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读者说：“这本书放在书架上三年多，看名字一直没有鼓起勇气去读。”然而，这位读者看完后，“真香”。这是本严重被书名耽误的高冷奇书。看书名：《清代旅蒙商述略》，乍眼一看，还以为是学术专著。当然它也够高冷，作者简介无，前言无，参考文献无。最高冷的是，翻到本书第十三章，“在拙作篇幅已经过半之时，笔者打算在本章开头，简单陈述一下创作动机”，这太奇葩了。然而，看下去的读者纷纷表示：“严重被书名耽误的有趣之书。”“差点因为这么高冷的书名错过的五星奇作”。豆瓣一千多人打分，打分高达9.2分。▲《清代旅蒙商述略》内页插图下面说重点：书名是旅蒙商，其实写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绕不过去的商帮集团——晋商。而在作者笔下，商帮兴衰竟然与清廷兴衰息息相关：帝国为商业扩展提供可靠的“后门”，商业扩展再为清廷输送回经济养料——枪杆钱袋形影不离——书中有大量精彩爆料。更重要的是，它讲到了历史书中所没有，但又是不该遗忘的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历史——外蒙独立出去的历史。它足够颠覆许多人认知：外蒙对中国很重要，恰克图口岸与广州口岸规模相同。清廷并非一无是处，北洋几乎力挽狂澜。然而，由于俄方包藏祸心，中国由“海棠叶”变成“大公鸡”。本书被读友认为是外蒙历史描述最详细的一本书。前面晋商部分多有趣，后面的部分就有多沉重。正如奇葩作者在书里埋下的一段话：“完全没有经过加工的历史资料，会让人在阅读时产生于心不忍的纠结感，坚持看完后更会被沉重的压抑感折磨，的确不适合让普通大众接触。”总之，本书会随时跳出各种你原来不知道的冷知识。作者秋原，有着喜欢让读者发现别地儿看不着，这边独一份的奇葩“毛病”。让许多读者惊讶的是，秋原的专业跟“历史研究员编制”压根靠不上边。他的主营业务是编剧。导演、制片、特效，影视圈诸多行当都做过。当然，正因为他的杂家身份，才保持了他的奇葩特色。作为“历史空隙间的打捞者”，他只爱写他人没有写过的东西。比如，他的另外两本代表作，《乱世靡音》《茶馆之觞》。一本主讲晚清娱乐圈、上海租界黑社会，顺带讲了不少“一直被一带而过”的鸦片贸易；另一本呢，名字和场景国人都熟悉，但是，诚恳点说，里面隐藏着的世态百相、那些号称“旧时代龙门客栈里”里的行行门道和奇人奇事、了解还写得这么精彩的，实实在在“独他一个”。尤其是作者出版的另一部作品《地虎噬天王：后金崛起的地理与自然环境综述》，更是一部被书名严重耽误的奇书。作者秉持“只写别人没写过的”原则，书中细节史料80%都来自朝鲜，以马市贸易体系与辽东地理环境为切口，讲述了一部新奇、细节、有趣、不为大众史学所重视的数百年“清前史”，后金为何崛起？明朝为何失败？都被作者巧妙地隐匿于“白山黑水”之间，更被读者评价为“有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味道”。·

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第一届院士。其中一位候选人，是著名学者郭某某。但评选官员却认为有他“挑动战争”之嫌，“不宜参选”。同样是候选人之一陶孟和说道：“如果以官员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反对国民党的郭某某，竟然能入选国民政府首届院士，成为当时学术界一件大事，而在这其中，陶孟和可以说功不可没。九年后，却上演了现实版的农夫与蛇……他是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家大名鼎鼎的费孝通也要喊他一声师叔▲陶孟和回国时期留影1910年，陶孟和奔赴伦敦攻读社会学。他师从英国第一位社会学家霍布豪斯，与费孝通的恩师马林诺夫斯基是同窗。年仅25岁，他就写出《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不仅是中国第一本社会学著述，更被韦伯在名作《儒教与道教》中多次引用。1913年回国后，陶孟和协助蔡元培改革北大，并在北大设立了第一个社会学班。那几年，陶孟和是中国学界的风云人物，他比胡适还早三年就开始为《新青年》撰稿，文字传遍大江南北。1926年，他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社会研究机构——北平社会调查所。1929年，社会调查所在无（无锡）保（保定）调查中，首次论证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该结论成为中国此后几十年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社会学在战乱中最难开展他却在李庄做出最有价值的贡献▲李庄时期的陶孟和（后排右二）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同济大学、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中央博物院等顶尖学术机构，不得已再度迁徙至四川宜宾李庄。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偏僻小镇，成了与重庆、成都、昆明齐名的“四大文化抗战中心”之一。然而，即便荣膺“国际小镇”，李庄的生活却非常艰苦，缺衣少食，缺医少药，社会所甚至只能栖身于一座常年散发着恶臭味的牛棚旁。夫人沈性仁是沈亦云的妹妹，最早翻译了房龙《人类的故事》，与陶孟和情投意合，相濡以沫。但令人痛心的是，沈性仁患有肺疾，李庄的湿冷、燃烧硫化煤的空气，使得沈性仁不久就离开了人世。陶孟和尽管极度痛苦，但并未就此沉沦，正是在李庄这个“伤心之地”，他做出战时中国最急需的一项成果，那就是战后赔偿计算。据他测算，全国公私财产损失总计318亿美元、军民死伤失踪1183万人。种种考量后，中国虽然最终放弃了索赔，但就像岱峻老师在《发现李庄》中所写，放弃也是一种权利，关键在于要知道放弃了什么、放弃了多少。李庄的社会所，在陶孟和带领下，做出多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成就，比如测算战前GDP、民国国民的温饱标准，梳理明清经济史，这些成果不仅当时意义重大，后来更成为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理论依据。1946年以后，随着抗战的胜利，李庄学人陆续离开。有些学者比如陶孟和，选择了留在大陆；有些学者则漂洋过海。那一刻的不同选择，决定了他们此后迥异的命运。社会学成了“不合时宜”的学问李庄很多人成为“不合时宜”的人物▲陶孟和在中科院大会上发言1949年，郭某某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当年为他抱打不平的陶孟和则担任副院长，按常理推想，陶孟和的社会学事业应该会有更长足进展。谁曾想，他一手搭建、苦心经营三十余年的社会学所，仅因上面一句“是文科”便被取缔，社会所改名为经济所，一个德高望重、成果硕硕的学者，无法保住自己所安身立命的专业。更大的打击在1957年。曾昭抡、费孝通六位教授遭遇“引蛇出洞的阳谋”，被打入另册。。一向耿直的陶孟和再度发声：这场运动，是对知识分子的浩劫！此后广被提及、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浩劫”一词，便出自陶孟和之口。而有人在与毛、周的“闲谈”中，将陶孟和说的这句话“抖了出来”，也幸亏陶孟和与领导关系非同一般，才躲过一劫。但也受到此生最严厉的一次警告，“再胡说八道，就地拿下”……陶孟和的故事，仅是李庄知识分子的一个片段。同在李庄的向达，保护了四百年来被肆意破坏的莫高窟，翻译、撰写了上百部学术专著，但后来每次运动都被“重点关照”，66岁含冤逝世；童第周让中国克隆学领先世界三十余年，晚年扫了六年厕所；而渡海而去的另一些人，比如董作宾、石璋如，则是另一番命运……▲李庄学者集萃今天，如果只看到这些学者前半生的光辉，忽略晚年的落寞，是在逃避苦难；如果只看到他们痛苦的后半生，而无视他们的前半生，则是在消费苦难。只有将他们的前半生与后半生相结合，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这些学者，理解那个年代。这是73岁的岱峻老师，耗费23年心血写这部《发现李庄》的初衷，在这套书里您会看到中国最著名知识分子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他们为抗战做出了哪些重要之极却不为人知的贡献？为何在李庄，中国学术迄今唯一一次平视了世界？知识分子与时代，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值此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思考这些问题，不仅是回顾历史，更是为看清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驱除迷雾。先知书店深知《发现李庄》这套书的巨大价值，有幸邀请到岱峻老师为读者亲笔签名，点击下方图片，即可一键收藏：

世界首富为什么总是出现在美国？从世界第一个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到现在的世界首富马斯克，都是在美国“封神”；并且世界富豪排行榜里面，百分之八十都是美国人。这究竟是为什么？仔细分析起来，核心原因有三层：▌第一层：美国有丰富的资源和发达的科技这一层大部分人都能看到，美国领土广阔、资源丰富、工业领先、科技发达。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这些第一批亿万富翁都是因此而爆发；火箭狂人埃隆·马斯克、电商巨头杰夫·贝索斯、社交媒体巨头扎克伯格，这些现代亿万富翁也是因此而崛起。然而，资源与科技只是表象，更核心的原因是第二层。▌第二层：美国有自由的制度和开放的经济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其巧妙的制衡制度设计虽然称不上完美，却最大限度地遏制了权力的滥用，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私有财产权，最大限度地给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空间。正是因为这种自由至上、法治至上的环境，像沃伦·巴菲特、查理·芒格、瑞·达利欧、乔治·索罗斯等专门从事投资、极度依赖明确规则的人，才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美国的顶级富豪以及众多小富豪们，才有了一展才华的空间。然而，这一层仍然不是美国富豪云集的根本原因。比制度和经济更重要、且影响更深远的，是第三层。▌第三层：美国有虔诚的信仰和保守的文化这一点，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看得最为透彻。他认为，有信仰的美国人一方面疯狂赚钱，一方面极度克制欲望，赚到钱主要不是用于消费和享乐，而是用于投资和再生产，以此来荣耀上帝，从而促成了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韦伯的论断，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能找到清晰的例证。第一个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给后代留下的家训就是：“财富属于上帝，我们只是管家”；现在的世界首富马斯克，也深刻地明白信仰对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他不只一次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如今，美国的信仰正在慢慢褪色，但它所形成的美国保守主义文化，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创造。这一点，霍博兄弟共同书写的《清教徒的礼物》一书，总结得最为全面、透彻。霍博兄弟认为，美国信仰时代所留下的“礼物”主要有四个：1、建造山巅之城的信念，让美国人拥有了一种对未来世界坚定不移的乐观精神；2、亲力亲为的技师精神，让美国人拥有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能力；3、超越私利的道德观念，让美国人在尊重个人的同时，还擅长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目标奋斗；4、协调事物的组织能力，让美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擅于建立社区、开办企业、创造财富。总而言之，正是因为这种文化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美国才创造了那么多经济奇迹，才诞生了那么多亿万富翁。所以，南非人马斯克到美国后才能成为马斯克，墨西哥人贝佐斯到美国后才能成为贝佐斯，中国台湾人黄仁勋到美国后才能成为黄仁勋。当今世界，模仿美国科技成果的大有人在，复制美国经济模式的也不少见，但能看到美国奇迹的本质、学习美国文化精髓的人却少之又少。像霍博兄弟花费毕生精力写就的这本《清教徒的礼物》就更加弥足珍贵。为此，店长荐书极力推荐，这本书不仅是一部美国奇迹史，也是一部管理文化论，书的结尾附带的25条管理法则，几乎每一条都堪称黄金定律，也因此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生前心心念念却最终抱憾没有看到此书。本书一经出版，就被英国《金融时报》评选为2007年十佳商业书籍。先知书店深知此书价值，从出版社争取到此书独家授权。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独家好书（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清教徒四书”）：

今天的中文媒体圈，被一则讣告刷屏：“胡Y邦之子胡德华先生，于2025年3月30日晚，因病逝世，享年77岁。”人们纷纷表达哀思，缅怀胡德华——更为了感激他的父亲胡Y邦。1981年开始，胡Y邦主持平反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为55万“问题分子”正名。这些案件的受迫害者、受牵连者，终于摆脱了受歧视的地位，获得了平等升学、就业的机会。平反冤假错案自非其一人之功，一人之力；但他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胡Y邦，这些人及其家人、后人，不知还要在屈辱、受压的状态中煎熬多久。因此在他逝世后，一些老知识分子嚎啕大哭：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昭雪！平反冤假错案意义重大，使全社会的公平性、正义性、积极性显著提升，这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意义非凡。作为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领导人，胡Y邦的历史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不过，“活在人心便永生”，他不是完人、圣人，而是一个好人、真人了解这段历史，也许是对胡最好的缅怀。而《胡y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描写的正是那惊心动魄的历史传奇，胡一生中最令人难忘和感怀的一段岁月。本书极度稀缺，目前为预售（预计10天后发货）。长按二维码，抢先收藏：

河山深處記齊邦媛老師作者：杨渡

两千多年前，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庞然帝国，亚欧大陆最西端的罗马帝国。无独有偶，在亚欧大陆东端，也挺立着一个超级大国，这就是汉帝国。两汉两罗马，构成了古典时代的“旧大陆文明格局”。作为亚欧大陆东西两端最为强盛的帝国，二者都曾用武力征服了东西方世界，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将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海，汉帝国几乎征服东亚所有游牧民族，势力直达中亚、北亚。然而，武力的征服永远不可能长久，罗马帝国很快陷入分裂与内战，最后在“蛮族”的入侵下土崩瓦解；汉帝国的荣光在短暂辉煌后，中国也陷入了长达400年的割据战争。但是，与汉帝国消亡后仅在历史上留下赫赫声名不同，罗马帝国在衰亡后仍然依靠其他三样东西征服着世界，直至今日，我们仍处于罗马帝国这三次征服的持续影响之中。第一次征服：拉丁文拉丁语本是意大利半岛一处的方言，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迅速成为当时西方世界的统治语言。然而，这一语言文字并没有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败而衰败，罗马人将拉丁语设计为世界上语法最严谨的一种语言，在整个古典时代与中世纪欧洲，拉丁文都被作为一种广泛且正式的语言文字使用。当时，西方各国人民都以拉丁语为媒介语言，几乎所有的官方文件及学术著作都以拉丁语写成，直至17世纪，我们熟悉的法国笛卡尔，英国牛顿，德国莱布尼茨，他们的伟大著作都是用拉丁语写成，而不是自己本国的母语。在当时，欧洲人不懂拉丁语，就像现代中国人不懂文言文一样可怕，他们将无法阅读大多数原著。直至近代，中国人去西方求学，拉丁文仍是必修，如辜鸿铭、陈寅恪都是熟练掌握拉丁文的大师。可以说，了解西方文明而不懂拉丁文，只能是隔靴搔痒。第二次征服：罗马法如果要问古代社会法律体系最庞大且完善的是哪个国家，答案一定是罗马。作为西方法治文明的源头，罗马法深刻影响了大陆法系与欧洲现代国家的法治形成。罗马文明从诞生之初就具有鲜明的法治特点，从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到东罗马帝国时期的《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法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完善。直至1804年拿破仑颁布的《拿破仑法典》，仍是对罗马法这一伟大传统的伟大继承。拿破仑曾这样评价自己的法典：“我有一件功绩是永垂不朽的，那就是我的法典。”事实也是如此，德国为追赶法国，不惜以举国之力，终于在1900年世纪之交实施了自己的《德国民法典》。随后以“法典”为代表的罗马法体系——也即大陆法系被带至全球。直至2020年，中国才颁布自己的第一部《民法典》，这既是国人法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罗马法深刻影响与改变世界的体现。第三次征服：基督教基督教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以及对世界历史的征服，都是不言自明的。虽然基督教在诞生之初遭到了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但是基督教文明却是借助罗马帝国的躯壳诞生并发展壮大的。罗马与基督教的关系十分复杂，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杀死了基督，基督的信徒们颠覆了罗马帝国，但二者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如藤蔓般复杂地纠结在一起，乃至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罗马教廷成为全世界基督教的中心。按照西方史学的划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直到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在罗马教皇的加冕下重新称帝，基督教文明才全面取代罗马文明。在今天的通俗语境中，基督教文明就等同于西方文明，随着殖民时代的到来，基督教文明传播至全世界，成为现代文明最主要的本体与驱动力。这一次“征服”，要远远比拉丁文、罗马法更为彻底与长久。

每个现代人，为什么必须要关心政治？一位法学教授给出的答案是：“关心政治的终极目的不在权力，而在自由”。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则说：“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自由地研究数学与哲学，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可见，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每个现代人的副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关心政治很容易陷入两种极端状态：不是被信息茧房推送的各种情绪化、意识形态化的信息俘获，就是陷入各种抽象的概念、理论，从而距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因此，在梳理人类政治演化过程的基础上，提炼出政治领域最核心的问题，并提供一套最简约的分析框架，就成了关心政治、掌握政治学思维重要而又可靠的路径。事实上，人类一切的政治困境，其实都可以聚焦于四个连贯的重大问题，恰好对应了四位大思想家的追问和解答。▌一、人类为什么需要国家——霍布斯问题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约束权力，但约束权力的前提，是先要有权力。▲霍布斯在国家诞生之前，以及一些仍处于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地方，因为缺少权威，处于所谓的“自然状态”中：人人各自为利，贪婪无耻，相互攻击。现代政治哲学奠基人霍布斯称其为“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

众所周知，儒释道是中国三大教，但在此之外，其实还有一种传统“信仰”被严重地忽视了，它在民间更加根深蒂固，它对历史与现实的影响也更大——与奔走于朝廷庙堂之上的儒家相比，它深入民间，更接地气；与归隐在山林之中的道家相比，它闯荡江湖，更加险恶；与吃斋念佛不问俗事的释家相比，它“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所追求的全都是人最底层的欲望......这种“信仰”不是别的，它就是“游民文化”。“游民文化”是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本书中提出的概念，它本是古代没有固定居所、没有固定职业、无法在城市定居的一群人形成的集体潜意识，后来却阴差阳错地变成了一种传统，形成了一种文化，直至成为儒释道之外的“第四种信仰”。在王学泰先生看来，中国人的灵魂中都有游民意识，这种意识千百年来从未绝迹，它的典型特征是：对自己的未来不相信，对原则不相信，只相信得到手的利益；为了利益能及时到手，只愿意追求短浅的目标；为了短浅的目标能快速实现，往往采取简单而极端的手段。这种意识的产生和传播，有其历史和现实的缘由。但“游民文化”的泛滥，却成为社会乱象丛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各种诈骗横行，是典型的游民意识的影响，诈骗“无本万利”，来钱最快，最能实现“快速翻身”；●充斥在各个行业的造假现象，同样与游民意识紧密相关，造假难以长期发展，但却能带来短期的“繁荣”；●甚至官员贪污腐败，某种程度上也与游民意识有关，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走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游民意识所形成的文化，就是把一切都工具化，为了自己的利益，其他一切人、事、物，都不过是实现自己目标的垫脚石。古代皇权专制社会为这种文化提供了优良土壤——统治者以暴力压迫民众，控制社会，从民众那里予取予夺——王学泰先生强调，如果统治者自己工具化了，要求普通民众不工具化，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到处宣扬长期主义，但短期行为却无处不在？为什么我们有契约、法制，但现实中却潜规则大行其道？以往，我们强调制度、法律太多了，但对游民心态、游民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太少了。当下虽然没有了古代那样的“游民现象”，但是文化基因中的游民文化仍然影响巨大，古代游民曾面临的许多问题仍然是当今许多人的真实困境。所以，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绝不仅仅是一本写历史的书，它更关乎当下无数人的现实生活。本书不愧为研究游民文化的开山之作，叙述入木三分，许多内容都可联系到当下，足以震撼人心。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总理外交秘书的李慎之高度评价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项工作无异乎‘发现另一个中国’，它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写给中国人看的文字，似乎应注重他们自己所能做的事，而不宜注重外国人应该怎样帮助他们获得外国提倡的那种行为，那是不中用的而且也是不应有的。因为一则易流于寄生的习性，再则别人毕竟是靠不住的。“匪今斯今，振古如斯。”世界上不自私自利的国家，恐怕很难找。中国是能以自己的力量自救的国家，我相信中国所有的爱国志士，个个都很希望中国能慢慢地自己奋发起来。▌“假使我是一个中国人”假使我是一个中国人，当我自问应该如何救国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应当有两个方针：一个是保守，一个是改进。因此，一方面应该保存那些从中国古代文化遗留下来的精粹，并且是西方所没有的精粹；另一方面，也需尽量采用和传播西方从科学上得来的知识和技能，以辅助中国文化的不足。要想调和这两个方针，本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关于中国的各种问题，我所要提出的主张，就是尽量使这两个方针不发生冲突。关于中国人的第一种优点，我以为是用活动的目的去判断活动，而不只是以活动所费力气的多少去判断行为的习惯。我们居住在西方的人，常常都朝着这方面想：以为力气这东西，它自身就是好的。我们很赞美动乱和战争，但是简直不能做任何有理性地享受一点安适的闲暇。我们的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丑恶、粗陋和堕落，所以它将有自己毁灭自己的可能。如若不然，除非有些企图实现一些理想的事，能够来代替那些无目的的碰运气才好。在中国的古代，已经对优美高尚的理想有了一种尊敬，就是现今的中国人对于行为的决断，也要预先有一个动机，然后才肯开始行动。这一种优点就是中国的美学和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来源，并且也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能够明确一致的原因。不幸沉思这种美德，在实际做事上，有相伴而来的迟缓和懈怠的毛病。假如中国还能实行闭关主义，那倒不要紧，但是处在许多更加有力的国家支配之下，不和他人发生关系的独立，是万万不可能的了。中国受外人的管束，无论是武力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或仅是精神方面的也好，总是很倒霉的事。要想避免这一层，只有革新的中国人努力奋斗才能办到。但是，对于一切的先决条件，必须要保证国家的独立。没有独立，什么都说不上，自然更别谈建设“新中国”了。▲罗素（前排右一）在中国讲学期间

来源：中外人物民国是一个文人大师辈出的年代，为民族文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财富。同时，由于当时社会处于波动和巨变之中，各种东西方的思潮不断涌现，大家都在探索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各位大师们不仅写作风格不同，所持的立场和观点也是五花八门。再加上个人性格以及修养的差别，文人之间的论战、骂战甚至诽谤和攻击都屡见不鲜。有的只是纯粹学术上的辩论，有利于文化的进步；有的出于利益冲突，互相争斗；有的却纯属个人恩怨，映射出某些文人在人品修养方面的不足。有这样一位民国时期的女作家，因为个人利益恩怨和利益，对文学宗师鲁迅先生进行了持续大半生的讽刺谩骂，几乎将此当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引发了文坛的很多争议与批评。不愿为丈夫做一碗粥的她，家庭也经营的很失败，最终一个人在孤独中逝去。苏雪林自幼聪慧过人，但境遇却十分坎坷。她的家族是那种十分传统的世家，深受封建旧思维的荼毒，家风保守，对女孩子有着诸多的规矩和牵制。她的祖母就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宗旨，认为女孩子就应该安安分分相夫教子，并不赞同她们读书识字。因此，虽然苏雪林自小便表现出了超出别人的天分，但是却没有机会与家族的男孩子们一起开蒙读书。倔强的苏雪林只能向兄长们借阅各种学习资料，偷偷自学，并渐渐喜欢上了文学创作。随着学习的深入，涉猎范围的增加，苏雪林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越来越不满足于当下的状况。她执着不懈地向祖母和母亲请求外出求学，甚至为此不惜答应了一份家人为其安排的婚约，终于得到了宝贵的入学机会。苏雪林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她如饥似渴的汲取新知识，对文学创作越发钟爱，同时也更加向往更高层次的学习。但她知道，保守的家人是不会同意她继续深造的，于是，叛逆的苏雪林瞒着家里人，偷偷登上了去法国留学的客轮，奔向更广阔的的天地。留学的时光是充实快乐的，暂时摆脱家庭束缚的苏雪林终于可以安心学习，享受着自由的味道。然而后来，由于父亲的病故，母亲也身染重病，苏雪林不得不暂时放弃学业，回到故乡，并在家人的要求下履行了婚约。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先生不仅是民国文坛的巨擘，更是无数年轻人崇拜的偶像，苏雪林也不意外。当时，已经结婚的苏雪林并不安于待在家里做一个旧式的家庭妇女，依然坚持外出求学和文学创作。热爱文学的苏雪林很快折服于鲁迅先生的文学素养和个人魅力，产生了深深的崇拜，称赞鲁迅先生的作品将会载入史册，永垂不朽，并以鲁迅先生的学生自居。1928年的时候，苏雪林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绿天》，开始在文坛里产生影响。苏雪林特意将自己的得意之作赠送给鲁迅先生，期望得到偶像和前辈的鼓励与重视，然而并没有回音。后来，在一次宴会上，苏雪林与鲁迅先生相遇，她热情地与偶像打招呼，并且想要握手，然而却被鲁迅先生冷淡以对，只是漠然地颔首回应。极度要强的苏雪林感觉到自尊受创，由此对鲁迅先生产生了不满和怨怼。然而在鲁迅先生在世期间，或许是碍于鲁迅先生在文坛的地位，或许是慑于鲁迅先生犀利的反击能力，苏雪林一直隐忍不发，并没有像很多文人那样与鲁迅正面冲突和论战，直到鲁迅先生逝世，她才开始发难，并且持续一生。鲁迅先生刚刚病逝，苏雪林就给治丧委员会的蔡元培先生致信，劝说他不要出面操办鲁迅的丧事，更是高调发表了一篇长达四千字的文章，对鲁迅先生极尽贬低和诽谤，震惊文坛。苏雪林还不满足，继续开启了谩骂鲁迅的人生，用词十分恶毒，诸如“偏狭”“无耻”“阴险”“败类”“奸恶小人”等等，并且枉顾事实，全凭主观喜恶对鲁迅先生进行构陷侮辱。她甚至洋洋得意地将这些文章集结出版，成为文坛里的一大异类。作为曾经与冰心、丁玲齐名的民国才女，苏雪林却少有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一生中最大的“成绩”就是对于鲁迅先生的攻击了。她偏执骄傲、睚眦必报的个性也让自己的人生屡经离散，难享幸福，甚至在丈夫生病的时候都不愿意为他做一碗汤。苏雪林的丈夫张宝龄出身商人家庭，家境殷实，相貌清秀儒雅，是就读于上海约翰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与苏雪林有着相似的求学经历，二人都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新青年。可以说，家人为苏雪林选择的这门婚姻还是比较门当户对的。然而，苏雪林并不满足，她的一生似乎对谁都充满怨气。就像很多文科生与理科生之间的隔阂一样，作为一名文艺女青年的苏雪林嫌弃理工科出身的张宝龄不懂风情，不够浪漫，过于“直男”。哪怕张宝龄侍奉岳父岳母十分尽心，对苏雪林也百般迁就，却换不来苏雪林的回心转意。久而久之，夫妻感情越来越淡漠，终至有名无实的地步。由此可见苏雪林过于强势和自我的处事方式，也为自己后半生的孤寂埋下了伏笔。与鲁迅先生的交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剖析苏雪林对鲁迅先生由“粉”转“黑”的心路历程，被漠视的愤怒只是一个开端。后来，苏雪林曾经跟随胡适和周作人学习过一段时间，众所周知，这两位大师都曾经与鲁迅产生过分歧和争论，时常爆发论战，但作为文坛宗师级别的人物，他们之间只是文学和观点的探讨，并非无端的个人诽谤。在苏雪林对鲁迅先生疯狂攻击的时候，胡适先生甚至看不过眼，奉劝过苏雪林，然而此时的苏雪林已经听不进去导师的意见了。除了个人恩怨，还有政治上的需求。苏雪林后来迁居台湾、香港等地，由于政治氛围的不同，被称为“革命斗士”的鲁迅先生自然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谩骂鲁迅便成为了政治正确的事情，可以得到当局的认可，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但她的偏狭和阴晦，却让周围的人敬而远之，自己沦为孤家寡人，没有亲朋好友的陪伴，在无限的孤独中寂然去逝。大V“骂”战，民国文坛的独特风景民国文坛大师辈出，各领风骚，彼此之间难免会观点不同，唇枪舌战的情况比比皆是，甚至传为一时趣谈。这其中，当然少不了以犀利著称的鲁迅先生。他曾经怼过胡适，讽刺过徐志摩，批判过梁实秋，还与林语堂从知己到对骂，引发文坛关注。当然，“炮轰”不只是鲁迅先生的专利，别的大师们彼此之间也不消停。例如梁实秋就因为看不惯郁达夫私人生活的浮华而出言批评，不甘示弱的郁达夫当即反击；还有钱钟书讥讽周作人亲日，萧军对丁玲拂袖而去，郭沫若也因为社会发展方向和路线的问题勇怼胡适。人无完人，理不辨不明。适当的探讨和争论对社会进步以及个人成长都是有益的，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才能百花争艳，万卉齐放。但如果只是为了发泄个人情绪，甚至为了某些不可对人言的私利，为了骂而骂，失去了立场与公允，也会酿成个人的悲剧。今天，先知书店诚意推荐这套专门为弥补“收藏空缺”而生的“特别纪念版”《鲁迅全集》（1938年原版竖排影印版）：好的版本更需要好的出版人用心复刻，这版《鲁迅全集》，从全书工艺设计、内容收录、到编排体例，均是对1938年原版100%的还原，没有任何删减，完整呈现初版本《鲁迅全集》的原貌，同时对原版进行了修图，用八十克双胶纸印刷，使观感和手感都更加舒适，放在书架上尽显审美与品味。中国堪称杰出的作家不少，但鲁迅只有一个，因此，他的作品，书架上不妨放两套：一套用作日常随手翻读，这套1938年版的“孤本影印版”用作收藏与品鉴。读先生的人，读先生的思想，靠近一个不灭的灵魂。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读懂中国文化七书”套装，从多维度、多角度看透中国文化）：

有人说，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族像中国一样，有庞大的对于自己过去历史的记录。然而，我们最重视历史，但也被历史遮蔽得最深。真假相掺的历史，让人如坠迷雾之中，难以找到真相；一些脍炙人口的历史格言，则更具迷惑性，容易让人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念。因此，认清历史的三大谎言，越发显得意义重大。谎言一：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代帝王得天下，总要说上应天命，下应民心。还有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话很动听，相信的人也很多，可惜却是谎言。最典型的例子：元朝末年，起义军除了朱元璋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苏州一带的张士诚，他为人宽厚，比朱元璋更得人心，但得天下的却不是他。朱元璋起义后，首先不是反抗元朝，而是打败其他起义军，包括张士诚；为了获得军粮，朱元璋“寨粮”、“检刮”、“增租”、“借粮”，与抢劫无异，最终却能得天下。朱元璋得了天下后，依靠军人的武力和文人笔力，得到了“人心”，形成了不错的口碑，至今仍有人对他充满膜拜之情。所以，中国历史的残酷真相是，“得天下者得民心”。谎言二：落后就要挨打由于近代中国很落后，同时又备受列强欺凌，“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流传甚广、影响极大，被许多人奉为真理。与之相似的还有“弱国无外交”、“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等论调。这些论调都符合“黑暗丛林法则”式的想象，却并非事实。最典型的例子：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我们印象中，清军都是大刀长矛；实际上，清军当时的军事装备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毛瑟枪、弹仓步枪、现代火炮、马克西姆机枪、诺顿菲尔特速射机枪，一应俱全。可惜，清军不善于使用，还把大部分武器都锁在仓库中。在面对训练有素的八国联军时，清军和义和团仍然一股脑地向前冲锋，什么结局也就不难想象了。所以，武器从来不是决定性因素，人和制度才是一切的关键。还有更关键的，那就是思想观念。落后不会挨打，政治野蛮才会挨打。这世界上并不是什么都要靠实力，而是有更重要的东西：公平和正义。谎言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出自《三国演义》的历史命题家喻户晓，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古代中国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律，也的确是某段时期中国历史的现实，但若放在全部中国历史长河里看就完全不成立了，放在世界史上看就更不成立了。最典型的例子：自476年西罗马灭亡以来，西欧就进入了长达1500多年“分”的状态，直至今天。而中国从1279年元灭宋开始，就进入了稳定的“大一统”时期，此后虽然也发生过几次朝代更替和军阀混战，但都没有长期分裂。700多年时间里，中国基本处于“合”的状态。之所以能形成这种长期统一局面，《剑桥中国史》主编之一马若德说得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就已经“把和平和秩序奉为最高理想，统一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但是，“统一这个概念是自我拆台”，马若德认为：“维护统一，只有实行多元化”。这样的话，只有《剑桥中国史》能说，也只有《剑桥中国史》敢说。天下大势，并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分合合关键在于人心，确切地说，是人的观念。拥有什么样的观念，最终就会拥有什么样的历史和命运。除了以上三个，历史的谎言还有很多。看历史经常是当局者迷，若要看清历史、避开谎言，就需要换一种眼光。正如朱维铮所说：“想象中国是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外国学者只能通过窗户看里面，而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屋内，似乎洞察一切，但唯独不知道这间房间坐标何处。”为此，店长荐书诚挚推荐一部穿透历史迷雾的巨著——《剑桥中国史》。这部书意识形态束缚少，从秦汉一直写到动荡年代，写到改革开放，特别是建国后的现代史，在敢写和权威度上，恐怕无出其右。今天，还能看到这套书的完整版，甚至是奢侈的。美英法日等全球100多位中国问题专家，花了50年，就为写这套书。用袁伟时老师的话说，《剑桥中国史》代表了西方研究中国的最高水平。看历史就是看现实，如果你对主流叙事有所疑问，这部《剑桥中国史》就是最佳的参考。历史对比看，更容易做个明白人。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武汉大学的老中青校友看望刘道玉老校长，带来一份特别的礼物——易中天教授的题词。武汉大学坐落于美丽的珞珈山，因此谦卑的刘道玉校长，总是以“永是珞珈一少年”来勉励自己和学生。于是易中天教授以“曾经华夏千雏凤”为上联，致敬刘道玉校长培养大批才俊的伟业。刘道玉被誉为“当代蔡元培”、“70年来最好的大学校长”。1980年代他担任武大校长期间，披荆斩棘、兼容并包、爱才如命、敢作敢为，成为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武大因此成为世界名校，培养出杨小凯、易中天、邓晓芒、陈浩武、赵林、雷军等等一大批青年才俊。其中，杨小凯、易中天对刘道玉的恩情铭记最深。◎杨小凯和易中天的伯乐生前曾被两次提名诺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若没有遇到刘道玉，早就湮没无闻。杨小凯18岁因写大字报《Z国向何处去》，被判刑10年，在狱中自学成为经济学家。1980年，他考上社科院研究生却没被录用，眼看一辈子只能做印刷工人。为了保护杨小凯，刘道玉承担的风险最大。刘道玉将这个“反革命分子”聘为讲师，并帮他解决了平反和户口问题——据说他的“反革命材料一尺多高”。后来杨小凯被推荐去普林斯顿读博士，又因为政审问题被阻。是刘道玉写信到中央，才让杨小凯得以赴美，几年后又设法让他们一家团聚。1981年易中天在武大毕业，本来必须回新疆，但他是胡国瑞的唯一嫡传。于是胡教授找到刘道玉校长，要求必须让易中天留校。为了让易中天留校，刘道玉经历的波折最多。他去教育部求了好几次，又动员五个本科生去新疆，才换来易中天留校。所以易中天一生最感激导师和校长。◎《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一位教育斗士的灵魂之书教育的重要性从来不需多言，它不仅关乎整个国家社会，更关乎每一个个体的灵魂与思想自由。易中天说：“刘道玉不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战士。我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唯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1988年，刘道玉因改革步伐太大被罢免，却无怨无悔，也多次拒绝做官，只叹壮志未酬。如今，92岁的他笔耕不辍，将毕生心血化为《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字里行间满是赤诚与担当。▲《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内页先知书店独家销售的这本书，不仅有80年代教育改革的亲历回忆录，还有他一生的教育理念，最后一章还有他未竟的改革计划。全书娓娓道来、感人至深、发人深省，尤其是他那份未完的“第二个五年改革规划”，对于今天的中国仍是一剂“醍醐灌顶”的猛药。另一本教育思想新书《珞珈子规啼》，是刘道玉亲自编选的一本随笔集，对每一个关心教育的人，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老先生在序言中说：“90篇文章，有的是学术性的论述，有的是有感而发，但都是我真实思想的记录。”

▲塞缪尔·亨廷顿（1927年4月18日~2008年12月24日）塞缪尔·亨廷顿，一个震动世界的美国政治学家。即使你没读过他的著作，也一定听说过他的学说——“文明冲突论”就是由他所创。30年前，亨廷顿提出这一理论，声称“当下，最普遍、最重要和最危险的冲突，是属于不同价值观、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之间的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还做出了诸多预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预言，正在一一应验：▌预言1：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亨廷顿说：美国与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不论亚洲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上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一室。▌预言2：西方和伊斯兰的冲突将继续上演亨廷顿说：伊斯兰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而且这种情况至少发生过两次。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只要穆斯林人口增长和亚洲经济增长的浪潮继续下去，西方与挑战者文明之间的冲突就将超过其他任何分界线而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预言3：移民问题引发西方保守势力崛起亨廷顿说：其他文明的移民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他们原有社会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摒弃西方文明，就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在美国内部，这意味着拒绝造成分裂的多元化主义的诱人号召。在国际上，则意味着拒绝要求美国认同亚洲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虚幻的号召。亨廷顿相信，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远在政治、经济之上。他的观点争议颇大，但总能启发人的思考。亨廷顿的著作每一本都是经典，总能提供理解国际事务、国家制度、自由与秩序等重大问题的新视角。通过亨廷顿的作品，我们得以更深入地思考这个世界运行的方式和逻辑。理解当下世界，亨廷顿的著作不可不读。为此，店长荐书特别推荐“亨廷顿作品集”。其中《军人与国家》已绝版多年，现独家复活，数量不多，非常值得珍藏。本书考察古今多国军政关系历史，提出了实现军政平衡的新模式，既保障军队战斗力，还杜绝军事独裁的可能。西方国家的现代军政关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亨廷顿的理论贡献。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亨廷顿作品集”：

“读史就是读人”，有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才有了历史的复杂跌宕，恢弘壮阔。民国人物尤其精彩，这个时代，紧跟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涌入了更多传统中国不曾有过的波澜和壮举——他们身上，既有古代的遗风，也有现代的观念，其选择与命运，对当下，也很有启发。随着“民国热”的流行，人们的民国知识，已和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但杨奎松先生的《民国人物过眼录》，带给人的震撼，一定超出你的想象。杨奎松先生对民国档案的了解，有着惊人的广博，在同辈学者中几乎罕有其匹。其作品，既在国内广受欢迎，又得到诸多海外学者推崇，在大陆很是罕见。但在本书中，他却并不致力于建构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是以轻松的语言，把那些隐没在史料深处的人物秘闻，随手钩起，呈现出历史沟壑中的别样峰峦。◎

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1945年8月10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普天同庆。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湾、澎湖列岛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五强”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万分，也不能不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突然高涨，达到多年未有的高度。抗战胜利，确使国民党得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曰政治资本。然而，就在短短几年内，国民党这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政治资本却丧失殆尽，在最后的国共大决战中惨败而逃。为何最终如此结局？政治家有不同的思考与解释，历史学家当然有更多、更不同、更深刻的思考、研究与解释，有关论文、专著指不胜屈。美国学者胡素珊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即其中最重要一本专著。这部五十多万字、厚近五百页关于“中国的内战”的专著，却几乎未提战争、军事。显然，作者认为在1945—1949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内战中，战争、军事并非决定性作用，所以本书的副标题是“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作者认为，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中国这一次“内战”从1945年日本投降起实际就已开始。日本代表签署投降书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富。胜利者的接收，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在“劫收”中民心尽失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要“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真是历史的吊诡。上世纪80年代中期，雷颐刚刚进入社科院近代史所时，就读到了美国学者胡素珊原版的《中国的内战》。雷颐说，这本《中国的内战》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重要的研究国共内战的专著，要了解现代中国，不可不读此书。中国当代著名史家杨奎松也如此推崇此书：《中国的内战》是任何想要了解国共关系史，特别是想要了解当年执政的国民党何以会短短几年间就败给了共产党的读者，非读不可的重要著作之一。作者的视野相当开阔，尤其是对1940年代后半期国共两党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较量，做了很深入的考察与研究，给人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本让人越读越气的书，也是一本不能被忽视的书。《黑龙江纪事》是卜键继《库页岛往事》之后，又一部关注大东北区域历史沉浮的力作。卜键说：“本书的写作并非翻旧账、拉仇恨，而是试图捡拾和聚拢那些文档碎片，追寻历史的真相，以获取认知与鉴戒。”简单来说，本书所叩问的，是黑龙江左岸与上下游大片国土丧失的根本原因。◎内河、界河、掐头去尾的大河，三百年间黑龙江都经历了什么？如果从努尔哈赤称汗的天命元年（1616年）算起，清朝领有黑龙江流域差不多三百年。三百年间，清朝与沙俄刀光剑影，有战有和，最后却一败涂地。黑龙江先是因《尼布楚条约》而“掐头”，上游与中下游分离；接着它又在《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中被“去尾”，失去出海口并成为中俄界河。《黑龙江纪事》聚焦三百年的历史，详陈清廷与沙俄围绕黑龙江流域的一次次交锋。通过对中外史料的细致研究，作者将清代以来有关黑龙江流域的历史往事一一呈现，并得出了最为贴近历史史实的结论。◎远因、近因、外因、内因，东北领土大片丧失究竟怪谁？简单来说，卜键认为东北领土大片丧失的原因有五个：1.东北失地的根源在大清盛世，清朝经略大东北的政策一开始就跑偏了。2.咸丰年间应对失策，沙俄进入黑龙江时，清廷和地方表现软弱且被动。3.没有采取移民实边策略，移民点要么离边境太远，要么太过孤单。4.历史的主要罪责不在于某一个人，而在于整个统治集团的失策和失误。5.清朝自外于世界工业体系，导致军事衰弱，外交人才则更加匮乏。总而言之，这是一部有史料、有观点、有感情、有反思的历史非虚构作品。卜键在书中写道：“东北失地的直接原因，当然在于沙俄的侵略扩张，而回望三百年间之时序迁转，耙梳归集那些个历史碎片，觉得更应以内省为主，反求诸己。”◎卜键先生签名+钤印版，限量发售，不容错过本书作者卜键，为文学博士，现任国家清史办主任，已从事清史编纂工作十余年。因而不仅文笔甚佳，晓畅通达，更兼具史家之洞察，铺陈详细而严谨，结论简洁而不简单。他精心挑选的60多幅历史图片，与近600页的文字内容一起，还原了黑龙江地区300年历史烽烟，将这个沉重的、常令人感到窒息的话题一五一十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先知书店深知此书价值，有幸邀请到卜键先生亲笔签名+钤印，更添一份收藏价值，数量不多。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对于不熟悉海子诗的读者而言，记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就足够了，因为这首诗能够编进语文课本，这个事实本身都是一个奇迹。“活，还是不活”，我们跟莎士比亚联系在一起，“沙扬娜拉”，

高华教授最后的遗作《读王鼎钧》，记述了“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以下为文章节选：1949年5月26日，王鼎钧随兵船从上海撤退到基隆，他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十年，当时来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几年后会随「老总统」一起回大陆。

不理解基督教，就不理解西方文明。同理，不理解传教士来华的历史，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这些传教士本就是知识精英，却离开先进富庶的西方，远赴落后贫穷的中国，不求回报地为穷人服务。有人说他们是“用生命爱中国”，他们却认为自己是在践行基督之爱。结合罗伟虹的《中国基督教史》，以及近代中国的诸多大事件，我们可以看见，中国政治、科学、教育的近现代历史，全都与传教士难分难解，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长期被忽视，被误解。-1-传教士深度参与了近代中国政治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都是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太平天国是农民借宗教反抗清朝，而洋务运动的起因之一就是镇压太平军。因此，这两场运动都和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与两个传教士紧密相关。他们就是罗孝全和傅兰雅。罗孝全是美国南方浸信会的牧师，自1837年就在中国传教，服务麻风病人。也是在这一年，科举失败的洪秀全受到《劝世良言》的启发，自称“得到天父和耶S的托梦，来人间执行正义”。洪秀全创建“拜上帝会”后，曾经到广州跟随罗孝全学习《圣经》。但罗孝全不信任他，拒绝给他施洗。洪秀全成为“天王”后，罗孝全受邀担任过“洋务丞相”。罗孝全曾经呼吁西方帮助太平军，也试图纠正洪秀全的宗教思想，但是很快绝望、逃离。太平天国败亡后，罗孝全也因麻风病在美国逝世。但是他们的思想和言行，深刻影响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洋务运动最重要的翻译家，是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而傅兰雅堪称中国现代科学的开路人。傅兰雅在中国生活35年，翻译了113种西方科技著作。今天我们日常使用的“化学”“物理”“机器”“细菌”“代数”等词汇，乃至相关的学科体系，都是他的功劳，这些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础。他还用自己的积蓄，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科普读物，以及上海聋哑学校。-2-传教士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几百名传教士的家人被杀害，导致八国联军侵华。在签订《辛丑条约》时，俄日等帝国都主张“瓜分中国”。但是基督教会劝说英美政府，中国的贫穷、落后和野蛮，根源在于上层专制、底层愚昧。因此，他们积极推动政治改革，并在民间开办教育、提升民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李提摩太从西学专斋经费中拨专款，在上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前排右二为李提摩太）李提摩太代表英国谈判，提出一个替代方案：英国用赔款在山西创办一所现代大学，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学校设中学和西学。美国也决定放弃庚子赔款，创办了清华大学。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他将燕京大学打造成“近代中国最好的大学”。1946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他曾试图调停国共冲突，但以失败告终。《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是国人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文中说他“一直假装爱中国”。但其实，司徒雷登生在中国，将一生都献给了中国，死后也葬在中国。传教士卜舫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也创造了比肩燕大的教育奇迹。他坚持教育独立，引入西方教育体系，不仅重视体育，还将英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培养了大量精通英语的高端人才，如顾维钧、陶行知、钱学森、贝聿铭等，将圣约翰大学打造成了“东方哈佛”。除了东部城市，传教士在西部山区也创造了教育奇迹。柏格理在偏远贵州石门坎，带领团队创制了苗族文字，翻译出了苗文《圣经》，创办了那片山区的第一所小学，在中国率先开创双语教学、男女同校，还建起了中国最早的游泳队、足球队、运动会、中国第一所麻风病院。据说当年，国外来信只需在信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能准确送达.....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全部来自传教士。-3-传教士是近代公益事业的开创者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反对裹脚和纳妾，收养弃婴和残疾儿童。这些风俗的改变，在传统中国都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传教士科克伦，推动创办了北京协和医学院，争取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后来又引进了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师资团队。这才有了傲视全球的北京协和。艾伟德被誉为“中国的孤儿妈妈”，她在山西阳城创办了“八福客栈”，收留被遗弃的孤儿。抗战期间，她带领100多名孤儿进行“千里大迁移”，这一感人的事迹被拍成纪实电影。美国传教士魏特琳，曾担任金陵女子学院校长。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主动要求美国大使馆建立安全区，在学校里庇护了几万名妇孺，被称为“活菩萨”。今天在南京师范大学里，仍然有她的塑像。▲金陵女子大学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还有千千万万的传教士，为中国奉献了一生，比如利玛窦、汤若望、戴德生、富能仁、和受恩。可以说，他们留下的文明遗产，至今惠及所有中国人。不了解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也就不可能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因此，无论你是否为基督教徒，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中国基督教（X教）史》。本书从唐朝景教一直写到21世纪，可能是国内唯一在售的中国基督教通史，对“那十年”的基督教境况，更是首次披露。有人说：本书如果不是一个奇迹，那也一定是神的美意。本书来之不易，目前仅有少量正版现货，最好提早入手永久珍藏，感兴趣的书友千万不要错过。长按下图，识别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很多自诩为了解哈耶克的读者，要么简单地给哈耶克的思想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要么走入另一个极端，回避中国的问题意识，沉浸在哈耶克思想的故纸堆中。——题记1992年3月23日，被称为“观念的囚徒，自由的卫士”的思想家哈耶克逝世。哈耶克的一生跌宕而幸运。他亲眼见证电器工业化的起飞，亲身参与世界大战。他见证了苏维埃的幻灭——事实上，他本身就是乌托邦的掘墓人。摧毁一个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但能真正改变世界的，唯有思想。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就是那个用思想改变世界的人。华人学者杨小凯曾说：“哈耶克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犹如孔子对中国人的影响一样，深远而无孔不入。”这一评价，实不为过。哈耶克的影响，绝不仅因为他与凯恩斯的世纪大战，以及成功预言苏联命运的先知式存在,而是他的思想与洞察，在其去世33年后的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加重要，韦森老师在《重读哈耶克》中，总结了哈耶克之于我们的三大贡献：·

Taylor）等，获奖作品往往对公共政策、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的理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早在2016年和2017年，张维迎教授便以《市场的逻辑：一个中国经济改革内部观察者的视角》（The

在我短暂的读史生涯当中，至少有三本书的作用有如棒喝，用梁启超称道康有为的话讲，即“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最早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大梦初醒，原来历史书可以这样写；读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陡然惊觉，原来历史学可以这样研究；读唐德刚《袁氏当国》，悔恨不已，原来民国初年的历史和袁项城的肖像竟是这样动人，同时，原来苦大仇深的中国近代史可以写得这样迷人。恕我孤陋，此前只知唐德刚其人，直到2004年底阅读《袁氏当国》，才识其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将以前错过的《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晚清七十年》、《书缘与人缘》等统统纳入帐下。有时像发了横财的小地主，喝一碗豆浆，旁边还要搁一碗豆浆，于是我有了两个版本的《胡适杂忆》。鸡蛋吃多了，不由好奇，去打量下蛋的母鸡。其实，唐德刚回忆胡适之时，便将自己前半生的红尘往事断断续续“捆绑销售”。他是安徽合肥人，生于1920年，成长于烽火连天、花果飘零的乱世，青年赴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与胡适既是同乡，也是校友。▲1958年，胡适与唐德刚合影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前其转益多师，成就多端，荦荦大者，则在史学，尤其口述史一域，可谓其中不可撼动的巨擘。胡适、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遥不可及的历史声音，皆由唐德刚一字一句铭记于卷，传诵后世。我们隔代相闻，不能不感激他当年所下的苦功夫。令我惊异的是，黄仁宇与唐德刚乃是同代人，前者长后者二岁。读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其笔法华美流丽之至，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以至被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誉为“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可惜这却掩饰不了黄仁宇流落异国、独立寒秋的无尽苍凉，发霉的怨气如疾风扫过书本的每一个暗角。唐德刚虽属淮军名将之后，不过到他这一代，家世渐趋没落，他到美国闯荡，所吃的苦头未必少于黄仁宇：寄人篱下，在图书馆推书车；与胡适相识之时，同为天涯沦落人，二人乃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一个乞丐小和尚的师生关系”；当选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系主任，却因学校当局瞧不起中国人而差点被调包……这些艰难困苦可以开列一火车皮，然而经唐德刚通达、幽默的笔调娓娓道来，散尽了伤春悲秋的愁滋味，而生出一种拨云见日的苦中作乐之情怀——从这一点上讲，唐德刚还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胡适门下“最好的好后学”（胡适夫人江冬秀语）。由此我想象唐德刚的影像，应是在清风朗月的皎皎夏夜，摇蒲扇，喝酽茶，说晚清七十年之评书的邻家老人。后来见他的照片，亦作如是观。▲唐德刚读唐德刚的书，我曾做过一个对比：历史学家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坚持价值中立，极尽冷若冰霜的客观叙事，仿佛要拒读者于千里之外；另一种则因作者书写的热烈、生动，笔端常带感情，令读者身临翻云覆雨、跌宕起伏的历史之境。唐德刚自然属于后者。周策纵为《胡适杂忆》作序，称唐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这种写法，会不会由于作者的情感介入过深——如唐德刚常常“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而损害历史的可信度呢，是谓“可爱者不可信”？周策纵解释道：“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我们最好在读他所说某一点时，再看看他在另一个所在说了些什么，要看他如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尽情极致、穷态极妍地描绘和辩论，如此，你才能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真意。”或者用唐德刚自己的话说，他一直秉持胡适老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的治史原则，“褒贬古人，月旦前贤，虽每以轻松语调出之，然十思而后言，语轻而义重，亦未敢妄下雌黄也。”唐德刚的历史书写，更重叙事，从故事中见真章，从小节处见大略。这与我们熟悉的理论化研究简直大相径庭，唐德刚似也不大相信什么历史理论。不过在其晚年，回顾治史生涯，他还是提出了转型论与历史三峡之说。当然，以其转型论建构之粗疏，依然谈不上理论体系，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种历史关怀与现实情怀。在此多说一句，窃以为历史并无哲学、规律可言，所谓历史哲学、历史规律，不过是历史学者的迷津与政治家的把戏，许多时候与宗教骗子的神道设教并无二致。基于此，与其看唐德刚论“转型期”与“启蒙后”，还不如看他考证“天王（洪秀全）的性变态”。一言以蔽之，唐德刚的大智慧在小处，而非大处；在细节，而非整体；在胸怀，而非理论。就像张爱玲说胡兰成的论文，“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唐德刚的了不起之处，端在于读起来“一路有言笑”。二十年前，余先生悼念其师钱穆，称其“一生为故国招魂”。唐德刚对故国的情感，也许不比钱穆激切。我亦不敢掠美前贤，姑且题名曰“一生为历史招魂”。可以断言，正是唐德刚这些妙趣横生的历史著作，打碎了多少读者被禁锢的头脑，唤醒了他们对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兴致。如钱穆所言：“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欲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唐德刚的作品是绕不开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活色生香，如见其人。唐德刚写的历史多是如此，根据历史亲历者的口述编写而成。口述史，不是录音机一录，整理出文字这么简单，十分考验人的功力。他写自己的老师胡适，如张鸣老师所言，“好看的是注释。有解释，更有点评，恣肆汪洋，好看煞人”。史学界甚至风行“先看德刚，后看胡适”之说。他写李宗仁，“李有时信口乱讲，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所以李敖说，“幸亏李宗仁身边有一位高明之士指引与协助，才能完成《李宗仁回忆录》这种名著”。这本书也是可以藏之名山、传之不朽的。在史学界，唐德刚的文风独一无二，文笔数一数二。半文半白，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中国文学史的权威夏志清教授评价他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好看的历史叙述背后，还必须是力透纸背的历史哲思，才能成为不朽的史作。他的“历史三峡”，以及全书随处可见的夹叙夹议之史论，正如梁文道所说，起到了一种“照明的作用”，“为暗雾笼罩的前方照出依稀可辨的轮廓”。张鸣教授说：在读唐德刚之前，从没想到历史还能这样写，如此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却又不乏生活场景，实在是叹为观止。唐德刚先生的这些妙论横生的历史著作，打碎了多少读者被长久禁锢的头脑，唤醒了他们对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兴趣。正因此，唐德刚先生的民国史著一度脱销，一度被盗版，还一度出版艰难。为此，店长荐书诚荐“唐德刚作品集”：

「所有游学均支持私人定制」壮丽的高山和草原华美的建筑和厚重的历史充满异域风情的热闹集市伊斯兰与苏联遗风的融合......这里是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又称突厥斯坦，地处亚欧大陆中部地区，即原苏联领土在亚洲的部分，现包括五个独立国家。我们将要游览的乌兹别克斯坦虽然在世界舞台上不太有发言权，但是就像很多今天落魄的文化，它也曾一度辉煌。明明是东西方文明陆路的中间点，却因大航海时代的兴起而逐渐落寞。撒马尔罕雷吉斯坦广场的三座神学院乌兹别克斯坦堪称“世界文明的混血之子”。波斯、印度、中国三大文明将其包住，自古至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亚历山大带来了希腊众神，种下了犍陀罗艺术的种子；玄奘曾经过此地，佛教也曾在这里开花；月氏、突厥、蒙古一批批的游牧民族沿着锡尔河和阿姆河西迁；阿拉伯人将宣礼声传遍这片土地；而苏俄则在近代统治这里；甚至犹太人、朝鲜人、陕西人也因躲避战乱而来到此处……丝绸之路上文明的混合，象征着早期全球化的雏形，而乌兹别克斯坦就是它结出的果实之一。乌兹别克族的姑娘数千年前，一条传奇的商贸之路串联起东西方文明，乌兹别克斯坦则成为欧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相互融合的热土。乌兹别克斯坦的历史和文化不可谓不丰富，集中了不少的世界文化遗产。雷吉斯坦广场神学院夜景历史上的乌兹别克斯坦最早由东伊朗的游牧民族居住，后来他们创立了花刺子模国。当伊斯兰崛起之后，宗教也来到了这里。在伊斯兰治下，受惠于丝绸之路，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崛起了一些古代的中亚名城，撒马尔罕、希瓦、布哈拉等也是在那个时候由于欧亚贸易变得富有。19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崛起之后，征服了当时治理伊朗、乌兹别克斯坦等区域的花刺子模国。蒙古人的征服对丝绸之路的名城和乌兹别克斯坦带来了毁灭性地打击，许多过去的历史名城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荣光，慢慢地成为了黄沙里面的断瓦残垣。粟特文字蒙古之后，乌兹别克斯坦迎来了帖木儿创立的帝国。该帝国定都撒马尔罕，通过血腥抢夺将当时周边国家最顶级的工匠带到了首都，重建了艺术和文化的辉煌。再之后，这里有一些小的王朝，直到进入近现代，慢慢地被俄罗斯帝国侵占，塔什干也成为了俄化突厥地带的政治中心。苏维埃建立之后，乌兹别克斯坦于1927年成为了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员国之一。1991年，苏联解体之际，乌兹别克斯坦宣布独立。尽管如此，今天的塔什干依旧可以见到许多苏联遗风，这些前苏联国家也都有着类似的风情。这不仅体现在城中今天依旧运行的苏联地铁上，而是文化、人们的精神、穿着等，都颇有老大哥风范。粟特壁画近两年，我们组织了三次中亚行。今年春天，我们将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雷颐先生一起走进神秘的乌兹别克斯坦。解读不同族群的碰撞、国家间的政治博弈还有丝路上商品与贸易的交流，探究地中海文明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影响。还原时空背景下，中亚地区不同人群的文化面貌与中西方文明交流互动的历史。去年与雷颐老师游南疆品美食，今年去中亚吃美食“大家谈”领队设计的高品质路线，自由、省心式的全方位高端服务下，让您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与名师一起的历史之旅。更重要的是我们游学所坚持的基本价值观。对于深度的文化游学而言，一定的知识储备和人文素养只是基础，更重要的还是思想上的敏感及文化上的热情。一群积极同侪在一起，思想上的碰撞本身就是高质量的享受。我们坚持，所选的出行老师都会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独到见解之外，还有多元包容的情怀。这样，思想的碰撞能无拘无束，彼此的相处可有礼有度。乌兹别克斯坦的美食7天6晚，20+精心策划筛选的游学地标，从宗教、历史、人文、风俗等角度，全方位还原乌兹别克斯坦地区时代变迁的痕迹和厚重璀璨的文化交融历史。游学，既习的知识，亦需美食以饱口福。中国文人从不吝惜将溢美之辞付诸食色之上。本次中亚行，当然更要品私厨野味，尝特色美食。全程豪华酒店住宿，充实头脑的同时，也给身体放个假。古老的帝国传奇——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如果说中亚最为富饶的河谷，那当属乌兹别克斯坦。当亚历山大大帝攻占这里的撒马尔罕时不禁赞叹：“我所听说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只是撒马尔罕要比我想象中更为壮观。”

一、民主制度的建立，与环境有关，与人的素质无关在我们的一般印象里，民主，

有多少人希望将自己的爱好过成完美的一生，不紧不慢，日有所成，而不是将理想沦为一种为工作、为生活的工具。然而，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而著名作家止庵，却做到了。止庵出生于1959年，他13岁开始写作，20岁发表了自己的作品。1977年，止庵考入北京医学院口腔系，毕业后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做了一名口腔医生。后来他又做过记者、在外企上过班，还做了一家出版社的总编。但是他始终不忘年轻时许下的愿望：“40岁的时候，我就辞职，回家过我的读书生活。”他确实做到了。40岁那年，止庵辞了职，专心回家读书、写作、做研究，他的书评、随笔、作品相继发表，收获了一大批粉丝，成了一名炙手可热的当红作家，也成了国内研究鲁迅、周作人、张爱玲的一名专家。他的著作《周作人传》《张爱玲事迹》已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绕不开的著作。◎读止庵的文字，以为这是一位早已“作古”的老作家止庵做客节目《铿锵三人行》时，主持人窦文涛笑着说：“很早就读了止庵老师的书评，也颇为喜欢，可是一直以为止庵是已经‘作古’的人。”这不怪窦文涛，其实，这是许多读者相同的阅读体验。究其原因，无外乎止庵老师文字的典雅、老派，颇有民国遗风。这可能与他多年研读鲁迅、周作人、张爱玲等民国大家有关，更与他长期坚持对文言文的研读有关。◎现代很多作品，问题在于情感夸张到令人无法忍受止庵的文字，简洁典雅，情感与留白处理恰当，他曾说“感情有七分，写出三四分就够了，如果非要写到十分，一切都给破坏了。事实的夸张已经让人接受不了，情感的夸张尤其令人无法忍受。”业界流行说：“止庵行文清淡如茶，无喧哗矫饰，落实细节处见其幽微，耐人寻味，却不故作高深。”止庵自己也说：写文要像《诗经》那样，字句精炼，有所局限，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不能尽情描绘。◎搞中文工作的，文言文不能丢止庵文字的魅力，还来自于他对文言文的坚持。他说：“我一向的看法，如果工作稍微跟中文沾一点边的话，应该学会阅读文言文。因为中国文化有一部分确实是由文言文所承载，这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止庵对文言文的坚持，也体现在他的多部作品中。其悼念母亲、讨论生死的散文集《惜别》，书名来自南朝文学家王融的诗句“徘徊将所爱，惜别在河梁。”他创作的个人第一部长篇小说《受命》，书名来自《庄子·人间世》“今吾

邵燕祥晚年的反思：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文：彭苏

这根巨烛，赋予了赵越胜前所未有的人生意义，在恶劣的极端环境下，他没有自暴自弃，反而疯狂地学习，吸取思想的养分。如今，谁不想当自己深陷羁绁时，有位恩师手持烛火，拉自己精神上一把呢？

已进入第四个年头的俄乌战争，终于迎来了一个重大时刻——然而究竟是和平降临还是冲突升级，其实现在谁也说不清楚。而假如是升级，那么会不会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说实话，一切皆有可能。目前围绕着美国新总统的斡旋、小泽的坚持和欧洲的困惑，国际舆论众说纷纭，简中网络更是硝烟弥漫，各种形形色色的说辞甚嚣尘上……历史充满了各种意外，有些灾难是本可避免、可以预判的；但也有人认为，越预判越错判，政治家一着不慎或者一念之差，便会种下战争的恶果。早在60年前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女士就曾告诫人们：历史的灾难，往往源自政治家的无知与自负。高调谁都会唱，然而现实却总是充满着各种悖论。60多年前，塔奇曼出版了她的《八月炮火》。这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畅销书，如今已成经典，甚至成了各国政要的必读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爆发的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与妻子索菲亚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枪杀。协约国和同盟国集团利用这一突发事件，推波助澜，导致国际局势迅速恶化。萨拉热窝事件，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事件发生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向奥匈帝国开出了“空头支票”，使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于1914年7月23日下午6时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塞尔维亚政府接受了除违反自身宪法、损害主权的第五条和第六条外的所有条款，同时开始了战争总动员。奥匈帝国因塞尔维亚未接受所有条款，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王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战前，由欧洲主导的世界经历了近百年的和平。战争爆发之初，只有少数人对它进行过质疑。作家卡夫卡（讲德语的犹太知识分子）对街头出现的爱国主义呼啸深表疑虑。“欧洲的和平已经维持了四十多年，不断积累的财富、科学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使大战看起来……根本是愚蠢的想法。”但是，正如英国诗人劳伦斯所说，所有伟大的词汇，都从那一代人抹去了。这样，剩下的词汇里，一定有愚蠢。▌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不可以避免塔奇曼通过《八月的炮火》告诉人们，欧洲领导人错误地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本可避免，但是——欧洲大陆上的每个国家都误判了形势，低估了战争的经济和军事成本、低估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低估了单一事件失控的可能性、低估了对手的战斗意愿，也低估了战争对生命的残酷摧毁……这场大战之前，人类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全球化，它带来国家力量的消长，也带来了国家雄心的升降。欧洲知识分子们以为，国家间经济上相互依存，将阻止整个欧洲战争爆发，因为经济后果将太大。可惜这个“自由贸易可以阻止战争”的假设，被一战的爆发无情地证伪了。塔奇曼在书中写道，当德军总参谋长毛奇被警告这一切后果时，他说自己是一名“士兵”，而不是一名“经济学家”。更令人唏嘘的是，人们还普遍以为，大国之间是可以策划一场速战速决的全面战争，从而迅速媾和，以战止战，实现新的和平，建立新的秩序。一战爆发后，几乎所有主要大国的领导人和将军们，都相信战争将在几周内结束。德国第一集团军士兵攻入法国最深处时，已经隐约看到了埃菲尔铁塔的塔尖。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精英们，没有一个人希望或预期发生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相信战争会速战速决成为当时的一种政治正确，但深层原因可能是他们在为发动战争寻找理由。然而，那场战争一打就是四年多，上千万人丧生，两千万人受伤！其他损失更是难以计数。▌止战成功案例：古巴导弹危机某种意义上说，二战是一战的继续。如果说一战本可避免，那么二战恐怕就是没法避免，因为二战很大程度上是在给一战“善后”（这个善后的代价，自然是太大了）。所以巴巴拉·塔奇曼没有写《九月的炮火》（二战爆发于1939年9月1日），而是在二战结束后出版了她的《八月的炮火》。《八月的炮火》出版没过多久，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了。二战过后是冷战。冷战期间，美国在接近苏联的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导弹，于是苏联就把导弹和核武器运入美国的后院古巴，很快引爆了一场“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出动海空力量，封锁了古巴，以此逼迫苏联把导弹和核武器撤出古巴。两个超级大国在1962年10月对抗最紧张的日子里，一度将世界推向了核战争的边缘。从事后解密的档案来看，当时美国、苏联、古巴都有使用核武器的打算。这是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对抗最激烈的一次。哈佛大学教授、肯尼迪总统特别助理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写道：那十来天“不仅是美苏冷战年代最危险的时刻，而且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刻”。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决策最紧张之际，手头就有正在畅销的《八月的炮火》。对他来说，这本书所揭示的教训很清楚：此时核大国领导人所负有的特殊责任，就是要防止大国之间意外地陷入核战争。当时在各种应对选项中，美国军方是主张进攻或者轰炸古巴的。肯尼迪在危机期间告诉他的兄弟罗伯特，他想给每位海军军官发一本《八月的炮火》，而不打算让后人写一本《十月的导弹》（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于1962年10月）。最终，肯尼迪否决了几乎所有顾问的共识，并通过中间人秘密与苏联寻求妥协方案。罗伯特私下告诉俄罗斯大使，你们从古巴撤出导弹，我们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出导弹。肯尼迪对历史的阅读是否改变了他的计划，或者只是证实了他们的计划？《古巴导弹危机：简明史》的合著者大卫·韦尔奇认为是后者：肯尼迪已经准备好寻求和平，摆脱危机，而塔奇曼的著作进一步支持了他的信念，即仓促转向军事行动将是灾难性的，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八月的炮火》以大量生动的细节讲述了一场欧战的悲剧，及时提醒了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者。如果领导人有足够的意愿和外交创造力，战争可能会被避免。有历史学家评论说，肯尼迪凭借一本历史畅销书，将世界从毁灭的边缘拉了回来。古巴导弹危机的故事，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明智地借鉴历史做出决策的一个经典例子。战争并非不可避免。风险在各国的战略中都是固有的，只是没有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而已；这导致大国领导人们越走越远，却不再充分估计或者无视那些风险了。塔奇曼写完1914年8月的开场炮火，又写了9月的马恩河战役。她是这样结尾的：霞飞将军在进攻的前夜告诉士兵们，不要回头。后来就是一条不归之路。国家困在陷阱中。战争爆发30天，陷阱已经形成。没有一场战役是获胜的，这个陷阱也是一直无法从中自拔的。这场“20世纪灾难的源头”，长长的阴影，继续笼罩着21世纪。无论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人性的深度，还是回应当下现实的力度上，塔奇曼的作品都值得收藏。塔奇曼的部分作品引入中国后，曾一度绝版。先知书店曾携手出版方复活了《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等6部作品，并与近年出版或再版的《圣经与利剑》《八月炮火》组成“塔奇曼作品集”，可惜这套作品集下架了，只余极少量《八月炮火》库存。当下，俄乌战争迎来了它最关键的时刻，和平的希望或许稍纵即逝，而世界大战的阴影却从未消退……今天还能读到塔奇曼女士的书，真是万幸。感兴趣的朋友，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一键收藏下单。

天上飘的不是云，而是战争的阴霾。从大西洋两岸到地中海两端，从欧亚边界线到帕米尔山巅，从欧亚大陆东缘到浅浅的东京湾...人类历史的天空上，阴天太多，晴天太过少见。二战结束以来的这80年和平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的特殊存在，有其必然性，更有其偶然性。而且，即便在这一时期，局部战争也接连不断。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从未真正走出丛林世界。相信大多数正常人都不会喜欢弱肉强食的世界。但在人类一万年来的历史中，文明表象下始终藏着暴力基因，丛林法则始终都是常态。当然，常态不代表合理。追求和平，才是一万年以来人类的夙愿。那么，如何才能维持长期和平呢？战争真的能被永久化解吗？要回答这类问题，就要了解战争的本质。无论中国古代兵圣孙武，还是近代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都一致认为，战争需要服务于政治目标。后者更是直接指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放眼人类历史，单纯为了打仗而开启的战争，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确实非常少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要想破解战争难题，关键就在于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因此，了解一万年以来国际政治的演化，就成为关键中的关键。为此，店长荐书特别推荐阅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唐世平的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唐教授将生物学中的演化论，带入了社会学的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演化范式”。他认为国际政治系统就像生态系统一样，其变迁过程是动态的、内生的；其核心机制包括变异、选择和遗传。例如：主权观念和军事技术的革新，往往会成为政治系统变异的驱动力；进攻性国家的扩张行为，会在资源稀缺时代被选择，而在防御能力逐渐提升后逐渐被淘汰；战争文化会通过历史叙事代际延续，国际制度也能通过规则化实现横向扩散。从这种“社会演化范式”的角度出发，唐教授将国际政治历史分为三大范式：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和平制度化的世界。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起，最晚至1945年，进攻性现实主义是全世界的主流——各个国家之间往往处于敌对状态，不是在战争就是在备战，属于典型的丛林世界。从1945年起，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三大范式鼎立状态：防御性现实主义成为主流，灭国战争已经非常罕见，侵略战争也会遭到强烈谴责；虽然部分国家之间仍处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状态，但主要国家则已经走向制度化的和平。制度化的和平看起来很美好，但它并不完美，背后仍受权力博弈支配。唐教授指出，这种“不完美的和平”，其核心问题在于并没有消除冲突，而是通过制度转移了矛盾、压制了矛盾，因此仍然不是长久之计。现在我们都看到，制度化的和平已经接近尾声，防御性现实主义也濒临崩溃，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丛林世界正在回归，战争的阴霾已经再度笼罩这颗蓝色的星球。未来的世界将会何去何从？没有人能准确预言。但根据唐教授在《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中提出理论来看，我们并不需要太过悲观。长期来看，国际政治演化的大方向，其实还是和平——这并非单纯的愿望，而是由国际政治演化的机制决定的。当世界秩序重新调整之后，也许人类将“迈向更好但总是不完美的世界”。只是这个过程大概率非常缓慢，极可能耗尽一个人的一生，甚至更加漫长。真应了那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最后，店长再次推荐唐世平教授《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这本书并非预言水晶球，而是送给每个现代人的认知盾牌——在世界大撕裂的时代，思想防空洞比任何物理掩体还要重要。当我们看清战争阴霾的生成机制，阳光就会从认知的裂缝中透进来。在认知战争的维度，早一天翻开这本书，就多一分在信息洪流中构筑防线的可能——毕竟，现代人争夺最激烈的高地，在大脑皮层褶皱的最深处。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在规格内一并选购国际政治通识三书）：

当今社会，科学仍未昌明，导致落后和野蛮。究其原因，经济、文化和制度都难逃其咎。而其中一个原因，始终少有人提及——大众对“科学神话”的痴迷和传播。很多耳熟能详的科学故事，从幼年时就植入我们的心灵，唤起我们对天才的崇敬、科学的向往。遗憾的是，这些故事不符合历史，更不符合科学，是彻头彻尾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最大的危害在于，使科学发现变得戏剧化、神秘化，遮盖了科学背后的求真意志、艰难探索和自由土壤。今天我们为书友们梳理其中的四个。

中国在历史上接触过很多外来宗教，如唐朝时基督教就传入中国，宋朝的首都开封甚至有一个犹太社区。但这些宗教，因为中国文化的排斥，没多久就消弭在历史长河之中。只有一种外来宗教，不但没有被本土文化排斥，反而融入其中，与儒、道一同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

人类文明史上有过很多变革，但如果问，哪一次影响最为重大和深远，毫无疑问，就是工业革命。经济史名家克拉克甚至说：“人类历史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就是1800年前后的工业革命；世界只有‘工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后’的分别；整个人类文明史只有工业革命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细节。”工业革命，不仅给人类的物质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在更深远的意义上，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四大影响。

美国实行战略收缩，波兰声称要拥有核武，中东局势仍不明朗，俄乌冲突持续升级，德国声称做好了跟俄罗斯开战的准备...世界乱成了一锅粥。欧亚大陆的东缘看似平静，却可能酝酿着更具破坏力的狂风骤雨...当全球化退潮、经济寒冬来临，当撕裂越来越多、共识越来越少，当世界再次站在悬崖边缘，我们需要重读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是谁？他是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并三度连任至1963年；他是“废墟上的建筑师”“莱茵河畔的摩西”，被认为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在柏林国会大厦的穹顶下，这位老人曾用混凝土修补弹孔，让战争伤疤与和平愿景共生——这不是行为艺术，而是阿登纳留给世界的隐喻。他将这份智慧，全都写进《阿登纳回忆录》之中。这本书所留下的，不仅是历史上弥合撕裂的见证，更是一份留给未来人类的危机应对指南。▌在二战废墟上，他仅用14年便引领西德经济腾飞二战后，45%的德国城市变为瓦砾，国家一分为二，货币系统瓦解，食品供应极度短缺，饥饿和疾病如影随形。1949年，73岁的阿登纳“临危受命”执掌西德，他在冷战铁幕之下，在废墟上创造了多个经济奇迹：他推动进行货币改革，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从而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他积极联系美国，吸引美国投资，将战后的焦土变成“马歇尔计划”的试验田；他取消价格管制，鼓励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让德国重新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阿登纳时代的政策，不仅挽救了德国经济，更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创新，为“德国制造”的全球声誉奠定了基础：大众、西门子、巴斯夫等老品牌得以复兴；阿迪达斯、汉莎航空、博世等新兴品牌也走向世界；此外，化工、医药、精密机械等领域也在这一时期奠定基础，而这一切仅用了14年。西德经济腾飞的秘密是什么呢？其实不在于经济本身，而在于阿登纳的“共识炼金术”。▌在偏见与仇恨的残渣中，炼出“共识的黄金”阿登纳经历了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纳粹时期、盟国占领期和联邦德国五个重大历史时期。如此丰富的经历，让他看够了人类的偏见与仇恨，也让他决心从中炼出“共识的黄金”：1954年，阿登纳推动西德加入北约，以出让部分主权，换取西方阵营的信任；同时，他保持与苏联阵营的联系，让德国成为冷战时期东西方对话的旋转门；此外，他还向以色列支付34.5亿马克赔偿，既赎罪、又打开了中东贸易走廊；在国内，他深谙“民主不是多数人的暴政”，联合工会、企业主、甚至政治对手等多元利益群体，进行跨党派协作，形成稳定治理框架，为国家发展铺平道路。‌更难得的是，柏林墙危机后，他主动缩短任期以平息党内分歧，将政治动荡转化为权力平稳过渡的契机‌...最后更值一提的是，今日欧盟的源代码，就藏在阿登纳的“共识炼金术”之中。1951年，阿登纳代表西德与其他欧陆五国签订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使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欧盟的雏形；1963年，阿登纳在辞职的半年前，与法国签订了《爱丽舍条约》，实现了法德和解。从此，两个历史宿敌转化为欧洲一体化基石。▌全球撕裂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温阿登纳的智慧阿登纳因为卓越的贡献，被后人誉为“政治艺术家”。他相信联合与对话才能真正化解纷争，60年前他就曾警告世界：“民族主义的单行道，终点只能是囚徒困境。”在民族主义回归、民粹主义盛行、极端主义撕裂全球的今天，阿登纳的“共识炼金术”显得越来越珍贵。今天的世界，太需要重温阿登纳的智慧了。他的智慧都凝结在这部《阿登纳回忆录》之中，这部用莱茵河水写就的回忆录，每一页都彰显着独特的德式哲思。它不仅是一部冷战解谜书，更是破解现实困境的密码本：当世界再次站在失序的十字路口，阿登纳提醒我们——真正的政治艺术，是把历史的债务变成未来的信用。最后，愿世界和平，愿更多的人读到阿登纳。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在规格内一并选购本书+二战德军三统帅战争回忆录，汲取从战略、战术到执行层面的思想精华）：

“有一天天真冷，好不容易打上车。一上车，京哥就唠叨不停。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我如实作答，并告诉是教法律的。又问，教什么法律？答，教的是一门最不值钱的法律。京哥回答说，噢，是教宪法的吧？！”

他是段子手+演员+投资高手。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文学和哲学的硕博。他是不走寻常路的美国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拿到诺奖之后，塞勒说，这次诺奖是对他两年前错失奥斯卡奖的一个补偿。塞勒非常有意思，他研究的是什么呢？——研究常人干的“蠢”事。他的论文被引用达年度之冠。

我们读民国史，往往会从历史的灰烬中，瞥见一条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失败的联合政府之路，继而对那场惨烈的内战与随后几十年的风云激荡扼腕叹息。然而，在民国史学者邓野看来，抗战胜利后，内战几乎无可避免。因为民国那个时代的政治逻辑就是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用武力决定国家权力——这一历史局限是再多的努力也难以超越的。邓野是位奇人，他属于邓家，但却甘坐冷板凳做学问。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的父辈是历史的胜利者，自己却能跳出来，超越意识形态，揭示出历史背后的真相。邓野的父亲邓垦是邓的二弟，历任重庆、湖北的地方大员。邓野的伯父几起几落，每一次震荡都会波及到整个家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近距离体验‘全国共讨之’的滋味。这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体验。”雷颐先生对自己这位低调的老同事十分佩服，他说：“很多搞社科研究的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像邓野这样的家庭出身更难，毕竟他的父辈就是亲身参与历史的，为什么他能跳出来？”而邓野的编辑则坦言：惟有邓野这种有“背景”的人，才能写出这样高水平、有深度、有内幕、耐看如大片的佳作来！▲美国大使赫尔利与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一位最擅长运用材料的民国史学者

经济学家张维迎：周濂的这本书，确实如作者所言，是2500年西方哲学思想的导游图，我读后真的感觉跟随他经历了一次愉快的智慧之旅。

柴静（1976年1月1日—），记者及主持人。曾供职于中国中央电视台，现为独立媒体人。本文来自柴静为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018，岳麓书社）所作的序。一我认识宏杰，是他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人？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宏杰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对他感兴趣，想通过写来了解他。”当时我正写顾准，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老曾说，“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而顾准说，“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现在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专制的道路，像顾准所说“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但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所以，他不讲过高之理，只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兼容并包，这样的思维方式，用老曾的话说是“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用顾准的话说：“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没有飞跃，没有灵光乍现，立地顿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坚韧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直没刀柄。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人人可为。二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礼部侍郎。四十岁了，还是一个愤怒青年，其时官场已经是熟透的昏黄，他声色俱厉地评论“诸老”：“恶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他连皇帝也骂，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饰”，表面说言者无罪却“疏之万里之外”，或者“斥为乱道之流”。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吏制发言，碰到什么事情，只有“相与袖手，一筹莫展”。句句见血。咸丰帝看完全文，当场大怒，“掷其折于地”，虽然被人劝住了，怕也是动过杀机。三年后，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还不到一个月，皇帝就催他“着即赶办船只炮位”，“自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当时，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老曾只能扛着不去。咸丰憋了几年的火，这时一发而泄——“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这话说得挺狠，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吗？行，“办与朕看”。都能听到辞章后的冷笑。三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瞠目结舌，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几年在军中待下来，老曾算是知道了，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人情，完全不问情势危急，有谕旨也没用，“苟无人情，百求罔应”。学会应酬交际，算是老曾的成年礼。应酬周到，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但愤青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哪个血气方刚、黑白分明的人，能够放下身段，与自己痛恨的“软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复出之后，他说：“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可以想象“诸老”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小曾吃了亏，现在知道点轻重了。”胡林翼也说他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老曾自己也承认：“仪文弥加检点，而真意反逊于前。”要维持住表面和平，句句都说得要得体，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再进一步是深渊，但是退？后面是个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觉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他自己也说，想找条中间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四这种心态，常被误解。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一个团团脸胁肩谄笑处处作揖的人。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面厚心黑曾国藩”。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曾国荃是其中一种，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劝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强时容易鲁莽、操切，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退缩。像宏杰写的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年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走上晚清官场常见的“多磕头，少说话”的路子。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辨”的乡愿上去。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从此弥不肯为矣。”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谓也，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是说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胡适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他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老曾不会这么表达，不过，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必须饱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写过一句话：“寓深雄于静穆之中。”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五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弱点》，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问：“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胡适批评他们：“宋儒虽然说‘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们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贯通’的绝对的智慧，这是科学的反面，科学所求的知识正是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无上智慧。”晚清困局，十分被动，华洋冲突不断。越是这样的朝廷中，说性理者风头越足，好空谈，好讲华夷之辩，好讲血性，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一被动就激进，一保守就顽固。倭仁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他说：“孔门大路，……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我国的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而不能出烦琐哲学的范围。……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以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以外，可以说，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仅仅发生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一直到老曾与李鸿章这一代，闭着眼睛过不去了，他们身在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切肤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的一句话，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孔子不会打洋枪。”打枪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详尽“这物那物”的道理。六有了求实一念，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脚踏实地，不激不随。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让大家就“用人行政”发表意见，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倒也不糊涂，批了一个“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老曾比较实，写得很具体，认为用人之事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咸丰批“剀切明辩，切中情事”。老曾也是理学之徒，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为分，强调他的标准是“晓事”，也就是明白事理。“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他这话说得挺狠，有破瓜之快。我们做记者的，几年下来，有个变化，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像老曾说的“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则为小人”。有这样的立场，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不轻取人，不轻毁人，独立无惧，确乎不拔。他说：“故群誉群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老曾常被人批评“儒缓”，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优柔寡断”，他也自承“愚”。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是一个“好下断语”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结果。虽然愚也有弱点，左思量，右考虑，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但自认“愚”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他看书常常有疑义，写在卷首页边，日久甚至成书。加上他带兵治事，他看兵书与历史时，常与现实对应质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加上年事渐长，挺身入局之后，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风气，强分善恶。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明是非”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强分黑白、遇事激扬者，文人轻薄之习、优伶风切之态也。而吾辈不察而效之，动辄区别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七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达目的决不止”。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晓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简要，三是综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这就是他“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线索，事物的认识越细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确就是除邪，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在同质的体系中，一旦遇到障碍，就会迅速提出问题，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他在义理、考据、辞章的孔学三门之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可以看到，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扎硬寨，打死仗，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开始松绑挣脱，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八宏杰写曾国藩的笨，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这样的心志，往往难以耐住琐屑，做事不能精细如发。他转学朱子，“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对朱子，胡适有过一个评价，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他说的改邪归正，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转向“宁详毋略，宁近毋远，宁下毋高，宁拙毋巧”的世俗学问。这就是胡说的“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老曾对“笨”字有种言若有憾、实则喜之的看法：“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说天下事，无论什么，要做成样子，必须有两样，一是规模，一是精熟，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上学后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觉得头巾气重。因为在我当时的理解里，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之于身的教训，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后来才理解没有什么灵心一动、当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艺术上，也是费里尼所说，“为了逾越常规，才需要严格的秩序”。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实在是觉得没劲。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所以要想勤与恒，就从两点做起，“不讥笑人，不晚起”，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他说，一辈子从这两句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骄慢虚妄。这话谁都懂，觉得也不怎么高明，后来才觉得，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学英文时，老师说过一句话，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当时大家笑。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如磋如磨，像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往年苦思力索，几于困心横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岁在军，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写字一张，不甚间断，专从间架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之腕下。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恒”相勉，一起学这个学那个，想着能像老曾说的，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一上来都很兴奋，恨不得大步往前，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这个字是真难。难怪老曾说：“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此事万非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功夫，断不可弱。”没有这个，靠强烈的目的性，靠一时兴起，很快就放弃了。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决定成败的，不在高处，在平处，不在隆处，在污处。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耐得住烦。除此无它途。九看完宏杰的书稿，我问他：“你想过吗？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他想想说：“没有。”我说：“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一旦走上这条道路，路就永远没有尽头。在这条路上，种下的每一棵树，也许深深植下，却被连根拔起，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像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至于结果如何，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说：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运气”这一囊之中，久而弥信。这也算是命吧，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在墓前刻上“不信书，信运气”。这话里有无限心酸。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爱惜至极，后来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体制内的改良者，大都经历过这样的处境，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政府觉得你不忠诚，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总是两边都骂你，什么好也落不着。临终前两年，处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视他为奇耻大辱。在北京的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即为厚幸；一身丛毁，实由智浅不能两全，亦遂不复置辩。”百年来，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他被认为是完人，也被认为是卖国贼，被认为是圣徒，也被认为是刽子手。真与伪是大敌，真却永远两拳空空，无所依恃。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一辈子俭苦无已，随手一只青藤箱子，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没有任何精英面目，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但就靠一根穷骨头，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代代都有中国人，如梁启超那样，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为之不已，将有可时，若其不为，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风之为物”，试图把握它时，像是空无一物，试图钳制它时，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张宏杰老师的主业是研究历史，他的历史写作，被坊间誉为“合金体”：避开繁琐的细节考证，融人性、性格、事件、命运为一体，在历史线索中展示社会发展的脉搏。学者张越说，我读过的中国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严肃的”：相当学术化，无个性无情感无生命力。一是所谓“通俗的”：相当野狐禅，特爱讲政治阴谋宫廷秽闻，成全中国人民崇尚“厚黑”的阴暗心理。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价值观支撑，又有个性和趣味的表达，更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张宏杰的书属于这一类。为此，先知书店诚意推荐“张宏杰作品集”。他看中国历史，以“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解读方式，力图全方位呈现“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动因“。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人们要么被“戏说历史”和穿越剧扭曲了历史认知，要么被枯燥繁琐的历史考据消磨了历史兴趣，难得遇上张宏杰老师这样通俗而深刻的历史研究者。从张宏杰老师的历史作品里，可以读人性，读中国国民性，还可以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全方位地从世界看中国。先知书店深知张宏杰作品价值，特邀张老师亲笔签名，签名书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如果问“什么是现代人必须掌握的学科”，经济学一定名列其中，甚至可以名列榜首。经济学如此重要，不仅因为它关系到个人的衣食住行、家庭的财富积累；也不仅在于它为群体决策、政治走向做出了最靠谱的理论解释；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以下八种思维方式，为我们洞察世界、读懂人性打开了全新的视野。-1-好动机不等于好结果人是一种渴望美好的生物，常常以理想丈量世界，以道德揣测他人。但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结果和动机之间往往存在着不一致。很多出于善意的政策，常常导致极坏的结果。比如要求人们“毫不利己”的计划经济，常导致哈耶克说的，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由善意铺就。而承认人性的自私，尊重个人私利的市场经济，却带来了社会繁荣。所以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的打算。”市场中每一个公平竞争的人，主观上都是为了私利，努力提供优质产品，但是在客观上，却促成了整个社会在财富、道德上的提升。-2-只有“个体决策”，没有“集体决策”在很多人的思维中，集体是最神圣的概念，以至于他们总是相信，“集体决策”完全大公无私，没有特殊的个人利益，并且英明决断。但是经济学打破了这一思维误区导致的神话。经济学家索维尔在其名著《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指出，“集体”只是一个虚构的词汇。在经济学中，集体本身不可能思考行动，无法做决策，只有集体的掌控者才能做决策。在现实应用方面，“集体利益“如果高于“个人利益”，那么任何个人都可以被牺牲，集体对个体的损害无需赔偿。并且集体的掌控者也是人，也有人性的弱点，常常做出错误的、自私的决策，导致群体的利益受损。只有清楚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集体决策没有效率、官员总是很容易腐败”。-3-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在市场中，我们常被种种“免费”的噱头吸引，认为“免费”就意味着零成本。而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警告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凡事都有成本。在很多时候，免费的恰恰是最贵的。比如为了获得商家提供的免费机会，我们通常都要付出“时间”、“精力”，或“其它选择机会”。▲免费领券排队只有具备了经济学的成本思维，我们才可能避开那些成本高昂的“免费”陷阱，做出收益更高的选择。-4-财富源自市场交换市场经济是自由自愿的，所以人们理所当然认为市场交换是一种“等价交换”。但经济学上告诉我们，这种认识是错的。价值完全是主观的，一个人如果认为该商品对他没有价值，他就没有出价欲望。所以在市场上，比“等价交换”更准确的含义，其实是“双方都觉得自己得了好处”。比如成本1元的饮料，在路边售价2元，在火锅店售价5元，但是商家和消费者都皆大欢喜。正是由于交换的不等价，人类才会相互需要，才有了财富的产生。-5-分工产生进步中国长期沿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鼓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导致社会生产力长期发展迟缓。经济学认为，只有分工才能带来进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所提：分工提高人们劳动的熟练程度，节约了不同环节转换的劳动时间，并增加了发明新工具的可能性。因此，分工合作的规模越大、过程越精细，财富增长和技术进步的空间也就越大。有了这个认知，才能理解中国改革年代的进步从何而来：市场规模扩大、分工细化，让更多人获得了创造财富的机会。-6-自由竞争促进发展提起“自由竞争”，有人就联想到弱肉强食、贸易战争。比如很多人一度呼吁，为了“保护民族企业”，应该限制甚至赶走外资。但在经济学看来，自由竞争促成了市场的优胜劣汰，使工人和消费者获利最多。例如外资公司为了提高利润，会以高薪选拔本地人才，或是优先采购本地的原材料。同时，自由竞争也消除了所谓的“人情关系”。在自由竞争中，无论彼此是陌生人或是邻居，均一视同仁，让平等观念随之深入人心。-7-规则比道德可靠在以熟人圈子为主的社会，社会多靠道德来维持运转。因此，社会出了问题，人们总是从道德上寻找解决方案。但在经济学看来，制度比道德可靠，制度的进步就是文明的进步。比如，一个家族作坊，大家的利益冲突还不明显。但是一个公司、一个社会，利益分配不公平一定导致分崩离析。这时候，公平的奖惩制度就非常重要。掌握了这项思维，就能理解为什么很多国家盛行腐败——看似道德问题，其实都是制度问题。-8-不确定性带来机遇很多人认为，经济学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以数学公式预测经济乃至社会趋势。但事实正如哈耶克所说，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经济学只能做模式识别，不可能精准预测。正是由于世界的不确定性，经济不可预测，市场才充满各种挑战和机遇。因此，创造财富最多的，不是研究数据的经济学家，而是那些敢于承担风险、发现市场、满足市场，不断创造新产品、新技术的企业家。所以张维迎才说，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冒险事业的经营者。企业家获得高利润，不是因为剥削，而是因为他们的冒险精神和经营才能，他们创造了海量的就业和财富，是现代市场的英雄。只有具备了经济学的思维，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楚，一个人、一个国家与现代世界最大的差距，不是先天条件，也不是已有的财富和技术，而是观念秩序的差距。所以经济学家凯恩斯才会说：经济学并不是一套固化的教条或结论，而是一种智力工具和思维方式。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很多国人仍然对这些现代观念满怀偏见，更多人则是漠不关心。为此，店长荐书诚挚推荐“经济学通识八书”：朱海就《经济学通识课100讲》（签名版）：奥派经济学通识读本，逻辑清晰，简单有趣，将100节经济学通识寓于简单的故事于哲理中、激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力和洞察力，是一本快速、便捷掌握经济学常识的读本。索维尔《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两本）：美国著名经济学大家索维尔对经济学的祛魅之作，破除人们对经济学最深的误解，语言通俗，实例丰富，没有复杂公式和专业术语，在美国畅销几十年，让毫无基础的读者，也能一窥经济学门径。索维尔《这才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独家）：美国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普及读物，索维尔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化解习惯性的偏见和情绪化的激愤，提升认知和判断力，带人看穿社会经济运行的本质。张维迎《经济学原理》：北大通识课“经济学原理”配套教材，将抽象的理论叙述与现实案例结合，大量引用中国本土案例，一扫教科书隔靴搔痒之感，一览经济学全貌，获得全新启发。张是之《经济学入门50讲》（签名·钤印）：这本书从真实出发，从基础讲起，既通俗易懂，也不乏深刻。读者可用比较低的学习成本，学到真正的经济学智慧，提高对世界的认知水平。黄琪轩《政治经济学通识：历史·经典·现实》（独家）：一部融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入门经典，从五十多个现实议题出发，启发读者思考政治与经济；内容丰富、生动，涉及众多思想家与当代社会的互动。梁捷《表层的真理：当代经济学与社会》（签名版）：这是一部当代经济学与生活普及读物。探讨经济学的核心，“人如何幸福生活”。由梁文道、刘擎、高全喜、刘守刚联袂推荐。八本书由入门到深邃、由话题到系统、由正说到反说、由理论到实践，作者涵盖中西，构成了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的通识套装。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都说思想高深？完全错误！是99%的人主动阉割了大脑——相信思想高深，是当代人最狠的自我欺骗：用“搞钱”掩盖不敢思考的懦弱；用“躺平”粉饰逻辑瘫痪的窘迫；用“娱乐至死”逃避精神破产的真相；......现代人为什么普遍焦虑？就是因为思想缺位！万圣书园刘苏里老师，戳破了这个潜藏在人们心中的谎言。他在先知书店的一次专访中说：“思想其实就是常识，就是常识的精练；思想没那么高深，思想就是解决问题的想法。”“几乎全部的思想家，他的问题都是跟他那个时代，和他处的那个环境，甚至地理空间，还有他面对的日常的、社会的、Z权的、国家的等等一些具体问题而来的。”换言之：思想不是奢侈品，而是生存必需品。普通人也可以学习掌握。正是基于这个最基本的认识，刘苏里老师创办了北京的精神高地“万圣书园”，并在几年前又组织刘擎、刘瑜、王建勋、高全喜、冯克利、包刚升、陈嘉映等38位当代学者，共同解读51部不朽名作，让所有人都能领会人类文明史上最宝贵的思想。他们的成果，最终沉淀为这部通俗易懂的《思想照亮旅程·得到名家大课》。书如其名，本书堪称“当代人的精神突围指南”，以批判、反思、超越三大视角，重构人类思想的演进脉络，让读者用思想之光，照亮人生的旅程——-1-批判“标准答案”不做人造“真理”的俘虏当代人习惯于接受碎片化结论，却失去了质疑的能力。本书警示我们：真正的思考，始于对一切“标准答案”的警惕，始于挑战那些被神化的“真理”。比如，启蒙运动推崇“理性至上”，现代人也迷信“人定胜天”——但当这些东西成为新的宗教，人类是否又陷入了另一种蒙昧？这些颠覆性的解读，如同思想的X光机，让文明光环下的裂缝无所遁形，让我们不做任何人造“真理”的俘虏。-2-反思历史的教训洞悉自身真实的困境如果没有对比，我们很难看清自己究竟生活在怎样的世界中。本书则以“镜像叙事”反衬出最真实的现实世界。比如，如果你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就能明白现代社会究竟有多么撕裂；如果你了解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就能洞悉互联网时代“高科技奴隶社会”的异化逻辑。这种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让经典与现实紧紧焊接在一切，让你洞悉自身的真实困境，助力你实现思想的突围。-3-超越现代的虚无重新武装自己的精神在这个信息爆炸却思想贫瘠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场真正的精神觉醒。本书最耀眼的锋芒在于此，不仅拆解思想神话，更指引重建路径：

我生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乔治·索罗斯乔治·索罗斯20多岁怀揣5000美金入市，现在个人财富已经翻了400多万倍。他已经很老了，但他创造的财富神话将永远流传下去。◎只要不死，就有办法索罗斯年轻时为了生存做过许多工作，洗碗工、搬运工、油漆工、修理工、勤杂工、餐厅服务生、游泳池救生员......他说：“为了生存，有钱赚的事我都做过。”索罗斯说，想活是本能，能活是本事。经过小时候逃脱纳粹追捕，“在我的一生中再没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了，只要不死，就有办法。”1987年股市崩盘，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这场股灾中损失6.5-8亿美元，跌幅甚至超过大盘。他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认赔出场，低价出掉所有投资组合，然后用所剩的资金再加上融资建立美元仓位。到年底，量子基金的增长率重新回到14%，完成一次大逆转。◎打败英国央行的金融大鳄1992年秋，索罗斯旗下基金经理德鲁肯米勒认为英国政府的英镑不会贬值的许诺是嘴硬心虚，他投放了20亿美金做空英镑。索罗斯听取了他的汇报后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也成为了华尔街的名言金句——

过去半个世纪，人类的繁荣、创新和商业机会的大量涌现，几乎全部都可以归功于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到今天，我们也早已经习惯了自由市场带来的好处，甚至默认市场将会越来越自由、开放、包容。然而，市场经济并非历史的必然，如果不懂珍惜，甚至放任破坏自由市场经济体系，那么它很可能只会是封闭社会之间的一段插曲。概括而言，自由市场经济面临着三个敌人：第一个敌人破坏自由竞争的既得利益集团过去我们总是认为，资本家作为自由市场的最大获益者，会坚定不移地支持资本主义，但是这种认知已经过时。随着市场经济从万物生长的野蛮时期，进入巨头拉锯的后半程，在竞争中胜出的资本家们，已经露出了“第二幅面孔”：在自由竞争阶段，他们主动维护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秩序，并希望市场能够不断扩大自由、开放的态势，以便他们迅速成长。然而，一旦资本家赢得了竞争，变身为巨头公司，他们的最优竞争策略却是破坏自由竞争——利用资金、技术、政策等手段，将那些对市场有利，但却可能威胁到自身的竞争者扼杀在摇篮里，以便巩固自身的垄断地位。第二个敌人经济衰退期的失败者当资本主义处于兴盛期时，资本家有高额的利润、工人有大量的就业岗位、政府有不菲的税收、消费者能获得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发挥出巨大的优势，整个利益体中的多方都能共赢。然而，一旦经济进入衰退期，自由市场便暴露出了它的缺陷：大量企业陷入了经营的困境、投资人的资金不能回笼，大量工人失业在家......这些人对自由市场的憎恨，很快便会化为破坏性的行动：平时，高高在上的资本家、投资人，与贫困的工人八竿子打不着，但此时却会结成同盟，一起反对自由市场，对政府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政客们往往会选择妥协。此时会出现许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动，表面上是打着改进市场缺陷、避免未来经济衰退的招牌，实际上却妨碍了市场的有效运作。第三个敌人随时可能回潮的计划思维众所周知，苏联时代的经济已经证明了“计划思维”的失败。然而，如今却有人将其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当时有限的技术条件，他们认为现在世界已经进入AI智能时代，各种大数据足以支撑起新的“计划思维”时代。哈耶克说，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这些提倡“计划思维”的人或许出于好意，但这种思维在20世纪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若强行在21世纪推行，也必然会造成相似的灾难。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经济的主体，人的爱好、思想、目标和行动千变万化，无论算力多么强大的AI也无法完全预测和控制。企图用新兴技术手段复辟“计划思维”时代，不仅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只会把人类拖入“高科技奴隶社会”的深渊，最终让经济陷入永久的停滞。要捍卫文明的繁荣、自我的权利、尊严，我们必须要及时更新自己对市场的认知——不仅是认识到自由竞争的市场是人类当前找到的、最不坏的制度，还要清醒地认识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缺陷及其敌人，这样才能不在灾难的预兆前无动于衷，成为沉默的帮凶。已故外交家吴建民曾说，看错世界，要倒大霉。当下最大的困局就是，很多人既不了解财富创造的真正过程，又对市场经济背后脆弱的“资本主义秩序”横加指责、万般刁难。在这之前，实在应该先弄清楚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对于国人而言，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要且重要。为此，店长荐书诚挚推荐“理解资本主义”五书。资本主义不是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自有人类社会开始，就以交易、协作的方式长期存在。这套书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本质：虽然资本主义发展期间也伴随着冲突、暴力，甚至战争，但它却是私有产权、契约精神、自由市场的集合，以及与强化市场型政府共同组成的一种开放秩序，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套书写给每一位关心自由市场经济、关心个人权利与我们生活方式的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的书。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有助于洞悉财富创造的密码，守护仅存的财富与生活方式。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含独家好书）：

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就是在1917年11月7日晚上，韦伯在慕尼黑的施泰尼克书店的报告厅，主要针对的是慕尼黑的青年学生，做了《以学术为志业》的主题演讲，当时也有非常多像雅斯贝尔斯、卢卡奇和洛维特这样的重要学者在场。我们所期待的著名演讲，往往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动人辞章，比如像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但韦伯的演讲与此不同，似乎故意要抑制听众的激情，有一种格外冷峻的基调。理解这个基调，是解读韦伯这两个演讲的钥匙。▲马克斯·韦伯▌在看清真相后，仍然要有所作为韦伯自己是一个魅力型人物，他完全有能力去做一篇激情洋溢的演讲，来满足年轻人心愿，但他有意识的选择了这种格外冷峻的基调，因为他看到了当时德国思想界的危险氛围：一面充满了狂热和骚动的情绪，很容易让煽动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另一面有些人散布貌似深刻的虚无主义，使年轻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观和绝望之中。韦伯的困境在哪里？德国当时的困难局面是不可回避的，但他不想让年轻人绝望，所以他要非常小心：一方面要面对真相、不回避也不粉饰；但另一方面，告诉年轻人真相，不是让他们绝望。对学者来说，这里其实涉及到我们的学术伦理，学者最高的伦理原则就是“智性的诚实”或者叫“思想的诚实”，就是他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是多么严酷，但同时他又不希望人们被严酷的真相吓倒。如何能够同时抵制狂热与绝望，韦伯选择的方式就是做审慎的辨析，就是在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中仔细分辨什么是可为的、什么是不可为的，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不可知的，以及从它们之间的界线，最终去发现我们能够做什么。我觉得韦伯作为学者的伦理原则就是坚持“智性的诚实”，他鼓励学生去追求一种踏实的英雄主义。罗曼·罗兰说过“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韦伯心目中的英雄主义与此相近，就是在看清世界的真相之后，仍然有所作为，投身应当做和能够做的工作。▌什么是“志业”我们现在来看看他《以学术为志业》这篇演讲，他切入了根本性的大问题：在现代世界当中，学术本身还有什么意义？他说在德国有过洪堡大学这种自由大学的传统，但现在德国大学越来越像美国那样，把学术变成一项工程，变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工作。他指出学术工作外部条件的严峻性，要给那些渴望献身于学术的年轻人泼冷水。选择学术工作，投入太大，回报很少。要是把学术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太不合算了，性价比太低了。既然外在的环境是那么严峻，那么能够支撑你投身学术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源自于内心的真正热爱。于是，他就转向了对学术内在条件的讨论，对学术的热爱和激情，但这种热情不是所谓个人性情的展现、不是一场表演、不是学者对自身的那种沉湎和自恋，而是忘我的，是朝向学术本身的，接近于一种类似信徒对宗教的虔诚。这就是所谓“志业”的意思，接近于“天职”。如果学术是值得献身的志业，你有信徒对宗教般的激情奉献于它，那么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是，到这里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了：凭什么学术可以被当成志业？学术究现代人的精神危机竟有什么独特的价值以至于能够让人对抱有神圣的信念和持久的信心？学术为什么能值得你奉献呢？到这里，韦伯演讲转变了主题，从如何做学术，变成了为何做学术，这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学术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些价值听到这里，你期待韦伯会讲什么呢？应该是给出正面的理由告诉你学术为什么值得奉献。可是韦伯接下来的论述既出人意料、又摄人魂魄。韦伯没有直接讲学术的神圣价值，他首先提出的是否定性的论证，告诉你“学术之不可为”，就是学术并没有人们通常所以为的那些价值。许多流行的或者传统确认的价值，在现代是根本靠不住的。学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自己吗？可能并非如此。理智化的进程，会让人割断和宇宙秩序的精神联系，我们反而难以整体的充分的把握世界。学术或者说现代科学让这个世界变得清晰了。在此之前，我们和这个世界的联系是整体性的，而现在我们与世界割裂开来，失去了一个整体的面向，在一种局部的视野之中来看自己，我们反而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个世界。所以他认为学术没有古希腊所说的“认识你自己”这样一种功能。再比如，学术的发展能够使人获得完满的人生吗？他说，以前的人过了一生好像就享尽天年了，世界上的林林总总都见识过了，过了几十年告别世界会无憾。但现代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所处的时代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小片段，在走向人生尽头的时候，死亡不再“圆满”的感觉，带给我们生命的是残缺感。韦伯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讲起，通过一段极为凝练的思想史回顾，挑战了理智化科学的“道路”意义。科学一直被认为是通向意义、通向真善美的道路。但韦伯却阐明，现代学术恰恰是通往破碎化、通向怀疑的道路。因此，所有关于学术、科学作为道路的意向，都不过是幻觉。你想象一下，台下满腔热血的要为学术献身的年轻人，在听到这一切后会是什么心情？可能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学术还值得追求吗？所幸的是，韦伯在击碎了种种幻觉之后，仍然保留了一丝希望，他说学术确实没有以往人们所相信的那些价值，但还有三种价值依然重要。第一，是实用性的价值，能够帮助人们“计算”。学术能通过证据和分析来帮你辨析你的状况，让你更好的看清你的处境，来权衡利弊得失、控制行为。第二，学术具有思想方法的价值。各种学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成为扩展你思考的各种工具。第三，学术的一个重要价值是使人“头脑清明”。理性化和理智化已经让世界解除了迷魅，在这种现代境况下，人们秉持各自不同的信仰，你相信你的，我相信我的，学术对此无法做出高低对错的裁决。但韦伯认为，学术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一旦你选择了某种立场，你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达成自己选定的目标，你如何才不会陷入自相矛盾、才能避免事与愿违；学术也有助于我们明白，恰恰因为立场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为其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韦伯所讲的“思想的清明”。具备这种清明，人才能获得“内心的一致性”，形成完整的人格。学术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限，但韦伯相信，在祛魅之后的世界里，“启人清明，并唤醒责任感”的事业仍然弥足珍贵，值得当作“志业”去追求。▌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下面我们来谈一些背景的大问题。在志业演讲中有一段话被无数次引用。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重要的是，因为世界已经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贵的价值，已经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韦伯指出了现代世界一种深刻的困境，可以称为“知识与信仰的分裂”，这是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难题。在西方传统的观念中，真善美是一个和谐整体，发现了事实真相，也就能确立伦理的标准，由此分辨好坏对错，而且还能够确定美的本质，从而得以鉴别美与丑。韦伯说到，善的事物不一定是美的，而且恰恰因为不善才成为美。真善美是人类重要的三个精神领域，这三者之间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没有同样的理性基础，造成现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现代的困境体现在什么方面呢？这关乎生命的意义问题。我前面讨论过，在古代世界中，人们将自己的生命嵌入在整体的宇宙秩序之中，与神意或天道之类的“超验存在”密切相连，由此确立生命的意义。但经过现代的转变之后，宇宙秩序被祛除了迷魅，只剩下物理学意义上的因果规律，不再蕴含任何神秘的目的和意义。现代人失去以往安身立命的根基，而又无法依靠现代科学来重建意义的基础。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陈述，而无法回答人应当怎样生活这样的价值判断问题。这就是所谓“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人应当信奉什么、应当怎样生活，最终只能依赖个人的主观选择，而这种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正如韦伯所言，“个人必须决定，在他自己看来，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现代多元主义的困境由于信仰无法获得理性的客观根据，人们信奉的终极价值多种多样，而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无法通过知识或理性辩论来解决，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有的人是追求名利地位，有的人追求商业成功、也有人献身公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理想。我们有了许多选择，但我们没有确定无疑的选择依据。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反讽的现象，现代社会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又有很强的趋同特征。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终极目标的判断和选择会有很大的负担，我们倾向于悬置这种选择，我们认为可以先选择实现目标的工具手段。这很奇怪啊，你的目标还不清楚，怎么会知道什么是工具手段呢？有一样工具好像是通用的，似乎可以服务于一切目标，你肯定猜到了，那就是金钱。大部分人在终极价值难以确定的时候，会觉得无论终极目标是什么，金钱总是有帮助的。所以，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在追逐金钱这一点上，又非常趋同。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做“财务自由”，这是一种很诱人的小目标。先苟且一下，然后就有“诗和远方”。但财务自由这条路实在很漫长，非常漫长。而且财务自由的标准是会升级的，现在你还是学生，野心不大，心想一年能拿到20万就财务自由了，等你拿到20万的时候，可能就会期待200万，甚至更多。但通往财务自由之路的过程，会塑造你看待世界、看待终极目标的方式。因为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主要是受工具理性的支配，效率最大化，成本收益计算，性价比最优，诸如此类。而终极关怀是困难的问题，我们就不停地把他延宕、推迟决定，最后自己的理想，所谓初心慢慢被磨损，变得难以识别，最后呢？最后大家都变成了爱钱的人。最后，金钱似乎就有了“诗意”，更多的金钱变成了向往的“远方”。▌如何拯救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世界的祛魅是难以逆转的现代变迁，而现代科学或学术在根本意义上无法为宗教信仰辩护，无法解决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这超出学术的有效性边界。跨越这种边界的企图，都是对“智性的诚实”的背叛。韦伯相信，逃避或掩饰现代的困境是精神上虚弱，我们必须接受的这种“萧瑟命运”。他信奉尼采的名言，“一个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其精神强度的检验”。个人要为自己选择的人生信仰负责，政治家要为自己行动的结果负责，而且无可推脱，责无旁贷。担负这种沉重的责任，需要强健的精神意志，一种英雄主义的品格。韦伯承认主观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观”并不完全等同于“任意”或“武断”，学术滋养的“思想的清明”在此能够发挥不可忽略的作用。学习神学知识，当然会有助于个人选择和实践宗教信仰，把握广博的政治学知识也必定有助于政治家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虽然知识不能代替最终的信念选择或政治决定，但抉择却因此不再是单纯的随心所欲，负责也不只是意气用事。在我看来就是，以强健的精神和清明的思想，直面这个没有绝对凭据的世界。韦伯以自己一生对学术的奉献，抵达了思想清明的最高境界。于是，健全的心智结合强劲的英雄品格，构成了韦伯独有的精神气质。正如大哲学家雅思贝斯所描述那样，韦伯不必诉诸幻觉，就能将自己内心的极度紧张与外部生活的多种矛盾，综合在统一的状态之中，保持精神上的宁静。现代的人的精神危机与多元主义困境不是一天形成的，这种危机与困境真实的发生在每一个现代人身上。在这样的世界中，每一个清醒的现代人都面临选择：是得过且过的继续随波逐流，还是以强健的精神和清明的思想，直面这个已经破碎不堪的世界。如果选择后者，那么韦伯就是绕不开的思想里程碑。他标志着现代思想的成年，他完成了两个无可替代的任务：1.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8年前，后来断货至今，二手书长期溢价。本书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社会学文库”的重磅之作，编委会阵容非常强大，每一位都是中国社会学界响当当的人物：丛书主编郑杭生先生是中国社会学名誉会长，他说，这套书的重点在于：要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世界社会学的新发展和走向有所把握。遗憾的是，本书出版当年郑先生就因病去世。其他编委会成员，如李培林、孙Li平、郭yu华等人，他们的专业度和影响力，更是无需赘述......本书主要执笔人李路路，是社会学博士，也是含金量最高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深耕中国社会学40年，特别擅长社会结构分析。如果说8年前，本书的价值主要还体现在学术界，那么，在阶层固化现象严重，人口生育问题、城市化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经济社会剧变的今天，本书无疑是透视当代社会真问题的案头书。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十年后，为何一边流行“躺平文化”，一边却对“资本家”摩拳擦掌？过去三十年，通过教育、城市化、创业等途径，实现财富和阶层跃迁的历史，为何被按下了“暂停键”？……看懂以上社会问题的本质，都绕不开“阶层结构”。然而，以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很多还停留在诸如《包身工》这类文学作品中；对阶层结构的分析，还停留在以仇恨，甚至斗争为主旋律的阶级理论。显然，这些东西早已不适合分析今天的阶层问题，也没有触及阶层结构的核心。这本《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了社会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新涂尔干主义、新李嘉图主义等范式，提出了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新视角——权力/**阶层框架。本书认为，阶级不是简单的等级秩序，而是一种关系型的存在，把一个社会简单地分为若干阶层没有多少意义；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根植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制度之中......由此出发，读者可以跟随作者的思路，从宏观和微观两大视角，一步步深入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更深层次，看清中间社会阶层的政治功能、转型期的分配不公与冲突、国际视角下的公平观念等重大议题。书中以大规模社会调查所提供的真实数据为基础，一步步得出可靠的结论，方法严谨，逻辑清晰，理论扎实、内容丰富，非常有助于认知社会的复杂、残酷以及中国的独特性，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论，极具参考价值。读完这本书，可以极大提升透视中国阶层结构的能力；掌握书中的理论工具，犹如炼就一双“火眼金睛”，大多复杂社会现象将会变得一目了然，可谓一通百通。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吴愈晓：该书不仅“全景式”地介绍了分层研究领域的历史脉络、重要理论和前沿发现，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中国当前的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有深入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骏：《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以其理论创造性、分析系统性、结论新颖性和领域交叉性，成为观察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中国社会分层及其研究进展的透镜，进而为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新常态之下的社会结构变迁奠定了基础。无论您是专业学者、社会精英，还是大众读者，都可将本书作为理解中国阶层结构的案头书。经与出版社通力合作，绝版多年后复活，且内容无任何删减，先知书店独家发售。现货数量有限，感兴趣的书友不要错过，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对“勤劳”的认知，有很多人仍然停留在“天道酬勤”“劳动最光荣”上。然而最“骨感”的现实却是，许多人勤劳一生，却从来不曾富有。为什么会这样？事实上，关于“勤劳”，以及和劳动直接相关的“财富”等看似浅显的概念，在人们的认知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错误。比如下面这五个。▌错误认识一：劳动创造了人类文明“劳动创造人”的理论，至今快七十年了，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其实这是错的。所有的动物都要劳动——它们为了存活必须觅食，这就是劳动。有些动物为了获取食物甚至要流血、拼命。但从古到今，没见过哪只猴子或老虎变成人。是什么让人成为人的？不是劳动，是理性。人的劳动是需要思索和强制的理性行为，劳动之前先要想活该怎么干，怎么才能少出力、多出活，各种步骤都要预先考虑好。劳动不仅需要理性，还需要经验，有些劳动看着比较简单，但那也是人类长时间积累出来的。用什么积累出来的？理性。尤瓦尔·赫拉利说，人类懂得分工合作，懂得建立规则。为了实现更高效的交换，人类创造了货币符号。为了维持长治久安的公正规则，人类创造了政府。这种强大的虚构能力（理性），是其他动物都不具备的。动物的劳动都是直截了当而简单的动作，不会考虑方法步骤，只是完全的本性行为。正因为不存在理性，一只猴子哪怕辛苦劳动亿万年，也不可能变成人！▲火的“发明”不是靠勤劳，而是靠理性和经验▌错误认识二：爱劳动是人类的天性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这两个词大概是批评一个人贪图安逸享乐，逃避劳动时最常用的词了。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爱劳动是人类的天性”。但事实是，人类的绝大多数劳动，都是被生活所迫。如果吃穿不愁，什么都是现成的，极少有人愿意出力受累地劳动。告子说过“食色性也”，承认人类天生追求安逸的愿望，才是尊重人性的善举，是实现幸福生活的前提。“逸”和食色一样，是人的基本需要，夏避暑，冬避寒，活得舒适些不是罪过，否则，怎么会有劳逸结合这个词呢？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黄宗羲就说过，“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是说好逸恶劳是人之常情，既是人之常情，当然就是本性了。爱劳动不是本性，懒惰才是人的本性。我的同事千字君说：人之初，性本懒。而每一次技术进步，都是为了让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好地享受生活。人类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不是得益于劳动强度越来越大，恰恰相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今天人们追求的所谓“财富自由”，其实质就是不用劳动、生活质量也不会下降。有句话说得好，“文明是懒人发明的。”正是因为好“逸”的天性，人类才发明了替代四肢的动力机械，发明出替代大脑的智能机器人，“好逸恶劳”并不可耻，反而是推动人类发展、享受更美好生活的强大动力。▲机械的运用，可以让人很“轻松”地完成以前需要大量人力的工作▌错误认识三：企业家靠奸诈和剥削不劳而获“老板或者商人，很少参加劳动，但却赚钱最多，因为他们奸诈，剥削劳动者。”这一错误观念从两千年前的重农抑商时代延续至今。表面看来，企业家很少参与体力劳动，没有像农民一样辛勤耕作，也很少与工人一起炼钢、造纸或者打磨家具，甚至很多“脑力劳动”企业家也没有参与，比如，图纸设计、原材料的引进、商品的营销计划，等等。然而，企业家真的是多余的吗？当然不是。事实上，没有企业家，就不会有企业的建立，“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连劳动的机会都没有。企业家的职责是，发现市场需求，并配置各种资源将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生产出来。或者说，企业家的职责，不是劳动，而是“发现需求、并有效配置资源”。企业倒闭，不少人认为只是老板的事。然而，这是关乎所有人的大事。因为企业是经济组织的基本细胞，企业出问题了，意味着经济出问题了；经济出了问题，下一步必然是大规模的失业、财政困难、社会动荡等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但，每当灾难过去我们常常会忘记这些教训，继续仇视企业家。而一个国家的进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企业家们所创造的财富。正是因为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和智慧，是多数人所不具备的，而企业家的获得高收入，就是市场支付给他们的报酬。世界上唯一可以“不劳而获”的只有贫穷，唯一可以无中生有的只有梦想。因为劳动不一定是“挥汗如雨”，也不一定就是“伏案疾书”，劳动创造是人类特有的文明行为，因此，我们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创造，而非单纯的劳动。张维迎教授说：企业家是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是技术创新、财富创造的先驱，市场上所有的人都要搭他们的便车。▲1920年代福特生产线在生产T型车，由于采用了装配流水线，1925年达到每10秒钟生产一辆车▌错误认识四：“投机取巧”地赚钱不道德市场中，很多人不亲自参与生产，仅仅依靠资本运作就能赚取高额利润。这种看起来空手套利的“投机取巧”，被很多人看作不道德的“无本生意”。其实，这是对金融的误解。有钱但不会投资，只能叫守财，有能力，无资本却只能无奈。正如一条鱼，在普通人的手里，仅仅只是一条鱼，而在企业家的手里，可能变成观赏的作用，可能被拿来交换其他物品。正是因为企业家具有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资本天生逐利，在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中，钱会流向有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的人手中，他们会用这些钱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而如果没有一个活跃的、有创造性的金融市场，整个经济将走向僵化和衰败。可见，智力才是最高的成本。经济学家滕泰将它称作“软价值”。软价值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并不是新的领域，事实上，不仅卓越的投资眼光，一个代码、一种比特币、一部好莱坞大片，一场思想盛宴，都是软价值。传统时代，我们的财富观更多是一种“物质财富观”，与之对应的是硬价值——即我们只看重那些由劳动创造出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而忽略了软价值，那些靠智慧，而非简单劳动创造的财富。“投机取巧”地赚钱，只要合理合法，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一个人若不能破除这层心理障碍，就很难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软价值。▲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实施素质教育必须从三个关键问题抓起，即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必须转变保守的教育理念树立独立与自由的素质教育理念独立、自由与素质教育有什么关系呢？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而独立、自由是发明创造的前提。在教育史上，最早提出自由教育思想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自由教育是“自由人”的教育，在闲暇生活中进行理智活动，从而使人的个性、心灵、智慧得到解放和自由。几乎毫无例外，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都是主张自由教育的。英国著名神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约翰·亨利·纽曼是19世纪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根据他的一系列演讲，于1852年编成了《大学理念》一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自由教育理念。他认为大学教育应为自由教育而设，以心智训练、性格养成和理智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为了获得狭隘的专业知识。纽曼的大学理念代表了一种经典自由教育哲学的思想，具有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为什么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呢？这是由教育的特殊功能所决定的。就大学而言，最根本的是培养人才和从事原创性的科学研究。首先，就培养人才而言，育人与造器完全不同，造器是依照图纸或标准的模具，放在流水线上进行标准作业，制造出毫厘不爽、规格相同的产品。然而，育人就根本不同了，每个人的智质是千差万别的，各人内在的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其次，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探索未知，涉足无人进入的疆域，创造未曾有过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理论。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发扬自由的科学精神，允许质疑，允许争鸣，保护科学上的“异端邪说”，支持冒险精神，为科学上有价值的失败唱赞歌。须知，任何伟大的科学发明，最初都是源于个人的新创意，而这些创意都只能在无拘无束、自由的环境中萌发。无数的科学发明创造都证明，创造性的成果只能诞生在自由的园地里！改革以知识为中心的课程体系设计新的课程大纲，以启迪智慧为目的人类历史虽然是从低级向高级社会发展的，但教学不能从最早的学说讲起。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3000多年，如果到了1万年，那我们需要多少时间来讲授呢？例如，教物理学必须从牛顿三大定律开始，教化学必须从道尔顿原子学说起步，教历史必须从原始社会开始，教文学必须从先秦开始，等等。这既是让大学生对教学感到乏味和产生反感的原因，同时又极大地浪费了教学资源。我国教育的保守性主要表现在对待知识上，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把掌握知识的多寡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古时强调“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博闻强记”、“熟读四书五经”等，而现代是以追求高分、高学历、高学位、上重点、考名校为目的。其实，这一切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智慧与能力。爱因斯坦就尖锐地指出：“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鲜明的辨别能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是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英国博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也认为：“一些学生的愚笨十之八九是灌输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因此，我们必须摒弃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教育，转向以启迪智慧为目的的教育。学习的本质是获取隐藏于知识背后的智慧，而智慧的获得是通过“体悟”，所谓体悟就是静思、反思和反复地揣摩，是一连串不断的自学、自问、自疑和自解的顿悟过程。

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唯有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引起日韩政界、商界、学界震荡，中日韩知识分子集体打CALL。国家首相与她高端对谈，她还因此获得意大利国家勋章。

人类自诞生国家以来，比各国的崛起和衰落更难理解的，是各国的富裕与贫穷。为什么葡萄牙、西班牙很快从富转贫，而英国长期富裕且成就了工业革命？为什么美国可以持续两百年的繁荣，至今不衰？为什么日本、韩国、新加坡能够快速致富，而其他国家却陷于“穷者愈穷”的诅咒？可见，“国富国穷”这一难题，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既是区域的，又是世界的；既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又令很多人迷惑不解，以至于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说道：“一个人一旦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无暇他顾”为了解释“国富国穷”的历史规律和发展逻辑，许多大师学者都有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总结下来，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地理决定论常识告诉我们，但凡自然资源丰富、地理环境优越的地方，经济总是很容易发展，比如中东石油富国、港口优良的荷兰、矿产丰富的澳大利亚，经济都很发达。这就引出了国富国穷的第一种理论——地理。历史上很多思想家，都看到了地理环境对经济的重要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就曾讨论气候如何影响各地人民的性格，进而形塑法律，影响经济。“地理决定论”在当下代表，则非贾雷德·戴蒙德莫属。在其名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主张，相比美洲和岛国，欧亚大陆沿东西方向，纬度大致相同，因而气候类似的区域明显多于后者，人群、家畜、作物以及农业技术，更容易在相邻的人类聚居区内“横向”传播，因有更多的贸易交换、生产剩余，因此促成了最早的古文明。在其后续作品《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戴蒙德从地理角度进一步解释了现代非洲为什么还是很落后——热带国家，土壤难以保存营养，致使农业生产率相对低下；气候湿热，导致极高的致病率和死亡率。可见，地理环境在人类文明演变中，绝对是导致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第二种：制度决定论地理的作用显而易见，然而地理决定论面临着一个致命问题。地理环境在几千年时间里基本不变，但百年甚至更短时间，一个社会的繁荣与贫困，经常相互转换。地理环境极为相似的国家，贫富差异也常常巨大。戴蒙德在《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就发现：环境毫无二致的韩国与朝鲜、西德与东德、多米尼加与海地，富裕程度相差巨大。这就引出了第二种解释——制度。制度解释的扛鼎人物，非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莫属。诺思在其名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认为，历史上的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的贵族、教士以及后来的商人等权势精英，屡屡结盟抗衡君主，最终形成了制约君主权力、保护民众私权的限政法治。当“权力受限”制度化以后，产权成为了重要的基石，民众得到了创造、合作和交换的自由；国家也更能做出可信的承诺，大大提升了国家能力，可以保障和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这都是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从经济学思维方式出发，制度的解释相当自然：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在权力真正被关进笼子的法治社会，产权才能得到保障，人们也才有激励进行长期投资和发明创造，让经济有增长的可能。比如从梅因到哈耶克都注意到，是西欧率先完成了法律体系“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随后那里的经济引擎就开始加速。在当下，阿西莫格鲁、德索托等思想大家站在前人的肩上，进一步细化了“制度决定论”。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阿西莫格鲁认为，经济制度可以分为两种：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包容性制度能够吸引所有人来参与经济发展，其要点就是保护产权，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对知识、技术的投资，而且让更多人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对照，就是明证。在《资本的秘密》中，德索托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认为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建立起“把资产转换为资本“的机制，导致很多人手中的资本成为僵化、不可交易的资本。在拉美、非洲，乃至中国农村，都是如此。人们常说，好制度可以使魔鬼变成天使，坏的制度可以使天使变成魔鬼，就是这个道理。第三种：文化决定论对制度的讨论，经半个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似乎已尘埃落定，很难推翻。但人们依然不禁问道，为什么是西欧先迈出了有限政府的第一步？而亚非拉的很多国家，至今无法达成法治共识？为何一些国家的转型会戛然而止，甚至重回封闭？这些问题都是制度决定论无法解释的。▲土耳其反美游行第一位系统、深刻从文化角度讨论经济问题的，非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莫属，至今仍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韦伯主张，高举“因信称义”的基督新教，特别是受加尔文影响的英美清教徒，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代言人。清教徒认为，被上帝拣选是有迹可循的，保守的信徒会通过积极的性格和行为，表现他们心灵的质量和命运的本质。因此，新教造就了一种新人——理性的、有条理的、勤奋的、讲求实效的人。在新教出现之前，这些品德并不常见。新教使这些品德在它的信徒中间普遍化，新教徒彼此之间以它们作为衡量的标准。他们以新教文化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勤奋、诚实、严肃、节约金钱和时间，财富则是信仰的副产品。新教国家不仅带来了资本主义秩序的兴盛和扩展，也使其他国家的人开始挖掘本民族类似的优秀文化因子。比如20世纪下半叶，儒家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崛起后，以余英时为代表的东方学者，参考韦伯观点，认为亚洲的发展秘诀，要归功于孔孟儒学熏陶出了大批勤奋、恪守信用、习惯服从安排的劳动者。百年来中国人对“国民性”的大讨论不断，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国学热、全世界的宗教复兴，都是对文化作用的重新思考。事实上，除了上述三种理论之外，还有人提出了“种族”、“偶然”、“英雄”等理论。正如《国富国穷》一书所说，世界是复杂的，知识是无穷的，国富国穷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可以构成一座图书馆，想用几个简单原因加以解释，是不现实的。然而国富国穷的讨论，对于当下的我们却很重要。任何想要提升智识、清醒决策的人，都应该从不同的视角考察这一难题。为此，店长荐书诚挚推荐“国富国穷”八书。提纲掣领、比较视角下的《国富国穷》《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站在地理视角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站在制度视角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资本的秘密》；站在文化视角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站在全球视角下的《国家的贫困与繁荣》。八本书可谓是一套系统、全面、结构化清晰讨论国富国穷的绝佳套装。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秦晖，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本文根据秦晖老师2017年的视频课程《21世纪全球化危机》中的观众问答内容整理而成。文章标题为编者所拟。观众问：秦老师，您在课程上提到您本人是不喜欢特朗普的，您为什么会不喜欢特朗普，具体在哪些方面？秦晖：我的确是不喜欢特朗普，但是我并不只是从个人视角来不喜欢特朗普这个人的。我觉得特朗普现象可以被理解为，在当前全球化危机下，西方普遍找不着北的一种感觉。在这种感觉之下，西方出现了很多在以前的常规政治中很难出现的现象，英国脱欧就是这样的例子，特朗普现象也是这样的例子。这个例子的本质，与其说是一个坏人，一个叫特朗普的坏人，做了一大堆坏事，不如说美国人或者说西方，在面临一系列新问题的情况下，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应对方式。对于这个情况，特朗普有很多做法，我觉得是非常不对的，至少我觉得是很臭的招数。比如说，他一上台就退出TPP(小编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文Trans-Pacif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