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讨论研究课题的设定时即指出应该对研究课题进行生产能力分析:有的课题看上去能产生相当顺理成章的论述,但是却只能停留在常识层面,所谓老生常谈。有的论述新鲜奇异,但却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有的论述看起来眼花缭乱但却是造成思想的迅速短路,这就是自绝出路的、没有生产能力的论述。好的研究是能够为创作源源不断地输出话题和机遇的。因此应该从生产能力的角度反过来评估研究的价值:你的研究方向和方法是否持续为你的创作提供了动力。基于研究展开创作,首先破除了灵感天才的浪漫传统,使创作/创造力成为一定量的研究工作投入之后可预期的必然的结果,并能以研究的态度及时总结创作方法,更新创作方法。对创作方法论有研究能力与反思能力的艺术家,必定是能够不断地自我发展,不断进步的艺术家。到最后创作和研究将会浑然一体,创作也是一种研究,研究也是一种创作。历史意识和对话性创作我们看黄宾虹的山水画上的题字,总是不断地在论证宋画的厚实或者用某前辈画家的笔意来画某处山水。这样的绘画就同时是一种研究,也是一种创作。他的作品可以视为一种美术史思考的实践案例,事实上,每一件作品都是在回应并发展古人提出的命题,是主动把自己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工作,用自己的话语和实践重新表述历史经验。研究是中国艺术的传统。中国传统书画家经常同时也都是书画史家,通常都有史知和史识。黄宾虹先生的题画文字可以看到一种以画证史的意识。中国传统的优秀的艺术家经常是积极的写作者。董其昌,石涛画语录,都是最重要的艺术理论。黄宾虹、潘天寿都亲手写艺术史。这是我们的传统,不要被资本主义的身份分工意识所毒害,要以文艺复兴人为天经地义的追求。这样的艺术是养人的艺术,越做创作人越渊博,史识越开阔,创作的出路也越多。研究型的艺术家不存在江郎才尽,不会短命夭折。创作和理论都强是没有问题的。在历史的语境中工作,我们就必须考虑如果你是八大山人,在他那样的语境中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潘天寿在他那样的语境中,你会怎么做?而如果你是杜尚或者塞尚,在他们那样的历史语境中,你会怎么做。然后反过来想,八大山人或者杜尚,在你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怎样做?历史研究不是把历史当做理由来支撑当前行动,而是以当前活动作为历史命题的延伸和应答。由特定的历史观支撑着的当前行动,会发展出临摹性创作、题跋性创作、唱和性创作、修订型创作、自我翻版型创作、对话性创作等丰富的谱系。这样一种历史观必须假定历史在每个特定的时刻并不存在必然的预定路径。同样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的行动者身上可能产生不同的选择。因此历史被视为暗含着多向发展机遇的工程,重返原点、回溯历史并重新假设发展路径,构造或然历史模型,成为一种与现实历史积极对话的方式。它不得不同时是一种研究和创作。大型计划就一个研究课题而言,总是可以细分为若干子课题的。这些课题可以区分为核心和外围,这些课题之间可以区分成若干阶段。基于研究进行创作,因为研究课题相对稳定,所以创作行动会围绕同一研究课题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面向展开。它将会很自然地发展成我所说的“大型艺术计划”。研究者以一个大型计划来统辖和组织一系列或多系列的大量作品,围绕同一课题反复以创作去展开探索。大型计划会帮助研究和创作者建立起问题和作品阵列:大问题小问题相嵌套,作品随之慢慢形成丰富的陈列。大作品小作品、长期作品和即兴作品形成互补机制。从而可以帮助创作者消灭垃圾时间,找到忙碌的理由。更重要的是,基于研究的大型艺术计划,建立起一个可生长的作品疆域:研究是把创作对接在世界的问题本身之上。问题环环相扣,一个问题自然地带出另一个问题。把创作建立在研究之上,随着研究的推进带来创作的推进,作品疆域从根据地出发,慢慢扩展到整个世界,这帮助创作者很自然地持续发展,避免了创作的简单重复。基于课题研究的大型计划,等于初步描画出该课题的地图或“元素周期表”,它会由周边的既有成果产生出尚未被填充但可能存在的物质所在的位置,这非常接近于生物学上生态位的概念。只要存在着生态位,在竞争排除原则的驱动下,有亲缘关系的物种的一部分会进化去填补生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