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正义？亚当·斯密认为，所谓正义，就是让一个人获得他应得的东西。让义人得到应得的尊严，让不义之人得到应得的惩罚。这就是最基本的正义。其中的关键词是“应得的”，如果惩罚过重，比如抓住小偷就砍手，那也就背离了正义的原则；如果让没有什么过错的人遭受惩罚，那就毫无正义可言了。公平、公正，是正义最基本的内涵。而法律则是保障正义得以实现的最有力武器——虽然它本身也永远无法尽善尽美。▌何为良善的法律？法律，归根到底是人的法律。它存在的目的，不是建立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而是让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有力的保障。真正的权利，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权利；真正的自由，是受到法律保障的自由。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说：“人民的幸福是至高无上的法”。法律的首要目的，就是维护人们的权利和自由，维护社会的正义。良善的法律，让一切权力在规则下运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对应，人民应当遵守、维护法律。对一国、一民族来说，普遍的法律精神至关重要。通晓法律常识，理解法律精神，是现代公民的一堂必修课。▌法律重要，解释法律的方式更重要埃德蒙·柏克认为，法律的基础有两个，而且只有两个——公平和实用。要保障社会的正义，仅有死板的法律条文是远远不够的，很多时候，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比法律本身更重要。错误的法律解释，常常会违背立法的初衷。一个公正的法律条文，应当有明确的对象和范围，尽量避免在实际操作中产生过多的解释。正如托马斯·莫尔所说：“凡是解释越简单的法律，也就是越公正的法律。”如果一条罪名包含的范围过于宽泛和模糊，那么它就会成为“口袋罪”，任何事、任何人都可能被装进去——这时，法律已然失去了它的意义，回到了“人治”的老路上。▌对一个人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法律与体制紧密关联。比如，专制的根本特征就是权力失去制约，既无法律又无规则，这是立法失败的结果。权力恣意妄为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法律和正义皆失的社会。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制度只有在它能确保个人的幸福和尊严时才有价值。”法律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导向，每一个案件都可能关乎所有人。对遭受不公正审判的案件进行关注，本身就是对法律和正义的支持，也是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为权利而斗争，权利才能永存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是一天就能完善的。孟德斯鸠认为，法律与自然地理环境、宗教、风俗习惯、人口、贸易等多种因素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实，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一：所有这些因素最终影响的是一国、一族的法律精神。从立法到执法，反映的都是一个民族法律精神的真实水平。人民敢于为权利而斗争，是完善法律的重要反馈过程。没有这样的反馈，法律就是自上而下的法律，是死的法律，是注定会酿成悲剧的法律。权利来自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此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你的权利从哪里来？》一书作者德肖维茨认为，权利来自于人类对过去经历的暴行磨难的反思，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人类创立和积累起权利体系来抵抗恶行的侵袭。而为了实现这一点，权利也需要人类倍加珍视和维护——为权利而斗争，权利才能永存！然而，法律精神、法律常识教育严重缺失的当下，愿意学习、了解和运用法律、法规的人并不多，真正懂得法律和法治、文明之间关系的人就更少了。多一个人了解法律的意义和内涵，多一个人敢于为权利而斗争，这个社会才能多一点公平和正义。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五部容易入门、还极具含金量的法律相关经典——《你的权利从哪里来？》《穷人能否获得公正审判》《信息、信任与法律》《刑法学讲义》《法律、立法与自由》。其中包含曾改变美国宪法史的经典案例，更涉及经济与社会、权利来源、法律通识，以及法律与自由的关系等重要议题，让读者可以通过多个角度理解法律的精神。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含独家好书）：

旷世巨著《世界文明史》（也译为《文明的故事》）的作者威尔·杜兰特曾说：如果文明传播的过程被打断一个世纪以上，文明就会死亡，我们又会重新变成野蛮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历史并不总是进步，它也经常倒车。历史上许多文明的崩溃也绝不是一夕之间完成，大厦将倾之时，必有种种征兆。征兆一集体性的自大与狂热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历史上太多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一战前的沙皇俄国，还是向十一国开战的大清国，无论是二战前的希特勒，还是二战中的东条英机，自大与狂热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崩溃与灭亡也是他们共同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在“七宗罪”中，傲慢之罪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因为，傲慢是人类堕落的开始。所以杜兰特认为，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我们首先要学会的就是谦逊。征兆二竞争与选择逐渐消失杜兰特说，“生命即是竞争，生命即是选择”。我们受进化过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竞争与选择，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个进程，是确保文明推陈出新的一大动力之一。然而在某些地区，人们却用体制安排代替了竞争，规定某些人可以上学，某些人不能上学，某些人可以经商，某些人只配消费......这让人们失去了选择的自由，更让整个社会失去活力，文明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征兆三以斗争和封闭代替合作杜兰特说：“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区别只在于贡献多少而已。有的地区社会总是很开放，合作总是很普遍，他们社会进步就会比较快，对文明的贡献自然也更多。有的地区则相反，社会总是很封闭，彼此之间更缺乏合作，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不在的斗争和倾轧，拒绝向外界学习，抵制所有外来的东西。这样“闭门造车”的地方，文明注定“水土不服”，如果“土壤”本身不改变，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征兆四精神和道德水平集体衰退历史本身之所以能大体上不断重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的天性像地质改变那样缓慢，一代又一代人过去，国民的性格却并没有多大改变。无论怎样改朝换代，导致上一次社会崩溃的人性因素，往往也能导致下一次社会崩溃。杜兰特说：“社会的基础，不在于人的理想，而在于人性。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如果一个国家国民整体的精神和道德水平持续处于衰退之中，那么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必然会倒退。征兆五激进主义大行其道杜兰特说：“社会进化，是习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过程。那些抗拒改变的保守派，与提出改变的激进派具有同等价值——甚至可能更有价值，因为根须深厚比枝叶繁茂更加重要。”可惜的是，人类历史上却一次次陷入狂热的激进主义之中。“法国大革命”就是最鲜明的例子。为了追求所谓的“博爱、平等与自由”，法国人砸烂了一切传统，最终换来的却是长期的动乱不安。这种思潮还传遍了全世界，遗毒至今。征兆六用暴力手段平均财富杜兰特说：“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不同的财富再分配方式，会对文明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借助于法律的、和平的财富再分配方式，对文明的伤害有限。但采取暴力手段“杀富济贫”“平均财富”的行为，历史上并不罕见，在某些地区还会反复上演。当任何追求财富的行为都变成一种犯罪时，人们就会掉进集体贫穷的陷阱，实现奴役式的平等。征兆七强制推行乌托邦主义乌托邦主义通常向人们许诺最美好的未来：全能的政府、充分的福利、平等的社会……后世的人们常常相信，乌托邦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然而杜兰特却以雄辩的史实证明：乌托邦的冲动，一直深埋于古往今来的人性之中，因此它会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而那些为了实现“人间天国”的理想，强制推行“乌托邦”的行为，不过是把所有人当成社会实验的“小白鼠”，带来的也只有匮乏、混乱、腐败和大屠杀……如果失去文明，我们必定重返野蛮之中。以上文明倒退的七种征兆，总结自威尔·杜兰特所写的《世界文明史》。这部巨著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在杜兰特的笔下，过去不再是一个恐怖陈列室，而是变成了一座英灵的城市，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那儿有无数的圣哲贤明、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他们谈笑风生，有说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世界文明史》足足1500万字，从书中任何一页开始读起，都会遭遇文明的光辉。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中感知人类文明的美妙和伟大，并以此反思自身。这不是一时能啃下的书，却是有任何世界史问题时，都可以去翻阅的经典巨著，堪称“读懂文明、传承文明的首选之书”。正如作者所说：“如果一个人很幸运，他便能在去世之前尽可能多地收集他的文明遗产，将其传给他的子女。到了弥留之际，他也会感激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因为他知道：这是养育我们的母亲，这是我们永恒的生命。”《世界文明史》在国内也被译为《文明的故事》，是荣获美国普利策奖的传世经典，更是全球2000万家庭的收藏首选。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独家好书）：

27岁开始创作，37岁结束生命，短暂而坎坷的一生却留给了世人永恒的艺术宝藏：864幅油画1037张素描150幅水彩和不计其数的手稿。如果要在浩瀚的艺术史中，找寻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来疗愈世间所有的伤痛。那这个人的名字一定是——凡·高。他生前曾有一个心愿“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一家咖啡馆展出我自己的作品”。然而，凡·高一生中过着清贫甚至窘迫的生活，唯一的支持来自他弟弟。一辈子没朋友，好不容易遇上个知己高更，最后却“分道扬镳”。因为孤僻抑郁，一度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他曾对弟弟提奥说：“对不起，我没能创作出一幅可以卖出去的作品。但我真的不知道错在哪里。”这些所有的不幸，都在他笔下化为最激情洋溢的美。▲《有围栏的麦田和初升的太阳》正如凡·高自己所说：“当我画一个太阳，我希望人们感觉它在以惊人的速度旋转，正在发出骇人的光热巨浪。当我画一片麦田，我希望人们感觉到麦子正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放努力。当我画一棵苹果树，我希望人们能感觉到苹果里面的果汁正把果皮撑开，果核中的种子正在为结出果实奋进。”他的爱，他的天才，他所创造的伟大的美，永远存在，丰富着我们的世界。1888年，凡·高离开喧闹都市，只身来到法国南部的田野。立刻陶醉这明丽的一望无际的原野中。自然的色彩竟然有这样绚烂，他被眼前的美景震撼了。当地人非常好奇，这个人每天太阳升起背着一捆画布和颜料奔向田野。▲《教堂外的田野》人们看到他的时候，都交头接耳：疯子来了！没人知道，众人眼里的疯子，就是人类世界最伟大的画家凡·高，就是这个时期，就是这片美丽的田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油画作品诞生了。他的弟弟提奥不仅是凡·高生活上的唯一资助者，也是艺术上的唯一支持者。提奥始终认为哥哥的作品是一流杰作，他把凡·高的画作都非常小心翼翼的收藏。100年以后，疯子的《向日葵》以42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没有胡须的凡·高》以7150万美元天价成交。今天，凡·高的家乡，荷兰的小镇，公路两旁边连绵数百里全种上向日葵，每年大批为凡·高而来的世界各地游客，来纪念这位给向日葵注入了艺术血液的伟大画家。▲《向日葵》正如毕加索所言：希腊人、罗马人、文艺复兴人皆在规则中作画，自凡·高始，每个人都做自己的太阳。陈丹青曾说：“凡·高最吸引我的，是他的憨。”吴冠中谈凡·高：“他扑向了太阳，被太阳融化了。”梁永安：读凡·高，最大的意义是解放自己。他的人生，是我们每个挣扎与彷徨阶段的写照。一个不愿妥协，坚持要按自己意愿活下去的普通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凡·高，都有一个星夜。即便一个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站在他的画作面前，也会为之身心颤抖。凡·高的画，为何有这种魔力，能让每个撞见的人，都深受震撼？在这套《凡·高·高：追梦赤子心》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这部8开本、重达8公斤的艺术巨作，完整描写了凡·高坎坷而短暂的一生，包含了凡·高几乎所有著名画作，由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的专家团队与印刷团队共同校色，欧洲进口哑粉纸上的超大画面完美呈现了凡·高画作里灵魂的燃烧。凡·高作为一代人的精神偶像，青年时我们只能通过杂志上零星见到已经算奢侈。而如今不到一张门票钱，就能足不出户逛无数次凡·高展，时时刻刻沉浸在他的艺术世界里。珍藏那个人人都知道，人人又都不完全认识的伟大灵魂。凡·高把一片赤诚之心全部献给艺术，他的一生就是艺术。读他的人生故事，欣赏他的画作，可以使人超然于日常生活的琐屑局限之上，进入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又可以使人重返现实世界，以更高的美学视野来重塑现实世界，让生命变得纯粹。感兴趣的书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凡·高：追梦赤子心》（刷边版）（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凡·高、莫奈——两位艺术巨匠作品集）：

有人曾说，得罪谁，都不要得罪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手上，握有评价世间万物的权力，即便权势如帝王、元首；神圣如教宗、牧首，也终有一天要在他们的笔下“屈服”。因此，尊重读书人、敬畏知识分子，成为了古今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崇拜乃至神话知识分子也就成为了一种常态。然而，事实上，作为观念处理者的知识分子，造就的观念罪恶同样罄竹难书。以至于乔治·奥威尔不无讽刺的说道：“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某些知识分子才会相信它”。▲乔治·奥威尔而在现代社会，传媒高度发达，使知识分子有了更多发声机会，直接将他自己所谓的见解、思想传递到给芸芸众生。于是有关知识分子的神话，更是愈演愈烈。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通货膨胀，想必大家对这个概念都不陌生，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的钱袋子。资本积累是财富之源，但是通货膨胀却阻碍了人们积累资本的速度。一旦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不仅大多数人的财富会严重缩水，甚至普通人的生存都会成为问题。那么，通货膨胀究竟是怎么引起的？又该如何医治通货膨胀？对于这些问题，不仅深入思考的人不多，还极容易被电视上的某些专家所误导。“电视是富于戏剧性的。它使人激动，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然而我们还是认为，书籍是更有效的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具。一本书的作者可以深入地探讨某些问题，而不受嘀嗒作响的时钟的限制。读者可以停下来思索，可以回过头来再看没有弄懂的问题，而不会被电视屏幕上不断变换的情景所激动，注意力也不会被分散。”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写在《自由选择》这本书中的一段话。本书中，他还专门用一章集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对策”，其中谈到了通货膨胀的5个真相，精简而深刻——1.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你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吃饱了没事干，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也许有人觉得这个问题太奇葩，充其量只是一个笑话；但事实上，当下的我们，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的欧美国家，就始终生活在这样一个“笑话”之中。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大师级人物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早在1970年代就深刻思考了这个看似奇葩的问题，并就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新理论——“后物质主义”；他还在最新力作《文化的演化》中，对这个理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延伸。所谓“后物质主义”，就是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后，人们从基本的物质需要中释放出来，价值观逐渐发生转变，并带来了一整套文化变迁，人们更注重‌自尊意识、‌自我表达、‌个体发展、‌生活质量和‌环保观念等非物质方面的需求。说白了，就是有无数人吃饱了没事干，开始追求各种各样的精神生活。这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整个人类社会层面上的体现，是人性需求的必然结果。英格尔哈特的这个理论，就像一架人类社会的X光机；有了它，我们可以透视许多现代世界的复杂现象，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比如，人们经常能在公益广告中看到的“低碳生活”倡导，实际上就是“后物质主义”的产物。在世界范围内，这种环保观念甚至形成了‌“低碳党”‌，极力倡导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生活方式，并向世界各国政府施压。格蕾塔·通贝里这样的生活方式本身并没有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环保观念却催生出了一些激进环保主义行为。例如，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几乎反对世界上一切温室气体排放，仿佛人类活着就是一种罪；一些环保分子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反反复复毫无逻辑地向世界名画上泼油漆。再比如，伊斯兰世界之所以“反西方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经济水平差异，造成他们在价值观上与西方世界存在巨大落差，“后物质主义”那套东西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何不食肉糜”，因而越贫穷落后的地方，“反西方化”程度就越高，方式就越极端。不过，极端的“反西方化”，同时也拒绝了西方仍然存在的“物质主义”，因而会导致自身更加贫穷。这就陷入了一个怪圈，越“反西方化”就越贫穷，越贫穷就越“反西方化”。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以宗教作为精神武器，所以在形式上反而与西方的“后物质主义”存在相似之处：“后物质主义”是吃饱了之后强迫人们追求“精神生活”，极端“反西方化”的伊斯兰社会是在还没吃饱的情况下，强迫人们追求另一种“精神生活”。再比如，英国为什么脱欧？美国为什么发生“特朗普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后物质主义”畸形发展导致的“文化反冲”。由于“后物质主义”排斥工业，致使西方很大一部分工业产能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让西方社会自身发展受到极大限制，重新陷入“物质危机”。另一方面，“后物质主义”现在极力倡导LGBT+等新奇文化，与非西方的比较原始的文化进行了“合谋”，他们里应外合，对传统的西方主流文明进行了夹击，对西方现有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冲击。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自掘坟墓，自己挖坑，自己埋葬自己。如果任其发展，西方文明恐怕很快就会走向衰落。因而，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现象”，其实都是英美两国的自救行为。总而言之，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看似极其简单，实则指出了当代西方社会最根本的变化，以及当下世界运行的底层机制。这对正在进入“后物质主义”时代的中国人而言，具有极大的警示意义。英格尔哈特的理论，是对世界上种种现象最具解释力的理论之一，即使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也无法绕开他的理论；他这本集大成之作《文化的演化》，更是我们了解世界动态和趋势的最佳参考书之一。这本书是英格尔哈特历时40余年调查研究的丰硕成果，范围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90%人口；它就像一张“全球文化地图”，可以帮助你充分了解“世界价值观分布情况”，带你从不一样的视角探索到“全球问题”的新答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老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等国内外名人纷纷推荐。本书译者王路遥，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曾在美国师从英格尔哈特，因而无论专业度，还是对作者思想和风格的把握，本书都在普通译作所水平之上，高度还原了作者本意，译文流畅自然，通俗易懂，可读性极高。感兴趣的书友不要错过，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收藏：

▲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徽号慈禧（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她是大清朝的独裁女主，也是揭开中国现代化序幕的铁腕太后，她就是慈禧。1908年11月15日，慈禧离世。仅仅三年后，大清便分崩离析，这仅仅是巧合吗，还是另有深层原因？▌双面慈禧：一面给大清续命，一面给大清补刀在男人专权的政治舞台上，慈禧展现出高人一筹的政治手腕，两次发动宫廷政变，两次决定皇位继承人，作为实际掌权者，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多年。她有顽固落后的一面，也有积极改革的一面。她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享受放在首位。为了个人享受，她不惜牺牲海防；为了守住权力，她又挑选幼儿为皇，垂帘听政；她把军机处的大权交给只会忠诚恭顺的王爷，而不管他们如何昏庸贪腐。但同时，在列强环伺的风雨飘摇中，她又果断决策，改组军机，建立现代海关，废除科举制度，推动君主立宪。对俄、对日、对法都独有一番应对。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她顺时而变，引进西方教育，开设培养翻译人才的同文馆，公派留学生、驻外使节，并且派政府官员出国考察，此举被誉为“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因此，慈禧既没有那么坏，也没有那么伟大。她的所作所为，既有给大清“续命”的一面，也有加速清朝灭亡的一面。她在世时，尚有能力端住“大清”这个盘子，她死后，便再也无人能接得住了。▌为什么慈禧一死，大清国就亡了？晚清施政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最后10年的新政：较为稳妥地废科举、系统地进行法制建设……很多改革，远远超过维新派的预期。而这些新政都是慈禧“垂帘听政”下完成的。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国古老的秦制终于向现代社会蜕变。如果把慈禧生前已认可的预备立宪的有关措施包括在内，则困扰20世纪中国的最大问题——改制，也在设立资政院、咨议局及有关的请愿活动中露出曙光。可以说，没有最高统治者慈禧的允许，晚清的改革是不可能平稳起步的。然而，尽管有过许多改革的努力，晚清末世，终究分离崩析。究其原因，不在于不改，而在于一个字——迟！历史大潮汹涌而来，国家不得不转型。历史可以给晚清机会，但不会给晚清无限期的时间去慢慢试验、退回、再试验。慈禧推进的改革本来就已经太迟了，她死后三年里，改革良机更是被一次又一次耽搁，满清贵族在争权中耗尽国运，最终也给后来整个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历史有其自身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给清末的中国只留下了一种可能。然而，当触发灾难的多米诺骨牌一张接一张倒下时，中国就只会被拖入沉沉的黑暗。▌解码慈禧：读懂中国近代史的一把钥匙慈禧是宫廷秘闻的不二主角，关于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慈安暴毙、珍妃投井、光绪暴崩……重重疑团，皆因她而起；她更是中国近代转型绕不开的人，同光中兴、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进京……她的名字与近代很多重要事件联系在一起。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与历史一脉相承，许多当代社会所发生的现象，其实在古代社会早已存在。某种程度上，读历史，就是读现实。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家范在《中国历史通论》中，总结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六个特征。这六个特征影响深远，有的至今仍未消失，启人深思：1-中国文明早熟从农业、工商业、城市，以及集权体制等社会要素而论，中国都显示出较之世界其他民族早熟。可惜，“早熟的孩子长不大”，注定了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要经历漫长的难产期。2-农业产权模糊中国历史上，没有纯粹的、能不受任何意志干预、由所有者自由处置、转让与买卖的土地私有制，缺乏健全发育的法制保障。3-一切都看关系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始终是最具原生性的人际互动模板。进入文明之初，血缘纽带没有被打破，可能是一个症结所在。4-个人崇拜泛滥由圣君英主扭转乾坤、开出新天地的梦一再重现，一再幻灭，又一再复活，难有梦醒时分。5-政治大包大揽中国古代政治是居高临下，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所谓“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类型。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6-没有异见分子古代知识精英与社会的关系，常常呈现出两种极端的走向：要么紧密地与政治实体粘连在一起，转化为社会统治；要么消极遁世隐居，逃避政治，沉醉于孤芳自赏的艺术意境之中，脱离社会和民众。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社会的六个特征，不只是古代人必须面对的冷冰现实，有的也是现代人不得不继续应对的顽疾。而若要看透今日社会里的种种问题之根源，则不可不知中国社会史。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中国社会史三书”——包括：王家范的《中国历史通论》、王笛的《碌碌有为》、梁庚尧的《中国社会史》。这三本书都是大家手笔、经典著作，构成了宏观、微观、中观三个观察视角，回答了当下横亘在国人心中的永恒难题——中国现代化转型困境。三书均体现了历史学家的关怀与历史研究的真谛所在，是当代国人洞察中国社会史的首选参考书。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8年前，后来断货至今，二手书长期溢价。本书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社会学文库”的重磅之作，编委会阵容非常强大，每一位都是中国社会学界响当当的人物：丛书主编郑杭生先生是中国社会学名誉会长，他说，这套书的重点在于：要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世界社会学的新发展和走向有所把握。遗憾的是，本书出版当年郑先生就因病去世。其他编委会成员，如李培林、孙Li平、郭yu华等人，他们的专业度和影响力，更是无需赘述......本书主要执笔人李路路，是社会学博士，也是含金量最高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深耕中国社会学40年，特别擅长社会结构分析。如果说8年前，本书的价值主要还体现在学术界，那么，在阶层固化现象严重，人口生育问题、城市化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经济社会剧变的今天，本书无疑是透视当代社会真问题的案头书。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十年后，为何一边流行“躺平文化”，一边却对“资本家”摩拳擦掌？过去三十年，通过教育、城市化、创业等途径，实现财富和阶层跃迁的历史，为何被按下了“暂停键”？……看懂以上社会问题的本质，都绕不开“阶层结构”。然而，以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很多还停留在诸如《包身工》这类文学作品中；对阶层结构的分析，还停留在以仇恨，甚至斗争为主旋律的阶级理论。显然，这些东西早已不适合分析今天的阶层问题，也没有触及阶层结构的核心。这本《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了社会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新涂尔干主义、新李嘉图主义等范式，提出了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新视角——权力/**阶层框架。本书认为，阶级不是简单的等级秩序，而是一种关系型的存在，把一个社会简单地分为若干阶层没有多少意义；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根植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制度之中......由此出发，读者可以跟随作者的思路，从宏观和微观两大视角，一步步深入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更深层次，看清中间社会阶层的政治功能、转型期的分配不公与冲突、国际视角下的公平观念等重大议题。书中以大规模社会调查所提供的真实数据为基础，一步步得出可靠的结论，方法严谨，逻辑清晰，理论扎实、内容丰富，非常有助于认知社会的复杂、残酷以及中国的独特性，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论，极具参考价值。读完这本书，可以极大提升透视中国阶层结构的能力；掌握书中的理论工具，犹如炼就一双“火眼金睛”，大多复杂社会现象将会变得一目了然，可谓一通百通。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吴愈晓：该书不仅“全景式”地介绍了分层研究领域的历史脉络、重要理论和前沿发现，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中国当前的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有深入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骏：《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以其理论创造性、分析系统性、结论新颖性和领域交叉性，成为观察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中国社会分层及其研究进展的透镜，进而为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新常态之下的社会结构变迁奠定了基础。无论您是专业学者、社会精英，还是大众读者，都可将本书作为理解中国阶层结构的案头书。经与出版社通力合作，绝版多年后复活，且内容无任何删减，先知书店独家发售。现货数量有限，感兴趣的书友不要错过，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1948年11月14日清早，南京城内爆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这一天的《中央日报》的第二版以三栏长题，刊载着一条新闻：陈布雷氏于昨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消息传来，全城震惊。死者乃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他追随蒋介石二十年，是最受宠信的“天子近臣”。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几天前还在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并受蒋之托，负责草拟“战时体制纲领”。事先毫无征兆，怎么突然就撒手人寰？▌“帝师”的葬礼：一身荣哀终成空1948年10月下旬，陈布雷的儿子陈过出国前夕，向父亲告辞，只见父亲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哀叹着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11月12夜，“油尽灯枯”的陈布雷在南京黯然自杀，留下了10封遗书，将公事、私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对于是否公布这些遗书，国民党高层曾有过一番争论。11月17日，司法院长居正的日记说，上午在陈布雷先生治丧委员会讨论遗言应否发表时，反对发表的以为他的自杀给蒋带来不良影响，留到相当时机再说。当晚，国民党中常会再三讨论，也有主张不发表的，因为邵力子力主发表，如不发表，就要退出治丧委员会。讨论结果，决定发表。在留给夫人王允默的遗书中，陈布雷嘱咐：“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窕，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因此，王允默才会当着宋美龄的面谢绝蒋介石的举行国葬之议，但她也没有遵照草草葬于南京的遗愿。她说：“先夫生前因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地一方，并有终老故乡之想。故长眠之地，似宜择定杭州，并即在该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简单墓穴，碑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镌刻职衔，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遗言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糜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1948年年11月19日，时为浙大校长的竺可桢日记说，下午二点，陈布雷的灵柩专车从上海到达杭州，家属一二十人在车站公祭，然后步行执绋到四明公所，接受各团体的公祭。12月10日上午10点，竺可桢带着胡刚复、郑晓沧等浙大同事到九溪十八涧徐村参加陈布雷的葬礼，他们到时灵柩已将入穴，随他下葬的只有一支派克金笔、一本《圣经》。浙江省主席陈仪主祭，礼毕即散。这一天，天气阴霾，冬雨霏霏，穿着蓝布长衫的蒋经国在送葬的行列中，默默步行。▌传奇的报业生涯：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1949年1月，《陈布雷回忆录》手稿本在上海影印出版，妻子在“前记”中说得很清楚：“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夙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陈布雷与夫人陈布雷生前对《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说：“其实，我开始是从事新闻记者生涯，现在也未忘情于此。”直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前夕，他还感慨无限地对沙孟海说：“我只想搞新闻事业，或者搞教育，从政非我所愿啊！”总之，他时时不忘重理旧业，却最终回不去了。陈布雷的报业生涯开始于辛亥年，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那年春天他浙高尚未毕业，路经上海，暂住《天铎报》，主笔戴天仇要回乡结婚，请他代写评论。因此缘故，当年秋天，他浙高毕业，即应《天铎报》之聘担任撰述，每天撰写两则短论，每十天写3篇社论。由于他平日看的旧小说多，评论中喜欢引用《水浒传》中的典故，很受读者喜爱。这年他只有22岁。同事要他起一个笔名，他就署名“布雷”，并解释说，这是他在浙高读书时同学对他的戏称，当时他面颊圆满，同学就叫他为“面包孩儿”，面包的英文为Bread，译音“布雷”（他记得最早是邵飘萍这么叫的）。从此他就以这个笔名闻名于世，本名“训恩”反而被湮没了。▲陈布雷与戴传贤辛亥革命发生之初，《天铎报》总编李怀霜主张慎重，不敢称起义者为“义军”，当时各报也是称“逆军”的多，陈布雷认为不可附和，就称为“革军”，并在报上连续发表《谈鄂》系列评论，一共10篇，传诵一时，“布雷”之名溢于沪杭一带。《天铎报》发行量达到4000份，几乎可以与《神州日报》、《民立报》、《时报》、《新闻报》并列。在革命浪潮中陈布雷的一个堂哥成为宁波军政府的财政部长，召他回故乡，但他马上即返回了上海：“我志在作记者，还是让我回沪从事新闻工作吧”。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告友邦人士书》，稿子是英文写的，王宠惠带到上海，想在报纸上发表，一时找不到翻译，交陈布雷试译一段，他的古文典雅、准确。王认为不失原意。于是这篇《告友邦人士书》成了《天铎报》的独家新闻。《民立报》的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乃为《天铎报》抢去先登，可惜可惜。”年轻的陈布雷借助《天铎报》这个平台，为新生的民国鼓与呼，在《新国民不可不知》短评中他说：“今日之中国，不贵有细针密缕之法律家，而贵有雄才大略之政治家。”在《袁世凯听者》文中，他直斥“袁世凯尔，真无耻小人哉”。此时，戴天仇自办《民权报》、叶楚怆等办《太平洋报》、邵元冲等办《民国新闻》，纷纷约他襄助，《申报》也请他担任撰译，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报纸应转向鼓吹建设，而不是像革命时期那样致力于批评。家中亲人也不希望他以记者为职业，他在《天铎报》前后工作5个月，回故乡宁波效实中学任教，直到1920年才重回上海新闻界。不过他从来没有忘记新闻事业，除了给上海《申报》当特约译述员，一度还兼任宁波《四明日报》的撰述。1920年，陈布雷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到上海参加《韦氏大字典》的编译，正值《商报》创刊，他再次踏入报界，任《商报》编辑主任，负责撰写评论，每周5篇，星期天再写一篇短评。《商报》是一家商业报纸，有商业金融评论、介绍新经济思想的栏目，以及副刊“商余”等，最引人注目的却是陈布雷执笔的那些时评，他的文章议论透辟、文笔犀利，深得读者喜欢，被张季鸾叹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1921年12月18日，他在《靳内阁总辞职》评论中尖锐指出：“故此仆彼起，无非鸡虫得失之争，于国事何关？于人民何益？”在12月20日发表的《翻云覆雨之政局》中，他进一步说：“中国者，民国也。国既以民为主，而人民对此纷纷扰扰之政局，竟始终不相闻问，帝制之酝酿、复辟之鼓动、安福之捣乱，国人之中未尝不有早已窥见其微者，乃一般之国民袖手旁观而不问也。……故中国之坏，坏在人民坐观成败，而未尝出其自身固有之能力，由自己防卫而进于自己建设，徒抱消极的态度相与俯仰一世耳。”1923年，《商报》评论改署名制，陈布雷开始使用“畏垒”的笔名，熟悉他的芝翁回忆，“他在编辑部里撰写时评，连续不断吸香烟、喝浓茶、吃馒头，这三件东西下了肚，他的掷地有金石声的文章也跟着完成了。有人因他直言不讳，怕惹上麻烦，而劝他不妨用曲笔，他说：‘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他不惮军阀的强势，对于当时发生的大事，如曹锟贿选、孙传芳由福建举兵进入浙江等，都曾发表旗帜鲜明的反对文章。他的时评渐渐成熟，自信心也加强，于政治之外，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以及工商等问题，受到一般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喜欢。期间，他因为言论得罪租界当局，曾被传讯、罚款。1926年元旦，当《商报》创刊五周年，布雷执笔写下《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时，只有36岁，已誉满报界，他满怀信心以新闻事业终一生。然而，《商报》很快就走到了它的尽头，虽然发行1.2万份，却经济拮据，几次易主，这时已转到以亲孙传芳的傅筱庵为靠山的方椒伯之手，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商报》以大字号标题详细报道，报社一些董事认为开罪军阀吴佩孚，很是惊慌，傅筱庵派人来审查新闻和言论。陈布雷正好请病假，他抱病出来：“一切由我负责，如要另外派人，等我病愈后面商，此时派任何人来编辑部，使报纸解体，我就概不负责了。”此前，蒋介石曾托邵力子给他送来签名的戎装照，表示仰慕之意，自称“弟蒋中正”。1926年冬天，蒋又托人邀请他去南昌，再次表达了盼望见面的诚意。陈布雷的南昌之行，成为他报业生涯的结束，也是他整个幕僚生涯的序曲。▌政坛如泥潭，进入容易退出难1927年是陈布雷生命的分界线，从此他开始了追随蒋介石的22年，当然这22年实际上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27年到1934年，他不愿当官，只是有时替蒋介石写写文章而已。他曾对熟人说：“我最初并没有想到丢掉自己的本行，所以只是有事就去南京住几天，经常还是住在上海，搞自己的新闻事业。”他辞谢了总司令部秘书长的任命之后，蒋曾问他愿意担任什么职务？他回答自己的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蒋的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所以，这一阶段的前期，他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笔政，撰写了大量评论，1929年之后才脱离报界，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陶希圣在《记陈布雷先生》文中说：他每次进南京，中枢就有一篇重要文告发表，而政局即为之转移。他守口如瓶，持身谦抑。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谈说过任何文告草拟的经过与政治背景，甚至从来没有透露过任何文告是他执笔。但是他每次有由杭州到南京之行，政界与新闻界人士立刻推测政局将有变动与发展。看吧！大文章就要出来了吧！第二阶段从1934年到1948年，他历任第二侍从室主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教育部次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等一系列职务，官位并不显赫，却是蒋身边的红人，号称蒋的“文胆”，蒋深知他的谨慎、廉洁和自持，对他向来尊重，他的进言都是从善意出发，蒋也多有采纳。1945年10月22日，他在重庆对杨玉清说：“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鲁迅全集》能在1938年顺利出版就与他和邵力子不无关系，鲁迅旧日学生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邵力子等人通融，邵不仅尽快做了审核，而且特别指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鲁迅去世八年后，在重庆举行纪念活动，1944年10月19日的唐纵日记说，“晚上丙种会报，对于鲁迅纪念会事，[郑]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坏之。归与[陈]布雷先生谈，布雷先生认为不应由中央社发布此项消息。布雷先生乃一极端慎重之人，所见亦远！”在为蒋代笔捉刀的二十多年中，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隐痛一直苦苦地折磨着陈布雷。用他自己的话说，笔在他的手中，说的却不是自己想说的话，他无一日不想着退出，终于退不出。这当中包含着他对蒋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他一直身体不大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瘦瘦的，看上去就是病怏怏的，在重庆，宋美龄每天给他送一磅牛奶补充营养。对此，他感激于心。学生时代的他“面孔是圆圆的、胖胖的，像个面包”，他在杭州对记者黄萍荪说：“我的瘦下来是从事新闻工作后，因熬夜而渐起的。”1931年，他在南京，“意常不乐，每思引退，重作记者，或教书自给”，所以连房子也不想租，而住在旅馆里。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提到重返新闻界，去做他的记者，当然，实际上做不到了。他身上有浓重的“士为知己者死”、“从一而终”思想，抗战时期，他在写给《大公报》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这种内心的挣扎、痛苦最终导致他在大厦将倾时选择自杀。陶希圣回忆，陈布雷起草的每篇文告，意思都是蒋介石的，蒋对于文告修改再修改，“至少两三次易稿，至多有十八次易稿之事”，为此布雷“竭尽了脑力和精力”，不仅要保密，还有字斟句酌的细密。当然，在山河破碎的抗战时期，他代蒋起草的文告中也有他的得意之笔，其中蕴涵着他自己的爱国之情，所以文字淋漓，笔墨酣畅，如《抗战建国纲领》、《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胜利须赖久之奋斗告全国军民书》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作，也成了抗战的历史文献，他特别得意的是1938年7月在武汉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我们同是中国的国民，黄帝子孙，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为切身的耻辱？如何能不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诉无门的同胞们，使重复自由，再见天日？……凡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我中华民族消灭的……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拼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如果我们今天还不下“拼民族的生命来争民族的生存”的决心，就要蹈从前以苟安心理来鼓励侵略疯狂的覆辙。全文6000字，由五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同时海内外许多报纸都在头条刊出。此文和张子缨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友邦人士书》、郭沫若起草的《抗战周年告日本国民书》被誉为“三联璧”。他在回忆录中说，此文蒋介石没有口授大意，并且引录了张季鸾的评价：“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相反，那些强逼、硬编出来的文字，比如《西安半月记》，不知戳断了多少毛笔，熬断了几许青丝，文章更是干枯，不堪卒读。1937年春天，蒋要他写一本《西安半月记》，他本来随蒋住在奉化溪口，却怎么也写不下去，蒋于是让他到杭州去写。在里西湖新新旅馆包了一个房间，在这里，他常常难以下笔，心情烦躁，经常将笔头戳断，掷笔长叹。他在日记中说：“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又忽忽不乐也。”“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与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终日面对西湖，美丽的湖光山色却怎么也驱不走他心中的难言隐痛。▲陈布雷与家人他后半生的痛苦和矛盾，内心的复杂、挣扎不断地流露出来。1946年3月，他写信给外甥翁泽永说：“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就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记录生，最多也不只是书记生罢了。”一个一心渴望文章报国的读书人却做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幕僚，并最终为之殉葬，这是大时代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和邵飘萍被枪杀、史量才被暗杀一起成了动荡不宁的乱世中国的主旋律，言论报国的代价是那么沉重，然而舍弃言论事业、做了蒋介石幕僚的陈布雷付出的代价也一点不轻，他常在家人和挚友面前感叹，“为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是人生最苦恼的事。”所以他总想着有一天辞官。临死前不久，他还感叹：“我搞了大半辈子的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哈耶克有句名言：商品市场没有自由竞争，质次价低的企业就会鸠占鹊巢；思想市场没有自由竞争，错误的思想就会流毒人间。哈耶克真不愧为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这位先知般的学者给人印象最深的，无疑是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自由秩序原理》等等名著，而实际上他晚年撰写的最后一本学术著作《货币的非国家化》，同样不朽。哈耶克写这本纯经济学著作时，距离比特币的诞生还有好几十年；而最近十来年随着比特币的兴起，尤其是几年前比特币行情暴涨，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也被空前追捧，甚至被誉为“币圈圣经”。眼下，比特币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值（涨破90000美元），这本书又再次在多平台脱销……这个现象实在有趣。但无论比特币走高还是走低，其实都改变不了哈耶克货币理论的精辟与正确。在绝大多数（尤其是生活在我们这类国度中的）人们心目中，货币都是且从来就是“国家化”的。但这其实并不尽然，至少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应然。尽管有“法定货币”一说，它也并不意味着法定货币就天然是国家的或者说“国家化”的。上面几段简单的叙述和观点呈现，或许并不具有多少说服力。那就不妨来分享一下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的几个洞见吧。1，政府垄断货币权，虽渊源已久但未必合理在普通人的观念中，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天经地义，其实不然。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之所以在某些国家长期存在，从来都不是因为政府将会给市场提供健全的货币，而是因为垄断权对政府的财政至关重要——当政府财政窘迫时，便可以滥发货币，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在此过程中，民众的储蓄则大大缩水，甚至被销蚀殆尽。2，超发货币是一条不归路政府一旦选择了用超发货币推动经济增长，就会像染上毒瘾般一次比一次地增大超发幅度，以使通货膨胀率能够压过人们的预期。如果货币政策不能做到这一点，要么停止加速，要么完全放弃通货膨胀政策，则经济将会重新堕入深渊。3，货币不应是一种政策工具，而是市场自动驾驶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货币不应该成为一种政策工具，而应当是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只有通过抽象的价格信号获取相关信息。货币的本质是市场经济的血液。政府垄断下的货币，会不断破坏健康的市场环境，造成无可挽回的恶果。4，货币竞争优于货币垄断：健全的货币只能出自于自利，而不会出自于仁慈长期以来，人们将下面一点视为不证自明之理：货币的供应不可能交给竞争；但我们之所以一直只能用到劣币，就是因为政府一直禁止私人企业向我们提供较好的货币。我们不能指望聪明或同情心，而只能依靠纯粹的自利来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制度。只有当我们所期望的良币不再来自于政府的“仁慈”，而出自发钞银行对其自身利益的关注之时，我们才确实进入了幸福时光。要让货币成为真正的钱、资本、资产，从秩序维度来说，非国家化是根本的方向。《货币的非国家化》是哈耶克在世时最后的预言，更被誉为货币理论界的“圣经”。比特币的诞生及其行情的持续走高，就有力地证明了哈耶克预言的正确性——虽然它曾经很超前，但今天已成为现实。有鉴于此，先知书店特携手海南出版社，让哈耶克这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文本再版问世。本次再版，编辑团队自知责任重大，在原来第一版基础上，下了很大功夫——原书中哈耶克增补的内容，用星号做了标注，逻辑论证的关键之处，也都用黑体标出，使这本奥地利学派经典著作读起来逻辑清晰、畅快淋漓。并且，还邀请了国内研究哈耶克及数字货币的专家学者导读本书。《货币的非国家化》一度绝版，10年前首版的二手书价被炒至近1000元/本。先知书店联合出版社推出的独家珍藏版仅售49元。感兴趣的朋友，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一键收藏下单。

他是与“改革开放”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学家之一。当改革大幕初启，他远渡重洋，探寻现代化之道，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者；当改革如火如荼，他频繁回国讲学，为改革建言献策。他就是继朱镕基总理之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职时间最长的一位院长——钱颖一。▌人生没有假如，却因高考而转向揣着北京市密云县塘子中学13考场的准考证，钱颖一敲开了梦想之门，成为恢复高考后清华大学数学专业的首届大学生。钱颖一1977年参加高考的准考证当年的准考证，他保存至今。1977年12月10日、11日、12日，高考考三天，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文科考史地，理科考理化，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第三天是加试，外语当时不是必考，但爱好英语的钱颖一参加了考试。时隔40年，这些细节，他还历历在目。清华求学，哥伦比亚、耶鲁、哈佛深造，斯坦福、马里兰、伯克利任教，归来执教母校。有人问他，当年，如果没有参加高考，他的人生会是怎样？已经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钱颖一说，人生没有假如！▌学霸是这样炼成的钱颖一是文革开始后，北京市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1972年8月，他随父母从贵州回京，插班进了和平街一中，读了一年半高中。当时的高中学制两年，钱颖一所在班级的学习氛围还算不错。钱颖一的高中毕业证钱颖一：刚开始1972年的时候，有点想让这一批直接上大学，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学习氛围都很好。1973年，高校招工农兵大学生的时候，张铁生交了白卷。我们前面那一年半念的还都是挺努力的，突然出了个交白卷，“哗”一下子就改了，还是得从工农兵里面招大学生。然后我们所有人73年底毕业，74年4月份就都去插队了。文革时期，物理课叫工业基础课，化学课叫农业基础课，书本单薄，内容简单。钱颖一在家里是老大，他就找其他同学的哥哥姐姐借来文革前的中学教科书，背到乡下自学。在密云县塘子公社丰各庄插队的四年，钱颖一从未放下过书本，尤其酷爱数学和英语。当时，生产队是密云县最穷的，是在山上，他在那是待了四年，什么活都干过。修水渠、养猪、做饭，挑水抗旱，种菜、割草、种麦子、种土豆、种白薯，全都干过。他的英语和数学都是田埂上学的。优秀大学生金融专业硕士夏令营

经典名著《思想史》的作者彼得·沃森曾说：“历史不是单线程的演进，除了残酷的政治以外，还有艺术、哲学、宗教、科技、心理学等等一系列学科的交叉汇合。人们喜欢看一座座不相连的山峰，但对我来说，历史是山峰底下相连的山脉。”沃森所说的“相连的山脉”就是思想。人类，本质上就是思想的动物。人类所有的科学与技术、理念与发明、语言与思维、战争与和平......本质上都是一种思想。整个人类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史。思想无比重要。无论好的还是坏的，无论全面的还是片面的，思想都不会仅仅停留在头脑里面，它往往能引发行动，塑造现实世界，并在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无论个人、团体还是国家，当被良好的思想引导时，文明就得以延续和成长；当被错误的思想统治时，糟糕的后果便不可避免——历史上的每一次经济大萧条、社会大动荡、文明大倒退，几乎都源于错误思想的流毒。这些错误思想，往往既掺杂了很多继承自传统的权力意识、等级意识、奴性意识等腐朽文化，又吸收了现代的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思想糟粕。这些过于极端、过于片面化的思想，由于常被利益集团所利用，且极具迷惑性，从而产生了与其思想分量完全不相称的社会影响力，最终导致了人类无尽的灾难。而一旦你把这些错误思想，放进人类思想史的长河之中，就会发现，它们其实不过是一些小水滴，根本连一朵浪花都算不上。因此，纠正错误思想的最佳方式，就是认识客观、全面、完备的思想史。无视思想史，无异于放纵错误思想的流毒。认识思想史，最佳选择当属彼得·沃森的思想史系列——《思想史》和《20世纪思想史》——这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思想全史，其价值非同凡响，值得每一个爱思想、爱自由的人珍藏。这部思想史著作，包含了考古学、人类学、文学、艺术、历史、自然科学等等一切人类知识谱系，用思想把各个学科打通，读者能够站在更高的视角，重新看待历史，理解人类如何走到今天。对于受错误思想影响甚深的人群来说，对于各路思想鱼龙混杂、粉末登场的国家来说，更是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阅读这部著作，需要有相当程度思想和阅历，因为它所提供的不是基础式的理解，而是对历史更深刻的见识，是一种从整体上看待人类文明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总结为三点：以超越视角看整体的能力，关心现实、避免谬误的能力，跨越圈层、重塑自我的能力。面对时代的潮流，有人选择无视和顺从，但也总有少数人向历史深处借力，将视野构建在一个更超越的思想系统之上，从而获得全局思考的见识，在涌动的时代潮流中，做个不疾不徐的明白人。彼得·沃森的《思想史：从火到佛洛伊德》及其续作《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就是这样一套最完备的思想系统，也是一场专为深度思想者所准备的精神之旅。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用来欺骗人类的最荒谬的口号之一。这句口号没有具体明确的意义。我们根本无法从善意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解释，它只能用来为那些最邪恶的行为狡辩。这句口号里的“利益”应该如何定义?无法定义，只能说是有利于最多数人的东西。那么，在具体的情况下，谁来决定什么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呢?还用问吗?当然是大多数人。如果你认为这是道德的，那么你一定也会赞同下面的这些例子，它们正是上面那句口号在现实中的具体运用：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奴役了另外百分之四十九的人；十个人中，有九个饥饿的人以另外一个伙伴的肉为食；一群残忍的匪徒杀害了一个他们认为对他们造成威胁的人。德国有七千万德国人和六十万犹太人。大多数人(德国人)都支持他们的纳粹政府，政府告诉他们，只有消灭少数人(犹太人)并且掠夺他们的财产，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才可能得到保障。这就是那句荒唐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制造的恐怖结果。但是，你可能会说，在上述的例子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利益。对，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因为“利益”不是靠数字决定的，也不能通过什么人为了别人所作的牺牲获得。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上面的那句口号包含着某种高尚的意义，它告诉人们，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应该牺牲自己。如果是这样，大多数的人会不会也高尚一次，愿意为那些邪恶的少数人作点牺牲?不会?那么，为什么那些少数人就一定要为那些邪恶的多数人牺牲自己呢?头脑简单的人以为，每个高喊上面那句口号的人都会无私地和那些为了大多数人而牺牲自己的少数人站在一起。这怎么可能?那句口号里丝毫没有这种意思。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会努力挤进多数人的队伍，开始牺牲他人。那句口号传递给他的真实信息是，他别无选择，抢劫别人或被别人抢劫，击毁别人或被别人击毁。这句口号的可鄙之处在于，多数人的“利益”一定要以少数人的痛苦为代价，一个人的所得必须依靠另一个人所失。如果我们赞成集体主义的教义，认为人的存在只是为了他人，那么他享受的每一点快乐(或每一口食物)都是罪恶而不道德的，因为完全可能有另外一个人也想得到他的快乐和食物。根据这样的理论，人们不能吃饭，不能呼吸，不能相爱(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私的，如果有其他人想要你的妻子怎么办?)，人们不可能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最终结果只能是自相残杀。只有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能定义并且得到真正的利益——私人的或是公众的利益。只有当每个人都能为了自己而自由地生活时——不必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也不必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人们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据自己的选择，实现最大的利益。只有把这种个人努力汇合在一起，人们才能实现广泛的社会利益。不要认为与“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种提法相反的是“极少数人的最大利益”，我们应该提倡的是：每个人通过自己自由的努力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希望保留美国的生活方式，那么你能够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永远从你的思想、言语和情感中清除“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的空洞口号。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是纯粹集体主义思想的教条。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你就不能接受它。你必须作出选择，非此即彼，不可兼顾。安·兰德曾说：“我以我的生命以及我对它的热爱发誓，我永远不会为别人而活，也不会要求别人为我而活。”人要努力为自己而活，虽然世界荒谬，人生艰难，但是“不能把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安·兰德力倡个人主义，旗帜鲜明的提出“自私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她认为，不能使个人利益得到最大伸张的社会，就不是理想社会。她被誉为“美国精神的代言人”。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安·兰德精选作品集”，其中最能代表安·兰德思想的两部巨著《源泉》与《阿特拉斯耸耸肩》皆为全新修订、精美珍藏版本。通过安·兰德两部最重要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作品写给追求自由的人。绝对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被她视为邪恶的存在，并成为她鄙视的对象。安·兰德写道：“一切适合理性生命存在的即是善，毁灭它的即是恶。”安·兰德的思想，即使不全盘接受，读者也可各取所需，在思考自由、权利、幸福、创造的时候，也会让自己获得一种难得的力量和清醒，去发现一种新的人生的可能。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人类在适应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行为和思想方式，这些就是最初的文明基因。——钱满素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认为，最富有洞察力的历史方法论是“让历史存在于整体之中。”也就是说，真正富有洞察力的历史学，既能为现实找到历史的源头，也能为历史找到现实的落脚。

秦晖，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本文根据秦晖老师2017年的视频课程《21世纪全球化危机》中的观众问答内容整理而成。文章标题为编者所拟。观众问：秦老师，您在课程上提到您本人是不喜欢特朗普的，您为什么会不喜欢特朗普，具体在哪些方面？秦晖：我的确是不喜欢特朗普，但是我并不只是从个人视角来不喜欢特朗普这个人的。我觉得特朗普现象可以被理解为，在当前全球化危机下，西方普遍找不着北的一种感觉。在这种感觉之下，西方出现了很多在以前的常规政治中很难出现的现象，英国脱欧就是这样的例子，特朗普现象也是这样的例子。这个例子的本质，与其说是一个坏人，一个叫特朗普的坏人，做了一大堆坏事，不如说美国人或者说西方，在面临一系列新问题的情况下，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应对方式。对于这个情况，特朗普有很多做法，我觉得是非常不对的，至少我觉得是很臭的招数。比如说，他一上台就退出TPP(小编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文Trans-Pacific

人类的一大通病，就是怀有各种各样的愚蠢的见识。形成这些愚蠢见识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野心、虚荣、骄傲、盲从、懒惰、灌输、洗脑等等。愚蠢贯穿了人类历史，也充斥着当今社会。愚蠢的人处处碰壁，对身边人也是灾难。但其实，要想脱离愚蠢，并不需要超人的天才。英国哲学家罗素总结过五个简单方法，虽不能保证绝不犯错，却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避免愚蠢。-1-亲自观察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中略带幽默地说到：古代的作家谈起麒麟和火蛇总是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当中谁也没有觉得，既然自己从未见过任何麒麟和火蛇，那就应该避免武断。就连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会误认为“妇女的牙齿比男人少”。这种错误，他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办法很简单——他只消请他的夫人把嘴张开，亲自数一数就行了。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于是他的自以为是使他闹了一个笑话。“自以为知道其实自己并不知道”，这是我们人人都容易犯的一种致命错误。如果一个问题仅凭观察就可以解决，那就请你亲自观察一番吧。-2-检查证据人人都可能陷入某种偏见，而许多事情又不容易用经验加以检验。因此要避免偏见，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及时检查自己的信念是否具备足够的证据支持。罗素说，如果你一听到某种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这本身就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察觉到，自己的观点没有充分的支撑。如果某个人硬要说2加2等于5，或者说冰岛位于赤道，你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除非你自己对数学和地理也是这样无知，因而他的看法竟然动摇了你的见解。最激烈的争论，是双方都固执己见，却又不能提出充分证据的争论。-3-兼听则明任何时代，人们都更愿意听取与自己想法相同或相似的信息。现代社会，表面上每个人都能获得海量的信息，实际上在信息筛选机制和按个人喜好推送机制下，每个人反而更容易陷入“信息茧房”，形成武断的偏见。所以罗素说，摆脱某些武断看法的一种好办法，就是设法了解一下，与你不同圈子的人们所持有的种种看法。这对于我们削弱狭隘的偏见，很有好处。如果你无法外出旅行，也要设法和一些持不同见解的人们有些交往，或者阅读一种和你政见不同的报纸。如果这些人和这种报纸在你看来是疯狂的、乖张的、甚至是可恶的，那么你不应该忘记——在人家看来你也是这样。-4-想象辩论罗素说，有些人富于心理想象力。对于这些人来说，一个好办法便是设想一下，自己在与一位怀有不同偏见的人进行辩论。这种方法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圣雄甘地就对铁路、轮船和机器深表遗憾，在他看来整个产业革命都要不得。也许你永远没有机会，真的遇见一位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因为在西方国家里，大多数人都把现代技术的种种好处视为当然。但是如果你确实想同意这种流行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好办法就是设想一下，甘地为了反驳现代技术的好处，可能会提出的种种论据，从而检验一下你自己想到的论据。我自己有时就因为进行这种想象性的对话，真的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即使没有改变原来的看法，也常常因为认识到假想的论敌有可能蛮有道理，而变得不那么自以为是。-5-仰望星空我们最应该提防的，就是那些容易助长狂妄自大的意见。有些问题本来就根本无法解决，但是，自尊心却使大多数人都看不到这一点。比如，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民族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如果有证据表明别的民族更优越，那就改变评价的标准，以使自己看起来更优越。所以罗素说，要想克服最普遍的自高自大问题，唯一方法就是要经常提醒自己：在茫茫宇宙中一个小小角落的一颗小小星球的生命史上，人类仅仅是一个短短的插曲。而且说不定宇宙中其他地方还有一些生物，他们优越于我们的程度，不亚于我们优越于水母的程度。愚蠢的天敌，就是智慧。唯有智慧可以抑制愚蠢。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鸡汤泛滥的时代，我们缺少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像罗素这般洞悉世间万物的智慧。爱因斯坦说：“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事情之一。”罗素严谨、理性而不失幽默，兼具对人文的深切关怀。读罗素的著作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是对智慧的启发。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独家好书：罗素87岁时写就的经典——《西方的智慧》。罗素晚年最重要的作品，被称为“名著中的名著”。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到黑格尔、马克思……罗素清晰地阐明了西方哲学的历史顺承关系，容纳进历史、科学、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呈现出一幅生动有趣的“西方思想全景图”。一并推荐罗素最好的传记《罗素传》。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他用鞭子鞭打这世界，也鞭打自己的内心，并以此指向社会本身，以及时代里还未泯灭的良知。最豪情万丈的人，也最柔情似水，野夫就是这样。读他的文字不仅提神醒脑，更会常常被其深情所感动。

▲柏林墙建成前一名东德士兵的自由一跃1949年，德国分裂为东西两德。东边的叫民主德国，可人民却不愿意当它的主人，而是想尽一切办法逃离。到1961年，总共跑掉了350万人，占到东德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人民外逃并不是外敌入侵，从节省口粮来说，是件好事。然而对于洗闹事业来说，就不是这样了：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在竭尽所能地吹嘘自己的制度最优越，自己的国家最幸福，西方是地狱，结果每年却平均有30万人跑到地狱去，这就算是有一万个戈培尔再世，也洗不下去。洗不下去，谎言就要破产，权力就要崩塌。建墙，阻止自己的人民出逃，屏蔽外部世界，成为必然选择。1961年，以“反法西斯墙”为名，东德建立起一道将柏林城一分为二的高墙，是为柏林墙。“反法西斯墙”的名字，本身就充满荒谬。这不但是因为建墙者本身就是法西斯的继承者，而且是从建立的那一天开始，它就从没阻挡过一个企图进攻的敌人，因为西边根本就没有人想进入东边享受它那最优越的制度。相反，这道墙的建立，固然遏制住了东德人疯狂出逃的大潮，但它并没有掐灭东德人出逃的念头：从1961年柏林墙建成之后至1980年，仍然有17万东德人成功“越狱”。▲被柏林墙半包围的勃兰登堡门东德人为了投奔“地狱”，绞尽脑汁发明了花样繁多的方式进行“越狱”：挖地道、跳高楼、热气球、弹射器，等等。期间，有201位有名有姓的东德人，死于东德士兵枪下。心甘情愿地离开幸福的人间天堂，非但是被禁止的，还会因此而命丧黄泉，唯一的解释是，所谓的天堂就是监狱，里面的人就是囚犯，离开天堂就是越狱，就是犯罪。建墙是为了建造监狱，这就是柏林墙的荒谬。建于荒谬的高墙，不可能永远屹立。1987年6月12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柏林墙下发表演讲，向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喊话：推倒这堵墙！他在演讲中说：这堵墙会在欧洲倒下，因为它抵挡不了信心，它抵挡不了真理，这堵墙抵挡不了自由。二年多后的1989年11月9日，它真的倒下了。关于柏林墙的倒下，一个并不是秘密却很少人留意到的史实是，它并不是在那种历史大事件里固有的精心策划和气势如虹之中发生的，而是在误会、迟疑和温吞之中进行，带着浓重的荒诞色彩。它倒塌的直接诱因，是一场乌龙事件。1989年11月9日晚，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东柏林支部第一书记沙博夫斯基在现场直播的国际记者会中，被一个问题袭击得手足无措，这时一位助手给他递了一张纸条。他打开纸条念了起来：公民可以自由申请私人出国旅游，无需符合任何先决条件。现场的记者都目瞪口呆，一名西德记者追问：何时生效？沙博夫斯基笨拙地回答：就我所知......现在，马上。然后他离开了会场，留下一屋子惊愕的记者。▲沙博夫斯基东德当局当时确实正在计划放宽公民出境的限制，然而决定并未最终作出，方案也并非完全的自由出入。以沙博夫斯基的级别，在记者会上的这番发言，显然纯属“信口开河”，是明白无误的乌龙事件，发生得十分荒诞。然而更荒诞的，是这个乌龙发言，并没有遭受一向以组织严密著称的东德当局的否认。千万东德人在电视上看到了直播，在突如其来的幸福之中，带着疑惑、犹豫和惶恐向边境聚拢。在东西德来往最主要的检查站伯恩霍莫大街边境哨所，正在吃晚饭的雅格尔中校也看到了直播。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立刻致电上级求证，上级和他一样不知所措。中校一再要求上级下达命令以应对接下来出现的情况，但上级拒绝了，他说：我从帽子里变不出一份文件。就这样，东德这个对每一个国民的思想都了如指掌的国家，却在这一晚突然瘫痪，没有放行的命令，也没有阻拦的命令，一切顺其自然。中校和他的士兵一度打开了武器库，想履行职责“守住边境”。但最终，望着潮水一样的人群，他在迟疑和惶恐之中打开了大门。人潮汹涌而过，柏林墙倒塌了，民主德国被宣判死刑了。电影《推倒柏林墙》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表现了这一历史时刻。当身为检查站士兵的儿子拿起武器之际，在检查站当厨师的母亲对他说：儿子，他们也是别人的儿子和女儿。屠杀并没有发生。当人群汹涌通过检查站时候，儿子紧紧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另一名士兵对中校说，他的儿子跟他说过一句话，“我们有世界观，却观不到世界”。他补充说：当然，这个道理是我教他的。这两幕，道出这高墙的荒谬所在：它是在摧残人性。人生而自由，高墙却把人当成猪一样圈了起来，剥夺他们的自由。而任何摧残人性的事物，可以很强大很高耸，但倒塌是迟早的事，因为人终究不是猪，他们对自由世界的向往可以被抑制，却不会被消灭。为什么像机器一样严密的东德当局，会出现如此重大的乌龙事件，在出现之后又如此罕见地沉默以对？唯一的解释是，没有人再想去维系这座摧残人性的监狱了，所有人都希望或者不排斥它的崩塌。他们心里早已清楚：让一堵建于荒谬的高墙荒诞地倒下，是对所有人的解脱。回望历史，柏林墙的确是倒得很荒诞，几个小人物成为了主角。然而真正的主角，是人民对自由那种发自内心的渴望——这种渴望，在柏林墙耸立的那一天，就决定了它在日后倒塌的命运。荒诞仅是表象。用荒诞的表象终结荒谬的本质，是再好不过的结局。这世上，还有多少堵墙，在等待荒诞对荒谬作出判决？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们对自由的向往。政治思想家乔万尼·萨托利说，“驯化绝对权力是自由主义的精髓”，“自由主义涉及的是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是“保护公民免于国家压迫的自由”。东德显然没有这种政治自由，虽然名字叫“民主德国”，但它却完全是“民主”的反面。如果国家变成了全能的国家，我们的各项平等便会和我们的自由一起消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萨托利坚持“要么是自由主义民主，要么什么民主都不是”，“只要自由主义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民主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运行无比重要，这一点相信没有人反对。但是对于民主一词的模糊和误解，妨碍了人们的认知，为当代社会带来了太多不必要的纷争。因此，正确的理解民主，看清民主的本质，成了每一个现代公民的必修课。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萨托利《民主新论》，读懂民主的逻辑，理解自由的本意。这是当代最清澈犀利的民主理论著作，众多知名学者盛誉推荐。刘军宁：关于民主政治，这是读过的最好的书。冯克利：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也不算溢美之词。塞缪尔·芬纳：这是一部对政治学研究有重要贡献的杰作，可以说是二战以来关于民主最为重要的理论分析。本书能出版，真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第一版仅内部发行，还省去了论证激进主义的部分。经过多次再版、重印，直到1998年，终于补上了删去部分，全本新版，公开发行来之不易。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在国内，“政治”这个词经常遭到广泛的误读。说起政治，很多人首先容易想到意识形态宣传或是宫廷政治。前者会让人联想到中学政治教科书、每天30分钟新闻以及各种政治学习活动，后者会让人联想到《汉武大帝》《甄嬛传》，甚至是流行的官场小说。因此，关于政治的思考，容易被误解为“政治说教的技艺”或“宫廷政治的指南”。实际上，自柏拉图以来，政治思考关注的首要问题既非说教亦非权术，而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为了共同体的福祉，应当构建何种政治秩序？对多数思想家而言，这是一个学理问题；但对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的代表们来说，这却是一个实践问题。能否制定一部有效的宪法并进而构建一种优良的政治秩序，是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所面临的挑战。那么，他们能制定一部有效的宪法吗？尽管汉密尔顿表示了这样的担忧：“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美国制宪会议是成功的。制宪会议所制定的宪法迄今为止不仅有效运转了200余年，而且还塑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一切都离不开后来被尊称为“开国之父”的美国制宪会议代表们就政治和宪法问题所进行的政治思考。制宪会议之后，制宪会议代表、联邦党人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三人为说服纽约州人民批准宪法，著了85篇文字，后来这些文字被汇编为《联邦党人文集》（又名《联邦论》）。后来，这部作品被视为对美国制宪精神的最佳阐释，亦为后人展示了在制宪时刻什么是系统、健全和有效的政治思考。那么，对美国制宪会议来说，什么才算是有效的政治思考呢？其主要特征是什么呢？-1-对人性的洞察对美国制宪会议来说，有效政治思考的首要特征是对人性的洞察。人既有可能做好事，又有可能做坏事，这是有效政治思考的起点。构建政治秩序时，必须对人性要有深刻洞察。他们对人性也没有抱很乐观的态度。尤其是，一个人获得政治权力后做坏事的能量可能会很大。汉密尔顿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他说了两个意思：一是政府是必需的；二是政府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而这两个主张都基于同一个前提，即“人不是天使”——普通人不是天使，统治者也不是天使。-2-对权力的防范有效政治思考的第二个特征是对权力的防范。从美国制宪会议的记录来看，他们时时对政治权力抱有警惕之心，认为政治家和官员可能是靠不住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任何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边界的地方才休止。”不少制宪会议代表都是孟德斯鸠的信徒。他们认为，当政治权力不被有效约束时，执掌这些权力的人有可能沦为“压迫者”或“暴君”。对掌权者来说，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阐述的著名原则是：权力必须要靠权力来制约，野心必须要用野心来对抗。-3-对制度的精心研究有效政治思考的第三个特征是对制度的精心研究。政治制度是政治的游戏规则，而宪法是所有规则中最重要的规则。如何搭建好的政治制度框架，是政治思考的重要一环。美国制宪会议主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进行宪法设计：纵向是联邦制模式；横向是三权分立模式。与过去的邦联制相比，1787年美国宪法设计的联邦制强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但同时对州权做了较大的保留。横向方面，他们认为，只有政治权力的分立制衡，才能保证政治权力不被滥用。换句话说，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互相独立与牵制，是保障自由所必需。美国宪法创造了联邦制和三权分立的制度模式，展现了美国开国之父们审慎思考与大胆创新的完美结合。-4-对政府效能的重视有效政治思考的第四个特征是对政府效能的重视。很多人误以为美国制宪会议只强调约束政府权力，只重视实现权力的互相牵制，但实际上，很多美国制宪会议代表——特别是汉密尔顿这样的联邦党人——对政府效能非常重视。政府效能是必需的——美国制宪会议的主要目标就是改革“无能的邦联体制”，塑造强有力的联邦政府。不少制宪会议代表一方面固然强调有限政府和分权制衡，另一方面却强调政府效能和塑造强有力的政府。如果参照国家理论，把美国自独立战争到制宪会议视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构建过程，那么至少在联邦党人看来，有效的国家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东西。-5-对共同福祉的关切有效政治思考的第五个特征是对共同福祉的关切。美国开国之父们认为，宪法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张政治权力，而是为了保障共同体公民的安全、财产与自由。这一目的成为思考制宪问题的起点。比如，之所以需要必要的政府力量，是因为如果没有必要的政府力量，就难以保障安全、财产与自由；之所以政府权力不能过大且需要分权制衡，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安全、财产与自由。这就是说，宪法要把美国政府的权力构造得恰到好处，即不至于弱小到无力保护自由，又不至于强大到足以侵害自由——或者说，既不至于弱小到无力保护社会，又不至于强大到足以侵害社会——进而使得宪法能够在共同体公民安全、财产与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实现美国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6-兼顾诸种因素的平衡第六个特征是，有效政治思考还要兼顾以上诸种因素的平衡。美国制宪会议借鉴了古罗马共和政体的传统与思想，试图在各个政治因素之间寻求平衡。因此，新宪法就具有混合政体的色彩：一方面恪守着若干确定不移的政治原则，另一方面却是不同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比如说，需要恰当地平衡联邦权力与州权，平衡公民自由与政府力量，平衡人民主权与精英治理，平衡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三者的关系，等等。另外，宪法还需要在美国当时的历史情境中，结合对人性、权力、效能的考虑寻找诸种优良政治制度的最佳结合点。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部宪法没有瑕疵。以后来的标准来看，1787年美国宪法中权利法案的缺失、总统制的制度模式以及民主程度的不足，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质疑。有人甚至还认为，数十年以后的美国内战跟这部宪法也有关系。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1787年制宪会议仍然是一个成功的制宪故事。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制定宪法都是重大的政治机遇。简单地说，一个国家能否把握它的制宪时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政治精英阶层的政治思考能力。从美国制宪经验来看，对人性的洞察、对权力的防范、对制度的研究、对效能的重视、对共同体福祉的关切以及对上述诸种因素的平衡，构成了有效政治思考的基本特征。国家的制宪时刻，就如同上帝把国家再造的机会交到了人的手上。1787年的美国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成功的故事，那么其他国家呢？当制宪时刻到来的时候，它们也能完成那惊险的一跃吗？美国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说，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以便下一代能够拥有研究数学、哲学、商业和农业的自由，以及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和建筑的权利。人关心政治，就如同鱼关心水质。每个人就像河里的一条鱼，河的水质，关系到每条鱼的生活甚至生命。政治与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因此，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副业。但值得警惕的是，政治的首要问题不是意识形态宣传或是宫廷政治，既非说教亦非权术，政治，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为共同体的福祉而构建政治秩序。在这一点上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这次会议前后美国国父们所进行的系统、健全和有效的政治思考，是人类政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迄今我们讨论任何政治建构话题都无法绕过它。可以说，理解制宪会议，就是理解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所有人群的基本政治困境。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读懂美国制宪会议”五书：·

蒋介石对顾氏的一个印象是：“有点胆子小”。▌落幕：顾维钧外交生涯的“空白时期”顾维钧是本世纪（20世纪）美国现代外交发展过程的见证人。当他初次出使美国时,

这是一本极具争议的书，国内外读者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状态，可谓“冰火两重天”：本书一出版，立即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引起大西洋两岸的强烈反响，《伦敦书评》等多家知名媒体联合推荐，在英国和美国一版再版，始终畅销不衰，现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亚马逊评分4.7星，相当于某瓣9.4分高分。然而，它在某瓣上的评分却只有6.7分，不少人还写书评纷纷不推荐。国内外如此悬殊的评价让人疑惑，究竟是怎样的内容，让中外读者的感受如此大相径庭？是因为翻译不好吗？并不是。事实上本书翻译出奇地好，不仅语句通顺好读，连语气上都还原了作者的诙谐幽默感。可惜，国内的读者却并不买账，不少人认为这本书太过八卦，根本不值一读。然而，少部分国内读者和大部分国外读者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评价，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瓜大料足，令人大开眼界，带给人们对人性更多的理解。这本书就是保罗·约翰逊所写的《知识分子》。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细致描写了被世人捧上神坛的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罗素、萨特等众多世界知名作家、学者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毫不留情地指出他们身上的道德瑕疵和政治幼稚，将他们生活里种种可耻、可笑、可悲、可叹的方面抖落给读者，撕开了他们或主动塑造或被动建构的“假面”，把他们拉下神坛，原为真实的、有缺陷的普通人。可以说，这本书，既是对知识分子群体本身一剂猛烈的“清醒药”，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理解知识分子的新角度。说到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知识分子》在国外好评如潮，在国内却那么不受待见——因为它戳到了不少读者的痛处，书中所涉人物多数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并深深敬仰甚至崇拜的西方学者和作家，没有谁愿意看到自己偶像的光辉形象破灭，他们只会觉得作者无事生非。相反，这种情况在西方基本上不存在，他们崇拜神而不崇拜人，即使贵为一国总统，也一样可以拉出来开涮，受人敬仰的知识分子也并不比任何人更高尚，黑料就是黑料，只要是事实，就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正是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造成了本书在国内外完全不同的遭遇。恨它的人说它无聊透顶，爱它的人说它揭露了真相。这本书到底是否值得一读，相信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感兴趣的书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立即收藏：

1917年11月7日，俄旧历10月25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声炮响，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篇章。五年后，苏联诞生，一个超级大国瞬间崛起，并伴随着赤旗插满半个地球。可以说，整个20世纪人类最为激昂的历史与理想，都由他们书写，然而这一切又在世纪末砰然崩溃。对于这段历史，有人惋惜，有人批判。但无论如何，反思这段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页，都是必要的，因为它不仅仅是历史，更关乎着我们的当下与未来——恐惧它的人，害怕它卷土重来；呼唤它的人，则又在用尽一切办法渴望颠覆现在。◎苏维埃：一个新型国家制度的诞生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的本意即“代表会议”，它废除了洛克、孟德斯鸠所阐释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目的是要把“立法”和“执行法律”的职能都集中在“人民代表”身上。这一新型国家制度，被列宁称作“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当天夜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把这一新的政权形式全部委托给布尔什维克党，布党成为这个新政权形式的实操者。他们宣称：一，布党代表人民的愿望；二，要在各团体中都成立布党的小组与支部；三，要取得布党在政治上的绝对地位；四，要遵照中央口号，一致行动。◎苏联：形式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单一制1922年苏联成立之际，列宁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联邦等共和国要以平等的身份与俄罗斯联邦共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然而斯大林却主张，要让它们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员。对此列宁坚决反对。然而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表面上继续延续了列宁“平等共组苏联”的理念，实际上实行的却是完全的国家“单一制”，正如著名苏联史专家陈之骅所编《苏联兴亡史纲》中说：“一切都要听命于莫斯科，并不允许民族共和国真正实行自治，更不允许它们拥有主权。”◎大清洗：苏联历史绕不开的一个焦点1936年7月由斯大林掀起的“大清洗”运动，是苏联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幕，同时也是斯大林逝世后，对斯大林体制进行反思、改变，进而引发苏联剧变的焦点问题。《苏联兴亡史纲》中统计：仅在1937-1938年，因“反革命和特别危险国事罪”被判刑的就有134万人，其中68万被枪决，139个中央委员中89个被逮捕，其后大多数被枪决，1966个十七大代表中，1108个在“大清洗”期间消失。◎苏联解体：一场失败的改革，与大俄罗斯主义的恶性膨胀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立即展开了对斯大林体制的批判，拉开了苏联之后近半个世纪艰难改革的历史。但是这场改革终以失败告终，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12月25日，苏联这一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的庞大国家形态，在戈尔巴乔夫的电视演讲中宣告落幕。然而，一个国家的终结并不代表一段历史的彻底结束。苏联留给世界的巨大影响犹在，思想上，人们为它争论不休，现实中，它还左右着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乃至国际战争。此外，苏联解体伴随着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膨胀，这对当下的影响更为深远。本文所讲苏联历史的四个片段瞬间，均来自这本部解读、反思苏联全历史的重要著作：陈之骅先生所编《苏联兴亡史纲》。苏联之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直接改变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道路选择；苏联之亡，苏东阵营的解体，不但诱发了强烈的政治动荡，更是让改革开放成为一条不容逆转的道路。可以说，中国最重要的两场“革命”，分别因为苏联的兴与亡，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方向。读不懂苏联的兴亡，就看不清中国现代之路的深层问题，更无法看清中国问题的现实与未来。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苏联兴亡七书”。其中《俄罗斯史》《苏联兴亡史纲》是两部通史巨著，堪称串联苏俄历史的“资治通鉴”；《大国的崩溃》和《苏联解体亲历记》分别以美国、苏联的视角，读懂读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孤独相伴》和《苏联的命运》是戈尔巴乔夫撰写的回忆录，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读懂俄国现代和将来的必读书，二手书售价已经高达300多，本店最后库存，售完即止。众所周知，受限于种种因素，市面上苏联历史相关书籍越来越稀少。想要清晰、完整地了解苏联兴亡真相，这七本书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胜负已分，特朗普赢得了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今年的美国大选，是世界范围内最引人瞩目的政治事件之一，甚至是历史上最具有戏剧性、最吸引人眼球的一次大选，美国知名媒体《大西洋月刊》称：“人们在有生之年从未见过这样的总统大选。”《月刊》认为，此次大选之所以如此特别，不仅是因为特朗普这位“美国历史上人品最恶劣和政治上最危险的候选人之一”第三次出现在选票上，更是因为美国的民意从未撕裂到如此程度，不少店铺为了防止民众不满选举结果，造成“暴乱”，提前在门窗上钉上了木板。而对世界而言，特朗普这位“准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无疑是最值得关心的。特朗普曾多次表示，“关税”是字典里最美的词，他大概率会继续奉行相对孤立的外交路线，美国与西欧、日本等传统盟友的关系会经历新的挑战。对当下愈发混乱的俄乌局势而言，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更是会影响战事走向。而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两国关系的变化又如何影响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对此，有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声音：◎第一种：两国关系改善，是基于两个国家面临的三件大事而做出的理性选择——美国大选年、中国经济形势以及俄乌战争出现拐点。因此，短期内一定会改善。◎第二种：近些年来，主要靠局域网和自媒体获取信息的年轻一代，认为这是美国霸权风光不再、又面临俄罗斯这个强劲对手即将“击垮”北约的困局下，想再次重演上个世纪尼克松拉拢中国、对抗苏俄的历史。总之，不是“利益说”、“霸权说”，就是“合纵—连横”那一套，如果认知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对中美关系和世界的认知、对未来的洞察水平，就还停留在几百年前。但问题就在于，我们身边的这类人永远是多数。怎样才能走出“三观不同，终将渐行渐远”的中美关系困局呢？有句话说得好，“文化可以求异，文明必须趋同”。都说中美有许多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如果在文化方面，多一点少一点其实无关宏旨，如果是在文明方面，就意义非凡了——文明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趋同，世界才能真正走向“大同”。有人会说，建国不过二百多年的美国，谈别的可以，跟三千年中国谈“文明”，太托大了吧？其实不然。中美关系总是起起伏伏，原因正是对“美国文明”的误解甚至蔑视，而不是对“美国文化”的陌生与拒斥。殊不知，美国的经济强大和军事领先，以及其他各领域的领先地位，恰恰都来自独具内涵的“美国文明”的驱动。不了解何谓美国文明，无论是想进行有理有据的批评，还是想一二三四地赞许几句，都不会说到点子上。对“美国文明”的生疏，是很多人认识美国、进而了解世界格局的真正瓶颈。在这个随时可能出现拐点的时代，多数人通过现象胡思乱想，少数人透过本质做出抉择，真正明智的人，都需要读一读关于美国文明的靠谱解读。然而，讲美国的书很多，讲“美国文明”的却很少，讲透的就更少。能同时把美国文明同中华文明之差异讲明白的，则几乎就是绝品。为此，先知书店诚荐美国文明史专家钱满素先生的《美国文明观察四部曲》：∙《自由的基因》，告诉我们美国是谁，她的基因是什么；∙《自由的刻度》，回溯美国从五月花号公约到奥巴马演讲的所有重要时刻；∙《自由的阶梯》，揭示美国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信念；∙《回眸哈佛》，以切身的观察实录，写尽对美国社会文化的观察和感受。这套书，是迄今最触及美国文明之灵魂、深入了解美国社会之有机运转的不二之选。作者钱满素，是80年代后第一批留学哈佛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又是近距离接触美国、潜心研究美国文明的大家。她对美国的“文明观察”，不仅从美国的基因、重要节点、政治实践、切身观察等维度进行了全面考量，更带有浓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因而，这既是一套最懂美国文明的大家独具诚意和价值的作品，更是最适合国人的一套“美国文明必读书”。先知书店有幸获得本书独家授权，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方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俞晓夫、曹刚、孙玉宏、周朝辉

中国近代历史学家顾颉刚说：“历史是一场戏，舞台是地理。”想要窥见历史的真实面貌，“地理环境”这一空间化的视角必不可少。纵观世界，人类文明的产生，都离不开各种“地理环境”，其中，河流就是最不应该被忽视的部分。众所周知，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统一王朝，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的两河文明，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文字的地方。它们都是今天世界文明的重要源头。对中国来说，中华文明的兴起、发展都绕不开“黄河”这一地理环境。比如：古代中国疆域的变迁，都城的选址，行政区域的划分，汉民族的分布和迁移，江南的人口密度，明朝的户籍制度，唐朝的外交事务，宋朝的行政管理……这些历史变迁和国策制定无一不与黄河有关。再比如：我们口头经常提到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都来源于黄河，它反映的是不同地域所孕育的不同文化，像仰韶文化、秦陇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等等，透过黄河，我们对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会更加深入，剥离掉一些偏见。有人说，中国人整体国民性格，也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经常断流，已奄奄一息。读懂黄河，我们不仅可以读懂国民性格、文化属性，还可以对应到特定时期下的历史人物，看他们的言行、心理状态以及命运走向，借此来帮助我们思考当下的问题。然而，历代关于黄河的史料虽多，但正如著名史学家岑仲勉所说：“我们没有一部完整可靠的黄河历史。”鉴于此，他在晚年，耗费数年时间在广泛搜集了历朝史志，并参考私家著述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完备可靠的《黄河变迁史》，这部书一经面世即在水利学界和历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被誉为“系统研究黄河问题的一部巨著”。◎中外史地考的“一代宗师”学术界公认：“在近百年唐史研究史上，惟一能与陈寅恪先生齐肩并论的只有岑仲勉先生，在圈内几曾定论。”在中外史地考方面，他堪称“一代宗师”。难能可贵的是，他做学问带有一种平民色彩和经世之怀。▲岑仲勉在文献学、边疆史地、中国史学等多个领域建树卓越◎一部史学巨著，还原三千年黄河变迁的真相全书50多万字，1900多条注释，9幅地图，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完整的黄河变迁的大历史，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基本弄清了历史上很多纠缠不清的热点问题。比如：“黄河之水”从哪来？流传千年的“重源说”如何被打破？殷商频繁迁都与黄河有什么关系？明清时期，为何频繁闹水灾？.....一部治河史，也是一部治国史。在书中，他还对历代治河主张言论、治河技术的发展等治河经验进行评判总结，为治理黄河提供了宝贵意见，为后世黄河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岑仲勉先生编著的这部《黄河变迁史》，这部书给我们还原了黄河变迁的历史真相，带我们重新理解中国千百年的文化。无论是阅读，还是收藏下来慢慢研读，都是不错的选择。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文：朱海就转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美国大选即将开始，国内特别关注“人事”，也就是谁当选，这也是中国的传统，但民主政治的关键不是“被选出来的那个人”是谁，而选择的人是谁（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目的、认知或观念），以及这套选举机制是否有效运作，服务于什么目的等。预测谁当选，这样的预测类似猜牌，只有“赌博”或“娱乐”的意义。这两位候选人的纲领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分歧。美国的政治与经济，也不是某个领导人能够改变的，主要还是决定于美国的民情、法律体系等，无论谁当选，其对美国的影响都不能被夸大。谁上台，对中国可能有不同的影响，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当然还是中国人自己的认知与选择。实际上，对中国人来说，人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美国的成功对中国有什么启示”这个不过时的问题，而不是“这次谁当选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这个即时性的问题。但前一问题，从来没有被深入地思考过。笔者认为，美国的成功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成功，美国是一个欣赏个体通过努力获得成功的社会，一个为个体的成功提供良好环境的社会，这个环境也被称为“法治”，换句话说，为个体的成功提供服务的制度安排就是法治。美国的个体主义表现为美国是以“个人（企业）品牌”为特征的社会，美国人推崇个体英雄，在这样的社会中，通过个体的奋斗，企业家、歌手、电影明星等等一个个地涌现出来，这是美国成功的秘密。相比之下，东方仍然是以集体主义为特征的，人们的身份与地位要获得那个被称为“体制”的集体的认可，否则什么都不是，或者说，只有迎合体制给出的标准，才算是取得了“成功”。当然美国也还有不同程度的体制化，比如美国的学术界也是非常体制化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首要的是个体权利的保障。当个体的权利得到保障时，个体才能有机会成功。简单地说，为个体的成功提供保障的规则就是法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执行法律，而民主制度就是个体实践其“选择政府”与“监督政府”这一权利的手段，是个体权利的重要内容。当个体能够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时，个体之间的合作能够充分展开，每个个体都能从他人发挥企业家才能的过程中获得自己成功的机会，这样就产生了动态的社会过程，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反，东方传统社会虽然也讲保护产权，却存在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即东方一方面讲

他的作品几十年不能在大陆出版，今天出版后还享有□□□的殊荣。他是民国学者从政的标杆，国难当头之际，被蒋介石三次召见，因国事高见担任政府要职；他又是民国官场的例外，尽管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但终身不入国民党，还时常批评当局政策失当和政治腐败。他不虚伪、不矫饰、不做作。无论为官、为人、为文都做得出色。为官：历任驻苏大使、驻美大使。西安事变时，参与多方斡旋，力促苏联放蒋经国回国。为人：与胡适、梁启超同为风云人物，他于南开、清华教历史，总是提醒申请读历史的学生，读历史会受穷很久……为文：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近百年中国近代史纷繁复杂，他只用短短五万字写成的“简略初步报告”，被誉为史识最为可观的中国近代史。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费孝通▌《江村经济》：痛苦中开出的花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诞生于苏州府吴江县一个重视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这埋下了他研究学术最初的种子。1935年，费孝通与王同惠结为伉俪。同年秋天，还是清华大学社会系学生的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费孝通误入瑶族猎户为捕捉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为了救他独身离去寻援，不慎坠渊身亡。此时，他们结婚才108天。1936年开春，为了疗伤和平抚丧妻之痛，费孝通来到他姐姐费达生居住的开弦弓村，在这里，他拄着双拐，带着一颗破碎的年轻的心，开始了一次持续一个多月的细致的田野调查。苏南的吴县一带自明清以来就是江南蚕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晚清，欧洲的机织技术引进中国后，这里的纺织工业就开始萌芽，费孝通无意中找到了观察中国乡村工业的最佳试验点。1936年秋天，费孝通抵英，师从布·马林诺斯基。1938年春，费孝通完成博士学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论文《江村经济》

-01-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的时候，双方曾经互赠礼物。美国赠送给中国的是日本“宝船”阿波丸号沉没位置的地图，中国后来按照这个地图组织力量打捞，获得了大量金银等贵重金属和其他战略物资。而中国赠送给美国的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那却是中国方面破译的苏联军队军区级的最新密码。美国人拿到这个小册子之后半信半疑，主持破译密码的大师罗伯特亲自做了测试，测试结果是这套密码之准确，令这位数年都没有取得进展的世界级大师激动得当场晕倒。醒来以后，大师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破译者肯定就是那位“中国的眼睛”。在那个年代，国际情报界流行一个传说：有一个神秘的中国人，在他面前，无论多么复杂巧妙的密码都如同草芥一般。他们把这个人叫做“中国的眼睛”。其实，这位“中国的眼睛”并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这么出名，在国际密码界被人顶礼膜拜。这个人的名字叫章照止，他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研究所的一个普通研究员。很多人都看过电视剧《暗算》，肯定认为，作为中国最出色的密码专家，那一定是处在一个高墙壁垒、与世隔绝，层层保卫的地方。其实，这都是冷战思维，加上阴谋论作祟的胡编乱造。这位在世界密码界神一般的人物，就住在科学院研究所的一间小平房里，每天上班来，下班走，和一个普通研究人员毫无两样。他们家也和别的家一样搭了个小的油毡棚，里面放的都是过冬的蜂窝煤。其实他也不知道每天上班到底干了些什么。有专人把世界上顶级的密码转换成数学题来交给他，他就埋头破题，至于解出来的东西是苏军的摩托化师的驻地，还是大食堂下个月的菜谱，他根本就不知道，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把号称这世界上最“密”的密码破了个一干二净。-02-但后来出了一件事，苏联人终于知道自己的密码被中国人破译了。珍宝岛冲突后一年多，中苏间依然在紧张地对峙。苏联的远东司令特列奇扬科上将忽然接到报告，说有一个苏联的团长在外出的时候失踪了。上将担心这个团长被中国劫持，就下令紧急出动直升机和军车搜寻。他本人跑到情报部，利用掌握的一条中国有线电话来进行监听，观察中国那边有什么反应。苏联这边又是飞机又是军车的一通折腾，中国方面果然一阵紧张，前线单位紧急向上级打电话询问，要不要立刻进入阵地准备战斗。结果，后方指挥人员很淡定地说，没事，刚刚破译了他们的电报，他们丢了一个团长，已经找到了，死了，没事了。就在这时，监听中国电话的特列奇扬科身后出现了一名参谋，递给他一份电报，说那位失踪的团长已经找到，翻车掉沟里摔死了。特列齐扬科当时就倒抽了一口冷气。他后来回忆说，那几天，他每天都有光着身子在大街上行走的感觉，直到十天后，他们更换了密码。其实，他不知道，一个月后这套新的密码又在章照止那张破旧的桌子上被破解了。那位苏联上将的身子一直就是光着的。在那个年代，在苏联统战部的破译中心里，真实地写着一条标语，就叫“警惕中国的眼睛”。-03-故事回到开头。美国那位顶级破译大师罗伯特向中国方面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要访问中国，见一见那位“中国的眼睛”。中方非常为难，但考虑到双方刚刚建交，不好回绝对方的请求，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当时章照止先生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加上半间油毡棚，就是我们以前常见的排房。美国大师要来这里访问，这可怎么办？最后科学院提出了一个方案，让院领导暂时搬家，请章先生先住进去应付了客人再说。就这样，章先生和美国人见了面，双方聊得十分愉快。罗伯特大师惊讶地发现，“中国的眼睛”原来并不是密码专家，也不是军人，只是一位普通的儒雅的中国知识分子。双方的交流融洽而和谐，但让罗伯特大师觉得别扭的是，在现场，有一位无所事事的翻译。章先生能说流利的英语，现场根本用不着翻译，那位翻译所做的无非沏茶倒水，拿拿东西。于是，这位美国人不乐意了，他就问章先生，我们能不能单独谈谈，这个翻译，就让他走吧。章先生一听，赶紧摇头说，那可不成，这个人他不只是翻译，他还得帮我拿东西，找东西。我刚搬到这里，他要是不帮我，我什么都找不到。罗伯特不明白，就问为什么。章先生说，因为我看不见。罗伯特大吃一惊：“您看不见吗？”“是的，”章先生缓缓地说，“我生下来，就几乎是个瞎子。”罗伯特这时才仔细地端详眼前的章先生，又差点晕倒。这位威震世界的“中国的眼睛”，竟然是一个先天视力障碍的半盲人！罗伯特看看章先生穿在新西装里的旧衬衣，又转头看看房间角落里没有藏好的主人的照片，什么都明白了。他拉着章先生的手，低头哭了。-04-章先生送走了美国人，又回到了自己的那间小平房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他觉得挺正常，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但那位在场的翻译受不了了，这位当时负有特殊使命的翻译，实际上是新华社的一名记者。他目睹了当时的场面，激动之余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就把这件事写了下来，登在了一册只有高层才能阅读的内部刊物上。开始的一周很平静，什么也没有发生。但一周后，中国科学院领导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最高层的电话，电话里命令立即把当时给院领导新建的住宅楼封存，并特别强调行政干部一个也不许住进去，房子要全部分给科研人员。就在当晚，院领导的办公室灯火通明，连夜研究分房方案。三天后，包括章照止在内的科学家们就都拿到了新房的钥匙。当他们难以置信地来到新楼一看究竟时，发现一位小个子领导面带微笑地站在大门口，说，我来给你们搬家。众人这才吃惊地认出来，这个人，就是当时的领导人胡耀邦。后来在高层的一次会议上，胡耀邦向大家描述了那次搬家的经历，当他说起那些科学家简单寒酸的行李、破烂的家具时，这位以开明著称的领导人忽然以手掩面，泣不成声。他对大家说了一句话：我很惭愧！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胡

如果读过秦老师的《走出**》，一定要看他的这本新书；如果没有读过，先从这本开始太难得！秦晖老师出新书啦！千呼万唤始出来，书名《秦汉史讲义》。乍一听很学术，也很难懂，但原书名其实非常简单明了。众所周知，秦晖老师的《走进**》已绝版多年，但秦老师讲“DZ”最透彻的，无疑就是这本刚刚出版的《秦汉史讲义》。本书的大框架很简单，就是讲中国是怎样实现“周秦之变”的，所谓“DZ”，其实就是诞生于秦汉时期的秦制。真要走出DZ，先要读懂秦制，读懂秦制，秦晖老师这本《秦汉史讲义》无疑是最权威、最好读的一本。本书以秦晖老师在清华大学讲授“秦汉史”课程为蓝本，新增18万字，比原讲义多出近一倍内容，增加了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资料，几经整理修改而成。不同于传统的断代史著作，本书更接近政治史，在时间上拿周秦与汉唐对比，在空间上拿秦汉与罗马帝国对比，从纵横两个维度来深刻探讨“秦制”的由来和影响，鞭辟入里，独树一帜。这本书讲透了秦汉，也讲透了中国历史和精神文化中最深层的一些东西；无论这本书的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超同类书籍。书中每一个章节，甚至每一个段落和句子，都值得细细品味，一定会受益良多。相信懂得秦晖老师的重要性、懂得这本书价值的读者，一定会第一时间下单，因为这样的书还能看到，就是当下读者的一种福气。正如某位书友感言：“秦老师的书，且读且珍惜吧。”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珍惜这本书，就是珍惜思想自由。先知书店现货发售，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秦晖作品集（全7册））

1914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匈帝国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先生，正在太平洋岛屿的热带雨林中考察。他向当地的一名食人族描述：“欧洲正在发生战争，每天有几万人丧生。”食人族土著惊奇地问道：“你们怎么吃得下这么多人肉？”当他解释欧洲人不吃人肉时，食人族惊呆了：“不吃的话杀来干什么？你们那里也太野蛮了！”

在伦理学领域有一个知名的思想实验，叫做“电车难题”，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但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然而问题在于，那个疯子在另一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面对这种情况，你是否会拉拉杆呢？电车难题最早是由哲学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而许倬云先生，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许纪霖▌危机一：文化全面庸俗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基本上存在于书皮上，也存在于穷乡僻壤的旮旯儿里。文化影响百姓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在文化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受追捧程度差得太远，昆曲永远不能进入流行歌曲，像样的书卖几万册就了不起了，低俗的书卖一两百万册。娱乐的杂志、时尚的杂志、小道消息的报刊，销得好得很。换句话说，今天要说中国的文化庸俗，不算冤枉。文化利用大量的资源，在表面上形成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艺谋的作风，全是声、光、颜色，没有内涵。他只是抓书上常提的中国四大贡献，这些贡献是历史上的贡献，不是今天的贡献，没有在文化内涵上提出好的音乐、好的文学作品，没办法找诗人来吟咏诗，没有找出自己谱的叫人永远纪念的歌曲来表演，对不对？凡此方方面面，是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不然，乾隆时代就是如此，当时的中国文化是没有内涵的，只是装扮的，没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文化到了今天已经是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今天口口声声说“国学热”，像白先勇这样整理昆曲是极少的。我们本身也是百孔千疮，用尽了自己的资源，活力也光了，从精英流离到下里巴人，从内涵深厚变成表面肤浅，从有内容变成只有一个点缀。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无一不如此。不是今天，中国花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逐渐一步步往下走，真是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看见民主是好东西，教育普及是好事情，人权普遍被尊重是好事情。但另外一个方面，全面平等之后，应当有优秀、特异的东西，却变成了平凡。贝多芬不可能在平民里面出来，不可能一千个人就直接创作成贝多芬。文化的领域要有一部分精英，但原动力已经衰退，才到了这地步，这是危机之一。▌危机二：社会价值崩溃危机之二，价值系统在崩溃（这个是世界性的）。从三百年前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不再标榜“现代”的口号，现代是有实践性的，我们叫近代化。三百年前开始发展资本主义、民权思想、人权思想、科学精神，都有共同的源泉，是丢开天主教的外壳，捡回了人跟上帝的直接关系，人有了信念。神造人不是白造的，给你一定的权利，给你一定的智力。人类是平等的，所以不能压迫任何人，不能禁锢任何人，应当自由。另外一方面，神的律在科学家的脑子中转化成自然的律，自然是先天存在的，其实和神的律是同一个事情。一定假定有先天存在的这个律，我们才有科学的上下寻搜，不然一堆混乱的话，怎么寻搜？这个假设使得资本主义早期的人物，为了荣耀，为了彰显使命感，拼死拼命地干活，而且用“信用”这两个字来作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信用，银行没法借贷，没法投资，没法委托。这次经济风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病根子是因为内心没有价值观念约束行为，所以掌权的那些CEO，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以市场遮盖，大量地偷窃股东的财产，辜负股民的委托，以致股票买卖实际上变成虚假的赌博。股权已经分散到这种地步，流转这么迅速，股票本身不存在，变成赌局。掌握股权的无数小民，没有办法向公司行使主权，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股权在哪里，股民没有办法行使股权来指导或者监督经理人，经理人就无所恐惧，工作法规没有办法管他。在1932年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时候，有管束资本的法律，一整套法律保护劳工、约束资本。但是从二战后到今天，美国政权和财富结合，他们废掉了一条条法律，再也没有防止不合法、不公平的法律。公众无法约束他，股权无法约束他，良心无法约束他。面对今天瞬息万变的时代，社会结构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最要紧的是，将来几十亿人共同拥有这一个地球，怎么活在一块，怎么相容，怎么再造一个互让、共存的人类社会？小到农村，大到全球，小到人员之间的争执，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用什么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个是最严重的课题，今天我们正在转移点上，蜕变已经开始，有两种蜕变法。蛇的蜕变是把旧的壳丢掉，变得更大更新，躯壳丢掉，蛇还是蛇，这是一种蜕变。这种蜕变不可能，这是大的崩溃，必须要有大的突破。突破应该是毛毛虫变蝴蝶，但蝴蝶是怎么出现，蝴蝶应当具有什么东西，我们大多数学术界人士往往不去管它。学术界绝大多数人忙着写小论文，忙着搞升职，忙着搞项目，民间文化界忙着去点缀打扮，都是交白卷。大家应当寻找共同生活的一套价值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丑，什么是美。这是最叫人担心的事情。▌如何走出精神危机中国在这个时候，应当从传统里挖出一些东西填补这个缺陷。但是今天讲儒学的人，只抓其皮毛，不抓其精神。许多学究以繁琐来文饰浅薄，以表面的口号文饰没有内涵。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没有在这一部分精神的境界、文化的境界上下力气。尤其近几十年来的恐惧、余悸未定，还在胆战心惊的状态之下，没人敢动，所以，不能单纯地说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国的经济已经有动力。今天我们对抗饥饿已经不成问题。我对中国对抗灾害的能力是非常佩服的，不能说效率百分之一百，但是前所未有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工作，做到这个地步不容易。而在教育上，不是桎梏人的思想，不是圈住人的教条，而是要放手让大家自由思想。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而我的目标是希望重建新的价值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是真实的。你可以否认别的，不能否认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的他，你也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看见的自己，一层层投射，可投射到无穷。以这作为一个美好、善良、正直、公平社会的定义的话，谁也不愿意不公平出在自己身上，推己及人，也许由此我们可以重建新的价值观念。走出精神的危机，最重要的是从自身文化找到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哪里？许倬云先生指出，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人性，多不在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而是在市井陋巷、山野乡村、街谈巷议、共话桑麻……许倬云先生，生于大陆、长于台湾、留学并任教于美国（王小波笔下那位“我的老师”），是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以其学贯中西的素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被称为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高屋建瓴的世界公民。许先生是中国史研究的大家，他的西周史、春秋战国与汉代的社会史研究独步天下，但影响更大的是他打通中西、纵观古今的通史研究。他从世界的高度看中国，既高屋建瓴，又不失对中国文化的深情。大师写专著不难，但大师写小书，却没有几位能够做到。而许先生的几部书都是叫好又叫座的畅销读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说：“不要以为这类读物好写，只有学问到了炉火纯青、阅历通透人情世故、人生看尽江山沧桑的时候，方能够化繁为简，将历史深层的智慧以大白话的方式和盘托出。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而许先生，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许倬云文明三书”，《我们去向何方》《世界何以至此》《三千年文明大变局》。这套书凝结了许倬云毕生的治学经验和人生思考，是他70年博学精思熔于一炉的集大成之作。光辉灿烂，蔚为大观。这套书采用小开本平装装帧，轻便简约。知名设计师概念诠释，以不同形式“门”和“船”的元素，象征文明的走向和路径。内文里配有大量历史插画和知识注释，大师巨作也可以一读就懂，毫不费力。此外，三本书中还收录了多篇许倬云新近的演讲全文，每一篇都饱含他对世界未来和人类命运的关切。立足于现实危机，以“大历史”的视野，反思中国与世界文明。前所未见的巨变时代，我们将何去何从？“文明三书”将给我们答案......许倬云是一套密码，需要保存，需要不断书写。他的智慧，能帮助我们思考，中国从何处来，中国文化从何处来，又要向何处去。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收藏“许倬云作品集”）：

近些年的图书行业，令人沮丧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三辉的退场，无疑是“又一起标志性事件”。2024年10月30日，三辉图书公司宣布“停止经营”，在网上几乎没有掀起波澜。相比一个知识品牌的消失，大众更乐意讨论明星网红。但其实，这家“存活”了20年的图书公司，几乎从来没有出过畅销书，却真正“过了极好的一生”。严搏非老师创办三辉图书，秉承的理念是——关心时代的精神状况，关心被淹没的历史，关心人的自由与权利，想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也想为当下的生活提供有益的思考资源。三辉最早引进了尼尔·波兹曼、安·兰德、托尼·朱特、普里莫·莱维等重要作家，并为中文界贡献了600多种经典书籍，包括《极权主义的起源》《娱乐至死》《哈佛中国史》《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等等。有书友感慨到：“原来我一直被三辉滋养、被三辉照亮，很遗憾，我从前没有专门把三辉列入收藏。为了回应书友“抢救性收藏”的需求，也为了致敬三辉同仁们的知识贡献，先知书店特别集齐了本店所有三辉出版的、经典非流行的好书。

想见到杨天石，先要穿越一排书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的研究室是一道“迷宫景观”——不足20平方米的屋子，竖立着十几个书架，上面堆放的书籍大约有六七千册，除了门口到办公桌的狭窄过道，来访者站在任何一个位置，都看不见房间主人的身影。这里只是杨天石庞大阅读量的冰山一角。杨天石的足迹踏遍了国内外许多家档案馆与图书馆，夸张地说，广袤的世界都是他的书房。为了找到百年前的一页纸，杨天石可以花费几年、几十年，去查访、追寻、解读、破译。杨天石将自己的学术风格称为“竭泽而渔”，哪里有未刊的近代中国人的日记、信函、文稿，哪里可能就有杨天石。▲杨天石的书房跨界，学文研哲终治史不管在学术界还是读者群，提到杨天石的名字，得到的定位大体上不会有什么差异——民国史专家。不过，杨天石告诉笔者，他的学术起点并不在历史领域。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杨天石最初的志向和大部分同学一致——或是当作家，或是研究文学。1958年，杨天石正上大三，同学们倡议自己编写《中国文学史》，痴迷唐诗的杨天石参加了隋唐五代组，后来，又被临时“抓壮丁”，补写了近代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部分。北大毕业后，杨天石被分配到北京八一农业机械学校，那实际上是郊区拖拉机手的一个短期训练班，杨天石的任务是教语文。一年半后，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教员，一干就是18年。从职能上看，两段经历都和学术研究毫无关联，但私底下，杨天石从来没有远离过求知与探索。他沿着当年研究“南社”的路子，先是把全部精力放在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方面，继而感到，要分析作家的思想，必须要懂得当时的社会思潮，于是，开始把目光转向哲学。杨天石告诉笔者，他在农机学校，平时上课，每到周末，就从南苑跑到城里，借住在同学单位的传达室里。第二天往图书馆一扎就是一天，到晚上8点，才开始返程。一旦错过了从永定门出发的郊区车，就只能步行几十里回去。天道酬勤。这位研究机构之外的“野生学者”逐渐引起学术圈的重视。1974年，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南社”资料，辗转找到杨天石，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协作”。“当时所谓‘协作’，相当于现在的‘义工’，白干活儿，没有一分钱报酬。我一听，特别高兴——近代史所里有不少图书和民国时期的老报刊，外面都没有。我跟着编书，不就可以读到这些稀见资料了嘛！”杨天石不假思索，满口答应。在师大附中，杨天石的教学任务并不轻松，既要教两个班的语文，又要当班主任。于是，只要有工夫，上午上完前两节课，10点不到，他就会蹬着自行车，来到研究所，扑进资料室，一页页地翻阅发脆泛黄的旧报纸。1974年至1977年，杨天石参与并完成了“南社”资料的初稿，他的勤学精神得到了研究所不少学者的认可。接着，研究所开始编写《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编写组想起了这位经常到所里来看书看报的“义工”，邀请他继续“协作”，负责撰写《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这一章。“南社是文学团体，我熟悉，算是我的老本行；而《中华民国史》是一代通史。我不是历史系出身，领导会放心让我写吗？”杨天石承认，接到邀请，他很高兴，但也有顾虑。当时，《中华民国史》的总负责人是近代史研究所的副所长李新。对于邀请杨天石参加写作一事，他没有半丝犹豫，立即当面表示欢迎。李新点了头，杨天石得到了和正式研究人员相同的待遇，不管是开出差介绍信，还是支取差旅费，都一路畅通。近代史研究所经常请高校教师参加“协作”，但是，请一位中学教员，“外行人编专业书”，这一举动可能是第一回。事实证明，李新颇有识人之明。杨天石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但接手的章节，资料翔实、立论严谨、文字流畅，与专业人员相比，毫不逊色。民国史研究室正值发展期，领导决定调进杨天石。1978年4月，杨天石终于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学术殿堂。此时，他已年过不惑。▲杨天石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偶遇，遍览日记解谜题如今，杨天石的学术盛名，大部分得益于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他被称为“研究蒋介石日记第一人”。有些专业学者认为，即使蒋介石日记全文出版，杨天石的“日记解读”系列的价值依旧不会褪色。实际上，和蒋介石日记的第一次相遇，完全不在杨天石本人的预想之中。1982年，杨天石着手开始《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的撰写，这一卷涉及的主要历史事件是北伐战争，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自然是主角。于是，杨天石大量收集和蒋介石相关的文献。一天，杨天石正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阅览，工作人员送来了一堆档案，杨天石从中发现了一份资料，没有题目。“这不在我调阅的目录之中呀！”但是，他粗读之后，却发现误打误撞，捡到宝了。杨天石的两位同事，曾经到上海、宁波等地收集资料。他们在查访中得知，蒋介石有一位老师兼秘书，名叫毛思诚，家藏一批蒋介石的早年资料，辗转被转到第二历史档案馆。杨天石手中的这份资料，就是其中的《蒋介石日记类抄》。杨天石告诉笔者，蒋介石一生崇拜晚清名臣曾国藩，在很多地方模仿他。曾国藩有写日记的习惯，别人替他编了《曾文正公日记类抄》。上世纪20至30年代，蒋介石把日记交给毛思诚后，毛思诚按照《曾文正公日记类抄》的体例，分类编纂，成为《蒋介石日记类抄》。杨天石至今都不清楚，为什么这份资料会送到他的手中。他只能猜测，可能是工作人员忙乱之中，取错了。无法解释的偶然，开启了杨天石最重要的学术主题。▲杨天石在东京查阅资料或许我们可以相信，每一份尘封的文献，冥冥之中，都在选择最合适的学者，请他去解答自己的前世今生。一旦相遇，就会是一场高山流水的知音邂逅。“日记类抄”起于1919年，止于1926年，时间跨度仅有8年。杨天石不满足，开始花费大量精力，去寻找更多的蒋介石日记。上世纪90年代，他在台湾“国史馆”发现了《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爱记》《游记》5种蒋介石日记的摘抄，时间向后推展到1942年。于是，杨天石几赴台湾，阅读誊抄。利用蒋介石日记，加上长期奔走收集的多方史料，1988年，杨天石的《中山舰事件之谜》发表，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2002年，杨天石的第一本蒋介石研究专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出版。杨天石的研究获得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他却陷入了困扰——二档和台湾所藏的蒋介石日记都是由他人摘录的，原本日记是否还在？如果有的话，它们在哪里？杨天石推断，如果这些日记还在世间，十之八九是在蒋氏后人手中。他请台湾学者给蒋家人带话，“日记在你们那里的话，请务必好好保存，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杨天石不知道，蒋介石日记原件已经漂洋过海。200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正式对外开放，大部分由蒋介石本人亲笔书写。作为公认的蒋介石研究专家，杨天石接到邀请，与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先生同行，赴美查阅。▲杨天石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喜悦，还有些忐忑。”杨天石的两只手在空中摆动着。十几年后，谈起那次受邀经历，这位耄耋老人依旧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我之前看到的都是摘抄本，以为有生之年看不到日记原本了。现在原本开放，会不会颠覆我此前的某些结论？”为了避免拥挤，杨天石和张海鹏商量，开放日当天提前去排队。第二天清晨，两人起了个大早，到了胡佛研究院的档案馆，却发现这里冷冷清清，他们是仅有的到访者。原来，蒋介石日记开放的消息，除了杨、张二人，胡佛研究院没有告知其他人。因为保存状况不好，日记已经出现了损毁与霉烂。胡佛研究院提供的，只是拍摄下来的缩微胶卷的还原件，查阅者不能复印，不能用电脑录入，只能用笔抄写。两个多月里，杨天石就像“长”在了档案馆中，每天8点15分开馆，门刚开，他就跑进去；下午4点45分闭馆时分到了，他才恋恋不舍拿着纸笔离开。除了用带来的便当草草解决午饭外，杨天石不喝水，不上厕所，一坐下，常常一天不起来。蒋介石日记共分4年、4批次开放，杨天石也就4次前往美国，一共花了10个半月，带回了数千页笔记。“日记有重要价值，有时就是两三句话，往往能为解决某一历史事件提供线索。”查阅完所有日记，杨天石放心了——以往自己做出的学术判断都可以站得住。功底，破译暗语访遗篇在同行的眼中，杨天石显得有点“不太合群”。不管是出国开会，还是外地讲学，正事一结束，杨天石常常一个人跑得没了影儿。日子久了，大家也摸到了规律，有资料的地方，老杨准在。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去的是图书馆还是档案馆，杨天石的目标都很一致——找寻近现代未刊资料。1990年，杨天石访问波士顿的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告诉他，这里有一批胡汉民的电稿，从未对外公布，它们和天书差不多，很难看懂。杨天石来了兴致，“我就看这个！”取出电稿后，杨天石一翻，才明白所谓的“天书”是什么含义——里面提到的人名，全是暗语。什么“门神”，什么“不孤”，什么“史姑娘”等，乍一看，不知所指，自然，也就不知所云。历史学家杨天石干起了破译密码的活计。解读暗语，关键在于摸清原作者遵循的规律。通读了电稿后，杨天石发现，有个代称反复出现，每次都有新变化，例如，第一次是“门”，第二次是“门神”，第三次是“蒋门神”。结合上下文来看，杨天石断定，这位“蒋门神”就是他的老相识——蒋介石。《水浒传》里有个小角色，绰号为蒋门神，通信双方为了保密，把与其同姓的蒋介石称为“门神”，或者干脆一个字：门。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披上了古代典籍的隐身衣。拎起这根宝贵的线头，杨天石顺藤摸瓜，弄清了电稿背后的指认——“不孤”指的是李宗仁，因为《论语》中有“以德为邻，则不孤”，李宗仁的字为德邻；“容甫”，代指汪精卫，因为清初学者汪中字容甫；“水云”，也是代指汪精卫，因为南宋词人汪元量的词集名为《水云词》；“史姑娘”代指军阀何键，因为《红楼梦》中的史姑娘名叫史湘云，何键为湖南人，字云樵……破解完毕，一桩被隐藏了多年的旧事浮现在杨天石面前——1931年后，胡汉民曾经联络各方势力，密谋用军事手段推翻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散乱的沙砾，被有心人淘漉出了真金。诵读典籍的幼年所学，中文系五年的训练，对于民国史信手拈来的熟稔，这些都为杨天石打磨了深厚的功底，使他能擎着知识的火把，深入学术的幽暗密林，穿越迷雾，踏出一条通途。杨天石看过的每份未刊资料，大都不曾被辜负。杨天石说，与在图书馆中翻文献相比，获取私人手中的资料更难，他为笔者讲述了一个“四访笔谈手稿”的故事。杨天石长期研究黄遵宪，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职员口中，他得知黄遵宪有一批和明治时期的文人宫岛诚一郎的笔谈，现在还保存在其后人手中。于是，他马上打通电话，希望能看看这批笔谈。电话那边是礼貌的回复：“我马上要去英国，等我回来后再看吧。”杨天石在东京的行程即将结束，他只能遗憾地离开。两三年后，杨天石又到了日本，这次他得到的回答是：“我明天要去住院，不方便接待。”时光又拨过几个寒暑，第三次赴日的杨天石再次联系，对方仍然婉拒，“这几天下雨，潮湿的天气恐怕会有损资料。”第四次，杨天石的诚意终于得到了回应，宫岛后人请他来家里做客，不仅拿出了笔谈的全部，还慷慨地表示“都可以拍照”。锲而不舍的努力与信念，终得报偿。杨天石说：“找资料，我是要‘竭泽而渔’的。只要让我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不管花多少时间，不管它有多么难读，我都要追寻到底，绝不放弃。”▲杨天石夫妇不辍，斟酌文字理旧稿为了让史学研究后继有人，杨天石尽力扶持年轻人成长，目前，已经有近10位博士或博士后从杨门走出。从下一代历史学者身上，杨天石欣慰地看到，当年自己的缺失得到了填补，但他同时也有一点隐忧。“这辈子搞研究，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的外文基础，很多外文资料看不了，现在这些年轻人都能熟练掌握一两门外语，接触到的资料在广度上大大提高了，英语、日语，俄语，拿来就用。”杨天石说，“也有不足——带了这么多学生，我发现，他们的文字表达大半不过关，给博士生看论文，我在修改文字上花的时间最多。”杨天石认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文章要符合八字要求——准确、流畅、精炼、生动，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准确。杨天石刚刚调入近代史研究所时，“伯乐”李新副所长就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写历史，不得已时，可以讲5%的套话，也可以讲5%的废话，唯独假话，一句都不能讲。”杨天石用“不讲假话”这句话要求自己的研究，也用这句话要求学生。他最得意的弟子王奇生目前在导师的母校北京大学任教，谦和的杨天石从来不吝惜夸奖这位门生。他认为，王奇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路子，语言是过关的。杨天石本人，也一直在路上。即使在85岁的高龄（本文写于2021年），无论晴雨寒暑，杨天石的生活轨迹还保持着家和研究室的两点一线。早晨8点至12点30分、下午2点30分至6点30分、晚上8点至10点30分，是他雷打不动的工作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外，他的生活被简化为两个内容：读资料、写文章。杨天石的女儿回忆过这样一桩家庭趣事：有一次，一家人去外婆家过年，大家都在聊天、看电视、吃零食，悠然自得，唯独杨天石坐立不安，丝毫没有被节日的气氛感染。回到家里，他就和妻子女儿抱怨：“没有书看的日子无聊至极！”并连声念叨，“太浪费时间了！”在采访中，杨天石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我不知道上帝还会给我留下多少时间。跨入耄耋之年的他并不讳谈死亡。杨天石更关注剩下的时间，够不够完成自己未竟的工作。真相是历史的前提，作为一个历史发达的国家，对历史真相，尤其是和我们距离最近的近代历史真相的追问，是值得每个人关心的重点。面对中国近现代艰难且复杂的转型，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参与“大合唱”，他们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实际上却是“原则”先行，往往为此不顾及史实，甚至故意篡改之。而杨天石却无比重视史实的重要性，一再强调史实比“原则”更重要。建立历史公信力，需要杨天石这样的史学家。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杨天石先生的代表作《找寻真实的蒋J石：蒋J石在台湾》。本书是作者通过30余年细心访求研读，美国胡佛档案馆分4批陆续开放的蒋]石日记，并广泛参考海峡两岸以及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地的档案和文献，做过100余个将]石专题研究的潜心之作。著名学者吴思评价：即使蒋介石日记全文出版了，这本书仍然不可替代，既把我们带到蒋的视角里，又帮助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至于陷进去。推荐本书至少有四大理由：1.作者权威。杨天石先生196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师从王力先生，后步入史学，成绩骄人，是国内最知名历史学家之一，同时也被称为中国大陆“研究《蒋介石日记》第一人”，做过100余个蒋介石专题研究，其研究风靡中国十几年。2.内容考究。本书是他花费30余年细心访求，将《蒋介石日记》和全球权威档案相互印证、严密分析，最终写成完美收官之作，揭秘蒋退守台湾后的政治布局，包括土地改革、与美国外交起伏、经济制度，颠覆了几十年来的诸多结论，引发极大震动，也是当下中国转型之镜鉴。

哈耶克说：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事实上，这个世界就是由极少数思想统治的。无论是早还是晚，无论是好还是坏，危险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群体。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者，都遭受过社会的偏见和不公正待遇。但是，正是这些所谓偏执的有思想的人，才是这个社会的清醒者，是现实问题的第一反思者。一个有思想的人，不会在乎旁人的误解，也不会在乎有世俗的偏见，因为他的内心就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一个人内心的丰富，足以弥补物质的匮乏。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多半是真正有思想的人，而真正有思想的人，必然是内心强大的人。在荒诞的时代里，思想就是一个人最后的也最坚强的“武器”。▌有思想的人，不会因异见而焦虑

2008年12月24日圣诞夜，哈佛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溘然长逝。世人如此评价：“他的每一本书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他的学说已成为日常词汇“；“他是过去50年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必须研究和辩论他的想法”；——他就是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世人提到亨廷顿，立马就会联想到“文明的冲突”、“第三波”等词汇。但其实，这些不过是亨廷顿浩大思想中的几朵浪花。亨廷顿的伟大，不仅在于他预见了当代世界最紧迫的政治难题，更在于他“永恒性的政治思考”，超越了时代与地域的局限。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亨氏之后，再无大师。无论是学者、政治家，还是关心权力与自由的普通人，都应该深思亨廷顿的这五大预言。预言一

殷海光曾说，“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不过，今天，弥漫在“伪知识分子”身上的犬儒、谄媚、不学无术、何不食肉糜等乱象，其影响已经不仅是让时代失明，说其误国误民也不为过。那么，什么才是好知识分子？好知识分子又有哪些特质呢？从雷蒙•阿隆、索维尔等研究知识分子的作品，以及中西方世界优秀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可以提炼出四种特质：-1-自由意志既不为个人欲望禁锢，也不为外在现象困扰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在罗马士兵的利剑面前，唯一要求是“让我把定律证明完毕”。缺乏自由意志的人，怎能拥有这种忘我的态度？达·芬奇设计出了四百年后才有的直升机图纸，倘若不能克服历史局限，怎会生发出如此惊人的想象？这种天才现象，正是自由意志的高位运行。-2-独立人格既不迎合权势，也不迎合大众，精神上高度自洽阿伦特在批判纳粹的同时，也指出犹太人本身亦参与了自我毁灭，从而惹恼犹太人，但从未考虑修改结论。打开岱峻老师的皇皇巨著《发现李庄》也会看到，民国时期，傅斯年多次拒绝蒋总裁的入阁邀请，终生坚持只从价值角度做事，将人格独立发挥到了极致。-3-家国情怀以学术为志业，把学术研究与国家前途、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曾国藩带病接手“天津教案”，宁可被扣上“卖国贼”帽子，就是担心哪些满嘴大清利益，而不学无术，看不清世界大势的颟顸之辈，很可能再次推中国入深渊。几乎国破文化亡的20世纪40年代，甲骨文专家董作宾，以手写和石印方式在小镇李庄完成《殷历谱》，首次确定商朝作为信史的存在，使中国可以堂堂正正宣称拥有“三千年文明”，被陈寅恪推为抗战八年第一书。家国情怀不仅是民族和国家的强大凝聚力，更是一流知识分子的标配。-4-士人风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941年，林徽因病倒在李庄，儿子问：“日本人追上来怎么办？”她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士人风骨才是这位“民国第一才女”的加冕原因。也是在李庄，1943年，中国民族学奠基人凌纯声面对催赴重庆改屡新职、甚至拿“蒋总裁接见”来压的“十二道金牌”，给出了自己的态度：“现决引咎恳辞本职”。没有这样的风骨，怎能在学术路上勇猛精进？有人会说，“国情特殊”，中国即使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只能是零星出现，无以对抗“伪知识分子”的泛滥，以及造就这类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只有国外才可能出现文艺复兴、思想启蒙那种知识分子成群而来的壮举。其实，我们完全没必要妄自菲薄。远的诸子百家不说，近百年内，中国就有过一次好知识分子的涌现。这就是岱峻老师《发现李庄》想要呈现给我们的，80年前，几乎集好知识分子四大特质于一身的李庄学人学术救国的奇迹：1940年，亡国灭种几乎已成定局，不少政商界名流早已“润”到西方，一群国内顶尖学人却沿长江逆流而上，齐聚偏僻的四川小镇李庄，一住就是6年。这里是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生活糟糕到极点。梁思成和林徽因，一个脊椎病严重必须用铁马甲箍住，一个时常咳血，为给林徽因补些营养，梁思成居然需要当掉怀表。这种情况下，二人每天工作到夜半，完全靠家国情怀、自由意志支撑，写完了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编写、远超国外研究水平的《中国建筑史》。中博院筹备处主任李济，长途转运文物时没有损坏一件，但却只能看着两个女儿，因为缺医少药，患病离世......这之后，他把自己埋进书稿和文物，写出多部中国考古学奠基之作。史学大家许倬云，因此称他是“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结合的君子人”。童第周东拼西凑借钱，买来一架旧显微镜做金鱼实验，论文引起国外生物学界高度关注。而他所谓的“实验室”只是几个鱼缸，以至于英国学者李约瑟来访后连声惊呼：“简直不可思议！”▲童第周实验图没有《发现李庄》的再现，我们应该不会知道，李庄六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学术文化条件最差的时候，但却是中国学术文化最有机会平视世界的时期；没有《发现李庄》的再现，我们也不会知道，与重庆、成都、昆明并列抗战四大文化中心之一的李庄，是抗战时期中国最知名的世界窗口，只要写上“中国李庄”，国际邮件也准能直达；我们更不会知道，相当比例的外援，来自西方世界对“李庄奇迹”震撼和感动后的慨然相助。然而，这些让我们仰望，集自由意志、独立人格、家国情怀、士人风骨于一身的好知识分子，曾消失于历史长达半个世纪。就连李庄当地的大多数村民，都不知道这段历史。2000年，读书人岱峻走进李庄，为重现李庄往事，再现一代知识分子的特质，岱峻走了一条几乎和李庄学人同样的路：没有任何经费、赞助和团队，走访乡民，查阅档案，联系所有能找到的李庄后人，搜集尽可能详细的口述材料，自学当年李庄涉猎到的所有学科，从49岁写到72岁，终于完成三卷本《发现李庄》，满头青丝皆成白发。▲岱峻老师如果说雷蒙•阿隆、索维尔等学者从学术角度阐述了好知识分子的特质，那么，岱峻老师的《发现李庄》不仅再现了一段被尘封已久的历史，也是以李庄学人的真实案例，鲜活地再现了好知识分子的四种特质，这份23年心血之作，既是“未亡人对逝去者承担的责任”，更是为今天的知识分子乱象寻根。打开书，不仅会为李庄学人在极端环境下的高光表现而感喟，也会为李庄故事随后被长期中断而扼腕。而从普通读书人磨炼成百科全书式学者，岱峻的故事恰如一曲“执拗的低音”——凭借一己之力，挖掘出一个巨大宝藏，又毫无所图。为此，诚挚推荐《发现李庄》，更珍贵的，我们争取到72岁岱峻老师亲笔签名加钤印，让阅读多了一份敬意，感兴趣的书友，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本文摘自网络，作者不详。标题与小标题及部分段落为编者所加。

▲少年时代的王小波（后排右二）有位西方的发展学者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言下之意是说，有些人受穷，是因为他不想富裕。这句话是作为一种惊世骇俗的观点提出的，但我狭隘的人生经历却证明此话大有道理。▌人应该追求智慧，我们却说“难得糊涂”对于人人都追求快乐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罗素却以为不尽然，他举受虐狂作为反例。当然，受虐狂在人口中只占极少数。但是受虐却不是罕见的品行。七十年代，笔者在农村插队，在学大寨的口号鞭策下，劳动的强度早已超过了人力所能忍受的极限，但那些工作却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对于这些活计，老乡们概括得最对：没别的，就是要给人找些罪来受。但队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却乐此不疲，干得起码是不比别人少。学大寨的结果是使大家变得更加贫穷。道理很简单：人干了艰苦的工作之后，就变得很能吃，而地里又没有多长出任何可吃的东西。这个例子说明，人人都有所追求，这个道理是不错的，但追求的却可以是任何东西：你总不好说任何东西都是快乐吧。人应该追求智慧，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苏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画上了等号。但是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一点。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冲动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还要强烈，因为这个原故，在我年轻时，总是个问题青年、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的：别人希望我变得笨一些。谢天谢地，他们没有成功。假如你经历过中国的七十年代，就会明白，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答案。你也许会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尚，但我对这种话从来就不信。我更相信乔治·奥威尔的话：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全会迎刃而解。▲电影《1984》剧照

在绘画界，提到梵高的名字，会让很多人扼腕叹息！生前，他的画一文不值，死后，他成为了绘画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现在，他的每一幅画都已经超过上亿美元！在文学界，同样也有一位这样的人物，他的名字就是卡夫卡！在他生前，他的小说无人问津，几乎要崩溃到烧掉底稿。因为没人能够看到他的小说的价值，批判荒诞的现实生活，在他的小说设定中，“人变成了臭虫”，但他渴望自由。其实，他的小说与我们很近，他开创了一个流派。在他死后，他成为了文学界一座高峰，比肩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只是，他离我们更近！1910-1924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表现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强调“内向转”，即关注内心主观世界，卡夫卡深受弗洛伊德和尼采的影响。把哲学溶入文学。他从“文学外走向文学内”。

野哥推荐画怪江小迪作品点击图片即可进店浏览收藏1976年，五十八岁的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华裔历史学者黄仁宇用英文完成了一本书，取名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我们从这本书洋洋洒洒的行文中可以读出作者在写作时是如何逸兴遄飞、文思泉涌。

43岁的上海女子沙白，因病重无法治愈，“不愿白白承受痛苦”，赴瑞士“安乐死”。在生命倒计时中，沙白分享人生经历，与父亲告别，告诫病友“好好吃药”，最终主动结束生命。这起事件再次引爆关于安乐死的道德争议。有人赞美这是“生命教育”，有人抨击这是“美化自杀”。首先，我们当然应该为一个人遭受的苦难和逝去表示同情。但是背后的伦理难题，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立场。目前，只有少数几个欧美国家有合法的“安乐死”（协助自杀）。然而，即便立法的初衷极好，即便抛弃宗教规条，即便流程极度严苛，在实际执行中，各种突破法律、伦理边界的案例仍然频频发生。比如，法案规定当事人可以“随时反悔”，但是很多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反悔，都被执行人无视。此外，安乐死是否真的让人“安乐”，也是活人无法回答的问题。还有学者最担忧的、对人类伦理最颠覆的危机——因利益动机促成的“被安乐死”。可见，人类绝不是满足了“安乐”，就可以名正言顺、万事大吉。因为人不仅是物质、情感的生物，更是伦理的生物。事实上，“安乐死”仅仅是未来道德难题的冰山一角。英国思想家埃德蒙兹领衔28位重量级哲学家，在《未来道德》一书中提出严厉警告：在不远的将来，维系人类社会的道德体系，将遭遇全面的挑战，甚至完全崩塌。书中对人类未来的伦理危机做了全面梳理：“爱情药物”使感情变成廉价商品，使“自由意志”成为历史；人造胚胎让堕胎和遗弃变得心安理得；基因编辑把胚胎像电脑一样编程，将阶层差异扩大到“天赋”领域；脑机接口会消灭个人隐私，以虚拟化身替代现实身份……书中还挖掘了道德危机背后的四个根本性问题：人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应该怎么对待他人？人应该怎么对待世界？在传统社会，这些问题的答案基本上都是稳定的。比如，人的生命不属于自己，属于父母或上帝。但随着科技的发展，道德存在的前提已经被彻底颠覆。比如变性技术的普及，将导致家庭、婚姻崩解，甚至强奸的定性都成为难题。技术革命已经开始重新定义道德。而未来的道德，考验着每个人的人性，也考验着资本的良知、政府的管理水平。如何破解这些迫在眉睫的道德危机，关乎人类文明的存亡。但是，很多人仍然没有意识到技术巨变导致的可怕后果，更多人则是对未来怀着盲目的乐观。我们很容易看见，科技不断减轻人类的痛苦、疾病，延长人类的寿命，使我们忘记死亡的恐惧。却极少有人看到，科技也可能让我们失去隐私、失去自我，成为没有思想、没有激情的工具，最终滑向彻底的虚无。好在有《未来道德》这样的作品，29位敏锐的哲学家，不仅清晰地梳理了24个最重要的道德难题，每一个难题，还给出了前瞻性的思考，值得所有关心科技、法律、道德和政治的人们深度阅读。感兴趣的书友，长按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包含本书在内的“未来四书”。

如果问“历史到底有什么用？”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想起唐太宗李世民那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简单说，历史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给今人以经验教训。最能彰显这一功能的，无疑是“史学界二司马”——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然而，黑格尔却说：“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为何东西方对历史的功能和认识有如此大的偏差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史学家，由于视野和角度的差异，所得出的历史教训，其穿透力有着天壤之别。绝大多数史学家终其一生，只专注于狭小的专业领域，成为作碎片化史学的专家。只有极少数绝世天才，才敢于站在人类思想的最高处，书写世界文明史。他们的信条是：只有天才和蠢货，才敢无所不谈。因此那些俯瞰人类文明的天才，显得尤为可贵。1885年诞生于美国的威尔·杜兰特，就是其中一员。杜兰特是普利策奖及自由勋章的获得者，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一。他早年投入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门下，却超越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成为文明观念的捍卫者。季羡林评价他：“冒着专门史家的各种批评，一往无前的冲进了人类文明的致命深处。”在他的巅峰著作——厚达15卷的宏篇巨著《世界文明史》中，杜兰特就为我们留下了最有穿透力的六个历史教训。一商业战胜农业，是文明不可阻挡的趋势人类文明有两大传统，雅典传统和斯巴达传统。前者代表了商业文明，后者代表了农业文明。公元前480年，希腊联军在温泉关战役中击败波斯帝国，预示着年轻的欧洲击败了古老的东方。自此，雅典海军变成了商业船队，自由城邦变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与此截然相对的是，斯巴达解散了陆军，回到了封闭的农业社会。而以当时中国为首的东方世界，则承袭了“重农抑商”的传统，历经千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都没有放弃对商业的鄙视，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随时都能成为强权的牺牲品。斯巴达和雅典，虽然都消失在了历史长河里，但雅典的后继者却远超斯巴达。18世纪英国诗人雪莱甚至说：“我们（西方人）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艺术，皆根植于希腊。”他口中的希腊其实就是雅典。而长期处于农业文明的中国，虽然三千年历史没有断绝，但自1840年中西世界激烈碰撞以来，商业文明已经落地生根，虽然历经多次阵痛，但长远看，商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趋势，不会逆转。二

女性是文明的风向标。一个社会对女性的尊重程度，决定其文明高度；一个族群的女性所追求的思想，则决定其前途。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由于受到种种条件限制，一直是男性社会的附庸。工业革命以后，少数女性率先在科学、文艺领域大放异彩，却从未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20世纪，有三位女性思想家及其原创经典的出现，终于打破了这一现状，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

萨托利认为，不是民主不现实，而是民主的环境出了问题：司法怎么样？舆论自由吗？经济由市场决定吗？官员靠任命，还是靠选举？……不能一一列举了，萨托利像手持手术刀一样，锋刃之下，没有一点含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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