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作恶是因为贪婪、极端自私。比如，那个把哑女卖到妓院的开“旅行社”的家伙，他声称可以通过地下网络把哑女送回巴基斯坦，收了帕瓦15万卢比的巨款（那是他女友的私蓄，为他们买房成婚的），两头吃。

这些应该是任志强先生没有感觉的。我问过北京朋友，为什么会是这样。他说，北京地铁就是打工仔和穷学生坐的，中上层北京人不是坐公车就是开私车，要么招的士。——这就是北京光鲜的另一面。我以前也没有体会。

导读：我对美术缺乏鉴赏力，对美术史更是知之甚少，但是，这并不妨碍我有个人偏好的权利。而且，我也在努力培养自己的艺术修养，我相信附庸风雅总比夸耀自己是“泥腿子”、大老粗，要文明一些。

导读：悲摧的在于，这部电影跨越了两个时代，前后不可能兼容，这部电影挨批算不上冤。它更算不上什么经典，只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样本。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一部真实而有感人的新《武训传》。

“升官发财主义”又可简称“官财主义”，与“棺材（主义）”谐音。有一种风俗正是送人小棺材，以谐音“官财”讨口彩，表示祝贺升官发财之义，一点不怕不吉利，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余党绪：民间也主张门当户对的婚姻，但从婚姻的角度看，仔细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大错。不过是主张男女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性情上比较对等，这样才有对话的空间。试想，焦大与林妹妹，确实难以捆绑成夫妻。

老实说，我看到赵本山那身打扮就不舒服，一个有私人飞机、“爱好高尔夫”的大明星、大老板却老要扮一个老土农民的模样，是不是忽悠？我知道，这样想是不对的，卓别林偏要戴礼帽、拄文明棍演流浪汉，有什么不可以？

不仅不认自己的命，还不能听任家长们、孩子们认命。信孚要帮助他们挺起胸、抬起头，阳光地做人……”读到这一段，我特别感动，感觉有一束阳光照进我的心房，眼睛为之一亮，腰杆也不禁一挺，思路豁然贯通。

这些年我写了不少旅行随感，与平时写国内的时政评论与杂文风格完全不同，差不多都是写人家的亮点，不论是少数几次的受邀请，还是自费。而且，也不是写域外的美景美食，一以贯之的是写思想观念层面的杂感。

大多数人“胸无大志”，只希望平安快乐地度过一生，其实非常正常，也是好事。从前批判人家农民“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梦想；现在批评年轻人“有房有车”的追求，不仅不人性，而且很愚蠢。

但是，应当明确，任何理论和说法，都开脱不了个人应该承担的道德和法律责任，加害于人就应当承担后果；这与宽容、慈悲的宗教情怀（或人道主义精神），与社会批判和制度反思并不矛盾。

导读：科举时代，买一套四书五经花费不多，考上县学秀才就可以全家免赋税劳役。如今要受到良好教育成本大大增加，国家政策不扶持弱势群体，他们的“上升通道”就会被堵塞或者极狭窄，更易比古代造成社会不公。

导读：人们有了团体的归宿感、荣誉感，自然就会遵纪守法做好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现民主与法治，大家才有安全感。

回首一年来的观察与思考，研究社会问题和“抗争性政治”的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毫不掩饰他的焦虑。他的“焦（虑）点”主要聚集在，愈演愈烈的强拆民房与强征农民土地所引发的一起起悲剧和群体性事件上。

从结果来看，当然是舒照岭受害最大，他已被杀死，他即便有错有罪，也罪不至死，自然他及其家人是应予同情的;而吴艳春是血案的制造者，他即便有理也无权行私刑，他肯定是有罪的，且是重罪。

导读：就算抓林贝欣“抓对”了，她就是那个盗窃团伙的头目，我们就可以无视她的基本人权包括人格尊严，这么粗暴（本文是在通常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无意说有关警察像殴打陈玉莲的武汉便衣那样“粗暴”）地对待她吗？

不提2003年大疫“非典”来袭时，他悲民生之多艰，毅然奔走在抗疫第一线，并勇敢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为科学地遏制疫病提供了基本条件，且看近例：

常听朋友抱怨现在人心太坏，动辄被“忽悠”；官家也在批评群众“冷漠”，又在许诺建设“诚信”体系；一些学者在说道德溃败、底线失守。对于这些说法，我表示理解和同情，却不能完全赞同。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当下中国的法律和规定制定得还很不完善（比如官员问责的细则），甚至不少制度和规定本身很不合理（比如，官员相当于或保留某级别的“括号待遇”的准终身制，）

所以还是鲁迅说得好：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正本清源，想官员们讲“人话”，首要的是要逼他们做“人”，做有平常心、有公仆心的人。

常听朋友抱怨现在人心太坏，动辄被“忽悠”；官家也在批评群众“冷漠”，又在许诺建设“诚信”体系；一些学者在说道德溃败、底线失守。对于这些说法，我表示理解和同情，却不能完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