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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路不易，刊出如“饴”作者简介兰国帅，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方向：智能技术教育应用、教育技术基本理论、互联网教育与在线教育、教育技术国际比较、教师信息化能力建设等（cqdxlgs@163.com）；魏家财、黄春雨、李蒲，硕士研究生，河南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方向：智能技术教育应用；崔亚萌，博士研究生，河南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方向：教育技术基本理论；郭倩，博士研究生，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方向：信息技术教育应用。摘要：高等教育亟需数字化转型。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通过文化转型、劳动力转型和技术转型，优化和转变高等教育机构的运营模式、战略方向和价值主张。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还处于发展初期，理论层面存在概念理解不一、数字化转型目标和阶段理解模糊等问题；实践层面存在系统的战略规划、有效的模型框架、科学的评估指标和可行的实施路径缺乏等问题。本文从数字化生态系统模型的视角，采用文本分析和数字化转型模型构建方法，按照“理解数字化转型——规划数字化转型——实施数字化转型”的思路，阐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原理、战略规划和推进路径，提出推进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建议，即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制定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模型框架；营造基于数据的教育决策文化氛围，构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文化转型生态；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与培育首席数据官，构筑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转型基础；建立一体化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服务生态体系，夯实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转型基础。关键词：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教育新基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文化转型；劳动力转型；技术转型一、问题提出（一）新一代智能技术和新冠疫情等加速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受新一代智能技术和新冠疫情等外部因素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一方面，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对技术的依赖决定了技术革新成为其发展源动力。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技术，将促进高等教育领域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全域的数字化转型，形成线上线下融合、智能互联、人机共融、协同共治、无边界的未来高等教育新样态（黄荣怀,2022）。另一方面，新冠疫情的冲击暴露了高等教育系统的脆弱性，催化出高等教育系统数字化韧性建设需求，倒逼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祝智庭等,2021a）。总之，新一代智能技术的革新驱动和新冠疫情的外力倒逼，形成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拉合力，加速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二）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亟需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导向和重点要求（郑勤华等,2022），迫切需要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创新赋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四点。1）改善教育。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高校采用创新性教学模式，惠及和支持更加多元的学生群体。2）提高学生成功率。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可有效改善学生的学习体验、毕业率、学业表现和教师教学。3）助推高级别研究。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可有效促进高校改进研究方法，使以前无法实现的研究范式成为可能。4）助力简化管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为高校提供了改善运营模式和教学实践的创新途径，有助于高校在文化、劳动力和技术方面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总之，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高校实质转变传统运营模式、战略方向和教学实践，重新审视其价值主张，驱动其高质量创新发展。（三）教育新基建创新赋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传统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不同，教育新基建强调以新一代智能技术牵引高等教育教学全过程、全要素的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变革（柯清超,2021），并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高等教育新基建将通过新网络、新校园、新平台、新资源、新应用、新安全六方面全面助力创建公平优质校园，推进教育融合创新和绿色韧性发展，加快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祝智庭等,2022c）。教育新基建创新赋能高等教育，推动实现高等教育整体优化、协同创新与发展。但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祝智庭等,2022a），具体表现为三方面：第一，国际比较研究居多，主要停留在对国外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译介，较少提出可操作的本土化实施路径。例如，伍慧萍（2021）介绍了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规划、项目布局与效果评估，总结了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显著特征；杜岩岩等（2022）分析了俄罗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和发展历程、现实困境、战略规划和推进路径；李敏辉等（2022）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的实践经验及发展中国家院校案例，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在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多元化路径。第二，多从技术转型和劳动力转型角度探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较少统合文化转型、劳动力转型和技术转型，综合反思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例如，刘晓等（2022）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升级时代劳动者技能培训存在的问题；施锦诚等（2021）尝试为数字时代我国工程教育创新与数字人才培养提供参考；祝智庭等（2022b）从新网络、新校园、新平台、新资源、新应用、新安全六方面阐释了教育新基建对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并提出相应的行动建议。第三，祝智庭教授团队（2022a）探索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本质、实践逻辑、理论框架等，但总体而言，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尚存以下问题：学界尚未对数字化转型达成统一的概念共识，国家层面缺乏相关顶层设计，实践中缺乏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化成熟度模型框架，以及清晰的实践路径。综上，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已有研究在理论层面存在概念理解不一、数字化转型目标和阶段理解模糊等问题；实践层面存在系统的战略规划、有效的模型框架、科学的评估指标和可行的实施路径缺乏等问题。国内学界亟需探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如何科学制定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如何有效实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本文从数字化生态系统模型的视角，采用文本分析和数字化转型模型构建方法，为高校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提供思考。二、数字化转型基本原理（一）内涵、目标、阶段和模型1.内涵解析高等教育领域中数码化（digitization）和数智化（digitalization）的增多很容易让人误认为它们就是数字化转型（digitaltransformation），但数字化转型与数码化、数智化有很大区别（兰国帅等,2020），具体体现在：1）数码化是将信息数字化，即将模拟信息转变为数字信息；2）数智化是将过程数字化，即使用数字技术和信息改变高校运作模式（如工资、采购和研究管理等）；3）数字化转型是对高校进行数字化改造。高校在信息数字化和过程数字化方面的努力可能会触发或促进数字化转型，但数码化和数智化不是数字化转型，因为它们缺乏数字化转型所涉及的文化转型、劳动力转型和技术转型（见图1）。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通过文化转型、劳动力转型和技术转型，优化和转变高校的运营模式、战略方向和价值主张，即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高校价值主张和战略方向的有意转变+文化转型、劳动力转型和技术转型（见图2）。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通过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结构性创变、功能性创变、文化创变）促进高等教育的系统结构、功能、文化发生创变，增强学校的运作活力（机制灵活、体系开放、高产效、可持续）与产生更高的服务价值（公平教育、优质教育、个性学习、终身学习、美好体验），丰富和拓展高等教育的使命与价值主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