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做记者的时候，采访过上官正义，那时他在反扒。11月6日，上官正义公开举报湖北一家医院贩卖出生证明，而且还贩卖婴儿。今天上午，我立即联系他，做了一个对话。谨以此文，致敬上官正义，以及还在关注社会正义的义士们。同时，今天是记者节，也告慰曾经的自己。问：在哪里呢？上官正义：我在湖北。问：现在这个事是什么进展？上官正义：已经提级侦办了，襄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在处理。昨天襄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约我见面，这个医院在当地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所以我要求只见公安局局长。医院院长已经被采取刑事措施，关联的人员也已经被控制。问：我看你前天发布微博前，还去医院，劝院长自首？上官正义：我本想向襄阳市卫健委主任反映情况，办公室工作人员说让我走信访渠道。信访的意思是我有诉求我要找你，我现在是举报你有问题，这两个不同概念。后来他就说，那你去纪检监察吧。这是个民营医院，我去找监察也不合适啊。后来他们又说领导在开会，然后我就走了。就去了医院，跟我联系的是院长的儿媳妇，我告诉对方，让投案自首。为什么要去劝她呢，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让她去投案自首的话，她掌握这么多信息，主动交代出来的话会比较好一些，配合公安机关，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我把他们想得太善良了，说院长在忙，她的儿媳妇下来之后呢，就甩手走了。后来，院长电话我，约我见面，我说我已经离开了，我说让她赶紧去投案自首，这是她唯一的出路。我说我已经快到武汉了，她说到武汉见我，所以这些人，还存在侥幸，我的理解是，可能还想通过一些私下见面，来摆平这个事。我觉得这个医院能够存活到现在，背后有人撑腰。问：你觉得医院有什么后台？上官正义：还不太清楚，至少当地的卫生主管部门是有难咎其责的。我上门来给你举报，你不管，有没有包庇？面临老百姓上门举报，这么明确的一个线索，不作为。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你们的监管在哪里？问：我看到前天凌晨的时候，有湖北的警察跨省去找你，当时是什么情况？上官正义：我去卫健委，领导不见我，去医院劝对方自首，也没有结果，我就发了微博。当天晚上，我们不敢在襄阳住，就赶到河南邓州，到了凌晨4点多的时候，有人敲门，看到有两个穿便衣的，和三个协警。他们让我去派出所，我说你们穿着便装，是不是警察，而且协警也没有执法资格。我要看证件，他们给我，一看是襄阳市公安局。对方说，要找我了解情况，我说我只见你们公安局局长。后来，他们对接了局长，我昨天上午就去了公安局。问：这家医院卖了多少出生证？上官正义：我掌握的有十多份。最恶劣的不是这个，是他们贩卖婴儿。9月份卖了一个，以11万的价格卖给了四川的客户，10月份卖了一个，以16万的价格卖给了广东的客户。问：这个事情的背后是有团伙在操作？上官正义：有一些团伙，他们分工很明确，中介负责在网络上招揽生意，通过抖音的这些平台。山东这个中介，联系的是医院院长的儿媳妇，由儿媳妇进行审核之后，才会交给这个院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操作。他们利益链条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问：那这些中介现在有被抓吗？上官正义：不太清楚，警察很重视。他们不光是贩卖这个真的出生证，也伪造假的出生证，山东的中介，卖了一张假的出生证给陕西省洛南县的一户人家，我去了洛南县，这家也承认孩子是买来的，我就去四皓镇派出所报案，值班的教导员立马打电话给户籍员，他当着我的面打电话，我听懂了他的方言。对方户籍员说知道这个事情，确实也已经上了户口了。但是这个教导员一挂电话之后，转头告诉我，他不知道情况，让我们明天再去。问：你之前一直打拐，解救过多少孩子？上官正义：没有统计过，在解救这些孩子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身份都洗白了。所以我在2014年之后，基本上侧重于打击买卖户口、出生证这一类，这是根源，把这个环节堵住，那别人买了孩子上不了户口，是治理拐卖儿童的根本。最近的这起案件，是我今年的第三起贩卖出生证明的大案件。问：办理出生证的这些婴儿，来源是什么？上官正义：正常的孩子出生之后，怎么可能要去花这么高的价格，去买出生证呢？这些孩子，就是买来的孩子上不了户口，所谓的抱养的、领养的孩子上不了户口，他们才会冒这个风险，才会花这么高的价格去买出生证，洗白身份。问：我看你10月11号已经在微博上公布了有团伙贩卖出生证明，这都将近一个月，没有警察来找你了解情况吗？上官正义：直到11月6日我在微博上公布了详细证据和情况，警察才和我联系。问：抖音有没有联系你？上官正义：没有。我之前也一直在呼吁，抖音是有责任的啊，我们平时发个什么东西，他都觉得违规，这个那个敏感词，但是这些贩卖出生证明的，却没有被封号。问：卖孩子的又是谁呢？上官正义：有一种情况，是大学生怀孕了，小女孩也不敢告诉家里人，医院就通过各种话术，告诉对方，把孩子卖了，还给她一些营养费，那小女孩一听，这不是好事吗。问：这么多年打拐，有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很无力，或者很无奈。上官正义：基层政府部门的推诿、不作为。问：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是你一头热，孩子的父母是自愿把孩子卖了，也有人愿意买，医院愿意办证，他们都没有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反倒是你在一直在纠着这个事。上官正义：孩子不是商品，不能以这种方式明码标价去买卖的，他享有最基本的这个权利。有些孩子还没出生，就被中介层层转卖，就被别人沦为商品在兜售了。问：现在去偷孩子的事情还多吗？上官正义：很少了。问：你这卧底一年多，还发现哪些医院有卖出生证的情况？上官正义：还有广东佛山和广西南宁的，具体名称不能说。我是想通过这些案例，能够推动卫生主管部门从制度上去完善很多东西，你看今年国家出台了第七版的出生证明，提高了防伪技术，但是呢，人没管住。还有医院的工作人员，要加强法治意识教育。问：你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线索的？上官正义：因为我一直在关注，就在抖音平台，发现有大量的这个买卖。问：你能就大概介绍一下，这一年多时间，你卧底的大概情况吗？上官正义：前半部分基本上是在线上，和中介进行沟通，然后开始取证进行线下的调查核实。问：你现在的正式工作是什么？上官正义：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可能会根据这个找到我。问：收入应该还可以吧？上官正义：跟你说个实话，最近这三个月，一直在外面，孩子生病住院，我都顾不上管。我自己又生病了，还不敢告诉家人。外面的事情做了，家里没照顾好，会有一些愧疚。问：你愿意接受别人的捐赠吗？上官正义：别捐了吧，有基金会支持过我，但基金会报销是有标准的，我在外面卧底，经常要扮演大老板，要吃好的，住好的酒店，要不然怎么取得别人的信任。问：你做过侦察兵，对现在的事情，是不是有帮助？上官正义：这倒没有，我是自学了犯罪心理学。我经历这么多案件，我喜欢去研究，每次成功之后，那我想，对方为什么会相信我，我会把整个过程捋一捋，哪些需要改进。其实人之常情，哪怕他是犯罪嫌疑人，其实他的心理也是很简单，也有他缺失的一面，所以抓住人性的这么一个弱点之后，就和他沟通。有人说我勇敢、胆子大，但其实是需要讲智慧和谋略的。我去和别人说，要留证据，比如这次的医院，我如果没有证据，我敢去举报吗？问：你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让警察既爱又恨？帮警察做了很多事，但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麻烦。上官正义：我还不好说。比如说昨天，我还问襄阳的公安机关，我说我通过微博曝光，给你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我说你们站在哪一边？他说，当然站在我这一边。有这句话我就够了。我相信每个人，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嫉恶如仇，但是在面对这些拐卖犯罪的时候，除开这些人贩子，所有人都会站到我这边。我是给他们工作带去麻烦，但是我相信，他们骨子里面也是挺恨这些人的。问：十多年前我采访你的时候，你反扒，抓小偷抓了有多少？上官正义：有几百个吧，没统计过。问：你现在关注的售卖出生证明的，打击过多少了？上官正义：应该有上万了，你看之前举报的河南省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就有4885份，他们说是盗窃，我一直不相信。现在到了法院了，我一直问他们，怎么判的，就是不告诉我。问：你十几年了，反扒反传销，现在打拐，得罪了很多人，他们后来有找过你吗？上官正义：有的，有的出狱了联系我，我问他们，恨我吗？他说之前确实恨，后来在里面也想通了，觉得我在他关键的时候拉了他一把，虽然受到了处理，但是不能继续往下走了。问：十几年来，你一直在做这些危险的事情，你的内心是怎么想的？上官正义：一个人在最无助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家里的那种贫瘠，需要有人关心。我是有强烈的自我强迫症的那种，如果我知道了，哪怕投入再大，我都会去帮助到底。其他的没有什么高尚的想法，什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我想的那个不是我想的事情，我觉得我做好我当下的自己。我曾经是军人，我很爱国，爱这个社会，更珍惜自己的当下。我们的社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我希望通过我的方式去修复它，让它变得更美好，这是我的初衷。问：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上官正义：最近我的身体不是很好，睡眠特别差，我白天要做事，晚上要去跟他们斗智斗勇。问：你的家人支持你吗？上官正义：还好吧。我去哪里，都不告诉家人，上有老下有小，最近的事，是他们看到媒体报道才知道的。问：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真的是有一天自己遇到生命危险了怎么办？上官正义：我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不让自己置身于这种危险。我始终觉得，我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我做的是好事。我相信世界都是温暖的也是善良的。当然，真的是有那一天来临的话，谁也挡不住。还有，我买保险是买不到的，我要买高危险，但是保险公司的条款，是没有我这个职业的，如果我不选高危，我将来就属于骗保。（完）支持我们的公益项目，请点击：购买文创产品，请点击：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我所看到的靖国神社没有回家的347个孩子，终于有了安息之地致XXX的一封公开求助信一个不会做商业的人，想让远征军成为顶流缅甸再无远征军张思之，远征印度的“特务”他被战火烧瞎的眼睛，竟然淌出了泪水主席亲自颁发奖章的老兵走了寻找上尉梅乐三

打开邮箱，再次看到了鲍勃从美国发来的邮件，他说，他知道没有回复，但是他依然希望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去寻找吉姆。这封信，让这个本来轻松的假期突然变得暗淡和沉重。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复鲍勃，我也不知道该找谁，才能去帮助这位96岁老人，完成他人生最后的心愿。我只能写这封公开的求助信，希望有心人可以帮我转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一2018年10月，我在成都建川博物馆，遇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二战老兵，名叫鲍勃。时年92岁高龄的鲍勃远道而来，是为了祭奠他的表哥詹姆斯。在建川博物馆的援华义士广场，有詹姆斯的塑像。1942年11月17日，中国航空公司60号飞机，满载着锡锭从昆明起飞前往印度，返程时，他们将运回抵抗侵略的武器。重荷的飞机，在飞越位于云南大理的苍山时，失去消息，3名机组人员全部失踪。鲍勃的表哥吉姆，是60号飞机的副驾驶。吉姆是家里的独生子，喜欢飞行。高中毕业后，他去了英国，负责把飞机从制造厂开到英国皇家空军在不列颠岛上的机场。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当他回到美国的家中时，泛美航空公司的一位飞行队长主动上门，邀请他去中国。对于吉姆来说，中国是一个遥远的国度。队长告诉他，中国被日军切断了国际公路，需要用飞机运输粮食和武器，“中国需要你。”最后一句话，最终打动了吉姆。遗憾的是，他来到中国仅仅一个多月后，飞机坠毁。那是在1942年11月17日，吉姆的父母接到一封从昆明发来的电报，说吉姆的飞机在从昆明飞往印度汀江的航线上失踪了。六个月后，美国国务院签署了死亡证明。吉姆的父母，为自己的儿子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你离开我们，太早了。退休后，鲍勃开始寻找表哥的遗骸，多次来到中国。2011年6月，一位名叫库里斯的美国探险家，最终在位于云南大理苍山的马龙峰下，找到了坠机的详细地点，且发现了小片飞机残骸，但后来因为天气及经费的原因，寻找中止。马龙峰，是苍山的最高峰。二令我倍感压力的是，就在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鲍勃签字的一封委托书。当他知道我们是中国唯一一家寻找阵亡将士遗骸的民间专业机构时，他恳请我们，寻找表哥的遗骸。他说，希望在有生之年，带表哥回家。我们发起的英魂回家项目，8年以来，找到了1430具抗战阵亡将士遗骸，帮助299个家庭找到了在战争中失散的亲人。那些毕生在寻找失踪亲人的家人们，他们的痛楚与迷茫，我们感同身受。我们的压力，不是因为苍山的险峻，而是我们要跨越的壁垒，比苍山更为高耸。接到鲍勃的委托书不久，中美贸易战爆发。我曾在新华社工作多年，深知这项工作必须中止。我在邮件里，告诉了鲍勃这个决定，他回信说，他很理解。我甚至能隔着电脑的屏幕，感受到他的悲伤和无奈。但是鲍勃依然没有放弃努力，隔三差五，会来一封邮件，询问这个项目何时会重启。他还说，国家之间的对抗，怎么会影响到这个事情呢？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解释，中国人所称的“讲政治”，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中美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走向冰点的开始。直到疫情突然爆发后，鲍勃再没有来信。或许他觉得，疫情才是影响这件事情的关键因素。因为有了疫情的借口，我的心里也变得坦然。在疫情期间，我也几乎忘记了鲍勃的委托。有一次看到中国的报道，说美国因为疫情死了上百万的人，我还恍过一个念头，鲍勃还在吗？直到2022年3月，我突然收到了鲍勃的邮件，他为了我的阅读方便，还把英文翻译成蹩脚的中文，他说，“我们想找到表哥，任何消息，都会让我们全家对你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鲍勃的邮件，让我无比羞愧。我知道，我们该出发了。鲍勃已经95岁高龄了，我不想让他留下遗憾，更不想失信于他。三很快，我们找到了云南漾濞县的村民茶兴华。茶兴华的父亲是一名猎人，1943年的一天，他上山挖草药时，在苍山马龙峰的半山腰，发现了一架飞机，驾驶舱里，还有已经腐烂的尸体。茶兴华说，他长到五六岁时，父亲告诉了他这件事，父亲说，山上有很多乌鸦，就在飞机上方盘旋。父亲还说，根据现场判断，飞机是因为大雾而从正面撞上了山崖。机体破碎，飞行员应该是当场死亡。到了后来，知道飞机的村民越来越多，有人就上山，拆来飞机的零件，炼一些家用的盆。等到茶兴华长大了，他也开始进山挖草药，他来到父亲所说的地方，发现坠机的地方，只剩下一个发动机，但好重，根本抬不动。父亲在世的时候，好多次给他讲过这个飞机的事情，父亲总是念叨，那些死掉的美国人，是为了打日本，还都是孩子，尸体就在荒野，都让野兽和乌鸦吃掉了，好可怜。就在我们筹备这件事情的时候，2022年4月10日，中国驻美官方在“纪念飞虎队80周年及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历史图片展”上发表讲话，他说：中美还一直密切合作搜寻二战援华美军遗骸，很多民间力量在

很多人或许还不知道，日本在海外还有很多个靖国神社。我今天就给你们讲讲我亲眼看到的一些场景。大概在15年前，我去缅甸北部的城市密支那出差，密支那这个地方，可以不用护照，拿边境通行证，从云南腾冲过去，也就四五个小时。在密支那办完事，一个华人导游说，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他很神秘地说，这个地方，中国导游是不允许带游客来的，但他觉得应该让我知道。这个地方位于尹洛瓦底江边上，是一个寺庙，有座一巨大的卧佛，有30多米长。就在这个寺庙的门口，有一块碑。导游指着说，你看，这上面写着什么。我看了一眼，十分惊讶，这竟然是日本人立的一块招魂碑。原来，这个寺庙，是一位名叫坂口睦的日本士兵修建的，1944年，中国远征军在密支那全歼日军，坂口睦死里逃生，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到了晚年，他和夫人重返缅甸，在这里捐建了一个寺庙，名义上是捐寺庙，实际是，是为了纪念他的战友。这块碑上，说，有3400名士兵像樱花般凋落，他们英勇地战死了，他们的名字将永远活在历史之中。说实话，这样的词语，让我很不舒服。导游又说，往里走，里面还有一个隐秘的地方，很少有人知道的。导游带着我，绕过卧佛，在侧面有一间小房子，进入这个房间，里面有日军的铜像，还有一张很矮的桌子上，摆满了牌位和照片。这个铜像，我猜测是修建这座寺庙的幸存老兵坂口睦，他面对着战友的灵位，躬身参拜。就在我要低头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导游突然把我拉住了，说，你不能低头，低头就等于给他们鞠了一躬。导游的这个举动，让我蛮感动的。导游说，这就是他们设在这个寺庙里的一个靖国神社，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日本人来。他是中国导游，从来不会带游客来这个地方，但这次，他专门带我来，希望我知道这个地方。导游向我说这番话时，眼睛里，流露着一股期许。我明白他的意思，那个时候，我刚刚发起老兵回家，帮助滞留缅甸、泰国等地的远征军老兵寻亲。后来，我在缅甸的好多地方，仰光、实皆、八莫、密铁拉等好多地方，当年的战场，都看到过这样的靖国神社。有大量的牌位、慰灵塔，还有战死者名簿。最让我惊讶的是在实皆省的自敢山上，这座山呢，是缅甸的佛教圣地，但是整座山呢，满是日本人修建的纪念设施。其中有一座佛塔的底座上，刻满了日军官兵的名字。在其中的一个佛塔里，有一个佛像，外面拦着，不让进。我看到佛像手里端着一个木牌，我很好奇，就用相机的长镜头拉近一看，上面写着：独立辎重兵第二联队战殁者之灵。我当时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有愤怒，也有失落和心酸，甚至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羡慕。我再给你们讲，在仰光有一个日本人墓地，这个墓地里面，有一块战马的纪念碑。等第二次去看的时候，我再仔细一看，侧面密密麻麻刻了很多字，一分析，竟然是战马的名字。这件事情就对我刺激很大，别人把战马的名字都刻在纪念碑上，而我们在缅甸阵亡的十万远征军，可以说是尸横荒野。所以后来我就下定决心，要寻找远征军的遗骸，带他们回家。我们从2015年开始做这件事情，就在密支那，总共找到了347具远征军的遗骸，但一直无法接回来。庆幸的是，就几个月前，中国政府在密支那修建了一个中国远征军纪念碑，把这些遗骸，就地安置。详细情况，可以看我的文章：没有回家的347个孩子，终于有了一个安息之地另外，国殇墓园的副馆长伯绍海告诉我一件事情，他们在修建中国远征军名录墙时，有一块地方，也专门刻了中国远征军的战马的名字。这件事情，我觉得做得特别好。好的地方在于，我们在反对别人的时候，我们还有行动。在泰国，也有一个靖国神社。是在北碧府，桂河大桥的旁边。这段历史好多人都知道，二战的时候，日军为缓解海上补给线不足，强迫六多万名盟军的俘战，还有30多万劳工，修建连接泰国曼谷和缅甸仰光的铁路，至少造成4万人死亡，每一条枕木下，都有一个冤魂，也因此，这条铁路被称为死亡铁路。电影《桂河大桥》，说的就是段历史。你说，他当年把战俘整死了这么多，他们没有任何的忏悔，竟然还在这个大桥的旁边，修建了一个纪念碑，纪念他们做监工时病死的战友。我去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纪念碑下，摆了很多牌位，而且还专门写着：靖国神社。我再告诉你，修死亡铁路时，还有中国远征军的战俘的。20年前，有一位名叫梁山桥的华侨，为这些远征军战俘修了一个孤军墓，这背后有很多故事，可以看我的文章：桂河桥畔的中国孤军2019年我去日本，偷偷去了一趟靖国神社。我有三点感受，第一，对历史的记载，颠倒黑白。比如卢沟桥事变，他们说是日军在巡逻时，在遭受枪击的情况下，进行了反击，后来为了防止对抗升级，签订了停战协议。对于南京大屠杀，他们说成是南京事件，认为他们枪杀的是伪装成平民的中国士兵。第二点感受，是到处都是军国主义色彩，连销售的文创产品，也是必胜旗做的贴纸、靖国刀等。在介绍文字里，他们说，展示的每一件物品，都展现出那些为了国家和平而捐躯的英灵们的真实情怀。这简直是对“和平”这个词语的玷污。这让我无比愤怒，我在留言本上写下一句话：为什么没有看到对战争的反思和忏悔！我去的时候，这里正在举办一个展览，100岁的老兵菅野廉一关于泰缅铁路的记忆展，菅野廉一是铁道第9联队陆军少佐。这个展览要收门票，我就没进去。根据宣传单上的介绍，这个展览，就是讲他们当年在修建死亡铁路时，多年艰辛。第三点感受，最让我五味杂陈，是有好几面墙，密密麻麻全是官兵的照片，写着他们的名字、战死的时间和地点。你说，这个侵略者和战败者，如此哀荣，这胜利者，为什么死无葬身之地？靖国神社，那是坚决要反对，但我们在反对的同时，能不能厚待我们的英雄？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在发生大屠杀的南京，也有一个靖国神社。这个神社建于1941年，抗战胜利后，被改造为“中国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堂”。现在呢，成了办公场所，有一个房子，还是老干部活动中心。这个曾经是靖国神社的地方呢，做什么用都感觉有些不合时宜。最合适的呢，就是恢复为中国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堂。让胜利，洗刷耻辱。我们这么多年来，其实做了三件事，让生者荣，让死者哀，让历史永存。15年来，我们和广大的志愿者、捐助者一起，帮助了11980名抗战老兵，找到了1430具阵亡将士遗骸，帮助298个家庭找到了在战争中失散的亲人，修建了86座纪念设施，我们正在筹建一座抗战老兵遗物博物馆，希望把真实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后代。也有人质疑我们，这些都是国家应该做的事情，你们出什么风头。我想说的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这靖国神社，其实也就是一个民间的寺庙。我们在长沙有一个展览室，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参观。另外，我希望获得更多人的支持，我们计划在两年后，也就是抗战胜利80周年时，建成永久性的抗战老兵遗物博物馆，我希望这个地方，可以把每一个可以找到的抗战官兵的名字和照片，镌刻或者陈列，可以尽可能多地讲述他们在那场战争中的点点滴滴。让历史，回归人性，回到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希望比我所看到的靖国神社，做得更好。为了筹建这个纪念馆，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的联合发起人，每年捐赠999元连续十年。详细情况可以点击：寻找1000名联合发起人，筹建老兵回家故事馆让我们一起，为守护历史真相而努力。（完）捐赠请点击：购买文创产品，请点击：

孙春龙这辈子只能做公益，做不了商业。这是去年我决定成立一家社会企业，通过文创产品讲历史故事，传播和平理念，同时增加团队收入时，很多人都这么说。这个声音与2008年我从云南腾冲进入缅甸北部，采访滞留于此的中国远征军，最终决定帮他们回家时如出一辙。那时的质疑是，一个记者，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新闻当事人？对我来说，我想做什么，只会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云南有一座山，对我来说一直很神秘。第一次听说这座山，是在2009年初，我去缅甸寻找中国远征军老兵，有一天清晨，我还在睡梦中时，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是一位满头银发个头矮小的老人。我睡眼朦胧地看着他，满心的不悦。未等我开口，他着急地说，我叫刘召回，四川人，是中国远征军老兵。我愣住了。这位老人似乎感受了我的迟疑，不停地说，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我赶快让老人进屋，老人解释说，他听说有祖国的人来寻找他们这些老兵，他乘坐夜班车，从200多公里外的腊戌赶来。等老人平静下来，为了核实他的身份，我询问他，都在哪里打过仗。老人突然变得无比紧张地说，那是猪狗不如啊，枪一响，人就成堆成堆地死。战争已经结束60多年了，老人的脸上，依然满是惊恐。通过老人结结巴巴的讲述，我才知道，刘召回是36师的机枪手，他讲述的，是发生在云南高黎贡山的战斗。他说，那时是六月天，山上还有雪，又是雨季，天天下雨，军服就没干过，皮肤都被泡烂了，脚上穿的是自己编的草鞋，容易结冰，一走路就滑。更惨的是，基本上吃不到热饭，就是生米和着雪水填肚子。滇西战役结束后，刘召回留在腾冲，后来在1950年，逃往缅甸腊戌的深山里，卖苦力为生，并在晚年摆地摊卖鞋求生。或许是害怕我不相信他的述说，刘召回小心翼翼地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方便面袋子，打开，取出一张已经泛黄的写满缅文的纸，上面贴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几十年前缅甸政府发给刘召回的外侨证，每年他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缅币，就可以获得暂时的居留权。刘召回的家在四川省岳池县，他的小名叫刘冬娃儿。征兵那年，他正好18岁，和同村的肖四娃儿、冯冬娃儿、肖谷娃儿，四人一起披红戴花，在乡亲们敲锣打鼓的欢送下，为国出征。离家那年，母亲才给他起了刘召回的大名。召回，一个名字里饱含了太多的期待。直到70年后的2009年，滞留异国他乡的刘召回终于回到家乡。亲人们不敢相信，考问他：你的小名叫什么？“冬娃儿。”回答非常干脆。双方抱头痛哭。和更多的年轻人一样，我对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是刘召回的讲述，让我知道了一个不应忘记的地方，高黎贡山。无独有偶，不久后，我看到一位名叫程杰的中国远征军营长的回忆录，他说，有一天深夜，全营露宿高黎贡山山腰，午夜刮起大风，接着雷声大作、大雨倾盆，士兵们在风吹雨打下，冷得发抖，营部传令班长说：“营长啊，天快亮了吗？我经不住冷呀，快要死了。”天刚亮，揭开他的毯子一看，已经僵了。那一夜，全营总共冻死30多个。我开始寻找关于这段历史更多的资料。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大反攻，跨越怒江，强攻高黎贡山。远征军只携带了少量干粮，穿着夏装，却要忍耐积雪冰寒，与守山日军在高山上，展开空前残酷的血腥争夺，许多士兵活活被冻死。经过一个多月反复强攻，付出了近万人伤亡，终于在6月中旬将守敌全部击溃，夺取了这座山各通行要塞的控制权。这场战被世人誉为旷古未有的云天之战，其中最高的战斗点北斋公房海拔3175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拔最高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战场资料）2020年元旦，我们计划组织一次团建活动，有小伙伴提议，可以去当年的战场。我脱口而出，徒步翻越高黎贡山。这个提议，让大家激动且又不安。激动的是，我们终于可以触摸当年的战场，感受先辈亲历过的血雨腥风。不安的是，常年积雪的高山，我们是否可以安全穿越。我还提出一个更胆大的设想，带上欧阳春，一起穿越。几乎所有的小伙伴，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完成的挑战。欧阳春是小儿麻痹症患者，要抬着她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陡峭高山，这怎么可能？我说，既然是一个团队，我们就不应该丢下任何一个员工。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体验当年的先辈们，在高黎贡山之上惊人的凝聚力和毅力。那时，我们寻找和关怀抗战老兵已经十余年，包括工作人员、志愿者们，都有一些懈怠了。我希望让大家知道，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完成最后的冲刺，为先辈们，站好最后一班岗。抬着轮椅，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气温越来越低，所有人的体能都到了极限。但大家没有放弃，相互搀扶，异常艰难地完成了这项看似不可完成的任务。当大家抵达北斋公房的时候，很多人激动地流下了泪水。我们穿着防水服，登山鞋，拿着登山杖，备好所需物资，依然如此困难才登上这个世界最高海拔的战场，站在云雾中，我在想当年那群连雨衣都需要盟军援助的士兵，是如何以不屈的勇气，异于常人的决心，打赢了这场战斗。历史与现实交织，伤痕犹在，我们已经忘记他们了吗？这个地方应该被更多人知道，我对自己说。高黎贡山之役，最难的一仗是在冷水沟隘口，几天下来，尸体填满了山沟，血水顺着山沟往下淌。负责此次战役的198师两个团，战后每个团只剩下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其中594团团长覃子斌阵亡。覃子斌的墓地在湖南张家界，从高黎贡山归来后，我们曾带594团的幸存老兵刘化夷，前往张家界。他在团长的墓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2020年老兵刘化夷祭拜团长覃子斌）历史，不能忘记。2022年，我们成立了一家社会企业，这是我人生的又一次尝试和挑战。成立之初，我定位这个企业，是开发以战争与和平相关的文创产品，在传递历史真相、倡导和平理念的前提下，获得利润。从记者转身公益的时候，有很多人不解，前东家毕竟是新华社的背景。如今要去做商业，身边的朋友都不看好，说我没有商业头脑，包括一些小伙伴也不解地和我争论，为什么一定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去开发产品？选择一些好的产品来卖，不香吗？而且，喜欢网购的主流人群是年轻人，而对抗战历史感兴趣的，大多是连网络下单都不会的大叔大妈，这是逆商业规律！是的，我不是一个会做商业的人，2018年我离开龙越基金会，融资300万元，创办止戈传媒，做了一个以讲述战争故事为主的自媒体账号“龙哥的战场”，三年努力，终成一场空。在疫情到来之后，我借势宣告失败。失败了，但不会放弃。（2021年云南苍山寻找60号飞机）这么多年，我遇到太多的质疑和非议，每到这个时候，我都在深夜里静静地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一直认为，只要是正确的事情，一定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我写了一段话，在办公室的墙上：一家伟大的公司，不仅是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更要产出深远的社会价值。我执坳地告诉小伙伴，我要做一款茶叶，纪念在高黎贡山上发生的那场响彻云霄的战斗。这款茶叶的开发难度，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从提出设想，到今天出来产品，竟然用了一年之久。高黎贡山极端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让当年在这里战斗的远征军士兵痛苦万分，但这广袤的原始森林却又孕育了优质的古树普洱茶，这里采摘出来的普洱茶具备了独特而丰富的口感和香气，每一口散发的都是原生态的纯正滋味。一款文创产品，需要的不仅是高品质的原料，更引人的是创意。茶饼做成中国远征军使用的英式头盔的样子，外包装仿制当年远征军的弹药箱，茶刀是中正式步枪的微缩版。每一个创意的背后，都需要无数次的试错。茶叶压成头盔形状，茶厂老板跟我说，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个，需要重新制作模具，而且压制难度非常高。茶厂老板是云南腾冲人，她明白我们的用心良苦，多次试验，终于成型。而茶叶的压制重量也早计划好，511克，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反攻。弹药箱，是当年这群士兵打赢这场战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战争的残酷。

我也是看到朋友转来的新闻才知道，缅甸密支那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纪念设施，于6月10日举行开放仪式，有纪念碑和地宫。地宫里，安葬着347名中国远征军的遗骸。新华社和央视的报道均提及一句让人泪目的话，纪念碑面朝东方，向着自己的祖国。开放仪式无比隆重，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和中国驻缅甸大使分别致辞。这应该是一个令国人激动的消息，也是历史性的一刻。八年前，也就是2015年清明节，我们启动在缅甸的远征军阵亡将士遗骸寻找工作，历经半年多时间，找到347具遗骸。在此之后，我们穷尽所有的方式，试图接他们回家，但一直难以如愿。终于，这些英灵在等待了和全面抗战一样长的时间之后，由中国政府主导，为他们在当年的战场，修建了安息之地。虽然有很多遗憾和愧疚，但在当下，也算是最好的结果了。一2008年4月，我赴缅甸密支那采访滞留于此的中国远征军老兵。一天清晨，我去早市闲逛，看到菜场里摆满了鲜花，五颜六色。缅甸人有在家里摆放鲜花的习惯，即使生活再贫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来没有放弃。这个温馨的细节感染了我，我买了一束雏菊，或黄或白，娇艳欲滴。我抱着菊花找到一位老华侨，一脸虔诚地央求他，带我去中国远征军的墓地。那时，我对这段历史一知半解，只是正值清明，我希望去向埋骨异域的10万中国军人，表达一位来自祖国的年轻人的致敬。没有想到，这位老华侨瞪大了眼睛说，早就被毁掉了。我追问，最起码会有一些遗迹吧？老华侨有些不耐烦，但经不住我的再三恳请，骑着摩托车带我来到郊外三公里一块荒芜的菜地，说，这里曾是新一军的墓地，孙立人的部队。我有些愕然，怎么会这样，碑呢？怎么连个坟堆都没有？我有些疑惑地望着老华侨，老华侨是一位国军将领的后代，1949年随家人逃亡缅甸，他冷冷地望着从大陆来的我，默不作声。我把菊花放在菜地外围的竹栏边，不远处，菜地的主人一脸诧异地望着我，我有些为难，不知道该不该跪下来，磕一个头。那时，我还是一名记者。但内心的冲动却如大海翻腾，我想，终究有一天，要带他们回家，回到自己的祖国，要为他们修建一个四季芬芳的地方，在那里，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屈膝下跪。二3年后的2011年春天，我带了一个纪录片团队来到缅甸。我告诉他们，那里有很多中国远征军英烈的尸骨，就在老百姓家的菜地里。到了密支那的郊外，我再次愕然，菜地上已经修了房子，主人毫不隐晦地说，在挖地基时，发现了很多的尸骨，还有子弹。主人说，每到下雨的时候，她就能听到打仗的声音，“那是你们中国人的亡灵没有得到安息。”缅北密支那的这场战役，发生在雨季，有上千位官兵再也没能回家。主人指着不远处的一个猪圈说，那块地的下面，应该可以找到尸骨。这是一个令人羞耻的场景。可以预见的是，再过几年，随着城市的扩张，更多的远征军尸骨，将会被挖出，弃于荒野，成为野狗的餐食。但是，我们却无能为力。那时，寻找和关怀抗战老兵的行动，刚刚在民间兴起，将有限的资金和精力，用于幸存老兵更为重要。缅甸，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的海外战场。在这里，中英美联合对日作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缅甸仰光，国际援华生命线被切断，缅甸的殖民者英军节节败退，遂邀请中国部队入缅协同作战。苦苦坚持多年的抗战，终于等来了盟友，这让中国欣喜若狂。为了迎接这次志在必得的胜利，中国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在云南芒市举行完誓师大会后，由畹町口岸出征异域。在边境上，当地百姓用鲜花扎了彩色的牌楼，欢送将士们出征。第一次入缅作战以失败而告终，十万将士一成战死，半数殒命野人山。一位日军回忆说，两个月后，他们由畹町进入中国，发现牌楼上的鲜花依然绽放。一年多后，中国部队从印度和滇西发起反攻，最终在1945年3月取得缅甸战场的全面胜利。在缅甸战场，参战方总阵亡人数约30万，其中中国远征军阵亡约10万人，日军阵亡约13.7万。三2011年去赴缅甸考察，我们去了位于仰光的英军墓地。英军在仰光有三个墓地，由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管理，令人惊讶的是，这竟然是一个民间机构，成立于一战，其官方网站显示，这是英国国家一级财政拨款机构，其宗旨是“每一个死去的人，都应该用真名和纪念碑铭记”。位于仰光机场最近的掏江墓地，有6347座墓穴。绿油油的草坪上，缀满了黑色的方块墓碑，整齐排列，犹如他们走上战场时的队列，似乎，他们从未死去。走进墓地，管理者奥斯卡上前来问，“你们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我说，“中国人。”“你们来自台湾？”“不，北京。”我有些不悦。奥斯卡的再次询问，让我们羞愧无比，“你们是来做木材生意的，还是石油生意的？”从21世纪以来，缅甸成为中国淘金者的热土。当奥斯卡知道我们是来找寻找中国远征军时，他惊讶地说，“我在这里工作了将近30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国人来这里。”奥斯卡告诉我们，英国前首相安东尼·艾登的儿子西门·艾登，也安葬在这个墓地，他是在缅甸战场上牺牲的一名空军。奥斯卡带我们来到他的墓碑前，让人惊讶的是，从墓碑上，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位首相的儿子。奥斯卡解释说，“在战场上，每一个士兵，都是为了他的国家和人民在战斗，他们的牺牲都是平等的。”四同样在2011年的年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缅甸。那时，我正好在一次会议上，遇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我问他，希拉里访问缅甸，会商谈什么事情。他说，寻找美国在二战时失踪的军人遗骸，会是第一个议题。后来的新闻报道，也印证了这一点，让我无比酸楚。没想到，60多年之后，美国重返缅甸，在隔绝了半个多世纪的高层会晤中，竟然没有忘记他们的普通士兵。查阅资料发现，这是美国的一项规定，和任何一个国家建交，凡是有美军失踪的地方，都会把寻找士兵遗骸作为第一要务。1993年，美中达成协议，将在驼峰航线坠机的3名美国飞行员的遗骸运回美国本土。2000年，克林顿访问越南，这是越战之后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越南，成行之前，他发表全国演说，寻找失踪美军是优先事项。特朗普与金正恩2018年在新加坡首次会晤达成的协议中，寻找美军遗骸位列其中。2018年4月，我看到一则新闻，美军在缅甸钦温河以西的一个村庄里，找到了二战时阵亡于此的美军飞行员遗骸。根据资料显示，这架飞机于1944年2月22日执行低空轰炸任务时，被日军的高射炮击中。看到这则消息，我立马前往缅甸。现场的搜寻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当地村民告诉我们，他们把挖到的土，全部用筛子筛，从里面捡拾碎骨，两个人一组，其中有一个必须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另一个雇请当地的村民。而根据现场估计，他们挖出数百方的土。我曾看到报道，说美军寻找遗骸连一颗牙齿也不放过，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比喻，当我看到村民家墙角摆着的筛子时，我不得不承认，这是真的。五在密支那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日本人在路中心修建了一个慰灵塔。2011年，我们的摄像团队在这里拍摄时，有一位华侨站在旁边，沉默了很久后，郑重地说，“我想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说出来，我心里就舒服了。”这让我们十分好奇。这位华侨名叫陈国胜，他说，他家就住在十字路口的东南角，大概在30年前，有一群日本人来到他家，说要在这里修建一个塔，他家门口三棵高大的椰子树挡了风水，希望能砍掉。作为交换，对方给了一台照相机和一台录音机。陈国胜没有多想，答应了。没想到，等修好后，陈国胜发现塔身上写着三个大字：慰灵塔。慰灵塔修好后，陈国胜每年都会看到有大批的日本人来这里鞠躬。“我知道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不应该答应他们，这让我多年以来，一直很内疚。”陈国胜说。后来，他又在家门口栽了三棵树，如今已经枝繁叶茂。密支那，是日军的玉碎之战。日本早在1973年成立“全缅甸战友团体联络协会”，前往缅甸寻找遗骸。根据资料记载，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76年在缅甸密支那，至少找到了1152具遗骨，缅甸军方提供了150名士兵分乘7辆卡车提供保护。在寻找遗骨的同时，日本众多民间机构或个人在厚生省的支持下，在缅甸修建了大量的纪念碑。最为著名的，要数位于缅甸密支那的“招魂之碑”。发生于1944年的密支那战役中，一位名叫坂口睦的日本士兵死里逃生，晚年的时候，他与夫人寿美子捐款在密支那的尹洛瓦底江边建了一座长达30.5米的卧佛，这是仅次于仰光的全缅第二大睡佛。作为回报，缅甸政府同意其在卧佛寺的入口处，修建了一座“招魂之碑”，“在密支那，3400名士兵像樱花般凋落，他们英勇地战死了，他们的名字将永远活在历史之中……”在卧佛寺另一侧的一间小房子里，还有一个“小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多个在此战死的日本军人的牌位。牌位摆放在一个低矮的木桌上，牌位上的字很小，当地的华人旅行社偶尔会带中国人去这里参观，去的时候，都会提醒参观者：看牌位上的字时要蹲着看，如果弯腰去看，就等于是给日本侵略者又鞠了一个躬。六“你说，我们到底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居住在密支那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杨建达问我。他的眼神里，满是无奈。我懂得他的意思，在密支那，中国远征军全歼日军的地方，到处都是日本人修建的纪念碑，而中国远征军的墓地全部被毁。背后的历史，更令人纠结。1960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样有一场出征缅甸的战斗，那是一场秘密的战斗，很少有国人知道。中缅联合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20公里协议线区域，将该区域的“蒋残匪”追赶至泰国境内。如今居住在泰北的几十万华人，有很多是他们的后代。1949年后，败退缅甸的国民党残部，迅速发展壮大，李弥甚至被称为缅甸王。这让缅甸政府心惊胆战，多次派兵剿杀，但根本不是对手。国民党残军撤退到泰国后，缅甸军方为了泄愤，煽动百姓，将远征军的墓地全部毁掉。14师墓地位于密支那恩仁区第五组，这里的住户多比由告诉我，即使是现在，周围的住户修建房子时还能挖出尸骨，“以前的话更多，除过尸骨，还有炮弹、药瓶、注射器，有些尸骨，手里还握着刺刀，尸骨一碰就碎了。”第50师的墓地所在地，现在已经是密支那第二小学，校长海开努告诉我，她是1990年到这个学校，盖一个小房子时，发现了很多的尸骨，后来学生经常因各种意外受伤，北面的高埂上，经常会有汽车翻下来，她认为是惊动了亡灵，就请和尚来念经，之后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了。滞留密支那的远征军老兵李光钿，就住在第二小学旁边，他说，几年前他在院子里种菜时，挖出过骨头和子弹，自从那次后，李光钿把菜园子改成了花园，种了满园的玫瑰，五颜六色。1995年，生活在密支那的远征军老兵联名向缅甸国家秩序建设委员会提出申请，重建远征军烈士墓，“吾辈亲历战斗，幸而生存者亦垂垂老矣，实不忍令维护国际正义保卫人类和平之神圣史绩就此湮没，浴血奋战壮烈捐躯之忠魂无所归依。”如今，滞留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已经全部去世。七位于缅北的密支那，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曾是从印度空运援华物资至云南的中转站，1942年日军占领密支那后，飞机不得不往北绕行喜马拉雅山南麓，也就是驼峰航线，让中美联军伤亡惨重。一年多后，中国驻印军发起反攻，在经过孟拱河谷和胡康河谷后，直逼密支那。指挥官史迪威密令前线部队，拿下密支那机场后，以“威尼斯商人”作为暗语，收到暗语后，后方大批援兵将乘坐飞机抵达。中国驻印军长途奔袭100多公里，强攻密支那机场。在夺下机场跑道后，立即发电“威尼斯商人”。四川省金堂县的杨耀胜，是我采访的第一位参加密支那战役的老兵，他曾是新30师第90团的一位士兵。“飞机在密支那机场一降落，我们就抱着枪开始打了。”提到密支那战役，杨耀胜突然嚎啕大哭，“我的营长就是在打密支那时，头部中弹牺牲，营长是好人啊！”密支那一役，也给杨耀胜的屁股上留下一颗弹头，直到2008年，伤口又开始发炎，杨耀胜就自己用钳子和一把小刀把弹头挖出来。至今，疤痕仍然十分明显。拿下机场，攻城战更为惨烈。中国驻印军的三个师，在这个缅北小城，与守城的4000余名敌人展开巷战。守城两年多的敌人，修筑了坚固的工事。藏在大树上和地堡里的敌人，垂死挣扎，给远行作战而缺少重武器的中美联军造成很大的伤亡。强攻不下，50师师长潘裕昆决定组织敢死队，感人的是，应募人数大大超过了所需名额。几年前，我在重庆的档案馆里查阅远征军资料时，发现一份征兵文件，要求监狱组织死刑犯，送往前线，组建敢死队，响应者众。横竖都是一死，何不捐躯留名。八密支那收复当日，身为中国驻印军新30师90团少校翻译官的卢少忱随部队进入市区，他告诉我，全城几乎没有一处房屋完整，一片废墟，原本茂盛的树木已枝叶无存，日寇来不及掩埋的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腐烂而臭气冲天。这场战役，中国军队牺牲900多人，歼灭敌人3400多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胜利，由中国军队主动发起的一次反攻，且死亡人数远远低于敌人。对于二战中的中国来说，这样的胜利，寥寥无几。密支那战役结束后，每个师都修建了墓地，并且留下伤兵照看墓地，师长们指天发誓，兄弟们，你们等着，等有一天密林里的枪声停止了，我们就来接你们回家。这一去，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另一个不可忘记的数字是，协同中国驻印军作战的美军麦支队，牺牲290多人，几乎全部阵亡。按照美军的规定，本来他们经过了缅北连续作战，是要放假休整的，但大战在即，史迪威要求他们全部上前线，而且为了增加人数，还找来很多平日里修路架桥的工兵，经过短暂训练后，就让上战场。史迪威说，如果有美军协同作战，中国军队就不会害怕，会更勇敢。密支那战役后，麦支队所剩无几，这支部队也因此而解散。2005年，幸存的美国第236工兵营号兵Raymond

有一个凄美的传说，大象在临死的时候，会独自离开象群，去到一个神秘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象冢。不管生前的它漂泊何方，也不论它是否见过象冢，它总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冥冥之中，找到生命最后的栖息地。这个地方，从来不会被人类发现，没有侵扰，更没有杀戮。直到去了美斯乐，这个位于泰国北部崇山峻岭深处的小村庄，深度了解这个地方的故事之后，我突然想到大象的传说，或许，这本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一这个故事要从2011年说起，那一年，我做了一个改变人生轨迹的选择，辞去新华社记者的职务，南下深圳，创办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专职寻找和关怀被遗忘的抗战老兵。那年秋天，我接到一位网友的求助，他说，他的叔叔刘世荛，滞留泰国多年，因为没有合法证件，无法回家。刘世荛是93师的老兵，93师隶属中国远征军序列，国军嫡系，军官大多毕业于黄埔军校。近年来，媒体对中国远征军报道较多，但更多关注的是滇西战场，对于驻守西双版纳的这支滇南远征军部队，鲜有人知。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93师曾在缅泰边境的大其力等地，大败投靠日军的泰国部队。抗战胜利后，93师前往老挝受降，之后回防滇南，因为多年没有战事，一部分官兵也在此地安家。如今，在西双版纳的外省人，有很多都是93师的后代。直到1950年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追击下，93师败退缅甸，与多支残军汇合，以李弥为总指挥，厉兵秣马，意图反攻。这也是一支唯一反攻过大陆的国民党残军，他们曾经进入云南，连续攻克边境上的四个县城，后来解放军调来主力部队才将其击退。在这之后，有一些成分不好的云南人，因为不堪忍受各种政治运动，也逃往缅甸，跟随李弥。在西双版纳安家的93师退役老兵，有一部分加入共产党的游击队，与93师的袍泽，在中缅边境，上演了悲情对决。十多年后，中缅两军联手发起勘界作战，剑指残军，对方不堪一击，越过湄公河，进入泰国北部山区。虽然蒋介石曾派飞机接他们撤往台湾，但还有很多官兵留了下来，尤其是云南籍，因为这里离家乡更近。有一种说法，进入泰北山区的残军，之所以没有受到泰国政府的驱赶，是因为在二战时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提议，泰国是被迫成为日军的帮凶，在战争结束后，泰国的独立地位应予以恢复。也正因此，泰国未被清算。泰皇感恩图报，容留这批败军暂时居留。留下的官兵为了生存，参与毒品贩运，后来又主动请缨，成为泰国政府的雇佣军，代其清剿反政府武装，最终以惨重的代价，为幸存者和后代获得合法居留权。残军的总部在一个名叫密梭罗的傈僳族小村庄，总指挥段希文征求大家意见，将此地译为美斯乐。于斯于乐，寄托了先辈们的祈福与心愿。93师是泰北孤军的种子部队之一，较为出名，这个地方的年轻人，因为对历史了解不多，也都认为自己是93师的后代。二刘世荛就是这支孤军中的一员。2009年的一天中午，已近90岁高龄的他在家门口休息时，突然听到有人在说久违的白话。抬头一看，是几位来自中国的游客。这让刘世荛无比激动，这是流落异域半个多世纪来，第一次听到乡音。他鼓起勇气怯怯地打问，竟然真是广西老乡。他请求对方，帮他寻找家乡的亲人。这帮游客很热心，回到中国后，在网络上发了一个贴子，《我从金三角归来》，很快帮刘世荛找到了家人，他的亲妹妹还在。问题是，曾一心想回家的刘世荛，一直没有加入泰国国籍，没有合法身份，无法出境。两年后，他的侄子找到我们，我通过外交部的朋友联系到中国驻泰国清迈总领事馆，为他办理了一张华侨旅行证，离家70多年的刘世荛，终于得以回家。妹妹翘首以盼，迎接哥哥归来乡亲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这位游子回家。回到家乡的刘世荛才知道，家人以为他早就去世了，在祖坟里给他修了墓地。他的侄子笑中带泪地说，“我们在坟前给您烧了60多年纸了，您现在回来了！”这让刘世荛哭笑不得，他站在自己的坟前，沉思良久。后来我前往泰国的时候，找到刘世荛的子女，为他们讲述了这个场景。他的子女告诉我，爸爸说，他那时候在想，他真的希望自己在那堆土里面。落叶归根，是第一代华人内心的夙愿。三因为刘世荛，让我对泰北孤军有了更多了解，也知道了美斯乐这个地方。那次去泰北接刘世荛回家的同事，帮我带回来一本书《异域故事集》，作者撒光汉曾是孤军第二代，他的爸爸参加过中国远征军，后来做到了孤军的参谋长。撒光汉长大后前往台湾求学、入伍，宪兵少校退役。我去台湾出差时，专门拜访撒先生，他还邀请我住在他的家里。讲起小时候的故事时，撒先生一脸童真地告诉我，他曾用肉眼看到过天空中游弋的人造卫星。撒先生说，那是他在泰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一位叔叔家举办仙女下凡晚会，好奇的他约着小伙伴们一同前往。天上，繁星密布，每一个星星都清晰明亮，就在绚丽的天空中，他看到一颗人造卫星缓缓移动，像童话世界。撒先生说，晚会的内容很简单，被称为仙女的，是主人用竹片编成的一个半身人偶。晚会开始，主人手捧三柱香，拜北斗七星，然后再拜仙女，只见仙女左摇右晃，像个开心的孩子。“仙女已经下凡，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说，仙女会如实回答。”主人故作玄虚地说。参加晚会的，除了孩子们，还有很多官兵。主人的话音刚落，一位中年士兵站起来，满脸诚恳地问仙女，“我在家乡的父母是否健在？”他问完，现场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仙女。只见仙女稍稍停顿，即刻连连点头。这个动作，让中年士兵热泪盈眶。之后，几乎所有的官兵，都问了同样的问题，也都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大家都知道仙女是被人操控的，但没有人去质疑。”撒光汉先生说。正是因为这个故事，我请求撒先生带我去泰北。四2017年9月，在撒先生的带领下，我终于来到了泰北。在美斯乐的荣民之家，住了十多位老兵，他们大多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从中国逃出来的云南人，参加了后来的泰国雇佣军。在现场，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老兵们穿的鞋子，左右脚都不一样。在我疑惑的时候，他们撸起裤管，我才发现，有一条腿是假肢。终于找到一个两只鞋子一样的老兵，他撸起裤管，两条腿都是假肢。我采访过很多老兵，听他们讲过战争的惨烈，但这是第一次感受到了震撼，亲眼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他们在芳华之年，因为踩上地雷，而暗淡一生。就是在那个地方，让我对自己发起的老兵回家公益项目，有了更多思考。我想，倡导和平，应该成为这个项目的终极目标。那一年，我成立止戈传媒，两年前又成立了长沙县止戈和平公益发展中心，锚定人生下半场的方向。在泰北的孟安村，我们找到了一位名叫杨国启的老兵。1952年，杨国启从云南龙陵老家逃往缅甸，加入溃败于此的国民党部队。他说，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当年离开家乡时，他丢下阿妈一个人在家，觉得对不起阿妈。他说，当年的形势混乱，他也是被迫离家，却一辈子都没有阿妈的消息。他最大的心愿，是回到家乡，等到去世后，和阿妈葬到一起，永远不分开。说到阿妈，杨国启的眼睛红了。回国后，我们很快帮助杨国启找到了云南的亲人，遗憾的是，因为他没有身份证件，无法回家。我希望可以寻找资源帮他回家，但很多人在听说他当过“fangong救国军”时，总是会反问我，为什么要帮他？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再后来，疫情突至，回家更成了奢望。前不久，我们再次前往泰北美斯乐，我突然想到那位没有回家的老兵杨国启，一打问，得知他已经去世了。这个消息，让我无比内疚。“他们战死，便与草木同枯；他们战胜，仍是天地不容。”柏杨先生曾经在《异域》一书里这样说。五第一次去泰北时，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幸存的抗战老兵。撒光汉先生带我去见一位名叫张国强的华人，对方有些埋怨地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早来？那是2017年，抗战胜利已经72年了，能活下来的抗战老兵已经寥寥无几。这么多年，我经常受到这样的诘问。十多年前去缅甸寻找中国远征军老兵时，当地的华侨也是这么问我。后来有一次去湖南的一个劳改农场寻找抗战老兵，守门的老头给我掰着指头说出了十几个人的名字，然后手一摊，全走了。历史，没有留给我们这一代人，太多赎罪的机会。张国强在美斯乐经营着一家名为小屋的旅馆，他带我来到一片墓地，告诉我，这里面埋葬的官兵，好多都参加过抗战。墓地在一片山坡上，残破的墓碑东倒西歪，上面长满了绿苔。根据墓碑上的信息，他们大多阵亡于1970年。那年，他们正式成为泰国的雇佣军，参加了针对泰寮边境反政府武装的第一次战斗。719名官兵从美斯乐出发，与敌持续激战多个昼夜，大约10%的伤亡。这次战斗的指挥官张鹏高，就是张国强的父亲。张鹏高是云南永胜人，兄弟四人，抗战爆发时，两个哥哥去从军，大哥战死，二哥失踪。身为老三的张鹏高告诉母亲，要为哥哥报仇，给母亲磕了三个头，跟随滇军北上，参加过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等，落下一身的枪伤。在后来指挥针对泰寮边境反政府武装的战斗中，因为多个昼夜没有休息，张鹏高旧伤复发，竟不治而终。临终前，他给时年14岁的儿子张国强留下遗言，以后如果有机会，代其回乡，在爷爷奶奶的坟前磕一个头。张鹏高曾经通过香港打探来消息，因为他做了境外的“蒋匪头目”，他的父亲被批判致死，母亲吞金自杀。张鹏高的墓地，位于这片军人墓地的顶端，和他的士兵一起，排着队列，面向北方。北方，是家的方向。六张国强说，小时候父亲特别严厉，他要见父亲，也要像士兵一样打报告，他从来没有在父亲怀里撒过娇。他甚至觉得，他没有父爱。13岁生日那年，他收到了父亲一生中给他送的唯一一份礼物：一把枪。从此，他也成为一个军人。直到长大后，他才知道，那才是父亲真正的爱。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只有强者，才可以活下来。此后，张国强从军近40年，参加过台湾情报局派驻泰北的光武部队，也为毒枭押运过鸦片。退役后，张国强除了经营自己的小旅馆，就是去看望父亲的袍泽。有很多生活极其贫困，有的没了手脚，有的是孤寡，还有的因为活不下去而自杀。老兵们的最后一块收入，是来自于当地101茶场的租金收入，每年也仅7万元人民币。茶场的土地，是由第一代孤军在原始森林里开垦出来的，如今由孤军的第二代张国祥租赁经营，种茶、建民宿，成为去美斯乐旅行，最佳的居住地之一。掌管这笔租金的张国强，再四处化缘，或者贴上自己的钱，分发给困难的老兵。他，就像孤军的退役军人事务部。张国强告诉我，军人的职责是为国尽忠，他和父亲，都尽忠了，但不知道国在哪里？他们是亚细亚的孤儿，没有家，也没有国。“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义。”张国强说。张国强还曾经前往当年的战场，背回了20多具战友的遗骸，把他们安葬在北面的山坡上。在泰北华人山村，年轻一代都去大城市打工了，这些年迈的孤军，鲜有人问津。除了少数享有泰国政府的补贴外，大部分成为弃儿。张国强带我去看了一位名叫艾伦的佤族老兵，他在战场上失去了两条腿、一只手和一只眼睛。他住的小木屋四面透风，略感欣慰的是，他的邻居在照顾他，每天为他送吃送喝。邻居是一位从缅甸逃来的难民，同样是战争受害者。邻居住的房子，是当地一位村民的，对方没有收房租，把照顾这位孤寡老兵，作为交换的条件。底层社会，依然有着高贵的品质。做公益十多年来，经常会有人给我说，等我有钱了，我也去做公益。这让我哭笑不得，善良和悲悯，和金钱的多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朋友内部的一些捐赠，看望这些老兵时，我都会给他们送上一个红包。张国强总会告诉他们，“我曾给你们说过，爸爸妈妈在吵架，等他们不吵架了，就会派人来看望你们，你看，这不爸爸已经派人来看望你们了。”张国强所说的爸爸妈妈，是指大陆和台湾。但对我来说，却十分纠结，我代表不了爸爸，我更担心的是，会因此受到牵连，会有人说，你为什么要去捐赠那些“坏人”？七张国强曾经参加的光武部队，成立于1965年，隶属台湾情报局，专门针对大陆进行情报搜集工作。那是两岸依然在紧张对峙的时候，一方想要收复，一方图谋反攻，你死我活。光武部队的普通士兵，大部分从当地招募，有当地的华裔，也有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从大陆逃亡于此的人，鱼龙混杂。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为党国卖力，台湾时不时地会派人前往，给大家进行洗脑教育。正值大陆混沌时期，这种教育收效显著，加上美金的诱惑，这支部队功绩卓越。在泰北，我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光武部队里，有一位低阶士兵，无比忠诚，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从大陆获得了很多重要情报，获得长官赏识，不停地被提拔和奖励。1975年，中泰建交，光武部队解散，只有少部分军官回到了台湾，大部分士兵就地遣散，或娶妻生子成为百姓，或加入其他地方武装组织，或拉伙贩毒。那位被长官赏识的士兵，娶了一位当地少数民族的姑娘，很快成为一名父亲。多年以后，已经在台湾情报局退役的长官接到了一封来自泰北的信，是那位士兵写来的，他说，他的病已经到了晚期，希望在临死之前再见长官一面。想到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有了绝症，长官连夜飞赴泰国。士兵骨瘦如柴，家里一贫如洗。长官不禁落泪，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一沓美金给他，却被拒绝。士兵说，他有一个遗愿。长官毫不犹豫地说，你当年为党国做了那么多，有什么请求尽管提。士兵有些忐忑地望着长官，非常清晰地说：等我死了之后，能不能给我盖上五星红旗？长官明白，这位士兵，是一名卧底。但他，没有因此责怪这位士兵，还帮他完成了人生最后的心愿。后来在台湾，我曾采访过光武部队退役的一位军官，讲到这些过往的时候，他泪流满面，他说，两党之争，为什么要让这些底层的士兵，成为弃儿和炮灰？八到泰北美斯乐的游客，一般都会去段希文将军的墓地。段将军，是孤军的精神领袖。段希文的儿子向我们讲述爸爸的故事1938年10月，日军步步逼近，身为滇军58军中校营长的段希文，跟随部队北上抗日。抗战胜利后，已升任副师长的他，率军前往江西九江受降。这支北上抗日的滇军，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家乡。在随后的内战中，58军在广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歼，段希文只身逃往香港，受李弥将军邀请，前往缅甸。他在大陆的妻子和孩子，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在云南昆明，我曾访问过段希文将军的儿子段浩川，他说，1957年年底的一天，政府来了几个人，告诉他们，他的爸爸还活着，在缅甸。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但在那个年代，也让整个家庭不安。政府的人态度很好，告诉段浩川，让他去给父亲拜年。拜年是在云南广播电台的播音室，广播稿已经写好，照着念就行。稿子的内容也和段浩川心里想的一样：爸爸，回家吧！“对云南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广播”开设于1957年1月，有政府公告，也有家书，或者是一些文艺节目。节目一经播出，很快就有士兵带枪过境，向中国的边防部队投诚。从那年开始，每隔一段时间，段浩川都会前往播音室，告诉父亲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政府的人知道段希文喜欢京剧，还让他专门学了一段《借东风》，在广播里唱给父亲：曹孟德占天时兵多将广

我又被举报了。大概半年前，有人举报我，说我任法人代表的美斯乐（深圳）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是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一个慈善机构，怎么可以开公司？发起老兵回家公益活动这么多年来，举报从未停止。前一次举报，是因为未获审批进入云南苍山，寻找驼峰航线坠毁的飞机，结果上了热搜。最近的一次举报，是辖区派出所的警察打电话给我，说有人举报我，发布的抖音视频，一直在讲国民党老兵的事，不讲政治，而且还涉嫌侮辱英烈。我说，说我在侮辱英烈，那真是个笑话。警察很认真，连夜看了我的所有的视频内容，回复我说，请把这些正能量的内容继续做下去！针对慈善机构开办公司一事，当地主管部门上门进行了审计。后来，我前往汇报工作，主管部门的局长说，我们的公司，是基金会全资的子公司，这是一家纯粹的社会企业，希望我们努力把公司办好，做好深圳社会企业的一个试点，以后争取国家税收支持。原本异常忐忑的我，无比激动。这就是深圳！从事公益活动十多年来，我一直想，怎么样让公益项目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尤其这几年，因为大环境影响，基金会的筹款下滑严重，如何让基金会有自我造血功能，这是理事会一直试图突破的课题。经过多方调研，我们计划成立一个文创公司，一个是，我们平时经常会接受物品捐赠，这些物品捐赠可能通过公司销售变成现金；二是，我们自己开发一些主题性的文创产品；此外，我们还可以帮助我们的关怀对象，帮他们销售产品，这对给钱更有意义。用商业的方式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这样的尝试，对当下社会意义重大。2022年上半年，我们开发了一款茶叶，这款茶叶来自缅甸北部，这里原本种植罂粟，在禁种罂粟之后，老百姓的生活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他们没有收入，就会有偷偷复种罂粟的风险。当地的一家公益机构联系我们，希望我们帮村民销售那里的野生古树茶。缅甸北部，又是中国远征军作战的地方，碰巧2022年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80周年，我们就以此主题，以弹药箱为包装盒，设计了一个茶叶礼盒，两饼盒，分别名为“远征”和“归来”。茶叶的名称，是中国远征军老兵陈星帮我们题写的。茶叶做好后，我们的理事姜广策，把这款产品推荐给长江商学院的同学，结果，三个多小时，首批815盒茶叶，一抢而空。这给了小伙伴们极大的信心。当然，这是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如何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我们还需要继续探索。2022年9月，我去云南保山出差，当地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企业家朋友，是同心绿蚕豆的老板马定奎。绿蚕豆是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山的绿蚕豆，通体透绿，酥脆可口，同心又是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品牌。在和马总闲聊的时候，我给他们讲了一个中国远征军的故事。我们收藏了一张照片，三个远征军的合影，都是云南腾冲人。中间的这位名叫黄应华，另外两个分别叫李炳福、彭文德。1942年，腾冲被日军占领，有上千位腾冲的农民，跑出沦陷区，前往后方受训。这其中，就有黄应华、李炳福和彭文德，他们三个关系要好，就去拍了一张合影，他们约定，如果谁牺牲在战场上，活着的人要为他料理后事，并且以后帮助照顾家人。两年后，中国远征军发起反攻，其中上千位腾冲子弟，因为熟悉当地情况，成为反攻的核心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夺回自己的家园，让父母乡亲脱离敌人的欺压。战争惨胜。李炳福倒在了他家门口，在战争之前，他的母亲来见他，他没有见，说会影响军心。母亲再看到他时，已是来为他收尸。彭文德被敌人的炮击身亡。对于幸存者黄应华来说，他实现承诺，为两位兄弟料理的事。但这只是承诺的一部分，帮助牺牲者照顾家人的承诺，后来因时局变幻，成了一段不敢言说的事情。十年前，已经90岁的黄应华，从墙缝里拿出这张合影，他的儿子才知道，父亲竟然当过中国远征军。黄应华交代儿子一件事情，把这张照片，冲洗两张，分别送给李炳福和彭文德的后代，算是完成当年兄弟之间的承诺。讲完这个故事后，没有想到，同心绿蚕豆的老板马定奎突然红了眼睛，他说，他的爸爸就是当年从敌占区逃出来参加中国远征军的腾冲农民。爸爸去世前，曾无数次地给他讲过这个故事，说，他当年很多的老乡，都倒在了自己家乡的土地上。20多年前，马定奎开始制作蚕豆时，注册了同心的商标，他的初心里，就有纪念先辈们的同仇敌忾。听完马总的讲述，我和他商量，联合制作一款蚕豆，纪念这段历史。我们请陕西户县农民画画家张青义，根据这个故事，创作了一幅长画，以此作为产品的外包装。这款绿蚕豆取名“春闺”，希望在疫情解封后的第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忘记那些未能如愿回家的远征军将士们。“春闺”蚕豆，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购买我们开发的产品中，还有一款红茶，是由广东梅州的李建华先生捐赠。李建华先生，关爱抗战老兵十多年，出资上千万。当李先生知道我们创办了一家社会企业后，捐助给我们2000盒茶叶。这是一款优质的有机红茶，不洒农药，不用除草剂，纯手工采摘。梅州是谢晋元团长的家乡。八佰壮士卫四行，铁骨铮铮震天下。历史已经远去，但我们应该知道，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他们负重前行。我们设计了一位八佰壮士透过断垣残壁，遥望今天的灯红酒绿。烈士之血，自由之花。“八佰“主题红茶，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购买前不久，湖南常德的一位志愿者联系我，在常德市金桥社区街边发现一名白胡子老兵，老人名叫王启清，72岁了，曾做过侦察副班长。老人曾育有一女，几年前不幸去世，留下一个年纪的孩子。他的老伴也因病无法从事劳动，一家三口全靠老人独立支撑。为了养家糊口，老人在街头做棉鞋来卖，偶尔也会捡一些破烂。老人的双手皲裂，经常会有好心的路人，给老人送去早餐。有路人给老人捐钱，但老人不要，他说，我曾经是一名军人，我怎么能要别人的钱。这个场景，让我们无比心酸。我们全部买下了老人的棉鞋，帮他在网上销售。这是全手工的棉鞋，都是老人一针一线缝制的，穿着无比的舒适。您来买双这样的鞋子穿在脚上，暖在心里。昨天，王海燕接到抗战老兵刘化夷的女儿的电话，说她的父亲想见她一面。前不久，刘化夷患上了新冠，肺部已经严重感染，医院劝说家人，将老人带回家。在床前，刘化夷断断续续地，给王海燕说了很多感谢的话。王海燕明白，那是爷爷在告别。8年前，王海燕成为一名志愿者，照顾了20多位抗战老兵。在全国，有无数这样的志愿者，他们的无微不至，为这群耄耋老人，找回了荣光，为他们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款产品，是志愿者王海燕做的扣肉。王海燕的父亲，是乡里的厨师。她为父亲投资了一个小作坊，做扣肉来卖。我曾遇到过一位做中央厨房的人，问他，为什么网上卖的扣肉，会那么便宜？对方笑了笑说，有的都是冷冻了好多年的肉。今天推荐的扣肉，全部是当天屠宰的新鲜肉，而且不用任何添加剂。

半个月前，再次收到鲍勃的邮件，他说，我已经快96岁了，我最后的希望，就是你仍然可以帮我寻找吉姆（詹姆斯）。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四年前，我接受了这位老人的委托，寻找他的表哥的遗骸。没有想到，这次事件以一场上了热搜的“失联”事件而中止。一触动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冒险前往苍山的，是看到詹姆斯的墓碑。他的父母在碑上刻下一句话：你离开我们，太早了。简单的一句话，写满了撕心的悲痛。80年前，他们的儿子詹姆斯奔赴中国，因为召募他的人告诉他，“中国需要你！”那时，滇缅公路被日军占领，那是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中国的生命线。无奈之下，中美开启飞越横断山脉的驼峰航线。21岁的詹姆斯义无反顾地来到捍卫正义的战场，仅仅一个多月后，他任副驾驶的中国航空公司60号飞机，从雷达上消失。不久后，云南省漾濞县一位名叫茶金映的老猎人，在追逐猎物时，来到苍山最高峰马龙峰的山腰，看到了撞崖而散落于此的飞机，及已经变形的机舱里，飞行员的尸体已经腐烂。2022年5月，猎人的儿子茶兴华带领我们进入苍山，寻找60号飞机，最后一夜就宿于马龙峰下的一块大岩石下。那天深夜，我一夜无眠，我一直在想，三名机组人员很有可能没有当场牺牲，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恐惧和绝望之中，他们一定有很多的话，要告诉爸爸和妈妈。2008年，我发起老兵回家活动，那些老兵从异国他乡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母亲的坟前，说，妈妈，我回来了。一别，就是一生。二在寻访滞留海外的老兵时，我经常会想到一个词语，衣锦还乡。对于这些流落在历史之外的老兵来说，回家，不仅需要路费，更需要体面和尊重。2009年5月30日，我们接9名滞留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家。那次，位于边境的云南瑞丽官方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组织了数百名群众和学生参加欢迎仪式，还协调边防武警，派出两名礼兵。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缅甸一方，不愿意让老兵们出境，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合法的证件。在连接中缅的畹町桥上，我往往返返无数次，想尽办法，都无济于事。在此之前，曾经有人提醒了这个风险，我也试图与有关部门沟通，但没有得到批复。就在无奈之际，有一位老兵悄悄把我拉到一旁说，他知道附近有一条小路，边民们来来往往，很方便。我告诉他，不行。老兵又说，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我大声告诉他，不行！我说，你们已经在异国他乡，委曲求全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你们当年出去是为了国家打仗，现在要回到自己的国家，难道还要偷偷摸摸的吗？最终，在缅甸华侨的努力下，9位老兵终于顺利入境。当他们跨入中国一侧时，有了历史性的一个场景，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现役军人，向原国军抗战老兵敬礼，老兵们也还了一个礼。这是军人至高的一个礼节，我想，横亘在党派之间的隔阂与恩怨，会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后来，我们在接老兵回家时，特别注重仪式感。我们希望他们，像英雄一样凯旋。三在接老兵回家的过程中，我得知了在国内，还有很多的抗战老兵，生活贫困，孤苦无依。也因此，我于2011年辞职，创办了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致力于抗战老兵的寻找和关怀。十多年时间里，我们找到了11858名抗战老兵，让他们在人生暮年，得到了来自于民间的致敬和关怀。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2013年9月，我来昆明出差时，当地的志愿者负责人周德蓉告诉我，他们刚刚收到线索，在昆明街头有一位抗战老兵，乞讨为生。周大姐带着我找到这位老兵，我们一起把他送到养老院。这是一位孤寡老兵，晚年时，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人愿意租给他房子，而自己也没有退休金，只能上街乞讨。遗憾的是，老人入住养老院仅仅三个多月后，突然去世。去世后，志愿者将他安葬在昆明金陵公墓的远征园。在立碑时，在落款上写上：关爱您的人。这里，本来应该是家属的位置，但很多老兵，没有后代，志愿者就是他们的后代。十多年来，我被无数志愿者的精神所感动，这场由民间发起的寻找和关怀抗战老兵的公益活动，是另外一场战争，是良心保卫战。到2022年12月，幸存抗战老兵的数量，仅剩2500余人，而在去年，去世的数字约1100名。可以算出来，这个群体留在世间的时间，不多了。四2008年4月，第一次前往缅甸寻访老兵时，一位华侨带我去了中国远征军的墓地，所有的坟茔已被推为平地，那里，已经是一家住户荒废的菜地。我带了一束菊花，面对杂草横生的荒野，我的内心无比悲怆，那本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下跪的地方，我却不知道跪在哪里。那时，我暗暗下定决心，将来有一天，要接英灵们回家。后来，我又去了日本人墓地，在鸟语花香的墓园里，我竟然看到他们为战马立的一个碑，而且碑的后面，刻着战马的名字。在缅甸的每一个战场，几乎都有日本人修建的纪念碑。而同为盟军的英军，在缅甸仰光修了三个墓地，一望无际的草坪上，墓碑整齐地排列着，犹如他们走上战场时的阵列。缅甸战场胜利后，美军把阵亡士兵的遗骸接回了本土，这么多年来，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失踪士兵的遗骸。2019年，我看到报道，美军在缅甸找到一架被日军击落的飞机，我立即赶到现场。根据公开的报道，那架飞机在飞越一条河时，被日军击落，后面的飞机拍了一张照片。经过多年努力，美军根据这张照片，终于找到了飞机坠毁的地方，但是因为河水泛滥，淤泥已经将现场掩埋。我去现场时，搜寻已经结束，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为了寻找遗骸，美军把坠机附近的泥土挖出来，用筛子筛，两人一组，有一个人必须是美方的工作人员。此前，我曾看过报道，说美军寻找士兵遗骸，连一颗牙齿都不放过，我一直以为是一个比喻，直到看到那些筛子，我才明白，那是真的。2015年4月，我们终于启动了抗战阵亡将士遗骸寻找项目，至今已经在缅甸、湖南、河南、云南等地，找到了1426具遗骨。我们会把这些遗骸送往复旦大学，进行DNA鉴定，帮助他们寻找亲人。这段视频中，相信大家看到一个令人激动的场景，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回家时，边防武警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那只是一次排练。迎接遗骸的车队，最终未能接回在缅甸寻找到的347具远征军遗骸。7年了，他们依然无法回家。五这些场景，你知道是发生在哪里吗？已经白发的儿女，他们找不到在战场牺牲的父亲的墓地，只能在荒野摆上照片，长跪不起。这，是在朝鲜战场。老兵回家发起已经有15个年头了，这么多年里，我们被一些居心叵测者攻击，说我们是在为国民党反动派翻案。其实，老兵回家关注的，无关于党派，也不是战争的胜利或失败，而是人性。我们帮助了上百位牺牲于朝鲜战场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有一个场景让我印象深刻，2019年，我带一位烈士的儿子前往韩国，在一幅石画前，这位儿子泪流满面。那是一位联合国军的士兵回到家后，和妻子相拥，女儿拉着爸爸的衣襟。这是多么令人温馨的一个场面啊，而这位儿子，没有等到他的爸爸回家。后来，他来到爸爸牺牲的地方，和爸爸说了很多的话，令我奇怪的是，他没有叫一声爸爸。我有些埋怨地问他，怎么不叫爸爸呢？他有些羞涩地对我说，我从来没有叫过爸爸，张不开口。他的爸爸，在他牙牙学语时，走上战场，再也没有回来。六懂得什么是人性，你就会明白，历史之下，很多无奈的选择并不重要。你见过母亲给儿子下跪的场景吗？2018年3月，我们协助两位母亲前往儿子的墓地。他们的儿子，在对越战争中牺牲。战争已经结束将近40年了，他们的思念从未停止。一个叫成玉枚，她的儿子沈正军牺牲在中越边境，安葬于广西那坡烈士陵园。路途太远，这是她第一次去看望儿子。她跪倒在儿子墓前，撕心裂肺哭喊的画面，令人心碎。一个叫王支成，时年82岁。1979年初，她的儿子汪忠付，和战友们一起剃光了头，写了遗书，在军旗下宣完誓，喝了首长敬的壮行酒，含泪唱着《再见吧！妈妈》，踏上布满地雷、竹尖陷阱和疯狂炮火的征程。儿子当年的战友赶来烈士陵园，告诉汪妈妈，她的孩子之前是炊事班班长。听了这个消息，汪妈妈她有些激动地说，“那应该不会挨饿了。”即使在和平年代，也有很多的烈士。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看到消防队员牺牲的消息。每一位烈士，都有一位伤痛一生的母亲。七2011年，我们在缅甸采访滞留于此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刘辉时，他从柜子里翻出一本自己手写的回忆录，无比郑重地交给我。这本回忆录是他手写的，错别字满篇。为了写这本回忆录，这位近90岁的老人，花了将近3年时间。他嘱咐我，一定不能忘记那代人所做出的牺牲。后来，我收到很多这样的回忆录。有的老兵，甚至不会写字，他会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后代，口口相传。这，是历史最真实的细节。我读过很多将军写的回忆录，装帧精美，词语华丽，但更多的，是叙说自己的英明，很少会提及那些普通士兵的名字。我越来越觉得，一个小人物的故事，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他们的悲欢离合，才是历史的血肉。2021年，我们成立了长沙县止戈和平公益发展中心，开始筹建老兵回家故事馆。这是一个讲述小人物故事的战争纪念馆，所有的故事，都是关于爱情、亲情和友情，让历史回归人性，回归到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需要永远铭记先辈们的流血和牺牲。我曾去过靖国神社，他们对历史的歪曲令人感到愤怒，但我看到一个场景，在一面墙上，全是战死者的照片，上面标注着名字、阵亡地点和日期。我们反对靖国神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建造一个更好的地方，还原真实的历史，告慰先辈。八让生者体面，让英灵安息，永不放弃寻找战争失踪者，让历史回到每一个人身上。这是老兵回家之于这段历史的四个维度，是一份良知，亦是责任。欣慰的是，这么多年里，有上万名志愿者以及上千万名捐助者，参与了这场争分夺秒的良心保卫战。我一直觉得，老兵回家项目其实不是一个公益活动，公益是付出，是帮助别人，而老兵回家活动的参与者，有很多是抱着对历史的歉疚，我们从老兵身上获得的，远远超出付出。令人沉重而又遗憾的历史，毕竟已经过去了。我们为后世留下的，不应该只有伤痛，更要有希望。2016年，我们为上百对抗战伉俪拍摄了婚纱照。夕阳之下，90岁的抗战老兵代崇山为自己妻子送上一把狗尾巴草，无比凄美。上千万名捐助者和志愿者，为这段正在谢幕的历史，涂上了绚烂的颜色。历史不能忘记，和平更需珍爱。九“你离开我们，太早了。”当朋友传来中国航空公司60号飞机副驾驶詹姆斯的墓碑照片，看到他的父母在墓碑上留下的这句话时，我无比痛心且又羞愧。每一个走上战场的士兵，都有一位等他回家母亲，这是老兵回家的slogan，找到詹姆斯以及全体机组人员的遗骸，接他们回家，这是我们的责任。更何况，今年是驼峰航线开启80周年。这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的空运。对历史的铭记和感恩，不应该因为今天的中美关系而有所变化，不应该因为今天的冲突而遗忘历史的恩情。遗憾的是，这场寻找二战阵亡将士遗骸的行动，最终以滑稽的方式中止。我们的错误，在于违规进入自然保护区，但是我们没有失联，我们有足够的安全保障。苍山事件之后，我们收到了很多质疑和谩骂，有人说我们上山是去找黄金，有人说我们是美国的走狗，还有人说，那些牺牲者，拿着中国政府的高薪，有什么值得同情的！还有人性吗？还有良心吗？十这是我在苍山上的一张照片，落寞而又落魄。回看发起老兵回家活动的这十几年，何尝不是一直如此呢！从趾高气昂的新华社记者离职，转入公益时，我曾有过很长时间难以适应，但慢慢地，说服了自己。当你觉得，有很多磨难是你必须承受的时候，也就不会觉得委屈了。这么多年，我们做成了很多事情，但失败往往是常态。我上过三次热搜，一次是2009年，从缅甸接9名老兵回家，也差点因为没有办理好手续而夭折；一次是2015年，去缅甸迎接347具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遗骸，却未能带回；还有这次去苍山找飞机。经常有人说我，为什么不把准备工作做好再去做呢？我该怎么回答呢？历史的大门，还没有敞开，我们没有时间去等，只能在夹缝中穿行，也常常因此被撞得鼻青脸肿。也有人说，你真不怕吗，你不怕被嫖娼，你不怕寻衅滋事，你不怕历史会重蹈覆辙，你被戴上高帽游街？我怕，但我更怕违背一个人内心的良知底线；我怕在人生暮年的时候，回望过去，遗憾有很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发现自己虚度一生。我也不怕，我始终坚信，我们所做的，一定是正确的事情，只要坚持，时间一定会给出答案。寻找历史真相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息，如果有一天，这成为罪，我不会做任何辩解。就在今天，我给鲍勃回信说，我会继续努力，想办法去寻找他的表哥的遗骸，如果有一天他离开了，我的团队依然会为他的遗愿而努力。（完）每年999元，参加老兵回家联合发起人，请点击：支持抗战历史田野调查者，请点击：购买爱心产品，请点击：

戴全福去世了。这个从缅甸传过来的消息，让我怅然若失。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冬天，均龄98岁的抗战老兵们，如同树梢的黄叶，一阵寒风，便哗哗地零落。我早已麻木于他们的离开，但戴全福去世的消息，让我满心苍凉。戴全福他，留在缅甸的最后一位抗战老兵。一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场景了。那是2005年6月，我前往缅甸金三角采访有关毒品的报道。2005年我到缅甸采访有一天晚饭后，我在宾馆的院子里散步，一位躺在椅子上的老人向我招手。夕阳依旧灿烂，我能清晰地看到他满脸的沧桑。寒暄几句，老人说，他是一位中国远征军老兵。对于老人的自述，我没有任何反应。那并不是我关注的话题，况且，我对什么是中国远征军，一所无知。让我诧异的是，我的漠然，让老人突然变得无比愤怒。他坐直了身子，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们总说我们不抗日，那么你去国殇墓园看看，看看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我依旧无动于衷。我不知道国殇墓园在哪里，我无法理解他的愤怒来自何方！我看到了老人的眼睛，瞬间从愤怒变成了绝望。他瘫坐在椅子上，再也不搭理我。我只好讪讪地离开。腾冲国殇墓园回国后，我搜索了中国远征军和国殇墓园，当我看到关于这段历史的介绍时，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无比的羞愧。那年，我29岁，中央媒体的调查记者，原本满心的优越与豪迈，荡然无存。两年后，刚好去云南腾冲出差，我第一时间去了国殇墓园，站在墓碑密布的小团坡下，我泪流满面。我想，该为自己的无知，去做一些事情了。作为一名记者，我有责任把他们的历史，告诉更多的人。十多年来，正是这种难以弥补的羞愧驱使着我，走入这段被遮蔽的历史。而走得越深，越感觉到自己的无知。二我采访的第一个老兵，叫李锡全，住在缅甸密支那。当地的华侨带着我来到他家，告诉他有一位中国来的记者希望采访他时，他眼睛里的惊喜显而易见。70年前，晚稻金黄的时候，19岁的湖南桃源人李锡全怯怯地告诉母亲，“妈妈，我要去当兵。”正在做晚饭的母亲愣了一下，沉默了许久之后，轻轻应了一声：“好吧。”言语中，有太多的心酸和无奈。就在一年前，卢沟桥事变之后，这位母亲的两个孩子，已经走上战场，一直没有消息。李锡全“我是家里的老幺，妈妈舍不得我走，但是没办法，收成不好，当兵最起码能混口饭吃。”2008年4月，我在缅甸密支那采访李锡全时，他微笑着告诉说。这是一个令我意外的答案。身为官媒的记者，我第一次听到一位士兵告诉我，他当兵是为了吃饱饭，不是因为热血，也没有保家卫国的豪迈。后来，当我越来越多地走进他们的内心时，我终于明白，回归人性，才能看到历史的真相。李锡全无法忘记母亲送他出征的场景：她拉着他的手，再三叮嘱，“出去打仗要机灵点，一定要早点回家。”一直到了村口，紧紧拉着的手不得不分开。拐过一个弯，当他的身影消失在母亲的视线中时，他听到了母亲歇斯底里的哭声。三李锡全是54军的辎重兵。在辗转广东、广西等地后，调往云南，加入中国远征军，参加滇西反攻。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唯一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在美军的支持下，中国驻印军挺进缅北，一路势如破竹，滇西远征军跨过怒江，仰攻高黎贡山，收复龙陵、腾冲等地，最终跨过中缅边境的畹町桥，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芒友胜利会师。在腾冲战役时，李锡全的腿部中弹，留在当地疗伤，之后脱离部队，自行前往缅甸谋生。那时的缅甸，隶属英国殖民，是亚洲的首富。他想，可以在这里挣点钱，等抗战胜利后，衣锦还乡。在缅北和滇西，留下很多这样的士兵，或负伤，或是逃兵。他们期待着胜利早点到来，回家与亲人团聚。抗战很快就胜利了，但是接踵而来的兄弟之间的另一场搏杀，彻底断了他们回家的路。更为苦难的是，缅甸独立后，很快发生政变，军政府上台，这个亚洲首富，经济一路下滑，最终成为全球最穷的国家。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台湾开放老兵返乡，政治的藩篱打开，滞留缅甸的老兵也陆续开始与家人联系，回家探亲。每每看到回家探亲的老兵拿着和亲人团聚的照片激动地说个不停时，李锡全的内心如刀割一般。辛劳了一生，李锡全都没能攒够回家的路费。李锡全的地图册有一次，一位回国探亲的老兵问李锡全，要不要给他带点东西。李锡全说，帮我在中国买一本地图册吧。拿到地图册，李锡全翻到湖南那一页，找到常德，再找到桃源县，看着地图册上的小红点，李锡全泪如雨下。四听到这位老人的讲述，我说，“等我回中国，我帮您找家，接您回家。”那一刻，我觉得作为一名记者，除了通过自己的报道将这段历史告诉更多的人之外，还可以身体力行地做点事情。这句随口而出的承诺，没有想到，遇到的困难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在众多网友的努力下，很快找到了李锡全的家人。但在为了寻找路费赞助时，我接连碰壁。那时候，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远征军，甚至有人认为我在编撰历史，怎么会有中国部队前往缅甸抗战？滞留缅甸老兵的证件而更无法逾越的是，李锡全没有任何身份证件，他根本无法穿越国境。这位流落异域的中国军人，最终以偷渡的方式回到自己的家乡。让我无比激动的是，李锡全乘坐的火车抵达长沙后，有上百位网友前往迎接。礼炮轰鸣，桃源的乡亲们用这种最为传统和尊贵的方式，来迎接这位离家出走的孩子回家。回家第二天一早，李锡全就来到父母坟前。那一天，天空飘着小雨，李锡全打着伞，站在父母的坟前，喃喃自语，“妈妈，我回来了。”李锡全在妈妈坟前这句发自肺腑的呼唤，早已与泥土融为一体的妈妈再也听不到了。他站在母亲的坟前，不停地重复着这一句话。他试图弯腰扒开墓碑前高耸的蒿草，给母亲下跪，但僵硬的身板已不听使唤，趔趄着险些摔倒。远处的田野，晚稻已经金黄，只等雨后即可开镰。正是他70年前出征的季节。后来，所有从缅甸回家的老兵，回家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父母坟前祭拜。所有的母亲，在送自己的孩子为国出征的时候，都会叮嘱，或者在心里祈祷，你一定要回来。但是，有太多的孩子，再也无法回家。一个月后，李锡全返回缅甸，中国，是他的家乡，而缅甸，有他的后代。五那年春节后，我再次前往缅甸，寻找老兵。从仰光一路北上，同古、内比都、仁安羌、曼德勒、密支那、八莫……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是当年的战场。有无数老兵欣喜而又带着抱怨地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早来？我跑遍了大半个缅甸，找到了30位中国远征军老兵。当地的华人说，当年留下的老兵，至少有上千人。3个月后的2009年5月，我带着十多家媒体记者前往缅甸，接9名老兵回家。在缅甸曼德勒一家酒店，当地华侨为即将启程回家的老兵组织了一场欢送晚宴。侨领让我上台讲话，我拿起话筒，大声喊到，“走啊，我带你们回家。”这是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一句台词，一帮被打散的溃军，在假团长龙文章的带领下，用这句充满人性的承诺，重新激起斗志。老兵们听了我的呼喊，潸然泪下。我，就是现实中的那个团长，一个立志要带他们回家的人。这次回家的9位老兵，分别为经明清，林峰，张浩东，王子安,杨子臣，钟云清，刘召回，蔡振基，王之平。张浩东的家还没有找到，本来没有计划接他回家的。没有想到，我们的汽车要出发时，他背着行李来了，坚决要上车。我问他，你的家还没有找到，你回去之后去哪里呢？他说，你把我送到我们乡里，我就能找到回家的路。幸运的是，在入境的第3天，经过媒体报道，终于找到了张浩东的家人。张浩东从军后，一直没有消息。母亲无比着急，有一位亲戚为了安慰张浩东的母亲，找了个信封，装了两张纸，说是张浩东寄来报平安的信，还装模作样地念信。张浩东的父母不识字，信以为真，有一天拿出信封，竟然发现里面装的是白纸，断然与这位亲戚翻脸。这位母亲，就在希望与失望的交织变幻中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六2009年5月30日下午1时，在乘坐大巴车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长途颠簸之后，9位老兵在家人及志愿者的陪同下，终于抵达中缅边境的瑞丽口岸。跨过畹町桥，就是祖国。67年前，有10万名中国远征军官兵从这里出征异域。有很多人，再也没有回来。桥的这边，云南省瑞丽市委、市政府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就在老兵们抵达中缅边境，令我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出现了。因为9位老兵没有合法的身份证件，缅方移民局不愿意放行。大家看着我，有人开始埋怨和指责，为什么不把这些手续提前办好？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么多年里，我搞砸过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没有办理好手续。我又何尝不想办好手续呢？在畹町桥上，我往往返返很多次，寻找当地的华侨社团与缅甸移民局沟通，但依然无济于事。站在桥头，我一脸无奈，在心里长叹，难道他们真的在离自己的祖国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就要折返吗？就在这时，有一位住在边境上的老兵将我悄悄拉到一边，说旁边有一条小路，从这条小路上可以过境。我摇了摇头。这位老兵又说，真的不会有问题。我有些恼怒地说：不行！我说，你们已经寄人篱下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你们当年是为了保卫国家去打仗，现在要回到自己的祖国，难道还要用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吗？因为我清楚，对于这些流落历史之外的老兵，他们需要的是什么。衣锦还乡，是每一个士兵的梦想，但衣锦，不仅仅指有光鲜的外表，还有内心的体面和尊严。我做好打算，就在口岸等，已经等了60多年，还在乎多耽搁一两天吗？包括后来老兵们回到国内的每一时每一刻，我也都会刻意安排一些细节，让他们享受这种本应得到的荣光和礼遇。在航班上，机长会向同舱的乘客广播这群特殊的客人，全体乘客均会以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致敬，一些老兵还会被机长安排到头等舱；在昆明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有的媒体记者起立鼓掌，欢迎老兵入场；在老兵各自的家乡，有大批的志愿者，在机场、酒店拉起红色的条幅，手捧鲜花，夹道欢迎……七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交涉一时陷入僵局。而畹町桥的这边，两位着装整齐的武警礼兵已经就位，媒体记者的长枪短炮已经对准了桥头，上百名前来欢迎的群众望眼欲穿。让人激动的消息还是传来了，在当地侨领的不懈努力下，缅方终于答应为老兵们办理出境手续。所有的人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一途，正如老兵们的一生，充满了悬念、曲折和变幻，但一定，会等来光明。当天下午4时15分，9位老兵在子女的搀扶下，列队跨过畹町桥。这支东倒西歪的队伍，已经没有了当年出征时的气势和豪迈，甚至，还有一些慌乱和疲惫。1942年，10万名中国远征军战士就是顺着这条路，一直抵达异域的腹地，走上战场，一路上，无数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永远留在了异域；60多年后，9位老兵，顺着来时的路，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出征的时候，还是孩子，而回家时，已过耄耋。在桥的这一边，两位武警礼兵已经随着一声号令，抬起手臂，敬出一个标准的军礼。让人敬佩的是，这些年迈的老兵，也还以军人至高的礼节，军礼。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这是中国现役军人，向曾经保卫这个国家的抗战老兵的致敬。跨越了党派，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隔阂。另一个让人激动的消息是，云南省公安厅在得知这些老兵入境后，因为没有合法的证件无法回家时，打破原有的规定，采取特事特办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简化的程序为老兵们办理通行手续。官方的通道，在老兵回家的最后一刻，豁然开启。八后来的每年，我都会前往缅甸，寻找老兵，为他们送去致敬金和家乡的特产。对这个群体的愧疚，也促使我下定决心，辞去记者的职务，成立了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本计划拿出5年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没有想到，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做得越多，越觉察到内心的亏欠。2014年5月6日，李锡全在缅甸密支那去世。得到消息后，我连夜由深圳飞往昆明，然后再转机到腾冲，之后在腾冲县公安局办好出入境证件，再乘坐汽车到猴桥口岸，然后换乘缅甸的汽车奔赴密支那。这条路，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赶到的时候，李锡全已经下葬。他的家人哭着对我说，李锡全在去世的前一天，还在念叨：孙春龙什么时候来看我？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2008年4月，我和他在缅甸密支那偶遇，他的夙愿得以实现，我的人生轨迹也由此转向。他让我看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也让我找回了真实的自己：放下虚荣与自负，我的人生变得更为充实和有力。后来，不停地听到他们去世的消息。但是每次去，我都会到各家去看看。透过李锡全家的铁丝网，我会看到我和他的合影，依然摆放在满是灰尘的柜子上。走在这片异域的土地上，他们的音容笑貌，就像放电影，一帧帧地出现在脑海中。刘召回是四川人，当年我接他回家时，他的家人怎么也不相信。后来，儿时的一个伙伴摸了摸刘召回的后脑勺，说，这就是刘召回，后脑勺的疤还在，是当年我们在河里玩耍时，在石头上磕的。刘召回回到家乡钟云清说，在缅北新平洋一役，他所在的班就剩下5个人，新补充的弟兄，他还没记住名字，就又投入到了孟关和沙陆坡的战斗，班里新补充的5位弟兄全部牺牲了，他掩埋好他们的遗体，才想起来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随即失声痛哭。这时，连长劝慰他，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等打完仗了，再来给这些兄弟立碑。没想到，连长在后来抢夺密支那机场的战斗中也牺牲了。张富麟曾坦言，他就是一名逃兵。张富麟是家里的独生子，当年在山东第一师范学校上学时，全校师生一起从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翻越野人山到达印度后，张富麟离开部队。韩天海向我透露了他埋藏一生的秘密，他做过日本人的战俘。他一生都为此生活在屈辱之中。九杨建达是2011年10月去世的。那年9月17日，我接到他的女儿杨玲玲打来的电话，说，你和爸爸说几句话。那时，杨建达已经是食道癌晚期，处于昏迷之中。那是九一八的前夜，我知道他内心最牵挂的是什么。第一次见到杨建达，是在2008年，我第一次赴缅甸采访中国远征军的时候。他带来一张2005年的《联合早报》，报纸已经泛黄，但被塑料袋精心地包裹了很多层。之所以保存这份报纸，是因为上面的一篇文章《历史包袱和政治偏见》，文章结尾说：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去访问八路军老兵的温馨场面，但若当时也有国军抗日老兵的身影出现其中，一定会令人感到圆满温馨和由衷欣悦。那次，杨建达给我们唱了一首歌《松花江上》，唱到最后那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时，他哽咽着，已经无法继续下去。后来每次去缅甸看他，他都会说，你看，这大街上到处都是日本人修建的纪念碑，而中国远征军的尸骸散落荒野，你说，这到底谁是胜利者？所以，当他的女儿杨玲玲打来电话，让我和他说几句话时，我知道他心里最牵挂的是什么。我告诉杨建达，你的战友的遗骸，我会带他们回家！让我惊讶的是，已经昏迷多天的杨建达，竟然喘着气用微弱的声音在哼唱，九一八、九一八……十我第一次前往缅甸采访中国远征军老兵的时候，就让一位华侨带我去中国远征军的墓地。那时正值清明，我从菜市场买来一束五颜六色的雏菊。有约十万中国远征军将士埋骨这片异域的土地。这位老华侨稍作迟疑，带我来到郊外一块荒芜的菜地，说，这里曾是新一军的墓地。我有些愕然，怎么会这样，碑呢？至少应该有一些土堆吧？我把菊花放在菜地外围的竹栏边，不远处，菜地的主人一脸疑惑地望着我，我有些为难，不知道该不该跪下磕一个头。后来我才了解到，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至少有十多个墓地，后来全部被毁。新38师阵亡将士墓3年后，也就是2011年春天，我再次带一个纪录片团队来到缅甸。我告诉他们，那里有很多中国远征军英烈的尸骨，在一片荒野之中。到了现场，我再次惊愕，菜地上已经修了房子，主人毫不隐晦地说，在挖地基时，发现了很多的尸骨，还有子弹。主人说，每到下雨的时候，她就能听到打仗的声音，“那是你们中国人的亡灵没有得到安息。”主人说，她家的猪圈下面，应该可以找到尸骨。我深感愧疚，但又无能为力。那次考察，我们几乎跑遍了整个缅甸战场。让我们五味杂陈的是，每一个战场，都有日本人修建的纪念碑。他们甚至还为战马修建了纪念碑，碑的侧面，还有战马的名字。英军在缅甸有三个墓地，一望无际的草坪上，排列着整齐的墓碑，就如他们走上战场的队列，似乎他们从未死去。每一个墓碑上，都写着士兵的名字和亲人的寄语。其中有一位妻子向牺牲的丈夫说：你是国家的一名士兵，却是我的全部。那些埋骨异域的中国军人，同样是母亲的孩子，或者妻子的丈夫，他们也应该留下名字。那时正值全国两会，军方的全国人大代表裘山山，联合30多位将领签名，希望迎接缅甸的十万远征军英魂回家。这，是现役的共产党军官向国军抗战英烈的又一次致敬。十一2015年，我们启动阵亡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寻找与归葬项目。令我们感动的是，有无数陌生人在听到我们的计划后，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西北大学有全国最权威的考古专家，我们希望他们能参与遗骸的搜寻，副教授陈靓说：能做这件事情是一份荣幸。瑞丽做木材生意的赵胤红说，他愿意捐赠所有的棺木。他用了上好的木材，精心设计。而最难的一件事情，是对遗骸做DNA鉴定。我们希望，为这些英烈留下生命的信息，有一天可以通过大数据比对，帮他们找到亲人。我们找到一些遗骸样本，送国内多家机构，却无法成功提取。失望之际，复旦大学得知消息，经过试验，终于成功提取了DNA。遗骸挖掘现场万事俱备。2015年4月，我们在缅甸密支那新一军公墓原址上，开始遗骸寻找工作。在寻找到的第一具遗骨里，我们看到了一枚帽徽，“这是我们的人！”有人激动地喊到。几乎所有人，都流出了眼泪。在猪圈下面，在垃圾堆旁，越来越多的遗骸被找到。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小伙伴总共找到了347具遗骸。考古专家鉴定后说，大部分不到20岁，还是孩子。正值芳华，他们把生命献给了国家，而他们的母亲，或许还不知道。痛心的是，这些遗骸，至今仍然无法运回国内。每年清明的时候，我都会找一块地方，向着缅甸的方向，叩首焚香。也会在心里告诉他们，终究有一天，他们会回到家乡，回到母亲的身旁。十二疫情来袭的这三年时间里，我再也无法前往缅甸。我们在缅甸野人山修建了一座纪念中国远征军的佛塔，也一直无法举行落成仪式。带我们走遍缅甸战场的华人导游杨安贵，也因为染上新冠而去世。杨安贵带我们在缅甸考察比疫情更为沉重的是，这个本已走上民主道路的国家，重新回到军人政府，内战的硝烟四起，生灵涂炭。庆幸的是，关于中国远征军的历史，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在疫情之前，位于腾冲的国殇墓园，人流如织。墓园管理所的一位领导告诉我，他经常会听到导游讲到老兵回家，常常是泪流满面。而在2015年，终于出现了令人由衷欣悦的场面，中国领导人授勋的队伍里，有八路军老兵，也有国军抗日老兵。历史也总是在曲折中前进，令人担忧的事情也会发生。就在今年，牺牲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的雕像，被老家的政府迁移。长沙洪山寺关于长沙会战的展厅，也被莫名拆除。也总是有人在网上举报和攻击我。有一次，我接到驻地警方打来的电话，说有人举报，我发布的短视频有违法内容。警方让我提供了所有的自媒体账号，在查阅后，警方回复，希望我能坚持下去。我一定会坚持下去，我庆幸自己依然怀有面对这段历史的羞耻之心。在这个社会，知羞耻已经是鲜有的一个品质了。我也越来越明白了，一个个体之于国家的关系。那些当年为了讨口饭吃的士兵们，就是他们保卫了这个国家。回到人性的角度，才会真正明白，真正的爱国，就是爱人。随着滞留缅甸的最后一位抗战老兵的去世，这片异域的土地上，再无远征军。但是，这片中国唯一参与的二战国际战场，埋葬了为了追求民主和自由而献身的十万中华儿女，他们的英灵，还没有回家；历史，还没有回到应有的位置。我辈，依然需要继续努力。两年前，我移师湖南，希望在这里修建一个老兵回家故事馆。我从缅甸第一个接回的老兵李锡全，就是湖南人。这么多年，我在每一个抗日战场，几乎都能看到湘军的残碑。这片土地上，也发生过六次大的会战，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我希望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一个永久性的关于抗战老兵以及英烈们的安息之地，他们的名字应该被刻在石碑上，他们的故事，应该被后世永远传颂。湖南，是最适合的地方。在长沙县开源鑫贸大楼3003室，我们做了一个小的展览。让我们暖心的是，有一次，长沙县的一位领导来参观。我为了尽快让该项目落地，我说，这个项目可以带来很大的人流，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位领导说，铭记历史，是我们的责任，不需要有什么好处。我的书《没有回家的士兵》，在豆瓣评分高达9.5，最新的一个评论，让我感觉到，这么多年的努力总有回响。走啊，让我们一起，带老兵回家

我有一个一次性打火机，一直舍不得扔。那是一位名叫金长发的老兵送我的礼物。10月17日，江西景德镇的志愿者，为这位老兵举行了下葬仪式。认识这位老人，是在2017年3月，志愿者小丁在微博上联系我，说在景德镇有一位在街头乞讨的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这个消息让我有些心痛，趁着去上海出差的机会，我选择了由景德镇中转的航班。小丁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当地做手工皮具，他带我来到老人的住处，那是一座废弃的楼房，即将拆迁。老人不在，房子里面脏乱不堪。天色已晚，还下着雨，小丁说，我们等等，老人肯定会回来。没一会儿，老人回来了，看到小丁，非常高兴。小丁说，下这么大的雨，怎么又去讨钱了？老人说，他是去买烟了。他还有些得意地说，卖烟的老板对他很好，每次买烟都会给他便宜一块钱。小丁听了这话，就开始抹眼泪。老人从地上拿起一袋面包，有些尴尬地说，我这也没什么招待你们。面包已经有些发霉。老人说，这都是好心人送他的。我们告诉他，这已经不能吃了，让他扔掉，但是老人舍不得。老人很友善，但警惕性很高。我告诉他，我是龙越基金会的发起人，这是一家关怀老兵的公益机构，慢慢取得了他的一点信任，他才告诉了我们一些情况。老人不识字，说他叫金长发（音），将近90岁了。他说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他的小腿被子弹打穿。似乎是担心我们不相信，他撸起裤管，腿上的伤疤依然明显。老人的右眼瞎了，他说，那是在朝鲜战场上，被战火烧瞎的。老人的家在山东省微山县，退伍后以打鱼为生，曾经有四个孩子，但是三个女儿和老伴在饥荒年代饿死了，唯一的儿子又因病夭折。无奈之下，他四处流浪，乞讨为生。小丁说，老人是从安徽阜阳过来的，在景德镇大街上乞讨好久了，当地人都知道，媒体也来采访过，有媒体记者对他是否当过兵有怀疑，不停追问他时，老人有些生气，说我没当过兵，不相信就算了。我也有些怀疑，参加过解放战争，又参加了抗美援朝，而且还受过伤，政府应该会有照顾的。为了进一步核实金老的身份，我找到了第一次发现他的阜阳人刘梗。刘梗是阜阳的一位画家，他说，2016年2月，他在马路边看到这位老人，穿得很破旧，背着一个大行李包，行动很吃力。刘梗停下车，问老人要不要帮助。老人说，他要去淮河边上，找他的哥哥。刘梗说，刚好顺路，我带你去。其实并不顺路，刘梗是一个很热心的小伙子，后来还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帮我们义务做设计。等老人上了车，刘梗才知道，老人并不知道哥哥家的具体位置，而且他的哥哥已经去世20多年了，哥哥和大女儿一起生活，侄女的名字他也不知道。老人说，他的父母去世得早，他和哥哥金长友相依为命，沿着淮河以打渔为生，哥哥还做过纤夫，后来哥哥在阜阳安家，他呢，则四处流浪。他和哥哥分别已经有20年了，最近呢，总是做梦，梦见哥哥喊他，说让他来看看侄女。他呢，年龄也大了，就想着来见侄女最后一面。刘梗带着老人，按照老人记忆的地方，找了整整一天，都没有消息。无奈之下，刘梗给老人安排了吃住，就发朋友圈帮助老人寻亲。当地的爱心团队立即行动起来，有医院帮老人检查身体，蓝天救援队也实地摸排，为老人寻找亲人。经过不懈努力，志愿者终于得到一个重要线索，有一位老人说，他认识一位金长友的老人，曾经做过船夫，但只知道大概是居住在一个名叫“界末集”的地方。而阜阳，没有这个地名，曾经有一个地名叫“界牌集”，蓝天救援队员决定现场走访。经过多番打听，终于找到了金长发老人的大侄女金兰英的家。遗憾的是，金兰英就在两天前因脑出血去世。金长发老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侄女，没想到参加的却是葬礼。老人捧着侄女的遗像，老泪纵横。侄女婿再三挽留，希望老人住在家里，为他养老。但金长发却坚决不愿意。后来，镇上的一个养老院，免费让金老入住。老人住在这里很不习惯，有一天，他自行离开养老院，来到江西景德镇乞讨。刘梗告诉我，他觉得金老是个军人，他第一次见到老人时，看到他打的行李包，一般人是不会这么打背包的。在闲谈中，老人曾告诉刘梗，他先是被国民党抓壮丁，后来投诚加入解放军。老人还向他展示过几个纽扣，那是他从自己的军装上扯下来的，一直带在身边。即使不是军人，这么一个将近90岁的老人在街上乞讨，无论如何都应该帮助他的。我告诉老人，我们可以帮他租一个房子。老人听了，抬头望着我，问：真的？我肯定地告诉他，是的。但是第二天一早，我们去老人的住处接他，却没有找到人。后来去大街上找，才发现他又去乞讨了。我问他，说好了和他一起去找住处的，怎么又来乞讨了？老人说，他没想到我们是真的想帮他。老人面前的求助信，是路人帮写的。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写打仗的事？老人说，我一天就讨个几十块钱，够吃就行，没有必要写打仗的事。看到我们真的要帮他去找住处，老人收起了乞讨的用具，开心地笑了。在景德镇，老人是当地的“名人”，一路上，都会有人和他打招呼。当地的人说，老人很好，平时乞讨从来不多要钱，也很乐于帮助别人。我们带老人去吃早饭。老人的胃口不错，一个人吃了一碗面条、一笼包子，还喝了一杯豆浆，但一边吃饭，一边不停地抹着眼泪。这么多年来，没有人对他这么好过。趁着这个机会，我问老人，爷爷，能不能给我讲讲当年打仗的事？对于我们公益机构来说，核实老人的身份特别重要，这也是对捐赠者负责。没有想到，老人听了这话，突然显得非常敏感，反问我，你问这个干什么？我只好作罢。小丁在微信上发布了帮老人租房子的信息，当地的一位女士小静说，她有一套新买的房子，可以无限期让老人免费使用，只是房子是毛坯房，也没有家具。因为老人当兵的经历无法确认，我们机构出资帮助他的话，存在一定舆论风险。我们基金会的理事长金宇睛说，老人的生活费用全部由他个人来出。金宇睛当过兵，是一兆韦德健身公司董事长。老人从原来的住处带来了他亲手打包的行李，工工整整，如同一位即将出征的军人。小丁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他还偷偷给我说，老人刚刚要吐痰，他也没有吐到满地灰尘的毛坯房，而是去找到门外的垃圾桶，这素养，一定受过训练的。小丁和女朋友小楠，带着老人去买了一身新衣服，从里到外全部换新的。我们还为老人购买了一些二手的家具，让老人有了一个温暖的家。老人无比激动，他说，他之前住的那栋危房，马上就要拆迁了，在景德镇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住过桥洞，也住过楼道，目前的地方最让他满意，不漏雨，还能遮风，而且相对还安全。老人说，住桥洞的时候，他身上的银行卡被别人抢了，里面有9万块钱，那是他多年以来攒下来养老的钱。而且，他害怕自己忘记，把密码写在一张纸上，和银行卡放在一起。我们宽慰老人，以后养老的钱，我们来出。安顿好老人，离开景德镇前，我专程去和老人告别，我拉着老人的手告诉他，会有很多的志愿者照顾他的，让他尽管放心。就在这时，我突然看到老人那只被战火烧瞎的眼睛里，竟然淌出了泪水。我被这一幕深深震撼了，等稍作平静之后，我很谨慎地问了老人一个令我一直疑惑的问题，当年在战场上，另一只眼睛是如何保护下来的？其实，也是为了进一步求证他的身份，打消我心中的疑虑。老人毫不犹豫地说，那时他正在瞄准，左眼，是闭着的。在那一刻，我为自己对他身份的怀疑，感到无比内疚。等我已经走远时，老人突然又追上来，拉着我的手，满怀感激地说，要送我一个礼物。然后，他从裤兜里掏出来一大把捡来的打火机，五颜六色，他一个又一个地试，找到一个最好用的塞在我手里。那一幕，令我无比心酸。这把打火机我一直保留着，舍不得扔。当地的志愿者，经常会去看望老人，帮他做一顿热饭，以及打扫卫生，老人的日子过得很好。有时候，他也会去街上乞讨。后来，我偶尔会联系小丁，询问老人的情况。小丁说，经常有人去探访老人，有人会问到他打仗的事，但老人闭口不谈。小丁还说，老人一直对自己的银行卡被抢一事，耿耿于怀，甚至因为这事，有时候还会对志愿者特别警惕。碰巧，我认识景德镇市政府的一位领导，在他的安排下，当地警方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因为时间太久，卡里的钱早已被别人取走了。但调查此事的警方告诉我一个细节，这张银行卡，曾经有人绑定过淘宝账号，而且有几千块钱的消费。警方告诉我了这个人的名字，查询发现，竟然是在较早前帮助过老人的一位警察。这件事情，我没有再去深究，也一直没有告诉老人，我宁愿让他相信，这个世界上，人心都是善良的。大概在四年前，小丁告诉我，当地政府把老人接到了养老院，吃住都是免费。那时候，国家刚刚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老兵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老人有了一个更好的去处，我也慢慢把老人忘掉了。这么多年里，我们照顾了1万多名老兵，我已经很少有精力去关注某一个老兵的具体情况。另外，从内心里，我也刻意和他们保持距离。他们有时候就像孩子，给予他们的关怀和荣光，会让他们对你产生深深的依赖，甚至成为比亲人还亲的人，而我，要不停地面对的是他们的凋零。我难以接受这样接二连三的伤痛。就在前不久，我在整理办公室里，突然看到那把打火机。我马上打电话给小丁，询问老人的情况。小丁说，因为疫情，老人一直被困在养老院，在养老院摔伤过两次，已经于去年去世了。小丁说，老人的骨灰还在火葬场，没有下葬。我告诉小丁，我们就是老人的亲人，来为他站好最后一班岗吧。当地志愿者为老人买了墓地，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下葬仪式。小丁说，他专门给老人带了一瓶酒和一包烟，那是老人生前的爱好。送走老人，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最早发现他的刘梗。在志愿者中，刘梗是和他走得最近的人。六年多前，他开着车，看到这位踽踽独行于马路上的老人时，愿意停下车上前去询问，还主动带他找亲人，他是为数不多的打开老人心结的人。我也想通过刘梗找到一些关于老人身份的佐证。刘梗告诉我，有一天晚上，他陪老人在宾馆聊天时，老人曾主动给他说，20多年前，他回老家想办理退役军人相关的手续待遇，接待的干部是一个年轻人，问他，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说你打过仗，有谁能证明呢？老人说，没有人能证明，因为我的那个连队，全部牺牲了。对方就问，那你为什么活着回来了？听了这句，老人挥起拳头和对方干了一架。从此，开始四处流浪。老人说，对于打仗的经历，他不想再回忆。我沉默许久，问刘梗，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刘梗说，我选择相信。（完）相关#中国二战田野调查实录：①同上战场的兄弟，只求能有一人回家侍奉双亲②他遗愿中的归宿，是当年的战场③他有一个心愿，想见见当年的战友④他们出征时要填一张表，如果牺牲了如何通知家人#支持我们，请点击：一起支持抗战历史田野调查#购买我的签名书，请点击：《没有回家的士兵》亲笔签名版

前言：计划再用三年，重走抗日战场，在历史的荒野，寻找先辈的英勇与恐惧。今天发布的是“中国二战田野调查实录”之《最后的军营》第四集。这个期望1000集的节目，是在为这段即将谢幕的历史，在为隐入尘烟的老兵们，告别！愿意为此节目提供赞助，请私信。文案采集：蔡诗萍文案编辑：蔡诗萍汶川地震的时候，15位伞兵从天而降，为侦察震中的灾情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中国的第一支伞兵部队，成立于1944年1月，代号鸿翔部队。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打过三个小规模的战斗，三战三捷。鸿翔部队的伞兵日本投降后，中国伞兵又开赴南京担任受降仪仗队，这些配备清一色的美式装备、体魄健壮的中国空降兵，在受降仪式上受人瞩目。我旁边的这块墓地，就是鸿翔部队的一位伞兵，名叫易延绶。易延绶1944年底，正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文系上学的易延绶，毅然加入中国远征军，奔赴国难。那时的重庆，大街小巷上，贴满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标语。精通六国语言的易延绶，后来被编入鸿翔部队第三大队，担任译员组长。这支部队因为配备的是美军顾问和全副美式装备，所以译员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虽然主要任务不是作战，但译员们依然要经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昆明岗头村，译员们在美军教官指导下，接受射击、投弹、布雷、伪装、跳伞等训练。仅仅在训练过程中，全大队就有8名队员，因为意外而死亡。中国伞兵乘坐的C-47运输机1945年7月下旬的一个黑夜，易延绶接到任务，随部队一起空降广西平南县，突袭日本空军基地——丹竹机场。这个丹竹机场，也是命运多舛。1943年10月建成，工程技术人员及家属乘坐离开时，发生空难，30多人殉难。到了第二年8月，这个机场被日军占领。在撤退之前，国民政府埋上炸药将其炸毁。到了1945年7月，日军撤退前，又用原来的弹坑，埋下炸药，炸毁机场。到了1949年，国民政府撤台前，再一次将机场炸毁。易延绶和战友空降在江边，负重20多公斤，脚穿几斤重的有皮护套的军用皮鞋，在酷热的黑夜里秘密行军。这最难熬的是晚上睡觉，40度的高温，必须钻进密不透风的塑料睡袋里，全身都被汗水湿透。易延绶说，他的一位战友没钻进睡袋就打起了瞌睡，结果被毒蛇咬伤，中毒而死。而对于伞兵来说，一旦空降，如果不打赢，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战斗机和护航机，都返航了，他们没有退路。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在出发前，大家都发过誓，每一个人，都做好了誓死报国的决心，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中美突击总队合影部队也为每个人都照了相、填了表。表格中专门有一栏内容：当你不幸阵亡时，如何通知你的家人。最终，这些“天降的神兵”在丹竹机场打了胜仗。清理战场时看到的一幕，让易延绶此生难忘。战壕里有3具日军尸体，其中一人身上带着一张少女照片，相片后面写着“求佛祖保佑你回到我身边”，并附有“贞子”的签名。那一刻，易延绶心情复杂，侵我家园、杀我同胞的敌军士兵，也有家乡，也有心爱的人等他们回家。这场战斗，让一位妙龄少女失去了她所爱的人，也让易延绶失去了一名译员战友。这名战友在攻打战壕时被日军步枪击中，穿过左颈，不能说话，死的时候没有留下一句话。当时，和他同组的美国士兵因为害怕退下，作为译员的他本也可以撤离，但他没有退缩，而和战友一起冲锋。他牺牲的时候，不到19岁，距离日本宣布投降只有11天。易延绶深感痛惜，把他掩埋在山脚的一棵树下。这名战友叫缪弘。易延绶后来才知道，缪弘的父亲缪斌，是汪伪政府高官，是一个大汉奸。但他的两个儿子却选择了与之完全不同的道路。缪弘的诗集1942年，缪弘和哥哥缪中前往重庆上学，缪中报考了中央大学，但在录取时，因为父亲是一个大汉奸，遭到中央大学一位教授的强烈反对而未能被录取。到了第二年，兄弟两个一起报考西南联大，在报名表上改了父亲的名字，一起被录取。易延绶觉得，身为译员的缪弘本来可以撤退的，但他依然坚守战斗，或许是为了洗刷父亲带给他的屈辱。后来，易延绶看到过缪弘写的一首诗，“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1946年5月，缪弘的父亲缪斌被判处死刑，他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被枪毙的汉奸。2011年，志愿者在湖南岳阳找到一位名叫谢慈友的老兵，曾在鸿翔部队担任迫击炮分队长，当说到同在湖南还有一位名易延绶的战友时，谢慈友脱口而出，他是我的搞翻译的上司。2013年6月，两位战友终于重逢。易延绶和谢慈友，70多年后重逢一年多后，易延绶去世。而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谢慈友受邀前往北京参加阅兵式。从北京回来，志愿者向他表示祝贺，能去北京参加阅兵式，这可是完成了人生最大的心愿。但谢慈友说，我还有一个心愿，去广西丹竹机场旧址，祭拜我的战友。谢慈友祭拜战友2018年9月，谢慈友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他穿着政府专门为他定做的参加北京阅兵式的军装，站在当年的战场前，唱起了鸿翔部队的《伞兵之歌》：“朵朵白云，点点流星，飘荡在美丽的天空……”

前言：计划再用三年，重走抗日战场，在历史的荒野，寻找先辈的英勇与恐惧。今天发布的是“中国二战田野调查实录”之《最后的军营》第三集。这个期望1000集的节目，是在为这段即将谢幕的历史，在为隐入尘烟的老兵们，告别！二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告诉我们一件事，湖南的志愿者找到了一位名叫韩德明的老兵，隶属中国驻印军战车第一营，参与了反攻缅甸的瓦鲁班战役。日军18师团关防大印听了这段经历，戈叔亚找到一张日军18师团关防大印的照片，让志愿者交给韩德明。后来志愿者说，韩老看到这张照片后，激动得差点背过气。我旁边的这个墓碑，就是韩德明。十多年前，志愿者在湖南宁乡的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抗战老兵韩德明。志愿者晓航第一次找到他时，韩老对过去的经历，闭口不言。志愿者没有放弃，终于有一次，当韩老明白，前来找他的这帮陌生人，是专门照顾抗战老兵的志愿者时，突然嚎啕大哭。韩德明迎接志愿者从那以后，他开始喜欢志愿者的到访，讲述那些埋藏了半个多世纪的记忆。有时，家人还要在旁边提醒他，控制情绪，因为每讲一次，他便会兴奋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让志愿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位年近90的老人，居然还能说上一口流利的英语。1936年，还在读高一的韩德明从上海前往苏州，参加军事训练。后来经过宋希濂将军的保荐，他考入黄埔军校本部第十三期炮科。黄埔军校本部第十三期炮科学员合照此前，韩德明一直认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那时到处是军阀，他们到处要钱，所以他对军人没有好感，是宋希濂改变了他对军人的看法。黄埔毕业后，他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捷。让韩德明记忆深刻的是，当时一个姓张的连长，指挥7辆坦克去昆仑关，途中遭遇日军飞机轰炸，连长慌了手脚，下令所有人离开战车，躲进树林。谁知敌机刚走，就冲来一支日军的骑兵部队，一开始，日军看着7辆坦克吓坏了，立刻隐蔽，坦克竟无动于衷，他们接近坦克一看，才发现里面空无一人。日军骑兵不费吹灰之力，就把7辆坦克全部损毁。战车被骑兵俘获，这或许在二战史上恐怕也是极其罕见的。韩德明记得这份屈辱。后来他被派往印度，编入中国驻印军战车第一营，任少校连长。他依然记得出发前，史迪威用中国话鼓励他们，不要惧怕日军，你们是战车营。驻印军坦克营1944年初，美军飞机开始对打洛的日军阵地，实施猛烈轰炸。随后战车营开始出击，前进过程中，战车的履带被日军地雷炸断，他们只好从坦克里出来修复履带，日军就躲在路边，专打出来维修的士兵。韩德明记得，那次牺牲了13个弟兄。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1944年3月5日，中国驻印军新编22师以三面包围之势向胡康河谷孟关之敌发起全线猛攻，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孟关，残敌狼狈南逃。3天后，战车第一营的一个连队在瓦鲁班的一条河边，听见有台籍日军讲话，按照惯例判断，附近有日军高级指挥部，他们立即展开包抄攻击。当坦克轰鸣着从密林中直冲日军阵地时，日军猝不及防，溃不成军，坦克左冲右突，将无数的日军碾成肉泥。此战击毙日军第56联队长山崎大佐以下约450人。当打扫战场时，韩德明发现，这里竟然是日军18师团的指挥部，还发现了一枚日军18师团关防大印。缴获日军关防大印，这在抗战史上，十分罕见。日军18师团关防大印盖印为了留下纪念，战友们都想盖章，找来各种纸“砰砰砰”地盖了不少，此举把其他部队的战友也吸引过来，甚至还有不少美军士兵也希望能得到一份留念。他们不但把能找到的纸盖完，还把印泥也用干，然后用红墨水涂上代替印泥，红墨水用完涂蓝黑墨水，最后蓝黑墨水也涂光了，就涂油漆……如今，保留在台湾的真品上，还黏有陈年油漆渣沫。半个多世纪后，韩德明看到志愿者送来的18师团关防大印的照片，激动得泪流满面。那是他从军以来，最大的骄傲。志愿者问韩德明，还有什么心愿。韩老说，我想见见当年的战友。那个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远征军老兵被找到，这，也是他们共同的心愿。2009年4月，在湖南老兵之家的组织下，27名远征军老兵，重聚长沙。这里，曾经是远征军练兵的地方。有三位老兵一时兴起，走起了队列。67年前，他们风华正茂的时候，就是这样走向异国他乡。27名远征军老兵，67年后重聚长沙在中国远征军的将领里，有一半是湖南人。在腾冲国殇墓园里，有一块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阵亡的20位将校纪念碑，他们，有一半是湖南籍。这些军官们，当年带走的家乡的孩子，也有很多，没有回来。参加聚会的王光亚老人，翻越过野人山，提到那段经历，他说，那是人间罕见的悲剧。参加过缅北反攻的林协舜说，现在他还经常梦见满地的尸体，他还以为自己在战场上和战友一起战斗。参加过松山战役的黄天说，他们最终攻进敌人碉堡的时候，看见地上摆放着几具血肉模糊的女性裸体，竟然是龙陵女子中学的学生，才十四、五岁的学生。湖南邵阳的老兵邓星乾，也参加了这次聚会，这是他当兵回来之后，唯一一次出远门，他穿上干净的衣服。后来每次有志愿者去看他，他都会拿出这张照片，说，你看，我是中国远征军。腾冲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时隔多年，他们依然没有忘记，在缅北滇西作战的那段岁月，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胡康河谷，留在了密支那，留在了高黎贡山。13年过去了，当年参与聚会的27位老兵，仅有丁耀辉一人健在。根据最新的统计，幸存抗战老兵的数量，不足3000人，每天有3位老兵离我们而去。为他们站好最后一班岗，是我们的责任。韩德明（完）购买我的签名书《没有回家的士兵》，请点击：

前言：计划再用三年，重走抗日战场，在历史的荒野，寻找先辈的英勇与恐惧。今天发布的是“中国二战田野调查实录”之《最后的军营》第二集。这个期望1000集的节目，是在为这段即将谢幕的历史，在为隐入尘烟的老兵们，告别！在我旁边的这块墓地，是一位名叫孙永清的抗战老兵。孙永清是河南人，按规定，这个墓地里面埋葬的都是长沙籍的抗战老兵，孙永清是唯一安葬的这里的外省老兵，而且是经过湖南省的一位领导特批，才进入这个墓地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见到孙永清，是在2017年，那年他来到老兵回家长沙办公室，说，如果不是志愿者，我哪有今天！这句话，并不言过。就在前一年，河南的志愿者得到线索，在驻马店市确山县石滚河镇有一位孤寡抗战老兵。志愿者上门寻访，看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场景，这位老人住在一个低矮的房子里，房子周围杂草丛生，土坯做的墙壁四面漏风，层顶有好多处裂缝，冬天漏风，夏天渗雨。孙永清屋子里只有一盏白炽灯，光线昏暗。屋梁上积了很多灰尘，因为年久失修，已经快要垮塌，只好在房屋中央用一根木头撑起。这位老人名叫孙永清，已经100岁了，他还要下地干活，来维持自己的一日三餐。更令志愿者惊讶的是，这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抗战老兵。1937年，孙永清加入102师，历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南昌会战、四次长沙保卫战等战役。他也由一名普通士兵升任为中尉排长。当兵的时候，他刚刚结婚4个月，等抗战胜利回家时，父母已经过世，妻子以为他早就战死了，离家出走。他只好一个人深居农村，无依无靠地过着贫寒的日子。直到70年后，志愿者找到了他。志愿者很快帮孙永清联系了养老院，过起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在养老院里，还住着另外两位抗战老兵，大家都叫他孙排长，这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骄傲。志愿者为孙永清举行了100岁生日那年，志愿者为他举行了100岁生日。他穿着大红棉袄，捧着鲜花和寿礼，坐在最中间，心里美滋滋的。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生日。在生日宴上，志愿者问他，孙老，您还有什么心愿，我们来帮您完成。老人听了无比激动，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想去长沙，去当年的战场看看，去悼念当年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们。2017年11月，时年已经101岁的孙永清，终于如愿。站在长沙市区的小吴门，孙永清记忆的闸门瞬间被打开。他记得马路旁诱人的长沙臭豆腐，还有八角亭九如斋的点心。但这一切，随着日军的侵入而满目疮痍。在长衡会战时，日军调动精锐部队，攻入长沙城，遇到抵抗，就先用平射炮摧毁我军工事，再出动大量飞机狂轰滥炸。被日军轰炸的湖南衡阳当时驻守小吴门的是孙永清所在的304团，面对强敌，部队不得不撤退。担任机枪手的孙永清接到命令，撤退至湘雅医院时，据屋抵抗，但敌人急追，他们连架起机枪位的时间都没有，只得继续北撤，渡过浏阳河，顺着洪山庙向东撤离。那天下着雨，孙永清看到战友的鲜血顺着雨水流进了江里。重返当年的战场，孙永清站在江边，把手中的菊花，抛进川流不息的江水中，以此表达他对战友的悼念。孙永清在江边祭拜战友1937年的淞沪会战是孙永清参加的第一场战役。102师接到命令奔赴上海前，师长柏辉章战前训话：“弟兄们，你们是保家卫国的战士！你们战死沙场，后人会为你们修墓建碑，千古留名。”102师是贵州的部队，而孙永清是河南人。大会结束后，连长顾维汉来找孙永清谈话，孙永清见明白，连长有些不放心他。未等连长开口，他说“连长请你放心，师长讲的道理我全明白，国家民族大义，我分得清。”孙永清一言九鼎，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抗战期间的22次大型会战，102师打了8次。孙永清一直跟随部队，从未离开。而这支部队，整个抗战期间，牺牲1万多名官兵，比一个师的兵力还多。孙永清记得，在徐州会战的一次突围中，他们和日本兵白刃相接。战斗结束后，整个304团只有200余人活了下来。102师师长柏辉章的孙女柏梅在得知孙永清是102师的士兵后，专程去看他。柏梅一说话，孙永清立马说，听你的口音，是遵义人？柏梅说，你怎么知道？孙永清说，因为我们的师长，就是遵义人，他曾告诉我们，我们战死了，会有人给我们修墓建碑，千古留名。当孙永清知道眼前的这位就是师长的孙女时，两人抱头痛哭。孙永清与柏梅抱头痛哭师长没有忘记诺言，1940年，他在贵州家乡为阵亡的官兵们修建了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高达10.2米，碑的侧面刻着102师阵亡将士的名字。遗憾的是，这块纪念碑后来被拆除。孙永清重返长沙的时候，有一位中年男人来找他，拿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着军装，英姿飒爽。这位男子问孙永清，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年老眼花的孙永清看了一眼，马上说，这是顾维汉，我的营长。那位男子立马跪下来，抱着孙老失声痛哭，他是顾维汉的儿子。顾维汉和孙永清一样，同样打满了八年抗战。能打满八年抗战而活下来的102师的官兵，寥寥无几。孙永清站在长沙的捞刀河边上，孙永清说，当年为了阻击日军，在捞刀河南岸埋了很多地雷。而后来部队撤退的时候，有很多新兵不知道有地雷，被炸死炸伤了很多。他还说，在最后一次长沙会战时，部队节节败退，团长许世俊突然决定不走了，他说，长官命令他，人在长沙在，我要是撤出长沙城，也会被军法外置，反正是一死，我就死在长沙吧。留在长沙的团长许世俊，最终壮烈牺牲，与城共存亡。讲完这段历史后，孙永清突然告诉陪伴他的志愿者，你们能不能帮我实现人生最后一个愿望，我死了之后，就把我埋在长沙，我要陪伴那些战死的兄弟们。两年后，孙永清归队。志愿者找到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刘晓，请求他帮忙，特别批准这个河南的老兵孙永清，安葬在长沙抗战老兵墓地。今天，我想告诉长眠于此的孙永清，当年，你们的师长，承诺要为你们修墓建碑、千古留名。今天，我们会继续努力，让你们，千古留名。（完）点击二维码，支持抗战历史田野调查者：购买我的签名书《没有回家的士兵》，请点击：

前言：计划再用三年，重走抗日战场，在历史的荒野，寻找先辈的英勇与恐惧。今天发布的是“中国二战田野调查实录”之《最后的军营》第一集。这个期望1000集的节目，是在为这段即将谢幕的历史，在为隐入尘烟的老兵们，告别！我们这一代人，必须给这段历史一个交待。昨天，有13位抗战老兵和遗孀安葬在这块名叫“最后的军营”的墓地。这块墓地位于湖南长沙。2014年，企业家罗丽芬知道关怀抗战老兵的情况后，与民革长沙市委共同启动“抗战老兵身后安抚计划”，投资1000多万元修建，为长沙的抗战老兵提供免费墓位，建造抗战老兵们“最后的军营”。截止今天，共有184位抗战老兵和遗孀长眠于此。今天下葬的老兵里面，有一位名叫林云德。95岁的林云德，这辈子出过两次国，而且都不用护照。一次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随52军前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另一次是在1951年，他前往朝鲜战场。十年前，志愿者付春雷找到林云德，告诉他，你是一个英雄。林云德哭着说，我不是英魂，我的两个哥哥才是。林云德林云德有兄弟六人，抗战爆发那年，他的两个哥哥走上战场，再也没有了消息。到了1944年，兵力吃紧，17岁的林云德又不得不走上战场，先是在野战医院任勤务兵，后来又到52军做了一名辎重兵。林云德说，两个哥哥当兵后，母亲天天等，到死都没有等到哥哥回来。他甚至连哥哥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只是常跟志愿者说，我有两个哥哥也是打鬼子死的。国难当头，有无数个家庭，父子，或者兄弟，一起从军。那些没有回家的士兵，成为历史的尘埃，就好像他们从没来过这个世界。同样的情况还有川军苏国章。他的三位哥哥，大哥牺牲在淞沪战场，二哥牺牲在衡阳保卫战，三哥随王铭章师长牺牲在山东藤县。苏国章苏国章说，二哥出征时，在成都东门，身上挂满了大红花，二哥摸摸他的脑袋说：“弟弟，你把爸爸照顾好，我们要出川了”。三个哥哥出征后不久，1938年，日军空袭成都。苏国章家的房屋被炸毁了，父母因此积郁成疾，相继去世。家仇国恨，苏国章毫不犹豫地走上战场。出征前，苏国章听到师长讲话：“去死你们怕不怕！”底下的新兵们齐声回答：“不怕！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国家！”苏国章面临的最凶险的一仗是在衡阳保卫战，他所在的99师作为衡阳保卫战的外围部队，在湘赣边境与日军精锐第3师团爆发了多场恶战，其中一次战斗，苏国章在白刃战中被一名日军刺中了腰部，苏国章忍着巨痛继续作战直至昏厥。就在同一战场上，出川的四兄弟除他之外仅剩的二哥，也在离他只有一百多公里的衡阳金兰寺不幸牺牲。苏国章现在身体良好思维清晰，经常与志愿者讲起他的哥哥，讲到哥哥们时，苏国章经常泪流满面地说，他们，都尸骨无存了。还有一位老兵李占瑞，他曾经参加过2015年的93阅兵，主席亲自为他颁发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李占瑞获得这枚纪念章后，他告诉自己的家人，这枚纪念章，也有哥哥的一半。李占瑞李占瑞出生于1920年，1937年，17岁的他在河南新乡静泉初级中学读初三，即将毕业。有一天，老师含着泪为大家唱起了著名的《大刀进行曲》

“爷爷走了。”打开微信，突然看到这条对话时，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这怎么就走了呢？就在前一天，他的家人还给我传来爷爷的视频，家人在旁边唱歌，坐在椅子上的爷爷，合着节拍挥舞着手。这首歌，爷爷在80多年前唱过，那是1937年，他在河南新乡上初中，即将毕业。有一天，老师含着泪为大家唱起这首刚刚传遍大江南北的歌：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17岁的他觉得，自己应该为了保卫国家尽一份力。他立即报考了中央防空学校，一边训练，一边打仗。两年后，他又考取了空军军士学校，成为一名飞行军官。并于1942年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大队，配合中国远征军，征战滇缅战场。爷爷名叫李占瑞，卒年102岁。一知道李占瑞，是在2015年7月。有一天，民政部的一位领导打电话给我，让我们选报两名原国民党抗战老兵，要求作战经历丰富，且没有参加过内战。未等我询问，对方说，这件事情属于绝密，不能问做什么事，也不能外传。即使对方不说，我也能猜出八九。我们梳理资料，上报了两名抗战老兵，其中就有李占瑞。这年的9月2日，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30名抗日老战士、国际友人、烈士遗属颁发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李占瑞作为唯一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代表，参加了这一仪式。而且，新华社专门刊发了一张主席为他亲自颁发勋章的照片。央视的画面里有一个镜头，主席把纪念章挂在李占瑞的脖子上，并附在耳边说话，有些耳聋的他非常清晰地听到主席说：你们辛苦了。每每当人问起这段经历，他兴奋得像个孩子。2015年，是关于抗战最为高光的一个年份，也是令民间志愿者最为激动的一年，坚守多年，这段历史终于走上了前台。这个历史的重大进步，有着无数体制内外人士的努力。二2009年，我联合陆川、王小山等，在新浪微博上发起“为抗战老兵实现一个心愿”的公益活动，在讨论这个项目时，我们还曾有过担心，老兵会提出一些花费太大的心愿。没有想到的是，老兵的心愿，令人心酸，有的是买一身新衣服，有的是请一个保姆，有的是为母亲修一个墓地。陈家乾的心愿，是到当年的长官塑像前敬个礼。而大部分老兵的心愿，则是希望获得一枚由国家发放的纪念章。这让我有一些费解，我甚至在想，这个铁片片，到底有多大的价值？直到这年10月，湖南慈利的农民吴东平，来北京找到我的办公室，见面就问，“孙记者，能不能帮我的爸爸要一枚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他乞求的眼神，让人心酸。他的爸爸名叫吴远焯，曾是新38师中校营长，随同孙立人一起征战缅甸，后来在东北战场起义。到了朝鲜战争时，吴远焯为了显示自己的觉悟高，还把所有家产全部捐献给国家。他说，爸爸上访了20多年，开始是希望落实待遇，但现在，只要能落实身份就行了，承认爸爸打过日本，这样，将来也能入土为安。吴东平说，他的爸爸看到我们在寻找和帮助抗战老兵，就委托他来北京找我，希望我们可以帮他完成这一心愿。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200块钱，硬往我手里塞，说我要帮他去办事，这是喝茶的费。我有些激动地告诉他，我收了这钱，不成畜生了吗？那时，我真正明白了，这份国家荣誉，对于那些游离于历史夹缝中的老兵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并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但却无法帮他实现。那时，我在新华社工作，曾经通过一些关系寻找帮助，得到的答复是，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针对原国民党老兵发放的，只有少将以上级别。大概在一年后，吴远焯去世。听到消息，我心里异常难受，他委托我的事情，一直没有任何的进展。当天夜里，我把这件事情写在了博客上，没想到，一位上海的朋友看到后联系我，说他找到了这枚纪念章，我惊讶地问从哪搞来的，他说淘宝网上有卖的。我说，那就买来把纪念章放到老兵的灵前，也算是替他完成了一个心愿。当拿到纪念章的时候，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我不知道，这枚从淘宝网上买来的纪念章，还能不能代表这个国家。三2011年，我们启动抗战老兵关怀计划项目，给贫困老兵每月送上300元的生活补贴。我们把这笔钱，称作致敬礼金。这笔微薄的资助，对他们的意义，已经远远超了了数额上的价值。陕西汉中的志愿者翟正理告诉我，他去给刚刚找到的老兵任国栋送致敬礼金，告诉对方，这是全国的捐助者，向他表达的一份致敬。没想到，94岁的老人竟然掩面痛哭，边哭边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是快入土的人了，我TMD什么都不要，我只想要一个名分，我是中国军人，我为国家去打仗，我这一生人不人鬼不鬼，算什么！任国栋是陕西洋县人，在河南和敌人打了几年仗。在一次战役中，部队被打散，他带着一帮人退至黄河岸边。看到家乡近在咫尺，官兵们异常激动。而黄河的守军却不允许他们回家，说，你们把阵地丢了，还有脸回去吗？这帮陕西兵说，这出去几年了，没吃过一顿白面，心里发慌，这仗还怎么打？对方听了，拿出存粮，给官兵们做了一顿热乎乎的油泼面，并烙了很多锅盔当干粮。吃饱了，官兵们站在黄河边上，望了望近在咫尺的家乡，背起锅盔和枪，返回战场。广西的志愿者莹莹说，她去看望南宁的孤寡老兵孙赞高，发现爷爷依然穿着志愿者在夏天送给他的风衣，风衣还单薄，外表已经很脏。莹莹说，爷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们给您洗洗。孙赞高有些不舍地说，这件衣服是国家发给我的，因为我打过日本人。这么多年，我们收藏了很多抗战老兵的上访材料，他们要的，是一份认可。2005年，中国远征军老兵汪再祥看到中央向抗战老兵发放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为了得到这枚纪念章，他前往北京上访，在辗转多个部门之后，终于有人接待了他，对方在得知他上访仅仅是为了一枚纪念章时，显得很诧异，然后说，“老爷爷，您回去，我给你们省里发个函，让他们帮您解决。”汪再祥回到贵州，这份函件又由省里转给了市里，市里再转给县里。一年之后，县民政局答复汪再祥：纪念章发给人员是指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人民军队人员和国民党部队的将领级人员，你在抗日战争时期系国民党排职人员，不属发给纪念章人员。汪再祥不服气，“都是冲锋陷阵，都是为国而拼命，为什么我没有资格？”2012年7月，贵州遵义的志愿者找到汪再祥，告诉他，他是这个国家的英雄。汪再祥有些迟疑地说，“我真的是英雄？”志愿者肯定地说，是的，并且为他送上一份致敬礼金。汪再祥说，现在承认我是英雄了，那么我也有一个秘密，可以公开了。他带着大家，从后院刨出来一块墓碑。墓碑是在16年前，他给自己做的，上面写着他参加抗战的经历。四2010年底，我在成都参加一个活动，讲到幸存抗战老兵的现状，引起了参加此次活动的学者章立凡的注意，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活动结束后，他向我索取了相关资料，在2011年“两会”期间递交关于优抚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议案。“各国反法西斯老战士，不分党派和政治立场均享有养老金和荣誉。对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而言，让浴血奋战保卫国家的将士晚年不再流泪，是一种国家道义。无论从和平统一还是统战政策的角度，如何垂范于世取信于民，正在考验大陆当局的政治智慧。”章立凡呼吁。这份提案未能得到明确的回复，但是通过“两会”渠道反映问题，不失为一个捷径。2012年底，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刘晓带着我前往民政部，向民政部领导汇报了关于抗战老兵的现状和需求。在谈到老兵们艰难的生活状况时，未曾想到的是，身为副省级领导的刘晓，竟然失声痛哭，这一幕触动了在场的人。在第二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刘晓、全国人大代表王敏刚等联合各自领域的委员和代表，提出优抚抗战老兵的提案和建议案。拜访王敏刚先生。当年7月初，民政部回复，称大陆的原国民党抗日老兵不属于优抚对象范围，尽管如此，民政部还是从履行现有职能出发，于最近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做好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有关工作。文件称，民政部支持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在关爱抗战老兵活动中所做的工作，鼓励相关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对抗战老兵提供帮助。这是多年来官方第一次直面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历史遗留问题，且给出了积极的态度，引发境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在此之后，各地政府陆续出台关怀抗战老兵的政策。这段被遮蔽的历史，终于照进了一缕阳光。十多年来，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筹款超过3个亿，寻找关怀抗战老兵11000多名。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在2017年时，龙越基金会获得公募资质。全国的民间基金会有公募资质的，寥寥无几。这份特殊的支持，来自于民政部的一位领导，他说，关怀抗战老兵的事情，我们必须全力支持。五生活上的帮助是必须的，但对于这些风烛残年的抗战老兵来说，精神上的安慰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2015年2月，我去民政部汇报工作，请求他们向中央汇报，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给所有的抗战老兵发放纪念章。对方说，中央的政策下来了，针对国民党部队，只给受邀去北京参加抗战纪念活动的老兵发放纪念章，最多三四十位。这令人有些沮丧，我说，这肯定不行，全国还有好几万国军抗战老兵，到了人生暮年，就等着这枚纪念章。我给这位领导讲了汪再祥的故事，并且展示了他的上访材料。这位领导沉思了一会，说，他再想想办法。一个月后，对方回复，中央出台了新的政策，扩大了国民党抗战部队的发放范围，给所有有工作单位的老兵，全部发放。我再次说，不行，那些在农村的老兵，生活更为困苦，更需要我们的承认和关怀。这位领导告诉我，在体制内来说，他们对中央的政策已经提出过一次不同意见，中央也很开明，扩大了发放范围，如果再提出不同意见，已经不合适了。我理解这背后的原因，中央决定给有工作的原国军抗战老兵发放纪念章，是因为他们有档案，查询履历确定身份相对容易一些，而在农村的老兵，要想确认他们身份的真实性，难度会很大。我还有些不甘心，希望民政部的这位领导再想想办法。他想了想告诉我一句话，你们民间也有民间的渠道和方式，你们也可以想想其他办法。这句话让我眼前一亮。记得那时正值“两会”，我立即联系全国政协委员刘晓和全国人大代表王敏刚、李勇等，在第二天一早，他们分别在各自驻地，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给所有的抗战老兵，发放纪念章。全国政协委员刘晓召开媒体座谈会。新闻发布会刚刚开完，我就接到了民政部领导的电话，“你们的事，领导已经知道了。”最终，绝大部分国军抗战老兵，都得到了这份珍贵的国家荣誉。针对农村的抗战老兵身份确认问题，民政部让我们提交了老兵名单，凡是我们认定的，均发放了纪念章。民间志愿者通过口述等灵活的方式认定老兵身份，官方给予生活关怀和精神抚慰，官方和民间携手，终于让这段历史有了一个体面和温暖的谢幕。六2015年9月3日，这是关于抗战历史最为高光的一刻，30多位国军老兵，和新四军、八路军的代表一起，乘车穿越天安门广场。未能前往北京参加阅兵式的安徽黄山102岁的抗战老兵汪萍，双目失明，他侧耳对着电视机，听完了整个阅兵直播。而河南郑州的抗战老兵田中玉，在阅兵仪式开始前去世，他的孩子抱着他的遗像，对着电视机看完了整个阅兵式。贵州遵义的抗战老兵汪再祥打来电话，激动地说，当地政府给他送来了纪念章，以及5000元的慰问金。我开玩笑给他，“这下不用再去上访了！”拿到主席亲颁的纪念章，回到家里后，老兵李占瑞告诉家人，这枚纪念章，有他哥哥的一半。有一年在湖南衡阳驻军时，李占瑞意外碰到了自己的哥哥李占祥，他才知道，在他从军后不久，哥哥也入伍了。兄弟两个激动万分，拥抱在一起。当分别时，哥哥突然告诉他一句话，兄弟两个，如果有一个牺牲了，另外一个，一定要回家照顾好父母。这一别，哥哥再也没有音讯。李占瑞履行诺言，守着父母，直到把他们全部送走。2022年7月12日，102岁的李占瑞在家中平静离去。这一天，日本举行安倍晋三的送别仪式，看着满屏的安倍，我突然有些恍惚。有人问我，在网络上，中国人因为安倍吵来吵去，有的公开反对，有的表示同情，你怎么看？我说，我只想让那些抗战老兵，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让他们拥有应得的尊严和体面。这么多年里，经常会有人称赞我们所做的事情，每每此刻，我只有愧疚和羞耻，我们对抗战老兵的亏欠，早已无法弥补。就在这一月，我们所照顾的抗战老兵，数量跌破3000人，平均年龄98岁。平均每天，约有3个老兵离开我们。我们现在给老兵筹款，已经改变了原来按年度筹款的方式，改为按季度筹款。这，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向他们表达我们的致敬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送他们最后一程，让这个时代多一些人性的温度（完）一对一致敬抗战老兵，每季度3600元，捐赠联系：每年999元成为联合发起人，筹建老兵故事馆，把历史留给后人，请联系：抗战老兵关怀计划项目捐赠，请点击：抗战阵亡将士遗骸寻找项目捐赠，请点击：购买孙春龙签名版《没有回家的士兵》，请点击：

2015年，我们在缅甸密支那寻找到347具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遗骸，DNA鉴定结果显示，四川人最多。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但我一直在想，这些于历史深处打捞的生命密码中，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直到2022年6月24日，看到张思之先生去世的消息，当我在追寻张先生的过往时，终于找到了答案。一事情还要从1943年说起，这年11月15日，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徐思平来到位于三台县的东北大学操场，面对3000余名学子，在雨中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动员演说。彼时，中国驻印军刚刚挥师前往缅甸，这是抗战以来令人期待一次反攻，五个师的中国军人，在印度兰姆伽营地经过一年多的卧薪尝胆，由英美提供膳食、武器，以及协同作战的情况下，满怀信心地奔赴前线。回想过往抗战的艰辛，以及血洒沙场的10万出川将士，徐思平不仅潸然泪下，他说，“国家危难，匹夫有责！我等男儿应该冲锋陷阵，保家卫国！”前来听演讲的师生，大多来自东北大学、国立十八中等，两者都是流亡学校，录取的也多是流亡学生。国立十八中，是东北大学的附中，也多是东北子弟。家仇国恨，让师生们义愤填膺，“国家危难，匹夫有责！”学生们的呼喊声，响彻整个校园。学生们现场报名，要求参加远征军，奔赴缅甸战场。据称当时还有30多位女生请缨，被婉言谢绝，这些女生痛哭流涕地质问：“爱国无分男女，女子何以不能抗战杀敌？”这应该是苦难的中国抗战史上最令人热血沸腾的一刻。仅国立十八中，就有76位学生弃笔从戎。这其中，有一位名叫张尔龙的高二学生，在耄耋之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那时候非常单纯，就是要抗日，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真是不怕牺牲。”张尔龙，就是中国律师界泰斗级人物张思之。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做记者，在一个饭局上偶遇张先生，马上起立致敬。张先生被称为“律师界的良心”，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介入很多名躁一时的案件，比如聂树斌案、李庄案等，还经常为私有财产受到侵犯的民营企业发声。这些案件，都是媒体关注的热点。而我的致敬，还有张先生的前一个身份——曾参加中国远征军，远赴印度。那次，我和张先生约定，找时间去聊聊这段历史。后来，我曾和他有过电话交流。在电话里，我以一名关怀抗战老兵志愿者的身份，向张先生表示致敬。张先生却很谦卑地告诉我，他虽然在抗战时当了兵，但时间很短，没有上过战场，与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们相比，他只有惭愧。我向张先生介绍了我发起的老兵回家活动，讲到在东南亚等地，还有很多滞留的中国远征军老兵，生活贫困，无法回家。没想到的是，他后来在出版口述史《行者思之》一书时，还特别说到这些老兵，说两岸执政者应该采取措施，积极迎归滞留异域的老兵，让他们安度晚年。本想着，找时间登门拜访张先生，当面请教那段历史。没想到，后来再约的时候，得知他中风的消息。这一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三著作等身的张先生，关于这段从军的经历，在《行者思之》一书里有详细记载。我看过上千篇老兵口述，张先生的口述最为真实，而且细节特别多，弥足珍贵。1944年7月底，张思之乘坐飞机前往印度兰姆伽。临行前，一位女同学在他的纪念册上写了一句话：此去甚远，不想妈妈吗？很动人一句话，但他并未动心，“那时候一心一意要上前线，就是要打日本鬼子。”出征之前，张思之回家与父母告别，父亲穿着西装带着全家拍了全家福，他本以为母亲会告诉他，类似“为了杀敌，我的儿子何妨血洒沙场”的鼓励，结果母亲没说一句话。遗憾的是，张思之没能上战场，他被分在炮兵五团特务连，说是特务连，其实全称是特殊勤务连，负责团部的通信、驾驶、保卫等，非战斗部队。他的连长，是父亲的一位好朋友的侄子，加上他当时只有16岁，连长对他格外照顾。张先生说，他在团部几乎无所事事，像个“少爷兵”。后来剧团没有女演员，让他男扮女妆，结果一上台，台下的老兵们一片欢腾。张先生幽默地说，“正应了那句俗语，当兵三年，母猪成貂蝉。”在这期间，中美航空团招飞行员，他报名，但是右腿有点小毛病，考官说，他只能去开轰炸机，不能开战斗机。张先生一想，本来是想开战斗机，和小日本在天上干，这轰炸机就是去丢几颗炸弹，这事不干。半年后，中印公路开通，炮兵五团奉命回国。没有想到的是，在后来那个荒谬的岁月，“特务”两个字，却让张先生吃尽了苦头。四张思之从军的这段历史，对于波澜壮阔的中国抗战史来说，不值一提，但对于国运来说，却是浓重的一笔。中国远征军的历史，有很多人已经是非常熟悉了。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以惨败而告终，约5万将士殒命野人山。一年多后，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相继发起反攻，最终取得缅甸战场的全面胜利。张思之的部队，隶属于中国驻印军。但在奔赴印度之前，还有另外一个番号，叫中国学生志愿远征军。在受训时，分为教导一团和教导二团。张思之在教导二团。这是一个被历史研究者忽略的番号。中国学生志愿远征军的组建，缘于1943年11月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徐思平在三台县的演讲，彼时，国土大多沦陷，几乎无兵可征。无奈之下，国民政府修改《兵役法》，鼓励学生参军，保留学籍。另一个背景是，美援力度加大，炮兵、坦克兵等一些技术兵种，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胜任。徐思平的演讲，让学生们热血沸腾。随后，四川省内的大中学生纷纷响应，共赴国难。东北大学师生派代表专程到重庆，向国民政府递交《东大师生集体从军宣言书》。当年12月7日，三台县召开万人欢送大会，高悬横幅“欢送出国军，打到东京去”。县长亲自将学生们送至麻石桥，并凿石立碑，将此桥改名“远征桥”。学生们的爱国激情，远远超出徐思平的预料，他立马上书，建议推广青年从军运动。很快，一场席卷全国的青年从军运动，迅速传播开来。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到了1944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中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动员学生参军。那时，在太平洋战场屡屡败退的日军发动针对中国的“一号作战”，集结50万军队，攻战郑州、洛阳、长沙、衡阳等地。国民政府，命悬一线。征召的青年学生，以四川人居多，有一部分被送往印度兰姆伽，经过短暂受训后，火速派往缅甸前线，伤亡惨重。查找中国远征军的资料时，我无意中看到了2015年我们在缅甸寻找到的347具阵亡将士遗骸鉴定报告，在看到阵亡将士人数排名第一的是四川时，我突然眼睛一热。在缅甸找到的远征军遗骸。“青山白骨，去国万里，不知英魂飘泊何处?”张思之在回忆文章中说。五2015年7月，四川省黄埔同学会三台联络组，联合民间志愿者团队在三台县修建了“川军抗战纪念亭”，在两面巨大的花岗岩幕墙上，镌刻了963名三台籍抗日阵亡将士名录。一个县，在抗战中阵亡近千人，全国罕见。前来参加祭拜仪式的8位抗战老兵，大多是当地的中国远征军。其中有一位老兵名叫陈伷，激动地说，只要他还活着，他每年都会这里祭拜自己的战友。陈伷，是张思之的高中同学，今年已经101岁。他们一起投笔从戎，飞越驼峰航线，前往印度受训。陈伷也是炮兵，观测兵，隶属新一军，孙立人的部队。张思之的炮兵五团，则是中国驻印军的直属部队。驻印军直辖4个炮兵团，每个师还配备有多个炮兵营，火力强悍。在飞越驼峰航线时，陈伷在飞机上写下自己的誓言：滇缅战场歼日寇，凯旋回国见乡亲！新一军是反攻缅甸的主力部队之一，全部美式装备。这也是整个抗战中，中国部队的火力第一次优于敌人。现代化的装备，加上美国教官的严格训练，以及源源不断的补给，让这支部队一路势如破竹，等拿下缅北重镇密支那，整个缅甸战场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中国驻印军的补给，是整个国军最好的。牛肉是放开吃，连手纸也发，每人每天还有三支烟。更为奇特的是，避孕套也发。还有，士兵的军饷，是由美国军官直接发到士兵手中，他们不相信中国军官。整个抗战史，几乎是一部溃败加逃窜的历史，而中国驻印军完全不一样，他们是主动发起进攻，空军加重炮，先轮番轰炸一遍，随后坦克开路，地面部队紧随。也因此，在伤亡比例上，可以达到1：1。而在中国战场，这个比例高达7：1。在于邦战斗中，中国驻印军112团在被敌人五部于己的兵力反包围的情况下，坚守了一个多月。据称，电视连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结尾部分，远征军驻守一棵大榕树下，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就是改编自这一史实。六6月28日，张思之先生告别会在北京举行，现场送别人数，被要求不能超过20人。在纪念张先生的文章中，大多在谈他为中国法治进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而对其短暂的从军经历，往往是一笔带过。但这段被忽视的经历，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后者，张思之先生以及那一代青年学子，他们成为在抗战中扭转国运的先锋。四川志愿者何昱霖，帮我在三台县档案馆里，查到了1943年11月国立十八中学子从军名单，共计76位，有张尔龙和陈伷的名字。而达官贵人，也是这场爱国行动的积极参与者。三台县参议长霍新吾、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萧一山，均让自己的孩子投笔从戎。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采访过上百位抗战老兵，追朔从军的初衷，更多是被征丁或为了讨口饭吃，而主动走上战场的青年学子们，却是一心为了保家卫国。周栋梁是四川眉山人，家里的独生子，按规定是可以免除兵役的。1943年底的一天，在成都街头，上万群众欢送从重庆来的学生军，他们将从新津县的机场，前往印度。这些学生们，精神饱满，高唱抗日歌曲。看着这些大哥哥们帅气的样子，周栋梁和同学们既羡慕又敬佩，这时，有同学突然大喊：同学们，光议论有什么用，有种的就去当远征军，上前线打鬼子！17岁的周栋梁在同学们中的个头比较高，他感觉大家都在看着他，一股热血直涌脑门，他说，“我有种，我去。”周栋梁想，如果回去和父母说，他们肯定不同意，索性先斩后奏。他竟然直接前往新津机场，赶上这支学生军。到了战场，他才写信给母亲，后来他才知道，母亲以为他失踪了，哭瞎了眼睛。那一年，在重庆读大学的湖南人夏良哲，看到满街的标语，“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矜”，“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毅然决定远征，成为一名坦克兵。在成都机场，当前往印度的飞机就要起飞时，他突然看到，停机坪上跪满了父母，那是他见过的最为震撼的场面。送孩子走上战场的父母，用这种看似失格的大礼，来祈祷自己的骨肉，平安归来。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在大片国土沦陷的情况下，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几乎无丁可征，这些原本坐在学堂的孩子们，在爱国的洪流中，成为时代的骄子。在美国档案馆里，有很多中国驻印军的照片，其中有很多的娃娃兵，他们稚嫩的脸庞上，满是自信和阳光。七

“你为什么愿意做向导，带我们上山？”我问茶老。茶老名叫茶兴华，是云南省大理州漾濞县的一位村民，上周刚刚过了71岁生日。一个月前，我们的先遣队满怀忐忑地找到茶老，希望邀请他带我们登上苍山的无人区，去一个海拔3800米的地方做一次民间考察，这个地方没有路，需要在郁郁的灌木丛中步行三四天时间，而且沿途充满了危险，山崖陡峭，还有野兽出没。没有想到，茶老没有一丝犹豫，还说，不要任何报酬。这令我欣喜又好奇，有茶老的加入，我们的活动已经成功了一半，但一个深山里的老人，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如此上心？直到昨天上午，我在云南大理见到茶老，当面问了他这个问题，他说，“他们虽然是美国人，但是来帮助我们打仗的，牺牲在了我们这里，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这位没有上过学的老人，没有豪言壮语，但令人感动。茶老是村子里唯一知道中国航空公司60号飞机坠机点的人。他还说，就在他过71岁生日那天，女儿劝导他，别让他上山了，茶老向孩子们保证，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登山。一三年多前，我在成都建川博物馆，遇到了一位名叫陈安琪的女士。她的父亲陈维龄在抗战时是一名空军，后来加入中国航空公司任副驾驶，参加了驼峰空运。陈安琪带来一位来自美国的二战老兵，名叫鲍勃。92岁高龄的鲍勃远道而来，是为了祭奠他的表弟詹姆斯。在建川博物馆的援华义士广场，有詹姆斯的塑像。1942年11月17日，中国航空公司60号飞机，满载着锡锭从昆明起飞前往印度，返程时，他们将运回抵抗侵略的武器。重荷的飞机，在飞越位于云南大理的苍山时，失去消息，3名机组人员全部失踪。鲍勃的表哥詹姆斯是副驾驶，机长名叫约翰，报务员是浙江人，名叫杨光鎏。鲍勃说，机长约翰，是在刚刚结婚后，加入飞虎队来到中国的。在一年多的战斗中，他击落了3.27架日军的飞机。0.27，是和其他人合作击落的敌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原本援华的民间飞虎队，改编为正式部队，继续战斗于中国战场。而约翰，则加入负责空中运输的中国航空公司。离开了军队，但并没有离开战场，更没有远离生命的危险。鲍勃的表哥詹姆斯，是家里的独生子，喜欢飞行。高中毕业后，他去了英国，负责把飞机从制造厂开到英国皇家空军在不列颠岛上的机场。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当他回到美国的家中时，泛美航空公司的一位飞行队长主动上门，邀请他去中国。对于詹姆斯来说，中国是一个遥远的国度。队长告诉他，中国被日军切断了国际公路，需要用飞机运输粮食和武器，“中国需要你。”最后一句话，最终打动了詹姆斯。遗憾的是，他来到中国仅仅一个多月后，飞机坠毁。那是在1942年11月17日，詹姆斯的父母接到一封从昆明发来的电报，说詹姆斯的飞机在从昆明飞往印度汀江的航线上失踪了。六个月后，美国国务院签署了死亡证明。詹姆斯的父母，为自己的儿子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深爱的儿子，你离开我们，太早了。退休后，鲍勃开始寻找表哥的遗骸，多次来到中国。2011年6月，一位名叫库里斯的美国探险家，最终在位于云南大理苍山的马龙峰下，找到了坠机的详细地点，但抵达现场那天，突然下起大雨，寻找被迫中止。马龙峰，是苍山的最高峰。二令我倍感压力的是，就在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陈安琪女士转寄来的信，是鲍勃签字的一封委托书。当他知道我们是中国唯一一家民间寻找阵亡将士遗骸的机构时，他恳请我们，寻找表哥的遗骸。他说，希望在有生之年，带表哥回家。这是完全契合老兵回家公益理念的一个项目，老兵回家自2008年发起以来，帮助了一万多名抗战老兵，找到了1300多具阵亡将士遗骸。而这次，是一名美国人。让我有些不安的是，这是一个难度极大的项目，最大的困难，不是来自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和历史的久远，而是当今的社会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意识形态的鸿沟，深不见底。2015年，我们在缅甸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347具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遗骸，但在接他们回家时，却遭遇了令人心寒的阻力。如今，7年过去了，这些遗骸依然无法回家。没有回家的347个中国孩子虽然这件事情成了我内心的一份疮伤，但是鲍勃的委托，我们必须接受。他们是为了保卫中国而牺牲的，找到他们，让他们回到父母的身旁，是我们的良心底线。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刚刚接受委托不久，中美贸易战爆发。我曾在新华社工作多年，深知这项工作必须中止。我在邮件里，告诉了鲍勃这个决定，他回信说，他很理解。我甚至能隔着电脑的屏幕，感受到他的悲伤和无奈。但是鲍勃依然没有放弃努力，隔三差五，会来一封邮件，询问这个项目何时会重启。他还说，国家之间的对抗，怎么会影响到这个事情呢？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解释，中国人所称的“讲政治”，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中美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走向冰点的开始。直到疫情突然爆发后，鲍勃再没有来信。或许他觉得，疫情才是影响这件事情的关键因素。因为有了疫情的借口，我的心里也变得坦然。在近两年时间里，我也几乎忘记了鲍勃的委托。有一次看到中国的报道，说美国因为疫情死了上百万的人，我还恍过一个念头，鲍勃还在吗？直到两个月前，我突然收到了鲍勃的邮件，他为了我的阅读方便，还把英文翻译成蹩脚的中文，他说，“我们想找到表哥，任何消息，都会让我们全家对你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鲍勃的邮件，让我无比羞愧。我知道，我们该出发了。鲍勃已经96岁高龄了，我不想让他留下遗憾，更不想失信于他。三这是一段面目全非的历史。就在几天前，当我在抖音里说要寻找驼峰坠机时，竟然有人私信，骂我是汉奸。做公益这么多年，被骂作秀，或者诈捐，但是汉奸这个骂名，还是第一次遇到，令人啼笑皆非。骂我的人说，怎么能帮助美国人呢？还说，当年的飞虎队，都是雇佣兵，拿着高薪。这，真的是对历史的无知。先说一个基本的史实吧，美国飞虎队，是在当时中国的空军几乎消失殆尽的情况下，从美国主动聘请来的志愿航空队。1942年7月，这支队伍被编入美国陆军，继续留在中国参加战斗，薪酬开始由美军发放。也就是在这时，中美签订租借主体协定，中国由此获得大批无偿的军事援助。在此背景下，中美开辟驼峰航线，运输援华物资。在三年时间里，美国援华物资价值16亿美金。前不久，美国重启租借法案，向乌克兰开始供应武器。驼峰航线开辟的时候，飞虎队已经解散了，而且我们马上要去寻找的60号飞机，隶属于中国航空公司。驼峰航线，是中国在抗战后期唯一的空中生命线，由美国陆军空运队和中国航空公司共同承担，三年时间，有509架运输机坠毁，已知牺牲中美机组人员1314人，345人失踪。其中中国航空公司，坠毁飞机42架，有94人牺牲或失踪。我们寻找的60号飞机，是中国航空公司在驼峰航线坠毁的第一架飞机。现在呢，一提到抗战时的飞机，大家就说是飞虎队，真的是对历史知道得太少了。此外，驼峰航线，不仅运输了大量的国际援华物资，赴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也是这条航线运输的。换句话说，这条航线当时支撑着整个中国的命运。扪心自问下，如果没有美国援助，中国的抗战会怎么样？四鲍勃的来信，让我无比羞愧。我们开始收集关于中航60号飞机的相关资料，有一位名叫库里斯的美国探险家，在这期间起了关键的作用。库里斯寻找美军二战飞机，是从2000年开始的。那一年，他在中缅边境缅甸境内登山，当地老百姓告诉他，山上有一处飞机残骸，据说是美国人的。库里斯很快确认了坠机地点，发现了多块飞机的残片和身份信息。他把残片带到了美国驻缅甸大使馆，大使馆经过核对，还真是美军在驼峰航线上失踪的一架飞机，已经60年了。后来，库里斯见到了牺牲飞行员的家属，家属的一句话让他极为触动，家属说，60年来，我们一直在等他回家。从此，库里斯开始了寻找驼峰坠机。他至今已经找到22个坠机地点，有193名失踪人士得以确定下落。其中库里斯找到了一位名叫尤金的美军士兵的遗骸，尤金就是在驼峰航线牺牲的，时年24岁。2017年6月8日，美国政府护送尤金的遗骸回到他的家乡康科德市，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在这个葬礼上，竟然一下子来了200多位华人，这些人与尤金一家根本不认识，原来，当地一家华文媒体知道尤金回家的消息后，发了一条报道，说尤金是为了中国抗战牺牲的，“这个老美的葬礼，中国人应该去！”结果，康科德市的华人几乎全部到场！2011年6月，库里斯来到云南大理，找到时年60岁的茶兴华，邀请他作为向导，上山去寻找60号飞机。茶兴华的父亲是一名猎人，1942年的一天，他上山挖草药时，在苍山马龙峰的半山腰，发现了一架飞机，驾驶舱里，还有已经腐烂的尸体。茶兴华说，他长到五六岁时，父亲告诉了他这件事，父亲说，山上有很多乌鸦，就在飞机上方盘旋。父亲还说，根据现场判断，飞机是因为大雾而从正面撞上了山崖。机体破碎，飞行员应该是当场死亡。到了后来，知道飞机的村民越来越多，有人就上山，拆来飞机的零件，炼一些家用的盆。等到茶兴华长大了，他也开始进山挖草药，他来到父亲所说的地方，发现坠机的地方，只剩下一个发动机，但好重，根本抬不动。父亲在世的时候，好多次给他讲过这个飞机的事情，父亲总是念叨，那些死掉的美国人，是为了打日本，还都是孩子，尸体就在荒野，都让野兽和乌鸦吃掉了，好可怜。所以，当库里斯找到茶兴华，邀请他上山寻找飞机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遗憾的是，因为大雨，寻找被迫停止。五11年后，我们接力，继续未竟的寻找。中国最早送还援华美军遗骸，是在1993年。那年9月，在西藏波密县易贡乡，当地村民发现美军飞机残骸，还有三具尸体。这架C-46型运输机，1944年飞越驼峰航线时失踪，有五名机组人员。1994年9月，中美联合调查组经三天的发掘，找到了另外两位机组人员的遗骨。1998年1月23日，在美国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了高规格的军葬仪式，五名士兵的亲属参加了葬礼。除此之外，在西藏米林县丹娘乡、里龙乡等地均发现美军飞机残骸，经中美双方联合勘察和发掘，找到多位美军士兵遗骸。最近的一次美军士兵遗骸移交是在2015年10月22日，成都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向美国国防部移交了在西藏波密县发现的美军飞行员骸骨28块。该遗骸是在1993年发现的C-46型运输机坠毁现场，新发现的遗骨。在移交现场，美国驻成都总领事谷立言感动地说：“感谢所有为这次搜寻付出努力的人，今天我们带着这些英雄回家了！”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参赞井泉则表示，多年来，中美两国围绕搜寻二战援华美军遗骸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这些年中方协助美方在中国境内找到25名援华美军遗骸。”这一事件再一次被提起，是在2022年4月10日，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铭记英雄—纪念飞虎队80周年及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历史图片展”上发表讲话，他说：中美还一直密切合作搜寻二战援华美军遗骸，很多民间力量在

第一次听到捞刀河的人，大多会好奇这个名字的由来，据说三国时，关羽攻打长沙，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掉入河里，护卫周仓逆行追了7里，才将宝刀捞起。这条位于长沙的河，全长仅有141公里。2015年，我穿过捞刀河，来到位于北岸的春华山，在灌木和野竹交织的密林中，看到好多个直径十多米的圆形土冢。这是一个令我震惊的场景，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或许会觉得，这曾经是一个直升机坪，甚至是外星人基地。一带我来到春华山的，是当地一位名叫刘金国的老人。这个故事，要从1965年说起。那一年，18岁的刘金国下放到长沙县春华公社做知青，有一天下地做工时，在荒草里发现一块碑，碑上写着六个字“中央阵亡将士”。村民们围上来看，他们大多不识字，问刘金国，这碑上写的是什么。刘金国愣了一下，说，这是一个老人的墓碑，没什么用。然后，就用土把碑埋了起来。那时候的刘金国，也不知道这块碑的来历，但是“阵亡”两个字，让他觉得，这不是一块普通的墓碑。从此，这块碑成了他的一块心病。那时，他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如果让人知道了他在保护这块碑，或许连命都保不住了。后来，村子里烧砖窑，这座山上的土，被越挖越多，很快就要挖到埋碑的地方了，刘金国很着急。有一天，他去找队长，承包了这块山林，在埋碑的地方，种了一片油茶树。还有一次，村里要修路，有可能挖掉埋碑的地方，刘金国找队长，找了很多理由，终于让对方改变了原有方案。直到2009年的一天，他去山上开荒，准备扩大茶树种植，在灌木丛中，发现了好几个下沉的圆形土冢，问村子里的老人，老人们说，那里埋的，是抗战时牺牲的中央军。刘金国仔细查看，发现土冢的背山处，似乎是墓碑的底座。他突然想起了那块深埋地下的石碑，赶快去挖出来，一试，严丝合缝。二春华山发现抗战阵亡将士墓地的事情，引发媒体关注。那几年，关于抗日正面战场的报道，几无禁忌，这段被深埋多年的历史，如同这块碑一样，重见天日。当地政府也高度重视，文物部门勘察证实，这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主战场之一。那块“中央阵亡将士”的碑，也被定为文物保护起来。这也让刘金国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多兴趣。他的父亲刘作发，生前也曾告诉过他，抗战的时候，曾被日军抓去当夫，有一次逃跑时，被日军故意释放的狼狗咬伤左脚，抓回去打得半死。后来，日军把他们带到衡阳，大半年后才借机逃回家里，而那时，家里的房子，被日军烧得精光。而被狼狗咬伤的左脚，终生溃烂。家仇国恨，让刘金国觉得，他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只上过小学的刘金国，骑着自行车，走村访户，听到了很多悲惨的遭遇。塅港组的石乾富老人说，他亲眼看到有6位村民被日军杀害；金鼎山村的柳汉庚说，他出生三个月时，他的父亲被日军抓去当夫，再也没有了消息；官塘村的胡壮国说，他的爷爷被日军活活烧死，奶奶跳河自尽，而姑妈被日军强奸，不堪受辱，也带着两个孩子跳河而去。历史的伤疤被这个年过花甲的农民一点点翻出来。而一位名叫陈德胜的老人说，他曾经亲手埋了36个中央军，放在一个墓坑里。另一位参加掩埋遗体的柳安生老人说，有很多尸体，是被敌人用裹脚带绑起来的伤兵，再用机关枪射杀的。桂花村的黄德富老人说，那年的8月，捞刀河的水，已经被鲜血染红，河水里，漂浮着密密麻麻的尸体，尸体肿胀，用手去捞，就扯下一块腐肉。三长沙的8月，是一年里最热的季节，不仅有37℃的高温，更有超过70%的空气湿度，也因此，长沙入选全国“焖蒸十城”。黄德富老人说的8月，其实是农历。在寻访这段历史的时候，刘金国在一家农户的猪圈里，找到一块碑，碑文为：陆军74军58师173团1营1连连长邱世宦，山东人，民国三十年八月六日立。幸好有这块残碑，让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如同长沙的热浪般，灼面而来。这块碑上，有两个重要信息，“陆军74军”“民国三十年八月六日”。这个时间，是农历，换算为公历，是1941年9月26日。在此前的9月18日，日军第11军集结12万兵力，突破第九战区的湘北新墙河防线，向南推进，强渡汨罗江，直逼长沙城。彼时，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对苏备战，企图早日让中国屈服，“摧毁敌抗战意图，予第九战区敌军以沉重打击”，史称第二次长沙会战。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军粮的重要供给地。正在江西驻防的74军接到命令，赶赴长沙，在捞刀河北面的春华山阻击敌人。74军急行五天五夜，赶抵战场。74军的调令被日军截获，这让日军第11军司令阿南惟几大喜，设下重兵埋伏，希望一举打掉74军，除去心腹大患。在半年前的上高会战中，74军重创日军，也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邱世宦牺牲的这一天，74军先头部队刚刚进入春华山阵地，立即遭到敌人强攻，在撤退途中，遇到增援，杀个回马枪，再次占领山头。日军马上增兵，且施放毒气，又夺回山头。之后，双方在附近的村庄短兵相接。激战三天三夜后，春华山防线崩溃，74军撤至捞刀河南岸，途中多被日军截杀。三天下来，74军伤亡近万。这么多年里，曾有很多人质问我，你整天说国军抗战，你看看，他们打的什么仗，一路败退，死伤无数，这有什么值得吹嘘的？我说，是的，他们打的几乎全是败仗，但是他们面对一个强敌，没有认怂，没有屈膝。这，不正是他们更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吗？四两年前，我将办公室迁至长沙，趁着周末，走访了湖湘大地的很多个战场。尤其是在湘北，我从鄂湘交界的九岭开始，往南到新墙河，到汨罗江，到影珠山，到捞刀河，到天马山……长沙会战的时候，中国军队就这样一路败退。但就是在屡败屡战之中，我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从捞刀河往北的湘北地区，大部分是连绵的丘陵和高山，这里的每一座山，几乎都有被荒草掩盖的战壕，每一条河，都曾被将士们的鲜血染红。更可怜的，是河岳之间的黎民百姓，日据时，成为苦力，收复时，惩治汉奸。幸好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有“四类分子”刘金国，为我们打开了遮蔽历史的防线，这段历史，终于得以呼吸，开始鲜活起来。2015年5月，我赴湖南平江出差，返回时途经春华，陪同我的湖南老兵之家负责人佘树忠说，我带你去见见刘嗲嗲。嗲嗲是湖南人对长辈的尊称。刘嗲嗲已经将自己的家，布置成了一个小型的展览馆，墙上贴着红色的标语：牢记历史，不忘国耻。那时，春华有一位名叫梁学平的老师，在档案里查到在春华山有118位阵亡的浙江籍官兵名单，湖南和浙江两地的志愿者携手，帮助部分英烈找到后人。有了人，历史就有了血肉。在中国的历史中，帝王将相有着高大的墓地，且被光辉地记录，而那些小兵，别说尸骸，好多人连名字也没有。这么多年研究历史，我越来越觉得，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才是大国真正的历史。当年7月，两地志愿者一起举办了“接英灵回家”的活动，8位英烈的后人来到春华山，将先烈迎回家乡。权义

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八十周年祭在租住的民宅后院，我面向遥远的中南半岛，焚香祭酒。每到清明时节，我的心里都会隐隐作痛。帮着张罗的朋友说，贡品里，专门准备了一份四川的猪头肉，“听说当年的川娃子很多。”这句话，让我满腹悲伤，却欲哭无泪。七年前的清明，我们在缅甸找到了347个中国孩子，至今却不能回家。一14年前，也就是2008年清明节，我赴缅甸密支那采访滞留于此的中国远征军老兵。一天清晨，我去早市闲逛，看到菜场里摆满了鲜花，五颜六色。缅甸人有在家里摆放鲜花的习惯，即使生活再贫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来没有放弃。这个温馨的细节感染了我，我买了一束雏菊，或黄或白，娇艳欲滴。我抱着菊花找到一位老华侨，一脸虔诚地央求他，带我去中国远征军的墓地。那时，我对这段历史一知半解，只是正值清明，我希望去向埋骨异域的10万中国军人，表达一位来自祖国的年轻人的致敬。没有想到，这位老华侨瞪大了眼睛说，早就被毁掉了。我追问，最起码会有一些遗迹吧？老华侨有些不耐烦，但经不住我的再三恳请，骑着摩托车带我来到郊外三公里一块荒芜的菜地，说，这里曾是新一军的墓地，孙立人的部队。我有些愕然，怎么会这样，碑呢？怎么连个坟堆都没有？我有些疑惑地望着老华侨，老华侨是一位国军将领的后代，1949年随家人逃亡缅甸，他冷冷地望着从大陆来的我，默不作声。我把菊花放在菜地外围的竹栏边，不远处，菜地的主人一脸诧异地望着我，我有些为难，不知道该不该跪下来，磕一个头。那时，我还是一名记者。但内心的冲动却如大海翻腾，我想，终究有一天，要带他们回家，回到自己的祖国，要为他们修建一个四季芬芳的地方，在那里，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屈膝下跪。二3年后的2011年春天，我带了一个纪录片团队来到缅甸。我告诉他们，那里有很多中国远征军英烈的尸骨，就在老百姓家的菜地里。到了密支那的郊外，我再次愕然，菜地上已经修了房子，主人毫不隐晦地说，在挖地基时，发现了很多的尸骨，还有子弹。主人说，每到下雨的时候，她就能听到打仗的声音，“那是你们中国人的亡灵没有得到安息。”缅北密支那的这场战役，发生在雨季，有上千位官兵再也没能回家。主人指着不远处的一个猪圈说，那块地的下面，应该可以找到尸骨。这是一个令人羞耻的场景。可以预见的是，再过几年，随着城市的扩张，更多的远征军尸骨，将会被挖出，弃于荒野，成为野狗的餐食。但是，我们却无能为力。那时，寻找和关怀抗战老兵的行动，刚刚在民间兴起，将有限的资金和精力，用于幸存老兵更为重要。缅甸，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的海外战场。在这里，中英美联合对日作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缅甸仰光，国际援华生命线被切断，缅甸的殖民者英军节节败退，遂邀请中国部队入缅协同作战。苦苦坚持多年的抗战，终于等来了盟友，这让中国欣喜若狂。为了迎接这次志在必得的胜利，中国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在云南芒市举行完誓师大会后，由畹町口岸出征异域。在边境上，当地百姓用鲜花扎了彩色的牌楼，欢送将士们出征。第一次入缅作战以失败而告终，十万将士一成战死，半数殒命野人山。一位日军回忆说，两个月后，他们由畹町进入中国，发现牌楼上的鲜花依然绽放。一年多后，中国部队从印度和滇西发起反攻，最终在1945年3月取得缅甸战场的全面胜利。在缅甸战场，参战方总阵亡人数约30万，其中中国远征军阵亡约10万人，日军阵亡约13.7万。三2011年去赴缅甸考察，我们去了位于仰光的英军墓地。英军在仰光有三个墓地，由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管理，令人惊讶的是，这竟然是一个民间机构，成立于一战，其官方网站显示，这是英国国家一级财政拨款机构，其宗旨是“每一个死去的人，都应该用真名和纪念碑铭记”。位于仰光机场最近的掏江墓地，有6347座墓穴。绿油油的草坪上，缀满了黑色的方块墓碑，整齐排列，犹如他们走上战场时的队列，似乎，他们从未死去。走进墓地，管理者奥斯卡上前来问，“你们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我说，“中国人。”“你们来自台湾？”“不，北京。”我有些不悦。奥斯卡的再次询问，让我们羞愧无比，“你们是来做木材生意的，还是石油生意的？”从21世纪以来，缅甸成为中国淘金者的热土。当奥斯卡知道我们是来找寻找中国远征军时，他惊讶地说，“我在这里工作了将近30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国人来这里。”奥斯卡告诉我们，英国前首相安东尼·艾登的儿子西门·艾登，也安葬在这个墓地，他是在缅甸战场上牺牲的一名空军。奥斯卡带我们来到他的墓碑前，让人惊讶的是，从墓碑上，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位首相的儿子。奥斯卡解释说，“在战场上，每一个士兵，都是为了他的国家和人民在战斗，他们的牺牲都是平等的。”四同样在2011年的年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缅甸。那时，我正好在一次会议上，遇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我问他，希拉里访问缅甸，会商谈什么事情。他说，寻找美国在二战时失踪的军人遗骸，会是第一个议题。后来的新闻报道，也印证了这一点，让我无比酸楚。没想到，60多年之后，美国重返缅甸，在隔绝了半个多世纪的高层会晤中，竟然没有忘记他们的普通士兵。查阅资料发现，这是美国的一项规定，和任何一个国家建交，凡是有美军失踪的地方，都会把寻找士兵遗骸作为第一要务。1993年，美中达成协议，将在驼峰航线坠机的3名美国飞行员的遗骸运回美国本土。2000年，克林顿访问越南，这是越战之后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越南，成行之前，他发表全国演说，寻找失踪美军是优先事项。特朗普与金正恩2018年在新加坡首次会晤达成的协议中，寻找美军遗骸位列其中。2018年4月，我看到一则新闻，美军在缅甸钦温河以西的一个村庄里，找到了二战时阵亡于此的美军飞行员遗骸。根据资料显示，这架飞机于1944年2月22日执行低空轰炸任务时，被日军的高射炮击中。看到这则消息，我立马前往缅甸。现场的搜寻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当地村民告诉我们，他们把挖到的土，全部用筛子筛，从里面捡拾碎骨，两个人一组，其中有一个必须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另一个雇请当地的村民。而根据现场估计，他们挖出数百方的土。我曾看到报道，说美军寻找遗骸连一颗牙齿也不放过，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比喻，当我看到村民家墙角摆着的筛子时，我不得不承认，这是真的。五在密支那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日本人在路中心修建了一个慰灵塔。2011年，我们的摄像团队在这里拍摄时，有一位华侨站在旁边，沉默了很久后，郑重地说，“我想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说出来，我心里就舒服了。”这让我们十分好奇。这位华侨名叫陈国胜，他说，他家就住在十字路口的东南角，大概在30年前，有一群日本人来到他家，说要在这里修建一个塔，他家门口三棵高大的椰子树挡了风水，希望能砍掉。作为交换，对方给了一台照相机和一台录音机。陈国胜没有多想，答应了。没想到，等修好后，陈国胜发现塔身上写着三个大字：慰灵塔。慰灵塔修好后，陈国胜每年都会看到有大批的日本人来这里鞠躬。“我知道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不应该答应他们，这让我多年以来，一直很内疚。”陈国胜说。后来，他又在家门口栽了三棵树，如今已经枝繁叶茂。密支那，是日军的玉碎之战。日本早在1973年成立“全缅甸战友团体联络协会”，前往缅甸寻找遗骸。根据资料记载，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76年在缅甸密支那，至少找到了1152具遗骨，缅甸军方提供了150名士兵分乘7辆卡车提供保护。在寻找遗骨的同时，日本众多民间机构或个人在厚生省的支持下，在缅甸修建了大量的纪念碑。最为著名的，要数位于缅甸密支那的“招魂之碑”。发生于1944年的密支那战役中，一位名叫坂口睦的日本士兵死里逃生，晚年的时候，他与夫人寿美子捐款在密支那的尹洛瓦底江边建了一座长达30.5米的卧佛，这是仅次于仰光的全缅第二大睡佛。作为回报，缅甸政府同意其在卧佛寺的入口处，修建了一座“招魂之碑”，“在密支那，3400名士兵像樱花般凋落，他们英勇地战死了，他们的名字将永远活在历史之中……”在卧佛寺另一侧的一间小房子里，还有一个“小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多个在此战死的日本军人的牌位。牌位摆放在一个低矮的木桌上，牌位上的字很小，当地的华人旅行社偶尔会带中国人去这里参观，去的时候，都会提醒参观者：看牌位上的字时要蹲着看，如果弯腰去看，就等于是给日本侵略者又鞠了一个躬。六“你说，我们到底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居住在密支那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杨建达问我。他的眼神里，满是无奈。我懂得他的意思，在密支那，中国远征军全歼日军的地方，到处都是日本人修建的纪念碑，而中国远征军的墓地全部被毁。背后的历史，更令人纠结。1960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样有一场出征缅甸的战斗，那是一场秘密的战斗，很少有国人知道。中缅联合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20公里协议线区域，将该区域的“蒋残匪”追赶至泰国境内。如今居住在泰北的几十万华人，有很多是他们的后代。1949年后，败退缅甸的国民党残部，迅速发展壮大，李弥甚至被称为缅甸王。这让缅甸政府心惊胆战，多次派兵剿杀，但根本不是对手。国民党残军撤退到泰国后，缅甸军方为了泄愤，煽动百姓，将远征军的墓地全部毁掉。14师墓地位于密支那恩仁区第五组，这里的住户多比由告诉我，即使是现在，周围的住户修建房子时还能挖出尸骨，“以前的话更多，除过尸骨，还有炮弹、药瓶、注射器，有些尸骨，手里还握着刺刀，尸骨一碰就碎了。”第50师的墓地所在地，现在已经是密支那第二小学，校长海开努告诉我，她是1990年到这个学校，盖一个小房子时，发现了很多的尸骨，后来学生经常因各种意外受伤，北面的高埂上，经常会有汽车翻下来，她认为是惊动了亡灵，就请和尚来念经，之后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了。滞留密支那的远征军老兵李光钿，就住在第二小学旁边，他说，几年前他在院子里种菜时，挖出过骨头和子弹，自从那次后，李光钿把菜园子改成了花园，种了满园的玫瑰，五颜六色。1995年，生活在密支那的远征军老兵联名向缅甸国家秩序建设委员会提出申请，重建远征军烈士墓，“吾辈亲历战斗，幸而生存者亦垂垂老矣，实不忍令维护国际正义保卫人类和平之神圣史绩就此湮没，浴血奋战壮烈捐躯之忠魂无所归依。”如今，这些老兵已经全部去世。七位于缅北的密支那，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曾是从印度空运援华物资至云南的中转站，1942年日军占领密支那后，飞机不得不往北绕行喜马拉雅山南麓，也就是驼峰航线，让中美联军伤亡惨重。一年多后，中国驻印军发起反攻，在经过孟拱河谷和胡康河谷后，直逼密支那。指挥官史迪威密令前线部队，拿下密支那机场后，以“威尼斯商人”作为暗语，收到暗语后，后方大批援兵将乘坐飞机抵达。中国驻印军长途奔袭100多公里，强攻密支那机场。在夺下机场跑道后，立即发电“威尼斯商人”。四川省金堂县的杨耀胜，是我采访的第一位参加密支那战役的老兵，他曾是新30师第90团的一位士兵。“飞机在密支那机场一降落，我们就抱着枪开始打了。”提到密支那战役，杨耀胜突然嚎啕大哭，“我的营长就是在打密支那时，头部中弹牺牲，营长是好人啊！”密支那一役，也给杨耀胜的屁股上留下一颗弹头，直到2008年，伤口又开始发炎，杨耀胜就自己用钳子和一把小刀把弹头挖出来。至今，疤痕仍然十分明显。拿下机场，攻城战更为惨烈。中国驻印军的三个师，在这个缅北小城，与守城的4000余名敌人展开巷战。守城两年多的敌人，修筑了坚固的工事。藏在大树上和地堡里的敌人，垂死挣扎，给远行作战而缺少重武器的中美联军造成很大的伤亡。强攻不下，50师师长潘裕昆决定组织敢死队，感人的是，应募人数大大超过了所需名额。几年前，我在重庆的档案馆里查阅远征军资料时，发现一份征兵文件，要求监狱组织死刑犯，送往前线，组建敢死队，响应者众。横竖都是一死，何不捐躯留名。八密支那收复当日，身为中国驻印军新30师90团少校翻译官的卢少忱随部队进入市区，他告诉我，全城几乎没有一处房屋完整，一片废墟，原本茂盛的树木已枝叶无存，日寇来不及掩埋的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腐烂而臭气冲天。这场战役，中国军队牺牲900多人，歼灭敌人3400多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胜利，由中国军队主动发起的一次反攻，且死亡人数远远低于敌人。对于二战中的中国来说，这样的胜利，寥寥无几。密支那战役结束后，每个师都修建了墓地，并且留下伤兵照看墓地，师长们指天发誓，兄弟们，你们等着，等有一天密林里的枪声停止了，我们就来接你们回家。这一去，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另一个不可忘记的数字是，协同中国驻印军作战的美军麦支队，牺牲290多人，几乎全部阵亡。按照美军的规定，本来他们经过了缅北连续作战，是要放假休整的，但大战在即，史迪威要求他们全部上前线，而且为了增加人数，还找来很多平日里修路架桥的工兵，经过短暂训练后，就让上战场。史迪威说，如果有美军协同作战，中国军队就不会害怕，会更勇敢。密支那战役后，麦支队所剩无几，这支部队也因此而解散。2005年，幸存的美国第236工兵营号兵Raymond

好几年没有因为老兵的故事流泪了，今天却又破防。一前天中午，贵州凯里的志愿者告诉我，当地的一位志愿者去给母亲上坟时，在旁边发现一个墓地，荒草有一人多高，志愿者就想，这个墓，怎么好多年都没有亲人来祭拜。她扒开荒草，惊讶地发现，这是一个在抗战中牺牲的英雄。墓碑上写着，梅乐三，湖北黄梅县人，第五军二十二师工兵营上尉军需，牺牲于1941年。这样的消息，我们每年会接到好多个，但这个墓碑却让我格外关注。是因为第五军，这是一支令人悲喜交加的中国军队，昆仑关一战成名，而在之后远征缅甸时，有近半官兵没有死在战场上，却因为饥饿、疾病等，殒命野人山。根据时间判断，梅乐三是在打完昆仑关战役，随军到贵州休整时，非战斗死亡。我们在全网发布了帮助梅乐三寻找亲人的消息，凯里、黄梅两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也高度重视，当地媒体、梅氏家族，还有各位网友们，全部行动起来，一天之内，就获得了重要线索，黄梅县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说，他有一个爷爷，排行老三，出去当兵后就没有了消息。当地人分析，梅乐三，可能是梅老三，当地口音把老三叫作乐三。这是一条重要线索，但是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分析，成功率不高，因为在抗战时，失踪的官兵很多，梅姓在当地又是一个大姓。按照我们的操作流程，是需要给遗骸和亲人做DNA鉴定，来确定他们的亲属关系，我们开始着手准备，那怕是有一线希望，也不放弃。梅氏宗亲会的人说，最终不论是不是找到亲人，他终归是我们梅家的人，是国家的英雄，也是我们梅家的骄傲，我们要接英雄回家。二今天上午，贵州凯里的志愿者，自发前往梅乐三的墓地，祭拜英烈。给他的名字描红，为他的坟上添新土，用当地最高的礼节，为他献上一只刚刚宰杀的鸡。志愿者说，在没有为上尉梅乐三找到亲人之前，我们都是他的亲人。这是一个很寒酸的祭奠仪式，志愿者需要清理荒草，才可以找到下跪的地方。没有哀乐，没有礼兵，没有官方媒体，但是，当志愿者屈膝的一刻，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真诚。足以！我们在抖音（老兵回家发起人孙春龙）做了直播，这场直播，引起广大网友的高度关注。我们在后台，收到了很多寻亲信息，有无数个爷爷，在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中，没有了消息，他们的妻儿，一生都在等他们回家。志愿者查询到，梅乐三所在的工兵营营长名叫梅作楫，是黄埔军校毕业，同样是湖北黄梅人。梅作楫后来去了台湾，已经去世。我们分析，这位营长和梅乐三，应该有一定的亲戚关系，部队的军需，一般都是要找自己人。而且在抗战的时候，当了官的人，都会带着一众乡亲前去打仗。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曾遇到一个留在滇西的连长，湖南人，问他为什么不回老家，他说，我带出来的人，大部分都死了，我没有脸回去。老兵回家于2008年发起以来，关于这段历史，我们启动了四大项目，关怀抗战老兵、阵亡将士遗骸寻找、寻找战争失踪者、老兵回家故事馆。关怀幸存的老兵，铭记牺牲的英烈，永远不放弃寻找失踪者，为历史留下尽可能多的记忆，这也是老兵回家的四个维度。就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网友说，他是好多年前，就看到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没想到还在坚持。好多年？我细算了一下，的确，一晃，15年了。但我们所做的成果，之于这段历史，只是凤毛麟角。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处于焦虑的原因。我们对历史的亏欠，已经无法弥补。三我原以为，帮助上尉梅乐三寻找亲人的事情，要告一段落了。就在午饭后，志愿者南来的风突然传来一份资料，在台湾的黄梅人严圣航先生，前往忠烈祠，找到了梅乐三的牌位，还查到资料。资料显示，梅乐三牺牲时已经36岁，有一个儿子和女儿。档案的字迹较为潦草，我们猜测，他的儿子的名字应该是迪文或建文。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有孩子的姓名，通过户籍就更容易查询。就在这时，我的同事尹广料说，在网上查询，发现在云南有一位抗战老兵名叫梅迪文。他传来这位老兵的资料，看到第一眼，我竟然有些眼热，资料显示，这位老兵在1941年入伍，只有15岁，是第五军的军需。他和梅乐三是同一个部队，而且都是军需，而且，梅乐三牺牲那年，梅迪文入伍。那年，梅乐三36岁，梅迪文15岁。我预感，他就是梅乐三的儿子。立即联系云南的志愿者周阿姨，她说，老兵梅迪文在2017年已经去世了。她给了我们老兵女儿梅艳的电话。我拨通了梅艳的电话，我还没讲完话，我就听到对方在电话里啜泣，她说，梅乐三，是我的爷爷。我突然泪崩。没有想到，这位英烈的后代，同样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抗战老兵。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寻找的英烈的亲人，就在我们身边。好几年了，我都没有因为老兵的故事而流泪了，我本以为，听过太多的悲欢离合，已经成了铁石心肠，没有想到，突然破防。四1941年，随军休整期间的梅乐三，因病去世。他的儿子梅迪文，接过爸爸的枪，成为一名娃娃兵，继续走向战场。梅乐三的妻子胡氏，则带着一个更小的女儿，回到了湖北黄梅老家。没几年，女儿因病去世。丈夫牺牲了，儿子去了前线没有消息，唯一陪伴自己的女儿也夭折，胡氏跳河自尽。梅艳还告诉我，工兵营营长梅作楫，是爷爷的兄弟。抗战爆发的时候，兄弟两个一起走上战场，一个牺牲，一个去了台湾，客死他乡，而同样带出去的梅家子弟，回到家乡的寥寥无几。云南腾冲的远征军姓名墙。梅迪文的档案显示，他在湖南读了四年书，这是第五军组建的地方。随后跟随父亲到了广西，贵州，一路颠沛。父亲牺牲后，梅迪文随军来到云南。彼时，军长杜聿明在第五军中抽调知识青年，组建鸿翔部队，这是中国军队历史上的第一支伞兵部队。我曾采访过好几位鸿翔部队的幸存老兵，他们说，部队训练时，长官就告诉他们，对于伞兵来说，只有打胜了，才可能活着，因为跳伞深入敌后，没有退路。这支部队，在抗战胜利前夕，有过三次小规模的对日作战。两年前，我们在湖南衡阳发现了四位鸿翔部队的阵亡将士遗骸，为他们修建了纪念碑。但在梅迪文的档案里，被记录为伪鸿翔部队。即使在今天，在我们帮助梅乐三寻找亲人时，还有人轻蔑地说，他是国民党的兵。在现有的体制中，梅乐三是无法进入烈士陵园的。历史，如果还不能回归人性、回到真实，纪念又有什么意义呢？我问梅艳，找到了爷爷，有什么想法。她说，就在前不久，爸爸托梦给她，要她去找在战场上牺牲的爷爷和跳河自尽的奶奶，把他们接来，和他安葬在一起。一个士兵和亲人的团聚，才是战争真正的胜利。（完）介绍下我的书《没有回家的士兵》，写了八年，讲述了上百位士兵在战场上的故事。这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这本书呢，也很难再版了，豆瓣9.5分高评。购买签名册，请长按下面的二维码。

十多年前，二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一脸惊讶地问了我一件事，“1500名中国远征军集体自杀的事，你知道吗？”他的神色凝重，未等我回答，他说，他在台湾官方出版的一本历史书里看到，1942年5月，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在撤退途中，抵达一个名叫莫的村的地方，因为没有了路，有1500多名伤病员，不愿被俘，集体自焚。戈叔亚的话令我瞠目结舌，这应该是二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了！他说，这么大的惨案，知道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官方的记述，也仅有百余字。为了寻找历史真相，2011年，我和戈叔亚等一行六人，在常博先生的赞助下，前往缅甸莫的村。一关于中国远征军败退野人山的历史，已经有很多的历史记载和报道了。1942年，十万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以惨败而告终。部队回撤时，没有了路，不得不徒步翻越野人山，野人山位于缅甸和印度边境，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树木高耸，阔大的叶子将阳光遮得密不透缝，即使在大白天，树林里也是一片阴暗。当地的土著叫那加人，在前多年，还穿着兽皮树叶，如同野人。野人山也因此而得名。野人山里，到处都是狼虫虎豹，但更让官兵们发怵的是蚂蝗、蚊子和蚂蚁，一旦被咬，就可能患上疟疾。据历史记载，有大约5万名中国远征军官兵，因为疾病、饥饿而葬身于这片莽莽的丛林之中。莫的村位于野人山的边缘，从位于缅甸中部的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开车，向西北方向，要两天时间才可以到达这里。这里属于边境敏感地区，当地的克钦族武装经常和缅甸政府军打仗，外国人是不允许进入的。我们以商业考察的名义，经过缅甸政府的批准，来到这里。77岁的乌亚麻是莫的村寺庙的住持，也是这个村子年龄最长的人。他说，莫的村是缅甸政府用来流放犯人的地方，也曾安置了很多的麻风病人。乌亚麻说，大概在1942年的5月，那时雨季刚刚到来，一下子来了很多汽车，有大卡车，也有小吉普车，有很多的中国军人，他们看起来很狼狈，也有很多伤兵。他曾看到过有很多伤兵死去。乌亚麻所说的中国军人，来自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军部及新22师等，其长官为杜聿明。二“在此之前，政府的人就到我们村，要求老百姓帮助修路，以便部队撤退。”乌亚麻说，“但当时修的路只有6英尺宽，车根本过不去，政府的人把村长抓去枪毙，后来村长求情，说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可以给军官当老婆，才逃过一命。”乌亚麻说，中国兵到莫的村那年，他还很小，但他清楚地记得“人很多，陆陆续续走了很多天”，他还看到中国兵在村子里捣谷子，然后每人背一袋大米离开。另一位村民乌巴莫说，那时他只有3岁，父母后来告诉他，当年是英军先到，英军让村子里的人赶快离开，说后面来的日本兵会拉你们去做夫，“父母带着我躲进了旁边的山上，从山上看下去，到处都是当兵的，后来来了很多中国兵，还有女的，中国兵到莫的村之后，就把汽车扔掉了，沿河有一两英里长，都是被扔掉的汽车。最后到的是日本兵，日本兵到了后，把能开走的汽车都开走了。”“中国兵很慌乱，但没有干扰当地老百姓，就是会拉我们的大人去做夫，不过会给钱，后来这些当夫的都被放了回来。”乌巴莫回忆说，“日本兵到了后，用枪杀了我们很多牛，然后吃掉。日本人应该赔偿我们。”乌巴莫和父母在山上住了两年多，“天上经常有飞机，见到人就轰炸。”有一天晚上，躲在山上的乌巴莫一家听到村子里连续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家里人都哭了起来，以为是中国兵炸掉了我们的房子，第二天有人偷偷下山去看，才发现中国兵是烧毁了他们的汽车，不是房子。”三时任第五军军部作战参谋的邹德安在生前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了烧毁汽车一事，“没有路了，只好把车辆和大炮烧毁，我从曼德勒带来的两支‘詹姆斯兄弟牌’猎枪和在路上捡到的一辆美国小吉普车也烧了。记得当时有一名点火的小兵差点把自己烧死，火‘砰’地一点燃，把这名小兵困在了里面，旁边的人赶快把他救出来。最让人心疼的，是杜军长最新款的林肯轿车也被烧了，当时火把汽车线路烧短路了，喇叭突然‘滴滴答’地叫起来……”当地的村村民说，他们小的时候，经常到被丢掉的汽车、大炮上玩，直到十几年前，这些东西都还在，再后来，有人拆掉汽车零部件拿去卖，一些卖不掉的，则被村民拿去炼铁，一些好的钢材，被打制成各种刀具，“现在附近开金矿的人越来越多，好多汽车、大炮的零部件都被他们拿去炼制工具了。”在当地村民家里，我们发现了当年遗留下来的一些汽车零部件。莫的村有20多户人家，几乎每户人家用来喂猪的器皿，竟然是美国十轮大卡车的轮毂。在一户人家，还发现了一个炮弹的弹头。为我们做向导的，是缅甸曼德勒的华侨王玉顺，他的爸爸曾是一名远征军老兵。早些年，王玉顺开大卡车，经常会到莫的村附近的县城买汽车零部件。那时候，他曾很好奇，这么偏远的地方，竟然有一个汽车零部件市场，后来才知道，都是当地村民，从远征军留下的汽车上拆下来的，“大多是十轮大卡和道奇车的零部件，还有修理好能开的威利斯越野车。”威利斯越野车1940年由美国威利斯汽车公司研制，车速快，主要用来输送步兵营装备的轻武器，且可作通信、侦察和指挥车。十轮大卡、道奇车和维利斯越野车，都是二战时美国援助中国的主要车型。在缅甸曼德勒、密支那等大城市的街道上，至今还能看到这些车辆的踪影。在莫的村村民的带领下，我们经过两天的寻访，在附近幽暗寂静的原始森林里，发现了许多锈迹斑斑的铁皮，被掩没在厚厚的枯叶之下，已与泥土一色。四汽车被烧掉了，溃败的中国远征军开始徒步穿越茫茫的原始森林，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伤病员怎么办？抬着走，是不可能的。留下，也只有死路一条。经过此前在同古、仁安羌等地的多场战斗，有1500多名伤病员。台湾官方的历史如此记载：原先留在莫的村，或为战伤或因重病不能跟随部队长途跋涉的1500余中华儿女，咸以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魂的志节，宁为烈士死，不作降虏生的决心，慨然于5月21日凌晨1时引火自焚，含恨而终！已经进入原始森林里的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听闻此讯后，面对莫的村的方向，朗朗而誓：“光庭（杜聿明字），只要一息尚存，誓灭日寇，报此仇雪此恨，以慰诸烈士在天之灵！”而那些活着进入原始森林的，约有一半没能走出去。进入原始森林，一旦得病或受伤，也只能死路一条。老兵杨伯方告诉我一件他亲眼目睹的事情，一位战友在翻山时，腿被摔断了，大家抬着他走了一段路，实在走不动了，正在无奈之际，连长下令，对着他的后脑勺开了一枪。大家有些愕然，连长说，留下来，也是死，他现在死了，我们还能埋他，我们死了，谁来埋我们？连长说的不假。老兵邹德安说，部队到了最后，已经整个崩溃了，“队伍里出现自杀的人，把枪口对准下巴，用大脚趾头扣动步枪的扳机。后来自杀的人，因为把枪都扔了，就上吊，尸体在树上，挂得到处都是。”邹德安湖南邵阳的原新22师士兵邓星乾回忆，“我们连刚上战场时有140人左右，战死20多人，而走出野人山后，连里只剩下20多人，连长王多也被活活饿死。驮物资的战马都杀掉吃了，后来连皮鞋、皮带、手枪套都吃了，再后来，只能吃草根。”军长杜聿明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到：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至八月初，各部先后集结于印度和滇西。据当时初步统计，由于指挥错乱，致各部队被敌杀伤、落伍、染病死亡的，比在战场上与敌战斗而死伤的还多数倍。计中国远征军动员总数约十万人，至此仅余四万人左右。”五在莫的村，关于1500余名伤病员集体自焚一事，我们没有找到目击者，也没有找到他们的安葬之地。回国后，我们看到原第五军新22师卫生兵刘桂英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这件事情，她是随后续部队抵达莫的村的，“在村子外面山脚下的一块平地上，搭着几个棚子，看到有工兵在掩埋被焚烧后的尸骨。尸骨不是集中埋葬，大的坑会多一些，小的少点，都是好多人在一起。”刘桂英说，她曾听说了关于伤病员自焚的一些细节，“有军官把伤兵集中起来问他们，现在我们无路可走了，你们跟我们走也是死路一条，你走不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自己想个法子处理吧。后来伤兵讲，你留一点汽油，你们走吧！”“看到那么多伤兵自焚而死，我们趴在地上哭起来。”刘桂英说，“是哭他们，也是哭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下来，出国打仗，怎么能败成这样子。”老兵董祠兴在生前接受采访时说，他们的部队是断后，等到莫的村时，伤病员已经被烧死了，现场还留下很多痕迹，能看出来，伤病员不是集中到一个地方烧死的，而是被分为好几块，在烧毁的汽车上也有遗骨，“伤病员应该不是直接被烧死的，而是自己先开枪自杀，死了后战友再用汽车将其焚烧。”湖南洞口县的原新22师66团一营重机枪连联络兵黄瑞祥说，他还亲眼看到另外一种处理重伤员的办法：装在卡车上连不能带走的装备一起沉到江里，“好多伤员不知道，以为坐着车要回国了，有些轻伤员还抢着上了车。”历史的记载，加上老兵的口述，可以证实的是，的确有1500余名伤病员，烧死在了莫的村。二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分析，中国士兵集体自杀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是被烧死。那么，是谁下的命令？上个世纪80年代，杜聿明曾写过两万多字的回忆文章《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仅一句话提到部队途经曼西，对烧毁汽车和1500余名伤病员“自焚”只字未提。真相如何，或许永远成谜。追问，也有太多无奈。在当时，也只有一死。但是，死者，不能成为炮灰。更令人愧疚的是，莫的村村长乌普江告诉我，“你们是在战争结束后，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中国人。”六村长乌普江的话，不完全对。在我们前往莫的村之前，已经有大批的中国人来到这里，淘金，或者伐木。在前往莫的村旁边的一个公路旁，挂着一块用汉语写着的警示牌，“杀树作牢”。那是对汉语不够精通的当地人对中国人的警告。不过，这个警告无济于事。这么多年里，我们去过很多次莫的村，很惊讶地发现，原本被森林掩映的莫的村，已经像被剃了光头。每次去莫的村，我们都会在焚烧汽车的地方，为那些为国捐躯的中国将士们，焚香烧纸，或者邀请当地的和尚，为他们诵经安魂。我们还在那里，为他们朗诵穆旦的诗，《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遗忘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曾为西南联大老师的穆旦，投笔从戎，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战场，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三年前，我们通过网络募捐，在莫的村为中国远征军英灵们，修建了纪念佛塔。就在上个月，2021年11月16日，中国远征军女兵刘桂英去世，享年102岁，她是1500名伤病员“自焚”事件的最后一位知情者。那些没有名字的冤魂们，可以被烧死，但历史，不能俱焚。（完）军人可以为国牺牲，但历史不能遗忘。老兵回家故事馆，期待您的捐赠支持。相关阅读：寻找1000名联合发起人，筹建老兵回家故事馆对抗靖国神社最好的方式，是厚待自己的英雄桂河桥畔的中国孤军致1000万名捐赠者：改变，看得见

致1000万名捐赠者，谢谢你们！一整理抗战老兵的资料时，突然看到了这张照片。老人和孩子，笑得如此灿烂。我一时想不起这是谁，就问志愿者。志愿者苹果说，这是我们广西的老兵向世典。哈，这是向世典！变化太大了，我竟然没有认出来。那是在2012年底，广西志愿者告诉我，在中越边境的一个小山村里，找到一位名叫向世典的抗战老兵，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竹棚里，家里一贫如洗。他的经历同样令人感慨，他是一名坦克兵，先是参加中国远征军，开着美军坦克碾压日寇，后来加入解放军，在开国大典时开着缴获的日军坦克驶过天安门，后来他去了朝鲜战场，开着苏制坦克和美军开战。在向志愿者叙说自己的经历时，向世典潸然泪下。那时，龙越基金会刚刚成立一年多，筹款异常艰难。但这位老兵的境况，让我们不得不迅速行动起来。通过网络，我们筹集了帮助老兵改善居住条件的费用，在春节到来之前，为老人安装了活动板房，添置了生活用品。入住新居的那天，老人抱着重孙，开心地笑起来。我们收集了很多这样的照片，刚发现的老兵，和经过志愿者照顾后的老兵，判若两人。他们的眼神里，没有了惶恐，而多了坚毅，今天，是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日，这十年里，有上千万名捐赠者，通过腾讯公益、淘宝公益等平台，捐助了11858名抗战老兵。平均捐款额，只有10多块钱。这场发端于民间的公益活动，让无数老人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来一组温馨的照片，致谢上千万名捐助者和志愿者。改变，看得见。二十年前的此时，我正在深圳的深南大道旁纠结，是吃牛肉拉面还是沙县小吃时，接到民政局的电话，告知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获得批准。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再一次用行动彰显了她的包容与魄力。基金会成立第一年，筹款额只有300余万，面对数千位需要照顾的老兵，杯水车薪。幸存的抗战老兵中，贫困老兵占到30%以上，孤寡的比例高达5%。无奈之下，我们通过“两会”代表、新华社内参等多种方式，向政府提出建议。民间的呼吁引起了官方的注意，民政部多次发文，力推关怀抗战老兵工作。2013年7月，在长沙市民政局的支持下，长沙市慈善会联合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启动长沙幸存抗战老兵关怀计划，为每位老兵提供每年1万元的致敬礼金，直至去世，其中慈善会负责7600元，龙越负责2400元。长沙市慈善会为该项目的总捐赠额，预计近千万元。长沙的行动，得到了新华社的重点报道。在此影响下，全国多个省市的政府部门陆续展开对抗战老兵的关怀工作。改变，看得见。三在寻找老兵的过程中，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事情是，志愿者上门核实一位老兵的身份时，打开笔记本一边询问一边准备做记录，这位老兵惶恐地说，“我的问题早就交代过了，你们怎么还来呢？”历史，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惊恐。我们需要关怀的不仅是他们的生活，还要给他们荣誉和认可。我曾联合陆川、王小山等大V在微博上发起“帮助老兵完成一个心愿”活动。这个本来重点关注抗战老兵生活问题的活动，意外的是，征集上来的心愿，却有近半关乎精神需求。最多的心愿，是获得一枚由国家颁发的纪念章。2012年，志愿者小梁给抗战老兵唐绩鸿送去纪念章，告诉他，只要参加抗战的，就是英雄。老人竟然哇地哭出来。陕西志愿者很用心，为每位新找到的老兵，举行一个致敬仪式，让老兵们内心的荣耀油然而生。但毕竟，这只是一个民间行为，老兵们最需要的，还是国家的认同。我们没有停止努力。2015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敏刚、全国政协委员刘晓，分别在北京接受多家媒体的联合采访，呼吁向所有的抗战老兵，发放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在此前60周年时，原国军抗战老兵，仅有将军级别的获得了纪念章。半年多后，30多位原国军抗战老兵受邀前往天安门，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其中河南的飞虎队老兵李占瑞，受到了国家领导接见。全国的大部分抗战老兵，均获得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纪念章。历史，终于给了他们应有的地位。改变，看得见。四有一年，我去香港开会，一位中年男人见到我，上前抱着就哭。边哭边说，他的父亲是一名抗战老兵，小时候，因为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全家人受了不少的委屈，他的学业和工作也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因此，他从来没有给过父亲好脸。直到有一天，他看到志愿者给父亲送来红包，他才幡然醒悟，他的父亲原来是一个英雄。此后，他对父亲寸步不离。荒谬的历史，为很多家庭留下了难以跨越的隔阂。而志愿者们，为他们打开了这扇门。被改变的，不仅是老兵和他们的亲人，还有无数的捐助者、志愿者。龙越有一个口号，关怀多少老兵很重要，有多少人去关怀抗战老兵更重要。长沙的志愿者上善若水告诉我，她负责照顾的一位老兵爷爷，有一次无意中说，邻居对他不好，看不起他。这年过生日时，志愿者为老兵组织了一个盛大的仪式，去了十几辆车。从那之后，邻居的态度一下子变了。我曾带着孩子去国殇墓园，看到他毕恭毕敬鞠躬的样子，让我十分欣慰。在关怀抗战老兵的过程中，我们还启动了烈士父母关怀计划、志愿军烈士寻亲等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志愿者不理解，不愿意参与。慢慢接触后发现，所有保家卫国的人，我们都应该给他们应有的尊重。原国军抗战老兵是因为党派的偏见，而被历史所抛弃。那么，我们在纠正历史的错误时，就应该放下偏见。我们需要的是推进不同阵营之间的和解，而不是延续仇恨。从人性的立场来还原历史，这是这个国家走向文明的关键。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不再偏激，在内心里，种下了和平的种子。改变，看得见。五2015年，我们启动了阵亡将士遗骸寻找工作，并且把找到的遗骸，交由上海复旦大学进行DNA鉴定，帮助寻亲。这是一项费时又花钱的项目。曾经有人问我，活着的老兵都照顾不过来，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收殓死者，我说：只有这样，当国难再一次降临时，才会有更多的男儿，即使马革裹尸仍不还，依然会走上战场。7年下来，我们找到了1300多具遗骸，修建了30多座墓地和纪念碑。不懈的坚持，终于让大家明白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政府也开始重视这项工作，两年前，国家成立了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这是军人地位提升的一大标志。另一个引起政府关注的，是为烈士寻亲工作。十多年来，我们共收集了近两万条寻亲线索，帮助200多个家庭，找到了在战争中失散的亲人的消息。只有每一位士兵都回到家乡，才是战争的结束。民间的行动，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去年，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为烈士寻亲列入工作规划，多次展开相关活动，赢得美誉。改变，看得见。六曾经开着坦克在抗日战场、国共战场、朝鲜战场驰骋的向世典，搬进志愿者为他修建的活动板房一年多后，就去世了。住进新房后，他哭着为大家唱了一首《胜利之歌》，哭声里，有伤痛，也有荣耀。又一个冬天到了，抗战老兵如落叶般开始凋零。抗战老兵关怀计划项目，也将站好最后一班岗。就在今天，抗战老兵关怀计划项目，在腾讯公益上的捐款，超过1亿元。对于有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小目标，但对这群老人来说，却是历史的一大步。令人沉重而又遗憾的历史，毕竟已经过去了。我们为后世留下的，不应该只有伤痛，更要有希望。我们曾为上百对抗战伉俪拍摄了婚纱照。有一幕让我很感动，夕阳之下，90岁的抗战老兵代崇山为妻子送上一把狗尾巴草，无比凄美。上千万名捐助者和志愿者，为这段正在谢幕的历史，涂上了绚烂的颜色。老兵们一个个离开了，十几年时间，我也由一个青葱少年变成了油腻大叔。历史不能忘记，和平更需珍爱。在抢购粮食今天，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已经意识到和平的重要。两个月前，我们在长沙注册了“止戈和平公益中心”，希望筹建老兵回家故事馆，我们希望留存每一位老兵的记忆，他们的经历，是历史的血肉；我们也想铭刻每一位英烈的名字，他们的牺牲，需要我们永远铭记；还有，我们会收集所有失踪者的资料，永远不放弃寻找。以小人物的视角去还原战争，才可以看到战争的残酷，才会有对战争的恐惧，才会明白和平的珍贵与美好。我希望用三年时间，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三年多后，将迎来抗战胜利80周年，那时，幸存的抗战老兵或已无几，但我们会留下相对丰满的历史。有了历史的留存，他们的牺牲，就有了价值。今天，是龙越基金会的10岁生日，也是双11，狂欢购物节，或者光棍节；在西方很多国家，今天是国殇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的纪念日。和平，是人类共同的梦想。你可以每年捐赠999元连续捐赠十年，成为我们的联合发起人，也可以只捐赠10块钱。改变，一定可以看得见。

第一眼看到这个纪念中国远征军的雕塑时，我感觉有点好笑，水泥堆砌的士兵头像，趴在地上，笨重、灰暗而又简陋，如果不是头上的帽徽，没人能认出这是一位士兵。等走近再看，竟然一下子笑出了眼泪。我是被那双直勾勾的眼睛触动的，纯白的眼球和黑色的眼珠，泾渭分明，眼角下斜，眉头紧皱，一幅欲哭无泪的样子。后来，我问建造这座雕塑的泰国华侨梁山桥，你想表达什么。他说：死不瞑目。一这个名叫孤军墓的雕塑，位于泰国西部的北碧府。北碧府毗临缅甸，被众人所知，是因为桂河大桥。桂河大桥则是因为同名电影，这部上世纪50年代最为著名的战争电影，讲述了二战时的英国战俘为日军修建桂河大桥，之后全力阻止大桥被英国特遣队炸毁的故事。1958年，该片获得奥斯卡奖最佳影片。真实的历史比电影更为悲惨。1942年，日军从泰国攻占缅甸，切断国际援华的重要通道滇缅公路。为了继续北上入侵中国西南，以及西进占领印度，日军计划修建一条由泰国曼谷至缅甸仰光的铁路，运送军队及战略物资。这条铁路穿越泰缅山区，森林密布。为了修建铁路，日军派出1万多人的铁道兵，强征约40万的劳工和战俘，在一年多时间，完成了全长415公里铁路的修建。奇迹，是用无数人的生命换来的。根据澳大利亚研究者的一项统计，大概有1.6万名战俘死在了这里，劳工更是高达17万人。每一条枕木下，都有一个冤魂，也因此，这条铁路被称为死亡铁路。死亡铁路的咽喉是桂河大桥，长约200米。为了阻止大桥修建，盟军屡次派出战机轰炸，恼怒的日军则把战俘赶到桥上，作为人质。好多年前，我看了电影《桂河大桥》后，心生疑问，修建桂河大桥的战俘和劳工中，有没有中国人？尤其是当我了解了中国远征军的历史之后，这种疑问更为迫切。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以溃败而告终，10万远征军，减员过半，除了牺牲、病死的之外，至少有上万人，不知所踪。这是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段历史，日军切断中国远征军撤退的后路，导致中国部队仓皇失措，溃不成军，最终败走野人山，数成人尸骨无还。在缅甸仰光的日军战俘营，也曾有很多中国战俘被关押在这里。十多年前，我曾在缅甸遇到很多当年因为部队溃败而流落于此的中国远征军老兵，这也是老兵回家公益活动的缘起。所以，当我听说在泰国的桂河大桥畔，有一座为中国远征军修建的孤军墓时，在2017年，我专程来到了这里，找到了修建者梁山桥。二梁山桥是湖北人，当过兵，做过书商，因为犯了错误被单位辞退，上世纪80年代来到泰国谋生，先是在曼谷，后来前往北碧府，在桂河大桥附近摆地摊，卖些珠宝、烟丝等。在这里，他娶了一位泰国女子。梁山桥不会泰语，他的顾客更多是中国旅客。为了吸引游客的注意，他挂了一个“出售大烟”的牌子，中国人以为是鸦片，好奇前来，结果是普通的烟丝。在摆地推的人中，梁山桥认识了一位名叫洪庭章的台湾人。2003年一天，梁山桥告诉洪庭章，他看到桂河大桥畔，有二战时盟军的墓地，有日本人的慰灵碑，也泰国的战争纪念馆，这里，应该也有中国的战俘死在了这里，为什么没有他们的纪念碑？梁山桥说，他的姑父是一名中国远征军军官，出征缅甸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这句话触动了洪庭章，他是台湾人，在日据时期，他的父亲也差点被日军抓去做军夫。“这里死掉的劳工，应该也有台湾人。”洪庭章猜测。而且，洪庭章对中国远征军也有很多了解，他在台湾的住所，就在孙立人将军的大院附近，他还曾进入大院，和孙将军聊过这段历史。中国远征军和台湾军夫，本来互为敌人，但双方的后代却想为他们共同修建一个纪念碑，双方一拍即合，那就叫华军碑。不管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都是中华民族。最初的华军碑，只是一块木板，上面用油漆写上字，竖立在桂河边的荒滩上。有一天，梁山桥看到，一位中国游客无意中看到这块碑，突然在碑前长跪不起。这一幕，让梁山桥的成就感油然而生，他决定，再做一个更大的纪念碑。三摆地摊的梁山桥，是没有宽裕的钱来修建纪念碑的，他就买来一些废弃的铁架和铁板，自己干。梁山桥当兵时，在部队做汽车维修，这些活对他来说，不算难事。他的行为感动了很多华人，有人凑钱给他买来一个电钻。2004年春节后，纪念碑做好了，高有6米多。有一幕让梁山桥一生难忘。有一天，他正在聚精会神地为纪念碑书写碑文，回头一看，突然发现身后有一位八九十岁的中国人，在默默流泪。梁山桥有些惊讶，这位老人说，我就是当年在这里修建铁路的劳工。老人叫黄思慕，福建人，当年日本人在这里修建铁路时，从中国抓了很多人来，最后能活下来的，寥寥无几。这段被埋没的历史，由一块木碑而始，渐渐浮出水面。老人说，那时，盟军的飞机经常来轰炸，炸死了好多人，而且，日本人对待战俘和劳工，非常严酷，累死的饿死的，还有得病死的，不计其数。还有，日本人把最危险的活，都是交给中国人干，稍有不从，就一顿暴打。“这里面，有中国远征军战俘吗？”梁山桥问。“肯定是有中国军人的，日本人给大家穿的都是日本军服，所以外界以为他们都是日本人。”黄思慕说，有些气愤地说，“外界都说桂河大桥是欧美战俘修建的，而有数不清的中国人，死在了这里，却没有人知道。”战争结束后，黄思慕去了新加坡。人生暮年，他重返梦魇之地，让他欣慰的是，终于有人为这段历史刻碑。根据梁山桥的讲述，我通过新加坡的朋友寻找黄思慕，却得知他已经去世多年了。四在寻访和死亡铁路有关的历史中，我找到了在新疆做了30多年狱警的张勇进。在他工作的监狱里，关押了很多国民党的校级军官，其中有一位名叫包笑天的人，曾在中国远征军部队服役。1942年，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包笑天成为战俘，和其他中国战俘一起，被送往泰国修建铁路。“他给我讲死亡铁路时，常常是老泪纵横、捶胸顿足，有一次差点伤心过度昏死过去。”张勇进说。包笑天说，战俘们遭受日本监工残暴打杀是司空见惯。他们对待病号和偷懒者的惩罚手段，更是五花八门。惩罚轻一点，是让病号将一块石头举过头顶，只要手一软，上来就用刺刀捅，一直到病号昏厥倒地，然后再用凉水浇醒；惩罚重的处理，是让病号自己或请别人帮着挖一个坑，将被惩罚者推下坑去，然后用土埋，直到剩下脑袋露在外面。每天，都有一大批战俘或劳工，受尽凌辱而含恨死去。1975年，包笑天获得特赦，此后不知去向。修建铁路的战俘。而国民政府军统局的一份档案，也提到死亡铁路。1943年，日军在广东台山高薪征用大批木工，送往缅泰南部山区工作，一去不返。后来，又在缅甸强征华侨木工，前往缅泰山区。军统局得到情况后，立即指派广东台山籍的曹业志前往调查，一个多月后，染了急性疟疾的曹业志返回仰光，生命垂危。临死前，他断断续续地说，日军将十名木工分为一批，由一名日军押送入山，不允许带除了衣物外的任何东西，深山路旁有许多树干，成井字形堆置，从形状来看，很像铁路枕木。军统局再次派出11名华侨木工，将治疗疟疾的药物奎宁用水溶入衣物，让他们进山侦查。这11人，只有两人逃出，确认日军在修建铁路。因为铁路是在森林隐蔽之下，盟军飞机很难发觉。军统局将此情况报告给盟军，盟军开始对泰缅铁路进行地毯式轰炸。五梁山桥修建的纪念碑，还是遇到了问题。立碑的土地，是一位泰国人的，这位泰国人看到自己家的地上，为中国死去的军人立了一块碑，心里很不悦。无奈之下，新的纪念碑修好没有几个月，只能拆除了。慢慢地，河边的荒草，将这堆废铁淹没了。有人说，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你一个摆地摊的，逞什么能。梁山桥有点失落。直到2005年的一天，有一位泰国的华人导游找到梁山桥，说，前不久，他接待了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华人游客，这位游客指定要去参观华军碑，但到了现场，却发现纪念碑卧倒在荒草之中，这位游客瞬间泪流满面，他把身上仅有的20元澳币交给导游，说，你帮我交给梁老，要他想尽办法要把这个碑立起来，这是中华民族的魂，怎么能躺着。梁山桥的内心里又燃起了火焰。碑立起来后，当地的警察又找来了，警告他，侵犯私人领地，是要坐牢的。作为一个异乡人，梁山桥不敢和警察理论，每次警察来找他，他就从后门溜走。也经常会有一些吸毒的地痞来敲诈他，梁山桥只能给点钱息事宁人。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有一次，梁山桥听说桂河大桥边上的一块土地要出售，他去和主人谈，主人要价50万泰铢，这对梁山桥来说是一笔巨款。正在这时，一位加拿大华侨知道这事，愿意赞助这笔钱。在泰国，梁山桥没有身份证，没有当地的银行帐号，他就让这位加拿大的朋友将这笔钱汇入泰国的一位朋友的帐户，钱到了，但这位泰国的朋友见利忘义，独吞了这笔钱。钱被骗了，但他不能对不起朋友，事情还必须做。梁山桥卖掉了自己在曼谷的房子，再在一些热心人士的资助下，买下了这块地。在这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梁山桥决定建一个中国远征军的雕塑。没有钱请设计师，他就自己来设计。在他的想象中，这个雕塑是从地下爬出来半个头的军人，戴着钢盔，两只眼睛里，是回不了家的忧伤。梁山桥觉得，那些埋骨桂河畔的中国军人，死不瞑目，活着时被敌人虐待，死了又被国家遗忘。为了设计这两个眼睛，满腹悲壮的梁山桥，用相机对着自己的眼睛拍了张照片，然后根据这张照片，画出了孤军墓的眼睛。远离祖国，为了埋骨桂河大桥的中国军人倾尽所有的梁山桥，又何尝不是一位孤军呢！孤军墓建好不久后，梁山桥在泰国的妻子，也因为积劳成疾而去世。六用无数战俘的尸骨垒起的桂河大桥，如今已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每隔一个小时，会有一辆小型的观光火车开过。年轻人在这里拍婚纱照，幸福美满。历史的沧桑，掩映在郁郁的绿荫里，河水静静地流淌，很少有人能感受到，这里有着十多万人的冤魂。战争结束后，盟军在这里修建了战俘公墓，占地千余亩，埋葬着6982名来自英国、荷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新西兰、加拿大和缅甸等盟军战俘。一望无际的草坪上，黑色的墓碑列队排列，上面刻着阵亡者的名字，而不知姓名的士兵，则写着：KNOWN

飞机已经进入跑道，我拿出手机，准备开启飞行模式，突然看到了重庆大胖哥发来的微信：奶奶走了。我一下子愣住了，虽然前几天胖哥已经告诉我，奶奶住院了，情况很不好，要让我做好思想准备，但我的眼泪还是哗地涌出来。临座是一位大姐，给我递来几张纸巾，问我怎么了。我冷静了一会，给她讲了奶奶的故事。一2014年，重庆志愿者芳菲接到一个电话，寥寥数语，述说的是一个长达70年的故事。1935年，年仅14岁的张淑英嫁给了时任71军87师的少校参谋钟崇鑫。两年后，战事突起，钟崇鑫奔赴淞沪前线，最多半个月，张淑英就会收到钟崇鑫从战场写回的家书。就在那个冬天，白雪漫天，而信，却没有了踪影。直到七年后，张淑英在大街上碰到了丈夫的一位战友，从他欲言又止的神态中，张淑英已经明白了一切。七年前的那个冬天，他的丈夫于南京阵亡。再等了五年，新中国成立，张淑英改嫁，生了两儿一女。打来电话的是张淑英的儿子，他说，他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张淑英告诉了他们这段经历。孩子们从母亲的脸上，看出了久藏于心的一种期待，他们决定，帮助母亲寻找她的前任丈夫，“他到底是怎么死的？”那是抗战胜利70周年到来的前一年，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在北京召开了“寻找你身边的抗战老兵”的新闻发布会，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让这段历史以从未有过的光鲜重返公众视野。这也揭开了诸多个体被隐藏多年的伤疤，有无数耄耋老人或者年逾古稀的孩子们，在电话里向我们啜泣，诉说战争的残酷和历史的不堪。我曾接过无数个这样的电话，我也不停地解释，我们只是一家民间机构，没有办法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他们常常会说，不，我不是找你们解决问题，你能听我说就可以了。其实，孩子们已经帮助母亲从史料中找到了前夫牺牲的记载，时任87师少校师部参谋仇广汉写的《淞沪抗战暨南京失守纪实》一书，有这样一段话：“城外部队苦战三日，打到十二月十二日上午，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的三个旅已伤亡殆尽，二五九旅旅长易安华、参谋主任钟崇鑫和旅部直属部队官兵全部阵亡于雨花台阵地……”只是妻子的追问，有太多的彷徨，一个战友口信，或者一段冰冷的文字，不应该成为一位为国捐躯的少校的阵亡通知。张淑英告诉自己的孩子：我不甘心，崇鑫说是要回来的。二对于更多国人来说，知道雨花台，是因为电视连续剧《红红的雨花石》。这部于上世纪80年代播映的电视剧，官方的介绍是，以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为时代背景，描写了一个穷孩子小岗，在地下党员指引下，踏着革命烈士的血迹，机智勇敢地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掩护真正抗日的革命力量，最后在同日寇的殊死战斗中，终于自觉地成为一名光荣的新四军战士。“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深深的埋在泥土之中……”其同名主题曲感染了无数孩子的心。每一个孩子都被教育，红红的雨花石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遇难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体，雄伟的雨花台烈士陵园建成。地处南京城南高地的雨花台，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亦是掩埋忠魂之所。最为著名的有杨邦乂和文天祥，同为江西吉水人，前者为南宋抗金英雄，被金人在雨花台下剖腹取心；后者为抗元英雄，兵败被俘，留下传世绝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样是为抵御外族入侵，可以为前朝的英雄建祠，颂扬忠义，却未能容忍近代为国捐躯者立锥。一个布满了近千年历史遗迹的地方，已成为著名景区，游人如织，而关于抗战这一段，却被活活地夷平。我的同事王伟，其爷爷杨杰曾任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少将副旅长，阵亡于1937年10月的淞沪战场，相传埋骨雨花台。王伟多次前往寻访，未见踪迹，他只能找一个僻静处，长跪，焚香。另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事情是，他曾多次寻找淞沪抗战纪念馆，希望将爷爷的事迹陈列其中，多次交涉无果，对方显得特别为难，说，这个要审批。三接到电话，寻找“钟崇鑫”的行动迅速展开。江苏志愿者四海在中国档案网上，查到了钟崇鑫的照片。有心的志愿者，将钟崇鑫的照片和张淑英年轻时的照片合成在一起，给他们做了一张合影。这张合影被张淑英放在床头，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会对着丈夫说几句话。湖南志愿者晴天，在档案馆里查到了钟崇鑫的资料，里面注明他是牺牲于南京保卫战。更让张淑英激动的是，在台北的忠烈祠里，志愿者找到了钟崇鑫的牌位。“我想去台湾。”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张淑英说。志愿者问她，你这么大年龄了，在路上出现意外怎么办？张淑英说，那你们就带我的骨灰去。2014年11月22日，在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的支持下，93岁高龄的张淑英飞赴台湾，直奔忠烈祠。摸着丈夫的牌位，她哭着说：崇鑫啊，我来看你了，我终于找到你了，从此我们再也不分别。在台北的六天时间里，张淑英天天都要去忠烈祠，站在丈夫的牌位前不停地说话。她唯一埋怨丈夫的一句话是：你说你一定会回来的，怎么就没回来呢？77年的等待，终于找到了丈夫的英灵所在。在抗日战场上，太多的丈夫，再也没有回来。钟崇鑫所在的71军87师，是当年中国最精锐的三个德械师之一，后来又调往云南参加滇西反攻。在怒江沿岸的荒山之巅，我看到很多阵亡于这场战役的英魂之碑，或碎于荒野，或没于风雨。能有碑者，也至少为连营级军官。能从绵延不绝的八年抗战中活下来，即使是校尉级军官，也实属不易。而令人唏嘘的是，无数生命造就一世英名的87师，则是覆灭于1948年10月的辽西战场，兄弟之间的搏杀，胜者骄傲地记载：全歼。殒命卫国，能成为民族共同的致敬，对于钟崇鑫来说，或者是幸运的。但志愿者一直未能忍心告诉张淑英的是，在钟崇鑫的档案里，写着“反革命”。四龙越的这次举手之劳，让张淑英一直心存感恩。四年前出差重庆，志愿者说，你去看看张奶奶吧，她很想当面谢谢你。我有些迟疑，这份感恩，受之有愧。更为关键的是，在龙越照顾的老兵有上万人的时候，我很害怕陷入这种对于个体的情感纠结。为了与时间赛跑，我们不得不采取流水线式的标准化作业，机构的重点是支持志愿者团队，通过他们更大规模地做好关怀老兵工作。而对于我来说，更是无法分身和分心。滞留缅甸的老兵李锡全去世前，问他的家人：孙春龙什么时候来看我？有一次去安徽黄山，在志愿者许大姐的带领下，顺道去看一位名叫殷义良的老兵，当他知道我的名字时，竟然一下子抱住我，趴在我的肩膀，就像个孩子。后来，他拉开抽屉，里面满满的是媒体对我报道的剪贴。广西柳州的孤寡老兵申长松，每隔几个月都会给寄来一箱龙眼干。其实，我不是太喜欢吃龙眼干的，我曾给申爷爷打电话，说家里还有好多，吃不了，让他别寄了，但爷爷不听。直到有一天，我好久没有收到爷爷寄来的龙眼干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涌上心头，打电话问当地的志愿者，确认爷爷两个多月前离开了。还有，湖南老兵吴淞去世后，他的家人在遗物中发现写给我的一封信，其感激之情让人心碎。另一个令人生怯的是，这是一份面对死亡的工作，每月拨付致敬礼金的名单，都在一点点缩短，那些消失的名字，无一例外地注明：去世。我最害怕的，是某个名字，曾经与我有过交集。前不久，财务人员帮我找出一张2013年12月的“工资”表，对前100位老兵做了一个统计，竟然发现已经有82位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每到冬天到来的时候，老兵们就如同落叶般凋零，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97岁，目前全国的幸存者，仅剩下3000多名。所以，那些在一线直面老兵的志愿者，是除了老兵，令我致敬的另一个群体，他们把悲伤积于心底，陪老兵们走完最后一程。五在那个稍微有些阴冷的清晨，张淑英奶奶坐在椅子上，向我讲述那些似乎发生在昨天的故事。成为新娘的那一年，她只有14岁。她一生都无法忘记那天的场景，中式的大红旗袍，白色的长头纱，深色高跟皮鞋，40桌的酒席，由军车装饰而成的婚车。当了兵，就是要随时准备为国捐躯。这是钟崇鑫经常给张淑英说的一句话。1937年旧历7月初7，匆匆回家的钟崇鑫告诉张淑英，他要去上海。一脸严肃的钟崇鑫，让张淑英有着别样的紧张。张淑英迅速给丈夫收拾了行李，送他到车站。不忍看到丈夫离开的背景，张淑英背过身去。这时，钟崇鑫突然从背后抱住她，她感觉到了丈夫的热泪打湿了她的头发。“阿妹，我会回来的。”钟崇鑫说。这一天，是公历8月12日，淞沪会战爆发的前一天。之后，每隔半月，张淑英都会收到丈夫从前线写回来的信。开始，都是喜讯，有胜利，也说他升迁为259旅中校参谋。奶奶不知道的是，战场上的火线提拔，往往是那个职位的军官已经战死。所有研究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役，都少不了淞沪会战。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一场大的会战，80万中国军人奔赴沙场，最终以伤亡30万人的代价告诉强大的敌人，这个国家，是不会屈服的。后来的每封信里，钟崇鑫都会提到他们熟识的人在战场上牺牲的消息，这让张淑英有些心惊胆跳。在一封信里，钟崇鑫告诉她，万一他在战场上牺牲，她还年轻，后半生就自己选择。字里行间，已经可以看到弥漫的硝烟。一语成谶。六钟崇鑫的遗像摆放在电视桌上，张淑英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丈夫上香。旁边，是电脑合成的合影，一位17岁的少女，和一位生命止于1937年的少校。她的枕边，是“中华民国”和大陆民间机构补发的纪念章，还有一本薄薄的史料《南京保卫战》，那本读了无数遍的书，早已熟稔于心，依然爱不释手。张淑英说，读这本书，我就感觉他还活着，他就在我的身边。这场因为战争戛然而止的爱情，被定格于她最懵懂最天真的年代。她的深爱，也从此定格，亦从未停止，即使若干年后，因为生活所迫，另一个男人已经到来，即使那个荒谬的年代，他成为人人唾弃的旧军官。直到后一位男人去世，直到被遮蔽的历史打开了天窗，她内心的深爱再次被唤醒，而且重续。在回忆中，她很自然地叫他崇鑫，从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脸上，我看到了少女的羞涩，和爱情的自信。重庆的一家墓地，为钟崇鑫捐赠了一个衣冠冢，免得张淑英再去台湾，省去舟车劳顿。而张淑英又在对面为自己买了一个位置，可以相互对视。她告诉自己的孩子，她死了后，要和崇鑫在一起，不想和你们的父亲在一起。孩子们很大度，同意了母亲的愿望。从台湾回来后，奶奶的身体好了很多，她不停地向所有帮过她的人，做一件事情，给他们织毛衣。道谢，也是道别。奶奶的左眼早已失明，她是用一只眼睛，一针一线地织好毛衣。那年冬天，我收到了奶奶寄来的包裹，是一件浅色的毛衣，未等上身，暖意已扑面而来。穿在身上，竟然发现上面有一根长长的白发，用手去扯，发现已经被织进了毛衣里。那一定是奶奶织毛衣时掉落的。一同寄来的，还有一件孩子的毛衣，那是奶奶给我儿子织的。让我诧异的是，还有两双用毛线织成的毛绒绒的婴儿鞋。有一次我去重庆看奶奶，我问奶奶，小毛鞋是送给谁的啊？奶奶笑着说，给你的孙子准备的，我肯定活不到那个年纪，希望为你添福添寿。七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临座的大姐唏嘘不已，她问了我一句话，你说，那个时代的爱、善良，以及忠义，为什么都如此深切？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今年3月，奶奶过了100岁生日。这，是生命的一个奇迹。这几年里，奶奶住了好几次医院，志愿者为她筹款，帮她请保姆，告诉她，奶奶，要坚持，我们要让你看到，为这个国家牺牲的人，一定会享受到这个国家至高的荣誉。这么几年里，也有无数的人，去看望奶奶。我一直在想，如果奶奶在有生之年，可以获得一枚国家颁发给她的丈夫的荣誉勋章，或者认定他的烈士身份，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上周，重庆大胖哥告诉我，奶奶住院了，情况不是很好，让我做好思想准备。重庆大胖哥是当地的资深志愿者。没有想到，今天中午，奶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把奶奶送我的小毛鞋，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也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自己所从事的这份事业的初心，永远不能忘记。这双小毛鞋，会放进我们正在筹备的老兵回家故事馆里，我会给大家讲奶奶的故事。一个国家需要记录的，不仅仅是士兵的忠勇，还有爱与离别。（完）支持老兵回家故事馆公益项目，请长按二维码。

愿天下止戈，所有的亲人都可以团聚。——题记2021年3月，为爱止戈演讲音乐会。一三年前，我们组织了一个“带你去台湾找爸爸”的公益活动，这个有些呆萌的活动背后，是一段悲壮的历史。抗战时，有无数个爸爸走上战场，结果杳无音讯。在此前，我们收到上万条寻亲线索，寻找爸爸的儿女，都是白发老人了，他们人生最后的心愿，就是知道爸爸去了哪里，给他磕一个头。寻找70多年前失踪的人，是一项如同大海捞针的事情。志愿者们不懈努力，有200多个爸爸有了音讯，或是荒野里的一块残碑，或是阵亡名单里的一个名字。其中，在台湾的忠烈祠，找到了众多捐躯者的牌位。我们计划，带这些孩子们去台湾，完成人生最后的心愿。去台湾祭拜爸爸的活动，有8个孩子参与。最年轻的已经76岁了，名叫张亚杰，她的爸爸杨维钧是一名营长，牺牲于常德保卫战。年纪最大的是87岁的女儿饶毓琇，她的爸爸饶国华，川军145师师长，在南京保卫战时被敌人包围，自杀殉国。忠烈祠的接待仪式庄严而又细致，接待官王惠民上校带队迎接大家的到来，他和每一个孩子一一拥抱。那些年过古稀的孩子，在他们刚刚出生的时候，爸爸就去打仗了，他们的一生，从来没有男人这么有力地拥抱过。这一抱，已经让他们泪流满面。烈士祠是供奉阵亡者牌位的地方，木制的牌位按军阶整齐排列，如同他们当年出征的阵列。戴着白手套的礼兵，将牌位请下来放在主祭台，这些孩子一一进入，献花，鞠躬。烈士祠里，无比安静，只能听到礼兵的皮鞋落地声和这些孩子轻轻的啜泣。这是爸爸阵亡后，他们离爸爸最近的时候，虽然他们的爸爸，只是木牌上一个不会言语的名字。二这些孩子中，最触动我的，是莫文彪，贵州三都县人，布依族。他的爸爸莫少华阵亡于江西，那年，他只有两岁多。他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妈妈带着四个孩子，受尽苦难。莫文彪说，他12岁时就上山种田，苦得很。长大后，妈妈告诉他关于爸爸的事情。妈妈说，爸爸阵亡后，村子里一块去打仗回来的人告诉她，日本兵太厉害了，他们打不过，有一次，几个老乡偷偷商量，要跑，莫少华说，我不能跑，我当兵之前是保长，送了很多乡亲去打仗，好多人都死在了战场上，如果我当了逃兵，没脸见乡亲。对于爸爸，莫文彪仅仅知道这一件事情。去台湾的8个孩子中，只有莫文彪的爸爸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忠烈祠里，阵亡的将军会有独立的牌位，低阶的军官是每100人一个牌位，而普通士兵，没有木制的牌位，只有花名册。祭拜时，莫文彪只能对着一个写着“士兵/士官烈士之灵位”的牌位。接待官王惠民看到了莫文彪的落寞，他说，不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是国家的英雄。在牌位前，莫文彪为爸爸读了一篇自己写的祭文，然后喃喃自语。声音很小，我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这么多年里，我带过无数的孩子去爸爸的墓地，听过他们撕心裂肺地哭泣，以及对苦难的哭诉，但此时，这位年近八旬的儿子，没有哭声，没有眼泪，却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内心淤积已久的悲痛。他越隐忍，我越会感受到他对爸爸思念的无尽。三离开忠烈祠时，莫文彪迟迟不肯上车，欲言又止。催促之下，他竟然有些怯怯地说，他不想回去了。这让我大吃一惊，这次祭拜活动，是以商务考察团的身份，私自脱团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仔细询问，莫文彪才有些羞涩地说，他是布依族，族里有风俗，人死在外面，要用自己家里的米，撒在回家的路上，为他招魂。他说，他担心影响大家的行程，让我们先走。我告诉他，没事，大家等你吧。莫文彪听了，高兴得像个孩子，他快步折返忠烈祠，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米，一边撒向天空，一边低声吟语。这个简单而又神秘的仪式，让人心生敬畏。做完仪式，莫文彪告诉我，“帮我和爸爸合张影。”然后，他把手搭在爸爸的牌位上，笑中带泪。木制的牌位，就如同爸爸的肩膀。返程的飞机由香港中转，再经深圳口岸回到内地，再转乘高铁回到贵州三都县。一路上，在海关，在飞机场，在高铁站，莫文彪都会撒下一把米。他一脸的虔诚，令人心碎。对于莫文彪来说，能去台湾，这是一生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妈妈临终前，给了他一张用白布层层包裹着的纸，是爸爸的抚恤令。爸爸是在1942年6月阵亡于江西，直到抗战胜利后，抚恤令才送达家里。政府给了100元抚恤金，原本答应再给20年抚恤金，结果，旧政府自身难保。莫文彪一直珍藏着爸爸的抚恤令。直到志愿者找到他，告诉他，由龙越基金会出路费，带他去台湾时，他瞪大了眼睛说，真的吗？那时，他的两个姐姐已经去世了，他和哥哥商议，他先去，等到下一年，哥哥再去。回程的路上，我问莫文彪，在忠烈祠，你一直在跟爸爸说话，你在说什么呢？他说，我告诉爸爸，我年纪大了，这是我第一次来看您，也是最后一次了，我告诉爸爸，我要带他回家。是的，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就在第二年，莫文彪的哥哥去世，未能完成去台湾的心愿。今年4月，和我们一起去台湾的陈嘉祥去世。他的爸爸陈钟书，是滇军的一位旅长，阵亡于台儿庄战役，临终前留下两个遗愿，一是遗体送回老家，叶落归根；二是政府帮照顾子女，免得他们孤苦无依。英魂的尸骨，却未能回家。因为战事紧张，部队将其安葬于徐州关外。2006年，陈嘉祥去战场寻找爸爸，坟地的原址已被用来修建铁路，他只能在那里抓了一把土。另一个遗愿，也因历史的变幻变得更为悲惨，陈钟书的10个儿女，有近半在文革时死于非命。四根据抚恤令上的阵亡时间推算，莫文彪的爸爸莫少华，是在浙赣会战中的宜黄战役中牺牲的。在此之前，这个以贵州草鞋兵为主的102师，在师长柏辉章的带领下，征战四方，淞沪一战，一个师剩下3000多人，拉回陕西整训，补充新兵，再上徐州战场，一仗下来，就剩2000多人，再撤回江西参加浙赣会战。随后，又参加长沙会战。抗战结束，一个师，总伤亡约两万人，比一个整编师的人数还多两三倍。102师的悲壮历史令人唏嘘。有一次，河南志愿者发现一位名叫孙永清的老兵，是102师的。一打听，他竟然知道莫少华，而且明确说是牺牲在了江西。说到打仗的事，孙永清说，有一次，炊事班送来的伙食里有股血腥味，送饭的说，路上遭遇日机轰炸，班长怕炸弹把饭菜炸飞，身子伏在饭菜上牺牲了。志愿者是在2016年找到孙永清的，那年他已经100岁，独自住在一个杂草丛生的土坯房子里，屋梁上全是灰尘，结满蜘蛛网。志愿者将孙永清送进养老院，问他还有什么心愿。他说，希望有生之年，回当年的战场看看，悼念那些血洒疆场的战友。2017年11月，在志愿者的陪同下，孙永清前往长沙，他曾在湖南驻防六年。站在湘江边上，孙永清将黄色的菊瓣撒入涛涛江水中。1944年6月，日军在进攻长沙三次未果的情况下，调集精锐部队，发起第四次长沙会战，孙永清和战友们驻守长沙小吴门，身为机枪手的孙永清，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血水和雨水一道，流入北去湘江。2019年，孙永清去世，志愿者们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安葬在长沙，和他的战友们，永远在一起。历史并不遥远，却已断垣残壁。为纪念阵亡将士，国民政府于1940年在湖南南岳衡山修建忠烈祠，历时三年落成，有13座大型烈士陵墓。而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忠烈祠被当成反动遗址，被毁碑挖墓。虽然后来得以重修，但是大部分英魂的名字，已不知所终，无法复刻。如今，很多人知道南岳衡山是著名的“五岳”之一，却不知道这里是抗战英烈总神位的供奉之地。我曾无数次地前往这里，站在空荡荡的忠烈祠前，欲哭无泪。一个国家，没有英烈的安息之地，就如同活着的人，没有魂魄。我们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我们的英雄，却是孤魂野鬼。五我更早一次去台湾忠烈祠，是在2014年6月，我带了两位抗战老兵，吴淞和张默坚，前者在常德会战中，他所在的第十军三师九团三营，仅幸存3个人。吴淞参观抗战纪念馆。1950年，吴淞逃亡香港，在准备上船前往台湾时改变了主意，他的哥哥在抗战中死掉了，他要回家去照顾孤苦的母亲。这一回头，等待他的，是23年“历史反革命”的牢狱。吴淞有一个心愿，在台湾忠烈祠查找哥哥的资料，他的孪生哥哥吴赞先和他一起参加抗战，后被日军俘虏，被日军注射了毒针，回家不久后死亡。遗憾的是，忠烈祠没有找到吴赞先的任何资料。在此前，他也曾写信给台湾“国防部”查询，也是没有任何记录。“你说，这些为国家牺牲的人，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连一个名字都没有，你说，这仗是给谁打的？”吴淞问我。同去的老兵张默坚，站在忠烈祠正厅的国民革命烈士灵位前，嚎啕痛哭。时年93岁的张默坚说，想到那些在民族危亡之际牺牲在战场的战友，心里很痛。张默坚拉着我的手说，“一定不能忘记历史！”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原国军老兵受邀参加天安门前的阅兵式，这段历史有了前所未有的荣光。接受习主席授勋的原国军老兵李占瑞，回家后说，这份荣誉，有哥哥的一半。李占瑞和哥哥李占祥一起参加抗战，有一次，他们在长沙战场上相遇，他和哥哥约定，活着的人，要回家照顾好父母，后来，哥哥没有了消息。勿忘历史，就是不要忘记为历史做出牺牲的每一个人。六从2008年发起老兵回家活动开始，我们帮助了11858名抗战老兵，找到了1341具阵亡将士遗骸，帮助上百个家庭找到了在战争中失散的亲人。相比整个抗战来说，这也仅仅是沧海一粟。即使在台湾忠烈祠，所供奉的抗战英烈，也不足牺牲总人数的一成。在与时间赛跑关怀抗战老兵的同时，我们也尽可能地去对这段历史做一些补救。经过小伙伴们的多方努力，至今共整理出366515名抗战阵亡将士的名单。一个士兵，可以血洒沙场，但是，不能被遗忘。遗忘，是他们彻底的死亡。对于抗战，对于这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战争的纪念，不能沦为一句口号，为国捐躯者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故事，应该永远被我们所铭记。历史，应该回归到每一个人身上。对于寻找到的每一具遗骸，我们都做了DNA鉴定，希望这些生命的信息，将来可以为他们找到回家的路。只有每一个士兵回到家乡，才是战争的结束。在寻找遗骸的过程中，有一幕曾让我泪流满面。在湖南平江的荒山上，有当地的百姓为牺牲的士兵立了很多碑，因为不知道名字，上面写着“军人”、“兵士”，或者“古人坟”。这里，是保卫长沙的第一道防线。这么多年里，我重走了好多个旧战场，站在断垣残壁间，我常常在想，我们如今做的，也是另外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与时间赛跑，去偿还历史对幸存老兵的亏欠；这场战争，是与遗忘抗争，去收集记忆，知来路，明去处；这场战争，是让当今的人知道，和平的珍贵和美好，再也不要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七前几天，莫文彪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正在给爸爸莫少华申报烈士。他还说，他想把爸爸的抚恤令捐给我们。这是他的爸爸用生命留给他们唯一的遗物，我理解这位82岁老人的心愿和对我们的期待，他的爸爸，不仅仅是家族的荣耀，更应该成为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历史，需要留下他们的记忆。九一八，是国耻日，而忘记历史，则是更大的国耻。近十几年时间，志愿者在关怀老兵的同时，收集了很多关于历史的细节，我们需要把这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战争告诉后世和未来，没有他们的牺牲，何来我们的今天！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墓地中找到的士兵胸标。我们计划去做一件事情，用三年时间筹建一个老兵回家故事馆。这个馆，将尽最大努力，陈列每一位为国捐躯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故事，不论是将军还是士兵，不论是英勇还是恐惧。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应该有他们的立锥之地。三年后，幸存的抗战老兵已所剩无几了，我希望他们在去往另外一个世界时，告诉他们的战友，他们用生命保卫的这个国家的人，是有良心的。我们希望以民间的力量，用铭记的方式，让传承的信念，给这段历史一个体面而又温馨的谢幕。这是一个特殊的战争纪念馆，我们希望，留存每一位老兵的记忆，他们的经历，是历史的血肉；我们也想，铭刻每一位英烈的名字，他们的牺牲，需要我们永远铭记；还有，我们会收集所有失踪者的名字，永远不放弃寻找。抵抗侵略是他们的义务，铭记他们是我们的责任。捐助老兵回家故事馆，请长按二维码：相关阅读：对抗靖国神社最好方式，是厚待自己的英雄1000万网友，为一群耄耋老人发了十年工资寻找1000名发起人，筹建老兵回家故事馆

三年前，我去日本参加一个活动，返程去机场前，临时去了一趟靖国神社。作为老兵回家公益活动的发起人，我想去看看，这个横亘于中日关系之间的铜墙铁壁，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匆匆的一个多小时，五味杂陈。一始建于1869年的靖国神社，是为了纪念戊辰战争中为恢复天皇权力而牺牲的军人。这是一场改变日本命运的内战，摆脱封建统治，形成统一。遗憾的是，日本由此野心膨胀，开始对外战争，并把死掉的军人、军属，供奉于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供奉有246.6万人，有94%是战死于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靖国神社的建筑，主要是祭祀场所，有普通百姓参拜的拜殿，有祭祀神灵的本殿，最核心的是供奉战死者名册的地方，叫灵玺簿奉安殿。名册里，就有东条英机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名字。有很多人会误解，以为供奉的是牌位，其实都是名册。有人说，靖国神社门口有提示，“禁止参拜目的以外的进入”，认为进入就是参拜，这是不客观的，在日本，有很多神社都有这样的提示，主要是为了保持神社的庄严，防止偷盗、抗议等，如果“不参拜进入”，只是涉嫌建筑物侵入的罪名而已。另一个核心建筑是游就馆，就是战争纪念馆，主要展示日本近代战争的介绍、遗物、影像资料等。其他的建筑，主要是一些雕塑。有母子像，反映在战争结束后，孤儿寡母生活的不易。还有为军马和军犬立的慰灵碑，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军马是重要的运输工具，日本约有70万匹军马死亡。二我去了游就馆，希望了解他们对侵华史的认知。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起因，其认为是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合法取得了满洲的权益，而中国人却经常发起挑衅和恐怖袭击，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日本关东军进行了武力报复。对于卢沟桥事变，则称是日本军人在卢沟桥附近巡逻时，在遭受枪击的情况下，进行了反击，后来为了防止对抗升级，签订了停战协议。而对“南京大屠杀”，只是用“南京事件”来表述，认为他们枪杀的是伪装成平民的中国士兵。令我难以接受的是，关于游就馆的介绍，有这么一句话，“博物馆内展示的每一件物品，都展现出那些为了国家和平而捐躯的英灵们的真实情怀。”这句话，无疑是对“和平”这个词的玷污。在展览馆里，有很多官兵的遗书、英魂录、必胜的旗帜、死而后已的书法作品等；有好几面墙上，整整齐齐地贴满了战死官兵的照片，上面写着姓名、籍贯、战死的日期和地点。据资料介绍，总数量达5000多幅。到处都是军国主义色彩。即使销售的文创产品，也是必胜旗做的贴纸、零式战斗机图案的水杯、靖国刀等。看完展览，我在留言本上有些愤怒地写下一句话：为什么没有看到对战争的反思和忏悔！最让我五味杂陈的，是对于战败的描述。他们说，在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日本军队解除了武装，他们的战斗精神一如既往。苏联军队将接管的武器弹药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强他们的军备。9月2日，他们在密苏里战舰向美军投降。没有提及一句向中国投降的历史。三我去的时候，游就馆正在举办一个展览，100岁的老兵菅野廉一关于泰缅铁路的记忆展，菅野廉一是铁道第9联队陆军少佐。二战时，日军为缓解海上补给线不足，强迫六多万名盟军俘虏，以及30多万劳工，修建连结泰国曼谷和缅甸仰光的铁路，至少造成4万人死亡，每一条枕木下，都有一个冤魂，也因此，这条铁路被称为死亡铁路。电影《桂河大桥》，说的就是段历史。而侵略者的展览，说的却是他们如何的艰辛。桂河大桥，位于泰国北碧府。用无数战俘的尸骨垒起的桂河大桥，如今已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年轻人在这里拍婚纱照，幸福美满。战争结束后，日本在这里修建了纪念园，里面有慰灵碑，碑下，是牌位林立的靖国神社。这里，也有盟军的纪念墓地，主要是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士兵，一望无际的草坪上，黑色的墓碑列队排列，上面刻着阵亡者的名字，而不知姓名的士兵，则写着：KNOWN

大家好，我是老兵回家公益活动发起人孙春龙。前不久，我接到银行的电话，要求对账户流水的异常情况进行调查，这让我大吃一惊。对方问，“在你们单位的补贴发放表里，发现有一位95岁的老人？”“是的。”我说。“他还在世吗？”“在。”“你们是怎么知道他还在世的？”“我们有志愿者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去看望。”“他在替你们单位做什么工作？”“什么也不做。”“那为什么会发工资？”“他80年前做过很多，替这个国家去打仗，他们是抗战老兵。”对方愣了一下，对我说，“向你们致敬！”我告诉他，自从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2011年成立以来，我们找到了11858名抗战老兵，给超过一半的老兵发过“工资”，而这些钱，大部分是由网友通过腾讯和支付宝等网络平台捐赠的。十年来，我们筹款约3.5亿元，有超过1000万人次的捐赠。聚沙成塔，科技向善。看到这篇文章的您，或许就是千万分之一。谢谢您的参与了。一这十年来，我们也根据筹款情况，不停地给老兵们涨工资，最初每个月只有300元，到现在，根据老兵的经济状况，每月会有600元~1200元。“工资”虽然一直在涨，但令人伤心的是，人数却不停地减少。财务人员帮我找出一张2013年12月的“工资”表，对前100位老兵做了一个统计，竟然发现已经有82位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每到冬天到来的时候，老兵们就如同落叶般凋零，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97岁，目前全国的幸存者，仅剩下3000多名。这些微薄的“工资”，给老兵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尤其是很多生活在农村的老兵，有了收入，或许可以多吃一顿肉，买件新衣服，家庭地位也提高了。四川遂宁的抗战老兵欧阳清，妻子早逝，他独自把儿子抚养大。住在农村的欧阳清，每月仅有220元的老年补贴。他的儿子，在成都蹬三轮车为生，为了照顾父亲，儿子把老人接到成都，住在一个仅有五六个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有一次，欧阳清摔伤，无奈之下，儿子只能把他送回老家，而老屋早已破败不堪，无法入住，儿子在镇上帮老人租了一个房子。因为要照顾老人，儿子没有办法去蹬三轮车了，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顿。龙越知道情况后，委托志愿者为老人送去了每月1200元的致敬礼金，解决了老兵的基本生活需求。更为重要的是，这份“工资”，让他们感受到了一份荣耀。得到大家帮助的抗战老兵向世典，无比高兴。湖南湘潭的抗战老兵杨明甲爷爷，曾是炮兵一旅的驾驶员，参加了两次长沙会战，在敌机的轰炸中，冒着生命的危险，一趟趟地把炮弹送到前线，又从前线运回牺牲者的遗体。杨爷爷住的小区，有很多退休干部，他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有一次，麻将馆的老板说，老杨没有退休工资，就不收他的茶位费了。爷爷听了，无比失落，反倒不愿意再去麻将馆了，生活过得很落寞。有一天，爷爷兴高采烈地来到麻将馆，理直气壮地告诉老板，我也有工资了！二老兵回家公益活动发起于2008年，那年，我在缅甸遇到一位流落于此的湖南老兵李锡全，他加入中国远征军参加完滇缅作战后，因伤留在当地，再也没有回过家。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帮助李锡全找到亲人，并且接他回家。回家的时候，李锡全带着一本中国地图册，他说，那是好多年前托人买的，想家的时候，他就翻开地图册，看着湖南那一页。只有让每一个士兵都回到自己的家乡，才是战争真正的结束。为了接老兵回家，我去过缅甸很多次。令我惊讶的是，几乎在每一个战场，都有日本人修建的纪念碑。最为著名的，是位于缅甸密支那的“招魂之碑”。发生于1944年的密支那战役中，一位名叫坂口睦的日本士兵死里逃生，成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晚年的时候，他与夫人寿美子捐款在密支那的尹洛瓦底江边建了一座长达30.5米的卧佛，这是仅次于仰光的全缅第二大睡佛。作为回报，缅甸政府同意其在卧佛寺的入口处，修建了一座“招魂之碑”。在卧佛寺另一侧的一间小房子里，还有一个“小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多个在此战死的日本军人的牌位。在那里，我深受触动。我想，对抗“靖国神社"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英烈有一个更好的地方。为此，我们于2015年启动了英魂回家项目，至今已在缅甸、河南、云南、湖南等地，找到了抗战阵亡将士遗骸1341具，修建抗战英烈墓地22座，整理阵亡将士名单逾31万。在缅甸寻找中国远征军遗骸时，我们发现一支钢笔，这位不知名的士兵，一定用它给亲人写过信，告诉母亲或妻子，等打完仗后就回家。我们收集了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一位妻子给远在缅甸作战的丈夫马如云写信，“亲爱的夫君，见字如面”，表达思念之情。马如云回信说，等打完仗，我就回家。一个月后，妻子收到阵亡通知书。这位士兵的孙子说，其实他的爷爷和奶奶都不识字。写信是找人代笔，读信也是找人代读。夫妻两个，隔着几道陌生人，传递着思念。这位士兵的孙子马占炜，是一名书法家，他为我们写下一幅字，为爱止戈。在缅甸，有大约10万中国远征军将士埋骨异域。牺牲最多的地方，当属野人山。10年前，我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前往野人山。在一个叫莫的村的小村庄，我们访问了村子里的一些老人，但对70年前的事情，已经记得不是太清楚了。就在这时，有一个老人从老远的地方跑过来，对着我们，非常着急地说了一大堆话，他说的是缅语，我们听不明白。但我们感觉，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翻译，一脸的惊讶，到了最后，眼睛里全是泪水。翻译是缅甸的一位华侨，也是一位中国远征军老兵的后代。我们着急地看着翻译，不停地问他，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什么？翻译没有理会我们，他静静地听完这个缅甸人的讲述，才告诉我们，离这里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地名，叫德佑呜，德佑，是中国的意思，呜，是哭，就是中国人哭的地方。地名的由来，是在1942年，有一支中国的部队，撤退到这里时，没有了路，而敌人紧随其后，他们全部牺牲在了这里。这位缅甸人带领我们，来到一片原始森林，扒开厚厚的落叶，竟然找到了一些铁皮和汽车的零部件，他说，当年中国的部队无路而走时，他们在这里烧掉了汽车。躺在枯叶中的铁皮，有一个绿色的植物顺着小洞长了出来。看着这个场景，我想起了曾经随军翻越野人山的著名诗人穆旦写的一首诗：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这是抗战骑兵薛维轩的画，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18期的骑兵，参加了在包头等地的对日作战。包头一役，约2000名战友血洒沙场。为了纪念牺牲的战友，晚年时，薛维轩创作了几幅画。未等完成涂色，2020年，97岁的薛维轩老兵去世了。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一时难以想象战争的惨烈，直到我们看到了这条腿。通信兵郭学杨参加了湘西会战，被日军化学炮弹击中，失去左腿，右脚五趾俱损，双手只留下大拇指。因为生活贫困，老人只能自己做了一条木制的腿。志愿者发现他后，为他装了假肢，买了轮椅。三年后，老兵去世。在十多年时间内，志愿者一共找到11858名抗战老兵。有上千万网友参与捐赠，为这群耄耋老人，发了10多年的“工资”。几乎在每一个县城，都有关爱老兵志愿者。近日，我们找到一张2013年的“工资”清单，前100名老兵，已经有82位永远离开了我们。目前幸存的抗战老兵，仅有3000多位。97岁，是幸存者的平均年龄。每到冬天，他们就如落叶般凋零。我们，需要留下他们的故事。相比战场上牺牲的人来说，他们是幸运的。这是在缅甸密支那寻找中国远征军遗骸时发现的一支钢笔，这位不知名的士兵，一定用它给亲人写过信，告诉母亲或妻子，等打完仗后就回家。我们总计寻获抗战阵亡将士遗骸1341具，遗物里面，最触动我们的，是钢笔，口红，照片框，写着名字的胸标。我们曾采访过这样的故事，妻子给在缅甸作战的丈夫马如云写信，“亲爱的夫君，见字如面”，表达思念之情。马如云回信说，等打完仗，我就回家。一个月后，妻子收到阵亡通知书。每一个走上战场的士兵，都有一位等他回家的母亲。我们收藏的很多家书，开头都写着：母亲大人。这是一位名叫韦世祥的士兵写给母亲的信，一共有近20封。每次换防，他都要给母亲报去平安，嘱咐弟弟在家不要和母亲高声说话，让转告妻子，他在外面不会找其他的女人，“以报答她守旧之志”。5年后，这位士兵再也没有写回信。他的母亲，也在无望的期盼中离世。韦家的后人一直在寻找，说，不能成为孤魂野鬼。这么多年里，我们收到了18000多条寻亲的线索，帮助200多位孩子，找到了在战场上失散的亲人的消息。下面这条视频，是一位找到爸爸的女儿，她在爸爸的墓前哭喊：大啊，你狠心把你娃留下。大，是陕西话的爸爸。有很多孩子，是遗腹子。他们一辈子，没有喊过一声爸爸。他们最大的心愿，是找到爸爸埋骨的地方，磕一个头，喊一声爸爸。我们帮助台湾老兵王呈松找到了他在江苏的女儿，但父女两个分别60多年，身份一时难以确认。正在两难之际，女儿拿出了两块银元，说那是爸爸从战场上托人送回来的，她一辈子都没舍得花，并说出了托请人的名字。王呈松记得这件事，他一下子把女儿抱在了怀里。如今，回到大陆的王呈松也已经去世了，女儿把两块银元捐给了我们。我们希望把这个故事，告诉更多的人。那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有300多万名中国军人再也没有回家。我们经过长达三年多的努力，整理出22本抗战阵亡将士名录，有约31万人的名单。这已是目前两岸最全的一份阵亡将士名单了。在日本靖国神社，最核心的是供奉战死者名册的地方，叫灵玺簿奉安殿。我们反对靖国神社，我们更需要有一个地方，永远铭刻所有英烈的名字。老兵回家公益活动发起已经14年了，我们关怀的老兵和找到的遗骸，相比那场伟大的战争来说，还微不足道。仓皇的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救赎的机会。但值得我们欣慰的是，在这十几年时间里，有上千万名捐助者和志愿者参与了这项公益活动，这和在国难当头之际，义无反顾走上战场的中国军人一样多。抵抗侵略是他们的义务，铭记他们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时代的人，同样有血性，也有担当。为了把这段历史告诉后世和未来，我们计划在长沙筹建老兵回家故事馆。这是一个讲述小人物故事的战争纪念馆，所有的故事，都是关于爱情、亲情和友情。我们希望铭刻每一位英烈的名字；我们希望留存每一位老兵的记忆，他们的经历，是历史的血肉；我们希望收集失踪者的名字，永远不放弃寻找。同样，我们希望留下捐赠者和志愿者的故事，体现这个时代之于历史的责任。让历史回归人性，回归到每一个人身上。今天是抗战胜利76年纪念日，我们向全球同胞发起倡议，邀请成为老兵回家故事馆联合发起人，共同筹集场馆筹建费用。该场馆总面积2221平方米，每年租金99万元，业主给了我们很大优惠。我们希望寻找1000名联合发起人，筹集租金。筹款主体为长沙县止戈和平公益发展中心，昨天刚刚获得批准。长沙市慈善总会、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等将为我们提供募捐支持。我们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做好透明公开。该场馆预计于2022年7月7日正式开放，每年接待参观人数不低于10000人次，通过网络传播等影响人数每年不低于1000万。讲述战争，倡导和平，来，和我们一起，成为和平守卫者。具体众筹方案为：1、一次性捐赠不低于49.9万元：聘为老兵回家故事馆终身荣誉馆长；邀请所在机构成为联合主办方；可做运营机构理事，参与场馆运营和管理；在场馆铭刻捐赠者姓名，按年度当面汇报场馆运营情况，享有无限次由老兵回家发起人孙春龙的现场讲解，以及为该捐赠者指定机构的一次义务讲座，赠送由孙春龙近期内部出版限量版书籍全套四本，及其他文创产品；2、一次性捐赠不低于9.9万元：聘为老兵回家故事馆荣誉理事；可做运营机构监事，参与场馆运营监管；在场馆铭刻捐赠者姓名，并按年度汇报场馆运营情况，享有老兵回家发起人孙春龙的现场讲解一次，以及为该捐赠者指定机构的一次义务讲座，赠送由孙春龙近期内部出版的限量版书籍全套四本，赠送抗战骑兵明信片一套；3、一次性捐赠不低于9999元：聘为老兵回家故事馆联合发起人，可列席运营机构理事会；在场馆铭刻捐赠者姓名，并按年度汇报场馆运营情况，享有老兵回家发起人孙春龙的现场讲解一次，赠送由孙春龙近期内部出版的限量版书籍全套四本，赠送抗战骑兵明信片一套；4、每年捐赠不低于999元，持续捐赠不低于10年：聘为老兵回家故事馆联合发起人，在场馆铭刻捐赠者姓名，并按年度汇报场馆运营情况，赠送由孙春龙近期内部出版的限量版书籍全套四本，赠送抗战骑兵明信片一套。5、一次性捐赠不低于999元：按年度汇报场馆运营情况，赠送由孙春龙近期内部出版的限量版书籍全套四本；如再邀请一位同档位捐赠者，另赠抗战骑兵明信片一套；6、一次性捐赠不低于99元：按年度汇报场馆运营情况，赠送抗战骑兵明信片一套。同时欢迎提供装修装饰材料、监控设备、办公用品、义卖物品等实物捐赠。我是老兵回家活动发起人孙春龙，从事这项公益14年了，我的人生目标，是尽力做好三件事：关怀幸存抗战老兵，寻找阵亡将士遗骸，传承历史倡导和平。我从来没有后悔把自己的青葱岁月献给这段历史。当年，那些士兵走上战场时，也正值芳华。铭记他们，我们责无旁贷。我，需要您的支持！捐助者服务微信：15334393462。

近日，中宣部、财政部、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文，对全国县级以下英雄烈士纪念设施进行整修。对英烈的尊重，显示出这个国家的担当和良知。这也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只有这样，当国难再一次来临时，才会有更多的热血青年，会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十多年来，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一直在以民间微弱的力量从事相同的事情。至今，我们在缅甸、湖南、云南、河南等地，寻找到抗战阵亡将士遗骸1341具，修建抗战英烈墓地22座、纪念碑14个，并且联合上海复旦大学对遗骸进行DNA鉴定，建立了全国首个英魂数据库。我们还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整理出约31万名抗战阵亡将士名单，这是两岸目前最全的一份名单。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告慰那些在抵御侵略的那场民族之战中牺牲的中国军人，我们不会忘记。遗憾的是，我们的努力弱如蚍蜉，面对牺牲的300多万中国军人，我们的成果微不足道。在荒野，我们找到很多抗战英烈的墓地，尸骸横陈，碑残墓陷。在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南江镇，志愿者在荒山上，发现很多抗战时期阵亡官兵的墓碑。有一块墓碑上写着两个大大的字：军人。墓碑的后面，是芳草丛生的坟冢。1941年9月，日军进占岳阳、临湘一带，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墓碑不远处，曾是当时的野战医院。如果不是人为的原因，这块碑不会断成两截。从茬口看，已经有好多年了。如今倒在草丛中，碑上的字已经模糊不清，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两个字“抗日”。当地百姓称，这块碑是一名叫杨蓝卿的军官，从前线抬下来不久就牺牲了，时为营长军衔，因为在战场时团长战死，代理团长职务继续作战。在湖南长沙县春华山上，有数十个抗战阵亡将士的墓冢，每个墓中埋葬的将士都有上百人。他们在长沙会战中牺牲。如今，墓碑早已不知所踪，村民修建房子里，常常能挖出来成堆的白骨。河南南阳市南召县云阳镇街头，一位名叫崔占元的士兵的墓碑被用于修墙，甘肃人，阵亡于1938年。《南召县志》记载，民国27年，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十五后方医院移驻南召，有20多名伤病员在医院死亡，县政府在南石庙营建烈士陵园，以示缅怀。在贵州省安顺市新桥老街，有一条石板路，铺设路面的石块，竟有很多是烈士的残碑。这是一块信息最多的残碑，上面写着“陆军第四十…第三连驾驶…陶君…湖南祁阳…民国三十三年十…”，旁边的另一块残碑上写着“常宁县”。祁阳和常宁，没有隶属关系，都是湖南省，且两个字体大小不一样，据此分析，这两块碑不是同一个人。抗战时期，约有200万湘军奔赴沙场。2011年11月，遗弃在广西南宁一片垃圾里的100多个抗战阵亡将士墓碑，经过媒体报道后，当地政府将其清理保管，至今未能重修墓地。在河南农民的苹果园里，我们找到的阵亡将士遗骸中，发现了用砖做的碑，写着他的家乡和名字。不难猜测，那些士兵们死后，是希望有一天可以找到他们的亲人，回到他们的家乡。2015年，我们在缅甸住户的猪圈和垃圾堆下面，找到了347具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的遗骸。无比心痛的是，这些遗骸至今还摆放在当地，尸骨已化为风尘，却依然无法回国安葬。详见：没有回家的347个孩子在从事这项工作中，也不停地会有人质疑我们，这是国家应该做的事情，你们一个小小的民间机构出什么风头？是的，这是国家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解释说，国家包括了政府和民间，政府的勋章和优抚，以及民间的尊重和个性化服务，才是完整的国家荣誉，这才是对英雄应有的铭记和致敬。政府能主导参与，我们全力配合，是我们最大的心愿。这十几年来，民间志愿者找到了11858名原国军抗战老兵，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合作，给了这些老兵最后的荣光。我们曾希望国家政策层面能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但限于法律规定，未能实施。而在202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中，依然规定，本法所称退役军人，是指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法退出现役的军官、军士和义务兵等人员。也算了吧，不争取了，毕竟，如今幸存的原国军抗战老兵，也仅有3000多人了，平均年龄超过97岁，民间的力量，是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基础的人文关怀的。但是，对国军抗战英烈墓地的保护，这不是民间力量可以做到的。涉及国军抗日烈士的追认、褒扬的最早的政策文件，是1950年10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颁发的《关于革命烈士的几点解释》称，“国民党军官兵（包括空军）确因抗日阵亡者也包括在内。”198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追认为革命烈士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国民党阵亡军人）遗属主动提出申请，并有可靠证明者，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2018年4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也明确说，“近代以来，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毕生奋斗、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功勋彪炳史册，精神永垂不朽。”无疑，抗战中阵亡的国军官兵，是国家承认的烈士。那么，那些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行为，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些英烈的墓地，就应该列入政府的保护，和组织纪念仪式。近日出台的对全国县级以下英雄烈士纪念设施进行整修的政策，希望进一步明确，将原国军抗战英烈墓地纳入范围之内。文件明确了，基层政府才有可能去做。国军抗战英烈墓地的保护，和关怀抗战老兵一样，同样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事情，再不保护，就没有机会了。那么，我们将成为这段历史的罪人。保家卫国是他们的义务，铭记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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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缅甸人带领我们，来到一片原始森林，扒开厚厚的落叶，竟然找到了一些铁皮和汽车的零部件，他说，当年中国的部队无路而走时，他们在这里烧掉了汽车，然后开始进入了莽莽的丛林之中。

前言：这是我采访过的最传奇的一个故事了。为了不剧透，就用这句话作为标题了。两年前，经过一位老兄引见，我在昆明见到了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医生，名叫李建坤，70岁。我前后去了他家三次，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也有些不敢相信他的故事。记者出身的我，一次次地追问，最终发现，他的讲述无懈可击。这个冬日，我终于决定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只有键盘的声音，如同历史的回音。一李建坤8岁那年，大概是1957年，有一天，正在洗衣服的妈妈突然抬着望着他，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话：“你长得太像你爸爸了。”“我爸爸是谁？他在哪里？”李建坤迫不及待地问，从他懂事起，他一直就想搞明白，别的孩子都有爸爸，而他没有。原本温情说话的妈妈，突然变得有些愤怒，“早死了！”李建坤继续追问，妈妈扭头就走了。李建坤的妈妈叫李小香，李建坤和妈妈姓，所以他连爸爸姓什么，也无从得知。那时，他刚刚有一个养父，叫李天才。继父姓李，他也不用改姓，正合适。继父曾经是一名解放军军官，转业后到了中缅边境的云南澜沧县工作，在一个小厂里担任厂长。在此之前，妈妈带着他在昆明一个解放军高级军官家里做保姆，那个军官的级别很高，出入都是小车，还有警卫。这个军官对待部下很严厉，但是对他们娘俩，和蔼可亲。养父对李建坤很好，对妈妈也是百依百顺。但养父的脾气也太好了，妈妈有时候会无理取闹，养父一点也不生气。这让李建坤有些不明白，妈妈之前是纺织厂的女工，后来做保姆，又不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怎么还这么傲气。他能感觉到，在妈妈的内心里，她觉得养父配不上她。有一次，连李建坤也看不过去了，他悄悄对妈妈说，“人家还是个领导，你还带着我这个拖油瓶，你凭什么对人家指手画脚的。”妈妈听了，白了他一眼，“什么破领导，你懂个屁！”李建坤乐了，他隐隐觉得，妈妈不是个一般人。二李建坤的童年过得很幸福。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经常在深夜的时候，会有一个穿着西装皮鞋的神秘男子来到家里。这个陌生男人一来，养父就会小心翼翼看看外面有没有人，然后快速关上门，把他迎进里屋说话。而妈妈见到这个陌生男子，每次都哭哭泣泣。但李建坤很高兴，因为对方每次来，都会带来好多好吃的。而且这些吃的，可不一般。有成桶的奶油，还有整箱的奶糖，外包装上印着英文。这个陌生男人，每次来都会很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告诉他要好好读书，有什么喜欢的就尽管说。等对方一走，养父会把外包装上的英文抹掉，并且很严肃地警告他，“只能在家吃，出去后绝对不能乱说。”那个年代，好多人连饭都吃不饱，这些东西，实在是太稀罕了。而且，是常年持续地供应。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好奇地问养父，“这个男人是谁，怎么会对我们家这么好。”“是河对面牛奶厂的厂长，我平时对他们很关照。”养父有些轻描淡写地说。李建坤猜测，这个厂长可能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要不他怎么会对我这么好。他想探个究竟，有一天放学后，他冒险游过河，找到牛奶厂，结果发现，这个厂长一脸漆黑，是一个佤族，根本不是送奶糖的那个陌生男人。再到后来，这个陌生男子再也没有出现了，李建坤有些失落，他也不敢问妈妈。那时，妈妈开始变得神神叨叨，后来发展成严重的抑郁症。三不仅是李建坤想知道，当地政府也想搞清楚。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个人是不能有秘密的。有一天，工作组来到家里，刨根问底地盘问妈妈，而妈妈呢，就坐在地上撒泼，装疯卖傻，甚至捡起路边的一坨牛粪，塞到了嘴里。工作组的人摇了摇头，无奈地离开了。李建坤无比惊讶地看着妈妈，但妈妈一句话也不说。李建坤感觉到了害怕，他不敢再提奶牛厂的事情了。他知道，在妈妈的内心里，一定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是和他的亲生父亲有关。直到妈妈临终前，告诉他这个秘密时，李建坤顿时泪流满面，妈妈之所以守口如瓶，是因为这可能牵扯到全家人的命运。妈妈虽然一个字也不说，但还是会时不时地露出一些蛛丝马迹。有一次，有人在妈妈面前炫耀自己坐了飞机，回家后，妈妈一脸不屑地说：“切，坐个飞机有什么稀罕，我都不知道坐过多少次了。”李建坤有些不可思议地问妈妈，你坐过飞机？你坐过很多次飞机？母亲知道失言了，不再理他。还有一次，学校军训，李建坤拿回家一副绑腿，但怎么都打不好。妈妈看到了，三两下就帮他打好了，动作十分熟练。李建坤诧异地问：“你怎么会打绑腿？”妈妈悄悄告诉她，她曾当过女兵。李建坤很好奇，但妈妈却不愿多说，还叮嘱不能告诉别人。而到了学校，差点惹出事来，教官看了看李建坤的绑腿，说，“你这个打法，是花式绑腿，是国民党的打法。”李建坤吓出一身冷汗。他由此猜测，他的亲生父亲，可能是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四其实有一次，李建坤差点见到爸爸了。那是在1961年，养父出轨。其实这件事情，妈妈早有耳闻，她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在乎。这让李建坤想不通，妈妈对爸爸，鸡毛蒜皮的事都计较，在这个大事上，却显得若无其事。问题是，有人告发了这个事。在那个年代，这算流氓罪，是要坐牢的。

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在做梦？”已是深夜，杨玲玲突然听到父亲唱歌的声音，她来到父亲的床前，焦急地询问。她的父亲杨剑达，此时正躺在床上，干瘪的眼窝里泪光闪闪。听到女儿的呼唤，杨剑达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坚定地说：“不，我没有做梦，因为明天就是‘九·一八’！”这一天是2011年9月17日，杨剑达唱的歌是《松花江上》。直到现在，忆及那天晚上的一幕，杨玲玲依然是泣不成声，“爸爸那时候已经是食道癌晚期，说话都很困难，他几乎是用了全身的力量在唱那首歌。”这首歌，也成了他生命最后的绝唱。20天后，杨剑达去世。杨剑达的家在缅甸密支那，他的出生地则是在广东梅县。1938年，16岁的杨剑达离开家乡，跟着姐姐远赴印度做生意。远离沦陷的国土，但并没有远离这个民族的伤痛和责任。1943年，杨剑达在印度加入中国远征军新38师，这支由孙立人率领的中国军队，沿着新开辟的史迪威公路，从印度边境列多开始，穿越整个缅北，与日军多次激战，之后在中缅边境与滇西远征军胜利会师。战争结束后，杨剑达和许多老兵因为厌倦战争，脱离部队滞留缅甸，他们期待有一天国家太平之后再回家过日子。抗战结束了，但国家并没有太平，之后的另一场战争，让杨剑达从此有家难回。二很多人知道杨剑达，是从电视上，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或者是柴静主持的“看见”都制作了“老兵回家”的专题节目，也都用了他唱《松花江上》的一段视频。这首歌，唱的人忧伤，听的人心碎。尤其最后那句“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老人因为哽咽再也无法唱出，歌声就此戛然而止时，观众的眼泪顷刻决堤。央视的制片人李伦说，第一次听这首歌，一开始觉得有点长，听到最后，慢慢听出那点苍茫，听到哽咽唱不下去时，才理解这首歌里70年的长度。70年前，正是这个民族苦难最为深重的时候，国土沦陷，民众流离。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侵略者从缅甸登陆，国际援华物资通道被切断，中国的西南大后方正岌岌可危，民族存亡，命悬一线。这时候，在印度做牛皮生意的华侨杨剑达，毅然加入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抗日。彼时，这首创作于“九·一八”之后、东北军流亡西安期间的歌曲，早已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那段让观众泪飚的视频，拍摄于2009年5月。那时我正组织一批流落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家探亲，杨剑达说，他因为骑自行车摔断了腿，“回不去了。”言语中，有着无奈和悲伤。接着，杨剑达给我们唱了这首歌。两年之后，我再一次询问杨剑达，是否愿意回家探亲时，没想到他毫不犹豫地说：“想。”三第一次见到杨剑达，是在2008年初，那是我第一次赴缅甸采访中国远征军。杨剑达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记者，言语颇多。他带来一张2005年的《联合早报》，报纸已经泛黄，但被塑料袋精心地包裹了很多层。之所以保存这份报纸，是因为上面的一篇文章《历史包袱和政治偏见》，这篇通篇在谈中国远征军的文章，也提到中国年青一代的反思和救赎，文章结尾说：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去访问八路军老兵的温馨场面，但若当时也有国军抗日老兵的身影出现其中，一定会令人感到圆满温馨和由衷欣悦。杨剑达有过这种“欣悦”，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大使馆给留缅的抗战老兵颁发了由胡锦涛主席签名的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杨剑达把它藏在箱底。来了外人，坐在轮椅上的他会喊女儿玲玲把纪念章拿出来，由他一层一层打开包装，像剥包菜一样，当那枚金色的纪念章亮闪闪地呈现在客人眼前时，老人脸上的喜悦也像花儿一样绽放。这份迟到半个多世纪的国家荣誉，给杨剑达带来了很大的满足。但显然，仅仅这一枚纪念章，是难以完全抹去这位老兵内心的伤痛和寂寞。在缅甸生活60多年，杨剑达一直没有加入缅籍。问起原因，他说，在印度时，有一次一位华侨被当地人打死，家属找到大使馆，使馆准备交涉时才发现，这位华侨已经加入英籍，最终此事不了了之。“我加入了缅籍，我的国家就保护不了我了。”杨剑达说，“我是一名中国人，我是一名中国军人，有一天，我终究要回到我的家乡。”

我专程去了美军搜寻遗骸现场，让我震惊的是，他们为了寻找一个机组的官兵遗骸，去了十几位专家，在当地雇了50多名工人，整整工作了45天，把每一捧可疑的泥土，都放在筛子里筛，不放过一颗牙齿。

试想，如果大陆的法律中，明确规定捡拾遗失物在多长时间不上交，就要受到刑法处理，邓教授还需要深更半夜发微博求助吗？长沙机场还需要兴师动众在春运关键时刻浪费人力吗？

在波澜悲壮的中国抗战史上，能抱着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而义无返顾走上战场的人并不多，大多是被抓壮丁或为了吃饱肚子而被迫从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阶层所表现出来的家国情怀弥足珍贵，且可歌可泣。

这种自我满足，让我们忘记了受助者的需求，忘记了使命本身，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受助人的痛苦之上。如果套用十九大精神，中国公益界存在的最大矛盾，就是公益参与者的逼格越来越高，而无数受助者依然在等米下锅。

我的新书在历经一年时间的审查之后，终于得以出版，遗憾的是，这篇精彩无比的序言，却未能刊出。经过编辑努力，摘了一段话放在腰封上。放在腰封的原因，也是一旦苗头不对，可以不要腰封，而保全书的出版。

她是一名18岁的学生，她的爷爷在抗战中失踪，她走了很多战场，寻找自己的爷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直面历史，寻找真相，告慰英灵，呼唤和平。

忘记了目标，痴迷于过程，这是公益圈自嗨的核心所在，自嗨的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公益圈，包括很多参与公益的人。我的上一篇文章，《孙春龙：对明星做公益的一点忠告》，大家也可以看看。

检索“爱里的心”公益项目，最新的报道是，八年时间，帮助了285名患者，支出1000多万元。看到范冰冰在节目里引以为豪时，我想告诉她，八年时间所取得的这个成绩，真的对不起一代巨星“范爷”这个称号。

今天，只发一张截图。今天，只发一张截图。今天，只发一张截图。

当然，这是有过惨重的教训。六年多前，在从事媒体记者的职业巅峰之际，我戴着耀眼的光环转身公益，满腹自信，结果碰得头破血流。昂贵的学费让我学会了一句话：要学会去接触自己不认同的东西。

从开始进警察局，到做完笔录，大概花去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期间，从警局门前经过的人，不停地有人进来问路，坐在前台的警察会立马站起身来，很有耐心地指给对方。有一个路人一时听不明白，警察还出了门，为他比划。

在云南省龙陵县的荒山上，有一块名叫李从海的烈士墓碑，碑文显示其为安徽阜阳中流村人，志愿者经过千辛万苦找到这个村子，而且一位村民称，他的叔叔名叫李从海，抗战时从军失踪。但经DNA鉴定，其未有亲属关系。

千鸟渊位于东京市中心区域，建立于1959年，是用来埋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无名战死者的墓地。二战期间及战后，日本将海外战场上发现的35万具无名日军官兵遗骸都收容于此公墓的“纳骨塔”或陶棺之中。

以致于每次住宾馆，我都会用卫生纸堵住房门上的猫眼，将房门反锁，用椅子抵在门后，甚至会拔掉电视机的插头，因为指示灯的亮光会映出我的影子，等黑暗将我吞噬，我才会选择房间里靠墙角的那张床，蜷缩而眠。

根据碑文信息，正在河南出差的龙越基金会秘书长姚遥和当地志愿者一起，立即赶往王营长的老家太康县，村子里的人都知道王营长，当年是一个大官。他曾送给妻弟一套军装，毛呢大衣和长筒军靴，逢年过节妻弟就会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