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讨论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时，“人均收入”这个概念经常被提起。可每次听到“人均”，很多老百姓心里都有些不爽：“咋就人均那么高？我工资明明还没过万呢！”这让不少人质疑，人均收入究竟是不是一种“耍流氓”的统计方式？而我们不禁会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给穷人发钱，向富人征税？这是否能让更多人真正感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在人均收入的统计数据中，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衡常常被隐藏。富人手握巨额财富，穷人则在温饱线上挣扎，而统计上的“人均收入”往往掩盖了这个现实。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一条村里有10个人，村长月入10万元，而其他9个人每月收入3000元。那么这个村的人均收入是多少呢？按数据算下来，每人月收入是1.27万元！这显然不能反映出9个人的实际生活水平。网友“阿华”抱怨道：“每次听到人均多少多少，心里都跟被扎了一样。我每个月挣的那点钱，连个好点的手机都不敢买。你说我人均过万？开玩笑吧？”这种情况反映了“人均收入”这个概念的局限性。人均数据只是一种简单的平均值，无法揭示财富在社会中的真实分配状况，尤其忽略了贫富差距的问题。当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时，会发现他们在应对贫富差距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做法。比如，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政府往往通过高税收政策向富人征税，将征收来的资金用于补贴穷人，以此减少财富不均带来的社会问题。网友“小赵”在留学美国期间，亲身感受到了这点：“在美国，只要你收入不高，政府就会提供食物券、住房补贴等各种帮助，穷人拿补贴是常事。反而是那些富人，缴税特别多，日子过得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潇洒。”西方国家这种“富人交税、穷人领钱”的模式，虽然不完美，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差距。穷人在生活上有了保障，社会稳定得以维持。而在我们国家，虽然也有针对贫困家庭的补贴政策，但力度显然远远不够。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效仿西方国家的模式，向富人征更多的税，给穷人发更多的钱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在收入分配和税收政策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富人的财富累积速度远远快于普通劳动者，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越来越明显。但在税收上，国家对富人的高额财富并没有进行足够严格的征税，反而是普通人承受了更多的税收负担。网友“老王”质疑道：“凭啥我挣5000块，还得交五险一金，连点税都得交。富人随便买几套房，倒是能避开好多税。这不公平啊！”这种现象反映了当前我们在税收和财富分配上的不足。虽然我们也在逐步进行改革，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力度显然不够。这也导致了很多老百姓对“人均收入”的不满和对公平分配的期待。对于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很多专家提出了不同的方案。有些人主张要像西方那样，对富人实行更高的累进税制，将这部分税收用于补贴穷人。还有人认为，应该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监管，防止富人通过避税等手段逃避社会责任。网友“晓梅”表示支持：“富人多交点税，对他们的生活影响也不大。关键是穷人生活得实在太难了，国家是不是该多关心一下这些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质疑：如果直接给穷人发钱，会不会让他们丧失工作的动力？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帮助贫困人群渡过难关，又能避免福利依赖的情况出现。总的来看，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光靠“人均收入”的数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加精准的政策，让财富分配更加公平透明。在学习西方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加注重对富人的征税力度，加大对底层劳动者的保障。同时，也需要建立更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更多普通老百姓。网友“老张”感叹：“经济发展是好事，但我们这些普通人也得有点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才行啊！希望未来能看到国家更多的政策支持。”谈人均收入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而如何让财富更加公平分配，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我们可以从西方国家的做法中学到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制定符合国情的政策，确保每个人都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作者简介】茅于轼，男，江苏镇江人，生于1929年1月，经济学家。改革开放30年了，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心情舒畅了，不再担心受怕了。但是，在改革开放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引起了人们一些担心和不满。于是有人竟然要否定改革开放，怀念过去的日子了。我们不妨来一个对比，看看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处于什么状态呢？先看城里人。工人是领导阶级，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进厂的工人，转正后的工资一律是二级工的标准——42.5元，这还是多少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托人说情才能够谋到的一份工作。当时没有自谋生路的可能，因为私有制或个体所有制被严格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马路上是绝对没有摊贩的，打零工的机会也是没有的。工厂里普遍人浮于事，大家干活没有积极性，干多干少都一样，基本上都拿二级工的工资。收入分配是极其平等的，可又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贡献多的人事实上被懒人“剥削”了。二级工以上的工人不是没有，他们都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前评的。算上“文革”之前的几年，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调整工资了。物价倒也不涨，不过供应越来越差，凭证、凭票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就是没有货。百货商店橱窗里的东西都是陈列品，都是非卖品。售货员靠聊天打发日子。老百姓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青年人结婚时盼的是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买这三大件都要票，攒一年发的票也不够买三大件，结婚时只好找亲戚朋友凑。凑够了票还要准备钱。一个二级工不吃不喝，一年的工资才勉强能买上这三大件。那时生活苦，没有人会想着去赚钱，现在人们一天到晚忙赚钱。那时候一天到晚忙的是搞阶级斗争。那时候最受欢迎的职业是副食品商店的售货员，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非常管用，买副食品都要经过他们的手。跟售货员关系好的买东西可以不登本，本上没有记录就可以再买一次。司局级干部见了售货员也得点头哈腰，赔笑脸。物资的匮乏把人的尊严扫得一干二净。能买到吃的东西比什么都重要。城里人穿什么衣服？那时候西装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文革”时大家都穿中山装。中山装几乎都是两种颜色——蓝色和灰色。改革开放后有人要出国，国内才开始做西装。但是一般的裁缝都不会做。在北京，只有出国人员服务部能做，但是做出来的样子特别难看，穿出国去都被人笑话。女同志很少能穿裙子。穿布拉吉（连衣裙）是资产阶级思想，大家都不敢穿。烫发就更不敢了。要烫发，需要单位开证明，说某某同志是文艺工作者，有烫发的需要，这才可以烫发。也没有人敢穿高跟鞋。穿的自由是没有的。中国人彼此监督着，谁也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思想。现在大家穿西装、穿露脐裤，各种奇装异服，目不暇接，还有把头发染成黄的、灰的甚至绿的。这在那时是想象不出来的。现在许多人都出国，不论是办公务还是私人旅游，出国机会很多，不算是什么特别的事。可是“文革”时谁有海外关系，就成了一项大罪名，就是阶级斗争的好把柄。出国是高级干部的事，出国的人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没有“出身问题”的人才行。一般老百姓想都不敢想，连坐飞机都是非分之想。记得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我头一次出国———去英国。我们3个人一个团，到首都机场送我们走的有3辆中型轿车，几十个人。因为出国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比结婚都重要——结婚每个人都有份儿，但是出国绝不是谁都有机会的。不要说去外国，连在国内旅行都被严格限制。城里人吃什么？北京是全中国物资供应最好的城市。但供应的大米、白面是有限的，每月都要搭一半粗粮，如玉米、白薯。大米、白面也是质量很差的那种，现在我们都不吃的。好的大米、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才供应。外地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细粮不到1／4。在副食方面，北京人每人每月有半斤肉，每个户口本供应4斤鸡蛋（限大户，小户供应3斤）。鱼和家禽要碰巧才有。花生和瓜子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每人2两。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去中山公园玩，竟然买到了一斤花生。全家人为此高兴了一整天。那时北京人几乎不上馆子，只有亲戚朋友结婚，才有可能上馆子吃一顿。这种经历能够让我牢记一辈子，因为吃馆子太难得了。至于外地人去馆子吃饭就更少见了。大部分的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肉类供应，只有国庆节、春节会有一些。不过城里人还是农民羡慕的对象，他们至少每个月有定量粮票，能够买到粮食，也许吃不太饱，但是供应是有保证的。然后谈住房。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三十年后的1979年，房子盖得很少。因为政府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何况盖房子是很花钱的。那时候连吃饱都成问题，哪来钱盖房！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中国人口增加了几乎一倍，而房子盖得极少，结果是人们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结婚只能并铺，根本没有房子可供分配。一家三代同堂，挤在一间屋里不是稀奇的事。另外就是搞违章建筑。在走道上盖一小间做厨房，后来升级变成住房。或者在公共楼道里烧饭，在办公室里搭铺，铺上再加铺，充分利用空间。以天津为例，20世纪50年代人均住房面积为3.8平方米，到1972年降低到3平方米。那时候人们几乎不交流思想。和朋友交流思想，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事。和自己的爱人说都十分危险，因为说不定他会告发你。也许他并不想告发你，但是怕你先告发他，他自己被揭发罪加一等，不如先下手。你也会有这样的提防。所以最好是大家守口如瓶，一点风声都不露。不过外面并不安静，到处是锣鼓喧天的宣传队。一面是绝对的静，一面是绝对的闹，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人不能说，最好也不要想，免得出问题。再看看农村里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农村人那就更苦了。农民最大的苦恼是如何能够吃饱饭。改革开放前，粮食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如何喂饱这几亿人始终是人民政权的最大挑战。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全民学大寨，口号一个接一个，政策加强再加强，可是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1956年时人均粮食产量为310公斤，1960年自然灾害时下降到215公斤，到1978年恢复到人均产量320公斤——徘徊了22年。现在年纪大一点的农民几乎没有没挨过饿的。最可怕的是农民没有流动的自由，只能待在自己所在的村庄里。粮食不能自由买卖，不能自由进出口，再加上人口不能流动，这才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农民在公社地里干活，由队长记录出勤。壮劳力干重活，每干一天记10分，年轻妇女记7分或8分，其他情况记5分到8分。到了年底，队长公布各人所挣的工分，再用全队的总工分除一年中卖余粮所得的收入，得出每一个工分能够分多少钱。社员们劳动一天的平均收入只不过两三毛钱。差的还不到一毛钱，个别的甚至出现负的工分值。劳动一天不但没有收入，还要倒贴！农民唯一的收入就是卖余粮。经营好的队，有一些副业收入，分的钱能多一点。总之，农民的现金收入少得可怜，根本不够买衣服、缝被子。我在农村时要淘汰一条穿了多年的破棉毛裤，屁股上已经快磨出洞了。隔壁的小伙子盯着我，想要我这条破裤子，天天跟我唠叨裤子的事。后来我把裤子给了他，他得以少挨一些冻。另外几个小伙子对他羡慕不已。对农民而言，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吃饱肚子。大多数公社分的粮根本不够吃，大人一天能分一斤粮食就算不错。幸亏公社给每家每户一小块自留地。这是农民吃粮的命根子，他们竭尽全力把自留地种好，施肥浇水，不遗余力。所以，自留地里的单产比公社地里的高出很多。这说明土地的产出有很大的弹性。多投入就能多产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的自主权，产量上去了，成本降低了。粮食吃不完，连年出口。再看看现在，我们吃得怎么样？至少说大家吃得比中国几千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饱、更好。这样的对比太明显了。至于穿的，用的，住的，行的，玩的，大家都有切身感受，不需要再说多少了。要说改革好不好，比一比改革前后最清楚。所以，只要是一位不带偏见的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得出同样一个结论：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存在的问题只是前进道路上的问题，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是可以慢慢解决的。想走回头路，回到文革时，既是荒唐可笑的，也是十分危险的想法。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作者：夏韵一次，谈到文革抄家，我的在美国长大、已读大学二年年级的外孙女问我：“为什么同意他们抄家？为什么不反抗？”我愣在那半天不知怎么回答——“同意”二字叫我犯难，“反抗”二字叫我羞愧。在个人意识顽强的美国，凡事没求得事主的同意是不行的，她认为抄家想必是经过我们同意的，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反抗。事过四十三年，我被她这一问问懵了，同意？我们有权利不同意吗？反抗？我们枉为知识分子，脊梁骨早就被打断了。往事历历在目，浮现在眼前-------那是1966年7月、家被抄了两次后的一个夜晚，喧嚣了一天的高音喇叭，象亢奋过度、力不可支的疯子一样嘎然闭嘴。树上的蝉有一声没一声，哭样的泣鸣，墙角下的蟋蟀长一声短一声的回应着。女儿受惊吓不肯入睡，惊恐的在我怀里呼喊妈妈，又伸出小手拉着爸爸，呼喊着爸爸不放手。她哽咽着断断续续地哭道：“叔叔阿姨怎么那么凶，从前他们都很喜欢囡囡的呀？上次他们弄坏了我的“白雪公主”，我没有生气呀。“那是第一次抄家，黄昏一伙人冲进我家，女儿看见她熟悉的爸爸办公室的阿姨和叔叔们，兴高采烈的向经常来我家的一个“长脚阿姨”扑过去，亲热的喊着阿姨好，“长脚阿姨”尴尬的后退到人群里没声响。她想要赶过去，丈夫把她抱到外边。她又一次冲进来，看见阿姨叔叔们在翻家里的书，满地都是。她自告奋勇地说：“叔叔，我来帮忙，我还有好多书呢。”没人搭理她，她还是很卖力的从床下拉出她的小书箱，一双大手和她的小手交替翻了底朝天，见无“猎物”，那人起身，一双大脚践踏在“白雪公主”脸上。女儿爬在他脚边用力想推开他，他猛的一闪女儿扑倒在地上。我们被勒令站在门口，说是怕我们趁机销毁罪证。丈夫不顾禁令把女儿抱起来，她眼圈红红的泪珠欲滴。我拍拍她无奈的说：叔叔和你开玩笑。她头靠向我的肩膀，一边用小手摩挲着沾满脚印污痕的画册，一边静静的看着她的叔叔阿姨们搬走了爸爸妈妈的“书本本”。她迷惑的望着他们的背影说：“叔叔阿姨也喜欢没有画的“书本本”，囡囡不喜欢，都是字”。她高喊叔叔阿姨再见，理所应当没有回应。因为她已随父母变成“非人”。我们被揪出之后，怕孩子稚嫩的心灵种下扭曲的种子，曾申请把她送到全托幼儿园。领导说：他们夫妻都是“牛”字头的，就免了吧。我们的女儿只能在只有两个阿姨，号称托儿所，实际是哺乳室里，没有上过一天幼儿园。聪明的女儿成了阿姨的好帮手。我眼含泪心滴血对丈夫说：她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小的“义工”了。第二次抄家是在夜晚，一群左派、官场积极分子秉承“组织”的旨意，再次破门而入闯进了我的家。“交出你的罪证！”为首的官场积极分子挥着拳头指着我。“你们不是全搬走了么？如果我有罪，那是最好的证据。”我回答。“还如果，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没有如果！”他边说边翻箱倒柜。丈夫用手蒙着女儿的眼睛，抱她转身背对我，女儿挣扎着扭转身体，惊恐的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哇”的一声哭起来。“你这态度对自己没有好处。”邻居大姐轻声对我说：“挖反动思想脓包不能藏着掖着，得交出罪证，你要为肚子里的孩子想想。”这大概是我听到最温情的语言了，我很感动，至少让我知道我是孕妇，是人。“既然定我有罪，我相信一定有证据，何以向我索要。”我低声回答。又一次的翻箱倒柜，我不知他们究竟要找什么。每本书都一页页翻过，墙上镜框的背后。凉席下、枕头里、抽屉底、收音机后都一一查过，亲手摸过。丈夫怀疑的目光投向我：你真的有什么瞒着我的事吗？我一头雾水。面对又一次的满屋狼籍，我们默默相对无言，我强打精神艰难地弯腰收拾，把凌乱的书归置好，把枕芯装起来，把散落的原放在席子下信封里的夫妻隐私用品重新装入信封。看着丈夫把因怀疑藏有罪证、背后被撕毁了的相框重新挂起来。我打量了一下我们这个仅仅十四平方米的家，除了一个樟木箱一个帆布箱一只收音机书籍生活用品属于我们的，一床一桌两椅一个书架都是公家借来的。我们不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没有金银软细，没有资格被扫“四旧”，全部私人文字资料——日记，书信，笔记，第一次已抄走，他们究竟要找什么呢——后来才知道，他们要找我写给丈夫的一封信，第一次抄走的200多封信里没有找到。天幕四合，夜深沉，女儿哭累了渐渐入睡，脸上还留着泪痕。我们没有吃饭也没有开灯。窗外路灯不知何时换成了大灯泡，刺眼的亮光剑一样射进来，透过我们的身体直指水泥地面。丈夫想说什么，我示意他留心隔墙有耳，不要出声，到外边去。丈夫抱着女儿，我抱着草席悄悄走出家门，在大操场坐下。“你真的没事瞒着我吧？”丈夫担心的问。“你怀疑我是美蒋特务，藏着密电码。”我伤心的回答。政治被引向家庭，曾迫使骨肉亲情间互相划清界限。面对丈夫的问话我心苍凉。“这日子生不如死，真想和他们拼了。”丈夫用力摇动蒲扇拍打蚊子，说出这句吓死人的话。我惊恐地忙捂着他的嘴，没让他说下去。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丈夫行事执着，认死理。参加工作后，原北京那位长征干部院长，培养他委以重任，他获得过国家科委二等奖，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他的文章，中央台做过广播。后来老院长被挤走了，“整”走老院长的“新贵”们，高举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搞的有声有色。报纸广播铺天盖地也在宣传“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一时间，“用毛泽东思想治好了多年不愈的病”，“用毛泽东思想找到了矿藏”，“用毛泽东思想攻克了攻关难题”，毛泽东思想无所不能、无所不克，上海的水文地质人员甚至用毛泽东思想控制了上海地面下沉难题。新领导要他在“活学活用”讲用会上讲用，我迂腐的丈夫非但没顺着竿往上爬，竟然实话实说：“我没有针对我担任的这个课题学过毛著”。更天真的是他给党支部的思想检查中，对某些积极分子透着假气和矫情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讲了自己的真实看法。这些经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后、要多严重有多严重，足可置人于死地啊！再加上危言耸听的收听敌台广播问题，他有口难辩。——你说你没听，谁能证明，我说你听了我有证据，证据就是你家有台能收到敌台的收音机。——你肯定收听过，不可能不收听，没有理由不收听，可能不收听吗？不收听才怪了呢。苍天啊！这是什么逻辑啊！丈夫喜欢音乐，1961年我们结婚时，婆婆给我们买了一台时价198元的收音机，那时我们还分居两地，丈夫出差总是把家交给同一设计室的单身朋友，朋友又引来他的朋友（台胞，四人帮倒台后任某市台盟负责人），他们是思乡还是好奇，是碰巧还是有意、收听还是没有收听过敌台，我们不在场不清楚。单位里传出了我家收音机能收敌台的流言。领导和“左派”们肯定，既然能收到敌台，肯定我们也收听过。苍天在上，我们就是有那个心也没有那个胆呀。这盆污水还是泼到丈夫头上，逼他承认收听过敌台。官场积极分子们几次半夜三更闯入我家，犹如无人之境，敲门声震天响，高喊开门开门，不容我们穿衣必须马上开门，想抓个现行。每次进门便直奔收音机，查看指针的位置，调来调去收到的尽是吱吱卡卡的噪音。我怕我的认死理的老实人吃亏走极端，便劝他说：“他们再逼你，就认了吧，免得吃大苦头。”“认了？要你交待时间地点听了些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过，我怎么编？”丈夫满眼含泪，脸痛苦的扭曲变了形。我们出家门进学校门，出学校门进单位门，是典型的“三门”干部。我们信仰共产主义，憧憬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平等自由幸福的共产主义美景，愿为之奉献一切，都写过入党申请书，怎么就成了牛鬼蛇神？连我们这样忠心耿耿的人都要打到敌人那边，这个当是不是疯了。文革在基层实际上是一场争夺话语制高点的斗争，而政工人士得天独厚，从始到终控制着话语权，只要你是想干点事、不热心政治，都可能成为斗争对象。楸斗你的人，绝不是三教九流，而是一级组织和他们的左派官场积极分子。那恐怖的氛围、墙倒众人推杀气腾腾的斗争会，那断章取义、似排山倒海的大字报，连自己也越看越像反革命了。夜更深了，乘凉人早已离去。我往远处看，除了黑沉沉还是黑沉沉。想到天亮后我们还将面临各自的批斗会，人人可以羞辱之，象唤牲口般呼唤之，我们不能争辩，连解释的权利也没有，人不人鬼不鬼。我多么希望钟停漏止长夜不尽，永远和丈夫女儿相依相偎，只有此时此刻我才感到自己又回到人间。我怕墙倒众人推的肃杀之气；我怕朝夕相处的同事们扫向我的陌生冷漠的目光；我怕垂首恭立身置人群中央、却如同荒漠上凄雨中的小草般孤苦无助；怕没完没了的要我交待罪行我交待不出。脑子一热想趁黑夜拖着丈夫女儿跳入长江一死了之。丈夫说：“孩子有什么罪？”他声音沙哑迟疑悲怆。“要死全家一起死，扔下女儿孤零零一人，小小年纪怎么活。”我疯了似的只想着解脱一了百了，恨不的马上去死。丈夫冷静下来，轻轻拂去我满脸泪水，坚定的说：“大不了象1957年反右派给我们戴帽子，开除公职。为了孩子我们得活下去。”我头依在丈夫肩上，任苦涩的泪滴滴滴入心底，酸痛极了的心沉沉的，沉沉的。是的，我未出世的孩子有什么罪，他已在我的腹中躁动，期盼来到人间，我可爱的女儿有什么罪，她乖巧聪明美丽还是个小小的花骨朵。我不忍心剥夺他们的生命，又不能一“走”了之把女儿孤独的留在人间。一颗明亮的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划过夜空，我蓦然一惊，仿佛上苍点拨了我的慧根：为什么要死，就是在人间做鬼也要直起腰。我们思前想后，做好了戴帽子开除公职的准备。不再去追求那人生美好的信仰；不再象圣徒翘盼上帝般期望能给我们公平；不再奢望有更好的结局，不再对苦难折磨扼腕唏嘘。我们还年轻、有体力可卖，我们一定要活下去，抚育儿女成人。沉到底了，心反而定了。我们终于迈过了从人到非人这道坎，没有出事。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摘要：文革”是动乱，哪里有什么廉洁、公平？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今天的贪官也不敢这么做；为讨好江青，马天水等花了100多万美元进口电影设备和胶片，只给江青一人享受；王洪文吃饺子，吃一口就吐，只是尝尝滋味……马天水、徐景贤、陈阿大他们每人都骗取特别津贴，还为“四人帮”提供经费，他们以试吃、试用为名，占有大量国家财产。本文转自《北京晨报》有幸找到一手史料李海文老师在家为读者签名北京晨报：对“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的研究，此前很少有人关注，您是如何介入这一领域的？李海文：我搞了10多年华国锋研究，华国锋曾说，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他干了两件大事，稳定上海是其中之一。因“四人帮”在上海已经营了10年，党羽极多，当时我为此写了7万多字，后来老干部严佑民给了我很多资料，他是1976年中央派往上海的工作组成员之一，197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2001年去世。这些资料涉及的内容长期不为人所知，我用了5年时间，将问题一一搞明白。后来我遇到了这本书的第二作者王守家，他也是1976年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保存着当时的工作日记，堪称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有了这两方面的材料，再加上其他的档案材料，我才敢写这本书。在“文革”中，上海、保定“造反派”闹得比较猖獗，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重点解决这两座城市的问题，我也曾想去研究保定后来的情况，但始终没得到更多一手材料，所以未做。政策执行的教科书北京晨报：历史已经过去，再做这些还有意义吗？李海文：当然有意义。这些年，出版了一些对当年“造反派”成员专访的书，他们曲意辩护、自我美化，使后人产生错误认识。但事实上，上海处理“四人帮”余党的工作非常扎实谨慎，相关文档本人均经当事人看后签字认可，所以这么多年来，没有翻案的。严佑民从事公安工作多年，他常说矛盾可解不可激，上海当时需“说清问题”的有一万人，最终仅处理了5000人，其余由各单位自行解决，最终仅有40人被判刑（不包括“打砸抢分子”）；在最危急时，苏振华亲自到工厂，与工人面对面交流；当时上海社会还流散着有很多枪支，华国锋亲自拍板，允许工人上街庆祝粉碎“四人帮”……这些政策与做法，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历史需要有人记载，才能传之后世，才能成为民族财富，既然我有这么好的机会，干吗不写？这本书出版后，有老同志专门找上门来，说这本书是政策执行的教科书。“造反派”的惊人腐败北京晨报：在本书中，大量披露了“四人帮”及上海余党贪污、腐化的事实，今天很多年轻人觉得，那个时代最廉洁、最公平。李海文：正是针对这些错误认识，我才特意加入了这些材料。“文革”是动乱，哪里有什么廉洁、公平？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今天的贪官也不敢这么做；为讨好江青，马天水等花了100多万美元进口电影设备和胶片，只给江青一人享受；王洪文吃饺子，吃一口就吐，只是尝尝滋味……马天水、徐景贤、陈阿大他们每人都骗取特别津贴，还为“四人帮”提供经费，他们以试吃、试用为名，占有大量国家财产。在今天，有些人刻意把这段历史误读成“底层人起来，占了老干部的福利”，可“造反派”上台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了？叶飞被囚禁后，人们在路上遇到叶飞，还会向他敬军礼。“四人帮”被逮起来后，王洪文也当过军委副主席，为什么就没人向他敬军礼？因为叶飞他们这些老干部为国家做过贡献，为人民做过好事，心中无悔，人民忘不了，以为通过造反、作假就能治天下，怎么可能成功？得民心者得天下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文革”中最大的受害方是平民百姓。李海文：就是啊。你看粉碎“四人帮”前上海的各项经济指标，哪个不在往下掉？为了上海一家发展，张春桥要求各省输血，弄得大家都恨上海，彭冲在江苏当领导，说十年没去过上海。“文革”时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一个表妹在四川，她说“神仙造反，百姓遭殃”。我插队去黑龙江，还是比较富裕的林区，可商店里什么都没有，小孩问售货员“买汽水要不要票”，和三年困难时期差不多。我在那里当老师，到所有学生的家中家访过，许多家庭几代人挤在一张火炕上，住的是泥草房。从建国以后到粉碎“四人帮”，全国只涨过7次工资，由于幅度太小，许多人印象中只涨过2次，以上海为例，许多30多岁的工人一个月只拿35元，因为没房子，只好几代同堂，挤在小屋中。“四人帮”把国家搞成这样，人民能没有怨言吗？“四·五运动”后，“四人帮”组织群众游行，结果稀稀拉拉没几个人，而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上海等地人们自发游行，当时华国锋的夫人在外贸部工作，没有上级通知，大家就在院子内自己游行，人们究竟支持谁不支持谁，这不很清楚吗？年轻人不了解历史谁之责北京晨报：可今天在网上，有不少年轻人在美化“文革”。李海文：这不能怨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把真相告诉孩子们，他们在现实中遭遇挫折，容易把“文革”中一些美好的词句当成真的，当年我们也曾为之感动，但理论和实践存在很大差距。其实，所谓“造反派”都是一群什么人？其中很多是地痞、流氓，他们一上台就贪污，有一个造反派头头在郊区飙车把农民撞了，却要当地公安机关惩办农民，说他撞了中央首长的车，这不是恶霸么？可就是这种人，却得到张春桥的包庇。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比“文革”时他们的父辈要好得多，但如今电视上天天演的都是大款们的生活，开好车，住别墅，一些人觉得有朝一日把这些大款们轰出去，自己也能在里面住两天，你就不想想，真是乱了，大款们说不准先找几个打手把你干掉呢？“文革”本身就是闹剧北京晨报：读了您的书，感觉对徐景贤、陈阿大等“造反派”头头的刻画有点漫画化，不知道您怎么看？李海文：不是我写得漫画化，而是“文革”本身就是一出闹剧，造反派们干的那些事太荒诞、太漫画化。比如徐景贤，还是个大学毕业生，他在“文革”中说医院是等级最森严的地方，要大夫、护士扫厕所，让杂工带听诊器给病人看病，有人生病了，想找老专家，徐景贤不同意，最终导致患者死亡，这不是草菅人命吗？可徐景贤自己得病，从来是找老专家看。我插队前，带同学去晋阳饭庄去吃饭，结果被改造成大食堂，还没我们北大做得好，这都是学徐景贤的上海经验，让顾客自己刷盘子、自己端菜。一些当年得过江青恩惠的文人在网上帮她翻案，却都是片面之论，比如说她懂戏，可她当年要把《沙家浜》中“智斗”一段删掉，这怎么就不提了？再比如说她“转战陕北”，说她是队伍中唯一的女同志，可当时周恩来、任弼时等都不得不和夫人分开，只有她能留下，有条件过夫妻生活。江青后来刻意夸大这段历史，因为她没参加过长征，资格不够，“文革”时斗老干部时，有的老干部反问：我们参加革命时，你在干什么？红卫兵说那时自己太小，老干部们反问：那你爹在干什么？他们就没词了。后来公审江青时，她也抄袭来，说：我转战陕北时，你们在干什么？结果台下哄堂大笑，谁资格不比她老？8亿人中文盲占2亿北京晨报：您在本书中谈了许多“文革”中的事，不担心别人说你是在给党抹黑吗？李海文：“四人帮”是我们党中的败类，揭露他们的罪行，怎么是给党抹黑？“文革”是我们党主动纠正的错误，事实证明，我们的党是有一批好干部的，他们的功绩不应被遗忘。在“文革”中，我们犯了错误，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如果我们现在不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这些代价就白付出了。“文革”虽已过去，但它的负面影响仍在，“文革”使我们国家至少少培养了200万大学生，因为1965年我国每年培养20万大学生，如果按每年递增10%计算，十年动乱我们就少培养了三四百万大学生，此外我们还少培养了两千万中学生，少培养了一亿小学生，“文革“结束时，在中国的8亿人口中，文盲就占2亿。我在东北教书时，很多初中生居然连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我很奇怪，他们说，那时净闹革命了，什么都没学。警惕“极端思维”卷土重来北京晨报：您已经退休了，花这么大精力来写这本书，是否有点得不偿失？李海文：“文革”毁了三代人，一代人正值40多岁，该出成果时没能出成果，另一代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基本没能从事本专业工作，再一代是今天4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没能受到良好教育。“文革”降低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水平，结果导致痞子横行，什么问题都看得太简单，还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那套思维模式。所以我从不看王朔的小说，里面到处是脏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今一些骂人话甚至还被当成流行语收入词典。经过“文革”，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差距一下被拉大了，科技方面落后欧美几十年。值得警惕的是：虽然“文革”已被彻底否定，但引发“文革”的极端思维依然普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读书人曾反省，当希特勒上台时，他们普遍采取了沉默态度，而正是因为没能勇敢地站出来，德国走向了民族灾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沉默。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级博士生遭遇交通事故，导致左膝盖粉碎性骨折并韧带断裂。由于该学生腿部“受到重创，行动不便，且语言不通，生活极为困难”，为帮助其渡过难关，招募学生陪护志愿者

大家都知道，中国复旦这一所高校是我国的重点名校，复旦大学校名取自《尚书大传》之“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始创于1905年，原名复旦公学，1917年定名为复旦大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复旦大学自创立以来为我国培养了非常多的人才，其中就有一位荣获国师称号的天之骄子张维为。张国师之生平我素有所知，此人出生于1957年12月，上海人，中国政治学者、作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上海春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访问教授，春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看看这流光溢彩，熠熠生辉的履历，真不愧是有国师之称啊，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看到这样的履历也是心生叹服。所以对于张国师之所言我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和思考。张国师有一次到工地去调研，当他看到工地农民工手中的盒饭时，发出了由衷的感慨，对着镜头深情的说道：“你看，这伙食比美国中产家庭吃的还要好。”上图为西安一建筑工地农民工的午餐

导读：摆在面前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前华约国家，在苏联解体后依然存在的，已经统统成了北约成员，无一例外。

吴小平，这个曾经的中金前总经理，他的言论曾经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曾经高呼“私营经济应退出”，但是如今，他改变了口风，开始高喊“支持”。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言论，让人们不禁要问：他到底在干什么？五年前，吴小平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私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应该逐渐退出。吴小平在该文中写道，“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他还特别提到，私营经济“是没有纪律的，没有深谋远虑的，是不足以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的。”这种言论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招来了官媒的批评。“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号头条发表题为《人民日报评私营经济：只会壮大，不会离场》的署名文章，《经济日报》在时评版头条刊发了题为《对“私营经济离场论”这类蛊惑人心的奇葩论调应高度警惕——“两个毫不动摇”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的文章，“中央政法委长安剑”更时厉声斥责：谁开历史倒车，谁就是与人民和国家为敌！在《新京报》昨晚的一篇评论文章《对攻击抹黑民营经济的言论必须及时亮剑》中，也再度点名了吴小平的这篇文章，并称其发出“民营经济应离场”的奇谈怪论。然而，如今，他又发表了一篇名为《从新“28条”说到各种民营经济》的文章，对私营经济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表示，任何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经济，都要讲究一股子企业家精神，敢于创新的同时，敢于担当！这是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前行，中国人均GDP必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之关键！吴小平的这种转变，让人感到非常不解。他之前曾经呼吁私营经济退出，但是现在却又对私营经济大加赞赏。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言论，不仅让人感到困惑，也让人对他的信誉产生怀疑。国内知名经济学者马光远在今天发布的一条微博中指出，那些说民营经济完成使命，应该退出的小丑和攻击民营企业的几个人，如今和没事人一样依然很活跃，摇身一变也在评论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这多么讽刺，“似乎他们从来没有攻击过民营企业”。我们需要认识到，言论是一种力量，它可以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如果一个人的言论前后不一致，那么他的言论就失去了可信度，无法产生应有的影响力。因此，我们需要在发表言论之前，认真思考、慎重考虑，确保自己的言论具有一致性和可信度。总之，吴小平的言论前后不一致，这让我们对他的信誉产生了怀疑。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慎重考虑自己的言论，以确保自己的言论具有一致性和可信度。对此您怎么看呢？唉，太难了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黄金和美元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硬通货。在全球通胀魅影不断显现和经济持续低迷的今天，很多中产习惯于将它们当成城堡或“护城河”，用以抵御未来某一天突然窜出的黑天鹅。尤其是，当委内瑞拉、津巴布韦之类国家人人成为“亿万富翁”，钞票不如卫生纸值钱的时候，中产在脑子里默默检点了一下自己兑换的美元、购买的金器，“摸一摸腰间硬硬的还在”，焦虑感顿时蒸发了不少。没有能力或没有机会迁居别国，也不愿像底层一样在大变局到来时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美元与黄金——他们亲切地称之为绿纸和黄鱼——就成了拱卫静好岁月的最后防线。但我认为他们应该懂一点历史。因为历史往往是现实的镜子。或者说，历史上出现过的事情，你不能保证就一定不会再现。先举一个远一点的例子。民国时，有一种货币叫法币。它几乎就是通货膨胀的代名词。记得当年上初中时，就在历史课本里读到过这样的数据——100元法币，1937年可买两头大牛，1938年可买一头大牛一头小牛，1941年买一头猪，1942年买一条火腿，1945年买一条鱼，1946年买一个蛋，1947年买一只煤球，1948年买４粒大米……这样的贬值速度，已经脱离了地心引力。与此相对应，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1946年9月外汇牌价：1美金＝3000元法币；1947年2月牌价：1美金＝1万元法币；1947年5月牌价：1美金＝3万元法币。”

现实世界的荒诞会在短时间内多次重复。当我再次复述这些新闻时，只觉得不可思议。01四川某个管理委员会的社会事务局发了一个通知，说要调整高龄老人的津贴。高龄老人的津贴不是很高，80-89岁一个月30块钱，90-99岁一个月100块钱，可到了100-105岁，一下子就变成了1500元，110岁以上更是直接来到了3500元。看到这个新闻时，我是不愿意相信的，毕竟太过于离谱了，可偏偏，媒体的报道又证实了事情的真实性。一时之间不知道从哪开始说起，只能说既不想花钱，又想要面子上好看，这个所谓的社会事务局真是会“办事”的。知道100岁以下的老人比较多，索性少给点钱，不能说是少给，准确来说连蚊子肉都不如，一个月一百块钱都不到，让老人们喝西北风吗？知道100岁以上老人很少，于是一下子又把补贴提高到了数千元。想要钱吗？你就努力活吧！踮起脚尖来，跳一跳，希望就在眼前，老人们，加油哦！百岁老人你一定不要倒下哦，你倒下了可不能怪我哦！不是我不想给你，是你没有活到标准年龄哦！都怪你自己哦，都怪你都怪你！要我说，这个社会事务局还是保守了，按照这个逻辑完全可以大胆一点，比如15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给5万元，20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给10万元，以此类推。反正已经不要脸了，索性直接不要脸到底吧！02说到不要脸，不得不提河南商报的这个报道。报道说郑州的一位女士生了二孩，按照当地9月1号发布的新规，二孩家庭可以领取5000元补贴。5000元看着是不多，但蚊子肉也是肉啊，这位女士就兴高采烈去领补贴，结果跑遍了当地各个部门就是领不到这笔钱。按照当地卫健委的说法，他们只是制定了补贴新规，但还没想好资金从哪来...好家伙，骗人把孩子生了，然后再说没钱，这和无赖有什么区别？关键是无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名声坏了就坏了，可他们身为公职部门，就这样明目张胆耍无赖败坏公信力，是不是有点太厚颜无耻了？就跟某些商家搞活动一样，等你去领取奖品时，人家就是不兑现。专业的事他们干得很扯淡，扯淡的事他们做得很专业。03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说实话，看到这个新闻的那一刻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新闻说的是湖南官渡镇的城管跑到群众家里，强行推走了群众的电动车，推车过程中受到周围群众的阻拦，于是又和群众发生了争执。这个新闻发生后，网友炸锅了，都说城管有什么权力跑到群众家里去执法的。对此我倒毫不意外，毕竟前几天四川某地已经给我们做出了示范：不叠被子、家里杂乱、蹲地上吃饭都要罚款。说回湖南这个事，后来记者采访了当地的城管大队，对方给出的回复是：当天城管和派出所联合执法，当事人骑电动车出门没戴头盔，见到执法人员后掉头把车骑回家了。这个回复好，好就好在一切看似都是那么合理，一切看似都是“为你好”，一切看似都是有法可依。可回到现实，我们会发现没有一点是正常的。首先，骑电动车没戴头盔，管理权应该是在交通警察。城管协助派出所，这两者好像都没有执法权，和城管以及派出所有什么关系？就算是协助工作，请问有没有文字证据？派出所就群众没戴头盔这个事去管，又是谁赋予派出所的权力？不管怎么看，都是越权行事！城管什么时候可以代替交警执法了？什么又叫联合执法？意思是你想和谁联合就和谁联合？手是不是太长了？是不是太肆无忌惮了？如果这样，那城管再和交管、农管、环保等联合执法，那岂不是可以管天管地管空气了？所以，这算不算擅闯民宅？是算偷窃还是算抢劫？退一万步说，你完全可以对他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不过是没戴头盔罢了，该怎么罚就怎么罚，直接到人家家里没收电动车算怎么回事？没戴头盔代价这么大的吗？城管

致敬坚守良知的王圣强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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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朋友发来这张图时，我忽然感到有点悲哀。我之所以感到悲哀，是因为大学时，我们的校长，我们的老师，从未这么跟我们说过。

1978年5月，在终于正式接任台湾“总统”后，蒋经国让属下给岛内的媒体打招呼，明确要求不能再提什么“蒋经国时代”，不要高呼“万岁”。2018年，根据台湾所做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在历任领导人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问题上，蒋经国在辞世30年后，仍得到53.3%受访者的认同，以过半的压倒性数字拔得头筹。蒋经国1987年11月宣布开放部分人士赴大陆探亲，结束了近40年两岸同胞不相往来的局面。他在任内推动“十大建设”，台湾经济得以发展迅速，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最重要的是，此外他颁布了“政治与社会革新”八项要点（有人将这两次革新统称为“十八项革新”），深得民心。特别是在其执政晚年逐步开始民主改革，解除已经持续了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允许反对党的出现，革新党务，推动国民党的本土化，以及实行“民意机构改革”等，开启了台湾政治民主化之路。没有人能想到，没有经过任何血风腥雨，蒋家竟然自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蒋经国政治改革之初，有人劝告提醒他，说这样做可能会让国民党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却一笑了之，他说：“没有永远的执政党”。随着经济的发展，蒋家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将成为社会进步的累赘，与其让民众推翻他，不如自己动手，进行改革，体体面面的退出历史舞台，没准这样还可以延迟一点统治时间。台湾经济发展后，温饱问题得以解决，许多人要求参政，加之西方思想的广泛传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的独裁本质，要求改变现状。蒋经国看到了民心所向以及台湾政治制度的弊端，实行政治改革。蒋经国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一个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毋庸置疑，蒋经国是一个独裁者。可翻遍历史，你就会发现，蒋经国也绝对是一个最特别最伟大的“独裁者”。这是萨达姆、卡扎菲、北朝金氏、穆加贝那些人永远也不能比肩的！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此文广为流传，出自微博@老不死的王朔，是不是王朔本人无法确认，不过这不重要，文章本身更重要，今天读来，依然意味深长。01又到年末，不写几句好像不足以慰平生。其实平淡的生活哪有什么可以总结的，无非是吃喝拉撒，要不是靠此起彼伏的八卦消息撑着，真觉得人间不值得了。有两种状态会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一种是特别忙，一种是特别闲，我属于后者，这似乎有点拉仇恨的感觉，但我再加一句：我没什么钱。是不是会好很多？闲只是表面状态，其实我的内心忙得很，特别一到晚上，各种豪情壮志涌上心头，各种小计划小目标搞得我激情澎湃无法入眠，第二天昏昏沉沉醒来，只剩下一个念头：去他妈的，哥只想再多睡一会儿。一年一年就这么平淡无奇地过去了，其实大多数人都差不多，无非是赚点钱，吃点好的，买点好的，再找个好点的伴侣，过着好点的生活……这样就好。02我经常自以为是的总结人生的意义，这是一个很适合闲人做的事情。但最后我发现：任何试图总结人生意义的行为都是一个笑话，人生意义只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小把戏，好让人类不要太闲。人生的意义也许只在于人心，你觉得什么有意义什么就有意义，乔布斯要改变世界，沃茨尼亚克觉得自己过得也不错；基督爱与和平，佛祖四大皆空，老子道法自然，谁更有意义？有人上班，有人创业，有人打狗，有人爱狗，有人求神拜佛，有人转发锦鲤，有人在微博上发表意见，有人在抖音展示身材......都有意义，对于自己来说；也都没有意义，对于别人来说。就像对我来说：打游戏夺冠没什么意义，但王思聪为夺冠搞转发抽奖挺有意义，但我没中奖，这还是很没意义。所以追问有没有意义是件无趣的事，只要问你愿意不愿意就足够了。03人其实活的就是一个心态，是仁者无敌，还是人至贱则无敌，就看你怎么想了。今年我比去年更懒了，懒得动，懒得写，懒得赚钱，懒得成功......“懒”真是个好借口，完美地掩饰了能力不足的缺点，还能散发出落拓不羁的气质，让自己有种超凡脱俗的感觉，我很欣慰。这就是好心态的意义——赚不到钱因为我视金钱如粪土，找不到伴因为我要找灵魂伴侣；不洗澡因为我节约用水，不消费因为我不以物喜；死宅是为了舒缓交通压力，单身是为了减少人口......今年经济状况不佳，“消费降级”是个今年一个特别的词，不过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的消费级别稳定在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和统一老坛酸菜面上，今年方便面没有涨价，我很欣慰。04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这四十年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从一穷二白变成花花世界，经济发展是第一推动力，中国成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只是大多数中国人还在为美国绿卡而奋斗，希望再过四十年能反过来。至于用华为还是苹果手机，自己看着办吧，反正我一直用三星，我很羞愧。今年和以往以及以后一样，各种八卦新闻极大的丰富我们无聊的生活：刘强东吴秀波高云翔证明男儿本色，李晓璐马蓉巾帼不让须眉；范冰冰被罚几个亿，我却在还在苦苦追求中个五百万，我很羞愧；贾跃亭欠几十个亿还在美国执着造车，我觉得他一定不是骗子，骗子没这么轴。看着这些名人过得也不怎么样，让我莫名的感到一丝安慰，众生皆苦，我弥陀佛。05今天是平安夜，我依然孤身一人，写着这些无聊的文字，我很羞愧。也许，我的伴侣是屏幕——手机屏幕、电视屏幕、电脑屏幕、电影屏幕，我看着别人的故事自娱自乐，任流年似水。其实，时间也没什么意义，就像货币一样，只是人类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如果不能挥霍货币，挥霍时间也挺爽的，当然，两个一起挥霍，更爽。还有几天今年就要过去了，此刻，我很怀念你温暖的笑脸。此时想起一句话：所有事情都会有皆大欢喜的结局，如果没有，就说明还没有到最后。最后，我要祝福你们，虽然祝福没什么意义，但猪不会，这是我比猪强一点的地方，我很欣慰。祝你们幸福。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致敬坚守良知的王圣强导演*

文革中，来自全球各地的兄弟党来华拜谒领袖的同时，几乎都能收到为数不等的“革命支票”。比如切格瓦拉就拿走六千万美金。此情此景激发了美国中情局的奇思妙想，他们通过荷兰情报机关，选中了一个到过中国的名为彼德•贝维的数学老师，执行“红色鲱鱼”计划，以此刺探中国的情报。彼德•贝维化名为彼得森，在荷兰成立了“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自任总书记。这个只有几个群众演员的政党仅仅依靠一堆虚构的党员花名册，就轻而易举的骗过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1972年之前应该是代办处——引者注），迅速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运代表，在中方的邀请下，彼得森自1970年开始，前后25次访问中国，先后得到了毛周等人的接见。通过和领袖们的接触，彼得森不费吹灰之力就了解了中共高层诸多的内幕和人事变动，为中情局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一线情报。当然，必不可少的，是每次彼得森访华都能带回中方给予的“革命经费”。这样的资助直到八十年代末苏东剧变后才终止，此时彼得森已经拿走超过一百万英镑。这些钱，除了出版专门用于糊弄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的荷兰版《共产党人》，绝大部分都成了荷兰情报机关的额外补贴。彼德•贝维晚年对在华的国宾待遇还是念念不忘，他说，“中国有非常不错的厨师”。他的虚假政党终结后，又成了一个专门为荷兰退休者利益代言的政党主席。这个党成员同样不多。但彼德•贝维说：“这回每个党员都是真的。”文革时期，许许多多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来访，对他们的称呼一般是“某某国共产党（马列）”，这些党的头面人物一般都得到我党领导人的接见，有些甚至上天安门，获得领袖的接见。每当我党有什么喜丧事，报纸上又是一大批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发来的贺电或者唁电。实在有“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感觉。当年我们中国人勒紧裤腰带支援世界革命，银钱就落在这些骗钱骗粮票之徒的手里，细细思量，岂不悲乎？彼德•贝维今天只能拄着拐杖行走，以至于他呼吁应该在火车站安装自动扶梯。恐怕谁也想不到，他曾经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在北京和莫斯科会见过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文革期间，彼德•贝维经常来华访问。作为“荷兰马列主义党”的党魁，他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阻碍，参观了那些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参观不到的地方。但他从来不是红色旗帜的拥护者，而只是一个间谍，这个政党的工作人员主要也是荷兰特工。1955年，莫斯科当局开始为青年节庆典做准备。当一个朋友问彼德•贝维是否愿意为荷兰情报机构（国内保安局）服务，去一趟莫斯科时，他同意了。于是他成为了荷兰的“莫斯科青年联欢节组织委员会”的领导，审核那些申请去莫斯科的人。当700人的代表团坐火车抵达莫斯科时，他也直接飞到那里会见了赫鲁晓夫。1958年，中国也组织了自己的青年节庆典，彼德•贝维又被邀请，从阿姆斯特丹来到北京。随后，他开始定期访问荷兰的中国大使馆，并秘密加入荷兰共产党。中苏分裂后，荷兰情报部门指示彼德•贝维成立了“荷兰马列主义党”，并化名为克里斯·彼得森担任党魁，紧跟北京的路线。这项大胆的行动的代号叫做“愚型儿计划”。1963年，当彼德•贝维再一次回到北京时，接受了一次正式的共产主义教育，他被招待入住最好的酒店，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他被安排学习毛思想。有了中国的资金支持，彼德•贝维得以旅行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地方结交朋友。“中国人总是用美元支付”。他陆续从中国骗取了30万美元。在中方的邀请下，彼得森先后25次访问中国，先后得到了毛周等人的接见。这让荷兰情报部门非常振奋，因为从没有一个特工这么近距离接触过中国领导人。当毛泽东逝世时，这个假冒的左翼政党竟然还像模像样地给北京发了一封“唁电”。在我的“文革”收藏物里，就有一张1976年9月15日的《广州日报》，里面就有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发来哀悼毛的唁电。真的就有“荷兰马列主义党”的唁电，党的书记正是这位彼得森。荷兰马列主义党书记彼得森的唁电在荷兰，中国大使被告知这个政党已经超过500党员，但“实际上只有25名特工和15名蠢到真的加入我们的人”。彼德•贝维这些行为当然也有风险，他曾被告知，如果事情败露，不会有人帮他的，一切责任都要由他自己承担，但是他晚年提及这段经历并不后悔，“我为我做的事情感到骄傲”。现在，彼德•贝维在他居住的17000人的荷兰小镇上成了名人。假如你看到彼德•贝维在荷兰海边参德伍尔特他的花园旁散步，嘴里哼着“东方红”时，你绝对想不到，这个老头当年竟然是国际上一个重要人物。他现在是一个代表参德伍尔特地区退休者利益的政党的主席。这个党成员不多。但他说："每个党员都是真的"。这个"真"字正是他现在这个党和以前那个党的区别所在。前荷兰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弗里茨·霍克斯卡的回忆录最近披露了一段惊人的历史：当年的"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MLPN）不是一个真实的政党，而是荷兰国内情报局（BVD）的一个掩护组织。当年化名为克里斯·彼得森（Chris

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一个时代的政策已经将一个特殊的群体带入了社会的聚光灯下——他们，就是中国超过2亿的独生子女。这个群体，在享受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后，正悄然步入中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境。

重试重试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俄罗斯2014年入侵乌克兰的克里米亚，2022年入侵乌克兰全境，打了两年多，损失巨大。它在两年前悍然入侵乌克兰时，打的旗号是北约东扩和去军事化、去纳粹化。但两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终于看明白了，那3个旗号连旗号都不算，真实的目的是要恢复俄罗斯帝国，说白了就是对于1991年的苏联解体不服，要重新统一原来的版图。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说是特别军事行动，今年他们改口说是战争了。至今，某个国家的某些人，还信北约东扩和去军事化去纳粹化的鬼话，但俄罗斯多次征兵，并且年纪一再放宽，这个是确凿的。如果没有重大战损，在没有更大规格进攻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征兵？战争就是烧钱的，从世界各国对乌克兰的支援，可以反推俄罗斯的国力耗损。几百上千亿美元，都是军事装备的支持，而俄罗斯每天炮弹发射量是乌克兰的10倍，每天投入的兵力是乌克兰的7倍。把乌克兰国家的战争投入加上外国支援乌克兰的军火和资金乘以8倍，就是俄罗斯的消耗总和。这还能消耗多长时间？乌克兰是一个没有空中力量的国家，相比之下，俄罗斯在这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可是，就在今年，这种优势不再明显了。为什么？因为乌克兰的导弹和远程无人机毁伤了3架俄罗斯预警机，俄罗斯战机在没有预警机预警的情况下，相当于人没有眼睛，所有战机不敢深入俄乌战争前线。一个国家犯罪，它的人民，一定会品尝到战争苦果。俄罗斯人目前在世界多国不受待见，已经是事实了。发动侵略战争，成为世界公敌，而送到前线以肉身化作齑粉的，是平民的儿孙，举国因战争陷入贫穷，还是人民遭殃。鹅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发动的一个特别军事行动，原定1小时22分结束，结果一下子打了2年多还没有结束的迹象。所以，这就像狼，隔着铁笼咬住了一块肥肉的同时，也咬住了铁丝。吐，舍不得肥肉；吞，铁丝碍嘴。就这样僵持着吧，直到耗死的那天为止。我们知道，老毛子一直以来是作为西方国家的对立面而存在，而且这种对立还将持续很长的历史时期。不过，从历史的终局看，老毛子必将回归到西方社会。老毛子处于欧洲并发展于欧洲，东方部分是它额外获得的，外在的部分。虽然老毛子地跨欧亚两大洲，而且亚洲领土占据了它国土面积的绝大部分，但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都在欧洲，欧洲才是它的核心。老毛子虽然落后，但可不傻，知道这个世界上谁轻谁重，知道什么是先进和落后、文明和愚昧。它之所以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只是因为老毛子的沙皇们和总统们不想放弃权力，走了专制之路，使它和西方国家暂时分道扬镳，成为西方国家的对立物。但是在老毛子的内心深处，还是认同自己是欧洲国家，它最看重的还是欧洲和美国。自从苏联解体，不论是叶利钦还是普京，事实上都希望融入西方社会，希望和欧洲与美国保持更加友好的合作关系，只不过它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无法被西方国家所接纳。心向西方、心向欧洲，这是老毛子基因里的倾向和情感。自从公元10世纪初，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带领全民受洗，基督教就被确立为国教，虽然在苏联时期基督信仰被短暂的废弃，但整体上看，从立国到现在老毛子没有放弃基督信仰。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自打所谓参加工作起，从来没有想过退休的事儿，然而，退休的日子终于来了。除开上大学前的农工和兽医的经历，从1982年大学毕业起，我一直在做大学老师，几乎干了一辈子。今天，那些认为中国大学不好是因为我的缘故的人，可以松口气了，从今以后，大学指定，肯定，以及一定就会变好了。回想我的教书事业，非常平淡，没有做过少年才俊，也没有被破格选拔过，没有留过学，甚至连到国外进修的机会都没有摊到一个。做了18年的正教授，到退休依旧是最低一级四级。这在中国的大学里，应该是独一份了。需要声明的是，倒不是人民大学不肯给我升级，而是我拒不申报。我说过，大学里教授评级，是一种恶政。既然自己说了，就不能再参评。如果大学教授非要有级别不可，够格给了就是，让人一级级申报，带有羞辱性质。就像传说中的那个故事，一个地主老财，把明明该给长工的工钱故意撒在地上，让长工一个个捡起来。我没这个兴趣为了那俩钱和虚荣干这个。迄今为止，一共写了50多本书，出版了40多本。其中有十几本，似乎是属于学术著作。平时的发表量不小，但除了发在学术期刊的上文章，我从不将之计入科研成果，即便如此，我也是年年超额完成任务。不是特意要这样，无意中就这样了。也就是说，如果我要申报，肯定不会是四级。可是，我偏要这样做。这样，从身份看，我的确很Low，是个Loser，然而，是又怎么样呢？在大学里，你可以捞很多的课题，弄很多的钱，把门下的学生都变成你的学术民工。挣到各种荣誉，挤到国务院学科评议组里，掌握全国学人的学术生杀大权，做长江或者别的什么江学者，到人民大会堂领奖，那又能怎么样呢？用不着很久，十年二十年以后，有谁还会记得你的著作。你死之后，一切的荣誉光环，都会化为一股青烟，在所有人都不留意的时候，就消散得干干净净。我们这个时代，在中国的学术历史上，应该是最可悲的时代。这时代的绝大部分显赫，最终什么都留不下。被供在殿堂里的煌煌大作，最后也许被证明不过是垃圾，门下弟子东拼西凑弄出来的货色。现世耀眼的大家，过不了几年，就会被人发现净是些“玩家”，玩权术玩学术，甚至玩女人的玩家。这样的玩家虽说面目各异，却有一个共性，就是习惯性的谄媚，膝盖比较软，补钙都补不上去。人之为人，谁不知道人前显赫好呢？然而，闭上眼睛想想，实在太不值。人生一世，掐头去尾，不过几十年，都浪费在这种无聊的游戏中，连一撇一捺的人都做不好，何必呢？我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没有多少天分，也没得到过大人物赏识提拔。唯一的优点，就是勤奋，每天看书写作，从不停歇。哪怕停了一天，都浑身不自在。禅宗祖“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座右铭，我是真的在实践了。我们这一代，属于一出生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的倒霉的一代。看齐邦媛《巨流河》，感慨人家遭遇战乱，却受了完整的教育，而我们似乎没有遭遇过什么战乱，但是，教育却乱七八糟，小学和中学，都在斗争和劳作中渡过，上课和教材，都简化到可以省略。所谓的教育，不过是自己在全民烧书环境中偷偷看了几本乱七八糟的书。我们这代人，成不了什么大师，漫说师，小师都没有。能写出一篇或者一本让人们过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还能记得的东西，就已经很不错了。显然，这就是我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咱们走着看。我20年、30年前写的东西，现在还有人看，50年以后怎么样，不知道。几十年了，听过我课的学生不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带了一些，能不能成才，是他们自己事儿，路怎么走，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儿。我呢，还算是已经尽力了。苏东坡一肚皮才学，一肚皮不合时宜。我比不得古人，只有一肚皮不合时宜，蹭蹬一生，命该如此。退休了，我很高兴。真的。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纪小龙：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军解剖学组织胚胎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抗癌协会淋巴瘤委员会委员、全国全军及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每年在病理会诊中解决疑难、关键诊断1000例以上。我是做病理研究的。说到病理学，老百姓了解得不多。在国外叫doctor\\\'s

来源：网络

“文革”。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的政治运动。几十年过去了，当时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是怎样的呢？下面是记录某县文革期间的真实故事，虽然全国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总体的情况相差无几。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与毛泽东会上激烈争吵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怀中（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1938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来访的梁漱溟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梁漱溟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晚年梁漱溟直言“文革”搞糟了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梁漱溟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10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延伸阅读】梁漱溟施展儒家“功夫”对付红卫兵澎湃新闻记者

谌旭彬，笔名言九林，青年历史作家。出版书籍《秦制两千年》、《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的小人物命运》等。本文发表于2019年。庆历五年（1045）初，范仲淹罢参知政事，离开中央，去邠州做了地方官。“庆暦新政”宣告失败。这场北宋建国八十余年后启动的改革，主要目的是重塑国家的官僚系统。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曾奉命向宋仁宗“条陈十事”，列举了十条亟需改革的问题，其中八条涉及到对官僚系统的整顿。第一条叫做“明黜陟”。简单说，就是要废除文官三年升一次官、武官五年升一次官的“论资排辈”旧例。只有做出了“大功大善”的官员，才能得到升迁。第二条叫做“抑侥幸”。简单说，就是减少官二代、官三代靠着“恩荫制度”，不必参加任何选拔历练就可以直接做官的比例。公元1213的统计显示，宋代靠着“恩荫出仕”的官二代、官三代们，占到了官僚总数的56.9%（在宋真宗时代，比例可能更高）。第三条叫做“精贡举”，简单说就是科举考试要公正、要加大选拔难度。第四条叫做“择官长”，简单说就是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针对官僚系统的监察、举荐制度。第五条叫做“均公田”。简单说就是整顿官员名下的“职田”（用作俸禄之用，离职时交回朝廷），多的吐出来，少的补上去。第六条“厚农桑”、第七条“修武备”（恢复府兵制），与整顿官僚系统关系不大。第八条“减徭役”，具体的做法是合并行政区域（比如合五县为一县），来减少官吏的总量，进而减少民众负担。第九条“覃恩信”，严格考察官僚对朝廷恩泽（赦书中及民之事）的执行情况。第十条“重命令”，严格考察官僚系统对命令（宣敕条贯）的执行情况。除了第七条，其余九条“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成了“庆暦新政”的改革内容。在秦制时代，要推动这样一场以整顿官僚系统为核心目的、严重损害现存官僚系统利益的改革，毫无疑问，只能依赖皇权。宋仁宗本来是愿意支持这场改革的。官僚系统是秦制帝国的统治基础，但官僚系统的利益，与秦制皇权的利益，并不全然一致。皇权希望官僚系统“尽职尽责”维系社会稳定和汲取人力物力，官僚系统更在意“自己任内不出事”和“自己任内捞足钱”。论资排辈、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这些很符合官僚集团利益的游戏规则，却未必符合秦制皇权的利益。它们带来了“冗官”（人员严重超编）、“冗费”（财政不堪负荷）和玩忽职守（反正熬够时间就可以升迁，反正有个好爸爸比努力工作重要多了），均不利于秦制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些游戏规则，会严重降低秦制国家民众的耐剥削能力。冗官、冗费会提升剥削成本，玩忽职守会降低剥削总量，原本设计好了的“可持续剥削”，就会变成“不可持续剥削”，社会就会出乱子。改革明显对宋仁宗有利。但宋仁宗对改革的支持，只维持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发现，在整顿官僚系统的过程中，范仲淹等以“君子”自居者，公开肯定“朋党”，抱成了一团。在秦制皇权眼中，官僚系统中的“好人（君子）抱团”，是远比“坏人结党”更有害的东西。后者为了腐败怠政，言行上往往选择迎合皇权的喜好；前者则相反，为了所谓的“政治理想”，常常会走向要求制约皇权。对“好人抱团”这件事，宋仁宗毕生存有极高的警惕。早在宝元（1038~1040）年间，他就曾问过大臣张士遜：“君子小人各有党乎？”张士遜的回答是都有，不过“公私不同”，好人抱团是为公，小人结党是为私。宋仁宗没有正面评价张士遜的回答。他转而强调“法令必行，邪正有别，則朝纲举矣”——所有的官僚都应该遵守、执行朝廷的法令。图：宋仁宗到了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当主持“庆暦新政”的范仲淹，因损害了官僚中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被指责搞“朋党”时，宋仁宗对着范仲淹，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皇帝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真的在提问，答案早已在他心中——小人自古爱结朋党，君子应该一盘散沙。皇帝要的，是以提问的方式，让范仲淹体察到他心中的答案，并希望范仲淹按照这个答案，去修正政治上的言与行。上个月，皇帝刚刚在迩英阁向部分官员出示了一份“御书十三轴”，里面列有“治政要目”35项，其中之一正是“辨朋比”。但范仲淹的回答，令宋仁宗非常失望。他说：“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大意是：我在边境带部队的时候，好战者会结党，怯战者也会结党。朝廷中也是一样，好人会结党，坏人也会。结党做好事，对国家能有什么害处呢？但，“于国家何害也”，和“于皇权何害也”，是两码事。同月，范仲淹的支持者欧阳修，又自划为“朋党”，公开撰文《朋党论》，送到了宋仁宗眼前。文章说，“朋党”是个很正常的东西。自古以来，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皇帝应该做的，不是禁止“朋党”，而是“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皇帝更加不高兴了。他决定终止改革。这年六月份，改革的反对者捏造了一个流言，说范仲淹有意废黜宋仁宗，另立新君。流言很蹩脚，毫无可信度，但宋仁宗已不愿再表达对范仲淹等人的信任——他只信任散沙式的范仲淹，而非与人抱团的范仲淹。为求自清，范仲淹只好以防秋为名，离开中央，去地方做陕西、河东宣抚使，另一位改革旗手富弼，也离开了中央，去地方做河北宣抚使。这年九月，靠着恩荫进入体制的官二代陈执中被宋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宰相）。限制官二代、官三代靠“恩荫”上位，是“庆暦新政”的核心内容。皇帝如此任命宰相，等于变相宣告新政已死。十一月，又发生了“进奏院事件”。一班官员用卖废纸的公费，举行进奏院赛神会，饮酒作诗，召妓相陪，席间的某些言辞（如“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被有心人记下，成了弹劾的罪状。宋仁宗并不在意这些酒后狂言，但参会者多有支持改革者，皇帝遂借题发挥，下了一份严厉的诏书，大谈盛世之下，只应有君明臣哲，绝不该存在“朋党”，痛斥了知识分子交游往来、赞贤荐贤的风气，命令相关部门“采察以闻”，对这些行为进行监视汇报。诏书的指向非常明显。心领神会的范仲淹，随即引咎辞去了参知政事一职。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好人抱成一团”与“坏人腐败怠政”之间，宋仁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新闻自由是灾难最大的救助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总结世界饥荒史，就饥荒发生原因时深刻指出——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不要嘲笑为民生和社会热点发声的人。能勇敢为民生发声的人，都不是为了私利。请保持一种原始的正义感，对不平事，不指望你能站出来吼一吼，但要与正义站在一起。只有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深挚的爱，才能体会。这个社会不缺正义者，缺的是智者以及引领者，引领我们走出迷惘，走向觉醒。有人说某某人心里阴暗，所看到的听到的所发的都是阴暗的一面，就是所谓的负能量，整天在网络上不是批判就是谴责。其实，正因为他心里明亮，才得以看见这世间阴暗的一面，才知道这世道竟还有龌龊；他之所以谴责，是希望变好；他之所以批判，是希望改变；只有心存光明的人，才愿意去谴责和批判。谁若无视这社会最底层人民所受的苦难、对社会的各种假丑恶付之以冷漠，谁才最阴暗。或许我们改变不了整个社会，但个人的抵抗、内心的抵抗却仍可能。当你抱怨整体的沦丧时，并不意味着你个人一定沦丧。你可以谈论历史与记忆、音乐与诗歌、人生的丰富，理解他人的痛苦，扩展生活的维度。你不必成为斗士，却可以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有思想与情感深度的人。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是一种正义；把懂得的常识告诉大家，也是一种责任；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也是一种良知；把了解的内幕告诉大家，也是一种品质；把听到的谎言告诉大家，也是一种道德；把亲历的苦难告诉大家，也是一种告诫；把追求的真理告诉大家，也是一种信仰。当一个国家在面对罪恶之时，大部分人却总是这样：1、骂是没有用的，又改变不了什么。2、这很正常啊，我们又能怎样。3、关我什么事，管好你自己吧。4、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你改变不了的，习惯了就行。5、除了自己的健康无大事。如果都是这样，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们对自由的向往。1949年，德国分裂为东西两德。东边的叫民主德国，可人民却不愿意当它的主人，而是想尽一切办法逃离。到1961年，总共跑掉了350万人，占到东德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人民外逃并不是外敌入侵，而从节省口粮来说，是件好事。但，对于洗脑事业来说，就不是这样了。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在竭尽所能地吹嘘自己的制度最优越，自己的国家最幸福，西方是地狱，结果每年却平均有30万人跑到地狱去，这就算是有一万个戈培尔在世，也洗不下去。洗不下去，谎言就要破产，权力就要崩塌。于是，建墙，阻止自己的人民出逃，屏蔽外部世界，成为必然选择。1961年，以“反法西斯墙”为名，东德建立起一道将柏林一分为二的高墙，是为柏林墙。“反法西斯墙”的名字，本身就充满荒谬。这不但是因为建墙者本身就是法西斯的继承者，而且是从建立的那一天开始，它就从没阻挡过一个企图进攻的敌人，因为西边根本就没有人想进入东边享受它那最优越的制度。相反，这道墙的建立，虽然遏制住了东德人疯狂出逃的大潮，但它并没有掐灭东德人出逃的念头。从1961年柏林墙建成之后至1980年，仍然有17万东德人成功翻墙逃往西德。东德人为了投奔西德，绞尽脑汁发明了花样繁多的方式进行翻墙，挖地道、跳高楼、热气球、弹射器，等等。期间，有201位有名有姓的东德人，死于东德士兵枪下。心甘情愿地离开幸福的人间天堂，非但是被禁止的，还会因此而命丧黄泉，唯一的解释是，所谓的天堂就是监狱，里面的人就是囚犯，离开天堂就是越狱，就是犯罪。建墙是为了建造监狱，这就是柏林墙的荒谬。建于荒谬的高墙，不可能永远屹立。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在柏林墙下发表演讲，向苏联领导人喊话：“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他在演讲中说：“这堵墙会在欧洲倒下，因为它抵挡不了信心，它抵挡不了真理，这堵墙抵挡不了自由。”二年多后的1989年11月9日，它真的倒下了。关于柏林墙的倒下，一个并不是秘密却很少人留意到的史实是，它并不是在那种历史大事件里固有的精心策划和气势如虹之中发生的，而是在误会、迟疑和温吞之中进行，带着浓重的荒诞色彩。它倒塌的直接诱因，是一场乌龙事件。1989年11月9日晚，东德统一社会党东柏林支部第一书记沙博夫斯基在现场直播的国际记者会中，被一个记者问得手足无措，这时一位助手给他递了一张纸条。他打开纸条念了起来：公民可以自由申请私人出国旅游，无需符合任何先决条件。现场的记者都目瞪口呆，一名西德记者追问：何时生效？沙博夫斯基笨拙地回答：就我所知……现在，马上。然后他离开了会场，留下一屋子惊愕的记者。

不关心政治，其实就是不关心别人的生活疾苦，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没有良心。正如一群食草动物，在别的同类遭到袭击的时候不予理睬，仍然只顾自己吃草，这就是食草动物的特性，永远都是被吃掉的命，区别只是它排在第几个而已。人类再发展，个体再强大，也必须以群居的方式生存，即社会的方式生存。而社会生存的基本规则就是相互关心、帮助、爱护，这其实就是政治。固然，政治被一些人搞得很复杂、凶险，但这不是人们逃避政治的理由，逃避的结果，是让那些人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因为你不要你的拳力，你不关心政治，理所当然地，也就没有人会关心你。农民不关心政治，只能是温顺的羔羊；工人不关心政治，只能是受剥削的奴利；知识分子不关心政治，只能是拳贵的木偶；

吴小平，这个曾经的中金前总经理，他的言论曾经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曾经高呼“私营经济应退出”，但是如今，他改变了口风，开始高喊“支持”。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言论，让人们不禁要问：他到底在干什么？五年前，吴小平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私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应该逐渐退出。吴小平在该文中写道，“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他还特别提到，私营经济“是没有纪律的，没有深谋远虑的，是不足以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的。”这种言论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招来了官媒的批评。“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号头条发表题为《人民日报评私营经济：只会壮大，不会离场》的署名文章，《经济日报》在时评版头条刊发了题为《对“私营经济离场论”这类蛊惑人心的奇葩论调应高度警惕——“两个毫不动摇”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的文章，“中央政法委长安剑”更时厉声斥责：谁开历史倒车，谁就是与人民和国家为敌！在《新京报》昨晚的一篇评论文章《对攻击抹黑民营经济的言论必须及时亮剑》中，也再度点名了吴小平的这篇文章，并称其发出“民营经济应离场”的奇谈怪论。然而，如今，他又发表了一篇名为《从新“28条”说到各种民营经济》的文章，对私营经济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表示，任何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经济，都要讲究一股子企业家精神，敢于创新的同时，敢于担当！这是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前行，中国人均GDP必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之关键！吴小平的这种转变，让人感到非常不解。他之前曾经呼吁私营经济退出，但是现在却又对私营经济大加赞赏。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言论，不仅让人感到困惑，也让人对他的信誉产生怀疑。国内知名经济学者马光远在今天发布的一条微博中指出，那些说民营经济完成使命，应该退出的小丑和攻击民营企业的几个人，如今和没事人一样依然很活跃，摇身一变也在评论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这多么讽刺，“似乎他们从来没有攻击过民营企业”。我们需要认识到，言论是一种力量，它可以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如果一个人的言论前后不一致，那么他的言论就失去了可信度，无法产生应有的影响力。因此，我们需要在发表言论之前，认真思考、慎重考虑，确保自己的言论具有一致性和可信度。总之，吴小平的言论前后不一致，这让我们对他的信誉产生了怀疑。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慎重考虑自己的言论，以确保自己的言论具有一致性和可信度。对此您怎么看呢？唉，太难了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现实世界的荒诞会在短时间内多次重复。当我再次复述这些新闻时，只觉得不可思议。01四川某个管理委员会的社会事务局发了一个通知，说要调整高龄老人的津贴。高龄老人的津贴不是很高，80-89岁一个月30块钱，90-99岁一个月100块钱，可到了100-105岁，一下子就变成了1500元，110岁以上更是直接来到了3500元。看到这个新闻时，我是不愿意相信的，毕竟太过于离谱了，可偏偏，媒体的报道又证实了事情的真实性。一时之间不知道从哪开始说起，只能说既不想花钱，又想要面子上好看，这个所谓的社会事务局真是会“办事”的。知道100岁以下的老人比较多，索性少给点钱，不能说是少给，准确来说连蚊子肉都不如，一个月一百块钱都不到，让老人们喝西北风吗？知道100岁以上老人很少，于是一下子又把补贴提高到了数千元。想要钱吗？你就努力活吧！踮起脚尖来，跳一跳，希望就在眼前，老人们，加油哦！百岁老人你一定不要倒下哦，你倒下了可不能怪我哦！不是我不想给你，是你没有活到标准年龄哦！都怪你自己哦，都怪你都怪你！要我说，这个社会事务局还是保守了，按照这个逻辑完全可以大胆一点，比如15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给5万元，20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给10万元，以此类推。反正已经不要脸了，索性直接不要脸到底吧！02说到不要脸，不得不提河南商报的这个报道。报道说郑州的一位女士生了二孩，按照当地9月1号发布的新规，二孩家庭可以领取5000元补贴。5000元看着是不多，但蚊子肉也是肉啊，这位女士就兴高采烈去领补贴，结果跑遍了当地各个部门就是领不到这笔钱。按照当地卫健委的说法，他们只是制定了补贴新规，但还没想好资金从哪来...好家伙，骗人把孩子生了，然后再说没钱，这和无赖有什么区别？关键是无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名声坏了就坏了，可他们身为公职部门，就这样明目张胆耍无赖败坏公信力，是不是有点太厚颜无耻了？就跟某些商家搞活动一样，等你去领取奖品时，人家就是不兑现。专业的事他们干得很扯淡，扯淡的事他们做得很专业。03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说实话，看到这个新闻的那一刻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新闻说的是湖南官渡镇的城管跑到群众家里，强行推走了群众的电动车，推车过程中受到周围群众的阻拦，于是又和群众发生了争执。这个新闻发生后，网友炸锅了，都说城管有什么权力跑到群众家里去执法的。对此我倒毫不意外，毕竟前几天四川某地已经给我们做出了示范：不叠被子、家里杂乱、蹲地上吃饭都要罚款。说回湖南这个事，后来记者采访了当地的城管大队，对方给出的回复是：当天城管和派出所联合执法，当事人骑电动车出门没戴头盔，见到执法人员后掉头把车骑回家了。这个回复好，好就好在一切看似都是那么合理，一切看似都是“为你好”，一切看似都是有法可依。可回到现实，我们会发现没有一点是正常的。首先，骑电动车没戴头盔，管理权应该是在交通警察。城管协助派出所，这两者好像都没有执法权，和城管以及派出所有什么关系？就算是协助工作，请问有没有文字证据？派出所就群众没戴头盔这个事去管，又是谁赋予派出所的权力？不管怎么看，都是越权行事！城管什么时候可以代替交警执法了？什么又叫联合执法？意思是你想和谁联合就和谁联合？手是不是太长了？是不是太肆无忌惮了？如果这样，那城管再和交管、农管、环保等联合执法，那岂不是可以管天管地管空气了？所以，这算不算擅闯民宅？是算偷窃还是算抢劫？退一万步说，你完全可以对他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不过是没戴头盔罢了，该怎么罚就怎么罚，直接到人家家里没收电动车算怎么回事？没戴头盔代价这么大的吗？城管

自1922年到1991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七十年。这七十年里，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七十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腐败状况很普遍：47.8%～71.2%的基层合作社管理人员参与盗用公款1918～1920年间，因需集中力量反击外国武装干涉和镇压国内反革命武装势力，苏联（俄）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和自由贸易，资源由国家统一收支；形势特殊，大规模的腐败无由而生。1921年“新经济政策”重新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腐败的规模亦随之迅速扩张。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绝密资料，1921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1922年共判处贪污贿赂32,587件，职务犯罪14,887件。其实，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1923年11月曾抨击“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1923年10月，俄共中央发布《关于同浪费作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地方及部门负责人“带赛马四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等种种腐败行为；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3月也愤怒地指责党内的医疗腐败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现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优先得到床位？是苏维埃的太太们，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至于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据1925年11月30日苏共召开的一次针对合作社贪污公款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其管理委员会成员的47.8%～71.2%，都参与了窃取盗用公款，腐败的普遍性可见一斑。◎工资上对干部的限制虽然很严格，但干部工资外腐败早已泛滥成灾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做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1922年改行17级工资制，同时“鉴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苏共决定用党的经费来为15325位党的各级负责人改善工资待遇和物质保障；同时又规定领导干部的实际工资，不得超过17级工资的1.5倍。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典型者莫过于住房，1918年，列宁曾命令要求提供给“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成员不得超过一个房间，但讽刺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却占有着整整一层楼，当然，就房间数而言，莫洛托夫同志并没有越轨，只不过他们家的房间特别大，而家庭成员——女佣什么的又太多了。而普通群众呢，则绝大部分还是两三代人一起住在用床单和窗帘隔开的一小块“住房公社”里。1921年腐败之风大盛后，当局也曾采取过补救措施，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大批与贪污受贿作斗争的机关。但效果却并不怎么样，因为按照苏维埃的法律文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的，这类罪行只会存在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在整个反贪腐运动中，对犯罪者“运用阶级方法的理论”相当普遍，大量的贪污犯，仅仅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出身，而在审判时被免予惩处。官方的说法是，“在1923年底大量的受贿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但根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资料，职务犯罪和滥用公款的现象，其实是愈演愈烈。▍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虽然列宁时代官僚们集体滑向腐败不可阻遏，但至少在公开的政策层面，当局对官僚们的特权腐败是深恶痛绝的。斯大林时代则公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官僚们的这些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最高领袖带头堕落，给高级干部发“钱袋”行贿，整个干部集团特权腐败泛滥在列宁病重已不能主持工作之际，斯大林运用个人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以这一制度为基础，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成为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斯大林则反过来成为这个特殊阶层的利益维护者。在斯大林时代，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者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苏联时代的特供商店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斯大林在纵容、赋予干部腐败特权这个问题上，毫不掩饰，展示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态度。列宁时代那种政策上对特权腐败的深恶痛绝，在斯大林时代连影子都见不到了。譬如：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还会与工资同时收到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钱袋制度”。莫洛托夫后来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钱袋”里给多少钱，给谁，完全由斯大林决定。当然，领取“信封”者须严格保密，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至于斯大林为什么要这么做，格·阿·阿尔巴托夫在其《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说：“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最高领导人堕落如此，上行下效，整个干部集团的腐败之泛滥，可想而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罗曼·罗兰感慨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也回顾了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特权腐败：“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领导干部们住在世外桃源；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反不如沙皇时代住房腐败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特权腐败的一个典型缩影。十月革命后，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一度都居住在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内。但到列宁时代晚期，领导干部们已开始利用特权，纷纷从“住房公社”里搬进独户住宅。这种变化，在斯大林时期最为翻天覆地。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9平方米，而斯大林的“老战友”阿利卢耶夫家的女仆，所拥有的住房面积就已超过了20平方米。更不用说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数居民的住宅连起码的基本生活设施如厕所、浴室都没有；而干部们的住宅，则普遍配备了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乃至数量不一的服务人员。在住房问题上，让民众最受刺激的，莫过于领导干部们普遍拥有“贵族别墅”。苏联土地辽阔，别墅本来很普遍，普通百姓往往也会在郊外拥有一小块土地盖上一个简陋的木制小楼或小院子，也叫别墅。但领导干部们的“贵族别墅”远非普通百姓的“别墅”可比。同独户住宅一样，“贵族别墅”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官位等级越高，其别墅所在位置及配置就越好。所有这些“贵族别墅”都“属于国家”，由国家负责维修、保养。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别墅，无一不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别墅全部铺上地毯，有高加索制造的金银兵器、珍贵的瓷器……碧石做的高脚盘，象牙雕刻，印度丝绸，波斯地毯，来自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手工制品……伏罗希洛夫有许多别人赠送的马匹，像米高扬那样，他在自己的别墅骑马散步。他们的别墅变成了带有花园、温室、马厩的富贵之乡，当然，这一切花销都由国家负责。”在斯大林时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干部，都在相应级别的疗养区用国家的钱大造别墅。这些别墅，不但有花园，有马厩，有专门的温室栽种蔬菜和水果，还有台球室、游泳池、网球场、排球场、日光浴场，乃至专门看电影的放映间；每栋“贵族别墅”内都有大量领国家工资的“服务人员”。白天游泳、划船、打网球，晚上玩排球、打台球、看电影，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们最标准的别墅生活模式。而那些“平民别墅”，连最基本的自来水都没有，更不用说城市里那些排队等待分配住房的普通民众了。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有2.7万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过50～60人而已。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写道：“（我20岁在沙皇时代做技术工人时）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但是人们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革命成功了数十年，民众生活却还不如沙皇时代，赫鲁晓夫的这段话，无疑戳中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真相。▍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赫鲁晓夫上台后，曾试图限制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干部特权腐败，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本人也因那些不甘心放弃腐败特权的官僚们的反击而下台。◎取消官僚特权，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如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原工资为15000旧卢布，被降为5000旧卢布。即便如此，其工资水平仍然很高——当时工人的最低工资只有300～350旧卢布。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苏共22大通过的改革决议中称：“为了能把更多能干的人吸引到领导机关，也为了消除某些国家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党认为必须经常更换领导机关的成员。”苏共22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至少要更换1/3，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委会成员至少要更换1/2，并且连任不得超过三届。因为官僚的特权腐败是与职位密切相关的，失掉职位必然会失去特权腐败的资格。所以，赫鲁晓夫推行的这种任期制和轮换制，等于直接侵犯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官僚们的惊恐和愤怒。格·阿·阿尔巴托夫如此回忆赫鲁晓夫对干部特权腐败的打击：“对特权的第一次讨伐是由赫鲁晓夫开始的，他没有受到来自下边的任何压力，完全是自己主动进行的。当我来到中央机关的时候（1964年），那里的老工作人员还没有平静下来，还没有从丧失部分特权引起的震荡中恢复过来。那批机关工作人员把取消这些特权叫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击’（即在1943～1944年发动的十次最大的战役）。当时负责人员丢掉许多东西：“钱袋”、免费早餐，不少的人丢掉了免费的别墅和专用汽车等等。”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1964年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吸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不仅恢复了被赫氏取消或限制的所有干部特权，同时还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并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高层干部队伍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超级“稳定”，许多人在某一高位上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老人政治和帮派政治因此遍地皆是。譬如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勃列日涅夫不只是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高级干部特权，而且还搞了许多新的特权。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讲，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实际上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猛增。按规定有权利在这个餐厅就餐的都是些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数迅速膨胀。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从1965年起，为官员服务的汽车大大增加，建造别墅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再建造朴实的小木屋，而用砖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的别墅。高级领导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着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不断发生变化，修建许多的新的中央专门医疗、疗养院和休养所。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位，有时也因领导人的赏识可以享受各种特权。”斯大林时代，虽然特权腐败在制度上“名正言顺”，但斯氏的统治手腕高压而残酷，令许多高级干部时刻生活在一种恐怖政治的气氛中；赫鲁晓夫时代的干部轮换制，也让许多高级干部时刻担心自己被从人间天堂般的贵族别墅里赶出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干部们终于什么都不必再担心，迎来了他们特权腐败的黄金时代。◎勃列日涅夫身先士卒，带头冲在腐败的最前线和斯大林一样，勃列日涅夫也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过去有工作关系的干部，老下级、老部下，如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一起工作过的下属，纷纷到勃氏身边谋求新职位，借以牟利。对这些下属和亲戚（尤其是勃氏的儿子、女儿、女婿）的贪腐行为，勃氏的一贯态度是装聋作哑。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但直到勃氏死后，丘尔巴诺夫才被送上审判席。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勃氏对各种送上门来的贵重礼品几乎照单全收。譬如，勃氏曾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到格鲁吉亚考察，勃氏则收到“一把黄金制作的俄式茶炉”；1976年勃氏70岁生日，全国掀起一轮史无前例的送礼高潮。他收受了各地领导送来的、为数众多的贵重礼品，其中雅库特州委送了一只巧伦杯，是用一块罕见的毛象牙磨制的喝马奶的器皿，奶杯上镶嵌了用总重量超过12克拉的天然钻石加工制成的12朵玫瑰花；1982年勃氏再度访问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当着数百万电视观众，在直播中接受了阿塞拜疆共产党总书记送给他的16条宝石项链。勃氏还把腐败的脸丢到了国外，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一辆接一辆地接受西方国家首脑赠送的豪华汽车。▍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只能是悲剧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与干部的全面腐败结合到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对特权腐败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经济改革最终沦为贪腐狂欢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戈氏上台后，启动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但对干部特权阶层的腐败问题，却未能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大都被保留了下来。其结果是：随着经济领域自由化改革的深入，官僚特权阶层利用近水楼台缺乏监督的优势，迅速将自己手中的管理权置换成经营权，使自己从国家财富的管理者，纷纷蜕变为国家财富的占有者。所谓“改革”，实际上成了特权阶层抢夺国家财富的一场竞赛。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19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当然，戈尔巴乔夫并非没有尝试过阻止改革的堕落，他也吸取了赫鲁晓夫被特权干部联合逼迫下台的教训，而选择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次又一次地大批撤换反对改革的党政官员。但苏共干部的特权贪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全面泛滥，简单的撤换早已不能解决问题。戈氏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而叶利钦则打着反特权腐败的旗帜赢得俄罗斯总统的宝座，均非偶然。▍结语：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此言可谓对苏联七十年腐败史最精确的盖棺论定，同时也是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历史教训。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编者按：著名中东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因突发心梗于6月9日9时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作为一个学者，他一生有很多建树，尤其是在中东问题研究上成果颇丰。只要发声，就会面临不同声音的指责和质疑。殷罡也无法避免。古人说：盖棺论定。他的见解和观点对错最终会由后人见证。下文是他关于“哈以冲突”的论断。如果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或许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殷罡：今天这次冲突，以色列明面上是同哈马斯打，实际上是同伊朗及其盟友较量。哈马斯背后的支持者主要是伊朗，这次战事扩大以后，向以色列发动攻击的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都是伊朗栽培的盟友。哈马斯在阿拉伯世界其实不受待见，其中有一条就是跟着什叶派的指挥棒转，服从伊朗的布局，以阿拉伯世界为敌。在阿拉伯世界眼里，哈马斯也是叛徒。同样，去年刚恢复阿盟资格的卡塔尔也是。当时都跟它断交的原因之一就是2012年卡塔尔的埃米尔居然在穆兄会执政埃及期间，通过西奈半岛到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访问。卡塔尔的埃米尔一次性给哈马斯4亿美元，当然是所谓和平建设的钱。这在阿拉伯人眼里又犯了忌。因此，这里主要是民族之间的博弈，但也不能完全按民族划分，宗教意识主导也是存在的。比如叙利亚是阿拉伯人，但掌权的是什叶派，尽管是少数，但它是伊朗阵营的。两伊战争期间，叙利亚居然支持伊朗，为同阿拉伯人作战的伊朗提供武器。也门的胡赛也是这样，阿拉伯人，但属什叶派，接受伊朗的治国理念和援助。更不要说黎巴嫩的真主党了。伊朗的什叶派革命输出还是很有成果的。不过叙利亚在这次战争中声调很低，你看不到它说什么。因为哈马斯这帮人原来领导机构就在叙利亚，结果到叙利亚闹“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哈马斯支持造反的穆兄会，阿萨德就把哈马斯全当恐怖分子赶走了。叙利亚不支持哈马斯。哈马斯能代表巴勒斯坦吗？现在媒体上都说巴以冲突，但是也有一些国际媒体写它是哈以冲突。哈以冲突或者说以哈冲突是这次战争比较准确的称呼。因为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武装并没有参战。说这一次是巴以冲突，对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是不公平的。当然从整体上看，毕竟是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人之间的一场战争，说巴以冲突可以，但应该加以注解。那么，哈马斯能不能代表全部或者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呢？很多人都知道2006年的巴勒斯坦国民议会选举里，哈马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媒体和一些学者不了解具体情况，一听说哈马斯胜了就开始写文章，但缺乏对哈马斯胜选的多方面原因的了解，是过于简单化的议论。这个议会选举是在2005年开始的，2006年1月正式投票。这时候巴以和平进程已经中断了，阿拉法特已经死了，冲突造成的伤亡让巴勒斯坦的民意也发生了改变，巴解威望下降。同时，哈马斯不是以自己名义参选的，是组团参选的。它的选举纲领也不是说选上我就跟以色列开战、血战到底，全是好听的。但问题还出在选举制上，不同的选举制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就一张选票来选总统，选阿巴斯还是哈尼亚，那谁敢选哈尼亚？但是巴勒斯坦议会采用的是两票选举制，议员里一半通过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另一半通过传统选区选举产生。这选举法是联合国弄的。第一张票叫中央选区选票。参加这个选举必须以政党名义，像法塔赫、人阵，哈马斯变了个号，因为世界各国都不能以宗教、教会名义参选。在这张选票上，巴解各派加起来稍微超过了50%。也就是说，如果按一张选票来选，哈马斯赢不了。第二张选票是地区选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分成16个选区，各个党派都推举自己的候选人，不是以党的名义，而是以当地候选人的名义。这下惨了，法塔赫这波推举的都是政工干部、警察局长一类长官级别的人。哈马斯聪明，提名的都是医生、大学教授、慈善会领导。选本选区的代表，选民肯定是谁像好人我选谁。法塔赫推举的这些官贪污受贿、上街打人，肯定都不选，选哈马斯推出的这些学者医生。所以在第二张选票上，哈马斯得到了压倒性的胜利。两票相加，哈马斯就赢了。后来巴勒斯坦再选举就很难了，喊了十年都没有实现。因为阿巴斯要求改变选举制，改成一票制。这样谁会选哈马斯？就这一条改变选举制，哈马斯和其他小派别怎么能同意呢？所以一直无法再举行选举。上次大选是17年前举行的，阿巴斯都超期服役多少年了，哈马斯说你根本就是非法，全世界没有哪个政府是一口气干17年的。哈马斯说的这话还真占法理。去年阿尔及利亚召开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和解会议，说要举行选举。我就跟人说选不了，选举制就定不下来。根据去年11月在阿尔及尔签署的协议，要在2023年年底举行新的大选。别说10月7号打起来了，就是没打起来，选举法还没定，选举规则还没定，怎么选？选举制决定选举结果，想改成有利于你的，哈马斯就不参加，接着打，继续内战。在中东这个舞台上，很多会议、讲话是做游戏。阿尔及利亚为什么去年要把人都请去搞巴勒斯坦和解会议呢，因为它很快就要当阿盟轮值主席了，得有作为。都是讲故事。哈马斯在这方面把所有人都骗了。这次袭击以色列为什么毫无准备、让哈马斯得手，也是因为哈马斯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停止和以色列冲突，忙于跟阿巴斯谈判，在阿尔及利亚的主持下参加巴勒斯坦各派和解大会，确认要举行新一次的巴勒斯坦国民议会选举，做出了一幅改弦更张的样子。他提出要修改巴解章程，加入巴解，加入之后不就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成员了吗？事实证明，这是战略欺骗，它把所有人都骗了，把我也骗了。现在很多人说哈马斯是反抗占领什么的，实际在加沙并不存在以色列占领问题。需要说明的是，2005年沙龙全部撤离加沙之后，加沙地带已经是一片巴勒斯坦人完全控制的土地，加沙1967年之后被以色列占领的状态已经结束了，加沙同以色列和埃及的边界就是1949年停火线，这条停火线就是国际社会反复呼吁为巴勒斯坦人争取的1967年边界，是符合国际法标准的。现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定居点争议，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约旦河西岸的一部分地区还处于以色列的占领状态。以色列已经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把加沙交给巴勒斯坦人了。2007年加沙内战以后，哈马斯就把法塔赫、巴解组织的人全都赶走了，对加沙实行单方面的有效控制，到现在是16年。在这16年里，加沙不是一片被占领的土地，而是被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领土。我当年就哈马斯在2007年后老向以色列发火箭写过一篇文章，就说哈马斯是反抗占领还是邀请占领？结论是邀请占领。他们的立场是冲突必须延续，你都走了算什么事啊？再说所谓封锁加沙的问题。现在加沙和以色列、和埃及的边界是国际边界，就是巴勒斯坦国的“1967年边界”。任何国家的边境都会有一定拦阻设施。哈马斯自从控制加沙之后，不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在这次战争之前曾经有4次严重交火。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怎么可能不对边境实施封锁？封锁是哈马斯延续冲突的必然后果。而且封锁是控制违禁品进出，从埃及口岸进入的联合国救援物资并不受影响，在非冲突状态下，加沙的水电粮油、医疗设施都是正常运转的。但在冲突时期，封锁会更加严密。但即便这样，哈马斯还是储藏了大量物资，地下的兵工厂加紧生产，储存了上万枚火箭。受封锁影响的主要是老百姓。总之，局势的发展过程是，哈马斯把整个加沙打造成一个出击阵地、立体战斗堡垒，民用军用设施混杂在一起，有些是民居下面就是军用地道。一旦打起来，平民伤亡一定会很大，哈马斯追求的正是这一点。所以，封锁导致哈马斯报复是不成立的，是哈马斯反对和解发动冲突导致的封锁。这是很遗憾的事。巴以冲突的前景：无解的难题虽然哈马斯在阿拉伯世界并不受待见，但如果哈马斯以很小的代价被以色列完全消灭，以色列没麻烦了，阿拉伯国家也不大高兴。因为巴以冲突如果真消停了，外部威胁都没有了，内政压力就大了。你看阿拉伯国家的每一个国家的在不同阶段的每一次表态，要是真了解这个背景的话，能看出门道来。因为情况复杂，必须会解读他们的表态。哈马斯为什么这么多年被封锁打击还能生存下来？第一它对加沙实行的是有效的控制，别的势力像吉哈德、基地组织试图在这里插足，哈马斯就镇压他们。事实上以色列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幻想哈马斯改弦更张，还说过如果哈马斯控制了巴勒斯坦，愿意跟我们谈判，我们也愿意谈。第二，他们有生存门道，通过地道走私。它的武器装备的确是很多是从伊朗来的，但民用物资也可以轻易地转变为军用物资。2012年卡塔尔埃米尔承诺，支持加沙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后来还给钱。基础设施建设就得用水泥，水泥就拿去修地道了。基础设施建设得铺水管，把水管挖出来截成一节一节的，就变成火箭了。除了地道系统，还有海上漂浮系统。就是把武器装在很结实的胶囊里，再充上空气，控制充气的比例，就可以让这个胶囊就在水面下可看见的地方漂行。这样蛙人就可以把这悄悄的、在飞机看不到的地方把它拽到岸上。通过这个和地道，从黎巴嫩、从埃及西奈半岛的海岸就往这边送。这些地道也不能把它完全封上，这地道有些是送武器的，有些是运走私品，有些是点外卖的。离加沙不远有个埃及城市叫阿里什。加沙要吃点什么好吃的，像麦当劳，就要从这里通过地道往里送。把地道炸了，死的都是老百姓。但送武器还是送外卖，根本分不清。这地道是一开始没有，以色列没撤的时候到处查，没有发现。以色列一撤就开始挖。一开始比较浅，三米五米，现在好几十米，有作战指挥设施。总长度都好几百公里了。即便以色列进去摧毁，难度也特别大。所以以色列人现在开始反思，2005年完全撤出加沙，本来是要幸灾乐祸的，结果哈马斯把加沙打造成一个能攻能防的战斗堡垒。那沙龙这个撤出加沙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从政治上讲，撤了就不是占领者了，没有我的事了。结果人家造成战斗堡垒还要打你，你还得占，死人更多，罪过更大。现在就摆出了一道无解的题。以色列要消灭哈马斯，但是怎么消灭？2014年的时候以色列进去过一次，进去很小的一片地区，结果造成很多伤亡。这次以色列说加沙北部都要撤，但也有就不撤的，还有住医院里的怎么撤？埃及现在堵住也不让进。让哈马斯过来那不就给我找麻烦了吗。约旦也说不许难民过来，它吃过多大的亏呀。你说怎么办？正确解决办法就是，由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接管加沙。你说这难度多大？也不能责怪巴勒斯坦人无能、不统一。西岸和加沙，两个政党、两个目标，中间隔着以色列，怎么统一？而且巴解也打不过。至于说两国方案，这很对，但两国方案的一个前提是巴勒斯坦先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有统一的管理，谈了签了就去执行，否则又会重复1993年的悲剧。1993年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已经实现和解了，已经朝着两国方案去发展了，结果中断了。如果现在阿巴斯再跟内塔尼亚胡签一个协议，会败得比上次还惨。对于哈马斯和伊朗来说，把巴勒斯坦这个节抓住了，就可以四两拨千斤。你说难不难？太难了。今天以巴之间的仇恨是逐渐积累的。在冲突战争中发生杀戮事件，从1948年开始就有，仇恨是很深的。在以色列占领期间，巴勒斯坦人的独狼活动、游击活动都遭到镇压，尤其军事人员和民众混杂在一起，以色列的搜索、检查很不客气，对巴勒斯坦人的安全造成很大的伤害。他们对以色列人有仇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批评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占领期间伤害平民的问题非常严重。现在以色列跟一些国际媒体和外国政治家私下发了一些视频，他们缴获的10月7日、8日在南部哈马斯屠杀现场的影视资料，还开了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放这些资料，但是不许录像和传播，因为镜头太残忍。以巴之间的这种宣传战这么打下去，时间稍长一点，大家会明白很多事。当然以色列在报复过程中炸楼房、造成很多平民伤亡，又会激起全世界的愤怒，肯定也是这样的。但应该理解一个大势：毕竟双方1993年已经签署了和解协议、“土地换和平”协议。“土地换和平”在初期进展是顺利的，如果大家都有和平愿望的话，现在和平早就该实现了。正是有人，从伊朗到哈马斯，不愿意看到奥斯陆协议的实现，不断地挑起冲突，结果就是制造了更多的仇恨。如果说以暴易暴是合理的话，那么这个冲突永远不会结束。我们还是要理智地看大势，不能在现象上过度动情绪，做一些过于表面的判断。这一波的冲击很大，未来可能会更大。但有一条，如果不改变加沙的政治地图，冲突还会有。理想的办法，从法理上说，是巴解接管加沙，哈马斯认输。这太难。如果战争继续持续，要看以色列方面，如果真是过度报复，进去占领，哈马斯真是扛不住了，这时候黎巴嫩真主党如果打过来，战争就扩大了。但战争扩大的可能性大不大？不一定。真主党联盟在上次黎巴嫩议会选举里，128个议席里占了61个，刚刚跌落50%以下。一开始它只是个民兵组织，2006年听伊朗的命令打以色列，给联合国伊核问题讨论制造障碍。但现在真主党发展成在黎巴嫩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政党，如果它打，美国航母的所有炸弹全都会落到真主党头上，不会落到哈马斯头上，真主党这么多年的经营就完了，国土基建也都完了，它亏不亏？所以很难走到这一步。但是它也很难不作表示。所以就今天打一个坦克明天打一个坦克，维持这种低烈度冲突，表示我们也施加压力了，也参战了。胡塞武装更是如此。最近美国军舰击落胡塞武装的导弹、无人机，也就是这个。伊拉克民兵说要组织起来进军，它过不去啊。伊朗说几十万人报名参军，帮哈马斯打仗，也过不去。所以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战争扩大，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全打起来的情况，但目前还没看到这种可能。现在国内舆论场很混乱。一个原因是没有这方面的正规教育，都听从课本上一些很笼统、很原则的说法确定自己的立场。第二，现在自媒体很多，发声很随便，他们当中立场偏差的言论非常多。最根本的一条，缺乏知识，没有分清情理和法理，对事态发展的过程和细节都不知道、不了解。让一个小青年看几个短视频就决定立场，怎么可能？同样在英美这些国家也一样。因为中东、巴以这些事太复杂，头绪太多，你让一般老百姓在一种激烈冲突时期发表恰如其分的见解难度也大。最主要的一条是，知识、信息的缺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选自网络/江淳编辑）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注：摘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笔者是1959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教育史上这一极“左”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尘封于历史死角的一段往事笔者的中学时代是在古城开封度过的。从民国时期一直到50年代初开封都是河南省省会，这里代表着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学生在开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届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我们上高三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这里略举数例。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各门功课5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是很自信的，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并获悉在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范天成，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以期为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好准备，这样的学生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不宜录取”。他找工作时碰到一个急需语文算术代课教师的小学，听说他语文算术都能教，高高兴兴地把他领走。吕延梅，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不宜录取”遍及全国当时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开封育才中学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连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分类与前所述相同，此事曾引起轰动。这无疑证实了直到1966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仍在执行，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只不过1958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了而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夫妻二人曾带过一个业余班，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学生，这些学生不能升学更不能进工厂。老师说他们都很刻苦，既爱学习，又能干活，良好的学风、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夫妻至今难忘。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录取”者。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美术学院进不去了，就到‘天津国画研究会’去画画、仿古，沉浸在艺术里，……”（《文坛反思与前瞻》，新加坡，明创出版社，1989年）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钱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仅41岁。“不宜录取”最终伤害的是国家利益“不宜录取”执行的年代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国家急需高等专门人才的年代，从当时河南省教育厅下达的文件可知。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额不足，部分高校于1960年又进行春季招生，还鼓励在职人员报考或保送大学。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厅颁发了“关于从今年高中二年级学生中动员部分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通知”。该通知指出，1960年各类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应届毕业生仅为14756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条件不合格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的按10％估算，将为1476人，把这部分学生扣除后，还缺少4010人。经省委同意，从今年高中二年级中动员4000多名学生报考高等学校。这个不能升学的10％，主要成分是政治条件不合格的预估人数。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学习成绩上等、胸怀报效祖国志向的人才苗子。就全国看，“不宜录取”政策的执行也有较宽松的。80年代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聂荣臻语）的蒋筑英之所以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当代英雄”，和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分不开的。他有父亲被劳改的家庭问题，竟考入北京大学，实在应感谢他的母校对他网开一面。开封育才中学前校长，在天津某中学读高中时也是老师喜欢的高才生，他报志愿时，因有家庭问题，老师曾暗示他不要报机密专业、不要报一流大学，他报了第二批录取的洛阳农机学院，被顺利录取，他至今感激老师对他的爱护。类似这样的例子相信在全国也不少。本文提到的江雪、范天成、吕延梅均在日后的工作中做出了优秀成绩，其中两人入了党。1998年10月3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获奖的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这一消息使我和我的中学同窗感慨不已。因为崔琦是我们的同龄人又生于河南，更因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的严重家庭问题。如果当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学，而是留在河南宝丰，他也很难逃脱“不宜录取”的命运，岂能与诺奖有缘！相反，那些“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运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轨道，获得诺奖也不一定是痴人说梦。此类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反差，显然不是仅凭个人的聪明才智、技术手段等所能消除的。更需要一个崇尚文明、民主、宽松、和谐的教育生态环境，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有保证。十分有趣的是，开封作为古都汴梁，一千年前曾是宋朝的都会，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出自宋朝，这是因为北宋的高等教育当时在世界居领先地位。我国太学始建于西汉，经过隋唐进一步发展为教育体系完善、学科设置齐全的国子学，到了宋朝已成就了一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队伍，才推动了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繁荣。使汴梁成为十一世纪时举世向往的科技文化中心，也是举世稀有的拥有百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抚今追古，这一段“不宜录取”历史对我国在二十世纪中期培养科技人才队伍方面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不宜录取”政策，明显烙有那个年代“左”的印记，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年之际，受害者受的是“内伤”，具有隐蔽性，故而时至今日，“右派”公开“改正”了，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而关于当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作者：王家林德国哲学家曾这样诠释“自杀”：自杀是以勇敢为前提还是全部以沮丧为前题，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仅仅为了不名誉地活着，即出于愤怒而自杀，那么他是勇敢的，如果由于在慢慢耗尽一切忍耐力的悲伤时，失去耐心，那么就是一种沮丧。据秦筱《谁是中国最高自杀群体—中国人的自杀规律》；来自加拿大学者费立鹏2002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数据《中国自杀率1995---1999》，中国自杀率达到十万分之二十三，相当于美国的二倍，是全球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约占全球自杀人数的三分之一；在中国，每两分钟有一人自杀，有八人自杀未遂。但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哈佛大学副教授费立鹏认为，从2009年至2011年，中国的年自杀率在短的三年内下降58%，只有万分之九点八，接近国际平均水平。按国际标准，每出现一个自杀身亡者，背后就有10至20个自杀未遂者。法国研究自杀的心理专家菲涂尔干《自杀论》；“自杀总是发生在非正常状态下，要么是社会偏离正常状态，要么是一个人的精神偏离了正常状态。宿命型自杀属于社会控制过度造成的。个人失去任何希望，这种类型的自杀在现代社会并不常见。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自杀司空见惯，以致有人了解每天有多少“降落伞”降落，即每天有多少人跳楼。世界上什么最宝贵？生命最宝贵！因为它不能死而复生。尤其是年轻生命，处于青春年华，有着美好的梦想，朝气蓬勃，风华正茂。这群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本应坐在课堂上学习文化知识，在父母面前撒娇。然而，他们却在远离家乡父母的穷乡偏壤，经受暴虐。走上绝路。极左的偏执到了极致，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连成年人都受不了，更何况孩子。著名民主烈士林昭的姐姐，旅美作家彭令范讲：自杀是一种现实反抗的顶峯，是一种舍生求义。是最刚烈的社会担当，我不赞同自杀，但我保留这一最后选择给自己。自杀，是死者生前绝望时最痛苦的选择，渴望生存，是人最本能的要求，特别是来到人世间才十几年的青少年，有温暖的家庭，有百般呵护关爱他们的父母家人，有着美好梦想和憧景，他们理应过着美好而无忧的生活。然而，他们却万念俱焚，痛不欲生，生不如死。选择自杀，给家人带来无尽的悲痛，这是知青一代人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自杀包括两个极致含义；一是自杀者所处环境极度险劣、灰暗。心境极度沮丧、抑郁。二是以宝贵的生命为代价，作最后无奈抗争。无论什么原因，自杀是社会环境的残暴、耻辱、悲哀。年青人的自杀更是如此。知青死亡中，自杀现象非常严重。据心理学家研究，每自杀一人，便有3个自杀未遂，未死掉的，或一闪念，促而止步，自杀中止，死前一刻，会有一个静逸徘徊的思索，与死与不死的抉择，留恋世间，想念亲人，但不自杀又极端受折磨与痛苦，痛苦之极万念俱焚，毅然决然去实施自杀行为，自残，泯灭自我生灵，肉体非常疼痛，心灵非常痛苦，不卒忍受。或自残，或猛悟，或伤悲，这时感到生命的宝贵，毕竟生命只有一次，死而不覆，但万般无奈，又痛不欲生，生不如死。《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一书中说：仅在云南垦区知青非正常死亡就高达153人，失踪34人，其中自杀39人，还有自杀未遂者数十人，高居死亡人数之首。据成都下放云南兵团的知青所编写《青春无悔》一书中聂晓薇《生命的碑》文中说；曾在云南农垦总局担任过青年科副科长的“北京五十五”之一的林力女士告诉我：“那时他们每年都要统计一种报表——知青死亡情况统计表。在‘非正常死亡’一栏里，排在第一位的是自杀人数，而在自杀人数中排第一位的，则是未婚同居和恋爱纠葛而自杀身亡的，在那文化极其贫乏，过多渲染极左的政色彩，人性扭曲，情感压抑，性情狂躁，演绎了一幕幕爱情悲剧”。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撤消前，官方统计的知青自杀人数为25人，至今人们对这个数字仍持怀疑态度。造成知青自杀的原因除上述，因婚恋纠葛外，还有不少是由于政治迫害和兵团干部粗暴和简单的管理教育所造成的惨剧。据《中国知青史.大潮》介绍：1969年至1972年，三年时间内，黑龙江省知青自杀、凶杀死亡84人，占死亡人数978人的0.859%；新疆兵团发生自杀事件l34起；上海川沙县下放到云南一师六团，1973年就自杀3人。据吴询《中国知青总纪实》记载：在知青非正常死亡中，自杀现象比较严重，1973年7月河北保定地区共死亡知青12人，其中正常死亡4人，(通常指生病而死，其实也应该算不正常死亡，下面谈到此事)意外事故4人，被杀1人，自杀3人。云南水利建设兵团，干部对青年动辄打骂、捆绑、批斗。水利四团一个营自杀事件就有6起。辑录《中国知青总纪实》〔1236页〕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至1972年三年间，因各种原因部分自杀的部分知青；1970年1月5日，11团3连战士焦××因对领导处理其打架不滿，自杀。1970年3月28日，16团1连战士安××因散布不滿言论挨批斗，自杀。1970年5月29日，24团1连战士鲁××因悲观失望，自杀。1970年7月6日，13团6连战士扬××因未评上“五好战士”，自杀。1970年12月28日，13团造纸厂战士赵××因“破坏生产”被关押，自杀。1971年6月15日，3团7连女战士张××被辱后受到讽刺挖苦，自杀。1971年7月13日，43团9连战士安××被关押毒打后，伤重不治，自杀。1971年8月14日，19团4连战士马××被怀疑偷5元钱，关押毒打，自杀。1971年8月21日，2团1连战士王×因与班长吵架受屈，自杀。1971年8月23日，14团12连战士党×因“破坏机器”，被看押，自杀。1971年9月16日，工程团2营6连战士李××因怀疑有偷摸行为，自杀。1971年10月13日，兵团司令部战士刘×因散布“不滿言论”被为留，自杀。1971年10月26日，3团6连战士董××被收入“反违法乱纪学习班”实为强制关押交待问题，自杀。1971年11月16日，化肥厂6连战士林×因盗窃问题，自杀。1971年11月21日，53团3连战士魏××被怀疑偷钱，自杀。1971年12月20日，24团1连战士王××死于步枪老火。1972年6月10日，23团6连战士马××因与男友关系破裂，自杀。1972年6月23日，43团3连战士白××因向一女战士求爱被拒绝，自杀。1972年7月17日，25团5连战士王××涉嫌偷收音机，自杀。1972年7月17日，21团工副连张××因谈恋爱未成，自杀。1972年10月11日，35团2连战士苏××与本班战士争吵后，自杀。1973年1月17日，8团10连战士崔××因本班丢失毛线，被怀疑逼供，自杀。2015年5月《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网》《亡故北大荒链接》摘录出部分知青自杀的名单；吴陕京，女，北京，9团，1975自杀；邢桂香，女，哈尔滨，12团，1968年，自杀；薛大梁，男，上海，12团，1972年，自杀；张贵英，男，哈尔滨，12团，2003年，自杀；吴铁雄，男，浙江，18团，1972年4月，自杀；刘胜春，男，哈尔滨，22团1972年，蒙冤自缢；贾润环，女，哈尔滨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该干的事。然而，几十年前，跳“忠字舞”的那代人，到了21世纪，却仍然喜欢在广场、公园等场所，想跳舞就跳起舞来。不管是否扰民，也不在乎跳的是否好看。所以，这一代人也只能就这样了，真的没什么更高尚的贡献了。一场给民族和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运动，现在怀念的人居然还有很多，这不得不让人反思。长期以来，即便一个村支书、生产队长，也拥有对全村所有村民无可争辩的绝对管辖权。得罪了生产队长，就等于得罪了整个世界，因为你不可能在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另谋生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档案、没有介绍信的人，几乎就等同于一个绝望的逃犯。也就是说，你甚至连背井离乡、风餐露宿的最后一点权利都已经被剥夺殆尽，这才是对立于苍茫天地间一个个生灵最最残忍的终极锁定。曹景行先生有个建议不错：可以搞个“文革”体验基地，让“文革”支持者优先体验。老的关牛棚，小的上山下乡，轮流批斗，每星期武斗一场。发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只许看毛选、样板戏、唱红歌，绝对不许上网、玩手机。起码半年，不够再延长。

今天，看到朋友发来这张图时，我忽然感到有点悲哀。我之所以感到悲哀，是因为大学时，我们的校长，我们的老师，从未这么跟我们说过。

导读：CPTPP不仅有经济门槛，还有政治、文化、人权等门槛，群规有2300多项。如果中国全部符合标准，无异于第二次改革开放。1什么是CPTPP呢？要说清楚CPTPP，就要先说TPP。这哥俩有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其实这就是俩个群而已。2015年10月，由美国、日本及加拿大等12个国家共同组建的一个群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群，简称TPP，旨在让大家一起玩的开心，不过大家都得遵守组织的约定，要讲诚信，不许耍赖才行。这一自贸协定被认为是奥巴马执政期间的重要成果之一。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觉得自己在群里吃亏太多，所以就退了群。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对进出口商品实行关税减免和零关税政策。跟进协定CPTPP对98%的商品都是零关税。我们中国其实也和东盟国家搞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RCEP，成员国总共15个，和CPTPP相比，RCEP对90%商品实施零关税，低于CPTPP的98%。2017年11月11日，日本经济大臣茂木敏充跑到越南，将剩下的11国招呼到一起，改了群名叫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群，（CPTPP，Comprehensive

导读：CPTPP不仅有经济门槛，还有政治、文化、人权等门槛，群规有2300多项。如果中国全部符合标准，无异于第二次改革开放。1什么是CPTPP呢？要说清楚CPTPP，就要先说TPP。这哥俩有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其实这就是俩个群而已。2015年10月，由美国、日本及加拿大等12个国家共同组建的一个群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群，简称TPP，旨在让大家一起玩的开心，不过大家都得遵守组织的约定，要讲诚信，不许耍赖才行。这一自贸协定被认为是奥巴马执政期间的重要成果之一。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觉得自己在群里吃亏太多，所以就退了群。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对进出口商品实行关税减免和零关税政策。跟进协定CPTPP对98%的商品都是零关税。我们中国其实也和东盟国家搞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RCEP，成员国总共15个，和CPTPP相比，RCEP对90%商品实施零关税，低于CPTPP的98%。2017年11月11日，日本经济大臣茂木敏充跑到越南，将剩下的11国招呼到一起，改了群名叫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群，（CPTPP，Comprehensive

致敬坚守良知的王圣强导演*

特朗普赢了。而且是大胜。几乎席卷所有摇摆州。为什么会是特朗普？其实我对特朗普并没有特别的感觉，看好他，主要还是从学术角度出发。这一战，必胜。原因一，你站在美国选民，尤其是摇摆州选民的立场看

周其仁，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91年秋就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后获其经济学博士学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本文来自2015年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上的演讲。如何来理解这个“高位下行”。如果你不理解“高位下行”就不能很好地对付它，那样就会更难受。“高位”是怎么来的？这样一个大国，经济增长10%以上、11%以上、12%以上，反正战后没有看到这样的数。这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呢？首先当然是这一点，包括在座的各位。然而，这也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中国人一直很努力，包括在改革开放前，有了劳动积极性，却没有充分发挥。但是，为什么过去没有这么好的经济成长的成绩呢？这种“高位增长”有一个很大的坑，这是一个巨大的、全球化的势能的释放。所以，这不完全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努力，而是中国人努力放在全球舞台上的评价所带来的。我们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不做这种评价，关门、封闭、冷战，关门、底子薄，就导致了长期贫困。我们现在才理解，开放对于中国多么的重要。一个农民收入低，一个工人的收入也低，实际上就是成本低。关起门来却成本低，白白低了一回，关门就只是中国公司自己之间的竞争。而开放后，就成了全球评价，中国人、中国产品、中国工人、中国的工程师、中国的管理者、中国的企业，都在全球舞台上评价，这一评价释放了一个巨大的势能。这是为什么呢？冷战以后，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海平面。战后以工业化最发达的7个国家为代表，他们都不关门，互相投资、互相贸易。所以，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前，国际贸易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国际投资主要也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他们打成一片。紧接着，战后的技术革命、和平环境，让这些国家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而我们关起门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都没错，错的是搞阶级斗争。人家没有搞这一套的，就上去了，其参照性就变了。什么叫工人、蓝领？他们一年收入应该是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工人，多少年来都一个月50块人民币。虽然全世界的工人、蓝领在名义上都是相同的，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开门我们才发现，同样是蓝领工人，同样是干活的，有人竟收入这么高。我们看过很多发达国家的公司，人家就生在发达国家，就是念完书以后到公司上班、买房买车，他们生产一个产品就是这个价格，这个价格里就含着工人收入，含着资本的回报。这完全是两个海平面，冷战造成的这两个海平面相差多少？拿中国的参数来看，他们人均收入是我们的100倍。1980年我们说要在2000年翻两翻，达到人均800美元，没翻之前是200美元，一翻400美元，两翻就800美元。在我们人均200美元的时候，美国是多少呢？美国是人均13500美元，这样算虽然不到一百倍，但是别忘了还有收入分配。我们是穷国，要搞知识积累，所以我们落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要比美国收入分配落到个人口袋里的钱要少很多。我们要挤出钱来勒紧裤腰带搞国家积累、搞两弹一星。所以，在个人收入方面，不要说农民对于农民，就是制造业工人对于工人跟人家都差80倍到100倍。1979年修建广州白天鹅宾馆，是由于改革开放引外资进来，不能请对方住招待所，一定要有标准的hotel。宾馆里所有的硬件，甚至连水龙头都是进口的，厨师也是从香港请的。一个香港厨师来工作，工资相当于100多位中国员工薪水的总和。相差一百倍的工资也得付，人家不来，我们就只能继续穷下去。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秩序。邓小平的开放起了什么作用？他把两个海平面之间打了一个通道，当海平面不一样中间不通，势能就不能释放出来，而一打通通道，实现对流，资本技术哗哗地就到中国来了。为什么资本会进来呢？这是边际生产力率的变化。同样的资本，跟美国年薪几万美元的工人结合，或是到中国来，报酬哪一个高？这就是外资逐渐地进入中国的一个基本经济道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环境要改善，观念要改变，法律要修正，“批资本主义”要去掉。当时，我们这个地方只想来一点外资，跟我们劳动力结合；来一点技术，改变我们的落后，让中国发展快一点。谁也没有想到，中国会有这么大的产出可以出口。1980年，中国这么一个出口额99亿美元的出口大国，出口产品主要以资源性产品为主，包括大庆油田开发的石油，当时石油在国内没有什么需求，像是抓一个大龙虾出口，中国人舍不得自己吃，而是用外汇来买设备。这个是当年中国跟国际的来往方式。外资、技术、商业模式、想法等一进来，再跟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一结合，是会有这么多的东西的。上海洋山港现在是第一大港，我曾去访问过，那个老总九十年代到鹿特丹学习的时候，简直就是吴下阿蒙，什么都看不懂。看到国外这么发达的港机，他跟我讲，他当时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的上海港也能有一台；现在你去洋山港看看，一两百台排成一条线，单位速度第一，总量世界第一，超过新加坡港。那用来运什么东西呢？“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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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坚守良知的王圣强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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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小年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最大“冤假错案”。从秦始皇到清宣统，明明两千年的专制王朝，硬被张冠李戴地定性为封建社会，致使天下以讹传讹，谬误流行至今。适时纠正这一错误，准确判断这两千年的性质，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何以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可以为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何谓封建？由《大英百科全书》可知，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用于描述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各种著作和研究中，这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最宽泛的定义涵盖了西欧中世纪全部的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关系，而最狭义的用法仅指具有贵族身份的封君（Lords）和封臣（Vassals)之间的契约关系。定义无论宽窄，封君和封臣的契约关系为封建社会所特有，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封建社会的实质。封君赐予封臣一份领地或采邑，为封臣提供保护；作为交换，封臣宣誓对领主的忠诚，以及承诺进贡、劳役和兵役等义务。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较为完整的治理权或统治权，主要包括司法、财政和军权。土地与治理权是否结合在一起，封臣是否拥有治理权，这是区分封建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键。在中文文献中，“封建”一词经常被简化地拆解为封土建国或封爵建藩，建国或建藩准确地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实质——政权的逐级承包。西欧历史上大致有国王-诸侯-骑士的三级承包，日本为幕府-大名-武士，而中国的西周则是周天子-诸侯-大夫三个等级。下级封臣均拥有治理权，诸侯、大夫等封臣不仅形同而且基本上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国王。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封建，立郡县”，由皇帝直接派出郡守，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网系，统治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虽然郡守、县令在辖区内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却与昔日之诸侯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的来源，以及由来源决定的权力性质。官员经皇帝授权进行统治，而诸侯则以承担义务换取治理权，前者为上下级的单向命令关系，而后者为双向的契约关系。封建社会中的国王得到封臣的忠诚和义务承诺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护封臣的权力，如果国王破坏契约，侵犯封臣的权力，封臣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反抗。专制主义的皇帝则待官员如奴隶，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员不但没有自主的治理权，甚至丧失了生命的权利。简言之，官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封臣的权力来自契约保障的权利。至于历代皇朝所封的王、侯，除了少数几个朝代的初期如西汉、西晋和明朝，大多数仅有爵位和收入，而无实际的地方治理权，与封臣享有的权力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史家称为虚封而非实封，虚就虚在只封爵而不建国。汉高祖刘邦实封同姓九国，结果吴王刘濞造反，汉景帝平乱撤藩，此后所封诸王又回复到虚位上。如此只封不建，岂可称为封建社会？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是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经济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或庄园经济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庄园中耕作的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农民接受庄园主的保护，对庄园主承担忠诚、劳役等义务，一如封臣之对于封君。中国的自耕农则拥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别人，除了向国家纳税（包括徭役），再无其他义务。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学术界早已有共识，现举数例如下，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冯天瑜教授所著

致敬坚守良知的王圣强导演*

级博士生遭遇交通事故，导致左膝盖粉碎性骨折并韧带断裂。由于该学生腿部“受到重创，行动不便，且语言不通，生活极为困难”，为帮助其渡过难关，招募学生陪护志愿者

当我们讨论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时，“人均收入”这个概念经常被提起。可每次听到“人均”，很多老百姓心里都有些不爽：“咋就人均那么高？我工资明明还没过万呢！”这让不少人质疑，人均收入究竟是不是一种“耍流氓”的统计方式？而我们不禁会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给穷人发钱，向富人征税？这是否能让更多人真正感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在人均收入的统计数据中，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衡常常被隐藏。富人手握巨额财富，穷人则在温饱线上挣扎，而统计上的“人均收入”往往掩盖了这个现实。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一条村里有10个人，村长月入10万元，而其他9个人每月收入3000元。那么这个村的人均收入是多少呢？按数据算下来，每人月收入是1.27万元！这显然不能反映出9个人的实际生活水平。网友“阿华”抱怨道：“每次听到人均多少多少，心里都跟被扎了一样。我每个月挣的那点钱，连个好点的手机都不敢买。你说我人均过万？开玩笑吧？”这种情况反映了“人均收入”这个概念的局限性。人均数据只是一种简单的平均值，无法揭示财富在社会中的真实分配状况，尤其忽略了贫富差距的问题。当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时，会发现他们在应对贫富差距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做法。比如，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政府往往通过高税收政策向富人征税，将征收来的资金用于补贴穷人，以此减少财富不均带来的社会问题。网友“小赵”在留学美国期间，亲身感受到了这点：“在美国，只要你收入不高，政府就会提供食物券、住房补贴等各种帮助，穷人拿补贴是常事。反而是那些富人，缴税特别多，日子过得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潇洒。”西方国家这种“富人交税、穷人领钱”的模式，虽然不完美，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差距。穷人在生活上有了保障，社会稳定得以维持。而在我们国家，虽然也有针对贫困家庭的补贴政策，但力度显然远远不够。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效仿西方国家的模式，向富人征更多的税，给穷人发更多的钱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在收入分配和税收政策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富人的财富累积速度远远快于普通劳动者，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越来越明显。但在税收上，国家对富人的高额财富并没有进行足够严格的征税，反而是普通人承受了更多的税收负担。网友“老王”质疑道：“凭啥我挣5000块，还得交五险一金，连点税都得交。富人随便买几套房，倒是能避开好多税。这不公平啊！”这种现象反映了当前我们在税收和财富分配上的不足。虽然我们也在逐步进行改革，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力度显然不够。这也导致了很多老百姓对“人均收入”的不满和对公平分配的期待。对于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很多专家提出了不同的方案。有些人主张要像西方那样，对富人实行更高的累进税制，将这部分税收用于补贴穷人。还有人认为，应该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监管，防止富人通过避税等手段逃避社会责任。网友“晓梅”表示支持：“富人多交点税，对他们的生活影响也不大。关键是穷人生活得实在太难了，国家是不是该多关心一下这些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质疑：如果直接给穷人发钱，会不会让他们丧失工作的动力？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帮助贫困人群渡过难关，又能避免福利依赖的情况出现。总的来看，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光靠“人均收入”的数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加精准的政策，让财富分配更加公平透明。在学习西方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加注重对富人的征税力度，加大对底层劳动者的保障。同时，也需要建立更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更多普通老百姓。网友“老张”感叹：“经济发展是好事，但我们这些普通人也得有点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才行啊！希望未来能看到国家更多的政策支持。”谈人均收入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而如何让财富更加公平分配，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我们可以从西方国家的做法中学到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制定符合国情的政策，确保每个人都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自1922年到1991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七十年。这七十年里，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七十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01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