，由此推动货币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严密合规风控，维护货币金融体系稳定发展。这其中，基于划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严格控制中央银行直接面向社会公众办理金融业务，特别是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包括直接对政府提供透支或购买债券），面向社会公众的金融业务主要交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从而维持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基本要求，数字人民币仍将由人民银行集中管理，并像传统人民币一样，采取“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公众”的“二元运行模式”，而不是由中央银行直接面向社会公众的“一元运行模式”。但在坚持“二元运行模式”基本架构基础上，数字人民币的运行机制仍会有很大突破和改进：个人、商家、单位和金融机构等要获得和使用数字人民币，必须下载央行统一的数字人民币APP，并通过央行选定的兑换银行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才能进行传统人民币与数字人民币的兑换和使用。这样，央行就有可能通过统一的APP获得数字人民币最完整的用户信息和交易数据，使央行能够对数字人民币的总量和具体分布、支付流通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实时监控，从而大大提升货币政策的准确性、有效性。央行掌握全社会最完整的数字人民币用户及交易大数据，可以削弱商业机构可能形成的数据垄断优势，维护社会公平竞争环境等，实现货币金融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可以说，潜力和意义非常之大。由此，数字人民币绝对不能仅仅局限于替代M0，而应该积极推动其尽可能替代所有传统人民币；不应该只是应用于支付结算，而应该广泛应用于所有的金融业务，包括银行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金融业务仍应由金融机构办理，而不是全部收归中央银行直接办理；用数字人民币办理各种金融业务，必须按照业务约定计息收费，而不应该是全部无息免费的（公测过程中，不仅数字人民币的兑换是免费的，用户消费过程中的支付结算也完全免费，这并不合理，只能是测试过程中的特殊案例）。这样才能保证数字人民币的充分供应，充分满足全社会，特别是国际化的需求，充分发挥人民币数字化应有的积极作用。那么，在数字人民币可以应用到所有金融业务，包括银行用以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派生新的数字货币情况下，是否可以退一步，认为“是央行直接投放出来的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而不是所有的数字人民币都定位于M0”？相比简单说“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强调“央行直接投放的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显然要好得多。但问题是，如果要广泛推行数字人民币，允许数字人民币应用到所有金融业务，那就意味着现有人民币，包括大量银行存款，都会通过央行转化成数字人民币，再加上流通中现金，就会使M0的规模极度扩大，而M1、M2的规模大幅萎缩，央行如何把握M0的规模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更重要的是，之所以要将货币划分成为M0、M1、M2等，主要就是为了满足货币管理的需要。其中，流通中现金是央行直接负责印制、投放和管理的最原始最狭义的货币，具有特殊的管理要求，所以将其单独列出，标识为M0是必要的。同时，传统上人们一般认为，现金是流动性最强的货币，相对闲置的货币才会存放到银行作为存款，所以，存款流动性一般弱于现金。但随着银行转账结算的发展，银行存款的流动性明显增强，所以又将存款按照流动性强弱划分为M1、M2等，将主要用于支付、流动性强的企业结算类账户的存款纳入M1，而将企业的定期存款以及个人存款等纳入M2。但随着移动支付的发展，这种划分又遇到新的挑战：现金支付大量被移动支付所取代，社会上的现金量可能还在增加，但现金支付的规模在全社会支付总额中的占比却大幅萎缩，大量现金滞留在社会上闲置不用，其流动性已经明显弱于支付钱包中的存款。即使是个人移动支付钱包的存款，其流动性也大幅提高，甚至比现金或企业结算类账户存款还高，仍把个人移动支付钱包的存款归结到M2，已经与现实背离。这种情况下，可以调整M1、M2的构成，但仍不应把移动支付钱包里的货币纳入M0。M0不再是因为现金流动性强，而只是因为现金具有特殊管理要求。同时，央行直接投放的货币，除现金外，大量的是央行通过购买黄金、外汇等储备物，或者通过银行间市场向商业银行等提供资金融通，将货币直接注入交易对手方的存款账户中，但这部分投放显然不能计入M0。由此，如果把央行直接投放的数字人民币，包括商业银行通过央行将传统人民币兑换而来的数字人民币，或者央行以数字人民币向商业银行提供的融资都计入M0，显然也是绝对不可以的。实际上，尽管很多人强调数字人民币的获取和运行不再基于现有的银行存款账户，因而刻意将数字人民币账户叫做“钱包”，但数字人民币绝对不再是现金，“钱包”本质上就是一种新型存款账户，只是其运行方式可能与现有的银行存款账户有所不同而已。所以，再把数字人民币钱包中的货币计入M0，从道理上就讲不通，而且还容易使得真正流通中现金的规模难以准确揭示。综上可见，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强调“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数字人民币不再是现金，理应在统计上将其归类到M1、M2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