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前后，一位自称是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姨妈的女子接受媒体采访，她暴露了许多金正日、金正恩乃至整个金氏家族不为人知的往事。此人名叫高英淑，她的另一个身份是金正日妻子高英姬的亲妹妹。早在1998年，她便与丈夫和三个孩子从朝鲜叛逃至美国。除此之外，她还向美国中情局提供了许多关于朝鲜的机密文件。然而，高英淑身份极其显赫尊贵，按照她的话来说：自己在朝鲜可以过上常人难以企及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她甘愿冒着天大的危险而叛逃朝鲜的呢？复杂的金氏家族提起高英淑，就不得不提到复杂的金正日及其家族背后的一些过往。1932年2月，金正日出生于两江道三池渊郡的白头山，其父是金日成。20世纪70年代，外界媒体普遍认为金日成的弟弟金英柱才是接班人。在张成泽、黄长烨等人的帮助下，金正日最终反败为胜，成为朝鲜新一任领导人。从相关资料披露的细节来看，金正日脾气非常暴躁，酷爱音乐电影，行为作风颇为浪荡不羁，一生曾有过4位妻子和一位情人以及7个子女。金正日的原配夫人名叫洪一茜，二人于1966年结婚，1969年离婚，共有一个女儿。离婚后，金正日爱上比自己大6岁的电影明星成慧琳，二人共育有一子一女。值得一提，2017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被朝鲜特工毒害的金正男，正是成慧琳与金正日的儿子。20世纪70年代中期，金正日在一场晚会上，遇见本文的主人公高英淑的姐姐高英姬，二人立即陷入热恋。高英姬是一位著名舞蹈演员，1953年生于日本东京，1960年随父母还有妹妹从日本来到朝鲜。高英姬与金正日结婚后生下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分别是金正哲与金正恩，女儿便是现任朝鲜劳动党重要领导之一的金与正。除高英姬之外，金正日的第四任妻子名叫金英淑，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欢乐组”，常年负责金正日的健康管理，后来二人成为夫妻。至于金正日的7个孩子，结局可谓命运多舛。除金正男、金正恩、金正哲，金与正等大家广为熟知的金氏家族后裔之外，其余金正日的子女要么下落不明，要么隐居欧洲。在这么一个环境下长大的金氏后裔，所处的政治环境和人生际遇当然各不相同，这也决定他们今后的未来成就也会有很大变化。身为金正日妻子的妹妹以及现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姨妈，高英淑一家与金正日非常亲近。据高英淑回忆，20世纪70年代，她和姐姐父母回到朝鲜之后，便共同生活在平壤的一处高级公寓，金正日甚至亲自选定李刚成为她的丈夫。当金正哲、金正恩与金与正相继出生后，高英淑的日常任务便负责照顾姐姐和自己的孩子。在高英淑的印象里，金正恩出生于1984年，不是朝鲜官方中披露的1982年或外界传说的1983年。从出生起，金正恩便一直在高英淑的照看下长大。1992年，高英淑抵达瑞士西北部城市伯尔尼，带着金正日与高英姬的第一个孩子金正哲在这里念书生活。1996年，12岁的金正恩也来到这里，两兄弟与姨母住在一起，倒像是一个正常的家庭。少年时期的金正恩与金正哲兄弟俩性格反差极大。金正哲不爱说话，脾气暴躁，性格上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阴郁感。金正恩不爱惹麻烦，脾气同样暴躁，甚至更缺乏宽容。与哥哥金正哲相比，倒是喜欢与外界接触。在瑞士生活时，他们一家说朝鲜语，吃朝鲜传统食物，节假日去欧洲迪士尼乐园尽情玩耍。金正哲喜欢上了滑雪游泳研究机械等课外项目，金正恩特别喜欢玩游戏，他总是试图找出船只怎样航行？飞机为何能够升天的特征。因为个子较矮，在姨母的提示下，金正恩开始学着打篮球，他当时就已经是迈克尔·乔丹的球迷，这种对篮球的热爱也一直持续到现在。近些年，金正恩还经常邀请他的朋友，原芝加哥公牛队的球员罗德曼做客朝鲜。令所有朝鲜民众乃至金氏家族的人都想不到的是，他们最为信任倚仗的高英淑一家居然于1998年叛逃至美国，还向外界公布了许多重要机密和朝鲜第三代领导人候选者的少时趣闻。说来说去，到底是怎样一个契机，才让高英淑一家甘愿冒着生命风险，执意前往美国呢？叛逃美国的缘由2016年，高英淑与丈夫李刚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了1998年为何要选择前往美国的理由。1998年，高英淑的姐姐高英姬被发现患上乳腺癌，继而开始在瑞士和法国寻求治疗。欧洲的癌症治疗没有太大作用，高英淑与丈夫商议后决定前往美国寻求方法救治垂死的姐姐。那他们的理由完全正大光明，叛逃朝鲜都是为了拯救金正恩的母亲。韩国媒体却称，夫妻二人之所以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就是担心如果金正恩的母亲去世会给自己带来影响。因为姐姐高英姬是他们一家与“第一家庭”的唯一连接，如果这个连接彻底断开，那将会发生什么？可能没有人会清楚，至少有一点，高英淑一家必定会被雪藏，甚至软禁起来。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高英淑似乎暗示确实存在过这种担心。1998年的一天，高英淑和李刚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在瑞士伯尔尼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前往美国驻瑞士大使馆。与美国使馆工作人员的交谈中，他们披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家庭关系，接着他们一家顺利抵达美国，在中情局的帮助下搬到一座小城市。这座城市很少有别的朝鲜人或是亚洲人，他们竭力避免太大范围的社交圈。民间一直传言高英淑夫妇前往美国曾挪用金正日的秘密资金来赌博和整容。2015年，高英淑的丈夫李刚曾去韩国寻找律师，起诉三位朝鲜高层叛逃者。高英淑一家是否整容或赌博？这一切不得而知，但他们的确向美国中情局披露了许多关于朝鲜的绝密资料，这是一定的。在如今可以公开的资料中显示，高英淑与李刚主要向中情局透露了金正日与金正恩还有朝鲜一众高层之间交往的往来。这些重要情报对于普通人来说作用不大，对于美国中情局而言，可以通过这些资料进行研判出朝鲜今后的政治轨迹以及政治路线。根据高英淑回忆，从1992年以来，他就明白金正恩有一天会继承朝鲜，这一信号在金正恩8岁生日聚会上就被透露出去。那一天，朝鲜高层官员悉数到场，金正恩的生日礼物是装饰着星星的将军制服。那些佩戴真正军章的将军，则要向这一位小孩子鞠躬。从那一刻起，高英淑就明确得知金正恩肯定是金正日未来接班人。联想到这层关系，高英淑或许十分害怕，这才会选择叛逃出朝鲜。如今，高英淑一家生活于美国，李刚居然想得到批准访问平壤，他甚至把自己的定位理解成“有能力解决华盛顿和平壤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桥梁”。这只不过是高英淑一家的一厢情愿，身为金正恩的姨母，他们却无耻逃往美国，若被朝鲜特工抓住，结局将是不堪设想。

2010年10月10日早上9:30左右，位于朝鲜首都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一场为了纪念劳动党成立65周年的阅兵庆典正在举行中。这场盛大的阅兵式被看成是金正日向其爱子金正恩移交权力的典礼。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就在这场被视为朝鲜新一代接班人登基仪式前的半个小时，著名的“脱北者”“朝鲜叛徒”的黄长烨，死在首尔一幢公寓的浴缸里，终年88岁。然而，当年黄长烨脱离朝鲜前往韩国的背后，还有一则不为人知的隐情，那就是中方曾经出动1000余名武警战士和装甲车，用于保护黄长烨。黄长烨的背叛1922年，黄长烨生于朝鲜平壤附近的江东郡，于1941年毕业于平壤公立商业学校，1946年正式加入朝鲜劳动党，1949年就读于金日成综合大学。抗美援朝战争进行时，黄长烨赴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于1954年回到朝鲜，出任金日成综合大学教授。担任教授期间，黄长烨与金正日有了一段师生之谊。20世纪60年代中期，黄长烨开始担任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在劳动党内，黄长烨多次当选成为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和对外联络这些重要的工作。任职几十载，黄长烨受到金日成、金正日两任朝鲜最高领导人的信任。黄长烨的家庭生活同样幸福美满，他与妻子朴胜玉一起生活了50年，二人生有三女一子。可在1997年2月12日这一天，黄长烨借去日本宣传朝鲜主体思想的机会，途经北京归国时突然进入韩国大使馆，要求政治庇护。1997年2月11日，黄长烨从日本东京乘飞机抵达北京，先住进朝鲜大使馆，按照计划他将于2月12日乘火车回平壤。2月12日上午8点，黄长烨和助手说要上街采购一些物品回国，因为再过不久就是黄长烨74岁的生日，他想提前在北京买一些礼品带回国内。2月12日上午9点，黄长烨和助手来到北京朝阳区东方东路距离朝鲜驻华大使馆不远的一家百货商店买东西。在百货商店里，黄长烨和韩国方面协助逃亡的工作人员接上头，双方谈了近两个小时，敲定了叛逃的细节和条件。谈完之后已经是12日中午11点左右，黄长烨和助手离开百货商店，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韩国驻华大使馆，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朝鲜方面对于黄长烨的叛逃企图事先毫无察觉，当时的朝鲜驻华大使馆正在准备举行酒会欢迎黄长烨回国，但宾客们等了好久还不见到主人公黄长烨回来，使馆慌忙派人四处寻找。直至2月12日下午5:30，韩国方面正式宣布黄长烨叛逃，朝方坚持认为是韩方绑架，立即动员在北京的朝鲜留学生到韩国驻华大使馆前示威。直到几天后，金正日在平壤宣布黄长烨是叛徒，表示“叛逃者想走就走”，朝鲜留学生们才离开韩国驻华大使馆。1997年3月14日，李鹏同志表达了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的立场，我方希望韩国政府在一个月内，将黄长烨和其助手转移至第三国，至少要待满一个月。1997年3月18日，黄长烨和其助手被送往菲律宾，一个月后从菲律宾去了韩国。值得一提，黄长烨叛逃的消息后，他在平壤的夫人和长女在第一时间就选择自杀。到了韩国后，黄长烨被封为“反朝英雄”，受到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的接见。韩国与一众西方舆论把黄长烨这一叛逃事件，描绘成朝鲜的社会体制将由此崩溃，黄长烨本人到处举行非公开的演讲会，披露朝鲜不为人知的政治内幕。1998年至2006年，黄长烨在韩国国家情报院、全州大学等部门与高校担任重要职务。2003年底，韩国解除对黄长烨的特别保护后，他访问了美国，并提出了想成立“朝鲜流亡政府”的打算。美方认为成立“朝鲜流亡政府”只会碍手碍脚，这一计划遂胎死腹中。2010年3月，黄长烨再次访问美国，这一次黄长烨在美国又说了许多关于朝鲜方面的坏话。消息传到平壤，金正日非常生气，称黄长烨严重侮辱了朝鲜的尊严和体制。2010年10月10日早晨9点左右，88岁的黄长烨被发现死在首尔家里的浴缸中。10月14日，朝鲜方面首次就黄长烨的死亡公开表态，文章指出：背叛太阳和上天的人早晚都会受到惩罚，死亡也是上天对黄长烨的诅咒，这是历史的真理。为何出动1000余名武警及装甲车部队保护黄长烨？前文简单介绍过黄长烨是在1997年2月12日，短暂逗留北京时突然前往韩国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朝鲜方面立即作出回应，让许多在华留学生到韩国驻华大使馆前示威。这里的“示威”是要打上双引号的。众所周知，朝鲜是一个颇为神秘，且长期受到西方制裁的国家。历年来，一些“脱北者”，包括被朝方视为叛徒的政治犯，其结局都不会好过，他们中有大部分人都是死于非命。黄长烨逃往韩国驻华大使馆后，朝方表现出了相当“激烈”的反应。考虑到黄长烨身上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其特殊的身份背景，我国政府才会紧急出动1000余名武警战士及装甲车部队，强化韩国驻华大使馆周围警备，防止事态进一步激化。朝方组织的人员欲两次强行闯入韩国大使馆，都以失败而告终。或许有人会说了：黄长烨是个彻彻底底的叛徒，这样的人留在世上也无用，我们不需要动用国家资源去保护这样的人。有这种想法的朋友可以理解，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尤其是牵扯到像黄长烨这种身份特别复杂的政治人物时，不能完全意气用事。首先一点，中朝韩三国看上去中国与朝鲜关系最好，但近些年来，中国与韩国的关系也并非势如水火，两国在经济、贸易、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诸多交流合作。黄长烨再怎么着，他是朝鲜劳动党的重要领导官员，而且又是在北京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事件没有完全调查清楚之前，我国政府肯定有义务保护黄长烨和韩国所有在华人员的安全，这是最基本的国际惯例。至于黄长烨最后是去往朝鲜还是韩国，那就不属于我国政府的管辖范围。退一步说，假如当时我国政府没有迅速派出武警战士和装甲车部队强化韩国大使馆周围的防卫力量，任由朝方派出的人员反复冲卡，最后酿成武装冲突，继而引发流血事件。这些韩国的外交官员或者朝方人员出现人命伤亡之后，责任又该由谁来负责？西方国家肯定会借此由头大肆攻击中国和朝鲜。倒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量控制住局面，然后从长计议。因此，我国政府派出武警战士和装甲车部队保护黄长烨这一措施非常有必要。

改革开放是人们最熟悉不过的词语，但假如问你，从1978年开始到底改革了什么，开放了什么，你未必能准确回答。最初的改革是针对计划经济进行的革新，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开放则是对内改革的配套措施，通俗说就是对外进行经济开放，因为全世界是一个大市场，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是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而计划经济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从苏联学来的。所谓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对生产资料、资源分配、产品价格等进行统一规划，企业只根据政府的指令进行生产，根本不考虑市场需求。在农村，苏联实行的是集体农庄制，我们实现的是人民公社制，农民参加集体劳动，挣取公分，然后按照公分分配粮食。在城市，企业职工参加工厂的生产活动，领取差不多的工资。无论是农村还是工厂，出现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歹一个样的状态，人们形象地把这种状态称作“吃大锅饭”，农民和工人的积极性都很低，生产效率低下，农民和工人的收入也极低，农村有很多人吃不上饭，工人几十年工资不涨。人民生活水平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当时我国的人均GDP只有可怜的200美元，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0美元。中国当时出现的问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可以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如果我们不主动改革，别人就会从另外一个方向改变我们。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事实上，80年代末就出现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原本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经济困难，现在回头看，它还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假如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很可能会步东欧和苏联的后尘。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特别提出下放企业管理权，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并提出大力发展农业的方针。恰在这一年，安徽小岗村村民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开启了家庭联产承包制，而这一改革思想跟三中全会的思路高度一致，最终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从此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全国全面推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生产力得到解放。中国的改革事业实际上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在农村改革的带动下，城市也进行了改革，首先是改变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扩大经营自主权，企业的活力大增。1979年，中央准许福建和广东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准许两省在经济上对外开放。如果说三中全会定下了开放的调子的话，这才是对开放政策的具体实施。那么改革开放具体都包含哪些内容呢？或者说改革了什么，开放了什么呢？最初的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改革打破了“大锅饭”。前面提到的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就是。小岗村开了承包制的先河，受到中央的肯定，1980年，中央下发了一份重要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对包产到户进行了定性，明确了包产到户属于社会主义，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个文件给广大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包产到户才真正在全国铺开。包产到户让农民成了生产的主人，他自己可以决定生产什么作物，除了要承担上缴公粮的义务之外，他也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处理生产的作物。2005年，免除公粮之后，农民就更加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生产的作物。其次，承认了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改革之前，不允许个人搞经营，凡是个人经营都被戴上投机倒把的帽子。而最初的改革让个人经营获得了合法地位，承认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国营、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补充。民营经济还要突破一个障碍，就是雇佣劳动。在过去，雇佣劳动被称为剥削，而改革之后，中央下发文件，明确要求“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而雇佣劳动和带学徒，都属于个体户的合法权益，从而受到了国家保护。有了政策鼓励，民营经济从无到有，迅速得到发展。1980年，温州有关部门颁发了第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从此，民营经济登上了新时期的历史舞台。民营经济一经出现，就如雨后春笋，爆发式增长。到1985年，全国注册的个体户达到1171.4万户，从业者1766.2万人。这部分个体户不仅为国家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解决了上千万人的就业问题。我们现在的很多大型民营企业和企业家都是在八九十年代开启了发展历程，当时下海的就有潘石屹、李宁、朱新礼等一大批人，这些人现在都成了行业的领头羊。到2004年，民营经济就成为了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它为国家贡献了一半以上的税收，60%的GDP，吸纳了80%的就业人口，可以说没有民营经济，就没有我们强大的今天。开启了商品价格改革。改革前，商品是计划生产，商品价格也由国家确定。这样的价格体制，没有体现出市场需求，当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改革之初，国家从改革价格入手，进行了深层次的经济改革。当然最初并没有一步到位，而是在一定时间内运行价格双轨制，这样做的好处是缓慢推进改革，比较稳健，但是短时间内也带来很大弊端，就是催生了一批“倒爷”，从中赚取差价。1994年，双轨制结束，商品的定价权交给了市场和企业，才算真正完成了价格改革。那么开放的内容又是什么呢？一是对外资开放，就是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首先，我国设立经济特区。1979年允许广东和福建对外开放，可以引进外资、海外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最初的特区可以说是对外开放的试验田，试验成功以后，积累了丰富的对外开放的经验，于是在1984年，又扩大开放范围，开放了大连、天津、青岛等14个沿海城市。之后，对外开放不断深化，我国又把长三角、珠三角和闽南三角区辟为经济开发区。90年代更是把开放推向沿海、沿江和内陆沿边城市。二是对外市场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这是对外开放的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从此中国真正加入了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加入世贸，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2010年，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改革开放有三个重要节点，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那次会议真正启动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个是邓公的南巡讲话，解决了很多人的疑虑，澄清了很多认识上的混乱，最后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深化改革的思想，我国的改革事业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审视当前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回望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真是令人感慨万端，假如没有当年的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没有邓公的南巡讲话，没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就决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

1950年，麦克阿瑟发起了仁川登陆，一举扭转了朝鲜战争的局势。个别美国飞行员甚至将炸弹扔进了中国的边境线。关于是否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我军内部始终争论不休，大部分人都不赞成出兵朝鲜，毕竟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而新中国可谓是一穷二白。毛主席综合多方面考虑，说出了一句话：“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之后，志愿军便浩浩荡荡的开往了朝鲜战场。最终，我军在这场战争打出了人民军队的威望，毛主席当年出兵朝鲜这一决定为我国换来了长达10年的和平。从领导秋收起义开始，毛主席已经多次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对于战争，他始终有着独到的看法。​1959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携夫人访问中国。此人是个非裔美国人，曾经获得过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虽说杜波伊斯已经凭借自己的才学跻身美国社会的上游，但是美国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依然让他感觉十分痛心。他几乎耗尽了毕生精力为美国黑人争取平等的地位。杜波伊斯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老朋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非常同情饱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并在美国民间组织了募捐活动，支援了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彻底失败，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政权无比仇视，但是杜波伊斯却顶着巨大的压力给宋庆龄写信，祝贺新中国的成立。面对这样一个老朋友，中国以极高的规格接待了他，毛主席更是亲自接见了他。来中国之前，杜波伊斯经常听到美国政府抹黑毛主席的言论，比如“毛是个好战分子”、“毛是独裁者”。​但是杜波伊斯见到毛主席第一面，便深刻的感受到了毛主席的和善，杜波伊斯之前曾经与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见过面，真正的独裁者会不自觉的散发出一种傲气与奢靡。但是毛主席始终保持着一张笑脸，穿着也十分简朴，这不是一个独裁者该有的样子。杜波伊斯访华期间，正赶上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冷战的帷幕已经落下。由于他的身份是和平理事会成员，所以十分关注世界的局势。然而，当时的国际环境表面和平，实则暗流涌动。杜波伊斯想让毛主席谈谈对战争的看法，毕竟中国的革命历程几乎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毛主席说：“如果战争真的要来的话，我们只能坦然的面对它，说不定到时候他就不来了。”在冷战的背景下，小国往往会成为两大集团对抗的前沿阵地，杜波伊斯在出访其他国家的时候，能感受到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对战争充满了恐慌，于是他问毛主席：“您不害怕打仗么？”​毛主席回答：“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不喜欢战争，也在努力避免战争的发生，但是如果真的有人要和我们打仗，我们也是不怕任何人的，如果明白这些，自然就不会害怕了。”杜波伊斯当时正在美国组织黑人解放运动，种族歧视问题自古以来就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痛点，黑人解放运动遭到了白人的强烈抵制，杜波伊斯的很多朋友都因此被暗杀。当毛主席听完杜波意思的经历之后，也开始讲述起了自己的经历：“革命事业总会有流血牺牲，我的第一任妻子，我的长子，还有我的兄弟，都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对于革命队伍来说，一个被杀害了，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起来，革命队伍会越来越强大。如果压迫和不平等不被消灭，奋起反抗的革命者就不会被彻底消灭。”毛主席的这番话极大的鼓舞了杜波伊斯继续组织黑人运动。回顾我党的革命历程，充满了艰辛，国民党和日本人当年都有绝对的优势，为什么始终不能消灭人民的军队，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始终存在着不平等。​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军背后站着的是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们曾经的敌人全部都被人民战争的汪洋吞没。早在日内瓦会议前夕，中国就已经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向世界表明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毛主席表示：“我们始终把握和平外交这个方针，团结一切热爱和平的人和国家，孤立那些好战分子。”中国人热爱和平，但是从不畏惧战争。上世纪六十年代，印度在边境多次制造冲突，我边防部队奋勇反击，成功的取得了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战争结束后，我军不仅将所有被俘印军送回了印度，还将缴获的武器装备一并送回，这一举动使我国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良好形象。​中苏关系恶化后，勃列日涅夫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甚至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毛主席说：“原子弹击败不了中国人民。”于是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深挖洞，广积粮”运动，全国人民都在为中苏战争做准备。后来的对越反击战也是一样，我国出动了58万大军，一直打到了河内的北大门谅山，然后有组织的从越南撤军。面对外族的侵略，我军正如歌词所写的那样：“朋友来了友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如今的解放军已经超过四十年没有打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今天的和平是先辈们用血肉之躯换来的。假如中国有一天不得不投入到一场战争当中，中国人民依然不缺乏牺牲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