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8日，谭嗣同殉戊戌之难的第124个周年，又一个平静的黄昏，又一个寂寥的秋日。这位长眠青山之中的思想家，他穿透暗夜的光斓，还陪伴着每一位心怀宇宙的少年人。秋日秋语，秋心秋愁，值此秋祭，特将邻梅馆馆主贾雪梅女史评析谭嗣同联语“云声雁天夕，雨梦蚁堂秋”之作摘录于此。（点击此处可查看原文）他的性情品格如琨玉秋霜，他的文章诗词似华星秋月，这联被友人沈兆祉称赞不已的联语，短短十字，却言近旨远、余味无穷。云声雁天夕雨梦蚁堂秋《对联话》里记有谭嗣同一副短联，印象颇深。语云：“甘肃布政司署牡丹多至百数十本，高或过屋，林亭之胜，敻绝一时。.....复生尝自撰壁联云：“云声雁天夕；雨梦蚁堂秋。”沈晓沂绝爱之，以为骨重神寒，但当翦取半江秋水书之耳。”初读此联，被这10个字营造的氛围一动，为所下评语“骨重神寒，但当翦取秋水书之”又一动，但并未深想，凝神思慕了一下，也就过了。某日，或许就是个秋天的傍晚，夕照微茫，有雁飞过，伫立良久，我忽然就想起了此联：云声雁天夕；雨梦蚁堂秋。#

后来凭吊意，分付此山川

Sitong谭嗣同（1865.3.10—1898.9.28）他33岁的生命短暂到转瞬即逝，如今刚刚拿到样书的我，也恰好即将要满33岁。

今晨七时，哲学家李泽厚在美国时逝世，享年91周岁。李泽厚生于1930年，湖南宁乡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中，李泽厚被青年人尊为“精神导师”，在知识界极具影响力。

复生手草”，及“七月十一日住浏阳会馆”。在谭嗣同的所有书信中，只对李闰一人使用过“复生”的署名。No.6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他是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他生于北京宣南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他在戊戌政变中殉难，时年卅三这是关于谭嗣同较为通行的简介名声带来流量的同时也不免让这副“烈士脸谱”印象刻板其代表著《仁学》广为世人所知且是维新派第一部哲学著作在中国思想史地位举足轻重这部著作既有关于学政教的反思又有沟通天地人的尝试其中所体现出作者卓岳不群的气质、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挥洒自如的笔法都令后世有志之士倾慕不已说这么多正经的先看谭先森怎么为自己卖个瓜……好吧……接受他这波安利辣么就来听着这首几乎每一句都是在唱他的《哲学家》大家一起来看看今天读《仁学》的意义吧！如今距《仁学》的发表已有两个甲子时移世易，《仁学》的价值有没有随时间推移而减损？整理《仁学》，除了供近代史、思想史研究的专业读者使用外，还有什么必要？普通读者可以从《仁学》当中汲取哪些有益的养分？日新月异的精神永不过时Alter

谭嗣同（1865.3.10-1898.9.28）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他是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他生于北京宣南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他在戊戌政变中殉难，时年卅三这是关于谭嗣同较为通行的简介名声带来流量的同时也不免让这副“烈士脸谱”印象刻板其代表著《仁学》广为世人所知且是维新派第一部哲学著作在中国思想史地位举足轻重这部著作既有关于学政教的反思又有沟通天地人的尝试其中所体现出作者卓岳不群的气质、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挥洒自如的笔法都令后世有志之士倾慕不已但尽管如此，误读却所在多有对这部伟大著作的研读仍很不充分抨击其条理不清晰、自相矛盾、各门类学科“杂糅”者更是众口一词然而博览深思撰写《仁学》的谭嗣同与慷慨赴难的谭嗣同是同一个人不了解他学术体系者是其遗憾不能明白他良苦用心者是之悲哀《仁学汇校本》小编曾在与一位浏阳好友聊天时听其感慨：“《仁学》真是太艰涩难懂，我们全浏阳恐怕都没人读得明白！”听完这话小编十分惆怅，这样一部闪烁着人文关怀与悲天悯人充满了先贤智慧与勇敢的作品，却好似天生与普通读者不大友好，那才真是令人叹惋！作为一部相对有点“佶屈聱牙”的哲学作品大部分人很难弄懂《仁学》所要表达的内容更毋论其逻辑脉络、前后勾连考虑到这个情况想让更多人愿意真正去阅读《仁学》所以我们做了这样一本带有导读的汇校本《仁学》共分上下两卷共五十篇上卷三十篇，重哲学思想体系的搭建下卷二十篇，偏政教、社会、人伦的重塑将每篇添加百余字的内容导读之前再加几字的简短梗概简明扼要总结出本节主旨再结合原文撸一遍可以说《仁学》就差不多粗略弄明白了这样做非敢佛头着粪，只藉以取便读者（篇末有本书五十篇的导读目录）此外，对于已深有研究的学者专家而言导读就请直接忽略吧！但本书价值也有些许：这是第一本结合各版本《仁学》并加以汇校的单行本。以《亚东时报》作为底本，全文通校《清议报》本、国民报社本、《清议报全编》本、文明书局本这几个版本详列文字异同，以期读者执一得五，从而使读者得见《仁学》最本真的面目总而言之，做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你读一本最完备精准不加粉饰的《仁学》以及真正读懂《仁学》（依旧，看到篇末有福利！）分篇导读厘清脉络仁学汇校本汇校各底本执一可得五五十章节

彭晓玲湖南浏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十四届高研班学员，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浏阳市文联副主席。作品刊发于《中国作家》《散文》《山花》《湖南文学》《湘江文艺》《文艺报》《文学报》等知名报刊，曾出版散文集《红石头的舞蹈》《挂在城市上空的忧伤》《苍茫潇湘》《寻访谭嗣同》，散文特写集《民歌婉转润浏阳》，长篇纪实《空巢》等。本文选自《寻访谭嗣同》（岳麓书社），已刊于《奔流》2019年3期。1865年3月10日（农历二月十三日）近代思想家谭嗣同诞辰于北京浏阳会馆，今为其156岁生辰，虽非整年，犹当纪念。两日前恰逢“联合国妇女权益与国际和平日”，但凡14岁以上的女性皆可称之为“妇女”。这是一个为女性争取平等自由和尊重的节日，这个节日的出现是女性争取平等权益路上的里程碑。谭嗣同是近代毕生追求男女平等的第一代人，作为封建社会贵公子的他从未嫖娼，一生不曾纳妾，只钟情于妻子李闰一人。在他短暂而如彗星划空的33年岁月里，这位陪伴他15年的女性对他产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他倡导一夫一妻制、女性不缠足、嫁娶自由、支持女学堂……身为男性他始终执着争取女性的社会地位与价值。前辈通过抗争换来了我辈女性工作、受教育的权利，这皆是女性追求平等自由的基石。在其生辰当日，特选录作家、谭嗣同研究学者彭晓玲女史新著《寻访谭嗣同》中，谭嗣同与夫人李闰、岳父李寿蓉一节以飨晚近史之爱好者、研究者。接到赴京城参预新政上谕时，谭嗣同心绪复杂，半是欣喜，半是忧虑。欣喜于自己将参知新政，拥有大展鸿图的机会；更忧虑于湖南维新运动已陷于艰难，新政必将遭遇更大的困局。此次北上，自己前途未卜，新政也成败难测，在写给妻子李闰的信中，便道出了他真实的内心：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至要至要！

李让眉生于北京，旧体诗人、青年作家。诗词作品散见于《诗词界》、《诗潮》、《诗刊》等刊物，《优秀诗词年选》、《当代海内外诗词选》等书籍、《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等当代学术论文；曾受聘为得到APP“每天一本书”栏目品牌解读人；参与《谭嗣同诗文集》的笺评编写工作。有历史散文集《所思不远一一清代诗词家生平品述》收于浙江古籍出版社《知趣丛书》，其中《寂寞的欢乐英雄》曾发布于省级期刊《散文百家》，《隔世金环弹指过一一脸谱背后的谭嗣同》曾获浏阳谭嗣同研究协会“纪念谭嗣同殉难120周年征文活动”一等奖。“挥洒琴尊辞旧岁，安排险阻著孤身”往年除夕都在漂泊辗转中的谭嗣同，终于在癸未年除夕（1894年2月5日）也就是他年满三十岁这一年，得以在武昌鄂抚署操琴杯酒迎接新春。正在此时，他收到好友饶炳勋寄赠诗札，遂作组诗《和仙槎除夕感怀四篇并叙》相和。叙曰：“旧作除夕诗甚夥，往往风雪羁旅中，拉杂命笔，数十首不能休，已而碎其藁，与马矢车尘同朽矣。今见饶君作，不觉蓬蓬在腹……风景不殊，幽明顿隔，呜邑陈言，所感深焉，亦不自知粗放尔许。”也正是在而立之年，尽管面对“十年醉梦天难醒”之局，但他却有“一寸芳心镜不尘”之愿。之后，谭嗣同彻底思考了他的学术与生命价值，遂与那个沉迷旧学的自己决裂，迎接了属于未来的崭新生命与灵魂。127载已过，辛丑牛年除夕钟声即将敲响，在这个属于主人公谭嗣同的本命年，特转录青年诗人李让眉除夕文一则。希望每位有志进取小伙伴，都能潇洒辞旧，勇开新篇。勇猛精进，当月将而日就；芬芳悱恻，自地老而天荒。辛丑依旧，复生与我们同在。谭嗣同是位很标准的行旅诗人，他大多诗作均成于驿中鞍上，而少肯付予日常起居之间——或因抚琴本身已是他疏浚心灵的表达工具，原不需再套一层诗在外头了罢，诗集虽以莽苍苍斋为名，但就中真在书斋中所作者，实是百中无一的。谭氏多能，故而心声出口亦多。诗之于他，到后期渐见开境之力，而少出叫嚣之需，这当也是谭氏诗作到三十岁上又进了一层境界的原因。对于读者和作者而言，只为表达，则必拘于自我，而忽略交互——眼中只有情绪内容，写到最后也就难免要双双落入虚不受补的境地里去。在诗集中寻了许久，除了他代人题写的几段琴銘，我只勉强翻到一首说到琴的诗——他在湖南写的《除夕感怀》，但究竟细看去便知，那也并非是写琴的：我辈虫吟真碌碌，高歌商颂彼何人。十年醉梦天难醒，一寸芳心镜不尘。挥洒琴尊辞旧岁，安排险阻著孤身。乾坤剑气双龙啸，唤起幽潜共好春。此诗作于谭嗣同二十九岁的除夕，也即1894年2月5日，衍成一组，四篇中序为第二——诗中所谓“琴樽”之琴所指却并非他在北京惯弹的残雷，而是留于湖南的那把崩霆。谭嗣同的崩霆琴去年我写谭嗣同时做了不少阅读功夫，掠眼自然见过这首诗，只当时既未觉好，也便不曾为它多作沉耽。就诗的水准而言，我当时的判断没什么问题——对谭嗣同来说，《除夕》远没有到达《似曾》时期的典境手段，表达也是半遮半露，骨力未成。但这次细看来我却以为，这首不成熟的作品也未必没有可观之处。这是一首很见作者架担安排的诗作——也或可以说，正是从这次试探起，谭嗣同方才正式开始在近体诗上进行自我拆解。全诗前六句里，每两句间均能组成一个自我的镜像，到得最后一句乃以“双龙”提领说破，构成收束。在同时期七律里，这种做法算是个颇见构想的尝试。首二句所言乃是文学追求。我辈虫吟者，小文人语也，即“庶所为诗，茹古涵今，成一家言，而不与虫吟蝉噪等乎”之谓。而商颂系诗经颂先王之祀歌，谭嗣同称“古之乐章，则亦志也”，即诗之高处。表面上看去这仿佛是一句是古非今的谦辞，但以谭氏倨傲

作者简介张玉亮中华书局副编审，《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副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湖南时务学堂研究会会员。长期从事近代文献整理出版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文献、出版史。整理出版《谭嗣同集》《戊戌四子集》等，《仁学（汇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本文发表于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文史拾遗》2020年第4期。导读：这其实是一篇CP文。谭唐两位刎颈交好友的情谊，大部分小伙伴应当都十分熟悉，但在这其中交集、纠结着怎样的生与死、思想与实践、继承与炽热，唐才常如何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回应着这位他一生当中最好的挚友，《仁学》这部维新派第一本哲学著作又是如何发表刊行，这篇文章应该会给你最好的答案。120年前，由时务学堂创办者之一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给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以沉痛打击，揭开了武装反抗专制的序幕。尽管起义很快以失败告终，但革命的火种得以在当时探寻救国之路的仁人志士心中存留，并渐成燎原之势。自立军起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但从筹划到爆发，严格算来也仅有两三年的时间。根据唐才常的亲属唐才质所撰写的《唐才常烈士年谱》，戊戌年末，唐才常返回故乡湖南浏阳之时，被守旧派围攻，头部受伤，休养月余才痊愈。从戊戌年末的如此窘境，到集结包括保皇派、革命派、会党分子、留日学生、江浙士绅等众多不同阶层、不同政治诉求的人员，掀起轰轰烈烈的武装反清起义，前后仅仅两年时间。这期间唐才常是如何组织筹划的，又经过了怎样的波折，其思想与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和回应了其挚友谭嗣同的影响……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倒叙的顺序，从唐才常在自立军起义前后的活动，到《亚东时报》编辑时期的工作，兼及《亚东时报》本《仁学》的特点与意义，回溯唐才常在自立军起义之前人员、组织、思想等方面的准备与筹划。谭嗣同《三十自纪》梁启超《三十自述》子曰：三十而立。三十岁这个时点，是传统文化影响下知识分子心目中非常具有标志性意义和仪式感的时点。唐才常的挚友谭嗣同、梁启超都撰写过《三十自纪》性质的文字对自己的人生路径进行总结和展望。唐氏本人虽无此类文字传世，但他三十岁到三十三岁牺牲的这三年，确实称得上轰轰烈烈。这一点，与三十岁时宣布与“旧学”决裂、自号壮飞的谭嗣同非常相似。正气会，自立会，中国国会，这三个重要的组织，是唐才常己亥、庚子之间积极奔走的成果，是自立军起义的组织基础。而这三个组织之间是什么关系，其间又有怎样的纠葛和风波，学术界说法不一。这里根据见闻进行简单梳理。正气会林圭（1875-1900）根据桑兵先生考证（见其专著《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2版），正气会成立于1899年12月24日。这个组织与兴中会在长江中游结交会党所成立的兴汉会关系密切，毕永年与林圭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会党首领张尧卿、辜人杰等与林圭由此加强联系，为后来的自立会和自立军起义打下一定基础。在正气会中，唐才常任干事长。以得到康有为支持，经费有着落，名声显赫，会党纷纷加入，且有日本人参与其间。（只是后来日本方面的意见也有所分化，详见后文。）后为避免与汪康年派的摩擦，唐才常将干事长的职务让于汪派的叶瀚（字浩吾）。自立会唐才常（1867-1900）孙中山与自立会成员为避免矛盾，唐才常避开已占据中国国会领导权的汪派，自行经营自立会。自立会主要任务为联络会党分子，发放富有票等，汪康年等对此并不知情。惟其如此，在发现唐的活动后，汪派更加不满。中国国会汪康年（1860-1911）因汪康年代表的江浙士绅派不满于唐才常的自行其是，汪唐矛盾进一步加深。1900年7月，中国国会成立，此时汪派已占据主导，“竹林七贤”中的四位皆为汪派。但会长容闳支持唐才常，加剧了汪、唐两派的矛盾。唐才常利用中国国会名义继续筹备武装起义。8月起义爆发，被镇压查禁后发现的关防，有“中国国会自立右军总统”，赵必振《自立会纪实史料》记载，带有“中国国会”字样者8种。贯穿始终的汪唐矛盾，根本上不是缓急之分（联络疆臣徐图改革与武装反抗政府）、南北之别（北上勤王与南方自立），而是来自人事纠葛，其中关键人物是康有为。这是因为：（1）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一派利用得到光绪青睐来压制汪康年，欲夺取《时务报》控制权；（2）汪康年于戊戌年初接触孙中山，康有为以帝王师自居，与孙中山划清界限；（3）汪康年堂兄汪大燮后来参与到孙中山与奉旨赴日刺杀康有为的刘学询的密谋中。以上简单梳理了己亥、庚子之间唐才常的起义筹备，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他已经具有了相当的人脉资源和活动舞台。这些条件的陆续到位，与其参与经营的一份报纸密不可分，这就是《亚东时报》。戊戌己亥之间的唐才常与《亚东时报》1898年9月，唐才常得谭嗣同电召赴京，行至汉口而政变爆发，挚友死难，唐才常悲愤异常，誓继亡友遗志。10月31日，他与毕永年赴日，先后会见流亡海外的康、梁与孙中山。11月15日，唐才常回国，返乡时被围殴。根据其弟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记载：公归国以后，复回浏阳省亲。将抵家门，道经枨市，为顽固派邹某得见，纠无赖多人围殴之……左额已为铁尺击伤，在家养息十余日始愈。不敢再经长沙，乃绕道江西，折往上海。自此，上海成为他从事革命活动的策源地。在上海，他参与了日本人创办的《亚东时报》的编辑工作。《亚东时报》是由日本人创办的中文报刊，存续时间不足两年（1898年6月25日创刊），但因正值戊戌至庚子这一晚清政局变动最为复杂的时段，素为研究者重视。戴海斌先生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将对《亚东时报》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此处不敢掠美，仅就其中涉及唐才常的史实，据其研究成果略为揭橥。《亚东时报》刊登《仁学》之“自叙”1899年1月31日，《亚东时报》第5号开始刊登《仁学》（此号刊登者仅《仁学自叙》），唐才常本人著述也首次刊发于该报。这可以看做唐才常与《亚东时报》产生联系之始。据汤志钧、戴海斌等学者考证，唐才常深度介入《亚东时报》编辑工作在第6号（5月4日出版）。他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得以打开局面，从回乡都被打击到在沪上结交各方力量，《亚东时报》编辑时期的积累是其中重要因素。结交同志1.

重阳节又至重九日，择戊戌六君子中杨深秀、林旭、杨锐诗八首录于此。惜谭嗣同虽遗诗较多，却无一语涉重阳。以此小贴辞青，以一菊酒祭人。本文录自浙江古籍出版社《戊戌四子集》1重九出游既夕泛舟秦淮见月（林旭）录自《晚翠轩集》佳节心随物色摇，出门四望未萧条。新霜红尽冶城树，商略独游畏路遥。人间别自有婵娟，平视谁曾见月圆。与我共安喧里寂，更无人赏亦翛然。病发丝丝随叶落，客怀漠漠借船眠。镜中原著通明我，多事看成彻两边。2再叠前韵赠节庵（杨锐）录自《杨叔峤先生诗集》梁髯罢官身得闲，止有忧国心常殷。十年奔驱饿不死，但作弦直无钩弯。栖凤楼西乍相见，尔时天路看追攀。市中握手语惊绝，密疏未敢闻人间。重阳高歌枣花寺，青松红杏凋秋颜。独办鞋袜待谪命，圣恩不许同椒山。已作五噫去京国，又赋七哀辞乡关。山中未暖杭子席，塞外空赐洪生环。漂依江湖气愈厉，微力欲起顽夫顽。焦先庐旁万竿竹，箨龙手㔉今成斑。尔来武昌偶卧疾，正坐酒困非劳艰。忍令芳草杂萧艾，愿化林蕙滋琼菅。吾侪会面天所吝，嗟余买棹当西还。矶头出波望黄鹄，瓜皮避漩趋乌蛮。日归却思良友诫，晏安鸩毒古所患。故园兕虎方率旷，惮人已矣终哀癏。3九日有作奉送曹朗川太史师出守南康兼呈吉三太史师叔（杨深秀）录自《雪虚声堂诗钞》日下勾留岂异乡，岁华荏苒此重阳。紫萸人祝明年健，黄菊天开晚节香。秋怀对此良无已，西去征鸿东去水。北阙忽闻择使君，南辕遂复送夫子。夫子玉堂余十年，双丁二陆俨星联。夜听风雨同舒被，晓入明光共步砖。今兹特授南康守，皂盖朱轓往江右。长孺何尝薄淮阳，乐天深喜临卢阜。绿涨宫亭迟布帆，清悬石镜鉴冰衔。栖贤寺近先看竹，直节堂成合补衫。作书偶到鹅池上，铁画银钩笔力壮。觅句或来鹤观中，棋声幡影吟怀畅。似此皇恩寄一麾，未妨夺去凤凰池。羊城接壤能将父，鹿洞放衙兼作师。师道南矣疑孰质，师资孰得我先失。最难矜字去三年，敢说阿蒙变十日。槐花往岁粲并垣，夫子曾乘使者轩。时月惟偕黄叔度，异才首拔王公孙。贱子文名殊录录，几曾累作三千牍。何期薛卞一时遭，视若青萍与结绿。尔日刚过重九来，暂逢笑口当筵开。蜣丸尚欲推绝顶，虬户谁知暴两腮。于今屡阅登高节，古道长亭偏赋别。辞爨焦桐不胜吟，经霜红柳那堪折。送人作郡若为心，送者自崖思更深。况乃一堂丝竹响，今成三叠渭城音。我闻昔者杨中立，伯叔程门皆所及。未审先生编史余，可容小子持经入。代管三鳣岂异人，速驱五马慰斯民。他时召相二千石，日日沙堤永坐春。4八月二十九日张尚书师招集胡祠西楼预作重九之会即席赋呈（杨锐）壬辰岁重九日曾集差湖八旗馆东台录自《杨叔峤先生诗集》重来有信似秋鸿，九月湖亭在眼中。江国万家天积雨，山城四角水浮空。叨陪谢傅登临惯，赖有陶公节制雄。酒醒西楼又陈迹，孤帆愁说大江东。5述哀

方余读书城南际，春蛙啼雨，棠梨作华，哭声殷野，纸灰时时飞入庭院，即知清明时矣。起随家人上冢已，必游于大悲院。院邻义园，其僧与余兄弟久故，导余遍履奥曲。僧墓兆数十顷，众木翳之，昏雅欢嘂，弥见虚静。蓬蒿长或蔽人，雉兔窜跃蓬蒿中。归受高菊诗，至“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镫前”，触其机括，哽噎不复成诵。塾师骇责，究其所以，复不能自列。长大举问仲兄，兄怃然有间，乃曰：“三复令骨肉增重。”乌乎！其曷已于思，抑曷已于铭？

李让眉生于北京，旧体诗人、青年作家。诗词作品散见于《诗词界》、《诗潮》、《诗刊》等刊物，《优秀诗词年选》、《当代海内外诗词选》等书籍、《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等当代学术论文；曾受聘为得到APP“每天一本书”栏目品牌解读人；参与《谭嗣同诗词笺注》的笺评编写工作。有历史散文集《所思不远一一清代诗词家生平品述》收于浙江古籍出版社《知趣丛书》，将于近期出版，其中《寂寞的欢乐英雄》曾发布于省级期刊《散文百家》，《隔世金环弹指过一一脸谱背后的谭嗣同》曾获浏阳谭嗣同研究协会“纪念谭嗣同殉难120周年征文活动”一等奖。感谢本公号一位读者的邀请，我在3月22日进行了一次新华社领读者计划“名家空降”活动的微信公益讲座，在此把讲稿初步整理出来留存并分享给大家。因为是讲稿，呈现出来的效果也就比较口语化，与我的日常写作习惯不同，篇幅太长，也便不再调整。这里有很多读者专门去给我捧场，在此一并谢过。课程录音请戳这里：李让眉新华社领读者计划讲稿录音

谭嗣同诞生于1865年3月10日，今日是这位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和诗人的155岁生辰，为表纪念，特选录作家、谭嗣同研究学者彭晓玲女史新著《寻访谭嗣同》中，谭嗣同与谭嗣襄兄弟之间往事一节以飨晚近史之爱好者、研究者。谭嗣同、谭嗣襄虽为一母同胞，但一个沉稳精细，一个跳脱爽快，但莫名的兄弟俩竟有如此多相似点：皆长身玉立，目光炯炯；皆豁达不拘小节，议论风生；皆才高八斗，专心时务，忧国忧民；皆慷慨任事，侠义心肠；皆命运坎坷，屡试不中；皆遭人忌恨，遭人造谣毁谤不断。而最终，生命都定格在三十三岁，一个命丧海岛，一个血洒京城。一个临死时挂念父亲，一个临死时保全父亲。难道他们的兄弟缘分早已注定？1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争失败，台湾被迫割让日本。台湾举子垂泪请命，哭诉：就如赤子之失去了慈母，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呢？台湾百姓呼天抢地：“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从而，引发了大陆十八省举子公车上书，成为戊戌变法前奏。其时，东宁才子丘逢甲三次剌血上书，表示“台湾士民，义不服倭”。就在台湾割让的苦难关头，丘逢甲挺身而出，成为台湾抗日义军总头领。失败后，丘逢甲写下了充满忧国情怀的诗篇《春愁》：丘逢甲《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几乎同时，谭嗣同在隔海相望的大陆，写下了一首与《春愁》极其相似的《有感一章》:谭嗣同《题江建霞东邻巧笑图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当其时，谭嗣同在武昌协助父亲处理公务，闻听台湾割让给日本，面向苍茫大地，痛哭失声，哭得悲天怆地，哭得天地变色。愤慨和痛心之下，谭嗣同“当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出”

谭嗣同自幼丧母，沦陷于家庭悲剧的经历使他生命呈现出一种与其他官宦公子不同的苍然悲凉底色。当身边的贵胄耽于眼前声色犬马，他看到的则是浮华表象之下的悲哀。关于谭嗣同的身世已有过太多对于现有史料的解读，然而其背后隐藏的真相却扑朔迷离，个中细节更是无从探知，只有谭本人所作《先妣徐夫人逸事状》与散见于《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中的几篇回忆文章可窥一二端倪。在写作《谭嗣同诗注》初稿的过程当中，作为对诗语、典故都甚为熟悉敏感的青年诗人李让眉，屡能从谭诗中发掘出些许来龙去脉，依旧，这位文学圈的“福尔眉斯”将继续她的“探案之旅”，通过谭嗣同的诗作《三鸳鸯篇》，为我们探寻一段史料中未能记载的往事。光绪十四年秋，二十三岁的谭嗣同在浏阳写下一首令人费解的诗，题为《三鸳鸯篇》。辘轳鸣，秋风晚。寒日荒荒下秋苑。辘轳鸣，井水寒。三更络纬啼井阑。鸳鸯憔悴不成双。两雌一雄鸣锵锵。哀鸣声何长。飞飞入银塘。银塘浅，翠带结。塘水枯，带不绝。愁魂夜啸缺月低，惊起城头乌磔磔。城头乌，朝朝饮水鸳鸯湖。曾见莲底鸳鸯日来往，忘却罗敷犹有夫。夫怒啄雌。雌去何栖。翩然归来，闭此幽闺。幽闺匿迹那可久。花里秦宫君知否。不如万古一邱，长偕三白首。幽闺人去镫光寂，照见罗帏泪痕湿。同穴居然愿不虚，岁岁春风土花碧。并蒂不必莲，连理不必木。莲可折，木可劚，痴骨千年同一束。写这首诗前，谭嗣同已在甘肃兰州住了五年，这年回到浏阳是来参加乡试的。自三年前通过“录科”后，这是他第二次应考乡试，但结局却是再次不中——当然，从“寒日荒荒下秋苑”的景致看来，写这首诗时他尚不知道这个坏消息，而是正在家中和兄长一起等待放榜。诗名本非乐府旧题，元代虽有个正宫调曲子名谓《双鸳鸯》，但显然与此诗并无血脉关联。而诗义也很是模棱，虽长，可既没有极通贯的气息，也看不出很清晰的剧情线——无此二者，歌行便没有存在的理由。写这首诗时，谭嗣同年龄尚不大。但他十三岁学诗，此时虽还没摸进堂室，却也早已过了词不达意的阳台白道——以手写心，在这时的他而言并非难事。然而这篇《三鸳鸯》却与他的手段能力并不匹配。全诗虽然下字浅白，行气却吞吞吐吐，别别扭扭，仿佛每一句都在和自己较着劲，每一句又都安心不愿让人轻易看明白——可是尽管如此，诗人克尽终篇的拧巴却又清晰地传达着他一定要写下去的欲望。我因这欲望对这首诗生出了好奇。诗名鸳鸯，显是写夫妇的。全诗情节设置很是复杂，不但有二雌一雄三只鸳鸯，还出现了一只捣乱的城乌，四方打作了一团混沌。初读下来，读者或者只能感受到诗人不平的情绪与孤独的视角：我们看得出他极想表达一些感想，但找不到听者。读者并不是这首诗的倾诉对象，作者自己也不是。倘一定要找方向，后文所有看似叙理的话只似都是对鸳鸯说的——三鸳鸯中那只被“夫”所啄，归栖幽闺的雌鸳鸯。“同穴居然愿不虚，岁岁春风土花碧”，它的结局是死亡——得与伴侣葬在一起的死亡。虽然由“居然”二字看得出，这种离居而同穴的结局终究是意难平的，且也颇令诗人不以为然。谭嗣同与妻子李闰情深意笃，一生洁身自好，坚不肯纳妾蓄妓，更曾与梁启超创“一夫一妻世界会”，有“西人自命为一夫一妻世界，绝无置妾之事，岂非夫妇一伦之至正者乎”的言论，显然绝不会认可这种“两雌一雄鸣锵锵”、“万古一邱长偕三白首”的态度。但他在诗里，却还是对这只雌鸳鸯表达了极强烈的怜悯怀念（“照见罗帏泪痕湿"）、怒其不争（“幽闺匿迹那可久？花里秦宫君知否？”），和代位释然（“痴骨千年同一束”）等情绪。这种徘徊摆荡的杂绕与纠结，本不是性格刚烈，作诗素伤往而不复的谭嗣同所应有的。这不能不令人疑心：三鸳鸯篇所影射的人物蓝本，该与作者有着极亲密的关系，和极复杂的情感基础。——全诗显写一男二女之庭闱纠葛，虽多委乎意象，但细节既详，体意亦密，断非以妾妇诗笔托言臣志的泛语（斯时谭亦未曾入仕）。诗作中的哀怜与怨怒已清晰地为作者树明了立场——他当然并非雌鸳鸯本身，但确是雌鸳鸯情感和利益的共同体，或者更清楚一点说，这首诗的视角来自雌鸳鸯的娘家人。谭嗣同是有两个姐姐的，长姊已于他两岁时夭逝，次姊出嫁亦早，且从谭嗣同与兄长谭嗣襄在她去世多年后还曾去投奔姐夫家来看，兄弟二人对姐姐曾经的婚姻景境并无芥蒂——手足之间成家分户后，彼此家事的牵连本便很小。于是筛汰下来，一组婚姻关系能给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带来如此深远的情感震动，诗的谜底实已并不难猜——受了委屈的那只雌鸳鸯，只可能是谭嗣同的母亲。浏阳是谭母徐五缘的长眠之地。谭嗣同写《三鸳鸯篇》时距她猝然离世落葬，已隔了十二年光阴。这十二年中，谭嗣同成婚、习武、备考、务学，看似人生大计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但站在多年后回头看时，他对自己丧母后这段时间的定调却极为灰惨：“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话说得极委屈，也十分含糊。但虑及谭嗣同少壮时并无官职，夫妻情爱亦笃，“纲伦之厄”的指向实则很是分明——他所遭受的苦厄来源于父亲谭继洵。很多年后，朋友梁启超在《谭嗣同传》里为这段话做出了注解：“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长焉"。从这两段话中，我们便能依稀看到《三鸳鸯篇》里一些情绪的由来了。谭嗣同父母的姻缘缔结本是乡里一场出名的传奇。说早年谭家为谭继洵聘订的正妻本是母亲徐五缘的姐姐徐庆缘，但因谭继洵未仕时声名无显，家业未振，遂为徐庆缘所嫌。双方庚帖已换，但长女坚持不从，无计可施之下，徐父只得转命小女五缘替嫁，以完谭、徐二家的前约。徐父的决定为他留住了显赫的身后声名——他原仅为区区从九品国子监生，但最终“以尔婿克襄王事，貤赠尔为中宪大夫”，一跃受到了正四品的封赠；当然，徐五缘也代姐姐获得了一品夫人的诰封——但当然，那都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久到徐五缘自己都没能看到。初嫁到谭家，徐五缘是过了很长一段苦日子的。谭继洵高中前家中十分清贫，她作为当家主母，也便不得不承担起所有家务。虽然幼子谭嗣同并不曾经历过那段艰难的生活，但因徐五缘常给他讲起昔时不易，他便也清楚地知道母亲在最好的那段年华，是如何在日继一日的“鸡鸣兴爨，泛扫浣涤，纫绩至夜分不得息”，“面拥一儿，背负一襁，提罂自行汲”的劳作里度过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被迫改娶妹妹的谭继洵对徐五缘临事救场和长期付出的真实态度，却很值得玩味。于一个男子来说，青年以不得志而被人轻看实是极易进入骨血记忆的折辱——更何况这种嫌弃来自世代交好的姻亲。徐五缘再好，也终究不是原先聘下的那一个，而这样的临阵换人，便难免会被夫家以为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将就——甚至徐五缘的存在，实则都已是她娘家嫌贫爱富留在谭继洵身上的一块永不消灭的记认。后人早已无从得知二人真实相处的样子，我们能看到的是，谭继洵升任京官，脱离了家乡的关系网后便陆续纳了卢氏、王氏、张氏、魏氏四房妾室。其中魏氏年齿最少，但以卢氏最为得宠。卢氏较谭继洵小二十四岁，比谭嗣同长姊谭嗣怀仅长两岁。她年轻美貌，且当是诸多妾室中最有理家才具的——几次主母不在时，均是卢氏代为掌家。而随着卢氏的得势，徐五缘也渐渐退入了后庭的阴影，将自己活成了一个标签里的贤妇。中年的徐五缘在谭嗣同的印象里说不上可亲。他对母亲的描述是这样的：“先夫人性惠而肃，训不肖等谆谆然，自一步一趋至置身接物，无不委曲详尽。又喜道往时贫苦事，使知衣食之不易。居平正襟危坐，略不倾倚，或终日不一言笑；不肖等过失，折囊操笞不少假贷；故嗣同诵书，窃疑师说，以为父慈而母严也。”她极本分地恪行自己主妇的职责，也极决固地将自己反锁在了一张“正襟危坐，略不倾倚，或终日不一言笑”的面孔里。她喜欢没完没了地对孩子絮说当年不易，也好在孩子不合心意时动辄打骂，谭嗣同很委婉地说这种教育方式令当时的自己“偶烦苦”——实则任何一个刚刚走到反叛期的小孩，恐怕都不会十分乐于亲近这样的母亲。虽然谭家自谭继洵入京以来便早已显达，可徐五缘却仍在内室独自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她“食仅具蔬笋，亦不得逾三四肴”，“衣裳俭陋，补绽重复，有一线蕴衣，缕缕直裂，依稀出蕴，自嗣同知事即见之，卒末一易”。她每天夜里还是坚持如贫苦时般纺纱纫绩，致使谭嗣同的塾师听闻“纺车轧轧，夜彻于外”时还以为是谭家的“婢媪"在做工，万万想不到是斯时四品官员家的主妇力行亲为。这样的长夜，她一个一个捱了过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徐五缘死在光绪二年。是时京中闹起了白喉瘟疫，一时“疠疫熛起，暴死喉风者衡宇相望。城门出丧，或哽咽不时通。”白喉病是乾隆年间出现的，又名烂喉痧，且极易致命。这次大流行中，最先被感染的是谭嗣同嫁在唐景崶家的二姐嗣淑。因白喉过人，唐家一时避之不及。是时徐五缘本已随任户部郎中的谭继洵住到了通州坐粮厅衙署，但因怕女儿无人照料，她还是冒着感染的风险赶去了城中。她运气素来不好，照拂之下很快便也感染了喉风。女儿死后，徐五缘挣扎回到浏阳会馆，一病不起，不过四日便也撒手而去——这四天中，她的病又过给了两个儿子。徐五缘死得疾遽，终景也很是凄惨。在记载文献中显示，她死在浏阳会馆的后室，而一日后，长子谭嗣贻却逝于通州（谓为“京邸”，当非会馆），谭嗣同昏迷三日不醒时也已是在坐粮厅中——这足可推见，徐五缘感染白喉后，谭家为求隔离，已先将两个男孩子带回通州，而只留了她一人在城中宣南的浏阳会馆养病待死。从谭嗣同所自责的“染疫独厚，曾不能一起侍先夫人之困危创楚，亲承末命”不难看出，母亲临逝前并未得到很好的照顾。徐五缘怀着丧女的伤痛和对儿子的愧悔悬心凄凉离世，濒死之时，她床前没有一个亲人，甚至死后都久无人敢收殓——到欧阳中鹄受托冒死带人前去装殓时，她已故去多日。这个后来被封赐一品诰命夫人的女人临逝时连一件像样的装裹衣服都不及换上。狼狈凄凉，实无过此。通州这边，谭继洵怕瘟疫扩大，率余人赁屋别居，独将他以为能干的小妾卢氏留下照顾。为安卢氏之心，谭继洵立下遗嘱：“田产银钱，作四股分，……嗣同气息奄奄，死生莫卜，将来必为其立从，亦分一股，归大姨太太（卢氏）承管”，已隐有嫡妻死后，拟将家业与幼子一系相托之意。但谭继洵的遗嘱也并未能如愿激励起爱妾的舐犊之情，反而或许令她生出了觊觎遗产的心思——卢氏怕感染疫情，对这个将死的孩子并不闻问，只任其生灭，最终还是老师欧阳中鹄前来照顾，频施汤药，方才将他从鬼门关中抢回。白喉之病极是凶险，虽幸而未死，谭嗣同却仍卧病三月不起。醒转一月之后，谭继洵在家书中说起他时，仍谓其“现尚辗转床间，未能起立，仅食稀粥、蒸饼，喉间似有物阻，必因溃烂尚未生肉复元也”——不消细想也知，母亲死后，这个孩子日子必不好过。卢氏素来与他不合，唐才常说“复生狷，遇卢氏辄嘿（默），而于其矜且横，不能恝置，悁悁之忿，常形于色。是以卢氏甚憎之，哭诉于敬帅，所以抵罅诋者无不至”，庶母嫡子间本有前怨，此时又多了濒死不救的后恚，二人关系自然更为恶化。欧阳中鹄曾在致友人书信中说：“谭生受厄家庭，毫无生人之趣。尝切戒勿使血气用事，充积至诚，不下数百次。能与子言孝，不能与父言慈……”由此不难见得，更令人心冷的是，在爱妾和幼子的冲突中，父亲谭继洵每每也并不肯站在谭嗣同一边。于是，这个刚刚丧母丧兄的孩子只能眼睁睁地这个平素便“矜且横”的妾室取代了母亲开始掌家。行署的内室里，从此也再听不到深夜间轧轧的机杼声。一纪之后，敏感别扭的小男孩长成了长身玉立的青年。谭嗣同写这首诗时，父亲并不曾同返浏阳。他日夕所能见到的，只有同胞二哥谭嗣襄、留居浏阳的老家人，和母亲徐五缘的墓园——这次返乡前，他已在甘肃行署与父亲和卢氏共住多年，因此，这是他少有能避开庶母得以回想童年的辰光。于是，在某次为母亲扫墓归来后，《三鸳鸯篇》也便应想而生。“辘轳鸣，秋风晚，寒日荒荒下秋苑。辘轳鸣，井水寒，三更络纬啼井阑“。起言设境是常事，但我初看诗时很想不明白为什么他起兴要分派那么长一段给辘轳，毕竟这个意象虽然可托以“辘轳金井，落花红冷”的相思，可寄以“绠短汲深，力有不任”的无奈，但用在长辈身上总都略显唐突——更重要的是，它与后文的鸳鸯实在没有太多关联。当我看到谭嗣同回忆母亲时多次提到的深夜纺纱的轧轧之声时，我才大略明白了他的用意。诗法而言，这样的起句无疑无理而沉赘，但谭嗣同并不在乎——甚至他任性而有些故意地放纵这种破格，也要给深夜鸣响的辘轳一段独立的空间，只因母亲在他的印象中，就总是伴着一种单调而稳定的声音出现在深夜里的。深夜的纺车旁是徐五缘最孤单的时地，也是她持续倔强地宣示自己存在的途径——从日落，到三更，永不停息，也永无变化。辘轳声也好，纺车声也好，回环往复，轧轧不绝，此即一个常年不受钟爱的主母的心。“鸳鸯憔悴不成双，两雌一雄鸣锵锵”，在辘轳的声音里，憔悴的主角出现，三鸳鸯的关系也被点明。雄飞雌从是恩爱，两雌一雄则必有人憔悴。卢氏是妾室，原并不适宜被与徐五缘并论，但历经十二年掌家，她如今的身份实已位如继室，故而令谭嗣同在意象代入时仍不自主地如临大敌——而从“鸣锵锵”也不难看出，当年的卢氏与徐五缘往来间甚至已不能维持表面上的相安无事，而是频发争执。“哀鸣声何长，飞飞入银塘。”银塘鸳鸯，原是熟典，结合起纳兰容若一首《浪淘沙》来看，则更别有意味。霜讯下银塘，并作新凉。奈他青女忒轻狂。端正一枝荷叶盖，护了鸳鸯。燕子要还乡，惜别雕梁。更无人处倚斜阳。还是薄情还是恨，仔细思量。纳兰词平易，无多可解，上片风刀霜剑，下片物是人非，无非是家事纷披，一场离恨——“屡见枯杨荑，常遭青女杀”、“百卉已随霜女妒”，青女本是善妒者，纳兰笔法虽曲，意思却明：银塘霜讯，均自妒来，谭嗣同以银塘鸳鸯为引，其意亦在于此。“银塘浅，翠带结。塘水枯，带不绝”，始知结衣裳，不如结心肠。结带是成婚，塘水枯而带不绝，则自然是说婚姻已无法供母亲容身，但她却始终没有办法和离，只能一日日这般熬下去。行文至此，逻辑与层次都是相对分明的，但后一段情节开始令人费解。——我们找不到史料中的人物来对应那只出来搅局的城头乌。“忘却罗敷犹有夫”，粗粗看去，城乌似乎扮演了极不光彩的第三者形象，介入了三鸳鸯之间。这则不得不令人生出疑惑：倘如真有此人，真有此事，谭嗣同就是出于为母讳的想法，也断然不该这样明白地写进诗中，授人以话柄。因这一节想不明白，我曾对这首诗是否真的指向徐五缘心存犹疑。但实则，要看明白这首《三鸳鸯篇》，诗眼便在这只“城乌”身上——而我也是偶然翻见李白的一首《庐江主人妇》后，方才想明此事。“孔雀东飞何处栖，庐江小吏仲卿妻。为客裁缝君自见，城乌独宿夜空啼。”这首诗是李白路过庐江郡天柱山时去一家官员家借宿时戏赠给其家中主妇的。言“孔雀东飞”，“庐江小吏”，是因为主人姓焦，李白便用焦仲卿的典故加以调笑：“你家夫君走了，该不会因为我来而生了你的气吧？”后两句则赶紧解释：“可是这家的主妇虽在为我裁缝衣服，心中挂念的可还是她的夫郎啊。我这种行旅路人，不过是城乌独宿罢了。”为客裁缝，用的是《古诗十九首》中“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之意（“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不言，后文城乌独宿者，实也有大说头：张华在《禽经注》中有谓“乌之失雌雄，则夜啼”，古人认为乌鸦漆黑，不分雌雄，故而城乌之典，原是一种“本无雌雄之别，因无男女之欲”的剖白。此说既备，回头再看《三鸳鸯篇》里时时处处提到的雌雄之争便要清明得多了——以无男女之分的城乌对照为男女情爱不均而苦恼的鸳鸯，是第一重映照；而城乌的介入致使鸳鸯离散，以无心间有意，这是第二重不平。从后几句的措辞中我们不难推想，落纸的史料记载之外，谭继洵与妻子间或曾有过一场由外人引致的误解，而谭嗣同特地取城乌留在诗中，实是专程在为受冤的母亲辩诬。愁魂夜啸缺月低，惊起城头乌磔磔。城头乌，朝朝饮水鸳鸯湖。曾见莲底鸳鸯日来往，忘却罗敷犹有夫”。意象对应拆解之后，事情的前因后果便极为明白：徐五缘因谭继洵纳妾而镇日伤怀，因此伤心自苦，或有位寄居家中的幕客出言安慰，却因心底无私，未拘大防，致使谭继洵大为恼怒，遂有了“夫怒啄雌，雌去何栖。翩然归来，闭此幽闺”的结局。这段情节的文字无疑是毛躁不顺的：“愁魂夜啸”用以形容雌鸳鸯，不免太过苍烈，而“罗敷有夫”的人典回射到鸳鸯的一组关系里，也显得不伦不类——此事既关联女子名节，又涉长辈，难免诗人既想清辩，又不得不含混其辞，造成了语意模棱。城乌原型的真实身份早已掩藏高置，但结合一些文本资料，后人其实也有合理猜测的空间——“城头乌，朝朝饮水鸳鸯湖”，这位曾招致误解的人，当是依托谭家谋食的常住之客。“曾见莲底鸳鸯日来往”，亦显然其住所与谭氏夫妇的后庭不远，能看到其妻妾处境。参看谭嗣同在《先妣徐太夫人逸事状》中所述“家塾去内室一垣”，我们或可猜测此人正是谭家为孩子念书而延请的塾师。在欧阳中鹄前，谭嗣同曾有过另一位塾师。回忆起母亲深夜纺纱的劳苦时，谭嗣同提到了这个人——“塾师云南杨先生，闻纺车轧轧，夜彻于外，嗣同晨入塾，因问汝家婢媪乃尔劬耶？谨以母对，则大惊叹，且曰：'汝父官郎曾十余年，位四品，汝母犹不自暇逸，汝曹嬉游惰学，独无不安于心乎？'"在回忆母亲的文章里，谭嗣同只提到了这一个外人，且写法十分板式——仿佛是刻意要提一笔先生对徐五缘敬意的光风霁月，天日可表一般。但用力既猛，则反见其事之当意。写《先妣徐太夫人逸事状》时，谭嗣同已年届三十。不同于《三鸳鸯篇》中声情并切的辩白，此时的追述已相对缓稳，但为母伸张之意，其实并无变化。他的诗与文，其实都是抱着那只“怒啄雌”的雄鸳鸯能看到的心态在创作，那个为母亲抱屈的小男孩，实则一直都藏在谭嗣同的心底。回归诗文。徐五缘本便为丈夫纳妾而心有不欢，再无端被扣上一层不贞的猜疑，自然心思便全灰了。她从此闭居幽闺不出，“正襟危坐，略不倾倚”——前文的秋宵辘轳，正是闭居景境的返还插叙。写至此节，谭嗣同的不平之意便勃然欲出。“幽闺匿迹那可久？花里秦宫君知否？不如万古一邱，长偕三白首。”母亲淡出之后，卢氏左右逢迎，气焰渐盛——秦宫者，粱冀之嬖奴，又与梁妻孙寿相好，三人亦可讽之为“三鸳鸯”，但最终小人秦宫的下场却并不坏——李长吉有谓“皇天厄运犹曾裂，秦宫一生花底活”，谭嗣同冷眼看卢氏日益得势，固生此怒母之不争之意。躲避能躲避多久？还不是白白将好处都让与了小人？而他给出的解决方法也十分稚气：既然已成三人之局，那又何必退让？还不如天长地久地斗下去，输赢之说，也未可料。可最终的结果是母亲孤独地死去了。“幽闺人去镫光寂，照见罗帏泪痕湿”，化用李白“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然因其人去，凄凉之意倍盛——无论曾经心恨过谁，此时都已再无意义。以其死，母亲却获得了最终形式上的“胜利”：“同穴居然愿不虚，岁岁春风土花碧”——白喉病发死后，徐五缘得欧阳中鹄题写墓志，并于一年后归葬浏阳。谭继洵次年告假，亲自回乡为夫人修墓，不可谓不尽心——墓园至今存留，石雕选材极佳，刀法造型亦好，当然，此处也终将是他的葬所，而卢氏，没有资格随葬。谭嗣同最终以精神胜利法写下了自己悻悻的感慨：“并蒂不必莲，连理不必木。莲可折，木可劚，痴骨千年同一束。”并蒂莲也好，连理枝也好，终究只是生命附着时的某段状态。莲花可以被折断，枝叶可以被砍伐，但只有死去同归一处，才是真正的长相厮守。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反击对于尚且活着的卢氏恐怕毫无威胁——或许连说服他自己都很难，但作为人子，谭嗣同却不得不硬扛着自己的不认同，给这首诗留下一个这样的尾巴。这是他对再也无缘得见的母亲一点迟来且无力的安慰。《三鸳鸯篇》之后，谭嗣同和父亲的关系依然久久不曾缓和。一如许多不懂得如何与孩子沟通的父亲，素有能吏之称的谭继洵独在面对儿子时缚手缚脚，加之卢氏在旁多有挑唆，父子二人始终不曾真正并力和解。谭继洵一直在努力地为儿子排演着他所以为正确的仕途，谭嗣同也只得被动而负气地接受——但也从未停止在诗作中发泄着不忿与不满。这样的父子角力，直到他人生结束的前一年也没有停止。但是，一如大多数人所知道的，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率先出走，在梁启超劝谭嗣同同去时，他厉声所应的是“吾父服官湖北，安能背弃而行？吾志在必死。”在风雨飘摇的浏阳会馆里，谭嗣同做的最后一件事，却是彻夜模仿父亲谭继洵的笔迹，写下七封训斥自己的书信，以保全父亲不被株连。胡致廷回忆说，在那个夜晚，谭嗣同打开了自己随身的红漆枕头箱，取出父亲的七封家信。他“摹仿着父亲的手笔，写好一封假的，就烧掉一封真的，只留信封不烧，将假信套在信封里面”——当然，每封假信都写着父亲训斥儿子的内容。在这个母亲凄然含恨死去的院落里，素来不让父亲省心的小儿子在跃动的灯光下，一封封认真地用父亲的视角，臆写着保全他的家书——什么是真，什么又是假？父亲的训斥与父亲的关爱，父子的隔膜与父子的羁绊，都像是假的，但也其实都是真的。我不知道谭嗣同在最终被捕前有没有再去母亲病故的屋里坐一坐，在喊出“死得其所”之时又有没有想到十二岁那年白喉病下的仓皇死别与病而复生。但一如他自己所言，“莲可折，木可劚，痴骨千年同一束”，所有的恨与爱，都并不以生时的姿态而变换，而是在死灭的发生后，方才享有永恒。三鸳鸯终将不复存在，而痴骨长存，它们腐朽，沉降，化生，不灭——这当是一个年纪尚青，笔法未准的诗人，当时在他所不爱的人间里能找到的、最好的解脱之途。相关推介史上最完备的谭嗣同文集布面精装、未刊彩插校正之前版本谬误所有信札时间均作以标注收录可考的所有材料附录含谭嗣同参与维新举措统计表思想比生命更长久·感受作为思想家与诗人的谭嗣同笔下的不朽文字本号小索引人物谭唐才常丨梁启超丨黄遵宪丨屈原丨吴樵丨梁思成丨林圭丨黄慕兰丨王船山丨祢衡丨蔡锷丨袁世凯事件谭时务学堂丨浏阳会馆丨暗物质与万有引力谭嗣同集谭嗣同集（正式篇）丨谭嗣同集（吃蟹篇）丨谭嗣同集（搞笑篇）解读谭丁一达丨肝胆何处：吊谭嗣同兼谈其他李让眉丨脸谱背后的谭嗣同李让眉丨谭嗣同的鹦鹉洲张玉亮丨谭嗣同著述版本及刊行考述张玉亮丨谭嗣同与中国近代出版史王夏刚丨四言句谭嗣同小传林

第二十二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评奖会于2019年11月6日在济南召开。上海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齐鲁书社、浙江古籍出版社等18家华东地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总编办主任参加了此次评奖会。共有18家出版社的122种图书参奖，最后评选出特等奖10

肝胆何处：吊谭嗣同兼谈其他自向冰天炼奇骨丨暂教佳句属通眉一位来自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专业的大一男孩在不久前造访了浏阳谭嗣同故居。谈及对谭嗣同的认知和对近代学术圈的了解，他颇为头头是道。自称是要写一篇论文的他一开始虽让我将信将疑，然而当看到这份答卷之时，却转成了自叹弗如与自惭形秽。从事谭研虽已经数载光阴，然回顾往昔，初入大学的我却对其思想、生平一知半解，与这位丁一达同学此时水准真不可同日而语。谭先生好友宋恕曾作扇诗《赠谭复生》，以此勉励好友道从郭嵩焘，其中有句：重障庶空盈火后，至悲我有屈风余。洞度如镜知何日？且喜湘阴道不孤。得此良文，遂欣然堪布于此，再不由赘叹一句：复生亦道不孤矣。1壹1就是那样一个对爱开始有朦胧感知的年纪。面对那些对你身上血气或不压制，却仍旧难掩所谓的成熟带来优越感的长者，面对那些无辜地无知与享乐的同龄，我愈发呼吸不到理解与懂得的空气。反倒是在前人的文牍和自白中，那些不伪饰、不鄙陋、不狭隘的文字，那些对人生的真诚思索、为他人的浩大胸襟、所经历的挣扎痛苦，时常夹杂着历史的尘埃扑面而来，呛得让人流泪，让人大畅心怀。对牺牲的着迷和对爱的感知的一同出现，让我不能只把前者看作是对英雄主义的一种浅薄狂热，不能只把后者看作是对耳鬓厮磨的新鲜向往，二者在我眼里似乎有了不可分割的某种联系，成为着彼此最为隐秘而又妥帖的一处注脚。此刻我站在谭嗣同像前，一股无力感扼住了我，我试图在他深邃的眉骨里寻一句诗，却发现我依旧没办法写清所有殉道传递出来的巨大美感。我只好再一次把自己陷进时间。1贰1时间回到1898。在浏阳喧嚣的街市上，即算是注视着嗣同路的显眼标识，把思绪扯回戊戌也已不是易事。那方面容时而成像时而模糊，随故居前孩子们笑声的起歇。9月7日。谭等四位军机章京正式当值。9月15日。谭嗣同访法华寺，劝说袁世凯诛杀荣禄，起兵往熙和园捉拿慈禧。9月21日。西后发动政变，光绪帝黜。9月24日。谭拒绝日本使馆和大刀王五的出逃计划，在浏阳会馆被捕。9月28日。谭等六人在菜市口就义。照1865年3月10日的生辰，谭33岁半。今天看这些高度密集的时间与事件，就像是历史深处沉重而尖锐的鼓点，一日一日敲出那个时代的惊心动魄、鹤唳风声，也是这些平白叙述的璘璘寒光里有令我着迷而难说理解的选择。我常常感性地把它看作是那个笼罩中国文化与历史庞大阴影的一部分。牺牲这个命题，长久地吸引着我，更长久地困扰着我，牺牲带给我的矛盾感比任何一个话题都要更加强烈。正因如此当我发现、了解到谭嗣同时，我看到的是这种矛盾在一个个体身上激化的顶峰，谭嗣同仿佛是这种危险而瑰丽的传统情结，在中国历史阶段性结束之时，一个最闪耀的结胎。各项史料与文献的发现整理已经清晰地勾勒出谭最后的心路历程，也已得出被普遍认可的赴死理由：于父谭继询，不逃是保全家门之孝；于帝光绪，不逃是报答知遇之忠；于变法事业，不逃是尽程婴杵臼之忠。我经历过漫长的迷思。那是最拾人牙慧、最轻薄自大、最沾染上时代戾气的自觉时期，在所谓的批判眼光下，传统烈士的历史是愚忠愚孝的历史，是被洗脑者的历史，是缺乏自我意识者的历史，是在现代不足为道的历史。我不想为这种可憎的自以为是作任何辩解，只是想更完整和真诚地呈现我对牺牲思考的形成与尚未形成：我不愿思想上我所珍重的艰难转变，被视作是唱高调者的惺惺作态，我不害怕对个人的误解，只是害怕更多本可走出那种浇薄之气的同龄人或不同龄人尚在迷途。这种转变始于对牺牲本质的重新认识。苏轼《与李公择》中写道：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憬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苏东坡当然不是实践意义上的牺牲者，但他的这种表达无疑具有代表性：在他们看来，牺牲是自我存在在最高意义上的实现，换言之，牺牲不是为了外在的什么，而正是植根于内心最深处的一种自我需要，对它的清晰感知及为此付出的行动勇气，证明着个体存在的终极意义与资格。我们于是发现：纵然牺牲行为维护的是某一集体的利益，但隐秘而根本地，它满足的是个体的一项生存需要。那么，是什么让牺牲者把牺牲笃定地当作一种生存需要与自我保存的方式呢？是超乎常人的真实感，也可以说是对生命二字全然不同的理解。瞿秋白曾写道：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么，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常人把现实当作唯一的真实，肉体的生命也就成为唯一的生命；但是，在烈士的视角中，往往有高于现实而存在的某种真实，也就有高于肉体生命而存在的某种生命。那么，他们不再以肉体的保存与陨灭作为避趋祸福的最终标准，烈士们看重的是他们认同的那种生命是否终结。牺牲者所面临的际遇，就是两种生命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取其一端的同时弃其一端，这就是向死而生。古语说“置生死于度外”，说的也就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勇气，而是生死视角与常人的根本差异。但我不是要说牺牲者不是常人，两种关于生死的思维模式一定是并存的，只是超越现实之真实在他们的行动中始终具有最高价值。谭思想的复杂性让我们很难确定他所依托的究竟是哪种真实，儒家的舍生取义，佛家的刚猛精进，甚至于就是超越现实的原始欲望。但无论是哪一种，谭身上更具有当代意义的，是这些思想背后他强烈的生命信仰：在剧烈变化的时代格局面前，努力去确定自己生命所应处的位置，做出思想和实践上的双重尝试——这是当代缺乏的勇气、智慧、真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朴素生命信仰的缺席是我们对谭感到隔膜的根源，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狭隘、鄙陋、猥琐的根源，是我们普遍缺乏痛感与厚度的根源，是我们在喧闹里找不到宁静的根源，是我们在变动中找不到方向的根源。

石鼓危崖在衡阳县北，二水汇流，潭空崖古。蒸水东流湘水北。一曲沧浪，映带青山色。旧是朱陵仙洞客，鹤归不向乌衣国。江树迷离潭影侧。画槛筠帘，梦断春消息。击鼓冯夷寻未得，馋龙怪舞云生墨。No.6

黄遵宪（1848-1905）黄遵宪，字公度，别署人境庐主人。近代著名爱国诗人，外交家、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民俗学家，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者、维新志士、中日友好的先驱使者。清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1848年5月29日），黄遵宪生于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州市）。同治十年（1871）岁试第一名补廪膳生，翌年取拔贡生。十二年应乡试，次年赴京应延试。光绪三年（1877）起，他先后历任驻日本使馆参赞官、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新加坡总领事，奉命办结江南五省教案，与日本交涉苏州开埠事宜，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参与湖南维新改革活动。他是时务学堂的创始人之一，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聘用就是出自于他的首倡。同时，黄遵宪是一个非常具有时代性代表性的人物，面对晚近时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不仅在担任了中国早期的外交官，出使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更先后撰写了《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对刚刚走上近代化的日本的社会变化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其中《日本国志》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著作”。虽在甲午之前这本著述还鲜为国民所知，但在战后却惊醒国人，引人深思。这位开眼看世界的政治家、外交家，同时还是一位清末有成就的诗人，他倡导诗界之革命，他以乐府歌辞为旧题而创作的组诗《今别离》（后附），分别歌咏了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等新事物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自然现象。他巧妙地将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与传统游子思妇题材融为一体，以别离之苦写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又以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表现出当时人在别离观上的新认识。因此，《今别离》既是乐府旧题又反映近人别离，成为了19世纪末“诗界革命”和他本人“新派诗”的代表作品。然而，满腹新知的黄遵宪

作者介绍：中华书局副编审，《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副主任，《谭嗣同集》主要整理者。长期致力于近代文献研究工作。学界以往对谭嗣同的编辑出版领域研究多集中在报刊功能说与文体说，本文试图从现存谭嗣同著述中反映的出版实践活动出发，梳理其在产业思维、人才建设、内容创新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有效探索，以期丰富近世出版史研究，并号召学人对近代文献中蕴藏的出版史研究资料加以重视和利用。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戊戌变法及六君子殉难120周年，在维新运动两甲子之际，总结先驱的历史功绩和实践经验，不仅具有纪念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戊戌六君子之一，生于1865年3月10日，卒于1898年9月28日，正值英年即为维新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不少著述，其中一些在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他也广泛参与编辑出版活动，多所创获。此前已有学人注意到谭嗣同的编辑出版思想，主要集中在报刊的启蒙功能、日新说，以及以谭氏“报章总宇宙之文”为代表的文体说。其实，除了这些以外，谭嗣同亲身从事的出版时间活动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我们好好总结。本文聚焦于操作层面，拟就谭嗣同出版实践活动中的产业思维、人才建设、内容创新进行梳理，以期抛砖引玉，为发掘近代先驱的出版实绩进行初步探索。由于烈士遭清廷捕杀，谭氏著述湮灭不少，与其共事之同仁处所保留的资料也多因惧祸而销毁。实则谭氏于《湘报》、《时务报》等重要报刊之奔走出力更多，可惜相关文献和原始档案阙略，这里仅以传世之谭氏书札为主要材料进行考索，文献来源虽略显单一，但仍可给我们不少教益与启示。

谭嗣同诗作《鹦鹉洲吊祢正平》作于1892年秋。是时，他的父亲谭继洵任湖北巡抚并驻武昌，谭嗣同随父宦居。这年秋季，他游于武昌城外江中之鹦鹉洲。鹦鹉洲得名于祢衡所作之《鹦鹉赋》。后祢衡被黄祖杀害，亦葬于洲上。历代颇多墨客皆于鹦鹉洲留诗，单是有唐一代，就有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李白“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孟浩然“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看江中鹦鹉洲”等篇句。鹦鹉洲于明末逐渐沉没，清乾隆年间，新淤鹦鹉洲，已于汉阳连成一片。祢衡，据《后汉书·文苑列传下·祢衡传》载：“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祢衡时任江夏太守黄祖之幕宾，其子章陵太守黄射大宴宾客时，祢衡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锵锵戛金玉，句句欲飞鸣”之《鹦鹉赋》，《后汉书·文苑列传下·祢衡传》就此而载：“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后祢衡因出言不逊而被黄祖一怒杀之，黄射“徒跣来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敛。衡时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谭嗣同感慨于此，并发出“鱼腹孤臣泪秋雨，蛾眉谣诼不如汝”之慨叹。谭嗣同喜读《后汉书》《三国志》等，《石菊影庐笔识·学篇》第四十篇、四十二篇均为二者之书评。《三国志》于祢衡无传，《后汉书》录《祢衡传》于《文苑列传下》中。关于祢衡其人其事，应是由此而读之。祢衡墓，据《清一统志》载：“湖北武昌府，鹦鹉洲在江夏县西南二里，祢衡墓晨鹦鹉洲，今沦于江。”嘉庆二十年（1815年），汉阳知县裘行恕主持将祢衡墓迁至新淤起之补课洲（今汉阳鹦鹉洲）。后毁，今重建于汉阳龟山南麓园，原碑仍存。今值端阳，借诗中之魂屈原而转让眉此文，希望为大家呈现这首诗所呈现出的谭嗣同最真挚的内心世界。经让眉解读，诗中所涉及各种角色纷纷登场，有死去千年的灵均，有矛盾集于一身的祢衡，有可为“小儿”可为“虎”的黄祖，又“如此头颅不敢取”的曹操。交相辉映，矛盾层生，生死跌扣，炫目而精彩。顺祝各位畏友端阳安康。近日为谭集作笺评，细理了一批谭嗣同的诗稿，比囫囵粗看时又有了些不同的态度。翻到《鹦鹉洲吊祢正平》，为着它与屈子有些骨血关联，又时逢端午将近，便想着索性写篇短文谈谈。最早接触谭诗时，我便对这首诗的末几句有很深的印象：“鱼腹孤臣泪秋雨，蛾眉谣诼不如汝。谣诼深时骨已销，欲果鱼腹畏鱼吐”，从“公无渡河公竟渡”式的结局腾跃而起，直指殉后的世界，不独视角新奇，也算得为这个最终选择了留下的青年留下了一句音韵决固的谶语。据朋友维欣查考，写这首诗时谭嗣同实岁二十七，经历了上年又一次科考失利后，正随父宦居武昌胭脂山巡抚署——这番游鹦鹉洲，也不外他武汉三镇行游往来间的偶一回散心。谭嗣同本人很爱读《后汉书》，加之尤擅昆曲，那么徐文长所作《四声猿》中《狂鼓史》里的安工老生戏《骂曹》自也熟稔。故而此番既来鹦鹉洲，吊祢衡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鹦鹉洲得名于祢衡在此即席而作《鹦鹉赋》，又以祢激言受戮后埋骨于此，便更多了一层生死流转的气味。虽则故洲已沉于明末，然有此地名，便也足为文人承托一些无地措放的狂慢。今之大众对鹦鹉洲的记忆或者都会溯至同一个端点——唐崔颢的《黄鹤楼》。黄鹤楼（唐

今逢小编三十初度，《谭嗣同集》的另一位整理者张玉亮童鞋赐下《字说》一篇，万感。“维新论谭”本为谭复生先生之专号，然此文涉及先生者亦颇多。维欣虽生而无才，然借先生而得遇良友，获此厚赐，幸何如之。己亥春，值友人张维欣女史芳辰，欲以“元霁”为其字，并撰字说以贺之。古人字说之文，于有明一代为最盛，自明初宋学士、逊志斋以迄归震川先生集中，不乏佳作，然大抵以位望尊隆者应后生所托而为也。顾吾何人，敢以先进自居。然所以不揣冒昧者，固别有会心也。忆与维欣订交，在丁酉冬月时务学堂研讨会时。先是，承同仁潘博士鸣引介，得与维欣于网络结识，慕其于谭复生先生之生平、思想、著述极深研几、研求有素，遂向其请益《仁学》，并拟共谋谭集之新刊。切磋弥月，至研讨会时始获谋面，倾盖如故，遂成知交。其时余以他故，颠顿栖迟，潘博士亦漂沦京畿，笺证《仁学》、重刊谭集之愿皆虚矣。余于近世文献之刊行浸淫数载，一旦废然而去，心灰意冷，志丧神摇。维欣以其凝于谭复生之精诚，现身说法，拔余出枯窘之境，推余入粉丝之坑。今谭集新刊，余于复生著述亦略有心得，推原其故，皆维欣所赐也。维欣心光耿耿，肝胆照人，然与世所谓开朗性格者固有别也。其性情殆与复生先生为相近，虽具满腔热血、一副痴肠，要皆以苍然为底色、以悲观为基调。然此种性情，其超拔之力也巨，沾溉之功也神。一念可引万念，复生诚不我欺也。噫！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世间之苦多矣。然能以一己之慈悲导人入欣欣向荣之境如维欣者，亦何仁哉！仁者，通也。通上下，通男女，通人我，进而通悲欣。弘一法师示寂前，书“悲欣交集”四字于世人，余素所不解，今观夫维欣，豁然而悟矣。世间多苦，然吾愿维欣霁颜永驻，笑口常开，皎皎兮如素月经天，霜华洒地，无远而弗届，无往而不复，以欣然之心力，祛世间之悲苦，亦如复生之所为者。勇猛精进，当月将而日就；芬芳悱恻，自地老而天荒。余于维欣有厚望焉。这是一个关于近代史的公众号感兴趣就来扫一扫关注吧一个你不知道的晚清在等待你的到来

近日有梦，谨以小说记之。约成于1898年3月，时谭嗣同（字复生）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教习，兼南学会天文主讲人。唐才常（字绂丞）任《湘学报》主笔、时务学堂中文教习，熊希龄（字秉三）任时务学堂总提调。谭家宅邸位于今长沙蔡锷北路小桃园附近，时务学堂旧址位于今三贵街。她独自走到小东街的街口，靠着自己模糊的判断和揣测，拐进巷口。晚清的街道格局确实和现代有着很多不同之处。宽敞的门庭，高悬的匾额，还有朗朗的书声，她知道，她到了。一进学堂的大门，迎面就撞上一个高个子，那人好奇得看着她，随后拱手问道：“姑娘且留步，请问你所找何人呐？”他穿着深灰色长衫，带有一股浓重的湘西口音，不用说，她已经大概判断出他的身份。可能觉得身在男子的学堂中，也该有一点男儿的英气，于是她亦拱手抱拳道：“这位公子莫不就是秉三吧？”可能被人一下子说中了身份，他显得有些诧异：“姑娘怎得知我表字？”她笑而不语：“见过您的小照，也自然识得您是学堂的校长呢。”他更加摸不着头脑，不过转念一想，或许自己在坊间已经成名也未可知？竟有姑娘寻上门来找自己，还确实是出人意料。于是他侧身伸出右手做出引导之势：“外面风大，姑娘请随我进屋吧。”她探头往里看了半晌，忽然低眉问道：“熊公子，我能跟您打听个人吗？”希龄止住脚步，原来不是为自己而来。他赶忙问道：“姑娘所找何人呢？希龄愿做引导。”她低声询问，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见：“想请问一下，浏阳的谭复生学长，可在此处呢？”“哦！复生今日不曾有课故而不在学堂中，姑娘要找复生我带姑娘去谭家公馆即可！”忽然他又好像想起什么事来，摸了一下脑袋：“哎哟，差点忘记，下一堂课就要开始，我还得为新来的教习评分，可还走动不得呢。”正巧，旁边过来一个走路慢吞吞的人，他生得一张大方脸，眼睛大而有神，身着一件宽大的素色长衫，背着手仿佛正在诵读什么。“绂丞你来一下！”希龄招手叫他到近前来。“这位姑娘想找复生有事，我这走不开来，你且带她走一趟，顺叫复生晚上来一下学堂相商。”说罢他拱手离开。还来不及多想，她几乎已经停止了心跳，丝毫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狂欢，她脱口而出：“绂丞，你可是绂丞！”她的手心已经微微出汗，她对他已然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而此时还偏偏要装出一副初见之态，可是真难呐！才常亦和希龄一样奇怪地打量了她一番：“姑娘可识得我？”“唐公子，你乃浏阳连中小三元者，谁人可不识得你？但我更青睐于公子所写《时文流毒中国论》，读之激荡胸怀，深以为然，今日得见公子面，实我三生有幸！”说完她深一抱拳，故作着镇静。才常想着，今日之姑娘可真是博学多才，还常常读报，顿时觉得自己的湘学报小有成果。“姑娘谬赞了，才常愧不敢当，不曾想今日连姑娘都读报，真欣欣然也。姑娘可是在女学堂读书？”“不曾读过，慕公子之名而已。”才常带她出了大门，一路沿着小巷走到了城南，她想到如今这条南北贯通的大道已经更名为蔡锷路，可松坡那时还只是时务学堂一幼童，他又是否能料想到自己十八年后做的惊天之事呢？其实，好不容易得见才常，她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她小心翼翼得问他：“唐公子，谭公子近日身体可还好？脾胃可还时常不舒服？”“偶然有，但比他年少时可好多了呢。他每日清晨都还练剑呢，我们可都坚持不来——咦，姑娘是复生旧交吗？如何这样清楚？”他边走边回头看着她。忽然又站住：“姑娘可是浏阳人？既是复生旧交，何以我不曾见过姑娘？”她一下不知如何作答，默默了良久，说道：“我是他在甘肃时的旧交，公子或许不认得我…”这要是放到现代，怕是早就被阴阳怪气策一番了，可原来清朝人竟然一点也不爱开这样的玩笑。因为他竟然对她抱拳：“失敬失敬，复生故交，定然是我辈同道中人！”说着话，就到了一座大公馆门口，才常对她说：“这是岳麓书院王山长的宅邸，再往前走就到谭家公馆了。”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葵园。谭家公馆果然门厅高大，旁边的葵园都显得小器了许多。才常叩门道：“复生，复生，可在家中么？”她忽然心头一阵紧张。她曾想象过无数次与他相见的画面，但此时他就与她相隔一道门，她却大脑一片空白，一切神经中枢仿佛都是失去了控制——她变成了一个木头人。她连忙拽住才常：“唐公子你且稍等片刻再敲门罢！”还没等她说完这句话，谭家公馆的门就开了。她闭上了眼睛，连与他对视的勇气都没有。他是什么样子？虽然他的照片已经看过无数次，虽然他的名字已经念过无数次，但她依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之于她，熟悉得像个陌生人，却也陌生得像个相识了三生之人。门里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哎哟唐少爷您来啦，真不巧，我们七少爷今天不曾在家。”她方才把眼睁开，见不到他，她竟然长舒了一口气。“你们七少爷说没说作甚么事去了，几时出的门？几时回来？”“清早就出门了，可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唐公子，要不你们进屋坐坐，喝口茶再走？”“茶便不喝了，我们急着找他。”说罢他回头对她说：“或许他在皮鹿门家里，我们前去皮宅找他便是，这几日他们商量南学会之事，终日聚在一起呢。我们这且走罢。”她忽然很想进去“喝口茶”，她虽然急切想见他，却又不敢见，想着这就是他生活之处，进去看看总归是好的。她忽然想到一句诗：近乡情更怯。或者自己就是这样一番心情罢。“唐公子，要不我们且进去坐坐罢，我也走得有些乏了。”“都随你，反正下午我亦无他事，坐一会，我们去皮鹿门家便是。”她终于跨进了这座宅院，她日思夜想的这座宅院，这座现如今已经变成摩天大楼的宅院。仆童引他们进入内宅七公子的会客厅中落座。她不由得自己端详起了这些精致的木家具。泛着微光漆亮的紫檀木镶贝案几，上面摆放着琉璃梅瓶，却不曾插得一枝梅；雕有阳刻卷云涟漪纹的官帽椅，两端有着流畅的弧度，已经被摩挲得十分光亮；地面铺着澄泥砖，墙壁上挂着大幅钟馗卷轴画，两边的篆书她却不认得。她忍不住站起来，走到案旁细细欣赏。案上一副官帽架，中间纹着细碎的珠饰纹，两边篆着丝丝叠扣的松针，松下一只竹仗，云深雾罩中仿佛还有一个远眺山峰的老者。她不禁用手摩挲了起来。生在现代，无缘得见真正的清代家具,博物馆里那些冰冷落尘的家具丝毫勾不起她的兴趣，只有这天天被人所使用的家具，铺着黄绒缎面的座椅，带有温度的案几，她觉得，这才满满都是他的温暖。她情不自禁往内宅走去，她想看看他生活的地方，那里的一砖一瓦，都还是他的温度。推开一扇朱漆木门，她进到了他的书房。迎面就是一组气派的紫檀木大书橱，书橱成对，上格三层亮格，正面的圈口上雕着绵密不断的拐子纹。下面是柜子，对开柜门，面板上打洼的委角框柔和细腻，线角重叠，内铲地浮雕螭龙捧磬纹，螭龙的身躯布满纹饰框。整对书橱一看就是选用了上好的金星紫檀，包浆温润细致，云纹形若如意，蝙蝠缀角，流云依附在两旁。柜上的铜活极为精巧，紫檀木边框贴嵌竹丝，所用的均为不足两毫米粗细的圆丝，贴嵌图纹不见一缕瑕疵。她忍不住看呆了。书柜中置着正整一套《船山全书》，有几本已被取下放在书柜前方的书案上，展卷犹可见“仁者安仁，故浑厚端重，外物不足以迁移之，其理与气皆于山相似，故心所喜好者”的字样。与他一样，她亦极为欣赏船山之才。他桌上放着一只紫铜嵌错金银熏香手炉，还微微有着温度。手炉旁放着一只小茶盏，里面微微舒展的茉莉花依旧泛着清香，她忍不住拿起茶盏来细细赏玩，细观其釉色，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亦有如千峰碧波翠色来，质地细润，坯体釉厚透着莹润的清白色，明亮而不刺目。茶盏表面有蝉翼纹的细小开片，她忽然想起一句“似玉、非玉、而胜玉”，好一个晶莹剔透的上好汝窑，她忍不住暗自称道。茶碗旁是一个山形笔架，架上的湘妃竹大狼毫毛笔墨迹未干，还隐隐透着一股淡淡的墨香。笔架后方有一硕大的铜质地球仪，十字铜架相互交替，球身以中英文双语标注地名，她伸手转了一下，暗暗想着，果然不如现在的地球仪那么顺畅。桌面的洒金宣还未曾写字，右侧却有一只镶金伽楠的扳指，她忽然想起他曾在家书里写给自己的妻子，要她带这只扳指给他。原来只能在史料中看到的物品如今也飞到眼前了。她还看到一个篆刻着江岸垂钓的黄铜墨盒，墨盒上阴刻的松叶和芦苇丝丝清晰，没有一丝一毫紊乱的痕迹，上面一排小字：乙未冬日复生氏制。她苦笑了一下，这个墨盒，她曾在他的后人手中得见，彼时的它，已经略有锈斑，但亦有当日之风采。她转身看到一架古琴，琴穗流苏如行云流水，从琴架上垂下来，琴身连珠，上方琴头饱满，黑亮漆面，细密流水断面。丝弦清丽，拨之如珠落玉盘，瑟音低颔。她忍不住轻轻抬起，琴底圆形的龙池旁颈部刻有“崩霆”二字，她不禁一惊，险些滑手。第一次亲手触摸崩霆琴，她激动得有些难以克制。龙池左右分刻隶书铭：“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旁边四个大字：“谭嗣同作”。她正沉浸在他的世界里无可自拔，忽听得房门吱呀一声，她身后竟已站立一人，清声问道：“姑娘所找何人？”咬了一下手指，没在做梦，她的心一阵狂跳，可却不敢回头。是他，真的是他——优秀作品荐读李让眉丨脸谱背后的谭嗣同张玉亮丨谭嗣同著述版本及刊行考述王夏刚丨四言句谭嗣同小传林

谭嗣同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人、著有《谭嗣同年谱长编》、纪录片《我们的谭嗣同》历史顾问兼学术统筹、谭嗣同故居纪念广场主要设计者出版情况：出版社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历史对他的定义为“政治家、思想家”。120年前，也是一个戊戌年，在9月28日——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因变法失败而不愿出走的谭嗣同留下一句“吾自横刀仰天笑”，于是头颅轻一掷，慷慨燕歌行。谭嗣同存世照片极少，仅有三张，分别拍摄于1896、1897、1898三年，南京、上海、长沙三地，前人多不知其照片缘起以及相关的具体细节，今恰逢双甲子过，聊以其三张照片作为纪念，为读者呈现谭嗣同生平较稀见之经历。1896：上海“竹林七贤”合影

我，张维欣，一名谭嗣同先生的粉丝你可能听嗦过我在许知远的《十三邀》或在芒果台纪录片《我们的谭嗣同》又或在中国新闻网的报道里或者你从不认识我不过这都不是重点：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今年，也就是戊戌2018年谭先生120周年的祭辰我应该暗搓搓得搞一点事情比如说，帮他重新整理整理他那老掉牙的文集（看到最后有彩蛋！）嗯，于是我问了一下他老人家的意思：看样子，他是满口答应了下来，好吧那么我就上贼船啦！光绪二十三年也就是1897年，他第一次刊行了自己的著述《旧学四种》，里面包括《莽苍苍斋诗》《石菊影庐笔识》《寥天一阁文》《远遗堂集外文》之后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间，还有不同的后人、学者、官员，以及粉丝为他刊行过《浏阳二杰遗文》《戊戌六君子遗集》《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谭浏阳全集》《谭嗣同全集》等等等等……然而距离中华书局1981年版的《谭嗣同全集》已经过去快要40年了期间其他出版社的版本也并无任何添新或修正于是小编和她的小伙伴们就这样暗搓搓、悄咪咪撺了一本新编《谭嗣同集》在这之前，作为一名研究谭嗣同的学人小编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古籍整理的经验于是，在她的软硬兼施逼迫威胁下又绑架了另一位入伙中华书局的编辑张玉亮同学为了整理《谭集》我们跑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去抄录和对照了原始刊本的每一个字又改正了老版《谭集》中我们可以发现的每一处谬误当然，我们也深感先人整理文集的艰难那是货真价实的创臻辟莽我们又像蓝翔优秀学员一样开着挖掘机挖出了几乎所有可以发现的未收录谭嗣同遗墨夜以继日、点灯熬夜张玉亮同学就这样被小编拉下水上了一艘名为“复生号”的巨（zei）轮（chuang）终于，这本书面世啦一共上下两卷，拿在手里感觉棒棒哒来，我们先看一看它布面精装的封面中间压上去的暗纹是谭先生15岁的手迹当然，这部分彩插都有高清图哦并且，还有谭先生三张照片帅吗？所以说是百年偶像也毫无毛病且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反驳！继续看，前言一共三个部分分别讲述谭先生的生平、思想和著述由小编我以及玉亮同学合作正文部分也露个脸，其中有《仁学》、往来信札、诗文等反正能找到的我都给你们了！得意洋洋的自夸一句，每一封信札，小编都给他们做了编年考订这才是谭先生正确的打开方式哦！最后是附录部分，这张表格小编做了不知道多久，希望还是有点用哟！来吧最后看一眼它的盛世美颜！以及各种细部细节图小编觉得虽然有很多地方还要好好改进但心里还是暗搓搓地王婆卖了一下瓜相信这是一本高颜值、高质量的古籍以及以后还会更高~！像谭先生的盛世美颜一样高！最后还有一张桂花飘香时节小编拾取一束浏阳谭嗣同故居门口桂枝的照片在这时候，只感觉谭先生眼中的木樨或许也是这个样子，和这个味道因为他是一个爱美、爱自然、爱生命的人谨以此书，向这位青年哲学家致敬。本书三位整理者介绍张玉亮

你就义，从来不是为了酬谢什么光绪皇帝，那是虚伪的保皇派康有为想做又没勇气做的事情。因为你说过“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优秀作品荐读李让眉丨脸谱背后的谭嗣同张玉亮丨谭嗣同著述版本及刊行考述王夏刚丨四言句谭嗣同小传林

一宣武城南，京师诞生。少更多难，备尝苦辛。母返浏阳，儿泪盈眶，倔强自立，亲心无虑。白喉肆虐，五日三丧。短死三日，得字复生。自少至壮，饱罹众厄。城南思旧，幽幽凄凄。卿本恨人，童年已尔。

山河同在一个你不知道的谭嗣同一段你从未听闻的近代史长按二维码关注“维新论谭”（本文打赏将全部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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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近世书札屡屡发现，难以编定，故对已单行之《谭嗣同书简》单独整理，而将其他见诸手迹之单篇书札列于其后，先按收者区分、再按时序排列。集外

纪念谭嗣同殉难120周年征文一等奖获得者作者

今天早上被一条新闻刷屏，北京时间2017年11月30日凌晨2点，《自然》杂志首次发表中科院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的成果：“悟空”（DAMPE）卫星首次探测到目前世界上最精确的高能电子宇宙线能谱，并证实了一种宇宙新物理粒子的存在。对于不了解“高能电子宇宙线能谱”的小伙伴，可以这样简单去理解：科学史上，关于广义相对论、粒子标准模型这些理论的提出，让人们能够更加清晰地探索到宇宙最本真的样子。但即使如此，人类也只描述了宇宙5%的内容，还有95%的宇宙总量内容是未知的，而这其中，占有宇宙总量的26%的未知内容，是人类想要探知的下一个目标。我们的宇宙空间中，还存在着“质量为1.4万亿电子伏左右的新物理粒子”。这就是暗物质，寻找多年，它在2017年11月30日凌晨2点，第一次被明确证实存在。其中的意义不做赘述，2015年12月17日，自我国的“悟空号”卫星成功发射，两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第一次用自己的卫星，在全世界首次探测到了暗物质。暗物质（DarkMatter），这是一种比电子和光子还要小的物质，不带电荷，不与电子发生干扰，能够穿越电磁波和引力场，是宇宙的重要组成部分。暗物质和暗能量是影响当今量子粒子物理和天体物理的两个盲区。而宇宙的密度可能由约68.3%的暗能量，4.9%的重子物质，26.8%暗物质组成。所以说，绝大部分的宇宙是我们尚未探知的。暗物质的密度非常小，但是数量庞大，因此它的总质量很大，它并非由重粒子构成，却代表了宇宙中26%的物质含量，其中人类可见的只占宇宙总物质量的5%不到。根据广义相对论，大质量的暗物质可以让周围的光线弯曲曲折，这种现象就是暗物质导致的“引力透镜效应”，而现在，终于在宇宙中被得以观测到。我换句简单的话说，这种力量，是万有引力之外的额外引力。人类在观测星系旋转的时候，发现所有发光的物质提供的引力，都无法抵消旋转时的离心力，而星系里存在比普通物质多得多的暗物质来提供额外的引力，来阻止星系的解体。所以，没有暗物质，星系就不会存在，就不会汇聚在一起。我想，2017年11月30日这天，暗物质的发现，是具有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的，我们的物理教科书极有可能将被改写，而万有引力也将被质疑。这种新发现的粒子，将为我们解释宇宙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思考方法，也能够为我们搭建一个属于量子物理的更详细的框架。而我今天想说的，是一本我看过的名为《仁学》的近代哲学著作，它的作者是一位当年只有31岁的青年哲学家，写作这本书的时间距今正好120年，这位学者名叫谭嗣同。这个名字应该不为人所陌生，他是戊戌变法中享有盛名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晚近中国的启蒙思想家。这位120年前的哲学家，在这本名为《仁学》的著作中，他探讨了探究世界与宇宙本源或基质的哲学理论，并提出一种世间万物的构成方式，就是“以太说”。这一学说在17世纪由一位名叫笛卡儿的法国哲学家提出，并将其最先引入科学研究中。而这位近代哲学家谭嗣同在自己的论述中将这一理论深化和系统化。他在一篇名为《以太说》的文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地球，何以能摄月球与动植物？一日球，何以能摄行星彗星流星？一昂星，何以能摄天河圈内所有诸恒星？一虚空，何以能摄星林、星团、星云、星气皆如昂星之天河圈而遥与之摄？在动重家，必曰“离心力也，向心力也。”为之吸一也，一固然矣。然力也者，言其牵引之势也。牵引者何物？谁主其牵，谁令其引，谁任其吸？何以能成可睹之势？日月星地之各吸所吸，其力何能制其不相切附？日月星地之互吸所吸，其力何能保其不相陵撞？则非力之一辞所能尽矣。用通俗的语言可以这样解释：是什么，让行星彗星流星构成了它们的运转轨道与方式？又是什么，能够让宇宙诸星团汇聚一处各司其职而终究不会出现过大的紊乱与崩塌？这是一种怎样的内在力量和粒子，有如此强大的宇宙统摄能力？你们以为离心力、向心力、万有引力就可以解释星团聚散的原理吗？解释不了！必然还有一种物质是存在的，这种物质才是宇宙星团聚散的最根本原因。而这种物质，就是他所说“以太”。以太对于万物的主宰作用是通过操纵事物的传导波和运动力实现的，这使以太成为波、力背后的操控力量的根本原因。首先，以太构成了万物的媒介网和以太场。物质具有声音、颜色等属性，人们通过各种波认识事物的这些属性。物理学家将它们解释为光波、气波、声波和电波。面对物理学家的解释，人们不禁要进一步追问：万物之光亮、声音孰为之？所谓波，不过是动荡之长短而已。动荡者又是何物？又是谁在使其动？在谭嗣同看来，这一切的答案就隐藏在以太之中，也都只有在以太那里才能得到说明和解释。以太既保障了不同事物的各种波发出时“各不相碍”，又为它们寂然未发时提供了消归之处。其次，以太是各种力量背后的原因，也就是宇宙的第一动源。在对地球、太阳系和银河系进行解释的过程中，谭嗣同援引牛顿力学的第三定律，借助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原理用各个星体内部的离心力与向心力和各个星体之间的吸引力与排斥力来分析天体的运动。谭嗣同在探究吸引力与排斥力背后的原因时推出了以太。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基本思路和逻辑推演是：吸引力与排斥力都表明万物之间具有“牵引之势”，在牵引之后必然有一个“主其牵”、“令其动”、“任其吸”的牵引者和主宰者。如果进一步追究此牵引者是谁？各个天体“各吸所吸”，“互吸所吸”，吸引力与排斥力又何以能够保证它们既

2017年11月29日，湖南时务学堂成立120周年。这座湖南最早期的新式学堂成立于1897年11月29日，被誉为是湖南维新运动时期的最高学府，她和岳麓书院后被改建成为湖南高等学堂，并于1926年正式定名为省立湖南大学，1937年升为国立湖南大学。时务学堂是戊戌变法的直接产物。虽然从成立到被取缔仅仅只有不到一年时间，但其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夹缝中的背景，却决定了其成为湖南从传统守旧转变为激进开放的关键力量。时务学堂开办时所面临的新旧之争与近代思想裂变亦是一场激烈的恶战，继其失败之后的自立军起义、护国战争更是在其直接影响下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这座湖南大学的前身学堂，是近代史上一次最激烈的碰撞，更点燃了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的火光。时至今日，长沙三贵街的这座被爬山虎掩映的小院，依然被后人所铭记。不光是因其间有着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名师之汇聚，亦不仅因其培养出了蔡锷、林圭、杨树达、范源濂、李炳寰等青年才俊，薪火相传，她见证了学堂师生的情深义重与生死挚交，见证了湖湘近代化历程中最为艰辛的历程，更是一代人革故鼎新的教育理想。189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夜幕笼罩下长沙城小东街的一间学堂里，师生们围坐一起，观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幻灯片放映。在投影屏上，学生们看到了英国伦敦的皇宫、街道、桥梁、饭店、马车、轮船、兵器库，看到了西方动物园中才有的狮子、大象、海马、驼鸟，甚至还看到了英国“日不落帝国”时期的维多里亚女王画像。这是近代湖南的首次幻灯片放映，这座学堂名叫时务学堂。1从保守到激进的湖南晚清时期的中国，历经甲午战争已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近代中国几乎每个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团体中，总有湖南人的身影。这一由湖南人所构建的湘学群体在时代交替中达以顶峰，并促使了晚清今文经学、大乘佛学以及西学东渐之融合。而在此之前，湖南人却并非一个整体开化较早或提前接受启蒙思想的群体，在湘军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湖南人长期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地域越感之中。有位外国观察家如是评价湖南人：“湖南人是个刚毅且独立的种族，尚武、急躁、顽强，同时又自尊心强、保守、倨傲。”固执与顽强，这成为了近代湖南人的“特质”。并且湖南地处内陆，与沿海省份相比受国外影响较小，仇洋排外的心理较强，社会风气趋于保守。虽然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中湖南人居多，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但是包括曾国藩、左宗棠在内的洋务运动先驱，其主要活动和创办的洋务实业多在外省而并不在湖南，因此他们的洋务思想对湖南影响较小，湖南反而“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这种固执自大的心态，成为甲午战前湖南人拒绝改革之思想因子，以至于其在拔电线、拆铁轨之外，甚至于聚众围攻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宅子，将他捐修的上林寺纵火焚毁，并对其进行大肆人身攻击，以此表明自己拒绝开眼看世界和抵制洋务之决心。种种行为与迹象，已将湖南彻底变为一个与时代脱节的顽固保守的大本营。湖南的近代化进程因此而受到强烈阻碍，以至于晚于其他省份近30年。（图：郭嵩焘）而面对甲午战争中打着湘军大旗的李光久、魏光焘兵败于辽东半岛，挽救了清朝命运的湘军面对日本侵略军并没有创造奇迹，昔日战绩构筑的壁垒如今土崩瓦解，湖南人自高自大和盲目排外心态终于有了转折。谭嗣同曾在致其老师欧阳中鹄信中表示，湖南人因甲午战败而敲响警钟，结束盲目自大的仇洋心态，这样惨痛的教训亦可以视为是中国挫败中的一丝曙光。正由于之前的闭塞，甲午战争对湖南人的刺激较之其他省份又更深一层。这种巨大的心理反差为其他省份的人所没有，给湖南社会风气的转变带来了机会，湖南从最保守的省份一变而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图：谭嗣同）因而，短短几年间，湖南由万马齐喑的排外格局成为了维新运动时期全国最激进的省份，湘中官绅、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级纷纷觉醒。此时的湖南，聚集了一大批开风气的士绅领袖，其中既有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熊希龄等思想激进的士绅新秀，他们大多年轻有为，敢作敢为；也有皮锡瑞、欧阳中鹄、朱昌琳等热心地方事务的士绅名宿，他们老成持重、稳健熟稔；也聚集了一批支持革新的官员，如巡抚陈宝箴、盐法道黄遵宪、学政江标和徐仁铸。官绅都有志于开风气，这在当时的中国各行省中十分难得。湖南维新运动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大批维新骨干入湘，湖南成了维新人物最集中的省份，推动湖南维新走向高潮；二是德国抢占胶州湾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加快划分势力范围，瓜分危机逐渐显露，民族救亡的意识深深渗透到湖南人的思想中。历史选择了湖南，时务学堂，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当中。2谭嗣同与第一架大天文望远镜早在时务学堂成立之前，湖南浏阳就已经成立了第一个近代科学学堂——浏阳算学馆，这是由两位具有杰出维新思想的青年人谭嗣同、唐才常所创办，虽规模不大，但已无可争议得成为全省新学之起点。因而，作为时务学堂早期董事会重要成员的谭嗣同和后期中文教习唐才常，在时务学堂的参办过程中，亦具有了一定办学经验。时间追溯到1896年的冬天，最早提出创办创办时务学堂的是湘乡人蒋德钧，然而最初却是以为长沙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设立工艺学堂作为创办动议，类似于现在企业中的员工培训机构。这一提议得到了宝善成公司创办者王先谦、熊希龄的认同，亦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为表示对此计划之肯定，陈宝箴“拍案叫绝”之余，亲自将其定名为时务学堂。（图：熊希龄）学堂开办之初，首要问题即是经费。为此，熊希龄与蒋德钧于1897年4月亲赴南京，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求拨督销局盐厘7000金作为办学经费，然而刘坤一虽下批复表示愿意支持湘省此举，督销局总办易顺鼎却横生枝节，要求将7000金中再分拨2000金以作他用，并获得刘坤一一度同意。熊希龄听闻此事，誓死相抗、坚决不从，时在南京担任江苏候补知府的谭嗣同亦致信江苏学政的龙湛霖之子龙绂瑞，请求其父说服刘坤一将7000金全额拨付时务学堂所用。在湘中官绅的一致努力下，最终于重重困难中保全了这来之不易的第一桶金。随后，陈宝箴又上书光绪帝申请将正款项下拨款一万二千两用作学堂常年经费，至此方才解决了时务学堂的经费问题。在筹备经费同时，熊希龄和蒋德钧亦趁在江浙沪之机，着力进行图书和仪器购置等工作。对各类精密仪器非常熟悉且曾开办过中国近代第一个测量学会的谭嗣同曾热心襄助他们的仪器购买事宜，并将杨仁山从海外购买的各类仪器售卖予时务学堂。杨仁山曾任驻英法大使曾纪泽的参赞，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杨自强、杨自超均出身测量学以及工程学专业。在国外时，杨仁山将他几乎全部的薪水都花在了购买天文镜、子午仪、经纬仪等科学仪器上，并亦练就了一手亲自制造仪器的功夫，他所制造的地球仪一度在当时被争相购买。谭嗣同在杨仁山寓所亲自验看各类仪器，并表示由时务学堂人员先行选购，方才应允将其余仪器售予其他求购之人。（图：杨仁山）为防售罄，谭嗣同自行出资为时务学堂购买数百张图纸，并代时务学堂订购了一批几何模型。他亦推荐熊希龄在上海洋行购买度时表、寒暑表、水银风雨表、空气风雨表、燥湿表、量风器、量雨器等十余种测量所需仪器，以及天文图、地学图、矿石图、电学图、化学图、百鸟图、百兽图、百虫图、百鱼图、重学图、植物图等二十余种图表。教育家朱经农曾回忆，当时湖南第一架大天文望远镜就在时务学堂阁楼上，学生们可以在镜中观测各类行星。学堂中的学生可以享用到如此先进的教学设备，与谭嗣同、熊希龄的努力不无关系。除此之外，谭嗣同还推荐杨仁山之子杨自超担任时务学堂测量教习兼仪器管理员，将其从英国学到的测量知识传布予年轻的湖湘士子们。随后，熊希龄租赁了位于长沙城小东街的原乾嘉重臣刘权之的宅邸作为校舍，这座南北向的小院子前后共有五进院落，西边为学生宿舍。学堂主入口位于今天的中山西路上，即是以前的小东街，东西北分别为三贵街、福庆街、连升街，是个传说中的“风水宝地”。陈宝箴亲自为时务学堂拟定了《招考告示》，并张贴于省城大街小巷。这份告示于今日看来亦具有非常之吸引力。避开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考试，时务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可保送京师大学堂，或公费出国留学，最差也可保证派充使馆译员，或担任南北洋海军、船政局、制造局等中央控股企业办事员。如此优厚的工作分配制度吸引了不少湖湘学子，第一批招生名额仅有40人，却吸引了4000人前来报名。录取率之低，可谓真正的百里挑一，即使博学如章士钊也未能考中，被时务学堂拒之门外。（图：时务学堂平面）并且，即使是第一批考入时务学堂的40位学生，也未能全部留下。录取3个月之内，学堂进行甄别考核，中西教习会同绅董根据学生平日功课分数及性情举动，合校互勘，综合评定，最后确定合格学生共计27人。时务学堂是个“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的学校，学生中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生，用学堂之法教学；专学中学而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生，用书院之法教学。但后来，内课与外课生的区别主要取决于考生的优秀程度，成绩最优者方能成为内课生。蒋德钧在北行之时，亦将为学堂物色总教习人选作为重要出行目标。经过一番考察，他看中了上海《时务报》总主笔梁启超。梁时年仅有24岁，却已然名动天下。作为《时务报》的顶梁柱，报馆总理汪康年自是不愿放人。为此，陈宝箴专程为梁送去聘书，再由熊希龄想尽各种办法对汪康年施加压力。梁启超素与谭嗣同交好，谭在南京担任候补知府期间曾四赴上海，而这其中多半是由于梁在上海时务报馆工作的缘故。谭嗣同还将自己并不愿公开的著作《仁学》拿予梁观阅，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考虑到这一点，熊希龄决定托付谭嗣同对汪康年进行劝诫，希望其尽快放人。谭嗣同于是致书汪康年，态度十分坚决，并在信中表示如若不放人，自己将去上海将梁启超“忤而豪夺以去”。最终在各方软硬兼施之下，汪康年松口，梁启超于11月偕李维格以及同门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抵达长沙。初抵长沙，不仅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按察使黄遵宪、学堂总理熊希龄对他欢迎有加，即便如随后几个月后对他极尽丑诋之能事的王先谦与叶德辉，亦为他的到来而设宴款待。（图：时务学堂教习合影，左起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陈宝箴作为湖南最高行政长官和时务学堂早期发起人，对学堂人事构成进行了决定。他委任熊希龄为总理绅，即是校长，另组建了包含熊希龄、谭嗣同、蒋德钧、王先谦在内的九人董事会，决定和讨论与学堂相关重大事件。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杨毓麟担任中文分教习。李维格担任西文总教习，王史担任西文分教习。许奎垣担任数学教习，地理学家邹代钧担任舆地分教习，另由杨自超担任测量教习。3梁启超的独门读书法1897年11月29日，时务学堂正式开学。开学当日，学堂师生举办了隆重的开学仪式，学堂总监谭嗣同还撰联“揽湖海英雄，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以示庆贺。总教习梁启超亦撰写了《湖南时务学堂公启》并刊登报纸向社会公布，他以不同凡响之笔法点燃了这批刚刚入学的湖湘少年的救国之意气：“吾湘变，则吾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其以视今日之日本宁有让焉！”在课程设置上，梁启超亦做出了明确的规划，他将学堂所学科目分为了溥通学和专门学两大门类。溥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相当于现代高校中的通识课程，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学四大类，其中“公理学”包含算学、理学、公法学、格物诸学。专门学，“每人各占一门”，相当于现代高校中的专业课程，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三大类，其中“公法学”包含宪法、民律、刑律等内公法和交涉、公法、约章等外公法。学生初入学堂，需要统一学习溥通学6个月，期满之后方可学习专门学，同时仍要学习溥通学。（图：梁启超）不难看出，溥通学四门课程当中，除经学外，其余三门均属西学范畴。作为通识课程的溥通学中已经掺入了包括数学、理学、公法学、物理学这样的自然科学，这是对西学价值和意义的一个质的飞跃。并且，据杨树达回忆，学生们上午学习四小时英文，下午学习两小时中文。这样的课程设置，既有专业课程的学习，又有通识课程的学习，既有中文以及传统文化的学习，亦有西学以及科学技术的学习，已经具备了近代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的雏形。这样大胆改革教育内容，不仅将时务学堂变成了维新运动的前沿阵地，更是近代化思想的一次启蒙。除去课程设置，时务学堂亦对学生规定了不同时期所须阅读的书目，为此，梁启超亦经过了极为精心的设计。他将学生所读之书分为“专精之书”与“涉猎之书”两大门类。专精之书，学生必须认真完整研读，并仔细揣摩，读书时间须占到每天全部学习时间的十分之六；涉猎之书，学生可以”随意翻阅”，读书时间占到每天学习时间的十分之四即可。但这并不意味着涉猎之书不重要，梁启超强调此二者不可偏废，“无专精则不能成，不涉猎则不能通也。”梁启超所列举的专精之书的书单里第一则即为《读书法》，并把它当作了开拓学生学习能力的纲领性书籍。此外，还包括《春秋公羊传》、《万国公法》、《学算笔谈》、《格物质学》、《佐治刍言》、《几何原本》、《代数术》、《日本国志》、《地学浅识》、《化学鉴源》、《英律全书》、《代微积拾级》、《大清律例》等等，内容依时间由浅入深，范围由窄而广。梁启超所列举的涉猎之书的书单里包括了《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泰西新史揽要》、《春秋谷梁传》、《英国史记》、《格致汇编》、《时务报》、《湘报》、《知新报》等。其书目列举范围甚广，书籍报刊均在阅读范围内。作为梁启超之挚友，谭嗣同曾多次提及《格物质学》、《几何原本》等数学、天文学方面书籍，此类书籍的列入与谭嗣同之推荐不无关系；邹代钧素以擅长舆地而闻名，《地学浅识》、《地学指略》等书也应为邹所推荐；而《日本国志》的作者即为时任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由此可看出，这张详尽而全面的《读书分月课程表》是当时维新派人士共同商讨之结果。其由中国古学渐入西方各学科，根据不同书目的不同章节规定其所应阅读的时间阶段，并标明在阅读某一本书时应与何书对照阅读方可利于理解和记忆，已经成为近代学堂教学方法的质的飞跃。关于学习方法的规定，梁启超拟定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要求学生每人准备札记两册，并将读书心得记于其中，札记册五日一交，由教习批注，并在教室中设置一问题匣子，读书有疑义均可投匣提问。为给学生批阅札记，梁启超时常通宵不睡，并且每条批语达数千言之多，对于学生新颖的思想和认知，他不吝惜赞美之词而褒扬有加，尽可能多行鼓励。在札记批语中，梁启超大量阐述了自己对公法、民权等问题的看法，并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三纲五常进行了猛烈抨击。时务学堂的考核制度亦与现代高校的“学分制”非常接近，学生所作札记由教习评定后给予等级分数，最差者给半分，最高者可达三分，每月三十分为及格线，溢分者给予银两奖赏。学生每月分数均登记在《湘报》上，林圭、蔡锷、李炳寰、唐才质等常常溢分达五十余分。同时每季大考一次，将成绩排名贴于学堂大门之上，并刊登于《湘报》、《湘学报》之中。除此之外，优秀学生的札记亦予登载于《湘报》之上，甚至被编印成书，出版发行。这种方式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励，故而学堂学生意气风发，于学业具有极大的热情和主动性。4谭嗣同：南学会的天文与地理当时湖南维新运动的阵营里，除去时务学堂和《湘报》之外，还有开办在湖南巡抚署中的南学会。南学会是在巡抚陈宝箴支持下，由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创立的，主要活动形式是定期会讲，讲期定于每周的星期日进行，正好是时务学堂学生的休息日，可与时务学堂互为表里、积极配合。讲课之日，社会名流学者轮流登台，或谈学术，或谈政治，或研讨国内外时事。讲演者中，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除此之外，陈宝箴、欧阳中鹄、曾广钧以及时务学堂教习李维格、杨自超亦登台讲演。在一次讲演中，由于邹代钧所讲《论舆地经纬度之理》太过高深难懂，导致听讲者难以理解而致纷纷离去，于是熊希龄堵在门上不允众人离场，最后现场氛围一片混乱。为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状况，主讲天文的谭嗣同主动调整了自己讲演方式，在下一次的讲演中，他围绕地圆说这一理论逐渐延伸到中西宗教信仰之关系，最后得出了唯有学习方可保国保种之结论，而“所谓学问者，政治、法律、农、矿、工、商、医、兵、声、光、化、电、图、算皆是也。”（图：谭嗣同）南学会规模宏大、誉满八方，每次开讲均人满为患。与时务学堂相似，南学会亦有问答的重要环节，来此听讲的时务学堂学生常常提问，第三期学生辜天祐即提问过关于公法方面的问题。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亦常去南学会听讲，迄今还留有一份他提问主讲人谭嗣同的问答记录。南学会之讲演涉及时政、经史、天文地理、工商、公法、宗教、外交、兵制、算类等方面，极大开拓了时务学堂学生的知识面和眼界，是对学堂本身教学极好的补充，并将学堂与学会紧密相结合，鼓励学生多方学习甚至参政议政。正如梁启超1912年归国时在天津利顺德大饭店讲演时所陈述的那样：“必须使全国人有政治之能力。而所以生此能力者，在引起国民政治上之兴味，以从事于政治，则政治教育为第一要养。”他希望公民都具有参政的意识和能力，而此种能力的得来不光是学校中的政治学教育，能够培育出政治兴味的日常实践，包括政治演说、报纸言论均十分重要。而南学会这一“兼具地方议会之规模”的参政议政场所，正是培养学生政治能力的重要途径。（图：梁启超）梁启超曾在致陈宝箴信中表达过“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之观点，谭嗣同亦在南学会演讲中提及：“学堂学会，一面造就人才，一面联合众力，官民上下，通为一气，相维系协力会谋，则内患其可以泯矣，人人之全体其可以安矣。”开民智、兴绅权之重要方法即为开学会，此种“造就人才”和“联合众力”均可建构在培养公民政治能力的基础上。南学会中藏书亦颇为丰富，谭嗣同曾带头将自己几乎所有书籍捐入南学会书库中，然而因此行为，甚至曾引发过他与他时任湖北巡抚的父亲谭继洵之间的矛盾。时务学堂学生在南学会听讲、提问、思考，同时接触到多种不同种类的书籍，对完成梁启超所指定的《读书分月课程表》亦具有促进和发散思维的作用。5漂洋过海的师生情谊1898年12月，时务学堂开学之后的不久，原湖南学政江标卸任，新一任学政由徐仁铸担任。学政，是主管一省教育方面的官员，相当于现代的省教育厅厅长。徐仁铸的父亲是礼部侍郎徐致靖，父子二人均具有维新思想。徐仁铸亦曾作《輶轩今语》，阐明变法之理，他与素来锐意维新的谭嗣同私交甚深。在得知徐仁铸即将出任下任湖南学政的第一时间，谭嗣同即非常欣喜地致信老友以示庆贺。对于湘人的闭塞和顽固，徐仁铸并未亲身体验过，谭嗣同向他提及现任学政江标在湘从事维新运动时遭遇的种种困境，例如一旦出题“牵涉洋务”，就会“谤者甚众”。这种情况近年有所好转，与湖南拥有一个开明的领导集体不无关系，无论巡抚陈宝箴，亦或是两任按察使李经羲、黄遵宪，再或是学政江标，均是锐意变法之官员，而这种有利状况，在全国甚为罕见。徐仁铸到任后，亲手颁布条诫，提倡自然科学之法，对湖南新政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当南学会屡遭保守派攻击、破坏之时，徐仁铸以学政身份与诸教习一同前往宣讲，被皮锡瑞称为是南学会的“护法神”。在上一任学政江标卸任之时还发生过一个故事。唐才常是谭嗣同最好的挚友，二人相识二十年，是知己亦是战友，谭嗣同曾多次称唐才常为其“二十年刎颈交”。在时务学堂中，因谭嗣同介绍，他的两位挚友唐才常与梁启超首次相识。初次见面，唐才常赠给梁启超一方家乡浏阳的菊花砚，并由谭嗣同亲自撰写砚铭诗：“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其中任公是梁启超的号，佛尘是唐才常的字。（图：江标）江标擅长金石雕刻，且素与谭梁为莫逆之交，在他卸任学政预备离湘之时前往时务学堂与旧友话别，正巧看到唐才常赠给梁启超的砚和谭嗣同所题的诗铭，认为如此好铭，“岂可委石工，能此唯我耳！”于是他将船票改签，连夜亲手将此铭刻于砚上：“遽归舟脱官服，向夕褐裘抱一猫至，且奏刀且侃侃谈当世事，间以诙谐。”刻完之时，已快要到第二日晨曙，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三人于是送别江标于舟上，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多年以后，谭嗣同、唐才常、江标均已不在人世，梁启超十分思念这方见证着四人友谊的菊花砚。然而，戊戌政变后他东渡日本之时临行匆匆，竟将此砚遗失。他曾遗憾说道：“数年来，所出入魂梦者，惟一菊花砚。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殁矣，而此砚复飞沉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然。”梁启超私交甚好的原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曾为他寻觅多年，亦不曾觅得此砚。后来，梁启超与原时务学堂的学生石陶均相见时，石陶均向他出示自己所藏的江标遗墨，梁启超追忆以往，感慨万千，他在《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中写道：“今遂二十六年，同人零落略尽，余砚固早已殉戊戌之难，而此情此景，犹萦旋吾脑际如昨日也。吾侪以积年忧患之身，尚能留此书生面目，不为地下师友羞矣。”（图：梁启超）时务学堂在一年之内共举行过三次招考。第一次招考是在1897年9月24日，报名人数达4000人，经过甄别考试后，只留下各课学生27名。这批历经了层层选拔的年轻学子中，就包含了后来成为护国将军的蔡锷、参与庚子勤王起义的李炳寰、唐才常胞弟唐才质和成为了语言文字大家的杨树达。梁启超是第一期学生的主要负责人，他曾如是回忆这批学生与他“漂洋过海”的情谊：“时学堂曾办了三班，第一班四十人吃我的迷药最多，感化最深，第二班，我也教授过，第三班，我全未教过，其中有十余人，要到日本来找我，因为家庭不许，他们差不多带宗教性质的，与家奋斗，借钱逃出来，有的到上海，便无钱吃饭的，有的衣服破烂好像叫化子的，当他们出门时，他们不知我在日本何处，一直跑到上海，打听了我的住址，通信告我，我就想尽方法筹钱接到日本，日间尚住在一间房子。继续讲时务学堂的功课外，又学学日本文，晚间共同睡在一个大帐子内。”第二次招生考试是在1898年3月22日，考试地点选在南学会中。因梁启超向学生们大量灌输了改革思想以及西方民权思想，并且学堂课卷、问答已在社会上公开，湘人因畏惧民权、平等之说而反对年轻士子进入时务学堂，因而第二次招生考试投考学生仅有150多人。梁启超曾在1922年回顾一期学生在接触了西方民权思想后的社会反响：“学生因在学堂天天所研究的，都是政治上的学问，所谈论的都是很新奇的理想，过了半年，皆己同化。不过在学堂时，未与外界亲近，校外的人不知内容，故不发生什么影响。及至年假放假后，学生回家发狂似的宣传起来，风声所播，全湘人皆知道了，于是目为大逆不道。有的攻击我们，有的劝诫我们，当时王葵园、叶奂彬皆攻击我们，作我们的劲敌。那种奋斗精神都是我所佩服的，假满开学，学生家庭就不准他们再来时务学堂，而学生与家庭奋斗，比老师与社会奋斗更烈。”第二次招考的主考官为担任南学会主讲的经学大师皮锡瑞和时任湖南按察使的李经羲，考试题目亦被皮锡瑞记载在当天日记中：“是日考题为《论黄老之学最能害事》《论孟子恶乡愿》《论南学会有益》。”这批学生中包括了与唐才常、李炳寰参与庚子勤王起义的林圭、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大实业家梁焕奎的胞弟梁焕钧，江标之弟子石陶钧亦被保举于此批进入时务学堂就读。第三次招生考试是在1898年4月28日，考试地点亦在南学会中，主考官为皮锡瑞和谭嗣同。据皮锡瑞日记记载，谭嗣同出题《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论》、《汉光武洽天下亦以柔道行之后》。至此，包括其余两次补行招生考试在内，时务学堂名额已满，录取人数共计264人次。6新旧之争与恶战然而处于新旧交替之中的时务学堂亦引来了极大纷争，新旧两党为此几乎达到了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程度，其纷争一直持续到北京的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引发时务学堂新旧之争的重要“物证”即是梁启超为学生动辄千言的札记批语。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的学生宾凤阳后来把梁启超所作批语收录于一册，并取名为《翼教丛编》，以此作为攻讦维新派之有利证据。所收录札记中关于去跪拜、变服饰、兴民权、开议院等方面的激烈言论引发了“全湘哗然”。除此之外，梁启超与谭嗣同还曾私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并加以按语，秘密发放给学生阅读，表面君主立宪的改革呼号在暗中已经演变为废除君主制度、启蒙革命思想的本质。这样言辞激烈的批语和行为，为之后水火不容的湖南新旧党政乃至之后的戊戌政变的发生都埋下了伏笔。第一个重要的导火索事件是南学会会员易鼐于1898年3月发表在《湘报》上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首次在公开场合激烈抨击清政府政治制度。这一文章被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看到，当即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并给予即为严厉的批评和责难，并且甚至停止了《湘报》的兄弟报《湘学报》在湖北境内的发行。《湘报》与《湘学报》是当时维新运动的重要阵营，亦是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人的舆论阵地，但经此一事，两份报纸再未刊登谭、唐等人的文章。王先谦等人亦屡次说服陈宝箴关停《湘报》，这一举动险些使得《湘报》彻底被封。（图：陈宝箴）维新派此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局势，先是梁启超于1898年3月初因病离湘调养，再是5月间陈宝箴趁谭嗣同回浏阳的十多天中下令调阅时务学堂学生的札记批语。熊希龄听闻此事，立刻将写有激烈批语的札记连夜更换以言辞温和的札记以应对检查。情势愈加危急，时务学堂最初的参与筹办者王先谦已从最初对梁启超的欢迎和认可完全转化为敌对面，而一向支持维新的陈宝箴亦在新旧势力之间有了动摇。面对上级的责问批评和省内保守势力的咄咄相逼，陈宝箴有了变动时务学堂人事的打算。于是，他免去熊希龄时务学堂总提调一职，同时批准了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三位中文分教习的辞职申请。送别三人时，唐才常曾写下诗作《侠客篇》以表达其不愿向顽固派低头之意，其中有言：“丈夫重意气，孤剑何雄哉。良宵一灯青，啼匣风雨哀。不斩仇人头，不饮降王杯。仰视天沉阴，揽衣起徘徊。民贼与乡愿，颈血污人来。”最后他毅然表示：“生死何足道？殉道思由回”，“要当舍身命，众生其永怀”。（图：唐才常）唐才常于1898年4月以添聘形式进入时务学堂，他与谭嗣同素来服膺王船山思想，并将谭对王船山民主思想的诠释带进了时务学堂的教室里。据他的胞弟唐才质回忆，唐才常带头于教室里激烈讨论王夫之的《噩梦》和《黄书》，以“发挥民主、民权之说而引申其绪，以启发思想”，向学生灌输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然而这样的行为更是引发了保守派的强烈不满，也为之后的攻诋留下了证据。此外，维新派内部阵营亦出现分歧，谭嗣同和唐才常的老师欧阳中鹄时任陈宝箴的幕僚，在陈宝箴的要求下，他在为时务学堂出题的过程中，以出时文题和批阅试卷的方式对维新派倡导的民权和平等思想进行了指责，这一行为引发了以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派的极大不满，使得维新阵营内部的矛盾迅速被激化。面对这种状况，谭嗣同由浏阳返回长沙后，便与唐才常一起，对欧阳中鹄进行了言辞强烈的交涉。在两日内，他们往来信件达到十一封之多，谭嗣同声称出题之事引发了维新派极大的公愤，并谓“所愤者初非区区一题，盖愤把持一切，新政不得展布”，并在信中据理力争，表示“宁可杀身以成仁，不能曲学而阿世”，“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月底，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将在无意中拿到了时务学堂学生的部分札记后呈递给他的老师山长王先谦阅看，王先谦看后大为震惊，写道：“是何肺腑，必欲倾覆我邦家也。”在他们看来，时务学堂倡导民权和平等的教育之法严重败坏了湖南学风，已经偏离了最初开设的本意，他立即联合叶德辉等10人，并于7月10日拟好《湘绅公呈》呈递给陈宝箴，要求解散该校，并辞退该校老师。他在《公呈》中对维新派进行大肆攻诋：“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使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在此之前，皮锡瑞亦由于遭受叶德辉攻击而被迫离开长沙，情势更加不利。自此，两派纷争达到了白热化。（图：叶德辉）为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按察使黄遵宪特意在《湘报》上发表公示，指出书局刻卖的时务学堂课艺有伪，并郑重宣布，以后“核准批示，方许翻刻”。熊希龄和唐才常又赶忙收集了一部分札记中的“平正之作”呈递给陈宝箴阅看。加之宾凤阳等人之前对学堂学生一些不实之丑诋和污蔑，称他们“身染花露，肆性鸡奸”，这种捕风捉影的恶意言辞引发了陈宝箴极大不满，被斥为“自处下流败类，为众论多不齿耳”，因而陈宝箴的天平稍稍偏向了维新派。同时，熊希龄亦于7月15日以个人名义登报发文，表示与顽固派抗战到底，甚至声明自己愿为新政杀身成仁，但仇深难解，如若自己死于非命，则必是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三人之所为。但熊希龄屡次以《湘报》发声的行为，致使该报成为守旧派的眼中钉，于是《湘报》7月20日被又转向保守势力的陈宝箴勒令停刊。在这种情势下，就连一向态度温和、并不激进的黄遵宪都被逼无奈离开了长沙，他在后来致陈三立的信中说：“长沙卑湿，日汲白沙井寒水，致生积冷。”可谓一语双关，道尽了他对新政无奈而又寒心的情绪。面对熊希龄等人的以死相抗，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不甘示弱，他们鼓动岳麓、城南、求中三书院的山长以及学生，于长沙学宫订立所谓《湘省学约》，要求严加整顿时务学堂，并驱逐熊希龄、唐才常等人。但在7月30日，维新阵营中的先锋谭嗣同却被徐致靖保荐予急需变法人才的光绪帝，黄遵宪和熊希龄亦先后被保举入京参与新政。谭嗣同入京后被授予四品军机章京衔，但就在他担任军机章京短短13天之后，慈禧太后即重掌大权，发动戊戌政变，四下搜捕维新派。（图：谭嗣同）梁启超和十一名时务学堂的学生逃亡日本，而不愿出走的谭嗣同却于9月28日遭到清政府处决。第二天，学政徐仁铸被清廷革职，10月初，陈宝箴、江标、熊希龄亦被革职，时务学堂交由守旧派接管，新政彻底破产。7自立军起义与护国战争戊戌政变以后，原时务学堂中文教习唐才常急赴上海，并转赴香港、新加坡、日本各处，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均建立联系，意图联合各方在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勤王起义，并于1899年5月在日本横滨成立自立会。那时，原时务学堂的学生林圭、蔡锷、蔡钟浩、范源廉、田邦璇、李炳寰、唐才质以及广东人冯自由、郑贯一等二十余学生正在日本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就读，这批年轻有为的青年俊杰“日夕高谈革命”，并且许多人以罗伯斯庇尔、华盛顿自命。（图：尢列、唐才质、孙中山、秦力山、沈翔云）唐才常很快吸纳了这股年轻的力量，锐意回国发难。1899年9月，在他们回国举事的前夕，梁启超和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红叶馆为他们举行饯别会。这天之饯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氛，据与会者陈少白回忆：“大家见过面，把酒畅谈，真是悲壮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12月，唐才常于上海英租界成立了正气会，并于次年7月在上海愚园召开国会。但会上争执激烈，因政见不合章太炎断发离去。在复杂的情况下，唐才常组建了自立军，并计划于8月9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兵发难。然而因资金耗尽和消息泄漏，自立军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剿灭。唐才常与时务学堂学生林圭、秦力山、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22人被清廷杀害在武昌紫阳湖畔，蔡锷、唐才质得以侥幸逃脱。（图：武昌庚子烈士墓）林圭毕业于时务学堂二班，他出了名的品学兼优高材生，屡次考试均名列前茅，位居“溢分”之榜。林圭素来仰慕谭嗣同的为人，谭亦对他十分器重，曾赞许他为“造世之英雄”，现在时务学堂的学生札记中，仍然保留着谭嗣同对林圭作业的批语。他常说“吾人今日求学，应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义。”谭嗣同曾称赞他为造世之英雄。戊戌政变后他留学日本，参与谋划自立军起义。次年，他与唐才常在汉口设立自立军秘密机关，担任自立军中军统领，他被称为“庚子一役，唐、林并称”，是自立军中仅次于唐才常的领导人。林圭是一个面貌清秀的年轻人，据回忆，他“身高而瘦，说话时目光四射”。他以25岁之年葬身紫阳湖畔，却点燃了革命之火。（图：林圭）李炳寰是时务学堂中另一位高材生，他于时务学堂第一期招生考试中考取第一名。在解放后担任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唐才常胞弟唐才质曾回忆他：“时务学堂的学生，在我脑筋中印象较深的是慈利的李炳寰、湘阴的林圭和邵阳的蔡艮寅（后改名锷）。李炳寰与我同班，又同住一宿舍，两人意气相投，就换帖为兄弟。他曾对我说：‘我们求学，所为何事？但求起衰振敝人，上利于国，下泽于民耳。’光绪二十六年，我们参加自立军起义，我留守上海与狄葆贤共同担任后方接济和海外联系的任务。炳寰赴汉口时珍重道别，除勉励救国外，没有说其他的话，其爱国热情，殊令人钦佩。”李炳寰与老师唐才常同就义于武汉紫阳湖畔，时年仅23岁。他的父亲李树芳亦遭株连，被清廷杀害。自立军起义是时务学堂学生在近代史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优秀演出，师生之间的肝胆相照更是前所未有。然而当年学堂年纪最小的学生蔡锷更是近代史上被誉为“再造共和”的英雄。蔡锷原名蔡艮寅，唐才质在时务学堂初识蔡锷就对他印象尤佳，他曾回忆道：“松坡在同班年龄最小，体质亦复文弱，初不为人重视，然而言论见解，有独到之处，知少年好学，根底甚为深厚也。”他被江标、徐仁铸两任学政所赏识，并被徐仁铸推荐参加时务学堂首批招生考试，在15岁那年从邵阳出发，赶了几百里路到长沙，并于4000多人中脱颖而出，拿到第三名，成为一班中文内课生。他虽年纪最小但天分最高，曾是时务学堂中的最负盛名的“学霸”，《湘报》中曾数次记载了他优异的成绩。并且，在学堂中他多受梁启超提携关怀，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蔡锷所写的札记，梁启超动辄批阅上千字，并多有“极通”、“比例精当，见地莹澈”、“若能每条以此求之，则圣人之意不难见矣”等赞赏之语。（图：蔡锷）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历经千辛辗转出国，找到老师梁启超，并参与到了自立军起事之中。在经历了谭嗣同、唐才常两位老师的为国殉难之后，他深受刺激，于是更名蔡锷，并决意以身报国。1912年，梁启超回国担任司法总长，当他目睹袁世凯种种专制之举和暴露出的复辟苗头时愤然辞职，并在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后，冒险逃出天津，与蔡锷合力发动护国战争。蔡锷曾有言：“袁世凯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梁启超亦曾与蔡锷约定：“事如不成，不跑租借不跑国外，甘愿赴死。”蔡锷辗转回到云南后当即通电讨伐袁世凯，他率领护国军入川，激战十万袁军，最终使得袁世凯在护国浪潮中忧惧而死。但不久后他却身染喉癌，在日本福冈病逝，年仅三十四岁。1917年，北洋政府将他葬回长沙岳麓山上，他是中国获得国葬殊荣的第一人。（图：蔡锷墓）梁启超与蔡锷感情极为深厚，1916年底蔡锷的灵柩从日本运抵上海，梁启超在公祭大会上致悼词时泣不成声。梁启超后将蔡锷生前所用的九狮刀、望远镜、勋章、军装等遗物收集起来，并在北海快雪堂建立了纪念蔡锷的“松坡图书馆”，他甚至还把蔡锷的大幅戎装画像悬挂在自己饮冰室的卧室墙上，以示怀念。1922年8月，梁启超重回长沙，专程重游时务学堂旧址，在蔡锷住过的宿舍内，他伫立良久，回顾往昔而至泣不成声。他挥笔题写了“时务学堂故址”六个大字，后署“二十六年前讲学处

能够自比为香草美人的屈原，不仅是个高洁的雅士，更是个极其浪漫的诗人。“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在“修内美”的过程中，他亦不忘修得满身之芬芳。

史杰鹏曾有言：就我有限的清代古文阅读情况来看，谭嗣同真是少有的古文写得好的文学家，真的是非常好，不同寻常得好。

唐才常，字绂丞，湖南浏阳人，历史对他的定义为晚清“政治活动家”。150年前，1867年5月12日，草长莺飞的晚春，他生在湖南浏阳县城孝义里。1900年8月22日，一叶初黄的早秋，他死于湖北武昌紫阳湖畔。

黄慕兰出生于1907年7月18日的浏阳河畔，辞世于2017年2月7日的西子湖边。在110岁之高寿的丁酉年，她带走了属于她的爱恨和属于她的时代记忆。1她被誉为是“最美女特工”，十九岁入党，却在二十四岁之年，为营救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关向应，奉命脱党并以书香世家小姐的身份打入上层社会，并在得知向忠发叛变之后及时通知周恩来，使之得以幸免于难。并被周恩来赞誉为“党的百科全书”。除了周恩来、关向应，她亦营救过熊瑾玎、朱端缓、何实嗣、何实山、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七君子”。她于1942年与丈夫陈志皋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关押于重庆望龙门看守所，后转入土桥国防部军人监狱。解放后，由于她在解放之前的特工身份不被认定，她被上海市公安局拘审，后转入秦城监狱，并被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之罪名。从1963年到1986年，她为洗刷这一罪名，连续上诉四次，希望恢复其名誉。20年的上诉之路她走的痛苦而艰辛，但为了自己所钟爱之事业，她的牢房坐得想必亦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冤假错案之冤屈并未使她消沉，她在1987年继续为自己1933年—1951年脱党时期之党龄问题奔走申诉。陈赓曾评价她：“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为革命，她曾与丈夫生离死别，她曾三次被捕，她曾被饶漱石粗暴得否定党籍党龄，她曾前后失去自由十七年之久，她曾备受迫害，她曾奔走申诉二十余年。浏阳河边长大的美丽姑娘，岁月使她苍老，使她青春不再，使她蒙尘受辱，也使她坚定勇敢。2015年7月9日，黄慕兰在杭州度过了109岁生日。2017年的今日，她与世长辞。2之所以写起黄慕兰这位传奇的百岁老人，还是因为她的父亲黄颖初与上上个世纪的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先生交往之故事。《浏阳乡土志》的印行后记是黄慕兰之弟黄彰健执笔所写，这篇文章记载了他们的父亲黄颖初的一生经历。黄颖初生于同治癸酉年（1873年），因为家贫，黄颖初从小生活艰辛，母亲靠给人纺纱为生，夜晚买好蜡烛供他苦读。十二岁之年，他写下“促织复促织，夜阑应禁声。母劳嗟可息，窗畔已鸡鸣”的诗作。早早懂事的少年非常心疼母亲，别人家的孩子闻鸡起舞正当青春的年纪，他的母亲却一夜一夜纺纱到天命鸡叫。十五岁的年纪，好学的少年不得不因为家贫而辍学，好心的浏阳乡亲资助他膏火钱，支撑他在浏阳二贤祠又读了几年。二十三岁的年纪，母亲染病咯血，身无分文的黄颖初只能眼看五十一岁的母亲死去而束手无策。我曾在浏阳街头一家小店吃米粉，听得旁人对我言及，这家店的以前位置就是黄颖初母子居住的破庙。我不由得望了一眼正对面高耸气派的谭嗣同故居大夫第：一个是生在封疆大吏之家从小锦衣玉食的富贵公子，一个是生在街头破庙从小衣食成忧的贫贱少年，二人是怎样结成挚交，又是怎样不同之结局。黄颖初失去母亲的那一年，正好遇到大他8岁的谭嗣同在浏阳招聘幕僚，工作性质类似于整理书稿文件的贴身文字管家。在众多应聘者当中，博学多才的黄颖初一下子吸引了谭嗣同的注意，出于对寒门子弟的照顾，谭嗣同给他以极为丰厚之薪金，并对他信赖有加，甚至在赴任南京候补知府任上都带他同往。赴任途中，谭嗣同还为黄颖初写下一首《由武昌而建业诗》，诗跋曰:“偕刘君淞芙、黄君颖初由武昌而建业焉，乘势材兵轮，侧庐山而狂注，瞻望未罢，俄而胶三日，为作是诗。”我与黄刘共三笑，匡庐使者近如何？欲回飞瀑千年后，奈此狂澜九派多！道术将为天下裂，云山况是客中过。无端却到坳堂上，空复将军下濑戈。三个人在狂风大浪的小舟上行相视而笑，此时，他们之间已再不仅仅是少爷与幕僚之关系。到达南京后的1897年3月22日，郑孝胥在日记中记载：“午后，赴谭复生（即谭嗣同）之约于杨仁山宅中，观仪器数事，在坐者聚卿、积馀，又浏阳黄颖初，谭之友也。”在金陵刻经处士人共观西洋仪器的聚会上，当被问及这位同行者是何许人之时，谭嗣同的回答是“朋友”。在从未把随从或者下属看成是下人的谭嗣同眼里，他们都是自己的友人。黄慕兰曾在自传中讲起，在南京之时，谭嗣同曾让自己的侄子兼继子谭传炜向黄颖初执弟子礼，并由黄颖初教授他课程，薪金比之前更要丰厚。在遇到谭嗣同这位视自己如家人的“主顾”后，黄颖初的人生可谓有了翻天之改变。这一年，当遇到其母亲祭日之时，黄颖初伏地痛哭以至精神失常，焦急万分的谭嗣同找来当地名医为其医治却并不见好，无奈之下只得派遣仆人将黄颖初送回故乡浏阳，让其亲自拜祭母亲而致病愈。第二年，谭嗣同在戊戌政变中因不愿出走而于北京菜市口遇难。相识两年，二人终作天人之别。3不知是否出于对父亲友人之怀思，黄颖初之子黄彰建（1919年2月生于湖南浏阳）考入中央大学，并在中央研究院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他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助理研究员。1949年以后随中央研究院迁居台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员、科学委员会国立研究讲座教授。1982年，他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梁思成先生于1972年1月9日与世长辞，今为其逝世45周年之纪念日，亦是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毕业，并投身中国建筑保护事业的90周年。以一城记一人，特以此文追思曾守护北京古城的梁思成先生。11930年2月，一位名叫朱启钤的北洋政府的官员，自费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私人兴办的、研究传统营造学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并聘请梁思成先生担任学社法式部主任。这一事件不由使人联系起建筑史上另一事件，1950年2月，在建国初期对北京市进行全面整体规划时，面对政府坚持要将政治中心建入北京老城之中的种种不利局面，梁思成先生自费刊印100多份其撰写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2016年12月19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报道：“最大规模文保腾退启动：西城区发布文保计划，浏阳会馆（谭嗣同故居）、谭鑫培故居等14处文物明年腾退。”一

魂气无不知，人因季札思观葬；华阳谢何许，鹤到林逋更合铭。（谭嗣同挽吴樵）直白得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你们可能都不曾听过名字的父子，父亲名叫吴德潚，字季清；儿子名叫吴樵，字铁樵。父子二人皆与谭嗣同、梁启超为挚交。我并不擅长写作悲伤而煽情的故事，然而挣扎再三，还是想把我知道的关于他们故事写出来捧到你们面前。有朋友对我说过，人这辈子一共会死三次，第一次是他肉体死亡之时，可谓亡命；第二次是他下葬的时候，可谓亡身；第三次是所有人都遗忘掉他的时候，可谓亡魂。对于吴樵父子，亡命亡身已成过往，但世人皆不知也好，青史难留名也罢，我至少希望有人能够记住他们，就算记不住，知道也好。相信读到最后的你，会了解到一对动你心弦的吴樵父子，他们不是史书中的冰冷面孔，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后的一束火光。一

今天，维新给你们带来一个超级爆笑梗：关于一张拍摄于120年前的合影的内心戏。这篇文章和所有配画的作者都来自维新的基友——“宇宙第一梁粉”饮深井冰室主人！神马，你还不认识她咩？快去篇尾关注她的公众号吧，保证你get到一个不同寻常的梁启超！

虽然此事谜团重重、真相难解，今天维新就在此为大家呈现一篇完整版的袁世凯《戊戌日记》，希望能让118年之后的你，把手探入这堆馀灰之中，再次感知历史的温度。

you译成月色真好”的一种解释，我对她说，真的，每当猛然发现天上有好的月色，都想打电话叫你一起看。故“love”的体现不在于讲的是“月色真好”，而在于当看到月色真好时，想要把这句话对你讲。

本以为放了梁启超和李维格二位就忍气吞声的汪康年，原来也有小情绪哦！维新在1897年9月19日的《郑孝胥日记》中看到，痛失顶梁柱的汪康年，一把鼻涕一把泪跑到郑孝胥家里埋在他怀中哇哇大哭：

迄今，浏阳的谭烈士专祠之中，依旧悬挂着一幅梁启超亲笔题写的“民国先觉”匾额。下方注为“壮飞先生为戊戌政变第一完人，今则民国成立以及二年，追怀往事，抒以致感，民国先觉，司法总长世愚弟，梁启超署”。

（于是乎还没坐稳，谭先生照着马屁股就是狠狠一鞭子，刘云田一边发抖一边尖叫“谭复生你个熊孩子！！！”一阵哀嚎“啊妈蛋我该肿么办！！！”“啊啊啊！啊！啊啊！！%￥&￥*￥@#%*&…%￥#！！！”）

哎呀，拿着吧，不好摆pose，怎么摆怎么奇怪，又显得本少爷太浮夸，不拿着吧，怎么能显示出我有两把这么昂贵这么有逼格的剑！哈哈有办法了！传炜，传炜，你过来跟我一起合影好不好！就放他身上！XD”

no）……这样一个人已经不是资金雄厚所能形容的了不是喵…不难怪某公主会赖在他家这么就不愿意挪窝了…（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不造为毛，虽然他毛病这么多，但维新我还是超喜欢他这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