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01年，我在济南，大学毕业后曾经一起“搞文学”、办民刊的兄弟们已经星散。互联网的时代到来了，写作者也需要找到自己的网络化生存方式。我买了一台海尔牌的台式电脑，装上宽带，开始看一些别人推荐的文学论坛，什么榕树下、天涯之类，看来看去觉得都不是我的菜，感觉自己像个游魂，无所凭借。不知何种机缘，发现一个叫做“北大新青年”的网页，直觉是从满山乱石中寻得一块非比寻常的美玉，形状、质地与纹理俱于别的石头不同，而当兴冲冲拿给别人看时，别人却觉得也不过就那么回事。我恰恰因为周边人的无感对其愈加珍视，加深了那是一座秘密宝藏的自信。在我眼里，“北大新青年”无论从页面设计、板块划分（文学大大讲堂、电影夜航船、音乐聚义厅.....）还是里面那些文章，都很“文学”。我那时满脑子都是“文学”，很多趣味和价值的判断都从“文学”出发。并且你也不要和我讨论什么是“文学”的趣味和标准，那是没办法说清楚的。尽管我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就是人们嘴里常常提起的“文学青年”，但的确在过一种内在的“文学”生活，且坚信它是独特的，与别人眼中的文学完全不同。既然一切的核心是“文学”的，自然我浏览最多的板块就是“文学大讲堂”，那里有人在写诗，有人写小说，也有很多知名作家和评论家的文章。为什么我的小说不能也出现在这个页面上呢？下意识地点击了页面底部的投稿信箱，投进去几个小说，又去忙别的，忘了这件事情。没几天，再去登陆这个网页时，我的小说已经赫然上了首页。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尤其和那时杂志投稿的石沉大海相比）。我甚至不知道怎么使用outlook，直到又过去几天，发现电脑底栏里有个图标在闪动，好奇地点开，才发现那里面有好几封未读邮件，都是一个叫kanghe的家伙发来的，约我去一个BBS玩。我点进了那个叫做“文学自由坛”的链接，新世界就这样打开了。一个炫目且让人脑血上冲的场所。我的所谓内在的“文学”生活在这里突然被接通，连上一个管道，一个封闭的内陆湖接通了大江大河。很快，我就和康赫康大人、马雁混熟了。我在自由坛开启了小说写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不断地写，不断地贴，每天盯着屏幕，看大家的评论和回复；或者围观诗人们的吵架，他们常常是一言不合就炸屏，和诗人们的喧嚣相比，写小说的人通常安静一些，很少吵架，最多就是各种灌水和版聊。我和马雁版聊最多，动不动聊上一屏两屏，但这会导致别的帖子下沉，就改互发站内信，再没有比看到页面右上角的小信封嘣嘣跳最让人开心的事情。我不仅写作进入一个高峰期，更重要的是和很多ID变成朋友。胡子、马骅不用说了，那时的版主还有拉家渡、颜峻、燕窝和赵霞等，这帮人是写诗的，写小说的人里，除了康赫，还有卢小狼、常立、疯羊、马牛、韩松落、唯阿、小饭、8439（陈梦雅）。秦晓宇来论坛较晚，但后期交往很多，几次出差去京，都会去他在丽泽桥东管头的住处点个卯。我在济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矩生活习惯被他们的彻夜饮酒长谈彻底打乱，搞得疲惫不堪但又兴奋异常。那时的京城经常有聚会，三天一小场五天一大场，身在外地的我只有眼馋的份儿。一边是心痒难耐，一边又极度社恐，常常处在某种纠结错乱之中。终于在第二年未名湖诗会时，再也压抑不住想要出去浪的冲动，冒失地向领导报了一个采访未名湖诗会的选题。领导虽然也北大毕业，但在平时我丝毫感觉不出她有一点北大气质。她对这个和我们报纸领域几乎毫不相干的选题竟然毫无抵触，让我大感意外，但我并没有真的想要去做什么采访。事先和康赫马雁都通了气，约好会场相见。到了现场才发现人实在太多，完全不知道怎么联系他们。直到马雁登台读完自己的诗，广播找人，把我喊到会场外的过道里，才终于接上头。那里早已聚集了一帮人，坐在地上抽烟胡侃。很多熟悉的ID此时终于打上照面，但因为过于激动，加上脸盲症，并没有一一记住谁是谁，只是高兴和紧张，完全不记得都聊了什么。所以那天去八宝山为胡子送行，见到拉家渡，我说咱们是第一次见面吧，他说你放屁，二十年前那次诗会咱们就见过了，于是脑海里那团云雾般的记忆中又徒手抹出一张清晰的面孔。“北大新青年”送别胡子我的第一次发表小说，是在北大新青年。网站与《今天》杂志合作，由康赫主编了一期的新青年小说专辑。我在这个专辑里发了两个，平生获得的第一笔小说稿费就是一张美元支票。熟悉当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今天》曾经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所以你可以想象我那长达好几天的暗爽。论坛先后约过李陀和残雪来聊天室聊天。残雪那次，我家的网坏了，只能跑到朋友家去用他家的拨号网线上网。那次的网聊记录是我整理的，后来收入残雪的一本访谈集，叫做《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老师先后给我寄过几次书，也通过几次电话，她也曾为某文学杂志约过一组以北大新青年作者为主的小说专辑，有我的一个。本来那批小说要在新年首刊发出，不料杂志突然变卦，组稿竟然作废。诡异的是，此后每次有朋友为某某杂志组稿约我的小说或诗歌时，总是很难成功。这导致我对文学杂志的无感和不信任，以及对所谓主流文坛的疏离（不但从未加入过，且主动疏远）。我再也不觉得在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有什么了不起，对我来说，写完小说，发在网上，能和朋友们交流，就已经足够。北大新青年存在的时间很短，到2003年，因为资金短缺，加上第一轮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这个网站基本就黄了。我2007年来到北京工作时，北大新青年已是一段灰飞烟灭的历史，你甚至从网上都找不到它的一星半点的残骸。马骅早于2006年去世，4年后的2010年底，马雁在上海去世。我曾说北大新青年的时代，俨然一时的新文艺复兴，当年走在海淀路去向太平洋大厦的路上，都是春风拂面的感觉。但那次未名湖诗会，我唯一感到后悔的是没有参加朗诵会后的饭局，我因为一时的羞怯，拒绝了马雁和胡子的邀请，在大家兴致高昂的时候错过了和他们在最对的时间里相聚的机会。为什么北大新青年对我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它早就不存在的很多年之后，我还生活在那样一种文学化生存的幻觉中，就是因为它不仅在我最封闭的时期，为我接通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让我结识一堆臭味相投的人，激发了我的写作，坚定并且强化了原本的文学趣味，还带给我最初的成就感与虚荣心。不要小看这小小的成就和虚荣，作为一种付出的报偿，它的确有助于让你建立起所谓的“道路自信”——我可以成为一个小说家。来北京这么些年，陆续还是能遇到很多曾经在北大新青年玩耍的朋友，尽管当时未必相识，但觉得情感上亲近几分，因为我们都曾在一个乌托邦里存活。而建立这个乌托邦的人，就是胡子。新青年不论是作为web1.0时代的文学网站，还是一家气质独特的互联网公司，都深具一种“自由”的乌托邦气质。而假如胡子不是具有这种自由与包容气度的人，他就不可能一时间拉起一杆大旗，招揽聚拢起那么多神神鬼鬼，在太平洋大厦的十三层，将这一切放大发扬，影响并改变很多人的人生走向。整整90年代，胡子都是在北大校园度过的。和80年代初的那种文化大爆炸式的自由与开放不同，也许90年代的人们学会了小心，许多想法不太能够自由的呈现与实施，但是对自由的追求并未停止，或者说它更加转向人们的内在，去追求每个人的内在精神自由。而胡子恰恰是90年代北大校园文化的代表和灵魂人物。等互联网的第一波大潮袭来的时候，他也许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机会，可以借助互联网去实现那些在现实中无法完成的实验：让一个个追求精神自由的个体连接起来。作为一代人思想与价值的外溢与延展，这就是我们所看到所经历的北大新青年。互联网时代带来一种理想主义的乐观情绪，我们以为我们将迎来一个越来越自由、包容和多元化的世界。我特别赞成冷霜说的这段话：“曾经大家感觉这个社会可以变得更多元更宽容更开放，可以出现更多像胡子这样有个性的人。结果这样一种期待似乎逐渐落空了，有一些我们过去觉得应该是常识或者底线的东西，开始消失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又去世，那个感觉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朋友的消失，它似乎也意味着，一个更有趣更多元更宽容的世界，一个更好的社会的可能性又坍塌了一角。”在胡子去世的第二天，我在日记里写道：“让一个最不可能先走的人先走，是这个时代最大的不祥。”我觉得冷霜的话足以解释我所说的“不祥”。胡子的猝然离世，是一个暗示。萧瑟秋风今又是，不能说他在生前没有感受到那股日趋逼近的凉意。富有激情与罗曼蒂克的“时代的晚上”变成彻彻底底的“狗年月”。以歌声送别胡子胡子是个极为跨界的人，他的身上有很多侧面，他是一位诗人、学者、翻译家、专栏作家、青年DVD迷影文化的祖师级人物、校园文化领袖。他注定是一个“现象”，有待人们进一步去认识。在这里我只想谈谈对他诗歌的理解。在纷繁复杂的当代诗坛，他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最初创办的文学阵地，为什么叫“偏移”，不能不说有与当代诗语境甚至北大诗歌语境稍稍错位的潜台词在里面。他以方言入诗，以段子、俏皮话入诗，取材荤素不忌，用语宁愿粗俗猥琐，亦绝不假装深沉庄重。他拆穿语言虚假的伪装，露出生活真实的棱角；幽默中暗藏讥讽，粗俗中明示着反对，在泥沙俱下的语流的底部，或有荒诞与悲凉的泉涌。他的语言是口语的，白话的，但又不同于民间派的口语诗。他的语言经过了高度知识化的组织和锻造，深藏着很多语义的含混和意义的歧途，这其实还是学院派的正宗。如果说新诗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所谓北大白话文学的试验田，那么，胡适所倡导的以白话入诗的传统，在胡续冬这里，应当说是得到了一种“显性”接续。这种新时代的“白话”，在胡适之的白话成为新的文言的时候，就成为新的野蛮人，它不是书面语的白话，而是生活化的白话，人们日常交流时那些鲜活却具有高度表现力和识别性的语音、语调和语感。他试图重新在深度组织化的诗歌修辞中，重新打开与日常词语的接通，这种努力与对接，是令人赞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