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變：從族羣社會到編戶齊民（下）——法家的興起與「百代都行秦政制」第三章

事情总是这样的：沽名钓誉的假学者、假专家总是能大行其道；而真正埋头做学问的人，却总是籍籍无名而被忽视。王学泰正是这样，他一生都在开拓着中国社会史、文学史、文化史的领域，且有重大贡献，但只因这些研究更“属于他的后世”而不被同时代的我们所关注，从而让他只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他的时代”。他生于1942年，从小嗜爱读书，甚至达到了“阅读饥渴症”的地步，“没书读与没饭吃的痛苦相去无几”，但是在那个年代，书籍是很匮乏的，他读的第一本书，竟然是残缺的《三侠剑》。1964年，大学刚毕业的他，只因直抒己见，而被划为“落后分子”“反动学生”。不久就被发配劳改：“我们的生活主要就是劳动与认罪。生存环境恶劣、扭曲，人性毫无尊严可言。大家都必须隐匿地、很有技巧地不犯错误，尽量保住性命。”1973年，他无意间得到了奇书《推背图》，而在将这本书借给一位书友时，他忍不住借书议论时事，从而埋下了被捕入狱的隐患。两年后，借书之人被逮捕，王学泰受到牵连，被拘留。他先是在北京市看守所待了一年，随后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直到1978年，王学泰才被平反释放，总共过了三年的牢狱生活。然而，他却让这段由时代所造成的荒谬经历，成为他一生创作的源泉。王学泰眼中的监狱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不仅有“极差的人”，也少不了“极好的人”，都是社会上不常见而却又是典型代表的那种人。在狱中的艰苦条件下，他坚持读完了马恩全集20卷。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这段狱中经历，而是在多年后，以此为素材，写就了一部《监狱琐记》，不仅记录下了形形色色的囚犯，还再现了那个年代真实的狱中生活，成为了解那段特殊时期的重要史料。最重要的是，在狱中见识到的大量底层人士，直接成为了他研究“游民”的动因。他曾说：“我在最坏的人身上，不仅看到了人性之恶，甚至是社会之恶的浓缩。我为什么要写游民？就因为我在狱中净看到这些人、这些事。”历史学者雷颐也认为：“王学泰的社会阅历让他对历史有了更深的洞察力，一般的学者在这方面的体会没有他深。正是这些经历，让他能够深入了解最底层和边缘的人群，为他以后的游民研究打下基础。”出狱后，因读书而获罪的王学泰，又因读书而投考了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博士，虽然成绩不错，但是学校认为他“履历复杂”，不予录取，然而，幸好，文学所的领导陈荒煤先生，在了解他的情况后，说到：“这个考生只是个1949年后的大学毕业生，经历很简单，履历有什么复杂的？是我们把他搞复杂了。”正是在社科院，王学泰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他对“游民文化”的研究，被哲学家、社会学家李慎之评价为“发现了另一个中国”，著名学者张宏杰也赞誉他的研究是“1949年以来为数不多的旧墙上开新窗式的学术成就”，并且，还被公认为是“中国当代三大人文发现”之一。叔本华说：“一个人越属于他的后世，就越不被他的时代所了解。因为他的贡献对象不仅仅是他的时代，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王学泰正是这样，在他之前，中国的历史，主要是传统士大夫阶层精英文化的舞台，在他之后，底层社会流行的“游民文化”才开始有了登上了历史舞台的可能。他发现，“游民”、“游民文化”和“游民意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直到今天，这种文化与意识几乎仍然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身上。这一发现，不仅会让我们重审中国历史，更会让我们重塑自我意识。“游民文化”，听起来似乎很冷门，和我们没太大关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我们严重忽略了、低估了。而其实，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极高的价值，可能几百年后，它的价值也只会越来越被重视。正如著名学者张宏杰所言：“他一生的学术成就也没有得到我们这个社会充分的认识。他的力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也并不广为人知。”他是最不应该被低估、被埋没的学者，然而却严重被低估、被埋没了。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阅读王学泰作品：《监狱琐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水浒识小录》。《监狱琐记》是王学泰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不仅是理解王学泰本人的必读之书，更是了解那个特殊年代的重要稀缺史料，具有极高收藏价值。《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是王学泰花费一生心血所研究到的最大成果，以“游民文化”为视角，不仅可以让我们重新看待中国历史，更可以重新看待我们自身，最重要的是，它的重要性目前仍被严重低估，未来的潜力或许是不可估量的。《水浒识小录》是王学泰读水浒的研究发现，不仅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到不一样的水浒，还能让我们从水浒中的“游民文化”来重新理解我们的历史。这三本一起系统阅读，更能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感兴趣的书友，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朱元璋的畏惧一个最“懂江湖的人”，发现了“另一个中国”儒释道之外的“第四种信仰”——游民文化“理论文章不讲理”：一种隐秘的传统王学泰：都21世纪了，皇帝梦仍然没有从许多人的头脑中退去一部特殊年代的“监狱众生相”

高华教授最后的遗作《读王鼎钧》，记述了“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以下为文章节选：1949年5月26日，王鼎钧随兵船从上海撤退到基隆，他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十年，当时来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几年后会随「老总统」一起回大陆。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英年早逝的傅斯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无法回避的人物。陈寅恪视他为挚友，感叹“天下英雄独使君”；胡适视他为最得意的弟子，赞其“无论何处，都是一个道义力量”；国学大师毛子水说他“一生代表的是浩然之气”，著名教育家罗家伦称他是“天地间的一种正气”。他一生怼人无数，以“大炮”“老虎”等外号闻名天下。有人赞他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典范。这个人，就是历史学家傅斯年。▌乱世书生：以一人之力挫败腐败权贵1941年冬，日军攻占香港。隆隆炮火逼近，陈寅恪携家人匆忙赶到机场，准备乘机逃难。却被人拦了下来。孔祥熙的女儿——孔二小姐也要乘坐这趟飞机，她指挥着家仆，将老妈子、洋狗、马桶和床板塞进飞机，撇下绝望的陈寅恪一家和滞留此处的各界要员，扬长而去。此时，遥远的重庆，有人正焦急地等待消息，当他得知国宝级大师被迫给高官的家眷和洋狗让位，滞留战区，生死未卜，这位体型彪悍、一身霸气的山东大汉，暴跳如雷，怒吼：“杀孔祥熙以谢天下！”此义愤者，正是傅斯年。这人是响当当的“学术大鳄”，17岁入北大，24岁赴欧留学，32岁建成一流的研究所。然而个性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斗士。作家游宇明说：“看过傅斯年的照片，每一张都是紧绷着脸，一副随时准备跟人决斗的模样。”这次，斗士傅斯年对上了“官霸”孔祥熙。孔早就臭名昭著。任政府要职的11年里，光贪赃枉法的大案就有6起，利用职权，侵吞国家财产。人人恨他牙痒痒，却也毫无办法。孔祥熙背景太硬，与蒋介石连襟，又是行政院院长，位居是国民政府的首脑，高官中的高官。孔家又是民国一等一的权贵，掌管国家经济命脉，权倾天下。傅斯年一介读书人，单枪匹马，无权无势。但他却霸气笑谈：“我何曾惧过？”曾任民国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傅斯年两次上书蒋介石，言辞一次比一次激烈，蒋介石都不予理会。但他却毫不气馁，一面搜集证据，一面准备以提案方式，上呈国民参政会。蒋介石托秘书陈布雷从中斡旋，陈晓之以理：“先生若果真以提案弹劾孔氏，只怕世界各国认为中国官员贪污舞弊，不给予抗战支持，怎么办？”抗战事大，但是贪污也不是小事。傅斯年换了种方式，将提案改成质疑案，继续揭发。陈布雷没辙了，找到了老师胡适。胡适从美国写信苦劝傅斯年：“蒋公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再说，世间多少不平事，咱们哪能管过来，这件事太危险了，不要惹祸上身！”傅斯年反问：“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杀敌，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好吧，连胡适都拦不住了。傅斯年为了避免被人暗算，就将证据装进小箱子里，寸步不离，睡觉时也放在枕头下。万事俱备，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会场上，一阵炮轰，震惊朝野。蒋介石坐不住了，邀请傅斯年吃饭，想替孔说情。席间，蒋问：“孟真先生，信任我吗？”傅答：“当然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也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正色道：“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此语一出，周围的人都惊呆了：能怼到这份上，傅大炮，太牛了！蒋介石被怼得开不了口，便不再争辩。不久，孔祥熙就卷铺盖走人了。两千多年前，曾子问孔子：“什么是大勇？”孔子的回答掷地有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反躬自问，只要正义站在我这边，纵然面对千万人的阻拦，我也义无反顾。于傅斯年而言，任尔东西南北风，义之所在，无惧无悔。傅斯年与蒋介石▌梅开二度：将权势熏天的宋子文拉下马孔祥熙下台后，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接替了他的位子。一开始，宋赢得了众人的好感。但没多久，原形毕露，比孔有过之而无不及。傅大炮又坐不住了，连发三篇讨宋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一路炮轰，痛斥宋的罪行：“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就垮了……”傅斯年的声讨引得群情激愤，各界声援者不断，甚至有报纸大呼“傅斯年要革命”。在舆论压力下，宋子文也灰溜溜地下了台。接替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及财长的宋子文一位知识分子曾说傅斯年：“先生说出了四万万五千万人，所欲说而不能说又不敢说的话，既高明又勇敢，更热情。”乱世一书生傅斯年，没有一兵一卒，却将两个权势熏天的大贪官拉下马，纵观整个民国，堪比者，何人哉？如果一个人，对公平正义抱有最大的热忱，有胆量，能担当，敢发声，心之皎皎，至刚至正，那么，他就是一个强大到不可战胜的人。▌文人骨气：代理校长，重振北大风气1945年5月的昆明，微雨绵绵。教授们聚在西南联大，商量着胜利后，北大重建的事。当时的情况，派系斗争激烈，当校长是个苦差事。而且北大需要保持“学术独立”，必须排除从政官员。教授们想来想去，“暴脾气”傅斯年好像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于是，傅斯年收到一纸聘书：代理北大校长一职。收到聘书后，傅斯年振衣而起，神情肃然：胡适不敢做的，我替他做，胡适不敢得罪的，我替他得罪。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将北大办下去。当时的北大，早已面目全非。原来的师生护着“文脉”南下，汉奸文人却留在北平，奴化青年。北大的自由之风和文化骨气，荡然无存。战争胜利后，伪教员们的去留成为很棘手的问题，期间牵涉着太多人的利益。可是新校长是谁？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傅斯年。他可不管什么利益，什么人情，身在重庆，就向北平开炮：“北大复校，绝不延聘任何伪北大之职员！”他到达北平机场时，陈雪屏教授前来迎接。傅斯年劈头就问：“你和伪北大教员，有来往吗？”陈雪屏不知所措：“只在必要场合有过。”傅变色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傅斯年、胡适与胡祖望而这边收到消息的伪教授们也没有坐以待毙。先是以集体罢课相要挟，接着，联合起来向高官请愿，四处搬来救兵，或上门抗议，或登报辩护，逼傅斯年就范。朋友纷纷劝他妥协：“树敌太多，有什么好处？”傅斯年怃然叹道：“如果我同意了，如何对得起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他们不就白白做出牺牲了吗？”于是，面对伪教授们的漫天叫骂，傅斯年的态度坚定：“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的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傅斯年的老师周作人，仗着自己是师辈，在信里摆架子骂他：“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周作人大概是忘了，傅斯年在北大做学生时，就因教授讲课错误，将他们怼得丢了饭碗；新文化运动时，他又朝着要传他衣钵的黄侃等“老顽固”猛烈开炮；抗日时，还差点因胡适袒护政府而与之绝交……任凭你是再厉害的角色，又能如何？果然，傅斯年将信撕得粉碎：“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结果，周作人再也未能跨进北大。与日本占领者合作的周作人处理完老师，那伪学生怎么处理？傅斯年却一反之前的战斗姿态说：“青年何辜？现在的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时不过是孩子，只要伪教员不用，对学生就是有利的。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傅斯年主持北大的短暂时期内，挨了许多骂，但也是他在任期间，北大风气重振。傅斯年怼人，不是义气之争，更不是派系之斗，而是为文人的骨气斗争。知识分子如果不知坚守，不重名节，风起时，就站不稳，风继续刮，只会四散倒下，这样的人，能教育出独立思考、敢挑战权威的年轻人吗？▌顶天立地：招生不论贫富，护校不顾生死后来，傅斯年到了台湾。常年的辛劳奔波，身体渐渐不支，又性格刚烈，常年患高血压，成了医院的常客。然而，他又拖着病躯接下了一个烂摊子——任台大校长。到台湾后的傅斯年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学生数量一下子暴涨，台大收容不了这么多人。为了取得入学资格，一些官员显贵凭着手中权力，搞得学校乌烟瘴气，贫寒人家的孩子被堵在门外。傅斯年上任后，立刻制定规则：无论贫富，一律按招生标准录取。一些人不死心，想尽办法找他说情。傅斯年重拾年轻时的“大炮”风姿，继续开怼。他在办公室门口竖块牌子，上书大字：“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接着，傅斯年开始整顿校风。学术水平不达标的教授，开除；专业不过关的医护人员，开除；混日子的职员，开除。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带来了一堆麻烦。这些人四处攻击，在报上污蔑他。恰在这时，台大和师范学院爆发学潮。当军警包围台大时，傅斯年态度极强硬，警告总司令彭孟缉：“我有一个请求，你今晚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会跟你拼命！”彭孟缉倚仗权势，一向不把人放在眼里，但面对傅的以死相搏，却被震住了，脱口而出道：“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杀！”结果，台大避免了惨剧发生。被傅斯年搭救的台大学生所书感谢函几十年后，台大师生在说起这起事件时，均赞叹傅斯年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的大义凛然，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保护了很多人的生命，也维护了大学的学术独立。至今台湾军警都不得随便进入台大校园。▌傅斯年之死：为正义站着倒下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像往日一样，参加教育会议。其间，突然蹦出来一个参议员郭国基，人称“郭大炮”。但与“傅大炮”的正直果敢不同，郭大炮是个无赖，最擅长挑事。他连番质问傅斯年台大经费去处，惹得傅斯年大怒，两人争辩起来。傅斯年越说越激动，吼道：“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先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话音刚落，傅斯年突然趔趄着晕倒在地，闭上了双眼。一代书生意气，一代知识分子的脊梁，就此与世长辞。巴顿将军曾说：“一个士兵最好的归宿，是在最后一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一个真正的的斗士，最高贵的死亡姿势，便是在斗争中站着倒下，为正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正如胡适所说：“他坚持原则决不妥协，具有一丝不苟的彻底精神；他方正刚直，体现着一种正义感和责任感，而且他能把正义感直接化为责任感，使伸张正义成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陶希圣为之怆然：“傅斯年活着时，人们怕他，可是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争道理时，才发现，已没有人出来为你争了。”傅斯年是学者、政治家、社会批评家以及学界领袖，他对近代学术体制的推动与建设功不可没，而他所秉持的知识分子之人格，亦值得所有国人肃然铭记。但很可惜，身处大陆的我们却差不多遗忘了他；而在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值此傅斯年先生诞辰127周年之际，先知书店特向大家诚荐《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一书。本书作者[台湾]王汎森院士师从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而本书正是在余英时指导下完成的。本书资料翔实、视野开阔，是历史研究的典范之作。此外，我们还可通过《南渡北归》作者岳南先生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陈寅恪与傅斯年》，对比陈寅恪全面细致地了解铁骨铮铮傅斯年，探究他俩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见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一键拥有“读懂傅斯年”二书。▍延伸阅读国士无双：他带领一群吃饭都成问题的人，创造了学术史上无法复制的奇迹世界失明时，为何总会想起他们——好知识分子的四种特质大学是一个社会最后的底线中国的“中西医之争”，八十多年来没有任何进步百年前的五四尽人皆知，八十年前的李庄为何默默无闻？“夜猫”与“功狗”：危难之际，书生何以报国？

中国的历史有辉煌的篇章，但也的确有许多血腥的页码。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国弱民穷，人们怨天尤人，难免怨及祖宗，“反传统”的确反得过分；乃至出现所谓“劣根性”之说，把中国的历史涂抹得一片漆黑。对此予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倒到另一极端：因为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就小富即狂，把历史说得花团锦簇。▍大灾难的形成机制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历史上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造成欧洲人口严重下降，但这仍然无法与中国“改朝换代”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性相比。▍西方争论的中国版有趣的是，近年来这样的争论也从西方汉学界扩展到了中国史领域。这就是近年来影响极大的、由美国汉学界发起、很快国际化并传入中国的争论，即“加州学派”与“人口论学派”的“华山论剑”。前者认为中国传统时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间）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并没有什么大的制度缺陷，历史上的大乱都是“小冰河期”这类气候灾变。欧洲史学界的一些“反人口论者”认为中世纪欧洲人已经会以原始计划生育手段因应经济变化、以积极调整来打破“马尔萨斯铁律”，中国史学界同样有人发现了传统时代我们先人的计划生育天赋。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似乎也只是因为江南没有富集的煤铁。反之，后者则坚持认为人口过剩使中国沦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过密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滞和危机，更别提发生工业革命了。其次，如果说到“人口周期率”，那么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显。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如果说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总还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现为“人祸”了。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人祸”之前中国也有胜于西方的“人福”。正像老子所言的“祸福相倚”，对比极为鲜明。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灾难程度，中国不仅灾难频率更高，每次灾难的程度，如果我们相信史书的说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但马上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760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西晋维持统一三十几年，末年人口1600万，只有西汉盛期的四分之一。紧接着又大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4600多万，接着又发生了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200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有5291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大乱，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剧减70％，降为1692万。历经晚唐藩镇，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剩下309万户、1500多万人的样子。宋代人口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繁荣。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1190年，宋金对峙的双方人口合计达到7633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再创高峰。元灭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从南宋的259万户剧减到元初的20万户。元朝的太平只维持了八十几年，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明代的人口记录很怪，在明太祖统治的31年内，人口增长出奇地快，到朱元璋临死时据说已经达到5987万，以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到了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人口大概是5200万左右，经过农民战争与明清战争又一场浩劫，清初恢复统一后，统计数字剩下1900多万。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长很缓慢，乾隆中叶以后，人口增长突然加速，这是中国人口史上的第三个谜，在100年间中国人口先后超过1亿、2亿、3亿，到咸丰元年达到4.3216亿，形成中国人口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乱，太平天国战争加上回捻之乱，1863年即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中国人口的数字已经掉到2.3亿。以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口数字一直都在咸丰元年的水平徘徊。▍周期性浩劫与“乱世增长”当然，上述都是史书上的官方数字，其中宋代的户、口比例，明代洪武后的“人口停滞”，和清前期的“人口爆炸”这三大谜都存在着严重的统计争议。一些研究认为实际情况没那么骇人。其中，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挂帅的集体项目六大卷《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对历史上历次大乱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该书综合了前人成果和自己的潜心研究，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当代水准，尤其对以上三个“人口之谜”的真相作了具有说服力的澄清。根据该书各卷的研究，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中，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费孝通▌《江村经济》：痛苦中开出的花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诞生于苏州府吴江县一个重视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这埋下了他研究学术最初的种子。1935年，费孝通与王同惠结为伉俪。同年秋天，还是清华大学社会系学生的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费孝通误入瑶族猎户为捕捉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为了救他独身离去寻援，不慎坠渊身亡。此时，他们结婚才108天。1936年开春，为了疗伤和平抚丧妻之痛，费孝通来到他姐姐费达生居住的开弦弓村，在这里，他拄着双拐，带着一颗破碎的年轻的心，开始了一次持续一个多月的细致的田野调查。苏南的吴县一带自明清以来就是江南蚕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晚清，欧洲的机织技术引进中国后，这里的纺织工业就开始萌芽，费孝通无意中找到了观察中国乡村工业的最佳试验点。1936年秋天，费孝通抵英，师从布·马林诺斯基。1938年春，费孝通完成博士学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论文《江村经济》

看家方为污仲尼秦晖：重审周期性“农民战争”的制度问题秦晖：与其说是时代局限性，不如说是制度的局限性张鸣：不一样的秦晖

。当然，夸大敌情的时候也有，比如说到1842年第二次定海之战时就是如此。在许多论著中，这次战役往往被描述成一个激动人心、英勇壮烈的故事。定海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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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今天只有专家，而罕有知识分子？许倬云：为什么中国人会自称“汉人”？许倬云：“苛政猛于虎”，善政也会引来洪灾

点击关注邵燕祥晚年的反思：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文：彭苏

点击关注真的是太出乎意料了，朱学勤老师的这本《风声雨声读书声》竟然复活了！此书之前至少消失了有八年之久，很多读者第一次阅读就被深深震撼到了，吸引他们一步一步拓展了思想的边界。南京大学但汉松教授回忆：1997年的夏天，我十八岁，高三毕业后的漫长暑假，在家乡书店里如饥似渴徘徊，却又不知道这种饥渴到底是什么。结果，我偶然翻到了朱学勤在三联出的一本文集，书名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几十年后，依然记得这本书当时给我灵魂带来的冲击，那是我真正意义上青年时代阅读的起点。里面两篇文章至今记忆犹新，一篇是《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讲述了胡风在那个特殊年代作为知识分子的失格（因为读了它，我进大学后读的第一本书就是麦克法夸尔的，后来我参加学院读书征文并获奖的文章，正是写的胡风），另一篇则是《两个世界的英雄：托马斯·潘恩》，讲述的是一个先后参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人如何失去了祖国并遭到各方的背叛。朱学勤的书虽然与我日后从事的专业并无直接关系，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成年之后的阅读道路——他让我明白，青年读者的使命不只是积累知识，更是让自己的“小我”去遭遇、去面对家国（乃至世界）大写的历史，去寻找那些历史上的失踪者。与中学语文课堂相比，青年时代的阅读当然是更自由的阅读，它将形塑我们与世界真正的关联，它将决定我们启程去往何处。这个过程，必然伴随蜕皮的阵痛，伴随着怀疑的煎熬与信仰的锻造，但唯有凭借那种拷问式阅读，反思式阅读，才能让我们敢于自由地思考，敢于让目光触及黑暗幽微的深谷。这就是那一年，朱学勤的书给我的信念。我至今未忘。朱学勤老师是中国思想界为数不多的思想家，他有一篇文章就叫《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仿佛被自己一语成谶，他也成为了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

点击关注2017年秋天，唐小兵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前作者：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原文标题：《傅斯年与1934年的国医、西医之争》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报》言论栏目“星期论文”上发表一篇评论《所谓国医》，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国医（即中医）与西医的辩护者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可以看作科玄论战在医学领域的拓展。傅斯年当然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史学大家，也是一流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能有今日之辉煌，都有他当年的一份功劳。除此之外，傅斯年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图

点击关注一我们先问一句，什么叫文化？这两个字，本来很难下一个清楚的定义。普通我们说文化，是指人类的生活，人类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总括汇合起来，就叫它做文化。但此所谓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并不专指一时性的平铺面而言，必将长时间的绵延性加进去。譬如一人的生活，加进长时间的绵延，那就是生命。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时间上的绵延精神。换言之，凡文化，必有它的传统的历史意义。故我们说文化，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在这平面的、大的空间，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再经历过时间的绵延性，那就是民族整个的生命，也就是那个民族的文化。所以讲到文化，我们总应该根据历史来讲。什么是中国文化？要解答这问题，不单要用哲学的眼光，而且更要用历史的眼光。中国文化，更是长时期传统一线而下的，已经有了五千年的历史演进。这就是说，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已经绵延了五千年。但是这五千年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呢？这好像说，一个人活了五十岁，他这五十年的生命意义何在？价值何在？要答复这问题，自该回看他过去五十年中做了些什么事，他对于社会、国家、人类曾有些什么贡献，他将来还有没有前途。我们同样用这种方法来看中国民族，这五千年来它究竟做了些什么，它在向哪一条路跑。如我们日常起居生活，都有他的目的和意义，如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天天老是这样操作着，他定有一个计划。如果他的计划感到满足完成了，那他又将生出另外一个想像。中国近百年来所遭遇的环境，受人压迫，任人蹂躏，可谓痛苦已极。假如有一时候，中国人又处在独立自由，国势兴隆，幸福康乐的环境下，再让他舒服痛快地过日子，那么这时候，它又将怎样地打算呢？他会又想做些什么呢？要解答这问题，我们就要看中国文化本来是在向哪一条路走。这就说到了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内在的性格。中国人现在不自由，不平等，国势衰弱，遭人压迫，事事都跟着人家后面跑，那是暂时事，难道中国人五千年来都在跟着人家脚后跟的吗？就算是如此，难道它心中就真的没有一条路线一个向往吗？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定有他自己所抱的希望与目的。如果没有了，那么他的生命就毫无意义与价值了。国家民族也如此。我们中国既经了五千年历史，他到底在向着哪一条路跑的呢？这是我们要明了的第一点。第二点，它究竟跑了多少路？曾跑到了它的目的没有？还是半途停止了？这就如我们常说的中国文化衰老了吗？已经死了吗？我现在就想用历史观点来讲明这一些问题。中国文化传统，是有它的希望和目的的。我们现在只要看它在哪条路上跑，到底跑了多少远，是继续在进步呢？还是停住不再向前了？还是转了方向，拐了弯？我们讲中国文化传统演进，就该注重在这些问题上。因此我此刻所讲，虽是已往的历史，但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现在的地位，和它将来的前途。再换一方面说，我们如果要写一本中国文化史，究竟应该分几期来写呢？历史本不能分期，好像一条水流不能切断，也像人的生命般不能分割。但我们往往说，某人的一生，可以分成几个时期。像说某人第一时期是幼年在家期，第二是青年求学期，第三或是从事革命期，第四第五是什么时期等。我们若将他这样地分成几个时期了，我们自可知道他曾希望做些什么，又完成了些什么。我也想将中国文化史分成几期，来看它循着哪一条路走。但分期实在很难，我们先得要看准它所走的路线，才能决定怎样去分程。我个人想，把中国文化从有史起到现在止，分为三期。秦以前为第一期，秦以后到唐为第二期，唐以下到晚清为第三期，现在则是第四期开始。这样分法，我想诸位无论是学历史的，或不是的，都会感到，这是很自然的一种普通一般的分法。我们普通谈中国史，大都说秦以前的学术思想最发达，最好，秦以后就衰落不兴了。又有些人说，汉、唐时代的政治和社会都很富强隆盛，有成绩，唐以下宋、元、明、清各代就都不成了。由这里，可见普通一般人，大都也将中国史分成这几段。二说到中国文化，如果我们想把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另一种文化来作比，尽不妨是很粗浅，很简单，但相互比较之后，便更容易明白彼此之真相。我想最好是把欧洲文化来作比。因为如巴比伦、埃及等，现在都己消失，他们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力量，因此也没有绵延着很长的历史，只在某一时间之内曾飞煌腾达过，但不久即消失，犹如昙花一现，不能久远。若论能长时间奋斗前进的，从目前说，只有两个文化，一是中国，一是欧洲。我们若把此双方互作比较，便可见许多不同的地方。欧洲历史，从希腊开始，接着是罗马，接着北方蛮族入浸，辗转变更，直到今天。他们好像在唱一台戏，戏本是一本到底的，而在台上主演的角色，却不断在更换，不是从头到尾由一个戏班来扮演。而中国呢？直从远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连台演唱的都是中国人，秦、汉、隋、唐各代也都是中国人，宋、元、明、清各代，上台演唱的还是中国人，现在仍然是中国人。这一层便显然双方不同了。再说一个譬喻，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比较，好像两种赛跑。中国是一个人在作长时间长距离的跑。欧洲则像是一种接力跑，一面旗从某一人手里依次传递到另一人，如是不断替换。那面旗，在先由希腊人传递给罗马，再由罗马人传给北方蛮族，现在是在拉丁条顿民族手里。而有人却说，说不定那面旗又会由斯拉夫民族接去的。而且他们这面旗，也并不是自己原有的，乃是由埃及人手里接来的。所以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相比，有两点不同。第一，就时间绵延上讲，中国是由一个人自始至终老在作长距离的跑，而欧洲是由多人接力跑。第二，就空间来说，欧洲文化，起自希腊、雅典，由这个文化中心，向四周发散。后来希腊衰微，罗马代兴，文化中心便由希腊搬到罗马，由罗马再向四周发散。因此他们在历史演进中的文化中心，也从一个地方另搬到别一个地方，依次地搬。到近代列强并立，文化中心也就分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方，再由这几个中心各自向四周发散。所以西方文化，常有由一个中心向各方发散的形态。而且这些文化中心，又常是由这一处传到那一处。这种情形，连带会发生一种现象，就是常有文化中断的现象，在这里告了一个段落，然后在别处再来重演。中国文化则很难说是由这一处传到那一处，我们很难说中国文化是由山东传到河南，再由河南传到陕西，由陕西传到江西，由江西传到江苏，如是这般地传递。中国文化一摆开就在一个大地面上，那就是所谓中国，亦即是所谓中国的体了。关于这一点，在古代历史上，似乎已难加详说。但到了春秋时代，中国文化已经很明显地平摆在中国的大地面上了。有体便有用。试看当时齐、晋、秦、楚各国散居四方，而一般文化水准都很高，而且可说是大体上一色的。这就可见中国文化水准在那时早已在一个大地面上平铺放着了。我们不能说汉都长安，汉代文化就以长安为中心，再向四面发散。当时的长安，不过是汉代中央政府所在地，人物比较集中，却不是说文化就以那里为中心，而再向四周发散。所以中国文化乃是整个的，它一发生就满布大地，充实四围。而欧洲文化则系由一个中心传到另一个中心，像希腊传到罗马，再传到东罗马。因此西方文化可以有几个中心变换存在，而中国文化则极难说它有一个中心，我们很难说某一地点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因此西方文化可说它有地域性，而中国文化则决没有地域性存在。许多地方，在历史中，根本没有做过政治中心，但始终在文化大体之内，有其相等极高的地位。这种比较，是从双方外面看，很简单很粗浅地相比较，而约略作为如此说。为什么我们要把西方文化来和中国文化如此相比呢？因为这一比，就可以看清楚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到底是什么一个样子。三我现在想由外面形态转进一步，来讲中国文化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上面说过，中国文化开始就摆在一个大局面上，而经历绵延了很长时期。这里便已包蕴中国文化一种至高至深的大意义。中国一部古经典《易经》说：“可大可久”，这是中国人脑子里对于一般生活的理想，也就是中国文化价值之特征。以现在眼光看，中国是世界之一国，中国人是世界人种中一种。我们用现代眼光去看秦以前中国古人的生活，有些人喜欢说中国古人闭关自守，和外国人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论调，我们若真用历史眼光看，便知其不是。我们也很容易知道中国几千年前的古人，对于几千年后中国近人这样的责备，他们是不肯接受的。在古代的中国人，一般感觉上，他们对于中国这一块大地，并不认为是一个国，而认为它已可称为天下，就已是整个世界了。中国人所谓天下，乃一大同的。封建诸侯，以及下面的郡县，乃属分别的。我们不要轻看当时那些封建的国，在它们都曾有很长的历史。像卫国，国虽小，却是最后才亡于秦国的，它已有九百年历史。现在世界各国，除中国外，哪一个国家传有九百年历史呢？其余像齐、楚诸国，也都有八百年左右的历史。在现在人脑子里，一个国有八百年历史，实已够长了。中国当时的四境，东南临大海，西隔高山，北接大漠，这些地方，都不是中国农业文化所能到达。《中庸》上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这像是秦代统一前后人的话，在当时，实在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天下了。当时人认为整个中国版图以内的一切地方，就同是一天下，就同在整个世界之内了。在这整个世界之内，文化已臻于大同。至于在中国版图以外的地方，因为那时中国人的文化能力一时难及，只好暂摆一旁，慢慢再说。好像近代欧洲人，对非洲、澳洲和南美洲等有些地方，岂不也因为他们一时力量有限，还未能充分到达，便也暂搁一旁，慢慢再说吗？可见古代中国人心理，和近代西洋人心理，何尝不相似，只是当时交通情形比现在差得稍远而已。在那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单位，那时只有中国人和中国。所谓中国，就是包括整个中国人的文化区域。他们以为这就已经达到了世界和天下的境界，世界大同，天下太平，这是中国古人理想中的一种人类社会。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这就是中国文化所希望达到的理想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主义即人文主义的，亦即世界主义的。它并不只想求一国的发展，也不在想一步步地向外扩张它势力，像罗马，像现在一般压迫主义、侵略主义者的西方帝国一般。惟其如此，所以使中国文化为可大。以上只就中国文化观点笼统地来说，若要具体一点讲，可以举几个例。像孔子，他的祖先，是商朝之后宋国的贵族，后来逃往鲁国。但孔子一生，就并不抱有狭义的民族观念，他从没有想过灭周复商的念头。也不抱狭义的国家观，他并不曾对宋国或鲁国特别地忠心，他更没有狭义的社会阶级观念，他只想行道于天下，得道于全人类，所以孔子实在是一个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又像墨子，我们不能详细知道他的国籍和出身，只知他一样是没有狭义的国家观和阶级观的。至于庄子、老子，那就更没有所谓国家观、阶级观了。我常说，在战国时，学者抱有狭义国家观念的，总共只有一个半，一个是楚国的贵族屈原，当时很多人劝他，楚王既然不听你的话，你大可离楚他去。但他是一个楚国的贵族，无论如何不肯离开楚国。楚王不能用他，他便投江自尽，这可以说是一个抱有强烈民族观念、国家观念的人。另外半个是韩非，他是韩国贵族，他在先也有很强烈的国家观念，但他到秦国以后，意志就不坚定了，所以只能说他是半个。但我现在仔细想来，屈原是一个文学家，富于情感，他想尽忠楚王，被谗受屈，再往别处去，也未必不再受谗受屈，因此他愤懑自杀了。我们该从他文学家的性格情感上来看，他也未见定是一位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如此说来，先秦诸子，实在没有一个人抱着狭义的国家主义。当时一般学术思想，都抱有一种天下观，所以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最后还是要平天下。这个理想，到秦始皇时代，居然实现，真成天下一家了。所以中国文化，开始就普遍地摆在一个大地面上，希望只要交通所达，彼此都相亲相爱，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个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全人类和平幸福的社会。这种世界观，又和西方耶稣教只讲未来天国，而不注重现实世界的有不同。中国孔孟诸子，深细说来，他们并非没有宗教信仰。只他们所信仰者，在现实人生界，而不在求未来和出世，而春秋战国时代一般的想望，到秦朝时，己经算到达了。至于当时在四周的一些外族，一时不能接受我们文化熏陶，我们暂时不理会，待他们能和我们处得来的时候，我们再欢迎他们进到我们疆界里面来，和我们一起过生活。因此那时虽还有化外蛮夷，但因中国那时的农业文化，还没有方法推进到沙漠、草原、高山等地带去，因于和他们生活不同，而于是文化不能勉强相同，没有方法来教他们也接受中国人所理想的生活和文化，则暂且求能和平相处便算了。以上所说，只在说明中国在秦以前，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期。在这期间，中国人已经确实实现了他们很崇高的理想。已经有了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大观念，而且也已相当地有成绩。四到了第二期，秦、汉、隋、唐时代，政治武功，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已是现世所谓的民族国家了。换言之，秦时的中国，早已是相当于近代人所谓的现代国家了。秦以后，两汉、隋、唐，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便是在政治和社会的组织方面。大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之达成，这便是汉、唐时期的成绩。我们总觉得，中国到现在为止，学术思想方面还超不出先秦，政治社会方面还超不出汉、唐。汉、唐这一段历史，很难简单讲，如今不得已，姑且简说一些。一般人往往说，中国过去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我认为称它是君主则诚然的，称它为专制，那就未免有一点冤枉。中国社会，自秦以下，便没有所谓特权阶级之存在。政府里面的做官人，并不是社会上享有特权的贵族。那么秦汉以下，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官呢？用一句现在时行的话来说，什么人才可以参预政治呢？中国从汉以下，国民参政，均有一种特定的制度，汉制先入学校受教育，毕业后，进入政府历练办事，做事务官，当时称做“吏”。待他练习实际行政有经验，有相当成绩，便得推举到朝廷，再经一度考试，才正式做政务官。至于官阶高低，则由其服官后成绩来升降。魏、晋、南北朝以下，此制有变动，但大体总有一制度。唐以后直到清代，便是有名的科举制。所以中国自汉以后，固然有皇帝，但并没有封建贵族。又并没有由资本家变相而来的财阀贵族。做官人都由民众里面挑选受教育有能力的人来充当，并在全国各地平均分配。东汉时，大概二十万户口中，可以有一人参政。直到清代，各省应科举的人，都规定录取名额，仍是照地域平均分配。单由这一点看，中国传统政治，早不是君主专制。因全国人民参政，都由政府法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即如清代考试制度所规定的考试时日，两百几十年来也未曾更改过。所以中国的传统政治，实在不能说它是君主专制。在这样一种政治情形下，便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社会情况。春秋战国时，中国还是封建社会，分有公、卿、大夫、士、庶人等阶级，而且分得很清楚。秦以后，封建社会早没有了，那时本可有渐渐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求贵路的走不通，大家都朝着求富的路走，这本是极自然的。中国地大物博，也很适宜于经商发财。但一到汉武帝时，定出新法规，规定读书受教育的人才能做官，做了官的人就不能再经商做生意。而且规定有专利的大商业都由政府经管，人民经商，所得税又抽得很重。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便走上了似乎近代人所谓的统制经济那一条路。这时候，封建制度推翻，私人经济又不能无限发展，而政府又定下考试制度来，规定国民有受教育经选拔得参政做官的权益。这种情形，在当时中国人心下，大家觉得很合理，因此封建社会去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没有来，大家在教育文化上着意努力，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因此也不想再要求另一种出世的宗教，来求安慰，换言之，他们就可在现实生活中安身立命了。但这样说来，诸位定会问，汉代制度既然如此好，当时生活又是这样合理，为什么汉代又会衰亡的呢？这问题急切不能详细答，这等于问，你今天身体健康，很强壮，为什么后来又会生病的呢？又好像问你现在已经吃得很饱，为什么等一下还要饿，还要再吃的呢？这些问题，本可以不问，问了便牵涉得太远。但是我们总不免要问，汉、唐时代的政治社会，既然这么合理，为什么如今却弄得这样糟？这问题，我再往下是要说明的。我们都知道，自汉末大乱以后，那时的中国人，便觉得这世界现实没有意义，政治不清明，社会不公道，一般人心都很消极、悲观，便转而信宗教，信有出世，希望来生，那便是当时新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环境生活如此坏，但又不像魏、晋、南北朝那样消极呢？这因现在人觉得有外国人可靠，还像有办法。从前希望在来世，现今希望在国外。因此现在中国人崇拜了洋人，却不易信宗教。如果我们有一时真觉毫无办法，那就只有信宗教求出世了。所以魏、晋、南北朝以下，信佛教的人特别多，直到唐代统一盛运再临，才又恢复过来，再走上现实人生的大道。汉、唐两代的情形，现在不能详说，大概宋代以下中国的社会与政治，都逃不出汉、唐成规。因此我们普通多说，宋代以下的政治和社会，好像没有什么长进了。但我们并不能因为汉、唐的学术思想超不出先秦，便说汉、唐没有长进。因为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一辈圣贤，都己将人生理想讲得很高深，以后实在很难再超出。问题只在如何般去求实现。汉、唐的成绩，在能依着先秦人理想，逐渐做去，把那些理想逐步表现出来，那实在也是了不得。中国古人的理想，像先秦百家所提出的，本来已很高，很完美。直到今天，依然未能超过它们，这不能因此便说中国不长进。我们现在所谓汉、唐不如先秦，大概是指的学术思想方面言，说汉、唐时代依然跑不出先秦学术思想的范畴。但我们要是进一步来说，先秦人的思想虽高，可是只存空言。而秦以后汉、唐诸代，却确在依着它实干，使先秦人的思想逐渐在社会上实现。直到宋以下，政治社会，一切规模，都逃不出汉、唐成规。这便不好不说是汉、唐时代的进步了。在这里，我敢大胆说一句，今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恐怕依然逃不掉汉、唐规模，如政治的一统性，社会的平等性，便是汉、唐的大规模。五现在我们再说，汉、唐诸代，建下了平等社会和统一政治的大规模，那时候的社会政治，比较先秦是很有进步了。政治清明，社会公道，国家富强，人生康乐。在这种环境下，一般人又将想些什么呢？出世的宗教追求，打不进他们的心坎。这时候，中国人对人生最高理想，便把来放在如何发展各自的个性这一问题上。中国社会自始便懂得顾全大体，最注意大群生活。但顾全大体，侧重大群生活，并不一定要牺牲个人的。而所谓个人幸福，在中国人心中，主要是在各个人个性的发展上。上面说过，中国文化，自始就在一个大范围之下平铺着，待这一个大范围安排妥帖了，便想进一步，在此大范围之内，来要求各个人的个性之如何而可以尽量发展，中国人并不嗜好武力，也不贪求财富。因中国人也懂得，武力与财富，尽是外皮的，并不即是人生的真内容真幸福。因此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便再进一步来期求各人内在个性的发展。个性发展的真实表现，一般说来，最主要的是在文学和艺术。其实文学亦即是艺术之一端。那时天下太平了，人的精神便用到生活享受和生活体味上。这就是文学和艺术的任务了。两汉时代，中国经过了四百年长治久安的时期，那时已渐渐开始讲究到文学和艺术。但后来国运中衰，遇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混乱，局面未能安定，于是把当时人要走的路，临时又中断了。一到唐朝，社会又渐渐安定，于是文学艺术再度发展。所以说，学术思想最灿烂的时期，是在秦以前。政治社会最理想安定的时期，莫过于汉、唐。而文学艺术的普遍发达，则在唐代开国以后。这是中国文化史演进三大历程，值得我们郑重提出，来加以证明与阐述。唐以前的文学，大体说，可分两大类，一类可说是贵族的，另一类则可说是宗教的。艺术也是一样，那时也只有贵族艺术和宗教艺术之两大类。姑举实例言之，如图画在唐以前，大概多使用在王宫或庙宇。建筑亦然，大建筑也只是王宫或庙宇了。这都只可算是贵族的和宗教的。又如汉代文学，像司马相如《上林赋》《子虚赋》之类，那便是我所谓贵族文学之好例。而像屈原《九歌》之类，则是宗教文学之好例。到唐代开国以后，中国的文学艺术，才逐渐由贵族的宗教的普遍解放，而转化为日常平民的。我们以整个中国文学史来说，唐兴以来才是平民文学的时代。以整个中国艺术史来说，唐初才有平民艺术之生长。我觉得唐代文学艺术境界，像杜工部的诗，韩昌黎的散文，颜真卿的字，吴道子的画，这都是和先秦、孔、孟诸子的学术思想一样，同是达到了一种超前绝后至高无上的境界。若说秦、汉以下，中国不再出孔、孟、老、庄，便认为是中国历史不进步，则试问如杜、韩、颜、吴，他们的诗文字画，以前何曾有过？这不该说中国历史仍在进步吗？当知中国文化之特别伟大处，并不在推翻了旧的，再来一套新的。而是在一番新的之后，又增添出另一番新的。以前的新的，不仅不须推翻，而且也不能推翻。而以后仍可有另一番新的兴起。而以后的另一番新的，仍然有价值，仍然是不可能推翻的，那才见中国文化之真实伟大处。现在要问，为什么中国的文学艺术，要到唐以后才普遍发展呢？这因汉、唐时代，政治社会虽都有很显著的成就，但是在那时，还是有变相的贵族之存在，须到宋以后，连变相的贵族也根本没有了。说到大门第，宋代只有韩、吕两大姓，但也不好说他们是贵族。其他著名人物，都是道地的从平民社会出身。宋、明两代，中国社会上，始终不再有贵族，不再有特殊阶级。只有元、清两代的部族政权，我们不妨说那时的蒙古人和满洲人，是中国社会里的特殊阶级。但这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向前演进所希望到达应该到达的。换言之，那是一种外力压迫而强之使然的。若论社会经济，宋以后，却一天天地继续发展。唐朝还用布帛做货币，宋代则己经用钞票。可见唐以前社会经济，还不很活泼，宋以后就更见活泼了。但这里有一更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在唐以前，中国社会还不免有贫富悬殊，而宋以后的社会经济，却反而更趋向于平等了。经济更活泼，而财富更平等，这不是一件极可注意研讨的事吗？这里便可见中国文化演进之大趋向及其大意义所在。可惜我们此刻，对此问题，不能细论。姑从浅处说，中国社会本来从事农业的家庭多，但他们对于子弟，总希望能读书，求仕进。无论哪一个家庭，如果只有一个儿子，那么他自然要操作生产，没话说。但如果有两个儿子，便可想办法，哥哥多做些事，让弟弟空些时间来读书。如果有三个儿子，他们更可设法让小弟弟空出整个时间来读书。因为读书接受了高等教育，便可参加政府考试，希望进入政府做大官，于是扬名声，显父母，光大门楣，这也是中国人喜欢多生儿子的一原因。只要家庭里有受教育的读书人，就有出身做大官的希望。但是做大官人的家庭，往往三四代后，便中落。这因做了大官，获得高俸厚禄，就可以不虑衣食，子弟们都可读书，不必再从事生产劳作，像是很理想。但中国的考试制度，是永远开放，永远允许着尽量竞争意味的。于是那家庭，经历几代后，如果考试不如人，不能进取，也就无路可退，只有重转入贫落的行伍中。所以宋以后的社会，许多达官贵显，不过三四代，家境便中落了。这一现象，永远地存在，直到晚清。如曾国藩家书中，还是常常劝子弟一面读书，一面仍要不忘耕作。因为惟有如此，才是可进可退的良策。于是宋以后的中国人，才始终维持着一种务农为主的经济，常使社会平等，不再有阶级悬殊。而读书人，则愈推愈广，数量也愈增愈多，学术风气也益形发展。试问那样的一个社会，不在武力上财富上无限向前，而只在教育上文学艺术上不断进步，是不是可说为一种比较更合人性更近理想的一个社会呢？此外还有一情形，这就是宋以后，宗教信仰渐次淡薄了，那又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宋以后的中国，己真有了平民教育。而魏、晋、南北朝时代，则教育限于门第，未能普遍到民间。因此当时只有达官贵人的子弟，才受到教育，普通百姓人家，如要读书，往往去到寺院或庙宇里。待他们走进寺院庙宇，自然易于接受宗教信仰。宋以后，教育普及，书院极普遍，读书再不必跑进寺院庙宇，因此宗教的魔力也就自然减少了。第二，中国的艺术文学，在其本质上，就可以替代宗教功用。这一层说来极微妙，很难说，但仍不妨姑且浅略地说。上面说过，宋以后的文学艺术，都已平民化了，每一个平民家庭的厅堂墙壁上，总会挂有几幅字画，上面写着几句诗，或画上几根竹子，几只小鸟之类，幽雅淡泊。当你去沉默欣赏的时候，你心中自然会感觉到轻松愉快。这时候，一切富贵功名，都像化为乌有，也就没有所谓人生苦痛和不得意。甚至家庭日常使用的一只茶杯或一把茶壶，一边总有几笔画，另一边总有几句诗。甚至你晚上卧床的枕头上，也往往会绣有诗画。令人日常接触到的，尽是艺术，尽是文学，而尽已平民化了。单纯、淡泊、和平、安静，让你沉默体味，教你怡然自得。再说到房屋建筑，只要经济上稍稍过得去的家庭，他们在院子里，往往留有一块空地，栽几根竹子，凿一个小池，池里栽几株荷花，或者养几条金鱼。这种设置，看来极平常，但使你身处其间，可以自遣自适。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如我上面所说，日常家庭生活之文学艺术化，在宋以后，已不是贵族生活才如此，而是一般的平民生活，大体都能向此上进。这不能不说是宋以后，中国社会宗教要求冲淡之另一个原因。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下，道德观念，一向很看重。它要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番大责任，它要讲忠孝、仁义、廉耻、节操一番大道理。这好像一条条的道德绳子，把每个人缚得紧紧，转身不得似的。在西方则并没有这么多的一大套，他们只说自由、平等、独立，何等干脆痛快。中国人则像被种种道德观念重重束缚了。中国人生可说是道德的人生。你若做了官，便有做官的责任，又不许你兼做生意，谋发财。做官生活，照理论，也全是道德的、责任的。正因中国社会偏重这一面，因此不得不有另一面来期求其平衡。中国人的诗文字画，一般文学艺术，则正尽了此职能，使你能暂时抛开一切责任，重回到幽闲的心情，自然的欣赏上。好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情景，倘使你真能领略欣赏的话，似乎在那时，你一切责任都放下，安安闲闲地在那里欣赏着大自然。中国的艺术、文学，和中国的道德人生调和起来，便代替了宗教的作用。我们把此看法来看西方文学和艺术，便觉得不然了。你若感觉到生活烦闷不舒服，试去看一场外国电影吧。你的目的本在消遣解闷，可是结果反而会更增加了你的烦闷和不舒服。因为西方的文学与艺术，都是富刺激性的，都像是在鞭策你向前走，指示你一个该向前争取的目标，在批评你的当下生活，批驳得你体无完肤。西方的文学艺术因比较富刺激性、鼓励性、鞭策性，它要你拼命向前走，待你碰到壁，闯到了一鼻子灰，那你只有进教堂，哀告上帝，上帝会安慰你。这是中西双方文学艺术内在性格与其社会使命之不同，可惜此处不能再详说。总之，中国在宋以后，一般人都走上了生活享受和生活体味的路子，在日常生活上寻求一种富于人生哲理的幸福与安慰。而中国的文学艺术，在那时代，则尽了它的大责任大贡献。因此在唐以前，文学艺术尚是贵族的宗教的，而唐兴以来则逐渐流向大众民间，成为日常人生的。因此，中国文化在秦以前，造成了人生远大的理想。汉唐时代，先把政治社会奠定了一个大规模。宋以后，人们便在这规模下享受和发展。这就是文学和艺术到那时才特别发达的缘故。六如果没有外来侵略，我们如上述的这一种富于哲理的日常生活的享受和体味，当然是很舒服。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实在并不错，错的只在他的世界主义上。要真实表现出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则非真达到世界主义的路程上不可。但中国人自始就自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大世界。中国文化在此一点上走过了头，使它和现实的世界的脱节，不接头。宋、明以下的毛病，就出在这上面。倘若外面没有蒙古人，没有满洲人，那么宋以下中国人的生活，自然可以说安排得很有意味了。可惜那一番安恬的美梦，给蒙古满洲阵阵暴风烈雨打破了，惊醒了。但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代，外人入侵，我们可以抵抗，而宋明两代外人入侵，我们就没有办法呢？这因为魏、晋时代，中国社会上还是有变相贵族之存在，他们在地方上拥有大产业，属下有大群民众，他们一号召，总可有几千几万人跟从附和，这样就可独自成为一个力量了。我们现在则称他们是封建势力，似乎封建势力总是要不得。但社会上有一个一个的封建势力摆布着，外族人自然吃不消。宋、明两代的社会，则没有这种特殊势力了，那么外族一来，只击败了你的上层中央政府，下面地方就没有办法可以再抗拒。正因这时候，中国社会上的封建势力早已消失，而像近代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新兴势力，并未在中国社会上兴起。那么那时的中国民众，就没有方法组织成力量。人民既然毫无力量，那只有依靠政府。政府倒台，人民自然就没有办法了。顾亭林先生在明亡后，想从事革命，走遍全国。有一次，他到山西西南部的闻喜县，看见一个很大的村落，名叫裴村，里面几千人家都姓裴。他们直从唐代遗传下来，还是聚族而居的。因此亭林先生便回想到唐朝时的宗法社会还是有力量，此下这力量便逐渐没有了。那时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也只是平民的，只是日常人生的，只是人生的享受和体味。从另一意味讲，那都走上了消极的路，只可供人生安慰消遣。而中国社会，一般说来，又是一个真实平等的社会，便不易发挥出力量来。宋以后，中国国势的一蹶不振，毛病就在此。到现在，中国文化史的第四期正在开始，我们应该再努力鞭策向前。怎样鞭策呢？第一，要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这就是上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孝、仁义、廉耻、节操那一番大道理。第二，应使中国社会发挥出现代力量来。如今既不能回头再恢复封建制度，又不能迈进入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究竟应该怎样团结来发挥出力量呢？我们若没有力量，便不能对付当前世界的其他民族。第三，中国自古即以农工并重，商业亦随而鼎足称盛，只不许有如西方商业资本主义之产生。像蒙古、西藏、南洋这一些地方，只要他们不是农工社会，我们的文化力量就难运使，则我们所理想的世界主义，便永难达到。中国应该走进一步，还要加强工业。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庶可再进一步达到他原先所理想的境界。《中庸》上曾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西方的现代文明，可谓在工业上比中国更走进了一步，主要则在其科学上，但他们的科学只求尽物性。中国自春秋战国到汉、唐、宋、明各代，可说是注重在求尽人之性。若要进一步尽物性，就得学西洋，在他们的科学上努力。但不能求尽物之性而忽略了尽人性，又如近代西洋般走上了另一偏径。则试问如何能在中国固有的理想之下，采用西方的科学，像我上面所说，又在以前的新上再加一番新？这个问题，很难用几句话来解答。而真问题则便在这上面。中国的社会，只要西方科学加进来，一切自会变。但问题在如何不推翻中国固有的传统。有人说，若中国人不推翻以往旧社会旧传统，便加不进西方新科学，这话是真的吗？中国人想学西方人新科学，历时已将超百年外，为什么总是学不上，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还是中国文化已经老了，不再有上进的希望？还是中国文化不宜于加进西方的新科学？就逼得它非全部推翻旧传统不可吗？其实问题都不在这上面，只因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社会一切情形太腐化。普遍讲中国史的人，往往说自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后，西方势力东渐，中国的国势便每况愈下了。其实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要是英国人不来中国贩鸦片，不引起鸦片战争，没有五口通商，难道清代政权，还可以永远维持下去，中国还会永远太平吗？实际上中国社会，自乾隆末年以后，状况己极坏，就是外国人不来，中国内部的腐化，也逐渐会曝露。自从乾隆末年到嘉庆一朝，已经不断有内乱，从此爆发出太平天国。其主要原因，实在内不在外。不在五口通商，而在朝政有病。这已告诉我们，那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根本已经彻底败坏，非经一番大改革不可了。中国社会既已在极度动荡之下，外力入侵，我们自然不能对付。若我们在最近这一次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能获得一和平休养的机会，那么十年二十年后，中国也许可以有办法。我们并不能因为中国接受西洋科学文明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至今无所成就，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示笼统的悲观。吾尝谓中国文化乃是艺术性的，而西方则是科学性的。但中国亦非无科学。即如数学与医学，中国皆远古即有传统。惟中国医学亦偏艺术性，乃从人身生理学上发明演进。而西方医学，则从人体物理学上发明演进。彼此大不同，但究竟同是一科学。又如枪炮火药，亦最先发明于中国。但中国人不愿在此上继续有发展，乃改为爆竹与烟火，而枪炮则由西方人传去，不断继续发明，以有今日之核子武器。所以今日中国要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亦得深具中国自已传统之艺术化。把中国传统文化来参加在学习中，为人生艺术增添进新的一番现代中国化才是。换言之，并不能说中国添进了西方科学化，只应说中国复兴了原有科学化。如此则更不易有病。中国今后出路，只要政治有办法，社会有秩序。要政治清明，社会公道，把人生安定下来，则西方科学文明并不是不可能接受。而说到政治清明和社会公道的本身，那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这些却不能专去向外国人学。好像花盆里的花，要从根生起。不像花瓶里的花，可以随便插进就得。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西方新科学固然要学，可不要妨害了我们自己原有的生机。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能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对待中国历史文化，有的史学家过于“热情”，将其捧上九霄；有的史学家过于“冷情”，恨不能除之而后快。而钱穆先生不同，他认为对待中国文化要有必要之“温情”，批判之余，不是彻底的否定。尽管钱穆很清楚传统政治的流弊使中国在近代衰落，但在寻找病源的同时，更要找到生源——那就是中国历史里面自有一股生生不息的一股气，叫“中国历史精神”。钱穆最初以一位中学教师的身份站上了北大讲台，凭借考据学，震撼学界，却以通史建树，名满天下。最后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杨联升评价他“并世无人能出其右”，余英时称他的老师“近世罕见其匹”，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余英时：钱穆先生走出了一条“以通驭专”的道路。读钱穆先生的著作，即使在讨论某个问题，也会有一种左右逢源、视野宏大的感觉。梁文道：真正能够叫做国学大师的人，在现代恐怕不是那么多，因为他需要具备雄厚的四部之学的底子，并能将其统统打通，同时，又必须不失一种现代的训练和眼光。无疑，钱穆被公认为最顶尖的国学大师之一。黄仁宇：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为此，我们诚荐这套理想国出品的《钱穆作品集》：这套装以《钱宾四先生全集》为底本，重排精校出版，封面更清雅，版式更舒朗，开本更小巧，品质更精良。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钱穆作品完整收录”）。▍延伸阅读钱穆:

点击关注他生于1942年，一生坎坷。先是遭遇5年劳改，后又蹲了3年冤狱，被时代无情吊打后，他看透了人性复杂，社会多变，成了“最懂江湖的人”。他不是江湖大佬，也不写武侠小说，但他研究江湖，喜爱武侠，并以此为视角，成为近代中国少有的具有原创性贡献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备受名家推崇：钱理群说他的理论是解释中国非常有力的一个工具，张鸣说他的书有非常大的贡献，雷颐老师则认为他注意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可怕现象。李慎之先生更是惊呼他的书无异于“发现另一个中国”。他就是王学泰，一个历尽沧桑的传奇学者，一个其理论可以传世的历史学家。生活在动荡年代，“见识”也会成为一种罪过。16岁那年，王学泰用常识判断，小麦亩产120万斤根本不可能，于是提出疑问，结果受到公开批判，两年后高考还被降格“发配”到工农学院。后来，他对信得过的几个同学，讲了一点自己听来的“内情”，结果就被举报，成为“反动学生”，毕业后被发配到一个农场劳改。这样的经历，让王学泰深刻感受到人性的幽暗和弥漫到整个社会的敌意，他想不明白这种败坏究竟源自哪里。但他“学乖了”，转而踏实劳动，一干就是5年。5年后，他终于被“赦免”，来到北京郊区一所中学工作。没成想，后来仅仅因为读了一本《推背图》，瞎聊了几句，竟被当成“政治谣言”大案的主犯，被判刑8年；又因表现得不够服从，刑期被追加到13年。万幸的是，改革开放很快来临，第三年他就被平反释放了。也许是因苦难而收获，正是在狱中的经历，让他变成了“最懂江湖的人”，并由此发现“另一个中国”。那个时代，监狱里有极好的人，也有极差的人，有极具才华的人，也有极其恶毒的人。王学泰与他们同居一室，朝夕相处，看到了太多的恶人与恶事，彻底感受到了什么是“江湖险恶”。但他并不害怕，他只是不明白，人为什么可以变成那样？他感受到坏人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而深远的联系。王学泰后来说：“我在最坏的人身上，不仅看到了人性之恶，甚至是社会之恶的浓缩。”王学泰发现了监狱中坏人身上的共同点：他们不相信原则，也不相信未来，只相信利益；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他们不惮以最卑劣的手段去坑害别人。学者特有的直觉告诉王学泰：这些特点已经很难用人性来解释，而应来自于某种积淀已久的文化。出狱后，王学泰不仅将狱中经历记录，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监狱琐记》，更是沿着多年的思考，继续深挖社会运动、人性之恶的文化根源。他要给自己的悲惨遭遇一个交代，他要找到那个荒诞时代的真正起源，他要彻底搞清楚中国究竟从哪里来。王学泰的研究，指向了“另一个中国”。他发现了在“儒家文化”的主流叙事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中国：历朝历代，在庙堂和学堂之外，在荒野乡村，在城市里的穷街陋巷，始终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群体——游民。他们不事农业生产，长期游荡在社会边缘，不仅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文化，甚至还数次改写了中国历史。例如：◎中国大多数“农民起义”实际上是由游民发起；◎古代不少帝王，如刘邦、朱元璋，以及最后失败的洪秀全，都出身于游民；◎鲁迅塑造的集合了中国人性格的阿Q，本质上是一个游民；◎《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们，也几乎全都是游民。为此，王学泰还写了一本《水浒识小录》，从游民文化的角度，重新解读《水浒传》里隐藏的文化密码。随着研究的展开，王学泰发现：游民现象与游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历史的导演者，也是他在监狱中所见到的那些坏人身上都具备的“文化特质”。王学泰还发现：“游民文化”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和发展，早已渗透到了我们的灵魂深处，每个人身上都多多少少有点“游民意识”。受游民文化影响越深的人，越容易变成像《水浒传》里的“好汉”们一样的人，为破坏规则、践踏道德找到“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之类的正当性，做起坏事来不仅没有底线，甚至连负罪感都没有。这种文化推广至整个社会以及朝代更迭，正是中国历史治乱循环，很难走出历史三峡的文化根源。王学泰把多年的思考浓缩成一本集大成之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本书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也将是一部可以传世，理解中国永不可缺失的书。2018年1月12日，76岁的王学泰病逝，他跌宕起伏的一生画上了句号。很多学界同仁总是感叹他走得太早，但他关于“游民文化”的研究和著作，却始终警醒着世人。而在今天，这一研究仍值得我们继续去发掘、延续。想了解王学泰和那个时代，《监狱琐记》不可不读，想了解游民文化对中国民间小说话本的塑造，《水浒识小录》不可不读，而想要了解游民文化、理解中国问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更是不可不读。诚挚推荐王学泰作品，感兴趣的书友，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理论文章不讲理”：一种隐秘的传统儒释道之外的“第四种信仰”——游民文化“国民性”有多重要，对它的争议和误读就有多大王学泰：一个典型的游民形象——韦小宝“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简史历史上所谓“农民起义”，其实都是“游民起义”游民的四大“信仰”中国文化的两个面向：士文化与游民文化朋党、灾荒、游民——传统中国的三股暗流如果看不到游民文化这个还活着的传统，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社会不懂“游民”就不懂《水浒》，不懂《水浒》就不懂中国《游民文化》：揭秘不为人知的另一个中国

我认为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钱穆西方文化，从历史转动趋向言，先由希腊转到罗马，再从意大利移向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而到今天的苏维埃，大致是由小地面移向大地面，由温带移向寒带，由低处向高爬。希腊是小区域的温暖地带，德意志、苏维埃是大面积的高寒地带，这是西方文化的地面动态。在中国呢？这一趋向却恰相反。从黄河流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渐渐移到长江，再由江浙移趋闽粤，正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由高寒地带向低暖地带滑下。西方如逆流而上，中国则顺流而下。这一对比是极可注意的。只为中国地方大，经一次大变乱，人便向四面跑，旧文化移殖到新园地上，又产生出新生命。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乱，同时总留有几块干净土，留作新文化的处女地。让旧的人才移殖，让新的生机萌动。你若游历全国各城市、各乡村、各名胜，到处有历史遗迹，到处有文化纪念。即如山西大同，在南北朝北魏时候，那里是政治文化中心，曾集结了很多人物，军人、学者、政客、僧侣，都有出色人。这些地方在今日，是荒凉不堪了，仅作为我们凭吊之区。若大同是单独的一个国家，单独的一种文化，那是斯宾格勒的话确实有验了。但在中国，各地区的盛衰兴落，无害于大系统的文化之贞下起元，层出翻新。因此中国文化是劲气内转的，它能单独跳出了斯宾格勒文化悲观论的圈子外，而继续生长，欣欣向荣，机运不绝。但从大局面上，中国文化之从大处高处冷处转动到小处低处温暖处，常是顺溜的滑下，不能奋力的翻上，那却是中国文化演进值得悲观，至少是值得警惕呀！我在对日抗战期间，曾为此意，写过两篇文章，主张抗战胜利后，国都决不可再设在南京。江浙沿海一带，虽是今天经济文化之重要地区，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树繁花，已经开发到烂漫极盛之时，快该凋谢了。我们从历史教训上，早宜积极寻找新生命，诱导成新力量，决不当苟安姑息，只顾目前。而且一个国家，也断不能使其内部显然有两种形态之对立。民国二十六年我由洛阳而长安，游览西北，一路看到许多农村社会的生活情况，已觉得中国大乱之将至。正如天空的气候，一边太热，一边太冷，双方酝酿，一接触后必然会发生大旋风。中国的内地西北和东南沿边，在同一国家之内，却存在有两个绝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太过悬殊，这真是一大问题。近代中国人只知沿着顺势，向东南沿海跑，这因东南沿海有许多引诱我们的东西。可是黄河中上游，大陆西北，荒芜已久。但那地方人民的血液，还是我们古代汉、唐的遗传，本质上并不比东南沿海的人差，或许会更好些。若我们能从经济文化上再加培植，再加开发，一定仍能到处发扬我们北方祖先宽宏的气魄，雄伟的精神。这是找寻我们历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我们的文化新生，决然当由我们内部自身来，不可能从外国西洋来，这是很显然的。当时我第一篇文章，即主张抗战胜利后应建都西安。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应该走逆势，不可走顺势。正如个人般，应努力向上，不该顺势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国知识分子经济力量都集中向东南，西北本已荒废，再加东南引诱力一拉，将更没有办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后必然会全体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领导，知识分子、经济力量，便可倒拉向那一边，逐渐移回一部分，好让两边逐渐得平衡。汉、唐立国，便是如此般由东向西倒拖的，此刻则当由南向北地逆转。我写此文后不久，美国华莱士来中国，他自新疆入境，他遇见中国欢迎使节，发表谈话说：“别人认为我从中国的后门进，实在我是从中国的大门进的呀！我经过了你们河西兰州一带，便想像到我们美国当年西部的开发。”不错，华莱士这番话，我实在非常赞同。不久有一位朋友提醒我说，你主张建都西安，孙中山先生早曾提过了。在章太炎先生的文集里，有一篇记载着孙先生与章先生的一夕谈，文中记明谈话的年月日。当时孙先生说：“我们革命的首都应在武汉，此乃内陆中心，一呼百应。建国的首都应在西安，这是中国全国中心。将来要做一个亚洲的中国，则应该建都在伊犁。”孙先生这番话，实在有气魄，有远见。从他话里，可以指导我们有一百年以上的兴奋和努力。我们统治着偌大一个中国，总不该专门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杭州、福州、广州那些专供外国人吸血的新都巿。应该同样注意到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带广漠区域。不该对这些大地面视若无睹，认为无足轻重。我因此便写了第二篇文章，再来强调我移都西北的主张。我认为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头脑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里输送，全部神经都向那里会合。头脑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处。太温暖是不行的。假使像宋朝般建都开封，开封如人体的腹部，头脑放在腹里便昏昏然，血液也停滞了，不流通。这样便会生机窒塞。北京是契丹、金、元、满洲建都所在，就他们讲，也是站在最前线，用来控制整个中国的。明朝建都北京，因为刚打掉蒙古人，也是针对着敌人的最前线。今天中国的敌人已非日本，而是苏联。照对外形势讲是如此，就对内实情说，所面对的问题，也是西北重于东南，内陆重于沿海。我们该将中国经济文化来一个大对流，南方人该尽量向北方搬，三五十年后，中国自然有办法。现在的中国，是血脉不流通，神经不健全，营养和神智，都堆积在一个角落里，臃肿了，偏枯了。要使人才移流，中央政府要领头向前跑，政府更该要接近国内大多数想接近政府而无法接近的民众，却不必刻意专接近苏、浙、闽、粤沿海一带人。他们自身有能力，自会向政府接近。目前西北是太落后了，政府又远离他们，他们也没有力量来接近政府，那终非好现象，终非好办法。我们应该知道，北方人还有潜力存在。拳匪之乱发生于山东、河北，今天的共产党，也是到了延安后，把种子散布到北方农村，才始壮大起来的。今天的东北人，也大都是山东人移去，他们都是强韧能动，有活力。北方人本质上哪里会差过南方人，只是文化经济环境埋没了他们，压抑了他们。从前唐朝时，江西人开始兴起，那时期从北方到广东，都经由江西赣江流域。广东为沿海大口岸，江西是一条南北交通要道，行人往返不绝。我们读王勃《滕王阁序》，直到韩愈的《滕王阁记》，便可想见当时之盛。文化随物质文明而提高，江西文化之提高，也是有它的背景的。但物质文明发展到一相当阶段，文化便不再在此地滋长。所以成为政治中心如北平，商业中心如上海，在那里便不大产生人才，仅只是各地的人才汇向政治商业的中心跑。其地成了中心，便不再出人才。即小可以见大，可见一地区发展到某一阶段便易停滞不前。人才也萎靡了，机运也窒塞了。又如，一个人总不可住在十字街口冲要去处。理想的居住地应在郊区。交通要便利，容易去热闹处，而回来又有安静环境休歇，如此可以刺激见闻，创辟事业。若住得太僻了，和繁盛地区远隔了，往返不便，即成孤陋寡闻，也不行。唐代的江西，便是退可安、进可动的好环境。黄巢造反，也是走这条大道，直去广州。直到五代，中国乱，四方人士逃避上庐山的很多，正因其在闹中取静，近交通大道而又僻陋可安，一时庐山成为避难的文化中心，影响到北宋。清代去广东的南北通道，不再经江西，而转由湖南，于是湘江流域变成交通要道，这样，在那边又产生了不少人物。据此一例，可见地灵则人杰，文化和人物兴起是有它的外在条件的。今天的西北大陆，只是地理上的气运变了，不是在那边人的本质上有何弱点。地理气运是人事形成的，不是先天命定的。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求其能“动”又能“安”。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这亦是一种开创精神，对国内经济并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国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护养培植，如是则不免把民族精力在许多处浪掷了。许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费了。实在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拉过头来，向内地跑，跑向内地，一样有发展，而内地人连带兴起刺激。而且中国人今天向内陆跑是主动的，向海边跑是被动的。在国家的立场，至少该用些力量，引导文化经济逆转的跑回黄河流域，由此继续向西北前进。在这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产生新力量，并使国内各方面发展平衡，而得到竟体壮健的现象。清朝到末年，西洋势力已侵入沿海一带，所以在国内平衡上还没有出大弊病，还是依赖当时的考试制度。例如甘肃省，毎年仍有十五至三十个进士定额，配给他们参加政府，这样还可维系当时甘肃人在全国的比重。民国肇建，孙中山先生虽亦提倡考试制度，实际此制度已不复存在。于是文化愈落后的地区，愈不出人才；人才愈不出，文化愈落后。而那些地区的经济也遂更无办法。人才、经济均集中东南一角，于是中国的真病，乃逐渐由远离东南的西北地区暗滋渐长，由甘肃蔓延向陕西、河南，而逐步侵蚀皖南，到苏北，像一个箭头，由西北大陆向东南沿海发射。依此一条线，再向两旁推广，愈推愈广，几乎布满了中国整个的大陆内地。国家从不注意这现象，这趋势，不想法使西北与东南发生对流，力求平衡。文化、经济都随着足定，无法通流。一个舞台已崩倒了半个，在那半个舞台上酣歌醉舞的，却不知快要整个的垮台了，那真是怪事！近代欧洲人，正为发现了新大陆，不断向外跑，天天有新刺激，所以天天发生新力量，到今天全地球各地区都给他们跑遍了。欧洲人从发现新大陆以来的这一股力量，现在也慢慢儿要衰颓了。今天中国积衰积弱，不可能向国外跑，中国的将来，决不可能追随已往的西洋成为一向外侵略的帝国主义。中国的新天地，就在中国之本身内部，回过头来，向内地跑，不仅如华莱士所说的像美国人开发西部般，我们却还兼带了恢复历史上汉唐精神的一种更要的意义。那是迎接中国文化新生一条唯一可走的路。长江一带，尤其是长江下游，气候暖，地方小，人口多，那是今天我们的十字街头，一切像在动、在乱、在拥挤、在冲撞，已像无转身余地，不容易再产生大气魄、大力量的人。只是开着窗口，接受一些外面空气是适合的，却没有元气淋漓。不能希望在此地区来旋乾转坤，挽回气运。我们该再来复兴北方，重新开辟黄河水利，来解除今日黄河的灾害，黄河就可重成为中国之大利。北方人便可再跑上舞台扮演新脚色。再举一例言，黄河在包头的一段，很早便是中国人的活动区。秦时包头附近，便辟有四十三个新县，大量移民，引水灌田。上流的水利用了，下流的灾害也自然减少了。以后中国历史上，很可以看得出，包头在中国人掌握中，黄河的水害就小；包头在匈奴乃至蒙古人掌握中，黄河的水害就比较大。这原因不难想像。长江所以没有大灾害，因为四川是一个农业区，四面引水灌田，水在上流即疏散了。逮其过三峡后，又有洞庭、鄱阳等水库存储，泛滥自少。此刻试问，目前的包头，何尝不可大大振发呢？再如经徐州到开封，今天是一片荒凉，从前却很繁盛，这是隋唐运河的经流地带。这一地带从古出过许多的奇才异能，大哲学家庄周、老子，大政治家张良、谢安之类，这是无人不知的，其他的例很多。正为古代在这一带是湖泽水流，交错历落的。黄河、淮水，都可藉以蓄泄。现在则干枯了，再不是文化人才的理想园地了。但试问目前的这一带，又何尝不可大大地振兴呢？今天的中国，如此般荒芜的何啻一大半。长江、珠江流域的人，素质上实不及较古的黄河流域，无论体魄毅力均逊。近代的中国，由南方人沿海人领导，至少该使北方人内陆人追随。到得他们追上了，那就是中国之又一度的文化新生，那即是新中国新生命之再度成长，至少也是为目前中国弭息灾乱急需注意的现实问题。所以今天而后，中国只要上轨道，中国人一定该把力量推向落后的内地去。如孙中山先生的预言：从武汉到西安，再从西安到伊犁，必须解决此北方西北方落后的间题。唐代的敦煌文物，不是我们现在仍在向世界夸耀吗？魏晋南北朝时西域出了几许佛学大师名德高僧，可见新疆人也不是没有出息的。若我们自已在鄙视自己人，中国将永不得安宁。纵使没有外患，依然仍会有内忧。中国的现实问题，主要的显然在内地，不在外国。中国的历史教训，主要的也同样在内地不在国外。大家往内地跑，文化可以流动，个人精力也可以发泄。在文化集中地区，毎个人重现实，少想像，不大会引生大理想。到一个落后新地区去，才有想像，才能创造，才能发展。今天的中国，实在是只有沿海一圈，沿江一带。田园将芜胡不归，让我们自己认识了自已的舞台，再来扮演自己的角色吧！——选自《中国的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对待中国历史文化，有的史学家过于“热情”，将其捧上九霄；有的史学家过于“冷情”，恨不能除之而后快。而钱穆先生不同，他认为对待中国文化要有必要之“温情”，批判之余，不是彻底的否定。尽管钱穆很清楚传统政治的流弊使中国在近代衰落，但在寻找病源的同时，更要找到生源——那就是中国历史里面自有一股生生不息的一股气，叫“中国历史精神”。钱穆最初以一位中学教师的身份站上了北大讲台，凭借考据学，震撼学界，却以通史建树，名满天下。最后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杨联升评价他“并世无人能出其右”，余英时称他的老师“近世罕见其匹”，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余英时：钱穆先生走出了一条“以通驭专”的道路。读钱穆先生的著作，即使在讨论某个问题，也会有一种左右逢源、视野宏大的感觉。梁文道：真正能够叫做国学大师的人，在现代恐怕不是那么多，因为他需要具备雄厚的四部之学的底子，并能将其统统打通，同时，又必须不失一种现代的训练和眼光。无疑，钱穆被公认为最顶尖的国学大师之一。黄仁宇：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为此，我们诚荐这套理想国出品的《钱穆作品集》：这套装以《钱宾四先生全集》为底本，重排精校出版，封面更清雅，版式更舒朗，开本更小巧，品质更精良。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钱穆作品完整收录”）。▍延伸阅读钱穆：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在传统文化视角下看中国，写到钱穆就到头了钱穆：中国古代文化演进的主流钱穆：学者不能急于自售

秦晖、金雁、秦蓓蓓，三口之家作者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苏俄、东欧问题研究专家，秦晖夫人。文章节选自金雁作品《雁过留声》，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如要论话题来讲，无疑秦晖是很有说头的人，他的长相和处事风格容易给人以欺骗性，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书呆子类型的人物。

陈徒手在北京档案馆手抄了几十万字档案，把真相展现给世人。这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永远埋起来，这时，陈徒手就像一个“盗墓者”。▌他从档案中挖出残酷的真相挖出来的值钱货攒了好几年，放进《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两部作品中，写四九年后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的种种难堪，讲述11位大学教授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过程。黄宗英曾经打电话给陈徒手：“冯亦代看了你这本书，看哭了。书中说到的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说的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1990年代，陈徒手在中国作协档案室用纸笔抄录了几十万字的档案。“主要是会议记录，还有作家来信、交代、检查。每搞运动就留下一堆。”1957年“反右”，中国作协开了二十多次大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会上常常状况不断，有人骂，有人哭，有人闹。一次会议，天津女作家柳溪当众揭发陈企霞，指认陈曾和自己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床笫之间的细节也一一抖落。全场愕然。陈徒手抄到这份会议记录，大感震撼：“这大概是最残酷的一次，原本都是老朋友，当着面争得你死我活，拿最恶心的事情来治你。”为了整陈企霞，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专程去天津动员柳溪来现场。陈企霞任《文艺报》主编，原本“很神气、很坚持的一个人”，一下垮掉了。陈徒手总结：“反右是一个战役套着另一个战役，一个人套着另一个人，好像都有安排。”先反丁玲，再是冯雪峰，回头再斗丁玲。最后开会表决是否开除丁玲党籍，丁玲自己也举了手。青年丁玲VS被批斗的丁玲《人有病，天知否》用到的档案材料不及他抄录总数的一半，绝大部分信息是首次公布。2001年开始，陈徒手“转移”到北京档案馆开抄，纸笔渐渐由电脑取代。《故国人民有所思》里涉及的全部史料就来自这些档案，“没有随意的想象，随意的扩充”。《梁启超传》作者、评论家解玺璋评价：陈徒手的当代知识分子研究，始终依托大量的官方材料和原始档案，无一字无来历。▌徒手挖档案，连续十余年1961年出生的陈徒手自称“政治化的一代”。初、高中正逢“文革”，读书的时间极少，上午上几节课，下午全体上街看大字报。大字报都是爬梯子上去贴，贴得很高，红纸上抄着斗大的黑字，他仰头来看，时间一久，红纸在阳光底下，变作漆黑的一团。每天早上，老师从全班四十多人中抽查五六个，要求复述。陈徒手被抽中过，大字报上说的不能全懂，只知道是斗这个斗那个，他一字一句学舌：书记廖志高搞修正主义。后来，大字报上的斗争和“运动”，变成了活生生的经历。1986年陈徒手从致公党中央调至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发现“虽然拨乱反正很多年，作协还是很复杂，一直没有太平”。1987年1月，党号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协也不断开展学习和运动。每次开理事会，左右两派争相发言，攻击对方观点是自由化，火药味十足。一次文代会，陈徒手做记录，王蒙说：这里有问题，你们不要动不动给中央报警。“可见当时有人没完没了地告状。”陈徒手回忆。这年冬天，作协召开青年创作会议，会场设在当时西郊的金丰宾馆。白天讲文学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晚上放外国电影。会连续开了八九天，外面下着雪，天色昏暗。1980年代末作协整顿，书记、副书记免职，党组成员全部撤换，七十多岁的刘白羽重返作协，担任《人民文学》主编。1950年代“人人过关”的局面又出现了，风波过后，作协工作停摆，工作人员每天只好下棋打牌。陈徒手的办公室旁边就是档案室，从干校运回的档案，一麻袋一麻袋地堆在墙角。档案室同事找他去帮忙，整理完，他就把档案带回家去抄。这些“保密”的机关档案，陈徒手一直抄到1993年离开作协。▌与档案馆斗智斗勇2003年前后，陈徒手和杨奎松都常在北京档案馆查档。几年后，杨奎松写了王芸生和《大公报》1949年后发生的转变，陈徒手则开始在《中堂闲话》、《炎黄春秋》发文讲述俞平伯、冯友兰等名校教授1949年后接受思想改造的始末。档案管理不规范，查档需要一点“人品”。陈徒手采访完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还缺单位这边的说法，想去北京京剧团找人事档案来看。这天京剧团刚好有老同志去世，领导们都去料理后事，只留下两个小姑娘，听说要采访，很高兴，手一指：“你看吧。”粗麻绳捆着破破烂烂的一堆东西，上面用毛笔写了“汪曾祺”三字，里面的纸张质量不好，规格也不一，有簿册，也有稿纸，有时还用复写纸一式三份，陈徒手如获至宝。抄上以后，档案处处长无可奈何，也就放任不管。十几万字，陈徒手抄了两三回，只能截取部分。《人有病，天知否》引用了汪曾祺“文革”后写的检查等材料，都是从未公布过的全新材料。事后在陈徒手提醒下，汪朗去京剧团索要档案，以防销毁，却遭到档案处的拒绝：家属是不能看的。档案分类没有系统性，往往还文不对题，光看档案目录，根本查不到想要的内容。陈徒手有一阵研究梁思成，想查1960年代梁思成在历届北京市人大的发言，根据目录，什么也没查到。档案馆的做法是：把北京市人大的所有会议发言稿，钉成厚厚一本，陈徒手只好从头至尾翻阅，最后找到了梁思成的部分发言。陈徒手读了市面上几乎所有梁思成的传记，编排得好看，卖得也好，但是“抄来抄去，没有新意”，最后强化的都是梁思成“解放后如何跟随社会主义道路”。陈徒手在档案和口述中发现梁思成的另外一面，则从未展现在世人面前。“反右”时期，梁思成被批得很狼狈，到后来，他也开始批别人。他在斗钱伟长的会议上言辞激烈：“用我们的丁字尺，把你打成肉酱”。“打成肉酱”是“反右”时期工农兵的常用语之一。曾经的梁思成与林徽因▌荒诞的时代，没有干净的人不久前，王克明给陈徒手写邮件，他看了《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中的冯友兰一章，觉得“比较中肯”。冯友兰是王克明的远房姨夫。资中筠向陈徒手转告了冯友兰女儿冯钟璞类似的看法，“冯钟璞向来眼光很高，看不中别人的文章”。陈徒手对冯友兰的评价是：“他的经历有标本性质，他一直在斗争，又一直游离，关键时候他能收缩，永远是喘口气又活过来了。”他这样理解冯友兰晚年参加“梁效写作组”：“就是给人家改写古文注释，并不是多大罪恶，结果被人说得那么恶心。”即使忠厚如老舍，也会本能地规避危险。“‘右派’吴祖光挨斗，老舍会上也频繁发言附和。但私下他对吴祖光又很关照，吴祖光后来去北大荒劳改，老舍买一些吴祖光的画回来，送给吴的夫人新凤霞，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后来吴祖光写文章，还感慨老舍先生做人还是挺好的。”陈徒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1964年文化界整风，北京市委想要保全自己，便把老舍推了出去……1966年8月，红色恐怖，那一个月特别厉害。但其实之后，整个形势就缓和了。老舍如果不自杀的话，就能扛下去了。”陈徒手对老舍自杀的理解是：“1949年以后他没吃过什么苦，突然间这样他受不了。”“不能苛求他们，主要是时代很荒诞。”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集体萎缩，陈徒手想展示的却还是他们美好和善良的一面。“像沈从文先生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完全是凭着对国家的尊重感写的。他研究丝绸，一件件过手，那本书才有这么厚重的感觉。这种职业感我很敬重。还有老舍先生，话剧一部部写，写完演几场，大跃进一过，这个戏也就过了。但他依然保持一种写作热情，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新时代非常昂扬的热情。”陈徒手常自问：换作我，会怎么样？“也许我还不如他们，假如不粉碎‘四人帮’，不改革开放，我们接下去都会是这个命运。”“一定要保自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难堪、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当然，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这次不脏，下次就要脏，谁都没有干干净净的。”陈徒手说。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这位“盗火者”，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他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然而1949年之后，在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的“洗礼”下，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硬气”。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为此，诚挚推荐陈徒手亲笔签名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书中披露了海量徒手抄录不可多得的档案资料。其实，陈老师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还有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就这两本，并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陈徒手老师签名作品，数量有限，一度售罄。感兴趣的书友请长按下图识码，一键收藏下单。▍延伸阅读吴晗的悲剧，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困境！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人有病

朱元璋畏惧无业游民。由于太过担心，因而严加控制，将他们“不与齐民列”，归为“破落户”，《大诰》里更是明明白白地写着“逸夫处死”。为了尽可能减少游民，朱元璋规定：百姓都要就业，外出要知道本人下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人们互相监督，若有人远行不知下落，或日久不回，里甲邻居不告发的，一律充军。此外还规定，看病的、算卦的，都只能在本地行业，不许远游。朱元璋为何如此畏惧无业游民？因为他最懂传统中国！朱元璋虽然不可能知道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对此现象的分析，但他本人就是游民出身，最明白“游民”究竟蕴含着多大的力量——●他们没有固定职业，要么迫于生计出卖劳动力，要么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也因为身处底层，对成功与改变命运最为渴望，往往最具赌徒心态。●他们没有稳定居所，往往为生计远离家乡、四处漂泊，甚至落草为寇，却因此变得消息灵通、见多识广。●他们没有多少私产，所谓“无私也就无畏”，因此，他们常常“胆大妄为”，为改变现有秩序，甚至取而代之，往往会主张天下“公有”，无论在哪个王朝，“游民”都是对现有秩序威胁最大的一支力量。事实上，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往往都是游民出身，甚至很多“帝王”都是从游民而来，比如朱元璋、刘邦、后梁太祖朱温、后周太祖郭威、前蜀高祖王建、南朝宋武帝刘裕等。以至于明末思想家唐甄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所以，同样出身游民的朱元璋，才会格外提防、控制游民阶层，把这视为维持江山稳定的重要一环。然而，在传统历史叙述中，被关注和研究最多的，是“官文化”“士文化”，而“游民”一直被当作一个边缘群体不被重视，最多出现在《水浒传》等各种演义、各类武侠小说中，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用。至于深度、系统研究游民现象、游民文化作品，一本也没有。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著名学者王学泰老师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出版。该书是该领域第一本，也是出版即封神、迄今无人超越的一本书。历史学家张鸣说：《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有两个非常大的贡献：第一，它揭示了我们的社会中，还有我们的革命中，一些游民的痕迹。第二，从游民文化的高度，研究民间通俗文化和游民知识分子问题。因此，读本书就会明白，中国近现代的许多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乃至极左思潮，都与游民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游民文化”从未消失，仍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不理解游民文化，就难以理解中国社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总理外交秘书的李慎之更是高度评价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项工作无异乎‘发现另一个中国’，它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先知书店深知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价值，取得独家授权。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可一并选购王学泰作品集和中国历史的四股暗流）：▍延伸阅读儒释道之外的“第四种信仰”——游民文化“国民性”有多重要，对它的争议和误读就有多大王学泰：一个典型的游民形象——韦小宝“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简史历史上所谓“农民起义”，其实都是“游民起义”游民的四大“信仰”王学泰：话说朱元璋朱元璋的残忍：“盗贼之性”不改，不过是做了皇帝的流寇而已“草莽皇帝”朱元璋：中国文明劣化的重要推手朱元璋：这届百姓不行，群臣也不行，只有我老朱行

作者：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来源于周雪光教授的微博。前段时间忙里偷闲地听读了《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王鼎钧先生成长于20世纪上半叶的动乱期间，历经抗日战争和随后的国共战争，后来到台湾，从事报刊、写作生涯，在文化界颇有建树，七十年代后在美国生活。他的回忆录四部曲追溯了四个时期（家乡、流亡学生、国共战争、台湾经历）的人生经历。他写道，他的着眼点不是个人经历，而是从个人角度看大的时代变迁，诚哉斯言。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以一个个或人物或事件泛及其他的小故事连缀而成，文采编织进白话般语言，朴实生动，情节性强，很适合听读。听读王鼎钧回忆录，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想来这里的缘故，其一因为文中描写的家乡气味很是熟悉；其二是同为男性，成长中的情感发育有所映照；其三是类似的流浪感。王鼎钧先生小时随父母逃难，躲避战火，十七岁成为流浪学生，无意间弃笔从军，在战争硝烟和时局动荡中辗转起伏。作者写道，在不同的年代想念不同的地方……家乡、阜阳、上海、沈阳、台北……

作者：易中天原标题：我们民族为什么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信仰？▍信仰一定是唯一的和超功利的先给信仰下一个定义：严格地说，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不符合这个定义的，只能叫“准信仰”或者“类信仰”。为什么要这么严格？这就要弄清楚信仰为什么会产生。因为人类把握世界有四种方式：体验——艺术、改造——实践、思考——科学。如果这三种方式都不能完整和终极地把握世界，就只能信仰。比方说，宇宙的性质。宇宙的性质是有限而无边。因为如果无限，那么，就会有无限的引力和无限的光，宇宙将不存在。如果有边，那么请问外面是什么？因此，宇宙只能是一个三维的球面，既有限，又无边。这是厦门大学物理系卢炬甫教授告诉我的。可见即便是这样的问题，也仍在人类认识能力的范围之内。但，这个“有限而无边”的宇宙是谁创造的呢？创造这样一个宇宙的目的和意义又何在呢？诸如此类，就不能靠科学，只能靠信仰。因为信仰的对象既超自然又超世俗。所以，科学、实践和艺术不能解决的问题，它都能回答。有人问一个信基督教的科学家：你是相信上帝，还是相信科学？科学家说：都相信。因为上帝创造了一切，也创造了科学和科学家。信科学和信上帝，并不矛盾。由此可见，信仰是用来解决终极问题的。因此，信仰一定是唯一的和超功利的。这种严格意义上的信仰，汉民族没有。汉民族也不是什么都不信。我们也相信一些东西，比如信神信佛信风水，但是有三大特点。第一、没有定准。农村的神龛里，往往供着各路神仙，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妈祖，关公，土地神，灶王爷，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远远不止四套班子。今天信这个，明天信那个，一视同仁地行礼如仪，其实是谁都信，也谁都不信。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这叫“仰而不信”。第二、实用主义。中国有句老话，叫“信则灵”。其实翻译过来，就是“灵则信”。有个广东人拜文昌菩萨，交了功德钱又嘀嘀咕咕。因为他拜菩萨，是为了儿子考大学。但，他儿子要上斯坦福，文昌菩萨懂英语吗？要他去拜圣母玛丽亚，他又怕这洋菩萨听不懂广东话。如此功利，也好意思叫信仰？相反，只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我们是不在乎改换门庭的。这叫“信而不仰”。第三、容易动摇。五胡十六国的时候，有个胡僧叫佛图澄，可能是龟兹人，也可能是印度人，被后赵皇帝石勒尊为“大和尚”。但是有一天，石勒的继承人石虎发脾气了。他说，我天天拜佛供僧，还是打败仗，佛有什么用？佛图澄回答说：陛下如果不是前世供养了六十个阿罗汉，今生怎么能够做中华皇帝？石虎这才转怒为喜。可见信与不信，全看有没有用。这就是中国人的所谓信仰。请问，这是信仰吗？▍我们民族为什么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信仰因为中华文明有三大精神。第一是人本精神。请大家看看看甲骨文和金文的天，那分明就是一个“人”字，是人头顶上的那一部分。既然连“天”都是人，当然也没有什么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所以，中国只有祖宗崇拜和圣人崇拜，没有宗教信仰。外来宗教最吃得开的是佛教，也因为佛是人，不是神。甚至就连释迦牟尼被称为“佛祖”都具有中国特色，因为我们讲究的是叶落归根和认祖归宗。第二是现实精神。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观音菩萨？因为观音菩萨不但大慈大悲，而且千手千眼，能够实实在在地救苦救难。生不出孩子找她，孩子生多了养不活也找她，相当于计划生育委员会加联合国难民署。所以，观音菩萨的大悲殿香火最旺，佛祖的大雄宝殿反倒冷清些。这就像明清两代的官员送红包，并不完全看级别，给顶头上司的往往最多。读书、听讲座也一样，要看有没有用。今天我讲了这么多没用的，大家还没走，实在是要说“阿弥陀佛”了。（笑）第三是艺术精神。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禅宗说：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莫非般若。这都是把艺术看作最高境界。实际上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中，艺术并不单单只是艺术，也是生活方式，甚至看起来像是半个信仰。只不过，方向恰好相反：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艺术则是对自然界和世俗生活全心全意的体验和投入。所以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一定会产生出禅宗。禅宗完全是人本的、现实的和艺术的。六祖惠能说：这是现实。至于艺术，我们可以来看一首禅诗：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开觅菩提，恰如觅兔角。这可真是大彻大悟。诸位听完今天的讲座，如果有人问你有什么收获，你能回答“满船空载月明归”，那就恭喜你了。这样的文化土壤，产生不了严格意义上的信仰。但这只是陈述事实，不是价值判断。实际上我并不认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信仰就有多么可怕和多么不得了。谓予不信，请听降央卓玛所唱仓央嘉措的《那一天》。不为超度也不为来世，只为有你喜乐平安，不也是很高的境界吗？人本、现实和艺术三大精神，是西周建立的。与中国东周同一时期的希腊文明，也不乏相似之处。正如黑格尔所说，希腊人的宗教其实是艺术。也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希腊的神就是人，只不过更高大、健康和漂亮，而且不会死。但，与西周的现实精神不同，希腊有一种超越精神，由此产生了纯粹的哲学和科学。所以，当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在罗马相遇时，就产生了基督教。在三大世界宗教和三大一神教中，基督教是最早的有信仰的世界性宗教。这也是东西方文明的区别。▍如何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必须强调，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信仰。相反，我们必须承认，信仰自有信仰的好处。真正有信仰的人，一般都不会干坏事。因为他相信“人在做，天在看”，不可以胡作非为。当然，严格地说，这样看问题也不对。因为信仰是超功利的，不能用“有好处”这三个字来评论。问题是，没有信仰的人，该何以自处和处世？我的建议是八个字：守住底线，不唱高调。事实上，中华文明虽然不讲信仰，但讲信念，讲底线。比如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相信人皆可为尧舜，就是信念。当然，孔子也好，孟子也罢，都知道人人变成尧舜，是不可能的。因此，基本要求是守住底线。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说，你拿德去报答怨了，请问又用什么报答德？因此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什么叫“以直报怨”？学术界众说纷纭。我理解，至少是不要“防卫过当”吧，却也犯不着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这就是“不唱高调”。为什么不能唱高调？因为唱高调的结果是批量生产伪君子。你以为投放使用三聚氰胺和地沟油是没有信仰？那也太抬举了他们！实话告诉你，他们是没有底线。所以我的观点是：可以没有信仰，不能没有底线。那么，底线是什么？这其实是因人而异也因事而异的。有些人底线高些，有些人低些；有些事底线要高些，有些事可以低些。但有两条，应该是共通的原则，一个是孟子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个是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你也许帮不了别人，但至少不要害人，不要将连自己都不愿意的强加于人。这两条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而且，只要做到这两条，天下也就太平。如果想做得更好一些呢？也有八个字的建议：利人利己，互利双赢。这跟前面所说是一致的。毫不利己，是唱高调；损人利己，是没底线。通过利人来利己，是“聪明的自私”，也是“中庸之道”。但更重要的，是这样八个字：独立人格，自由意志。事实上，只有人格独立，才能相互平等。依附关系是不平等的。不平等，就谈不上互利双赢。同样，只有意志自由，才能利人利己。其实一个人，活得明白并不难，就是记住这八个字。人格独立，就知道自己是人，别人也是。自己不愿意的，也不会强加于人。意志自由，就能对自己负责，从而“不怨天，不尤人”。因为自由就是“我选择，我负责”。你“自由地”选择了犯罪，那就请你服刑以示负责。你“自由地”选择了接受帮助，使用了别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那就要付费，至少要答谢。广东人说的“埋单”，就是认账负责的意思。不过这也不容易。除了要有责任能力，也得有自知之明。有一次，一个帅哥帮一个女孩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女孩说：帅哥哥，谢谢你帮了这么大的忙。小女子无以回报，只好以身相许。帅哥语重心长地对那女孩说：姑娘，长得漂亮才叫以身相许。像你这样的，只能叫恩将仇报。我希望今天的这些话，不要被看作“恩将仇报”就好。一个人怎样信仰，就怎样生活。人是意义的动物，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一部分，宗教都是生产意义最强大的机制。各大宗教，方式有所不同，但核心都是一样的，就是一种意义生产机制。可见，宗教对人类文明而言，具有永恒的价值。许多现代国家的形成，宗教都曾起到关键作用。不管是西方，还是中东，宗教几乎无处不在，可以说不理解宗教，不仅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意义世界，也无法真正理解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精神结构和行为的逻辑。为此，特别推荐先知书店独家好书：米尔恰·伊利亚德《探寻：宗教的历史和意义》。本书对宗教的分析，并不局限在其历史意义，而是让我们能够在信仰危机的时代，从那些被遗忘、被误解、被忽略的意义世界获益匪浅：◎探寻宗教的起源、危机和革新：作者在本书中，除了回顾现代的宗教史研究，讨论和评述各种关于宗教的“起源”、危机和革新等问题，在论述中，作者重点讨论了那些不太为人熟悉的宗教中的材料，也对宇宙诞生的神话、天堂与乌托邦、入会礼、宗教二元论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释。借此以强调宗教在去世俗化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破译宗教的密码，丰富意识世界：在本书中，作者所描述的“宗教”并不一定是关于上帝、神鬼的信仰，而是关于神圣的经验，故而他的描述更加具有广泛性，是和人类的存在、意义、真理相联系的。作者认为对于神话、象征及其他宗教结构的意义所进行的破译，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意识世界，这对我们当下这个日渐沉溺于世俗化的社会，也具有非凡的意义。◎权威作者，独家好书：在宗教史研究领域，鼎鼎大名的米尔恰·伊利亚德是个绕不开的存在，他的著述和影响，使他在20世纪60到70年代开创了“伊利亚德时代”。他的宗教史学研究跨越了纯粹的科学研究，融入了很多的视觉与哲学思考

我谈一谈我自己过年的心路历程。人家都说过年过节的快乐是属于小孩子的，我的经验不一样。小时候，我很讨厌过年，我觉得人在过年的时候很虚伪。我小时候读孔子孟子的书，没有读通，认为人应该表里如一，应该始终如一。过年不是，人是戴着面具过年的，昨天他的下巴还翘得很高，今天初一他忽然很和善，三天以后，过了初三，他又骄傲起来了。昨天他说话像蜜蜂，随时准备刺你一下，今天初一，忽然满嘴都是吉利话，希望你岁岁平安，恭喜发财。三天以后，过了初三，他又尖酸刻薄了。这样的年我不喜欢。一年一年过去，经历了许多年，我不那么想了。我知道人生有很多痛苦，而大部分痛苦是我们同类互相制造的，人给人制造痛苦，是百年千年分分秒秒连绵不断无尽无休的，如果我们花时间花精神统计一下，“人使人痛苦”最多，占第一，下面才是自然灾害，再下面是传染病，到了狗咬人，已经不值一提。人都不愿意这个样子，都想改变，可是谁也没有办法。中国人的“过年”，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过年是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当中划出三天来，把这三天孤立起来，每个人都立了约，发了誓，在这三天之内不给别人制造痛苦，还要给别人增添快乐。你让我高兴，我让你高兴，你顺着我的心，我遂了你的意，人人一张笑脸，人人一口吉利话，父母也不打孩子了，债主也不讨债了，都希望别人交好运，糖果红包不断往外拿。中国人有个理想国，有个君子国，初一到初三这三天，是理想国模拟，是君子国彩排。这个理想国不知何年何月才出现，但是每年先有三天意思意思也不错。我现在岁数大了，反而喜欢中国年了。我要纠正以前的错误，过年绝不是弄虚作假，你想，谁能让全体中国人一起作这个假？怎么会“假”了几百年几千年还不停止？为什么亚洲别个国家的人还要跟着学？这不是作假，这是一齐把时间切断了，把空间切开了，同心协力做实验，营造新的生活态度。这三天，中国人看见了异象，看见了中国人的净土乐园。我们一同来喜欢中国新年。历史学家高华生前的最后一篇长文，是推荐我们阅读王鼎钧回忆录：“他的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王鼎钧的这个见证何其珍贵，又何其非凡，不仅普通读者闻所未闻，就连著名的近现代史学家也都震撼不已、称颂不已。他一点一滴地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在台湾，王鼎钧的名字家喻户晓，人称“鼎公”。鼎公已99岁高龄，人到晚年，耗尽17年，完成四册大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写尽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鼎公笔下的故事，对我们大陆人来说，有一种“陌生感”。而惟其如此，他的书才特别有价值，豆瓣评分高达9.3。抗战时期，王鼎钧先后在日军占领区，和抗战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成了国民党宪兵，看见了国民党最巅峰状态，后来沦为了解放军俘虏，在解放区生活；1949年后，他来到台湾。鼎公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难得的是，鼎公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的血泪控诉，而是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部书，简直是可遇不可求。我们当即决定加入版权竞争。同时，我承诺，尽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变。”这才有了这套书的大陆版。幸！陈丹青：最近天天读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好看极了，生怕读完。林达：王鼎钧是我最喜欢的中文作家，他的文字领我进入了另外一片天地。鼎公的四部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幸事。我在知道北京三联已经出了王鼎钧四本一套回忆录之后，我还是花更高的书费从台湾买了一套。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三联不可能出全本，一定有删节。直到纽约一个和鼎公熟悉的朋友告诉我，“三联版一字未删”，我半信半疑地，还是信了。席慕蓉：谁在告诉我们真话，谁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心理所受到的伤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钧这4本书。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问题，父母不能讲的场景，都在他的书里出来。亮轩：《昨天的云》，写他的童年和家乡。《怒目少年》，写他抗战逃难的初期。《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所见所闻，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绝伦，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共战争。我们都人云亦云了一辈子，读到王鼎钧才算打开我们的眼睛。《文学江湖》写他在台湾被特务折磨的经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书都扔了吧，好好读王鼎钧的回忆录，比什么书都有用。为此，诚挚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随着那一代人远去，类似的回忆录以后不可能再有，鼎公的这份记录是极为稀缺的。如果相信历史是有价值的，不妨读一读这位百岁老人的书，先人吃过的盐，走过的桥，对我们不无禆益。●最真实的历史：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这样的文字，别处看不到。●经典稀缺：大陆非常缺少这类完整记录中国现代史且文笔绝佳的作品，口碑极佳，多次断货下架，所剩无几。诚挚推荐你读读这套回忆录，如果你没读过，那你太幸运了，还有这么好的书待你享用。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王鼎钧：废墟、死亡和残酷的故事王鼎钧：满纸荒唐见人心王鼎钧：关山难越，吾乡难忘王鼎钧：母亲的信仰王鼎钧：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去思”，他们办到了王鼎钧：我真佩服日本人的教育，教人至死不悟！王鼎钧：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你只知道半截

作者：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原载《长江》双月刊2007年9月现在传统文化很热。我认为这有好，有不好。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把它放到历史经验里去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最丰富的典籍，没有任何国家有像中国这样多的典籍。另一方面，中国也创造了很多珍宝，包括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和思想遗产；有一些东西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比如中医。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不足，不足在哪里？世界各国都要从传统社会转型变为现代社会。有些国家很顺利，有些国家则迂回曲折。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600年前，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很简单，他的活动不求利，远航是为了宣扬国威，全部经费都靠财政拨款，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他第一次下西洋的人数高达2万8千人，而哥伦布的团队最多也就1千1百多人。当时正值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和远洋贸易推动世界前进：这一次机会中国丧失掉了。郑和七下西洋第二次机会是16、17世纪明末清初，东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以利玛窦为代表，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1601年来到北京，在北京整整生活了10年，带来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举一个例子，中国自己的历法在元明时代一再出现测算失误，吸收伊斯兰历法也解决不了。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和后继者龙华民、汤若望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算，解决了这些问题。沿用至今的阴历（农历）就是这些传教士及其学生的工作成果。利玛窦还带来一幅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知道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康熙皇帝很喜欢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与彼得大帝是同一时期的，都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学西方，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他死后没有多久，莫斯科大学也办起来了。康熙皇帝则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当作个人的爱好、宫廷的消遣，既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科学院，更没有想到要在北京办西方式的大学。机会又一次丧失掉了。利玛窦入乡随俗，穿着与中国人一般；他与徐光启亦师亦友1793、1795、1816年，从乾隆到嘉庆时期，英国分别派出使者或送来国书、礼品，要求和中国和平通商。乾隆爷的答复是，“天朝无所不有”。嘉庆皇帝则宣称“中国为天下共主”，不能容忍使团拒绝叩头，降旨“逐其使臣回国”！英国使团里的人观察、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很腐朽的国家。中国再次丧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机会。现在有些文章宣扬，18世纪中国占世界1/3人口，经济上也占世界1/3，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这个说法恐怕要考察，他们使用的统计数字不一定可靠。中国当时的制造业固然比不上产业革命中的英国，15、16世纪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等于19世纪中国的2.8倍；至于制度环境更加无可比拟。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那个时候它的军舰还是木头造的。而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纪，却被别人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然而为什么社会转型这么困难，没有产生出现代经济？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19世纪中国付出了代价，割地赔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的一点是，中国光人口就损失了1亿多。从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中国人口从4亿3千多万降到三亿2千万，减少了26%。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江苏、浙江等地区，人口一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过来。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杀死或者饿死的。这又是为什么？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20世纪会不会好一点？照样不行。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文化究竟有哪些不足和缺失？第一个就是政治体制领域，儒学带来一系列问题。如果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状况，最好的办法之一是看它的法典。当时的社会关系、文化状况、国家管理状况都体现在那里了。1810年，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的一份报纸《爱丁堡评论》说，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是不足的，我们发展很快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中国的法典有什么特点呢？民法内容很少，基本内容是刑法，甚至连民事纠纷也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这里面体现儒家政治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是儒学，而儒学讲伦理和政治的最多。从西汉开始，就强调以孝治天下，把家族伦理拓展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后来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公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体现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宗法专制，伦理与政治统一，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完全是符合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自然经济，经济状态比较稳定。第二个特征是专制制度下严格的等级关系。用孔子的话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很好的，好在哪里呢？皇帝按照皇帝规范行事，君、臣、父、子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这是从好的方面来说的。但它的另一面是等级森严，不能逾越。而英国在1215年就有《大宪章》，国王加税要得到诸侯的同意，要保障各地自由、自治的权利。中国的大小事都是天子或尊长说了算；抗上是极大的罪恶；儒家政治理论把这些合理化了。中国没有国际学术界界定或多数学者公认的封建制度。如果是封建制度，国王、诸侯之间是契约关系；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关系。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尊王”，并且历史上的“重农抑商”、“灭族之法”均源于商鞅儒家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服从。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假如有争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圣人的话是最后的标准。公元一世纪，汉章帝召集儒门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观开会，由班固执笔写出一部《白虎通议》，章帝批准后颁行天下。以儒学为指导，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详细的规矩或规范。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以后历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继承了《白虎通议》，将三纲六纪作为贯穿始终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亲疏关系给你定罪。“积极的”政治观认为：只要赋予国家足够的能力，只要个人把其权利和自由毫无保留地让渡给国家，只要所有臣民步调与国家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国家就无所不能，包括变人间为天堂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个问题是思维方法的缺陷。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有问题。杨振宁在2004年作报告时讲了一句话：“《易经》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很不利。”他说，其中一点是不讲演绎论证。《易经》归纳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但没有严谨的演绎和论证。这是杨振宁作为科学家讲的真话。而在他讲这话之前，16世纪末17世纪初，利玛窦在他写的《中国札记》的书里就说中国人不懂逻辑规则。他讲的是真话，中国没有逻辑学。后来我们拼命从《墨子》里面提炼、搜寻，认为里有逻辑包括辩证逻辑。然而《墨子》里面虽有逻辑思想但没有完整的理论，而且因为它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后来连《墨子》也式微了，研究的人很少，四分之一的篇章失传。西方的情况则不同，他们有逻辑学，不但古希腊已经有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他们中世纪教育要上一年的辩论课，实质是逻辑课。利玛窦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科学，不重视逻辑呢？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关系，在中国你懂四书五经，不用学数学和逻辑，也不鼓励做实验，就可以考取科举和做官。这样的状况下，科学当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另外在中国天文是很丰富的，只是和星相结合起来了，哪里地震是天发怒了，是对皇帝的惩罚。各种是非按照圣人的话来判断，也就不必辩论和讲逻辑理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产生现代科学？我们的道德规范有明显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重义轻利”。小人与君子的划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视利，你重视利就成小人了；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其次，我们的道德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没有人际之间的平等。再次，中国道德观念里群体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可是，人要现代化，社会要现代化，都必须将个人权利、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要变成现代公民，维护现代公民的尊严、现代公民的权利是根本，道德的根本也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服务的。此外，作为蔑视个体权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上没有坚决、彻底地保护私有财产。有一个原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和官府侵犯民产，屡见不鲜。而自从中国传统文化法典化以来，因为要维护宗法专制，维护三纲，所以就规定一条：祖父母、父母在不准分户口、分财产，不准“别籍”，不准“异财”。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延续这一条规定，谁违反这一条是要受惩罚的。另外一点是不准你经营新的经济形式，比如中国学外国人要经营轮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广东商人在天津申请办轮船企业，李鸿章不准。1890年代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湖南的一些商人要在洞庭湖、长江上办小轮船公司，张之洞说不行。一直到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还是不同意。也就是说，办这些新企业，只准公家办，不准私人办，即使私人可以办，也要批准。限制私人财产进入某些经济领域，等于你的财产权不能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受到限制，私有财产就大打折扣了。《百年经济史笔记》指出：中国公私合营的源头，可追溯至洋务运动有这些问题存在，中国不但不能成为第一批原发性转型的国家，在后来转型的国家里也一再跟不上趟。我们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同一时期起步的，但是日本成功了，我们却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彻底失败了，但它很快恢复发展，中国还是不行。我们不能盲目鼓吹传统文化，要冷静分析它的成败得失。最后，我们讲一下，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人类是从野蛮转向文明的，无论中外都是这样的。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全局里面考察，有一些人提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观点。第一，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从启蒙运动起就搞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它造成一种征服型、竞争型的经济，给人类带来很悲惨的命运；同时破坏了环境。否定之后，便从西方文化转到东方文化——宣称东方价值观，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高明。回首话当年，启蒙运动以降，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确实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它也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包含了克服自己错误的成分在里面，许多罪错都在以后的发展中慢慢纠正了。至于说儒家和其他东方文化有医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直至现在都是学者善良的假设，除了满足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的虚幻的荣誉感以外，能否成为现实，只能拭目以待。另外一个观点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也错了，明显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他们说：新文化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打断了，成为中国遭殃的一个根源。我曾编过一本书：《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回答这些指责，论述中国新文化运动有什么贡献。它不但没有打断中国的文化发展，而是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的新纪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19世纪初开始，不断有为儒家辩护的理论，到20世纪30年代更加严重。在国民党中宣部的支持下，有十个教授发表了一个宣言，里面提到：现在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了，中国人都西化了。这是诡辩，为什么我穿上西服就不是中国人了？为什么我一定要俯伏在传统面前才是中国人？上述两个攻击都不成功，他们就朝着两个方向为儒学辩护。一个方向是力图证明西方的那些东西中国古代都有，西方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后来我们没有注意就遗失掉了，现在再从西方学回来。直到现在仍有人冀图证明，所有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甚至很多后现代的东西在中国古代都有了。他们的思路是首先肯定西方的一些东西，然后寻找古代中国的一些资料，牵强附会。另外一个方向是强调中国特殊性。认为现在西方的一些核心价值的东西都对，但是不适合中国的特殊情况。由于这两个质疑，结果就陷入了三个陷阱。第一个是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说要继承三个传统：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1949年以来的传统，继承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的传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就表明它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甘阳博士提出来的，六月份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其他报刊已经多次发表过的他鼓吹这个主张的文章。这是一个政治纲领，我认为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东西。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传统文化也是多种多样的，把汉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派作为一个国家建立基本制度的根基，这个提议本身就是荒唐的。其次，这是对世界发展全局缺乏了解的信口开河。从罗斯福新政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融合。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十分严重，为了挽救他的制度，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方面总结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捍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另外又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考虑到纳粹的倒行逆施和苏联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提出了免于恐惧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既吸取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也继承了西方的福利制度。俾斯麦时代就有社会福利制度。综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经验，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新成就。1941年《大西洋宪章》将四大自由写进去了；联合国成立以后也将四大自由写进许多国际公约。任何国家要现代化都不能忽视文明的新进展，人类的核心价值是任何国家不能违背的。中国要什么样的现代化？遵守WTO的规则，按照WTO的规则改造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就按照中国政府签了字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来办；这就够了。美国前总统罗斯福首倡“四大自由”第二个，就是现在闹得很凶的“读经”（读四书五经），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甚至有位台湾教授到广州说，从小读四书五经，小学教育可以不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强迫学生读经，这是重复20世纪军阀的老路，此路不通。一方面它的内容不适合现代公民的需要；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教育原理，强迫儿童、青少年去读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情况，青少年的负担太重了，再摧残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第三个陷阱，有人说要显示中国的特性。要做企业家的话，先做中国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有博大胸怀，吸取人类文化的一切先进成果，不要被民族国家的局限蒙住自己的眼睛。最后要郑重申明，我反对的只是企图利用传统文化否定和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除此之外，对传统文化毫无疑议应该保护、尊重、继承和发展。但是，中国人民要谨记过去的悲惨教训，应该接受普适性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的先进制度。这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一定要坚持住这条。至于个人喜欢伊斯兰文化，喜欢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如此等等，应该多元共存。私人的文化取向是公民的自由，政府和其他人都无权干预。在世界文明越发趋同的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既是对自己命运的选择，也是对国家方向的选择。而文化自觉的前提是先要了解中国文化，只有看透中国文化，才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一切大前提。为此，少数派文库诚挚推荐“读懂中国文化七书”套装。钱穆《中国文化丛谈》、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以及殷海光绝版许久新近复活的经典之作《中国文化的展望》。本套装博采众长，涵盖中国文化通识、本质、内核、精要、过去、现在与将来等方方面面。是一套认识中国文化的绝佳套装。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儒释道之外的“第四种信仰”——游民文化“江湖”——中国文化的另一个视窗易中天：中国文化的最核心内容是什么？文化是制度之母：文化的四大价值制度是重要的！文化是更重要的！——诺斯的四大诺奖思想葛兆光：对中国文化的三大担忧费孝通:

吴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7日），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义乌人。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了仕途，他整了很多人。最后，他自己因其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批斗，1969年，吴晗在狱中自杀，家破人亡。文章来源：博雅人文。1909年出生的浙江义乌人吴晗，其人就后世评价而言，可说是著名的“两截人”：前半生，矜矜业业于书堆，讲道著书，是学术圈励志的典范；而后，学而优则仕，入朝为官，不仅身败名裂，阖家惨死，还留下了一个欺师、灭祖、媚势、篡史的恶名，至今让人不齿。1949年前后，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吴晗个人命运彻底“反转”的时间焦距所在。在那一年前后，他“觉今是而昨非”，差不多就是告别了学术，也挥手诀别了往日的师友们。他的前恩师胡适，当日毅然登机南下前，还大兴感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吴听闻颇不以为然，公然说这位过去的老师脑子进水了。可仅仅20年后，吴晗就跟着妻子死于非命，死前头发都被拔光。再10年后，他的爱女吴小彦也跟着自杀，才22岁。吴晗的人格问题，吴晗的命运悲剧，实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缺钙导致后遗症的集中反馈。平实地说，吴晗这个人，并非不学无术。他其实很早就在学术圈成名，在学术上颇有成就，尤其精深于明史。你查阅下他20岁时写下的《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看看他中年之际谈皇权与绅权的那些议论等等，即可明白，他资质之好，为人之聪慧、识见之敏锐，确实是不可多得之人才。他自学写下《胡应麟年谱》这般文献扎实的著作时，也才20岁呀！胡适看到这本书稿，会欣喜若狂，着意栽培，收归门下，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学界，整体都很看好他，顾颉刚就直接认为，假若吴晗可以心无旁骛地在学术之路上稳步前行，必将会成为明史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吴晗是明史专家，是现代研究明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主要著作有《朱元漳传》、《投枪集》、《学习集》、《春天集》、《灯下集》、《吴晗文集入》、《吴晗杂文集》、《海瑞罢官》、《海瑞的故事》、《读史札记》等100多种。吴晗1928年入北京清华大学史学系，1937年，年仅28岁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40年到西南大学执教，194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吴晗参加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人代表，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二、三届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以及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从1949年11月起，他还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最可惜，他这个人，出身虽贫苦，但“改变命运”的渴求也太急切了，在时代巨变面前，一切就都显得太无节操了。为了荣华富贵，欺师、灭祖、媚势、篡史，样样都来，君子剑陡然翻身成为小人之尤。时事既翻云覆雨，与时俱进的他，也就自然跟着面目前非起来：批判一手提携他恩师胡适，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老友沈从文落难，在博物馆扫地，见到吴晗，想着照旧握手，直接视而不见；章罗问题上，他可以为了自己的前途，拿出1948年秋秘藏的老友私信，污蔑构陷，给予这些前好友们以最沉重的打击。落井下石的种种举动，真的太多了。更别说，诸如他挖皇陵、主持拆毁北京城墙、为了映射史学不惜篡史等等行为，那是更让后人一想起，就感愤愤不已的了。更可哀复可怜的是，吴晗都这么惨绝人寰了，因为其人之不堪，历史风卷残云过后，还是没人会去同情他。有一则文苑掌故说，1990年代，学术圈大佬们开会，有人说起吴晗全家的惨状，一向不问世事的钱钟书，忽然对着邻座的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吴晗对北京的文化教育、学术活动、古籍整理及文物古迹的保护等方面，做出了有失历史学家身份的行为。他的一生有四大过失，分别叙述如下：首先，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林徽因的丈夫，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林徽因与梁思成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後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她(指林徽因)指著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牌楼今日早已随著文化浩劫一同烟消云散，但林徽因当日的金刚怒吼，必将永远环绕在每一名具有良知血性的中国学者心头。其实，这只是林徽因与吴晗之间，一次面对面的激烈冲突。此前，她的丈夫梁思成因提倡保护北京古城已与北京市政府官方发生多次冲突。新华社记者王军撰写的《城记》中，披露了围绕“拆牌楼”的争论和动因：1952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公安局交管理处认为，大街上的牌楼影响了交通，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这一年，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门前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更是让“拆牌楼”很快地列入了议程。1953年7月4日，北京同意拆除交民巷的两座牌楼。关于帝王庙牌楼，文物部门的意见是最好能够保留，或易地重建。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问题。郑振铎说：“如有要拆除的牌楼，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但吴晗绵里藏针：“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但林徽因的态度很鲜明，坚决反对拆文物，“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梁思成也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这类似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林徽因、梁思成与吴晗们的争论在持续升级。据当时在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回忆，梁思成数次在会上被气哭。最后，还是毛泽东的一句话给争论定了性：“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毛泽东当时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以后从这个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基于这样的建设思路，彭真曾提出，“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拆与不拆，已不单纯是建筑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意味着，梁、林在这场战斗中是注定的失败者。从1954年1月起，北京牌楼开始被大规模拆除。北京内城原有的9座城门，只余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北京外城原有的7座城门，则无一遗存。1969年，内城城墙被尽数拆除。西直门

日本代表签署投降书抗战胜利，日本军人缴械投降，叫做日俘，住在中国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侨，中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机构管理他们，这个机构的名称，今人说法分歧，我记得我看见的招牌是“日侨俘管理处”。侨俘两个字破例密接，印象深刻。那时“中国本部”（不包括东北和台湾）有日俘一百二十八万三千多人，日侨约八十万人，中国政府要把他们送回日本，当时称为“遣俘”和“遣侨”。那时“中国本部”使用广州、上海、秦皇岛、青岛等十三个港口进行遣送工作，上海最受重用，资料显示，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万人，日侨约六十万人。我们逗留京沪时，遣送工作还没有结束。国际通例，战胜国有权使用战俘的劳力。我们到南京时，看见日俘正在挥汗修路，江湾新建的机场尚未修好，仍由日俘继续施工。多年后，美国好莱坞拍了一部有名的电影：《桂河大桥》，演出英军战俘修桥的故事。虽然做了俘虏，为敌人修桥，那个英军上校还是很兴奋，他说，身为军人，一生做的都是破坏工作，难得有机会建设，他一定要督率部下，提高工程水平。日军攻打中国，一枪一个洞，一弹一个坑，留下无数断桥残壁，征用他们出力建设，也是一种教育。《桂河大桥》剧照有一天，我去看他们修路，皇军一变而为苦力，也是千载难逢的景观。那时机械器材缺乏，修路还是靠锹和镐，他们挖过许多战壕掩体，操作十分熟练。动作比较慢，似乎不甘心？但是一锹一镐下去很确实，不敷衍了事，也没看见有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军官带队督工，工地狭长，他不停地走动察看。盟军规定，日俘遇见战胜国的军人，不论对方阶级高低，都要敬礼，而对方不必还礼（这是长官唯一叮嘱过的注意事项）。乖乖，他向我敬礼的时候，我还真觉得如在梦中。下次再去，我到马路对面远远地看，躲着他。连上有个班长，他每天故意走过工地，每天享受一个敬礼，大日本皇军的军官，动作敏捷，姿势正确，从未违背盟军的规定。我听见有人笑那班长无聊，那班长说，“抗战八年，除了这个，咱们还能捞到什么？”他每天计算一共得到多少敬礼，到沈阳后，我听他数到第七十次。被遣返回国前，日本人接受中国军官指令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那里参加劳动的人数多，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乍见之下，产生错觉，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包围上海。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那时怎么也没料到，两年零十一个月后，我狼狈奔往江湾，由江湾逃出大陆。听说上海的慈善机构想捐一批鞋袜给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去思”，他们办到了，报纸杂志不断有人称道他们。据说他们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纪律严整。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干干净净。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只准带很少的钱、很少的随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一只手表，一只自来水笔。宪兵检查严格，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不久，我们走海路赴东北，葫芦岛登岸，正是夕阳西下，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弯着腰，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牵着小孩子，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没有声音，图画中才有那样的沉默，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连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轮船等着送他们回国，记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壳油漆斑驳，我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海上起了大风大浪，这样一艘船能把他们平安送到日本吗？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呈递降书投降，日本军人一万个不甘心，闲言闲语很多。中国政府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南京“受降”，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两人留下历史性镜头。我乍见那张照片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看了几十年，终于看出眉目来，那位降将双手送出“那张纸”时，纸离桌面太近，太低，“那张纸”也没过桌面的中线，何大将得伸长胳臂俯着上身接过来，“降将”有机心，何上将恐怕是有些慌张。单就那授受片刻而论，日本没输。日本关东军大约有十万人不愿投降，抛弃妻子儿女，遁入长白山中，再也没有出来。长白山区冬季有四十天下雪，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他们没有生存的条件。奇怪的是没有人逃回来，估计最后的结局是集体自杀，而且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强迫自杀。他们的妻女担当另一种角色。那时国民政府船只有限，东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后，我到沈阳时，马路两侧日侨摆了许多地摊，出售他们带不走的东西，维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钢琴沙发，小件如玩偶花瓶，虽说家产充公，当局并未禁止。那些专售“小件”物品的地摊最有看头，日本文化琳琅满目，地摊后面几乎清一色的“跪”着一个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出现，只有他的母亲或姐姐，她们给“男子”留面子。她低着头，双目下垂，并不真正照顾她的货物，任凭顾客自动取货，自动照标价付款，如果有人白白拿走，她也没有任何表示。偶然有男人（多半是关内来的中国大兵）伸手去摸她的脸蛋儿，强迫她抬起脸来，她的反应是“三不”：不合作，不挣扎，不出声。以上选自王鼎钧回忆录。书里记录的好些事，给人印象深刻。高华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推荐我们读他。在台湾，王鼎钧的名字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被台湾媒体称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鼎公已97岁高龄，人到晚年，耗尽17年，完成四册大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写尽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抗战时期，王鼎钧先后在日军占领区，和抗战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成了国民党宪兵，看见了国民党最巅峰状态，后来沦为了解放军俘虏，在解放区生活；1949年后，他来到台湾。鼎公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难得的是鼎公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的血泪控诉，而是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部书，简直是可遇不可求。我们当即决定加入版权竞争。同时，我承诺，尽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变。”这才有了这套书的大陆版。幸！林达：鼎公是我最喜欢的中文作家。陈丹青：最近天天读台湾旅美散文家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好看极了，生怕读完。席慕蓉：谁在告诉我们真话，谁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心理所受到的伤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钧这4本书。鼎公一点一滴的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问题，父母不能讲的场景，都在他的书里出来。亮轩：《昨天的云》，写他的童年和家乡。《怒目少年》，写他抗战逃难的初期。《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所见所闻，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绝伦，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共战争。我们都人云亦云了一辈子，读到王鼎钧才算打开我们的眼睛。《文学江湖》写他在台湾被特务折磨的经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书都扔了吧，好好读王鼎钧的回忆录，比什么书都有用。为此，诚挚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读懂中国的过去，看清中国的未来。如果相信历史是有价值的，不妨读一读这位百岁老人的书，别人吃过的盐，走过的桥，对我们不无禆益。●最真实的历史：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这样的文字，别处看不到。●经典稀缺：大陆非常缺少这类完整记录中国现代史且文笔绝佳的作品，数次上架，数次断货，口碑极佳。力荐你读读这套书，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他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一点一滴解开王鼎钧：废墟、死亡和残酷的故事王鼎钧：满纸荒唐见人心王鼎钧：关山难越，吾乡难忘王鼎钧！王鼎钧！王鼎钧：母亲的信仰

作者：王学泰（1942.12-2018.1)，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著有《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监狱琐记》等书。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似乎传统文化中很重视“理”，实际上自古以来许多文章是不讲理的，它们也在风行天下，甚至被奉为经典，成为人们的行为指导。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比较典型的如《孟子》中关于“辟杨墨”（即排斥杨朱和墨翟的学说）的论述里所说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是千年以来文士们必读的经典，谁也没有怀疑它的正确性，但如果我们认真地分析起来，这一段就是不讲理的文字。为什么“为我”就是“无君”；“兼爱”就是“无父”呢？两者之间并非是“A”与“非A”的关系啊！为什么“无君”“无父”就是“禽兽”呢？这些都是应该论述而没有论述的问题，便把结论推给了读者，而且不许怀疑，如果你一怀疑就难免也有了“禽兽”的嫌疑！如果这个题目让欧洲人来做，可以写一篇很长的论文，甚至是一本书。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就是从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商品开始，引出对价值、劳动、所有制、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问题的分析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这部著作中（特别是是第一卷）对于每个命题都有详密的论证，一环扣一环，不缺少任何环节，充分表现出马克思理论的逻辑的缜密。这不仅体现了欧洲文化传统，而且也因为作为学者马克思要靠理论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去征服读者。而在国人看来，马克思要论述的命题是迂阔的（当然谁也没有公开这样说，只是有人这样想）是不必论证的（有人说《资本论》要让他写，有一万字就可以了）。国人习惯的是用各种修辞方法增加文章的气势和感染力量，压倒论敌和打动旁观的读者，问题就解决了。这成为中国文人写论战文字的传统，也就是说“不讲理”文章成为“理论文章”的主流。对中国文章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论文的代表作品“五原”（《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毁》）往往是后世作文的典范，可是这些文章很少有正面论述道理的。《原性》论述“性三品”，只是举例说明，根本没有“论”；《原毁》只是用对仗排比增加文章的气势，以此来论背诽谤人不对。又如被称为“奥衍宏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的《原道》是论述儒家认同当时社会的基本原则。文章中对“君”“臣”“民”的权利与义务做出规定：“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这些在韩愈看来是社会的根本原则，但为什么要这样？他不加论证，但是要求坚决执行。如果“民”不这样去做，“则诛”。这里暴露了中国古代社会是缺少理性的，人们所期待的的“说理”不过是恫吓，是赤裸裸的暴力。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也认为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中国缺少“讲理”的传统。这种不靠“讲理”到了近代又有了新的发展，欧风东渐，新学西来，而西方学术界上承希腊传统是比较重视逻辑与说理的，特别是经过了启蒙时期，什么理论都要拿到“理性法庭”考量考量。这种讲逻辑、讲理的风气也随着新学到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新一代知识分子用新的学理宣传“德先生”“赛先生”时，一些守旧者如丧考妣，如毒火攻心，但辩论起来，又讲不出多少道理，说不过胡适、钱玄同、陈独秀这些新派人物。于是只好开骂。有的人（比如林琴南）甚至幻想出现一个孔武有力的“荆生”出来，仗着他侠肝义胆和高强的武艺把那些新派人物一个个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虽然这只是个幻想，写入他的武侠小说中，但是这也暴露了，坚持传统的人们尚“力”不尚“理”的真面目。然而文人毕竟不是“耍胳膊根”为生的游民，他们实施的暴力不会那么裸露，那么直接，其中会有些圈圈套套，诱使人们钻入。如果在他们不愿讲理、不能讲理、不会讲理时，还要打败对方、甚至置对方于死地，他们往往会用“舌头根底压死人”的办法，把对方打懵、打死。这就是我所说的语言暴力。语言暴力说简单一些就是用语言实施暴力，有时还用语言把对方诱入死地，刺激一些有实力者，借他人的实力伤害对手、把对方引到受皮肉之苦、甚至断腰绝脰的状态之中、以宣泄积愤。前面说的林纾写作《荆生》就有这个可耻的目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揭发”“大辩论”“大批判”中许多“上纲上线”就是要把对方推上死路的，许多被批判者也要拼命死守，会导致死地的“罪名”决不能承认。例如在文

作者：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大师。早年求学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1949年赴台。曾任《中央日报》《自由中国》主笔，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什么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怎样才能使中国有个光明的远景？关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浓缩成八个字：

一百多年来，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经历了旧世界的坍塌。但在废墟之上，我们的新文化却迟迟没有建立。文化的坍塌，始于道德的坍塌；文化的重生，也必然始于道德的重建。所以，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把道德的重建，作为赋予中国文化新生命的头等大事。不过，道德重建，首先需要厘清的是传统道德有哪些弊病。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至少提炼出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六大弊病。

众所周知，儒释道是中国三大教，但在此之外，其实还有一种传统“信仰”被严重地忽视了，它在民间更加根深蒂固，它对历史与现实的影响也更大——与奔走于朝廷庙堂之上的儒家相比，它深入民间，更接地气；与归隐在山林之中的道家相比，它闯荡江湖，更加险恶；与吃斋念佛不问俗事的释家相比，它“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所追求的全都是人最底层的欲望......这种“信仰”不是别的，它就是“游民文化”。“游民文化”是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本书中提出的概念，它本是古代没有固定居所、没有固定职业、无法在城市定居的一群人形成的集体潜意识，后来却阴差阳错地变成了一种传统，形成了一种文化，直至成为儒释道之外的“第四种信仰”。在王学泰先生看来，中国人的灵魂中都有游民意识，这种意识千百年来从未绝迹，它的典型特征是：对自己的未来不相信，对原则不相信，只相信得到手的利益；为了利益能及时到手，只愿意追求短浅的目标；为了短浅的目标能快速实现，往往采取简单而极端的手段。这种意识的产生和传播，有其历史和现实的缘由。但“游民文化”的泛滥，却成为社会乱象丛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各种诈骗横行，是典型的游民意识的影响，诈骗“无本万利”，来钱最快，最能实现“快速翻身”；●充斥在各个行业的造假现象，同样与游民意识紧密相关，造假难以长期发展，但却能带来短期的“繁荣”；●甚至官员贪污腐败，某种程度上也与游民意识有关，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走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游民意识所形成的文化，就是把一切都工具化，为了自己的利益，其他一切人、事、物，都不过是实现自己目标的垫脚石。古代皇权专制社会为这种文化提供了优良土壤——统治者以暴力压迫民众，控制社会，从民众那里予取予夺——王学泰先生强调，如果统治者自己工具化了，要求普通民众不工具化，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到处宣扬长期主义，但短期行为却无处不在？为什么我们有契约、法制，但现实中却潜规则大行其道？以往，我们强调制度、法律太多了，但对游民心态、游民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太少了。当下虽然没有了古代那样的“游民现象”，但是文化基因中的游民文化仍然影响巨大，古代游民曾面临的许多问题仍然是当今许多人的真实困境。所以，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绝不仅仅是一本写历史的书，它更关乎当下无数人的现实生活。本书不愧为研究游民文化的开山之作，叙述入木三分，许多内容都可联系到当下，足以震撼人心。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总理外交秘书的李慎之高度评价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项工作无异乎‘发现另一个中国’，它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国民性”有多重要，对它的争议和误读就有多大王学泰：一个典型的游民形象——韦小宝“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简史历史上所谓“农民起义”，其实都是“游民起义”游民的四大“信仰”中国文化的两个面向：士文化与游民文化朋党、灾荒、游民——传统中国的三股暗流如果看不到游民文化这个还活着的传统，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社会不懂“游民”就不懂《水浒》，不懂《水浒》就不懂中国《游民文化》：揭秘不为人知的另一个中国一个最“懂江湖的人”，发现了“另一个中国”

摘要：鸦片战争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被史实遮蔽了，即用现代语词所称的贸易规则游说。来源：《董事会》杂志，原标题《鸦片战争：一次极端的贸易规则游说》，作者

摘要：如果说中国在秦以后有一个儒表法里的状态，由汉武帝到王莽，我们可以说是很典型的周表秦里的过程。表面上说的是周礼，实际上搞的是秦制，而且两者都越来越极端。一方面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为强化秦制来造舆论，用的符号却是儒家的；另一方面，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实行强控制。本文节选自秦晖新作《秦汉史讲义》一书第三章，本节原题“‘周表秦里’：由汉武帝到王莽”。注释略。经过战国这样一个军国主义的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法家的强权登峰造极。然而秦的统一并不稳定，仅仅十几年以后，很快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秦便灭亡了。其实反秦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周秦之变中的一次震荡反复，一种对冲。反秦是以诸侯并起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反秦以后，似乎出现了一种回到周制去的趋势。项羽当然表现最明显，他主张重建诸侯、恢复封建制，在取代楚义帝熊心成为诸侯共主后也没有称帝。但是“霸王”这个称呼

【摘要】“江湖”是熟人社会以外混沌、非透明、乏规则的互动空间。在这种互动空间里，形成了历时性的“江湖”传统。它在组织模式上体现为模拟血缘关系的异姓结拜和结盟拜会，在价值模式上体现为等差有序、内外有别的“义气”。“江湖”传统表面上看主要存在于下层群体当中，实际上深嵌于常态文化体系之内。“江湖”作为一个独特的视窗，在中西学者熟悉的“儒教中国”、“帝制中国”、“乡土中国”等局部意象之外，提供了一个关于传统中国的整合性框架，即“江湖中国”。由此，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立体特征能够得到完整呈现。基层的乡土社区层面，呈现为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特征，顶端的“庙堂”层面同样如此。而介于乡土社区与“庙堂”之间的混沌“江湖”，仍旧要援引熟人世界的结构模型，同样讲究差序之别。这种一般社会层面的事实证据表明，“差序格局”概念确实具有立体社会结构内涵。《学术月刊》2011年第11期，作者

1971年9月下旬某日中午，差5分12点，我照例赶到食堂内的广播站，噼啪打开各种开关，先奏《东方红》。唱片播放次数太多，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镲也有残破之音。接近尾声，我调低乐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区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捏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圆，参照的是中央台新闻联播的标准。读罢社论，再读工地通讯员报道，满篇错别字，语速时快时慢，像录音机快进或丢转，好在没人细听，众生喧哗——现在是午餐时间。12点25分，另一播音员“阿驴”来接班。广播一点钟在《国际歌》声中结束。在食堂窗口买好饭菜，我来到大幕后的舞台，这是工地知青午餐的去处。说是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几十号人睡大通铺，同吃”就难了，除了话题，还有饭菜差异：知青工资低，可都是单身汉，专点两毛以上的甲级菜；而师傅拉家带口，只买五分一毛的丙级菜。头天晚上，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在这大幕前，由书记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领导秘密碰头，跟政治局开会差不多；下一拨是党员干部，出门个个黑着脸；最后轮到我们工人阶级，等于向全世界宣布：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林彪坠机残骸说到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组为单位。干了一天活，先抢占有利地形，打盹养神卷“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论，还什么都学，从《水浒》到《反杜林论》，这可难为大字不识的老师傅。而知青们来了精神，读了报纸读文件。那些专有名词在烟雾中沉浮。孟庆君师傅啐了唾沫开骂：杜林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胆敢反对毛主席，先毙了再说。班长刘和荣一听乐了：小孟，学了半天你都没闹明白，人家如今在德国当教授，连恩格斯都管不了。插科打诨，政治学习成了娱乐。副班长周增尔（外号“比鸡多耳”）干咳一声，宣布散会。政治学习至少有一条好处：普及了国际地理知识——前天地拉那，昨天金边，如今又是哪儿？对了，温都尔汗。我端饭盆来到幕后，席地而坐。林副统帅的幽灵引导午餐话题，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线等假设。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胜用胳膊肘捅我，这才看到众人眼中的惶惑，他们纷纷起身告辞。转眼间后台空了，就剩下我俩。安智胜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组干活，志趣相投，都长着反骨。那年头，友情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们默默穿过大幕，下阶梯，到水池边刷碗。回工棚取铁锹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达的激动中。再次被动荡年代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阿开（我在工地的外号），安智胜打破沉默说。你得多个心眼儿。别那么实诚，刚才那番话要是有人汇报，就完蛋了。我试图回想刚才说过的话，却无法集中思想。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以上选自《七十年代》，内容有些敏g……如果要问今天的人们最怀念哪个年代，可以肯定的是——会有人说是九十年代，它是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忧伤的句号，是备受期待的千禧年开场的序幕；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举国欢腾；下岗潮席卷，大厦崩塌，逼迫人们“眼泪和血吞”，从头再来。也会有人说是八十年代。较之九十年代的商业化，八十年代那由“诗歌、理想、鲜花、鄙夷权威、壮烈的生与死”构成的潇洒姿态，更令人魂牵梦绕。但无论如何，七十年代总是被忽略的那个，它夹在多个值得宏大叙事的年代之间，既没完全走出革命，也没将“理想”贯彻到底。身处历史的夹层中，七十年代不声不响，鲜有光亮降临。但其实，无论是物质的九十年代，还是诗意的八十年代，根源都深植于七十年代。因为正是这批成长于七十年代的人，主导了八、九十年代浪潮的方向，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具能量的存在。所谓“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而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就是一部回首七十年代的重要记忆史。诗人北岛，本身就是七十年代的代表，1978年，他与诗人芒克一起创办了《今天》诗刊，成为八十年代浓厚文学风气的先声。在回望七十年代的这部《七十年代》中，北岛、李陀共收录三十位成长于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对青春的挽歌。在回忆中能看到：以“出道作”《棋王》技惊文坛的阿城偷听“敌台”；随文工团辗转乡村尚未成名的王安忆；“偷书”的朱正琳；画《西藏记忆》的陈丹青；怒吼“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北岛；“太阳总队”的张郎郎；地下读书沙龙的徐浩渊；工人蔡翔；农民高默波和阎连科……通过这些或依然声名赫赫、或激流隐退的知识分子的视角，读者能看到的，不是常见于回忆革命年代书籍当中的对苦难的沉湎，以及将对苦难的忍耐视为战胜了苦难本身的半诉苦、半炫耀的回忆录，而是不屈从于逆境、不俯首于苦难的坚持。可以说，这本书通过知识青年描绘各自野草般茁壮生长的故事，折射出属于七十年代一代人的生活群像及共同记忆。正如一位读者所说：“他们和自己作战，和不可能作战，最终成为七十年代的风景。”如今，我们站在2023年的“今天”罗列往昔，也许会因社会自九十年代后一路朝着拜金狂飙的现实而叹息，也许会为自由、理想、浪漫、反抗交替的八十年代而扼腕，但我们应该铭记，七十年代散落各处的星星之火，最终蔓延成了足以燎原的希望之光。回望七十年代，就是在寻找今日中国最初的光芒。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这是一本可以一个通宵读完的书，也是可以一天一篇慢慢品味的书；既是一个时代的悲重，又是一代人的成长与青春；它足够精彩，真挚的故事会吸引人读下去。正如有读者评价的那样，“回读70年代那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像童话一样”，而又“看得心里泛上酸楚”，又如北岛在书中所说：“青春真美。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本书自出版以来，数年来再版困难，二手市场溢价严重。现有幸绝版复活，并取得独家授权，仅有30册现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王小波：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老照片

▲二战时日军轰炸宿迁城航拍图我不记得在宿迁住了多久。宿迁宿迁，到底几宿而后迁？只记得进了宿迁教会之后倒地便睡，足足睡了两天，偶然起来喝点水。这两天，简直是神仙了，不用再支持自己的体重，不再抵抗地心引力，由颈部到脚趾的肌肉关节都放了假，这几尺干净土，就是大同世界、人间天上。难怪俗语说：“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想那庄稼汉在一天胼手胝足之后，突然躺下来庆祝释放，才发明了那两句格言吧。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如今转了个弯儿，让我知道。这是头两天。▌空袭警报：“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母亲最爱《马太福音》，说《马太福音》是四福音里的压卷之作。她对我说：“来，你是住在神的家里，要天天读一段《圣经》。”她教我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忽然，警报，空袭警报中的预备警报，日本飞机要来。那时，小地方发布空袭警报是派人沿街敲锣，大地方如宿迁城，是由臂力强健的人摇一个类似辘轳的东西，“辘轳”转动达到某一速度，发出电来，警报器就呜呜地响起来。除了入耳惊心的警报器，还有触目惊心的警报球，一个球代表预备警报，两个球代表紧急警报，三个球代表解除警报。听见预备警报响，我跑到大门外向天空张望，没看见球，只见大人怒气冲冲把我拖进去。教会有许多人口，大家慌忙进了教堂，他们是把这个高大宽敞的建筑当做防空洞了。可是防空洞应该在地下。“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大教堂的目标太暴露太突出了。城造在山上不一定就好。躲警报的人进了教堂就跪下祷告。祷告完了，敌人的飞机并没有来，空袭警报也没有响。大家再祷告。天空依然很安静，有些人就回家去了。大教堂讲坛后面有一个夹层，颇似戏院的后台，有梯子可以爬高。我没回家，偷偷地往上爬，从玻璃窗看见了屋顶。想不到，大教堂的屋顶是洋铁皮铺成的，他们用整个屋顶漆了一面美国国旗，日光直射之下很鲜艳。距离太近了，几乎盖到我脸上，花花绿绿，令我眩晕。这面国旗想必是给日本飞机的轰炸员看的，他一定看得见。城还是可以造在山上。这是第三天。▲宿迁耶稣堂▌大轰炸：活着和已死没有多大分别以后的日子很模糊。也许是第七天吧，没有读经的功课，我整天都在打算怎么溜出去。毫无目的。总有些名胜古迹吧，也不知道去寻找。如果这天下午我在外游荡，后事如何就很难想象了，幸而我始终没有得到机会。午后，警报响了。我们都进了大教堂，教堂里的长凳子钉在水泥地上，搬不开，我们只好趴在凳子下面。这回真的听见了俯冲投弹的声音，飞机忽然变了调，受了伤似地嚎叫，接着地动山摇。大教堂像个小舢板，尾巴往上一翘。也听见高射炮声。炮弹和炸弹不同，地面不会震动。那时，一架轰炸机在翅膀底下挂两颗炸弹，炸弹用黄色炸药制造，威力小，要摧毁一个城市，得出动好多批飞机，一拨一拨轮番轰炸。我们在教堂里，听见飞机来了，走了，炸弹轰轰地响，附近的房子稀里哗啦，沉寂了，可是轰炸没有完，还有下一拨。两拨轰炸之间，那一段平静才教人觳觫。你只知道逃过一劫，不知道是否逃得过下一劫。一根细丝把宝剑吊在你头顶上。我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活着和已死没有多大分别。▲日军轰炸宿迁时的影像▌废墟、死亡和残酷的故事警报解除，走出教堂，看见日色金黄。这次轰炸由午饭后炸到晚饭前，够狠。这一炸，我是吓破了胆，再也不敢走出大门一步。以后几年，我只要听见汽车马达声，立刻魂飞魄散。大轰炸后，日子过得浑沌，对日出日落全没有印象。不能忘记的，是断断续续传进来的一些消息。有些人失踪。一个警察说，空袭时，他正在街头值勤，敌机业已临空，犹见一人行走。依照规定，空袭警报发出后，行人一律就地止步，但是，如果行人存心取巧，对拦阻他的民防人员撒个谎，伸手向前随便一指，说“我的家就在前面”，可以越过封锁。在那种情形下，为什么千方百计要在街上行走？不知道。那时代，人喜欢卖弄自己的小聪明犯规。警察说，他无法制止那个行人，他自己业已卧倒隐蔽，只能注视那人，为他着急。只见地面裂开，射出火和尘土来，那行人从此踪影不见了。那警察简直以为自己白昼见鬼。有很多家庭要办丧事，丧家到处找棺材，找墓地。有人四出找一条人腿，他爸爸的腿。他爸爸死于轰炸，一条腿不见了，孝子希望找回来再入殓。轰炸时，有两个棋迷正在下棋。房子左右都落了炸弹了，棋子飞走了，棋盘也飞走了，两个棋迷还望着歪斜了的桌子发呆。警报解除后，两个棋迷又拾起棋子棋盘，回忆那盘没下完的棋，把残局摆好，一决胜负。谁料在这个时候房子忽然塌了！好像老天跟他们开玩笑。这次宿迁炸死许多人。那死亡经过平淡无奇的，在死者家属吞声时就湮灭无闻了，能够传到教堂院子里来的，都有些曲折耸动。然后，再经过众人过滤，百中取一，进入街谈巷议，然后，千中取一，进入渔樵闲话。最后成为故事。故事的存在和流传，已不是根据受难者的需要，甚至也不是抗战的需要，而是根据听众的兴会。不能仔细想，仔细想就会发现残酷。我在这里很残酷地记下几则故事，可以在茶余酒后流传的故事，而遗漏了千千万万摧心裂肺的家庭。▲图为日军轰炸后，燃烧的长沙市区▌瓦砾、弹坑，还有活下来的人们魏家老大忽然来了，我们有说不出的惊喜。魏家和我们一同逃难，中途因意见不同分手。魏家两兄弟，老二送我们南下，老大带家人北上。我家的行李也因此分成两担，其中一担由老大挑着走，暂时保管。老魏突然出现，使人感到劫后重逢的情味。他对于我们带着他的弟弟到宿迁来挨炸有些抱怨。他说，由他暂时保管的那一担行李，半路上被强盗劫走了，有一番惊险。虽然他的脸色沉重，他仍然是我们非常欢迎的客人。老魏也带来两个好消息：台儿庄会战结束，兰陵成为后方，可以回家了；回家以后，魏家将择定吉期，为老二成婚。动身离开宿迁，我才看见轰炸造成的瓦砾。每一片瓦砾，原都是这个家庭一代或几代的爱心和奋斗。碎瓦片是真正的废物，什么用处也没有，垃圾不如。经过了几天清理之后，瓦砾下不会再有尸体，也许有血，我看见狗在上面用鼻子探测。一个一个家庭，不招谁，不惹谁，就这样毁了。飞行员大概从来没有机会看见他留下的弹坑，难怪他英俊潇洒，一尘不染。瓦砾场并不是很多。大轰炸时，简直以为全世界都毁灭了，其实不然，宿迁只是像一张床单上洒了些墨水。我真希望能指给飞行员看，使他明白他的伎俩不过如此。日上三竿，阳光逐渐强壮。宿迁，我有点舍不得离开，它是我面对世界的第一个窗口，使我看见人生多么复杂。阳光下，一个一个宿迁人和我交臂而过，一脸前仆后继的悍然。▲图为淞沪会战时，在日军的大轰炸中受伤的一名老人和一名孩子▌日本兵的放纵和教会里难民的反抗回程完全照老魏的意见行事，出宿迁，经东海，转赴郯城，到南桥。这些地名从小就熟识，古时的东海郡，后来的海州，现在的江苏东海县。古时的郯国，郯子故里，曾子讲学处，“感天动地窦娥冤”的故事产地，现在的山东郯城县。老魏带我们走小路，东海和郯城的县城全没看见。我只记得满眼的小麦。投宿是在小村庄的街巷露宿，大人轮流值夜，一路所到之处非常寂静，真空一般的寂静，若不是庄稼长得那么好，你真以为没有人烟。归程十分从容，魏家兄弟俩轮流挑着行李走，不挑担子的那个就抱着弟弟。一路不断休息，母亲能赶得上大家。看来光景美好，只是大战后的寂静还有压力。沿途休息的时候，老魏谈说家乡最近发生的事，他提到临沂的教会。从三月十三日开始，国军和日军在临沂附近打了五十天，最后围城，攻城，巷战，双方抱在地上打滚。伤兵运不出去，全送进美国教会，临沂医院的医生护士也都跟了去。日本兵进了城，见人就杀。他们沿街敲门，趁里头的人开门的时候用刺刀刺死，大街两旁，几乎家家门框门限上有血。他们要教会把伤兵交出来，教会没答应。那些伤兵总不能老是在里头躲着呀，怎么个了局呢？老魏也谈到峄县的教会。峄县县城在兰陵之西，只有五十里路。对兰陵影响重大的两个城市，一个是峄县，另一个才是临沂。日军先到峄县，后到兰陵。峄县南关的教会收容了很多难民。有一个日本兵喝了酒，带着刺刀，来敲教会的大门。大门里头院子里坐满了难民，有个人站起来把门打开。日兵一刀把开门的人杀了，冲进去又杀死一个老头儿。他大喊“花姑娘的有”，意思是要找妓女。院子里的人慌成一团；不敢回话，那日兵又顺手杀死一个老太太。那一院子难民里头当然有许多壮丁。他们看那日本兵杀了一个又一个，眼也红了，就到厨房里一人拿一根木柴，一拥而上，把那个小日本鬼儿乱棍打死。这可不得了，日本人能罢休吗？日本人到教会去调查过，最后承认是他们自己的错。我松了一口气。可是老魏说：教会只有巴掌大，能藏几个人，还得中国人不怕死，跟他拼，跟他干！▲图为抗战时期，法国罗马天主教教会在徐州建立的一处难民收容所▌毁灭不仅来自敌人，也来自贪婪的人对于回家，我缺少心理准备。兰陵城外有许多松柏，参天并立，排成方阵，远望很有几分森严。兰陵王氏在明末清初发迹，开始经营祖宗陵墓，这些松柏，就是古人的伞盖，这些松林，也象征祖宗的余荫。战后归来，那些松柏全不见了，每一棵树都在齐腰的高度锯断，剩下一根一根木桩。锯树的人为了省力省事，没有坐在地上朝根下锯。战争来了，又走了，四乡的穷哥们儿紧紧踩着战争的背影，抢伐抢运，一夜之间就光景全非了。松柏不流血，你杀了它它冒出来的是香气，事隔多日，还有松香附在尘土上逐人。这种树林叫“老林”，老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俗语说谁动了谁家老林的土，那表示谁对谁有不可解的怨恨。唉，唉，这些事情现在都发生了。回到家，大门，二门，房门，所有的门框门板门限都没有了，窗也没有了，桌椅家具当然更没有了，总之，所有的木制品荡然无存，出入畅通，毫无关防，完全不像私人住宅，完全不像。那时的房屋，门窗上端有一块横木，叫“楣”。照例使用极好的木料。起朱楼盖华屋叫“光大门楣”，人的气运衰败叫“倒楣”，可见“楣”之重要。现在，我家的每一处“楣”都没有了！看样子，有膂力强的人来，使用十字镐一类的工具，硬生生地破墙取去，所以，每一个门窗都成了一个大洞，四周围着犬齿形的砖块。▲本文作者：王鼎钧先生还有，院子。院子里本来有一棵枣树，我曾在树下念诵：“我家院子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也曾透过萧瑟的固执的枣枝仰望奇怪而高的秋空。院子里本来有两棵石榴，我曾在树旁学会了“五月榴花照眼明”，数一数几朵雄蕊几朵雌蕊，计算能结多少石榴。战后归来，枣树没有了，石榴树也没有了，院子里的土被什么人翻过，好像准备在这里种菜。那些人从四乡来，闯入有钱的人或者曾经有钱的人家中，检查室内室外每一寸土地。他们用一根木棒撞击地面，听那响声，如果有共鸣，咚咚似鼓，地下一定埋着一缸细软，马上动手挖。通常，埋在室外院子里的东西体积很小，例如玻璃瓶里装几件首饰，得用另外一个方法检查，那就是学农夫翻土，翻到埋东西的地方，土的颜色不一样。如果院子很大，就把耕田用的牛和犁使上，小东西埋得浅，说不定犁刀过处它就跳出来。我家的院子就像犁过的一样。我联想到成语“犁庭扫穴”……那时，我就应该想到，阶级斗争完全是可能的。当天早晨弟弟听说要回家，很兴奋。他虽小，对旧家必定也有些记忆吧，站在院子里，他一再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谁的家？”母亲望着我：“这一回，咱家可是穷了！”然后，她奋然说：“魏家老二结婚，我一定送一笔厚礼，厚得教别人没有话说！”以上摘自王鼎钧回忆录《昨天的云》第八章。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堪称20世纪中国百年史的博大题材，能真实呈现，就殊为不易，而鼎公的文笔，以台湾散文“崛起的山梁”著称，以格局和气象见长，更让这部书洛阳纸贵。因历经1940年代各种战争，王鼎钧先生看到了人性最可怕、最丑恶的一面，可以说识尽人间愁滋味，他洞彻人生和人性，但不否定人生和人性，他永远坚持纯洁，但绝不是天真。真乃智者。王鼎钧还完整经历了那个年代长途奔波的曲折和坎坷：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在天津被俘、俘虏营训练、徒步行走胶济铁路全线至青岛、最终从上海远走海外……一路上，各种危机、冲突频发，各种艰难、意外互相纠缠，一个个场景震人心魄。王鼎钧说：“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想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

本文整理自易中天教授在东南大学文化讲座《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很荣幸和大家见面。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很简单，就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知道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任何人都只能存在于一定的文化状态之中，没有什么超文化的人。如果我们不弄清楚中国文化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对自己也就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也就不能把握自己，也就无法使自己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反省一下中国文化。什么是文化呢？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我就不在这儿讲了。我想说的是，由于人是文化的存在物，所以文化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有人做过这么一个试验，他把两男一女编成一组，把他们放到一个孤岛上，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三天以后，这个试验者来到了英国人的岛上，看见这三个英国人都坐在那儿不动。于是这个人就问：“三天了，你们之间都没发生点什么事？”“我们连话都没有说。”这个试验者就很奇怪，说：“为什么？”英国人很生气地抱怨说：“你临走的时候忘了给我们介绍。”（笑声）因为英国人是讲绅士风度的，陌生人之间未经介绍不能说话，所以他们就苦坐了三天。这个人又来到了西班牙人的岛上，看见两个男的不见了，剩下一个女的在跳舞，就问：“那两个男的呢？”她说那两个男人为了争夺我而去决斗，他们都死了。（笑声）然后这个人来到法国人的岛上，一男一女不见了，一个男的拿把剪刀在修剪树枝，吹着口哨，很快活。这个试验者就问他那两个人到哪儿去了。他说：“我们一上岛就商量好了，我们两个男的轮流做她的情夫。今天轮到他，所以他们两个正在那树林子里面快乐。”而且他还说得很清楚，他们正在树林子里做一件与社会、与他人无关的两个人快乐的事情。（笑声）最后他来到俄国人的岛上，看见两个男的，女的不见了。两个男的在干什么呢？在喝伏特加，在打牌。他就问：“那个女的呢？”俄国人醉醺醺地回答：“啊啊，啊啊，你找谁呀？”“你说，还有一个女的到哪儿去啦？”“啊，你问，女同，女同志啊？劳动妇女在集体农庄建设SH主义。”（笑声）然后这个先生问：“那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呢？”“你难道没有看到领导在开会吗？”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的一个笑话。但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不同的文化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样的故事庞朴先生也讲过一个。说到咖啡馆喝咖啡，发现杯子里面有一只苍蝇。第一个发现的是英国人，他很生气。但英国人讲究绅士风度，喜怒不形于色，他就一声不响掏出钱包来，把钱放在咖啡杯下面，走了，算是无声的抗议。第二个是日本人，一看咖啡里面有苍蝇，“啪”的一声把杯子搁下了，“八格呀噜”，一顿臭骂。第三个是美国人，端起杯子一看，笑了，往那椅子上一靠，手指头一勾，把小姐叫过来：“亲爱的小姐，在我们美国咖啡不是这样上的。在美国喝咖啡，边上有一小罐牛奶，一小碟方糖，还有一小碟苍蝇。顾客自己决定放不放，想放多少放多少。”（笑声）美国人很幽默，对不对？庞朴先生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为止。然后我提了一个问题，我说如果是中国人呢？中国人八成会这样说：“搞什么名堂！去！把领导叫来！”（笑声、掌声）中国人习惯有事找领导。美国人有事找律师，不找领导。但是这种小事又犯不着找律师嘛，把小姐叫过来开开玩笑，调调情，也就算啦。（笑声）这说明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任何人都只能存在于一定的文化当中，文化就造成了人们的文化无意识。中国作家代表团到美国开会，坐定以后就有服务员过来问他们要喝点儿什么。我们中国人马上说：“啊，不客气。”好啦，人家转身就走啦。待会儿开会的时候，日本人、印度人、法国人、德国人都有东西喝，就中国人没有。因为你已经说NO，不客气，不客气人家就不给你端。但中国人很自然地就会说“不客气”。文化无意识，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文化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关于文化的书是非常之多，什么都是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音乐文化，一直到厕所文化。你们笑厕所是文化，但厕所里确实有文化。中世纪法国宫廷里面的厕所是什么样的呢？一根很粗的麻绳，从屋顶上吊下来，方便完了以后，用那麻绳擦一擦。皇帝擦完了皇后擦，皇后擦完了大臣擦，都用那一根麻绳。（笑声）他从来不知道换。我说还不如中国农民。中国农民是用土疙瘩，用完就扔了，它不传染疾病，对不对？（笑声）但是，他用土疙瘩也好，用粗麻绳也好，总而言之是人的行为。动物不会。动物不会拴根绳子，也不会用土疙瘩，对不对？所以我们首先可以肯定，文化是人所特有的。那么，人为什么要有文化呢？因为人类要生存，要发展。这对任何民族都是一样的。但是如何生存、如何发展，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是不一样的。就说吃饭，中国人是用筷子，西方人是用刀叉，但是要吃饭这一点是一样的，只不过吃的方式不一样。又比如说见面，西方人见了面，握手，拥抱，亲两下；中国人是双手一抱拳，久违了。大家见了面要打招呼，要发展人际关系，要交流情感，这也是一样的，但是怎么做，不一样。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那么，这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方式，难道是随意产生的吗？不是。这背后有原因。就说前面讲的这两个例子，一个是进餐方式，一个是交际方式，但这里有一个共同点。这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的性格内向，西方人的性格外向。内向就向内用力，外向就向外用力。刀，是向外；叉，也是向外；伸出手握手、拥抱，也是向外。而筷子你看它是向内用力，夹，它是内向的；内向，就伸出手去握自己的手；外向，就伸出手去握别人的手。你看，一个是进餐方式，一个是交际方式，风马牛不相及，却有共同的原因。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在种种具体的文化方式之上，还有一个统率一切方式的总方式。这个总方式，我就称之为“文化的思想内核”，或者说“方式的方式”。它是管总的。所以，要弄清中国人，就要弄清中国文化；而要弄清中国文化，就要弄清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那么，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什么呢？再讲一个笑话。现在在美国做教授的吴森，原来在中国台湾。有一天来了两个美国客人，于是老板就让他请这两人吃饭。吴森想，这两个美国人加自己是三个人，不好点菜，于是又叫上几个弟兄，加起来一共八个人。八人一桌，好吃饭，反正饭钱是老板的。一到饭厅，吴森就把菜单拿出来，请客人先点菜。其中一个美国人吃过中国菜，于是就点了个“芙蓉鸡片”。啊，很内行！另外一个美国人一点都不懂。吴森就说，那我们自己先点，每人点一个。最后这个菜谱又转了回来，哝……还是不会点。吴森一看，点了很多菜，没有汤，他说“要不然你点个榨菜肉丝汤吧？”很好，OK！好，上菜了。第一道就是芙蓉鸡片。那美国人认识啊！他说：“这是我点的菜吗？”“Yes.”他就把它端过来，一个人吃了起来。（笑声）怎么办？吴森说，那就主随客便，谁点的菜谁吃吧！于是有吃鱼的，有吃虾的，还有吃青菜豆腐的。（笑声）最后上来一碗榨菜肉丝汤。这吴森觉得很不好意思，“哎呀，你看这，是不是给你换一个？”“No，No，我点的我吃。”那个美国人把一碗榨菜肉丝汤喝完了。（笑声）这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小事情不可小看。我历来的观点就是小题可以大做，大题也可以小做，学问就是这样做的，问题是你能不能看出东西来。那么，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出什么来？看出文化的思想内核来。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西方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个体意识，而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什么叫个体意识呢？个体意识就是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人，都有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独立人格不可辱，自由意志不可犯。一个人的独立人格，他最后的底线在什么地方？就在他的思想和言论。所以思想言论的自由，在西方是一条极高的人权原则。你可以有各种法律规定我不能做什么，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不能投毒，但是我可以扬言我要杀人，扬言我要杀人是不犯法的。我可以写信给总统克林顿，说我要杀了你，这不犯法。但是你如果真的掏出手枪来，那你就犯法了。这个界限是很清楚的。用中国一句老话说，就是“论迹不论心”，甚至也不论“言”，也就是只管行动（做没做），不管思想（想没想），也不管言论（说没说）。其实不管做什么都要有一个底线。做人要有底线，有些事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做的。管理社会也要有底线，有些事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管的。在西方社会，言论就是政府不能管的事。而且我想什么，你也是管不了的，不能管的，叫隐私权。比方说我记日记，父母亲是不能看的，老师更不能看，甚至我的学习成绩是不可以公布的，这是我的隐私。为什么要有隐私权，因为独立人格不可辱。所以西哲有云：“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是我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捍卫你批评我的权利。”因为一旦你丧失了批评我的权利，也就意味着我失去了YL的自由，而失去思想YL的自由，也就意味着丧失了独立人格。你想，一个人，如果连想什么都由别人来管，那他还有什么独立人格可言？所谓自由意志不可犯，就是我要干什么，你不能把你的意志强加于我。大至选总统，小至选一盘菜，都是我自由意志的体现，因此你不能替代我。所以，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他绝对是自己点菜自己吃，他绝对不会帮别人点菜。我一旦帮你点菜，就意味着我把我的意志强加于你。而中国是刚好相反的，我一定要替你点菜，以表现我对你的关爱。（笑声）岂止我要帮你点菜，我还要亲手用筷子夹到你的碗里去。我就犯过这个错误。有一天我代表系里请老外吃饭，最后一道菜是炖全鸡。在上世纪80年代，一只鸡还是很贵的啊！于是我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就把那鸡腿卸下来，放在他的盘子里，以表示对他的尊敬。另外下了一只鸡腿，放在我们系年纪最大的一位老先生盘子里。我们那位老先生愉快地吃下去了。老外始终没有动这根鸡腿，看得我好心疼。这么好的鸡腿，就想把它拿过来吃。（笑声）那个时候不懂，但是我看他又自己到那个碗里去弄鸡肉吃，他又不是不吃鸡呀！看来，他就是认为我把我的意志强加于他，他不能接受，不能容忍。我点了榨菜肉丝汤，虽然是在你的误导之下，但是既然我说了OK，那么我对我的OK负责，我把榨菜肉丝汤喝下去。（笑声）现在我们清楚了。所谓自由意志或意志自由，并不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而首先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对自己自由的选择负责任。当然法律上会有个规定，规定多少岁是有责任的人。如果他不能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就要负责任。一旦他不需要监护人，他是独立的人，他就自己负责任。该坐牢的坐牢，该杀头的杀头，没有什么含糊可讲。不要找什么借口，没用的，由自由意志负责任。通过这件小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西方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个体意识，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而这是随时随地我们都会发现的。比方说写信，美国人写信一定是先写他的名字乔治，再是他的姓，他的门牌号码，然后才是他的街道，他所在的城市，最后才是USA美国。而中国人写信肯定是倒过来，先说那个大的，群体的东西。所以两个西方人见了面以后，他可能连姓名都不问。如果有好感两个就聊天，聊到最后要分手了，我忘了你叫什么名字。“Marry，oh，byebye”，完了。中国人两个见了面，往往先问“你哪个单位的？”如果女孩子把男朋友带回家来，那当妈妈的几乎一定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如果说我没有单位，当妈妈的一定会对女儿说：“丫头，他单位都没有，靠得住吗？”如果这个人很自豪地说：“东南大学。”是不是可以很牛一下？（笑声）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个体的价值是要由群体的价值来体现的。城里人见了面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农村人见了面问哪家的。谁家的？老张家的。哦，老张家人多啊，有钱啊，盖了三层楼啊。所以中国人和他的家庭关系非常密切。在中国，任何人都不能脱离某一个群体而生存，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家庭！家庭好，你这个人就有面子，反过来也一样。比方说你中了秀才，中了举人，中了进士，得了博士学位，评了教授职称，或者做了官，家里就有面子，叫做光宗耀祖。如果这个人出了事，被公安局抓去了，那叫做家门不幸。个人和家庭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明明是自己想要怎么怎么样，他不能这么说，他得说是为了某个群体。比如刻苦学习那不是为我自己，在古代就得说是为了光宗耀祖，现在就得说是为了报效祖国，没他自己什么事。取得了成绩他也要说，哎呀，你看我也就是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他说这个话是干吗呢？他要评劳模。老外可就听不懂了。你啥都没干，你凭什么评劳模？（笑声）你不就做了一点分内的、应该的、微不足道的，还是在别人的关怀和帮助下做的，凭什么劳模给你呀？凭什么奖金发给你呀？没道理的事情。但是中国人他就得这样说，他不这样说不行啊，因为他是群体的，他不是个人，他个人不能独立存在。谁敢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呀，这都是我做的呀，我的功劳我的成就啊？谁敢说啊？所以中国人是不能够脱离群体而生存的，而家庭是中国社会或者说中国传统社会最小、最基本、最不可再分割的单位，所以我称之为“家本位”。本位的意思就是计算价值的基本单位。中国人是非常看重家庭的，“家”这个字在中国的使用概率非常之高。公是公家，国是国家，全体是大家，别人是人家，自己是自家，都是家。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艺术家、阴谋家、野心家，都是家嘛。西方社会是个人本位，西方社会的家庭是可以再分割的，可以分割为个人，个人是独立的。一家人你选小布什，他选戈尔当总统，没关系的。而中国不行，中国的个人很难独立。除非你去当和尚，当尼姑，那叫出家。（笑声）除了出家以外，那你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靠血缘关系来维系的，而西方人的人际关系则是靠契约关系来维系的。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文化。希腊人是雅利安人的一支，他们原本是一个游牧民族，从北方进入希腊半岛，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建立了希腊文明。希腊这个国家，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国内土壤非常的贫瘠，基本上不能生产什么东西，主要是种橄榄，用来榨橄榄油。希腊海岸线很长，而且爱琴海、地中海航海条件很好，所以希腊特别适合于发展航海业和工商业，由此形成了古希腊的工商业文明。我们知道商业文明，或者说市场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有契约。比方说我们约定，一头牛换八只羊。当然可以根据行情浮动，但必须公平。我跟你这么换，你跟他也得这么换，这叫公买公卖。不能因人而异，教授买的时候，一头牛换十只羊，学生买却少给两只羊，那不行。市场经济就是要讲规则，游戏规则定下来以后，任何人都要遵守。也就是说一旦建立了契约关系，“契约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契约观念，是整个西方文化或者说西方文明的一个基础，也是中国人最缺少的。在这个基础上，西方建立起一整套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制度来。这个事情学术性太强，今天晚上时间非常有限，我不可能讲得很清楚，但是我可以介绍大家去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还可以看顾准先生的《希腊城邦制度》。他们把这个过程描述得非常清楚。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从氏族社会向国家制度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工商业文明的原因，希腊人炸毁了氏族血缘组织，建立了个体意识。因为要进行商业活动，首先要解决产权问题，就是我跟你做买卖，我拿牛跟你换羊，必须首先保证这牛是我的呀！不是我的牛，我凭什么跟你去换啊？而且希腊人做生意是要跑很远的。总不能像咱们中国农村里那样，“先回去问问我爸再说”。（笑声）所以首先要解决产权问题，而产权一旦确立，财产归个人所有，个体也就有了独立的地位，个体意识也就相应地确立起来。这样，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人。那么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呢？靠契约。西方人所有的人际关系，你都可以理解为契约关系。比方说夫妻。你看西方人在教堂里结婚，要发誓，然后互相把戒指戴上去。戴戒指就是签合同啊！（笑声）好啦，此后每年再举行一次结婚纪念日。什么意思？重申合同有效。中国人的观念是什么呢？“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笑声）这是人身依附关系，不是契约关系。通过契约，西方人建立起基本的人际关系，主要解决了经济生活当中的问题。但是经济生活不是一切，还有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当中的关系如何来解决呢？西方人觉得还应该建立契约。这个契约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商业合同，做某一笔买卖的，而是管我们所有社会行为的。这份契约应该全体公民来签署，那就是法律。法律就是全社会、全体公民签署的契约，叫全民公约，又叫社会契约。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了法律以后，西方人发现还不够。法律毕竟不是万能的。第一，法律只能管人间的事，此岸的事。人死了以后，灵魂怎么办？法律管不了。第二，法律只能规定你不能做什么，而不能规定你必须做什么。对个人而言，凡是法律没有规定不准做的，就都是可以做的；对政府而言，凡是法律没有说可以做的，就是不能做的。这是法治的基本精神。就个人而言，法律是防范性的。比方说，它只能规定你不能放火，不能规定你必须救火。法律不能规定，不救火就有罪。那么怎么样保证大家去救火呢？不能靠法律，要靠道德，靠良心，靠正义感。这么多的问题，法律不能解决，谁来解决呢？那我们还得再签契约，还得再签合同。和谁签？上帝。恐怕只有上帝才管得了。第一次签的叫“旧约”；第二次签的叫“新约”。两次契约，是人与上帝之间的约定，解决末日审判的问题，解决彼岸的问题，解决灵魂的安顿问题，解决道德良心的问题。这个契约当然也是人人都要遵守的，这就叫“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还不够，还有一些问题不是上帝可以解决的，需要科学来解决。于是有了最后一条，就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自然科学问题也是契约问题，这个我今天晚上也没办法讲，建议大家去看康德的著作。按照康德的观念，所谓自然科学就是人为自然立法。总而言之，自然科学在西方人看来也是一个契约问题。整个一整套社会的制度和观念，就这样在契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这是西方文化的系统。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人。中国人的关系是靠血缘关系来维系的。中国人有一种文化冲动，就是常常要把非血缘关系泛化或者转化为血缘关系。比方说，我今天来演讲，如果要套个近乎表示亲切，我会这样开始说：“今天兄弟我到东南大学来。”其实我们之间并非兄弟，但为了把关系搞好，我就自称兄弟。这种话语在中国时时可见，比方说“父母官”，“子弟兵”，“兄弟单位”，都是。而集中体现血缘关系的就是家庭。在家庭当中，谁是核心？谁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人？是谁把家庭建立起来的？是母亲。虽然中国传统礼教把父亲的地位定得很高，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制度是父家长制。比方说，我们大多数人习惯都是跟父亲姓，跟母亲姓的人不太多；再比如中国传统礼法规定，父亲死了守孝三年，母亲死了守孝一年。这是就从礼法的角度讲。实际上呢？感情最深的是母亲，而不是父亲。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和父亲的感情是很淡漠的，因为传统礼教规定了父亲对儿子必须严厉，父亲见了儿子不能笑，一说话就是教训，叫做“庭训”。严父慈母嘛！所以中国人在内心深处、感情深处是爱妈妈的。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歌颂母亲的。从“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直到“世上只有妈妈好”，对不对？虽然现在的爸爸都是好爸爸了，我就是好爸爸。（笑声）但是也不会有什么“世上只有爸爸好”这种歌。歌颂父亲的文学作品，我的印象当中最深的就是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但是你现在回去再看《背影》，琢磨一下，那父亲怎么看怎么像母亲呐？（笑声）中国人最爱母亲，母亲也最管事，是不是？如果说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础，那么母亲就是家庭的核心。比方说一个女人结了婚以后，她自己的家叫什么家？娘家。她丈夫的家叫什么家？婆家。“娘家”不能叫“爹家”，“婆家”不能叫“公家”。（笑声）反正甭管什么家，都是以母亲为核心、为标志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很坏，怎么骂他呢？没娘养的，狗娘养的。反正是妈的事，不会骂“狗爹养的”。假李逵被真李逵逮住了，说家里还有90岁的老娘，李逵就放了他。如果说家里有80岁老爹，“你爹关我什么事？”所以娘不但给我们生命，还救我们命啊！那么母子是什么关系呢？在我看来，就是吃和被吃的关系。一个小孩子他不可能知道什么遗传，什么血缘，他根本就没有这些概念。他跟妈妈亲，就因为小时候妈妈给他喂奶，长大些给他喂饭，再长大以后给他做饭，所有吃的东西都是母亲供应的。如果母亲没有奶，吃奶妈的奶长大，他可能跟奶妈更亲，“有奶便是娘”。血缘关系中，最亲密的是母子，其次是兄弟。兄弟是什么关系？兄弟是吃同一个娘的奶长大的人，是“同吃”的关系。（笑声）所以把非血缘关系变成血缘关系的最常规手段，就是称兄道弟。但凡在一起吃了某一种相同的东西，那就是兄弟。比方说，我们都在学校的食堂吃饭，上一个老师的课，我们是师兄弟，对不对？我们有同一食物来源嘛！再扩大一个范围，就是乡亲。乡亲是喝同一口井的水的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乡亲也是很亲的。离开家乡叫做“离乡背井”。井很重要，井是生命之源呐！乡这个字，甲骨文写成这样，两个互相面对跪坐着的人，当中放了一个饭桶。这个饭桶叫做“簋”。所以历史学家杨宽先生说“鄉”就是共食。实际上很多民族都有这个习俗，一旦吃了共同的东西，就是兄弟了。法国大仲马的小说《基度山伯爵》，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基度山伯爵请他的仇人吃饭的时候自己是不吃的，一口都不吃。因为一旦吃了就是兄弟，这仇就报不了啦！反过来也一样。仇人一旦在一块儿吃了喝了，也就成了哥们，不打了。所以你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你要吃他们的东西，奶茶呀，手抓羊肉呀，没有这种能力的人不能学人类学，不能学民族学。新疆的哈萨克族有一个习惯，请客的时候要给最尊贵的客人一个待遇，由他们当中地位最高的人拿一把刀，把那个羊尾巴上的肥肉切一块下来，塞到你嘴巴里面。（笑声）你不能吐出来呀！吐出来你就是敌人。你得拧着脖子吞下去，吞下去之后，大家就是兄弟了。什么事情他都护着你，你有事他一定拔刀相助。对人类来说，食物是生命之源。“人是铁，饭是钢”，你吃东西才能活下去，那么我给你东西吃，是给你生命啊！当年韩信不肯背叛刘邦，就因为“汉王推食食我，解衣衣我”。我吃了人家东西，那么我的生命就是人家的；我穿了人家的衣服，那么人家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梁山好汉为什么要在一块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因为就是兄弟嘛！“生死之交一碗酒，你有我有全都有，水里火里不回头。”惟其如此，中国人才那么爱请客吃饭。请客吃饭的事情全世界都有，但没有中国人这么爱。有个小品节目里，一个领导干部做检讨时说：“过去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笑声）不要说领导干部了，包括我们大学生，哪个不请客吃饭？过生日、得了奖学金，都吃成风啦！为什么要吃？因为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生命来源，我们才是兄弟。至少是你我素不相识，但自从我们在一块儿吃过饭、喝过酒以后，你就不是生人，是熟人啦！什么叫生人？就是没在厨房里煮过的人。什么是熟人？就是经过烹调吃过好几次的人。所以所有的熟人都是可以吃的，具有可食性。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们就是兄弟，我们就是熟人，这个时候我要是开口求你办点什么事，你好意思不答应吗？你又能够答应了以后不照办吗？不能！如果说你在酒桌上答应了兄弟们什么事，最后你又没有办，中国也有一句话，叫做“食言”。（笑声）“食言”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你说出去的话又吃回来啦！嘴巴里吐出去的东西能够再吃回来吗？你不能吃回来。所以你不能食言，只有答应。以至于遇到什么难办的事，我们只好不吃饭，坚决不吃。当然现在已经发展到不仅是吃饭了，还有别的招待，是不是？但吃饭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肯定要吃啊！那么，吃饭有什么讲究呢？嘿呀，这讲究可大了。古人是席地而坐的，主人坐的那个席子就叫做“主席”，他是坐在当中的。旁边的两列席子叫“列席”。现在是圆桌了，但是也有主次。谁坐这儿，谁坐那儿，谁坐上菜的地方，这是有规矩的，不能乱坐。看什么呢？看面子。请客吃饭这个事情主要是由面子来操作的。比方说哪些人该再三敦请，哪些人顺口说说，取决于面子。哪些人来了以后坐上面，哪些人来了以后坐下面，这也取决于面子。被有面子的人请去吃饭是有面子，能把有面子的人请来吃饭也是有面子。很多人会回去吹嘘说我今天和谁谁一块儿吃饭啦，甚至不惜花巨款请头面人物吃饭。所以面子在中国是相当重要的，不可以没有的。我可以讲三个例子来证明面子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西楚霸王项羽宁死不肯过乌江，叫做“无颜见江东父老”，这是为了面子自杀。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为了面子杀别人。春秋时期郑国的大臣子公上朝的时候，忽然手指头动了。他就跟大家说：“今天有好东西吃啦！”进去一看，果然有一只巨大的王八在鼎里面烹煮。可是到了吃鳖的时候，国君灵公却偏不准他吃。因为你说食指一动就有好东西吃，我偏不让你吃到。子公就没面子，于是非常愤怒地走到鼎面前，手指头蘸了一下。啊，这叫做“染指”。（笑声）“染指而出”，走了。这下子君臣两个就翻脸了。灵公就说：“妈的，我非宰了这小子不可。”（笑声）子公回去也说：“妈的，我非杀了那王八蛋不可。”之后就发动政变，把灵公干掉了。还有一个例子讲楚国的成王。他的儿子叫商臣，就是后来的穆王。有一天穆王带着兵来逼宫，说：“对不起，老爸，这楚王我要当啦！你老人家自便。”老爸一看没办法，说：“儿啊，老爸也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就喜欢吃熊掌。厨房里的熊掌快烧熟了，能不能等一下？”“不行，这个熊掌熟得太慢啦！哥们都等不及了，你老人家还是快点上路吧！”（笑声）成王只好拿根绳子把自己吊死了。吊死以后，不肯闭眼睛，死不瞑目。为什么？因为按照古代的规矩，王侯、大夫、将相、名人，死了以后要上一个谥号，算是对他一生最后的总结，最后的面子。几个儿子就商量说，我们老爸是很差，就叫灵王吧。这是一个恶谥，那楚王就不肯闭眼睛。儿子们没有办法，只好叫他“成王”。这是一个很美很好的称号，“安民立政曰成”嘛！那死人一听，“成王？”可以可以，眼睛闭上了。（笑声、掌声）这叫什么呢？这叫死要面子，不折不扣的死要面子。中国人为什么死要面子？就因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对于这样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活在世界上，就人类而言，他要处理两大关系。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西方文化更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他们的自然科学特别发达。像阿基米得这样的人只可能产生在希腊，不可能产生在中国。中国人最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任何懂一点事的中国人都知道，你的能力强不强不是最重要的，你的学问大不大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人缘好不好。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人缘不好，那么他在单位上、社会上是很难立足的。那么，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样的呢？成双成对。所谓“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是成双成对的关系。中国人对人的道德要求，也是成双成对的。比如尊师爱生、拥政爱民、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既然我们的关系是成双成对的，就不能没有面子，因为你没有面子就不能面对他人。你有面子，我也有面子，我们就可以面对了，这叫做“面对面”。如果要搞阶级斗争，就只好“背靠背”了。如果一个人没有面子，或者一个面子大，一个面子小，就不能面对，叫做“不对”。不对就是错过。对不上嘛，就错过去了。所以一个人要是事情做得不对，那就是有了过错，就要说“对不起”。“对不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面子太大，我的面子太小，我虽然很想“对”，可是我“对不起”。（笑声）那么这个接受赔礼道歉的人就要怎么说呢？“没关系。”没有关系，就不存在你对得起还是对不起的问题，没有“关联”和“维系”嘛！但是以前我们没有关系，现在我们两个已经说话了，那就说是我们都“对得起”，那就都“对”了。所以中国人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有一种特定的程序。比方说我们现在开学术讨论会，你讲了一通话。我明明是不同意的，但你讲完了以后，我要怎么说呢？我得说：“对对对！——不过……”（笑声）翻译成外文我想绝对成问题了。“对对对”就是“正确、正确、正确”嘛，怎么又有不同意见？意见不同就是“过”嘛，怎么又是“不过”？其实，这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存心不给你面子，和你“过不去”。因此不是“过”，而是“不过”。“不过”就是“对”，所以要先说“对对对”，但其实是“不对”。意见不同，却偏要说成是相同，这当然绕了好几个弯子。但是，他必须这样说。不这样说的话，他就造成一种很坏的气氛，这话就说不下去，那就真的“对不起”了。中国人在讲面子的时候，还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就是要把别人的面子说大一点，自己的面子说小一点，才能“对”，否则就“对不起”。中国人的很多称呼都含有这个意义。比方说“陛下”。“陛下”意思就是皇帝的面子太大了，我根本就对不起，我看都不敢看，只好看丹陛之下。“阁下”、“足下”，也是。你面子太大了，我不敢看，只好看你的台阁之下、你的脚下。低眉顺眼，“对不起”嘛！中国人和人打交道，为什么要把自己贬低一点，把面子的尺寸缩小一点呢？如果你不把自己贬低一点，那么原本“对得起”的，恐怕就真会“对不起”了。因为这叫“不知礼”。礼是什么？就是“让”，所以叫“礼让”。礼让才能“群”。其实你看中国人的礼节，差不多都有这样一种意义。比如鞠躬作揖。双手抱拳，表示关系早已确定，大家都是自己人。就像左手和右手，早就抱成了团儿，不必再分彼此。点头弯腰，则无非表示敬意。因为即便是“哥们”，也有大有小、有兄有弟。自己的头低一点，腰弯一点，也就抬高了对方。大家都礼貌，都谦让，也就能“群”。经过这样一番比较，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就是群体意识，就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处理人与物的关系。这是中国文化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搞清楚了这个，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很多问题，对中国人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没有什么现象是不可解释的了。（热烈掌声）在世界文明越发趋同的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既是对自己命运的选择，也是对国家方向的选择。而文化自觉的前提是先要了解中国文化，只有看透中国文化，才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一切大前提。为此，少数派文库诚挚推荐“读懂中国文化七书”套装。钱穆《中国文化丛谈》、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以及殷海光绝版许久新近复活的经典之作《中国文化的展望》。本套装博采众长，涵盖中国文化通识、本质、内核、精要、过去、现在与将来等方方面面。是一套认识中国文化的绝佳套装。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易中天：谁不撒谎谁倒霉易中天：流氓的五大特征易中天：重读经典的三个问题葛兆光：对中国文化的三大担忧王赓武：中国文化的三个弱项所谓的“国民劣根性”背后，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四大缺憾殷海光：近代中国文化的九大根基七部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经典

看家方为污仲尼秦晖：重审周期性“农民战争”的制度问题秦晖：与其说是时代局限性，不如说是制度的局限性

写吴思有点困难，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找到他的毛病，横看成岭侧成峰，怎么看都那么完美，完美的人不是不能写，而是写者自己觉得有点麻烦，找不到茬儿调侃。吴思是我见过的最聪明也最冷静的人，七八年上大学的时候，如果学的经济，那么今天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肯定有他一个，没办法，当年文学历史才是显学，挤不进来的，才选经济和法律。所以，吴思是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之后，做了报人，那点骨子里带来的经济之才，只好偶尔在炒股上一试身手，据说人家屡战屡胜，无论股市牛还是熊，总是胜多负少。一个著名书商跟我说，吴思有本炒股笔记，如果能出版，肯定卖疯了，可惜，无论如何诱惑，人家都不肯出，显然，吴思不想借这个出名。据说，吴思炒股，在家里被女儿批判过，说是发不义之财。作为职业报人的他，报告文学写的好，也是挖新闻的能手，在业内业外很有名气。但是，真正让吴思出了大名的，却不是的报告文学，而是历史著作。试问，当今的中国，三百六十行，哪行的人士不知道“潜规则”呢？这个吴思发明的概念，跟古汉语似的，既是名词，也是动词，说那里存在潜规则可以，说今天某某被潜规则了，也可以，能否变成形容词，估计可以一试。这个词，让某些官家的人很不高兴，因为自家那点把戏，都给吴思说破了。接下来的名词概念，血酬定律，官家主义，发明一个，火一个。做《读库》的老六，干脆称吴思是修辞学家，严格说，应该是流行名词创造的修词学家。吴思的大学同学，也是一个极度不无正业的家伙李亚平说，他和吴思的大学生涯，感觉没学什么东西，也许是属野狗的，非自己找食吃才舒服。因此，两位都酷爱历史，正史野史不挑不拣，剜到篮子里就是菜，爱到比历史专业的人，吃得还多。但吴思的历史著作，写出来却有经济学，尤其是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味道。我没查过吴思的阅读记录，但从结果来看，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他十有八九看过，无论科斯还是诺斯，都有涉猎，但是，他不是不喜欢，就是没有掉书袋的本事。因此，这些理论的形式，在他的书中找不到，但是交易、成本的精气神，却无处不在，书越写，这个味道就越是浓，连推理，计算，都来了。当然，这样写历史，尽管一出来就火遍海内，洛阳纸贵，但历史界却没法子接受。的确，按历史学的规矩，无论怎样通融，吴思的书，都没地方摆放。因此，不能说我们历史界中人小气，没肚量，关键是吴思太怪，没有规矩，人文社科领地到处跑马圈地，圈的地方太大，都赶上清朝初年的满族的皇亲国戚了。据吴思自己说，他也是个好玩之人，爱好多项体育运动，跟我同龄，身材却一级棒，至今走到哪儿都骑辆看起来很破个头儿也很雄伟的自行车，风雨无阻。一次上珠海做讲座，接待者是个美女，一见着我，就连说崇拜吴思，连思想带身材，夸了一路，最后问我能不能帮她问出吴思的联系方式——我强压嫉妒，成人之美，把吴思的联系方式拱手出卖，一点代价都没要。也不知道后来吴思去讲了没有，反正他一点口风都没露。喜欢运动的吴思，据说还下的一手好围棋，也好这口的我，其实特想跟他手谈一次，较量较量，但是，约了几次，大家都忙，一起爽约，到今天也没下成，因此，我可以吹牛，到今天我对吴思有保持不败的记录。其实，仅从平时论棋，我就有点打憷，这家伙，头脑太清楚，算路太精，真上手下，我肯定必败无疑，所以，还是约而不下，保持不败的好。吴思现在名头很响，人很忙，据说自己写东西的时间越来越少，为大家伙办事的时间越来越多。最近担子撂下来了，应该有时间了，希望他再接再厉，多发明几个名词出来，好让这个乏味的世界有一点味道。学者陈行之曾说：既读懂历史又读懂现实的人，才堪称思想者，吴思是中国最深刻的思想者之一。如果说黄仁宇的历史是把水烧到了80℃，吴思老师则把历史这盆水烧到了100℃。他是一位非常具有创见的历史写作家，因此他的书也被誉为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来最富创见的历史著作。◎全程高能，没有废话，精彩绝伦：无论是对历史潜规则的揭露，还对历史规律的深度解析，吴思的著作都没有半句废话，精简而到位。没有拐弯抹角，没有文人黑话，读者可直接领会主旨内涵，汲取吴老师几十年的思考精华。拨开层层迷雾，看清历史的本质与真相，花最少的时间和精力即可洞穿历史的内核。◎不为写历史而写，只为解决真问题：吴思老师本是一位半路出家研究历史的，所以，与那些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不是为了完成什么课题项目，纯粹是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不断困惑，不断收获一些喜悦。按照他的说法，是一不小心“陷进去”。◎在历史中，感受悲天悯人的力量：吴老师的书将尘封的历史复活，在历史人物命运及日常生活细节中，让读者感受一种独有的、来自历史本身的悲天悯人的巨大力量——这也正是历史本来应该具有的、但一直以来很少能有的力量。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吴思老师代表作品《潜规则》。读吴思老师的书，既看到知识，也能汲取智慧。先知书店深知本书价值，有幸邀请到吴思老师为书友亲笔签名+钤印，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高人揭露潜规则（全程高能，没有废话）吴思：我是怎么整出“潜规则”“血酬定律”这两个词的吴思：思想的创造力吴思：帝国崩塌，是皇帝的问题，还是官僚的责任？读历史不只是看到知识，更是得到智慧吴思：从晚清官场的一件小事，看潜规则的力量有多大既读懂历史又读懂现实的人，才堪称思想者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老百姓的那点伎俩不过如此”

历史学家高华（1954年5月-2011年12月26日）已经离开我们13年了。高华生前的最后一篇长文，是推荐我们阅读王鼎钧回忆录：“他的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王鼎钧的这个见证何其珍贵，又何其非凡，不仅普通读者闻所未闻，就连著名的近现代史学家也都震撼不已、称颂不已。他一点一滴地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在台湾，王鼎钧的名字家喻户晓，人称“鼎公”。鼎公已99岁高龄，人到晚年，耗尽17年，完成四册大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写尽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鼎公笔下的故事，对我们大陆人来说，有一种“陌生感”。而惟其如此，他的书才特别有价值，豆瓣评分高达9.3。抗战时期，王鼎钧先后在日军占领区，和抗战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成了国民党宪兵，看见了国民党最巅峰状态，后来沦为了解放军俘虏，在解放区生活；1949年后，他来到台湾。鼎公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难得的是，鼎公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的血泪控诉，而是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部书，简直是可遇不可求。我们当即决定加入版权竞争。同时，我承诺，尽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变。”这才有了这套书的大陆版。幸！陈丹青：最近天天读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好看极了，生怕读完。林达：王鼎钧是我最喜欢的中文作家，他的文字领我进入了另外一片天地。鼎公的四部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幸事。我在知道北京三联已经出了王鼎钧四本一套回忆录之后，我还是花更高的书费从台湾买了一套。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三联不可能出全本，一定有删节。直到纽约一个和鼎公熟悉的朋友告诉我，“三联版一字未删”，我半信半疑地，还是信了。席慕蓉：谁在告诉我们真话，谁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心理所受到的伤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钧这4本书。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问题，父母不能讲的场景，都在他的书里出来。亮轩：《昨天的云》，写他的童年和家乡。《怒目少年》，写他抗战逃难的初期。《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所见所闻，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绝伦，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共战争。我们都人云亦云了一辈子，读到王鼎钧才算打开我们的眼睛。《文学江湖》写他在台湾被特务折磨的经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书都扔了吧，好好读王鼎钧的回忆录，比什么书都有用。为此，诚挚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随着那一代人远去，类似的回忆录以后不可能再有，鼎公的这份记录是极为稀缺的。如果相信历史是有价值的，不妨读一读这位百岁老人的书，先人吃过的盐，走过的桥，对我们不无禆益。●最真实的历史：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这样的文字，别处看不到。●经典稀缺：大陆非常缺少这类完整记录中国现代史且文笔绝佳的作品，口碑极佳，多次断货下架，所剩无几。诚挚推荐你读读这套回忆录，如果你没读过，那你太幸运了，还有这么好的书待你享用。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王鼎钧：满纸荒唐见人心王鼎钧：关山难越，吾乡难忘王鼎钧！王鼎钧！王鼎钧：母亲的信仰王鼎钧：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去思”，他们办到了王鼎钧：我真佩服日本人的教育，教人至死不悟！王鼎钧：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你只知道半截王鼎钧：我来了，我看见了，我也说出来了！历史学家高华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到底说了什么？

认识秦晖，最先感到的震惊的是他读书的速度。在这方面，我一直以为我就相当厉害了，当年一本300页的小说，3个小时可以读完，但后来误入学界，读学术文章和著作，速度才慢了下来。可秦晖不一样，记得最早跟他打交道，呈上我一篇文章，大约有两万多字，人家拿在手里，把文章贴在眼镜上，拉来拉去，一会儿工夫，看完了。你还别怀疑他应付，因为随后人家能跟你谈的头头是道。好友家中的藏书，怎能放过？接下来更大的震惊，是他对地理的熟悉。后来渐渐熟了，当他得知我在黑龙江混过的时候，就问我，具体在哪儿?“八五一一农场”“哦，就是那个在密山、虎林和宝清三县交界的那个农场?”“啊，你去过?!”“没有，但我查过这个地方。”一次受邀去法国，还没踏上那个他老人家一次都没去的地方，接待人员就发现，原来他对那个地方，比自己还熟悉。秦晖说，他自幼喜欢看地图，赶巧，这个爱好我也有过，不过，没他爱的那样深，而且我的爱好，仅仅是纸上谈兵，真要是真的到了那个地方，全懵。但是秦晖不一样。记得一次在香港，晚上跟他一起打出租回住所，居然一路走来，到了哪儿他都知道。明明我的眼睛比他好，可是我看到的景物，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可人家秦晖却能一一说出地名来，害的我一股无名妒火中烧，最后连车钱都不想付了。秦晖口才好，一讲起来，滔滔不绝，让他讲一个半小时，他能讲3个半，谁邀请他演讲，都准赚不赔，这种便宜事，我就干过好几次。秦晖讲课，最大的特点是一个话题能讲上半天，第一、第二，第三，反过来，正过去。每个话题，都讲的特别明白，想要不听，根本没门，他那气势特足的大嗓门，跟农村里的大喇叭似的，把每个字顺着逻辑往里灌。我问过我的学生，他们很不争气，都说非常爱听。可是陕西电视台开坛节目的主持人跟我诉苦，谈话类节目不是讲课，话题要不断地变，可是无论她怎样打断秦晖的话题，另起一行，秦晖依然顽强地讲他的第一个话题的第二点，然后第三点，非讲透而后止。一次在香港中文大学，他和夫人金雁一起去的，两口子联袂登台，但这次不知道怎么搞的，他讲的不如夫人。机会来了，我等惟恐天下不乱之辈，一拥而上，大肆攻击，一时间竟然把个一向强悍的秦晖，打得晕头转向。可惜，这样过瘾的机会实在太少，跟秦晖辩论，是个磨难，像我这样的，如果不拉上一支胡传魁的队伍，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来助阵，根本没戏。看网上他和汪晖和温铁军两位重量级的大嘴辩论，以一敌二，居然也没落下风。余岂好辩乎，余不得已也。平时跟秦晖接触，发现他其实一点都不强悍，也不好辩，只要给他灌上两口酒——就两口，无论红、白、啤，立马让他没电，变得特别随和，特别温顺，说起话来格外中听，我真怀疑优秀如金雁者，是在他喝了酒之后给骗来的——未经证实。秦老爹又发现新目标（照片源于友朋会阅读与行走）秦晖眼神不好，但喜欢看，看书就不说了，那是他的生活，无论走到那里，名胜古迹，奇人遗事，必到必访，到哪儿都带架破相机，走哪儿拍哪儿，一点讲究都没有，轮起来就咔喳一下。据他自己说，一位名记者告诉他，多拍必有好片，拍就是了。现在的数码相机，也给了他这种胡拍以最大的可能性，反正拍上一万张，总能蒙上一张好的。秦晖还喜欢自拍，一次一起在云南弥勒的温泉洗澡，晚上黑乎乎的，洗完出来，突然发现此公不见了，一找，只见人家在一个角落里摆姿势自拍呢，一会儿正身，一会儿侧身。吴敬琏、资老、茅老、秦晖、张维迎等，潘石屹拍摄坐着的一排都已成为90后虽然在自己服务的学校很不受待见，到今天还不让他带博士，15、16年的资深教授，只评了个三级。但秦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不过，在我看来，他其实只是一个喜欢在海边拾贝的大男孩，一个记性好，兴趣广，什么都喜欢琢磨的顽童。社会海洋里各种五彩斑斓各式各样的贝壳，他都有兴趣去拣，如果他有机会的话，从不担心家里装不下。正如张鸣老师所说：“他（秦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刘瑜老师更是将秦晖先生比喻为“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七部作品（包括刚刚出版的《秦汉史讲义》），市面仅存，殊为不易。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秦晖：中国历史上有权者自己真正相信的是“法、术、势”，而要别人相信仁义道德秦晖：在秦以后的历史中，士大夫最痛恨的是什么人？秦晖：中国人切己的便是身家，远大的便是天下了秦晖：中国传统君权的千年悖论秦晖：五四运动反了个寂寞秦晖新书《秦汉史讲义》：中国文明的框架如何在秦汉被奠定秦晖：说一套做一套的历史根源秦晖：丧家不是贬夫子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的锥心之痛。不过，认真说来，痛，是后来的事。当时好像不怎么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个夏天，“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首席指挥官奕山，被钦命“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则优叙的优叙，升官的升官，补缺的补缺，换顶戴的换顶戴，正所谓“弹冠相庆，共沐天恩”。因为负责这次战役的奕山，在奏报“战功”的同时，还一口气保举了“有功之臣”共554人，几乎囊括广州所有官员！这可真是“胜利者的欢宴”！然而事实又如何呢？事实是，奕山和他的同僚，既打了败仗，又公然违旨。奕山的职衔，是“靖逆将军”。“靖逆将军”不是“抚远将军”。他只能“剿”（消灭英军），不能“抚”（停战言和）。道光皇帝给他下达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务使该夷片帆不返”。为此，皇帝下令调集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大军供其驱使，还慷慨地一次性拨款三百万两充作军费。这次战役的前敌指挥部也阵容强大：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奕山，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四川提督齐慎，原刑部尚书、现任两广总督祁贡，一共五位大员。道光皇帝决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见一斑。可惜事与愿违。“英夷”不但没有被“一鼓荡平”，清军反倒一败涂地；“夷酋”不但没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亲自出面谈判，而且开出的价码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驻扎在广州城外200里处。最后的结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开条件，还提前两天缴清了600万元的“使费”，总算是从英军的炮口下“赎”回了广州城。至于两国之间恢复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话下。停战是违旨的，谈判是违旨的，同意通商也是违旨的，赔款就更是丧权辱国，然而却获得了嘉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荒唐事体，又哪有这样的糊涂皇帝？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谎。就在广州城降旗高挂的5月26日，奕山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战功”，宣称击沉、焚毁英军轮船、兵船各1艘。6月4日，即停战协定达成9天、英军退离广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声称英军头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给他们这两项“恩典”，“英夷”们就“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其实所谓“商欠”，就是那600万元的“赎城费”，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通商则早是事实，奕山和先期到达的参赞大臣杨芳等人早就默许，不闻不问，只不过道光皇帝还蒙在鼓里而已。于是，这个冤大头皇帝便在上谕中“宽宏大量”地说，那些野蛮人（该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现在，天朝已略示薄惩，英夷又作礼乞恩，你们办事也不容易（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准通商赏还商欠吧！奕山一看谎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声称“英夷”听宣，感恩戴德，“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这个结果，虽然离“片帆不返”、“一鼓荡平”相去甚远，但“永不滋事”还是皇帝愿意听的，奕山等人岂有不加官进爵之理？同样，谎言既然如此有效，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又岂有不竞相撒谎之理？事实上，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很难找到完全不撒谎的清廷官员和将领。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也撒谎。杨芳官居从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战功赫赫的清代名将，然而一到广州就撒谎。而且，对英军作战毫无“果勇”之处，对皇帝撒谎却“果勇”得惊人。一只送照会的小船被手下发炮击回（纯属误会），竟被他夸张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的大胜仗。当然，杨芳的撒谎，和奕山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结果，最敢撒谎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撒谎水平次于奕山的杨芳“革职留任”（原因在于多少讲了点真话）；相对诚实的林则徐（基本不撒谎）和琦善（后来才撒谎）处分最重——林则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斩监候（死缓）。这可真是谁不撒谎谁倒霉。

作者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本文选自《猫眼看人：历史如何“反常识”》，杨念群

自从秦始皇改分封制为官僚制，悠悠两千年直到今天，官场是否有实质性改变？现代公务员考试，成功了叫上岸；古代考公是不是也这样让人激动不已？现代公务员升迁，双眼紧盯着的是GDP；古代公务员想升迁，必须盯住啥？很多公务员觉得工作量大、考核繁多；古代公务员是不是也满负荷工作制？有些人升官了却觉得惆怅，或者宁肯“平调”也不去升职，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如果我们对现实和过去多一些了解，就会发现，从古到今的官场，都没有变。考公一直是热门，政绩永远是升迁的“面子”，官场的规则永远繁杂，官员从古至今都是个高回报但也高危的职业。问题还是那些问题，解决的办法层出不穷，但真正奏效的没有几个。腐败、权力、治理、官商一体...人性与社会的种种不堪都在这里交汇。虽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但官场的事，即使外行在门口看一眼，里面的一幕幕也保管精彩。但既能经得住内行审视，又能满足外行好奇的作品，却很少。张程老师的两部描写古代官场的书《衙门口》+《顽固与脆弱》，就是一套能同时满足内外行胃口的绝佳选择。两本书通过古代官员的一生，以及53个衙门案例，将古代衙门和衙门里面的人、事都写活了。书中史例丰富，解读细致，故事生动有趣，人物活灵活现，行文中随处可见古今相似的影子，可以说是目前市面上把衙门里的大小事情抖落得最详细的，对很多衙门口内外的人来说，颇具指点迷津的功效，读起来大有益处。而这两本书并未止步于官场内部。表面谈官场，并且写尽了官员的一生——考试、上任、职责、薪酬、花销、退休、晚年，但同时也刻画出了官僚制度对社会风俗和文化的入骨影响，矛头直指两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桀、纣、厉、幽尽管臭名昭著，但都算不得专制，秦始皇起才算，道理显而易见：秦始皇拥有官僚制，官僚制以系统、精准、高效的方式，保障与落实了绝对权力。读完这些就会了解：官本位思想不灭，各种游戏规则将持续奏效。张程写书，轻松中鞭辟入里。他毕业于北大政治学，但身不在学术体系，自然没有学术语言。他言语犀利、逻辑严谨、思辨力极强，对各种史料均进行了独到的剖析，非常有助于理解各种奇葩规定、复杂案例。书中金句频出：“科举考场通向官场”“官衙的后门直通造假工厂的正门”“腐败就是政治的顽疾，像癌症一样无法根治”，张程对衙门现象总源头的分析十分精准：首先是权力垄断了社会资源，继而衍生出上上下下对权力的追求。“泛权力”是张程的首创概念，堪比吴思老师提出的“潜规则”。两千年来，普通百姓生活在各种权力编织的大网之中，如无相当智慧，焉能跳出牢笼。“泛权力”概念是洞察衙门玄机和猫腻的独门钥匙，想彻底了解古今官场的运作秘奥，这把钥匙非配一把不可。为此，诚挚推荐张程《衙门口：中国古代官场图鉴》《顽固与脆弱：古代历史上的泛权力》。我们有幸获得张程老师亲笔签名+钤印，数量有限。感兴趣的书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一本小书，看透两千年的官场与社会贪官天堂：外国人眼中的晚清中国吴思：从晚清官场的一件小事，看潜规则的力量有多大他的书，写尽了古人对官场的追捧和无奈他放弃进入官场，却写出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官场小说

鲁迅曾说，中国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谢天佑先生的《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一书，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呼应鲁迅先生，精彩地概括了几千年中国古代史的这一面向。◎

▲吴思先生来先知书店签名编者按：吴思先生是当代思想大家，他提出的“潜规则”“元规则”“血酬定律”“官家主义”等概念，是对中国历史特性的精准定位，已然是我们谈论历史问题绕不开的概念。吴思先生的《潜规则》此前一度断货，现少量到货重新上架，并有幸再度邀请到吴思先生为书友签名，此次还多加了钤印，非常值得珍藏。分享一篇介绍吴思先生的文章：从血酬定律、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到更早前的潜规则，过去几年，吴思借用、“杜撰”了一系列民间词汇，称呼那些他游历过的但未曾被正式命名的历史景观、人间对局。他创造了中国历史崭新的通读方式，对因果的冰冷揭示取代了对史料的温情叹谓。因对笔下世界深情、专注而来的自信，画完“弯腰下跪”后，吴思说：“我比黄仁宇看得透。”吴思确信，对于启蒙中的中国人而言，最具人文关怀的事，便是解释清楚现象，说清楚现象背后的规则，这是我们传统文化里最缺失的一课。潜规则是他杜撰出来的一个词。他还想过别的词，比如灰色规则、内部章程、非正式制度等，总觉得不如前者贴切。这个杜撰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来源于真实生活。在《中国农村报》做记者时，一封读者来信说，开封地区农业部门领导者大量批条子，把按计划分配的平价化肥批给自己的私人关系，私人关系再转手，牟取暴利。其实，这是后来司空见惯的“双轨制牟利”和“权力寻租”：政府压低价格，制造出一大块利益，这利益本属于民众，但被人运用权力把它拿走了。当时他大学毕业不久，见到此等丑事立即亢奋，急不可耐邀了两位同事下去调查。那些“条子”保存完好，像机关单位里的公文档案，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担心。外面视之为丑恶交易，内部人却安之若素，视为当然。采访结束时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种种冠冕堂皇的明文后面，实际上存在着不成文却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这次调查所得和阅读《万历十五年》时的体会，有了某种契合。该书他读过不下５遍。1986年初读时，只觉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他却理不清。找到“潜规则”这一观察角度，读史时开始留心那些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有了这段积累，再看《万历十五年》，便发现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的，正是这“潜规则”。黄仁宇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真实情景。但到底按照什么规则运行，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分析追究其形成机制。黄仁宇确实抓住了要害，却没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把水烧到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没到沸点。黄仁宇像一个故事高手，合情合理地讲出一个个令人吃惊的结局。海瑞一身正气、刻板教条，结果失败了；张居正算计深远、布置精巧、聪明过人、不择手段，最后也失败了，都是被人告倒的。按圣贤教导办事的倒了，不按圣贤教导办事的也倒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偶然还是必然？是特例还是通则？”余味撩人。他不愿意放下这模糊和不足，便把它们单独拎出来讨论，并且给这类可以总结出模式的现象起了名字。上世纪90年代，腐败成风。有个问题一直困扰他：明朝朱元璋反腐力度大，动辄杀头，杀人如麻，把皮剥了填上草，挂在大堂，警示贪官，为何腐败仍一塌糊涂，到后来惨不忍睹垮台了？他隐约感觉可以用内部章程或潜规则解释。揪着朱元璋时期的明朝仔细看了个究竟，潜规则渐渐清晰了，觉得可以写一篇文章。他跟人家瞎侃，说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人家一听，你写出来吧。他写了第一篇《当贪官的理由》，意犹未尽，又写了五六篇。那时他对历史读得深入，量越来越大，就进去了，欲罢不能，越来越往里看。在描述了造就潜规则的力量后，他继续追究隐藏在各种规则深处的规则，终于，他看到了决定规则的规则。让他感觉到心脏收缩的，正是“元规则”这个词。它一跳出来，他就感觉被击中了要害。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得来的酬报。元规则的概念提出更晚，也更深入：所有规则的建立，说到底都遵循一个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它非常残酷，又的确是真相。一针刺出，心脏收紧，先前的那些描述，就只能算是窥见了猎豹身上的斑斑点点，功力不足又急躁冒进。几年前拼凑出来的《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只能算是临时性的草图，少了论证，多的是文艺性猜想，随着对元规则的了解，草图全面更新。他逐渐养成习惯，对各种历史动机和因果做极其清晰的计算，包括物质和精神力量。他认为算明白之后，才能看清蒙蔽，看清什么说法成立，什么说法不成立。“等这些看清楚了，你再看历史，你会发现，你跟前的历史都跟庖丁解牛似的，目无完牛，全是关节，一刀下去，哗啦就开。”▲吴思先生他看历史上的那些清官、贪吏，不是简单的颂扬和鞭挞，他知道背后的关节在哪里，一刀下去，便多了些理解。“经历了那些磕磕绊绊、头破血流，在废墟中建立新的理解和框架，我就觉得扎扎实实，全都是在血肉中碰出来的。我刨一下就是一个坑，我可能算错三五镐，但你要说我多数错了，不可能，你算不过我。这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实际算法。”“潜规则”、“元规则”出来后，批评接踵而来：贪官污吏身上的脏水、污浊全被吴思的“潜规则”清洗了，见不得人的事有了自我安慰的借口，瞧，都是“潜规则”、“元规则”啊。“这一批评我认了，同一个东西，就看你怎么用了，但是还应该算算账。一方面，官场上有人拿来干坏事，另一方面，老百姓看清了真相，不会再被假象迷惑了。收支相抵，到底是正数还是负数呢？我觉得是正数。官场上那些勾当，你不说他也懂，早就无师自通了，就好像争夺猴王时心里的计算一样，很少有人能说明白，但是猴子都会算。老百姓则不然，他们离得远，官府显得莫测高深，你不说，他们就被蒙在鼓里，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明白过来。”学者陈行之曾说：既读懂历史又读懂现实的人，才堪称思想者，吴思是中国最深刻的思想者之一。如果说黄仁宇的历史是把水烧到了80℃，吴思老师则把历史这盆水烧到了100℃。他是一位非常具有创见的历史写作家，因此他的书也被誉为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来最富创见的历史著作。◎全程高能，没有废话，精彩绝伦：无论是对历史潜规则的揭露，还对历史规律的深度解析，吴思的著作都没有半句废话，精简而到位。没有拐弯抹角，没有文人黑话，读者可直接领会主旨内涵，汲取吴老师几十年的思考精华。拨开层层迷雾，看清历史的本质与真相，花最少的时间和精力即可洞穿历史的内核。◎不为写历史而写，只为解决真问题：吴思老师本是一位半路出家研究历史的，所以，与那些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不是为了完成什么课题项目，纯粹是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不断困惑，不断收获一些喜悦。按照他的说法，是一不小心“陷进去”。◎在历史中，感受悲天悯人的力量：吴老师的书将尘封的历史复活，在历史人物命运及日常生活细节中，让读者感受一种独有的、来自历史本身的悲天悯人的巨大力量——这也正是历史本来应该具有的、但一直以来很少能有的力量。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吴思老师代表作品《潜规则》。读吴思老师的书，既看到知识，也能汲取智慧。先知书店深知本书价值，有幸邀请到吴思老师为书友亲笔签名+钤印，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来源

在今天，很多人虽然活在现代，但在思想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古代人。比如，很多人看见space

▲因教义冲突，引发的尼西亚公会议究竟该怎样对待固有的传统？一直是历史上的一个永恒话题。在中国，贯穿千年的儒法之争，本质上就是儒家要师古，法家要师今；在欧洲，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的百年之争，本质上就是保守主义要捍卫传统，进步主义相信未来；在今天，民主党与共和党、左派与右派的很多争论，其关注点，其实也在是否尊重基督教千年传统。事实上，大部分的争论往往是名词之争，鸡同鸭讲、风马牛不相及。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对传统其实存在着四大错误认知。当我们说起“传统”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再说什么。

选自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

鸦片战争的终止之日，当然就是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两国代表签订《南京条约》之日。至于起始之日为何日，则不易定。因为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第二个原由是彼时中、英两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中国当初的目的全在禁烟。宣宗屡次的上谕明言不可轻启边衅。在道光十八年各省疆吏复议黄爵滋严禁鸦片的奏折之时，激烈派与和缓派同等的无一人预料禁烟会引起战争。不过激烈派以为，倘因达到禁烟目的而必须用兵以迫外夷顺服则亦所不惜。在英国方面，自从律劳卑（Lord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文明的走向？有人说是地理环境，如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认为动植物的多样性和地形走向，导致了前现代的欧亚大陆比美洲、非洲要繁荣；有人说是经济，如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有人说是制度，如诺斯发现私有产权对经济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还有人说是科技、人种等等，不一而足。随着对历史社会的认知研究越发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文化才是关键所在。不过，正如亨廷顿所言，文化牵涉到定义问题，又难以定量，常和其他要素牵连在一起。因此，一般人总是将文化与制度、经济、科技等并行来看，并没有意识到其特殊性。为此，我们从亨廷顿《文化的重要作用》，以及研究中国文化的里程碑之作——殷海光先生绝版许久、新近复活的经典之作《中国文化的展望》等六本书中，梳理出文化的四大价值，既可以澄清我们对文化的诸多误解，也可找到洞察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新视角。▲古埃及文明，金字塔卢克索神▌价值一：文化是人的本质人是什么？有人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也有人说，人是语言的动物、政治的动物、社会的动物，不一而足。但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一书中却独辟蹊径地认为，人是符号或者说文化的动物。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活在纯粹的自然环境中，只有生理欲望，没有共同符号组成的文化与价值需求。而人，除了生活在自然环境之外，更重要的是，还通过宗教、语言、科学、历史等语言符号，创造了第二个自然——文化世界。这才是人的根本。正是在这个第二自然中，人类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从而不再受制于纯粹自然环境束缚，造就了社会与文明。从基因上讲，人和人没有本质的不同。是文化的不同，才让中国人、西方人、印度人有了质的区别，也才诞生了不同的文明。▲人类最早的语言符号，楔形文字▌价值二：文化是制度之母在文明兴衰的讨论中，文化决定论VS制度决定论，是一个长期的争论。经济学家一般都比较看重制度的作用。但亨廷顿在《文化的重要作用

百年之后回望，晚清在政治改革上的图谋和努力，不容忽视。清末，朝廷逐渐放弃专制，实施新政，意图建立君主立宪。这些努力让中国渐有现代国家的形态。不过，皇族保守势力的顽固断送了政改，并被革命党人发起的辛亥革命所摧毁。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里一场规模不大的军队哗变引起天翻地覆的巨变，不仅一个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王朝走进了历史，而且顺带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一并终结。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我们对晚清的历史已有许多不一样的看法。我们不再认为晚清就是一味腐败、一味卖国，晚清政府其实在政治变革上做了不少努力，君主立宪经过十几年发展即将成功，何以到最后关头功亏一篑呢？一个还算具有活力的大清帝国何以在一夜之间顷刻瓦解呢？▌清廷的觉醒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不由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由外部引发，是西方工业革命和大航路开辟之后的必然后果。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中国没有在第一时间追踪西方工业革命、实现社会转型，待到1840年被英国打败而走上近代化道路。这无论如何都具有一种被动的感觉或者不太舒服的别扭，所以清廷在那之后半个多世纪里，虽然要学西方，但在内容上却有很大保留，并不愿意像稍后的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将中国变成一个彻底的近代国家。中国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不小实效。到1891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到太平天国和几次外部战争破坏之前的水准，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很大比例。更重要的是，由于洋务新政的主旨是富国强兵，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乎超越了一个时代，跨越先前比较原始的冷兵器时代，构建了一支比较现代的新型军队，尤其是北洋海军，公认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足见“中体西用”在推动发展上不能说毫无功效。问题在于，洋务新政30年的发展是畸形的，经不起考验。1894年那场局部战争不仅使30年倾国之力创办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而且在精神层面摧毁了中国知识阶层先前的自信或者说自负。▲甲午战争中的日本舰队甲午战争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和政治精英知耻而后勇，转身向东，向先前的敌人学习，启动了一场必将改变中国面貌的维新运动。所谓维新，其实就是期望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一些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不再固守先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本位主义思想。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觉醒，也是清廷统治者实事求是的深刻反省。然而，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既有传统与现代的纠葛，又有种族之间的貌合神离，再加上其他种种内外的复杂因素，中国在1898年秋天发生了政治大逆转。第二年另立大阿哥，引爆政治高层的派系冲突。保守的政治势力为了私利，竟然煽动民粹主义，鼓动义和拳弟兄用血肉之躯去挑战列强的真枪实弹，终于引发列强军事干预，最后以《辛丑条约》的耻辱而收场。▲《辛丑条约》签字现场《辛丑条约》确实包含有巨额战争赔款，但这个条约最重要的共识是要保全中国的主权完整，我们过去说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列强还要求清廷必须按照近代国家的标准进行政治革新，要引导国民的世界意识，不得煽动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清廷在1901年开始的所谓新政，其实就是庚子国变之后的大彻大悟，也是国际环境变化的产物。▌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新政改革具有多方面内容，也就只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新教育体系从上到下建构起来，盛行千年而越来越不合乎现实需要的科举制度波澜不惊地被终结；中国参照东西洋立宪各国重建了司法体系，行政官千百年来随意断案的习惯终于被专业的独立司法机构所取代；近代警察体系创建了，城市管理的雏形也出现了。特别重要的是，随着政治变革的进程，政府的职能权限逐渐收缩，社会越来越大，自治的民间组织逐渐主导了社会发展方向。凡此，都是1901年新政所带来的新气象。新政带给中国许多新的东西，但到了1903年，新政的未来究竟怎样，其实又失去了方向。许多人将先前的发展看作是过去皇权专制主义的延续，以为凭借皇权专制主义才能更有效地组织社会动员，更合理地配置国家资源。这显然不对。根据梁启超1901年的介绍，中国人那个时候就知道在世界上至少存在着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三种政治架构。民主立宪不必说了，在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这两者之间，许多中国人其实是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以为中国的方向就是日本，就是通过政治架构的改造，为至上皇权配置两个重要助手，一个是拥有一定权限的责任政府，另一个就是能够凝聚民意的议会。对于君主立宪的构想，清廷在初期不积极不反对，但内心深处无疑倾向于专制皇权，不太满意于有一个责任政府，有一个民选议会。然而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一个立宪的小日本战胜一个不立宪的大俄国。这当然使朝廷惊醒，特别是这个小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战胜中国和俄国这两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从深层分析，其政治架构其立宪体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见贤思齐是中国古代圣贤的教诲。在家天下的时代，统治者无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更强大，在国际上更能受人尊重。所以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刺激后，在东三省治权从俄国人那里转到日本人手里之后，朝野上下很受刺激，于是有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五大臣出洋考察这些皇亲国戚通过对东西洋立宪各国政治架构与实践的考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君主立宪无碍于皇权，反而有利于皇权永固，有利于消弭革命，有利于抵御外患。君主立宪既然有这样多的好处，又是皇亲国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到了1906年秋，清廷郑重宣布争取用九年时间走完日本二十几年走过的路，将君主专制改造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